目前中国几大政治派别演变的大致脉络及其阶级本质
蓬嵩蒿
目前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杂乱无章，如果不论青红皂白地说起来，我们仿佛又回到上古时期百家争鸣时代。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仔细谛听一下各家发出的声音就会发现，这种争鸣的意义远不如上古时代那场争鸣更伟大，更气势磅礴。因为剥去那些流光溢彩的外衣和光明堂皇的词句，各种思想暴露出的阶级本质，无一离外地是有产者及其帮工和仆役们同台演出的一出出旧双簧而已。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们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自代表自己所处的阶级来回答社会提出的问题，发出几声婉转的莺啼，放出几声乖戾的犬吠，或干脆撕下伪装发出野狼般的嚎叫，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奇怪的是，不管是西装革履的假洋鬼子或者穿着长袍马褂的孔子门生，都热衷拿 “工农群众”、“人民”、“民族”、“国家”或者“民主”、“自由”等漂亮的词句，就像酒行瓦肆中高声叫卖的商贩，用动听的嗓门和婉转的腔调招引顾客那样，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说教装点门面，以此炫耀自己的“爱国爱民情结”。乍听起来，好像他们确实是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者，确实是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的代言人。果真如此吗？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经深刻地论述道：“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为了辨别真假，澄清孰是孰非，我们有必要用马列毛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等观点，对目前中国各种政治派别的形成、发展等演变的大致脉络以及各种思想流派的阶级立场与本质进行一下简单分析，以便更好地帮助那些没有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与是非辨别能力的年轻工友、青年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者分清谁是自己真正的朋友，谁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更好地帮助年轻工友、青年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者进一步认清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敌人。
上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致脉络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华汪李叶等人通过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篡夺了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此彻底打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闸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走资派邓小平的主持下，通过军事政变而取得合法地位的华汪叛徒集团与走资派联合召开了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重要的反革命会议上，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纲领和路线，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特色党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观点炮制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进一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特色党和特色政府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里掀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狂潮。在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复辟资本主义纲领的诱导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便如洪水猛兽一般在全国各地泛滥起来。
在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以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为依据，由于思想认识、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不同，最后形成两大政治派别。一个是以胡耀邦、邓力群等人为前台、以走资派邓小平为主谋的“标准派”，与另一个以胡乔木等人为前台，以华汪叛徒集团为后盾的“凡是派”之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论战。在两大政治派别的论战中，由于大部分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在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被叛徒华汪叶李政权用暴力手段血腥镇压下去，更由于当时中国同情、支持走资派的多数“党政干部”精通党内路线斗争，同时，赞成、同情和支持走资派的人又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没有改造好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通过掀起“真理标准”的讨论首先抢占了社会和媒体舆论的制高点，因此，这帮擅于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的投机分子便迅速击溃了叛徒集团华汪等人组成的“凡是派”。接着，“标准派”背靠邓小平和叶剑英的势力乘胜追击，迅速控制了中国所有舆论工具。败下阵的“凡是派”缴械后纷纷投靠走资派，“标准派”终于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里实现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因为“标准派”这个政治派别是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大的受益者，而且他们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顽固坚持伪“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和路线，顽固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定的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唯心史观，歪曲、篡改直至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无产阶级大民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金草等同志把这个最大最反动最独裁的政治派别称之为“三中全会派”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政治派别最初主要包括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背叛无产阶级、投靠走资派的华汪叶李集团以及紧跟华汪叶李邓集团的毛泽东时代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各级政府中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与《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积极宣传者与拥护者。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和激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三中全会派”内部由于各自的社会地位、政治观点、经济利益和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不同，逐步分化瓦解并形成了一系列表象不同，旗帜和口号不同，但其思想属性和阶级本质完全相同的政治派别。其中主要有由走资派蜕变而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极、民运派、买办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既所谓的“老左派”和在“老左派”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者——既所谓的“新左派”等。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和尖锐的背景下，在各个政治派别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狗咬狗的争夺和斗争中又产生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副产品——民间组织，既法轮功。
另外，还有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派别，既托派。
在目前的中国，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不仅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系统的纲领路线，又是主导全部资本主义复辟历史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执政者，追随托派的人数又少，而民运派又远在海外，所以，影响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和前进方向的主要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既所谓的“老左派”和在“老左派”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者——既所谓的“新左派”。
1、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毛泽东时代的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蛹变而成的。这个政治派别自华汪政变主政中南海那一天起，三十多年来一直全面主导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和发展方向。尤其是华汪政权把走资派邓小平请上台后，通过召开伪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大踏步地向资本主义道路迈进。他们在政治上打着“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把毛泽东同志没有办好的事办好”等的旗号，彻底否定阶级与阶级斗争，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姓社姓资不争论，歪曲中国革命历史，粉饰现实，捏造谎言欺骗工农群众，挥霍并丑化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遗产。
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坚持唯心主义哲学，始终把“黑猫白猫”的唯心主义实用哲学作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指导思想；推行上尊下卑的封建等级观念，倡导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腐朽的儒家思想，甚至从小学开始，强行灌输封建文化和社会道德，力图从思想和精神等方面欺骗和奴役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在政权和组织形式上，血腥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残酷镇压工农群众的反抗，并通过平反“冤假错案”、释放被无产阶级革命镇压的地富反坏右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狂热分子、把二百余万用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的正规军转化为武装警察等手段，不断扩大和巩固其统治的阶级基础，强化法西斯专政。在经济方面，以改革开放为幌子，肆无忌惮地瓜分、掠夺甚至抢劫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亿万的财富，并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步步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使毛泽东时代的的国营企业变为资本主义垄断企业；他们垄断了石油、交通、金融、信息、文化传播等等，并以此加强、巩固和扩大其经济基础。在军事和外交上，他们一方面投降帝国主义，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信条，为本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国内的发展谋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打手，并与帝国主义勾结，通过参与帝国主义组织的“反恐”和“维和”等卑劣手段共同欺负、压迫、剥削、奴役和掠夺亚非拉和中东等国家和人民。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形成，就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和买办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场中越战争，就是他们投降美帝国主义的“投名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讲道德，更没有丝毫的信用可言，他们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反动、最无耻、最腐朽的一股政治势力。
由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又有完整、系统的纲领和路线，同时又能独立行使行政、司法和外交职权的政治派别，一开始就占据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导地位并以执掌全国政权地位号令诸侯。但是，尽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发起者和“改革开放”等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更是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最大有受益者，但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河蟹帝国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已经远不能用“三中全会派”这一概念来简单地表述了。因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仅主导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全部历史和发展方向，而且某些政策已经远远突破了伪“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框架。官僚资产阶级极右派势力不仅在要求本阶级完成政治、经济模式的改革，实施“宪政民主”等方面已经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渴望，而且还在要求按照美国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模式改造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他们歇斯底里的疯狂。他们认为，中国只有实施“宪政”和“民主选举”，推行“三权鼎力”的监督管理框架，才能解决官场腐败，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因此，这个政治集团自华汪叶李等人勾结并发动军事政变开始，到邓胡赵江集团乃至目前执政的胡温氏政权，这个政治派别的指导思想、路线和对内对外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前赴后继，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这个擅于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编造政治谎言欺骗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政治集团，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和最主要、最凶恶、最残忍、最阴险、最狡猾、最顽固、同时也是最强大的敌人，而且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一样，是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
2、“民运派”——邓氏“黑猫白猫论”的畸形儿
所谓“民运派”，就是通过发起民主运动，极力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由此成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始祖。这是二号走资派邓小平最后一次登上政治舞台后第二次否定阶级斗争的特别产物，是邓氏的特色党用“黑猫白猫”理论哺育出来的现代畸形儿。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断激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内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对外屈膝投降，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卖国际无产阶级和同志的法西斯行为，不仅遭到了中国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强烈反抗，而且也遭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一些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反抗。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并且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或“有志青年”，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完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利用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不得人心和底层工农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积极呼吁民主、自由、人权、博爱，贩卖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文化垃圾，极力鼓吹私有制、鼓吹思想多元化。其主要代表作品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和播放的电教片《河殇》和《让世界充满爱》等歌曲。这种思潮实质上就是希望引进西方蓝色文明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黄色文明，并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方厉之、刘宾雁、王若望和包彤等人。
这些激进右翼分子大都是走资派邓小平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复辟资本主义纲领和《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狂热支持和拥护者，是“邓氏特产”“白猫黑猫论”的推崇者。他们甚至公开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因为他们觊觎国家政权，假借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反抗资本主义复辟的情绪反对特色当局的专制制度和残暴统治。因此，当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反抗资本主义复辟的群众运动被走资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判徒联合绞杀并血腥镇压后，少数思想激进的右翼骨干分子就被特色党和特色政府放逐到海外。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民运派”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特色党和特色政府，不过是穿着西装革履的“假洋鬼子”和长袍马褂的中国大清皇帝。
“民运派”的无耻不仅在于他们不遗余力地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贩卖资产阶级各种文化垃圾，而且这些人一到海外就投靠帝国主义，同时又与留在国内，后来堕落为洋奴买办的邪恶势力勾结，成为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既勾结又斗争的工具。“民运派”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在国外的势力和代表。从其思想渊源、阶级立场和政治主张的实质来说，“民运派”和官僚资产阶级完全是一丘之貉。区别就在于官僚资产阶级当权，用哄瞒和欺骗的手段一步步把中国改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民运派”则远在庙堂之外，大多数漂泊异国他乡。因而，他们能够撕下蒙在脸上的虚伪面纱，赤裸裸地反对特色党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旗号和招牌欺骗国人，用法西斯专制手段加强和巩固统治；能够赤裸裸地呼吁资本主义并按照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对于“民运派”的攻击，尽管官僚资产阶级执政当局鞭长莫及，但是仍然受到当局情报机关的海外组织严密监控，因而，“民运派”的发展极其缓慢，至今人数寥寥无几。
“民运派”虽然势力微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走势影响不大，但是，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一样推崇资本主义，拥护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是中国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死敌。
3、买办资产阶级——中国最大的“变色龙”
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是与民运派同宗同源的。买办资产阶级与其他几个政治派别一样，都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上世纪八十年代未，当“民运派”的骨干分子被特色党和特色政府驱逐到海外后，留在国内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熟悉中国“党内斗争”而且更擅于投机钻营的资产阶级骨干分子，比如厉以宁、张维迎、马立诚、杜导正等人，这些这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已经把两面派手法玩得精湛娴熟的无耻之徒，在反抗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被特色党血腥镇压后，便偃旗息鼓，再一次用保护色把自己的投机面目伪装起来。正如他们无数次希望的结果那样再次如愿以偿，随后不久，便被特色党和特色政府重新启用并委以重任。这些寡廉鲜耻的家伙一个个被推荐到中央政府重要经济职能部门或各高等学府担任要职，成为特色党和伪中央政府智囊团的主要人物。他们向特色党提供各种经济改革方案，主持经济改革与对外政策的起草和制订；同时，利用其职权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与地方官僚党棍们勾结并结成生死同盟，共同鲸吞、掠夺和抢劫毛泽东时代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他们沆瀣一气，贪污受贿、出卖国家经济情报和技术情报，为国际垄断资本剥削压榨中国工人阶级提供极其优质的服务，由此堕落为洋奴和国际资本的买办。
买办资产阶级是伴随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经济体制改革而诞生的，是中国最大的投机分子和“变色龙”。他们见风使舵，看碟下菜，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因此它对官僚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其思维方式已经远远走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前面，因而，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一股极右势力。被“泛左”们称之为新“西山会议派”并提出“08宪章”的都这些人。买办资产阶级不仅是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而且经常为中国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推波助澜。买办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政治影响力却非常巨大和恶劣，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工农群众与广大劳动者的另一个死敌。
4、“老左派”——现代修正主义者
所谓“老左派”，就是由毛泽东时代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演变而来的一些既无耻又恶毒的政治投机分子，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这个无耻的派别，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有过科学而深刻的论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这个自始至终都顽固坚持和拥护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等复辟资本主义纲领和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并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做出了不可抹灭贡献的政治派别，在历史上曾经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利益，并与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联合，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而，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劳动者的深恶痛绝和唾骂。这些混进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在与走资派联合剿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后，以“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者”自居，煞有介事地把走资派邓小平为欺骗工农群众，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而制定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当做法宝和大棒，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做“极左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和打击，诬蔑、诅咒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文革余蘖”。然而，正当这帮血债累累的无耻之徒打着如意算盘准备与走资派“共渡蜜月”的时候，由于思维方式和坚持的信条与走资派格格不入，阻碍了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和进程，最终被他们的“合伙”人既由走资派蛹变而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脚踢开并逐步边缘化。“中顾委”的成立正是以走资派邓小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强奸了“老左派”后甩给他们的“一纸休书”，也是“老左派”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卖无产阶级利益最完美的结局。按照改良主义的吹鼓手张宏良大师的话讲，这是一个“先是接受招安投降右派，然后去打方蜡围剿左派，杀尽方蜡农民起义军并清除完左派后，又被高俅陷害遭右派抛弃”的一个政治派别。
修正主义者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质上则极力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老左派”们集中外新老修正主义者之大成，他们不仅完全继承了中外老修正主义者的全部衣钵，无耻地出卖党和工农群众的利益，而且还把间接的背叛付诸直接的行动，利用自己窃取的党和国家权力联合走资派一起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共同导演的那场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所谓“世纪大审判”就是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确凿罪证。
然而，这帮做了婊子还要为自己立贞节牌坊的家伙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休回老家”后依然不甘冷落和寂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逐步确立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他们一再帮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向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灌输“补课论”，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寻找理论依据；当资本家的贪婪导致火灾和矿难在共和国广袤的大地上接连不断地发生和蔓延，“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受到国人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质疑时，这些无耻的家伙们又提出什么“补台论”、“补天论”；面对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日益沦丧，面对日益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些自称“老革命”、“老干部”的投机分子，始终不承认这一切完全是他们背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恶果，始终不承认是他们与走资派共同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勾结并帮助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恶果，更不承认目前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的历史事实，而是把责任完全推到几个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民运派”身上。这帮无耻的家伙们至今依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其成就是不可抹灭的，那种模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目前出现的问题主要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的中央政府受到“资产阶级自由他思潮”的影响，“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造成的。在他们看来，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社会道德的沦丧、价值观的倾颓都是因为洋奴和买办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唆使特色党偏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走修正主义道路造成的。
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和激化，工农群众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也愈来愈激烈，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出现了劳动群众大规模的反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扮演现代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无耻角色们还依然强调，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努力避免社会大的震动；目前“左派”的主要任务就是依靠“党内路线斗争”促进上层“左转”的渐进式策略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当执政的特色党为了稳定反抗者的情绪稍微表示一下廉价的同情，这些自诩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就感激涕零，甚至欢腾雀跃地山呼万岁。随后“左转”的呼声便响彻云霄！当这此心存幻想的无耻之尤一次次高喊“左转”一次次让工农群众失望，甚至从早到晚渴望“左转”又回天无术时，就搞出诸如“可以与修正主义联合论”、“与官僚资产阶级也可以团结论”、“中国还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复辟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论”、“反右防左论”、“新自由主义是主要危险论”、“反对颜色革命论”、“革命遥遥无期论”、“重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等一系列啼笑皆非的“理论”。
这些现代修正主义者们虽然口中高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拥护毛泽东时代的某些纲领和政策，表面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承认资本主义复辟的某些事实，但是，他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和历史，而是用唯心史观看待建国以来的历史和现实。认为应当调整中国的战略，要学会驾驭资产阶级，先搞一段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以后再搞社会主义。他们自始至终都认为“改革开放”是有巨大成绩的，“党内还有一部分正义的力量”。甚至还有些人直接为邓小平开脱说，他的主观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因而，他们不仅对曾经诱奸他们的嫖客和赌棍怀抱幻想，日夜妄想嫖客和奸夫回心转意。甚至有些人还恬不知耻地把特色党看成自己的同胞兄弟，而自己则以特色党内的“社改派”自诩，期望通过“党内路线斗争”促使执政的特色党惩办卖国贼，赶走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这样便能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比如自诩为“社改派”的甄卫国在他的《09建言》中就曾反复地论述过这个政治派别的这种无耻论调。
这帮无耻之徒编造出这些荒唐可笑的谬论，千方百计地维护现存的体制，不遗余力地帮助特色党和特色政府化解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情绪，竭力阻挠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彻底批判与工农群众的反抗，企图通过上层的“路线斗争”回归“社会主义道路”，直到现在依然还在声嘶力竭地咒骂无产阶级革命为“极左分子”、“文革余蘖”，依然还在呼吁维护“和谐稳定”的卑劣行为，正是因为他们与走资派共同主导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历史。凡此种种，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一览无余地暴露出他们甘心情愿地充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和鹰犬的丑恶嘴脸。一句话说穿了，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罢了。他们非常明白，自己身负血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势必会与他们清算那笔血债。因而，他们不仅害怕革命，反对革命，并以保持稳定为借口诅咒革命。这就是那帮积极配合特色党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老革命”、“老干部”寡廉鲜耻地自诩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者”的真面目。
这些曾经一度风光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弟子们，是中国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另一个刽子手！因而，他们总是为早就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特色党辩护，把特色党定义为“修正主义者”，而把自己装扮成“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正统代表者”。他们希望通过“党内路线斗争回归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和动机，具体而微地昭示了他们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血亲”关系。尽管一些没有血债的极少数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转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但其绝大多数是不会与官僚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因而，那些希望与他们团结的人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是与虎谋皮。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的故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政治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胡乔木、邓立群、陈云、李先念、杨白冰等等，目前活依然活跃着的是刘国光、马宾、郑天翔、张全景、巩献田、李成瑞、孙冶方、顾准、刘日新等人。
“老左派”与官僚资产阶级亦即特色党的斗争，实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内部这一派与那一派争夺政治利益和政治资源的斗争，是按照什么模式改造中国，更确切地说是走什么样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由于身负“血债”的“老左派”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老左派”的社会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官僚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可能从“旧营垒里杀出一条血路来”，更不可能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出于社会地位和阶级立场考虑，这些恬不知耻地自诩为“社改派”的政治投机家们，必然要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诬蔑为“极左分子”或者“文革余孽”。这是毫不奇怪的。因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在重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他们必然会再次与官僚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充当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鹰犬和打手，共同反对、阻挠甚至竭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从而扼杀中国革命。尽管“老左派”中的大部分人早已成为明日黄花，甚至很多人已经形将就木，但是，他们的政治势力依然存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无耻透顶的“老左派”们就通过窃取的教育、思想文化资源笼络了很大一部分青年人和狂热的追随者，影响力和传播的各种流毒至今难以肃清。因而，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这些人仍然是一股不可小瞿的力量。除了被他们欺骗和笼络的追随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条件下，极少数人有可能在血与火的阶级斗争中与官僚资产阶级和自己的罪恶历史彻底决裂并反戈一击外，他们中的基干部分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最主要、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
5、新左派——民族主义和民萃主义者
在“老左派”进一步老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全面完成而成为历史垃圾时候，在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们深感自己时日不多，夕阳不再，倍加珍惜自己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资源，因而希望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也只能是水中捞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些投机家们在岌岌可危中不得不凭借自己控制的政治、教育、文化和人事等资源，在思想较为激进的中青年当中物色、寻找并竭力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以期传承其思想和文化。然而，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引导下，许多人宁愿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赞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也不愿接受他们的祖辈“施舍”给自己的那些早已被“老左”们修正得体无完肤的马克思主义。因而，这些青年人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萃主义的熏陶下，一步步成长为“民运派”的基本群众。只有“老左派”的个别子女、门生和很少一部分没有根底的青年接受了被他们的祖辈父辈篡改和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未开始，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激化，一部分“老左派”的子女和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高等学府、或者游学海外并逐步脱颖而出的年青人，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某些虚幻的繁荣景象所迷惑，对本国和本民族经济落后，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官场贪污腐败，全国各地倒买倒卖成灾、投机倒把盛行、洋奴买办卖国、财富过分集中、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现实日益不满，对走资派主导的改革开放产生了质疑。他们渴望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整饬和规范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通过自立、自强实现民族富强的愿望。
到上世纪未，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火灾、矿难频繁，血汗工厂开始吃人，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尤其是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激化，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地暴发反抗资本主义复辟的群众运动，这些被“老左派”们誉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青年人突破“老左派”向他们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进一步发展了“老左派”的民族主义和民萃主义的唯心史观，竭力鼓吹民族主义和民萃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来自马克思主义存着严重的理论缺限，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既“新左派”。
“新左派”的兴起和诞生，标志着“老左派”们已经日暮途穷,已经彻底坠入现代修正主义的泥坑。
新左派”以发展和传承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经济为已任，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希望用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来约束资产阶级私欲的无限鼓胀。但是，他们却与官僚资产阶级一样，在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坐在风吹不进，日晒不着的象牙塔内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卷，仅凭揣测和臆想论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这样研究和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他们否定马列主义的科学性和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割裂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进一步模糊阶级界限，淡化阶级斗争。“新左派”也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二者的矛盾运动，但是，却形而上学地看待二都的关系，甚至提出“技术决定论”等一系列荒谬的虚假命题，否定人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和作用。在对待中国革命历史的态度上，“新左派”表面上赞成上世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丰功伟绩，拥护并褒扬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却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观点看待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他们口头上推崇毛泽东，甚至还把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作民族英雄。而实质上则是与河蟹当局一样，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精髓，把毛泽东思想宗教化、偶像化、无害化，从而在根本上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新左派”基本是由三十至五十岁左右的年青知识分子组成，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鼓吹改良主义的知名人物，比如韩德强、张宏良、左大培、张文木、崔之元，宋鸿兵、杨帆、甘阳、黄纪苏、王小强、王小东、祝东力等人和一些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以及人数众多的追随者。按照改良主义分子张宏良的分析，这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源自于他们的历史前身”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成的“新左派”，“目前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海外归来的学者，他们受过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种西方学科的严格训练………始终在阵前搏杀的主要是这一部分新左派。另一部分是潜心磨剑30年的本土派……”
由“新左派”队伍的组成成份以及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真实的阶级立场。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论述，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必然要依附于统治阶级才能生存。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工农群众，并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脱胎换骨。否则，他们只能沦为奴役劳动群众，并替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由于“新左派”和“老左派”一样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准确地说背离工农群众，背离马克思主义甚至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唯心史观看待中国历史和现实，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看清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更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和途径。因而，他们只能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附庸，最终为官僚资产阶级麻痹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意志服务。
由于思想主张的侧重点和对现实与历史的认识不同，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新左派”又分为“温和派”与“少壮派”。
“温和派”，也可以称之为“鸽派”。以韩德强、张宏良、左大培、张文木、崔之元，宋鸿兵、杨帆、甘阳以及最年青的女县长助理（兴许目前“助理”二字已经取消了）何慧丽等人为代表。“温和派”虽然语言激昂澎湃，但其思维方式则比较温和平静，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政治。他们一方面鼓吹发展民族经济，传承民族文化等民族主义，并广泛组建民间“合作社”以解决“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则希望在原有的经济基础上改革上层建筑，逐步由“资改派”主导的“改革开放”回归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这种论调完全与朽木一样的“老左派”一样，根本不承认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里全面复辟的客观事实，甚至把中国目前的一切问题归结为几个洋奴和买办和卖国贼，归结为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掠夺上。在他们看来，只要把洋奴买办和卖国贼斩尽杀绝，把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赶出中国，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就能在二十一纪实现中华民族崛起了。实质上，这完全是为了帮助特色党和特色政府转移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斗争矛头，是对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愚弄、麻痹和欺骗。其目的就是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人是官僚资产阶级麻痹人民群众斗志，维护河蟹稳定的基石。尽管其中一小部分以及被他们蒙蔽的青年，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转化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对象，但是，其中一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如张宏良之流则已经完全沦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和敌人。
“少壮派”，也可以称之为“鹰派”。与“鸽派”一样，都是相对而言的。“少壮派”以黄纪苏、王小强、王小东、祝东力、杨芳洲等人为代表。除了与“鸽派”一样，在振兴民族经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幌子下，竭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他们既反对目前社会各种腐败和腐朽现象，又竭力反对洋奴和买办的卖国，更反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撰写《中国不高举》一书的作者黄纪苏、王小强、王小东、祝东力等人甚至主张“中国要有大目标”、“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这些人甚至主张中国应当像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那样“持剑经商”。实质上，这种“持剑经商”的大国沙文主义正是法西斯主义的萌芽。而杨芳洲更是赤裸裸地向特色党和特色政府建议，“在当前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必须迅速扩充军备”。“持剑经商”、“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扩充军备”等思想，虽然写在纸上，甚至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但是，这种思想却具体而微体现了他们渴望实行经济扩张的法西斯主义。
自去年以来，中国建造航母（甚至连航母的名称都取好了——毛泽东号）的呼声一时间甚嚣尘上。有文有武，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对于几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而渴望中国强盛，并希望“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的那些人来说，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如果再出现一个口若悬河，能够用“爱国主义”包裹着民族主义货色蛊惑人心的野心家——希特勒式的人物出现，那么，未来的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政治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6、法轮功集团——丧失共产主义信仰的必然产物
随着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全面复辟，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和尖锐，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道德也一步步沦丧。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思想文化领域里还产生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副产品——法轮功。“法轮功”组织是共产主义信仰与社会道德沦丧的必然产物。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李宏志。
原始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是在生产力的极端落后，原始公社的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一无所知的条件下，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而产生的崇拜甚至是恐惧心理。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小农经济体制的制约和束缚，更主要的是广大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对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无可奈何，希望寻求一种心理上的慰藉与精神上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宣扬命运天定、生死轮回并用神秘主义塑造偶像崇拜的宗教思想和文化便适应了广大劳动群众这种心理和精神需求。宗教原本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尽管它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歪曲的反映。但毕竟是广大劳动群众对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一种无奈的精神反抗。然而，由于宗教本身崇拜偶像，尤其是宣扬神秘主义和天命论思想，因而更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向广大劳动群众灌输天赐皇权和等级制度，从而使宗教信仰成为统治阶级奴役劳动群众，麻痹人民群众意志和反抗的精神毒药和麻醉剂。这就是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无一例外地倡导、尊崇并不遗余力地大兴宗教庙宇和教堂的真正原因。由于宗教信仰严酷几近苛刻的戒律，更由于神权高于皇权，因而，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是一个极黑暗时期。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信仰，佛教是从印度和泥泊尔传入中国的。从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宗教化的过程也不难看出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良苦用心。
思想极其反动的“法轮功”组织之所以能在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浸染和资本的奴役下以宗教面目出现，而且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不完全是中国民众愚昧无知、顽劣不化。基督教、佛教等宗教迷信在全国广大城镇和农村盛行和蔓延、“法轮功”在遭到当局残酷打击和镇压后依然“香火不断”，更不是因为它的诸多信徒们“执迷不悟”。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财富的急遽增长并没有使财富的创造者获得更充裕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幸福；物资生活的相对贫困、精神信仰的沦丧、社会道德的颓废、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奴役以及官僚资产阶级对反抗者的血腥镇压，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精神生活的匮乏和信仰的危机。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走资派邓小平废除人民公社之后，“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许诺不过上欺世盗名的谎言。人们对特色党和特色政府的官员早就失去了信任，对各层面的“丑”与“恶”的肆虐与张扬感到困惑和无奈。正如开天辟地之初，人们对大自然神奇力量的恐惧和无奈而寻求精神寄托一样，对“神”的鼎礼膜拜就成了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等无助的人群填充心理空缺再好不过的精神食粮。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法轮功”的基本信徒与佛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一样，大部分都是生活贫困、没有出路，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的社会底层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而“法轮功”组织的骨干分子经过特色当局的残酷打击，流亡海外后投靠帝国主义并与“民运派”结合，成为海外一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凶的恶敌人和官僚资产阶级帮凶的事实，充分说明“法轮功”组织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复辟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广泛传播、流行与蔓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精神萎缩、生活低迷、思想空虚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和激化的直接产物。
“法轮功”不是什么新的宗教派别，甚至根本算不上宗教。其全部“教义”比如他们鼓吹的“真”、“善”、“忍”等思想，不过是抽取世界上流行的各种宗教派别，尤其是佛学教义中的一些经典学说和“清规戒律”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而实质上则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之后，农业生产倒退到封建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等小生产者头脑中残存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小农意识的复苏。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完全出于他们对日益没落的阶级地位的反抗。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的，“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根据“法轮功”的全部思想和“教义”，以及他们目前对广大工农群众所进行的宣传，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法轮功”组织的骨干已经完全沦为海外资产阶级和“民运派”的附庸。
7、托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机会主义”
托派既托洛茨基主义者，产生于上世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托洛茨基。托派的基本理论就是托洛茨基提出的“不断革命论”。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为了与列宁同志争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人和真实信徒，他根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论断，提出“不断革命论”。马克思一直坚持革命阶段论，换句话说，革命条件成熟的标志是，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并受到了各种制约和严重阻碍，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形态的社会革命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比如，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因此，马列毛主义者认为，落后国家内，更准确地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明确观点。而托洛茨基则主张“一次革命论”，既落后国家不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还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无法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围困下维持下去，除非其它国家也相继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主张，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迅速把革命的火种引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用刺刀帮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政权才得以确立和巩固。尤其是在列宁逝世后，激烈反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还由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志在对中中革命的指导上也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由此与以斯大林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
正如斯大林同志指出的，“托洛茨基分子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斗争，不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其中一个纲领符合革命的利益并得到人民的支持，另一个纲领与革命的利益相抵触并遭到人民的唾弃。”事实也正是这样。托洛茨基分子的失败，甚至至今也没有一次成功的革命实践，正是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结果，更不是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那样对社会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人类社会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因而，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是一堆支离破碎的、缺乏科学、严谨和系统论证的文牍。
在苏联党内斗争失败以后，托洛茨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不仅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湦夫组成托季联盟，纠集共产国际、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信徒组成“党内反对派”共同反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一国建志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还多次密谋暗杀，甚至不惜组织和发动武装叛乱反对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布）领导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最新资料表明：托洛茨基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而且其本人还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组织）的操纵和指使，妄图通过托洛茨基把联（共）布变成国际犹太复国组织的“法西斯政党”，把苏维埃政权变成犹太复国组织的根据地。
中国托派产生自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最初有彭述之、郑超麟、朱其华、严灵峰、王凡西等人。台湾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详细论述了中国托派的产生过程和发展历史。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清算了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陈独秀受到中国托派传给他的托洛茨基关于中革命中的指导意见后，便把自己的错误归结为斯大林错误的指导。最后，不顾毛泽东和恩来等同志的一再劝喻，依然加入托派组织，并受到流亡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器重，任命为中国托派领袖。
由于托派大都是一些思想上没有真正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们教条地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主张通过城市工人暴动夺取政权，因而他们对毛泽东组建的工农红军嗤之以鼻。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暴发后，这些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机械地把列宁同志关于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采取“失败主义”的论断教条地搬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竭力反对和阻挠中国共产党联合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进行抗战的“统一战线”理论，并由此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和矛盾。中国许多托派分子被国民党谍报机关俘获后大部分投靠国民党，只有几个别人能够坚持自己信仰的事实，充分证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新中成立后，中国托派由于希望像托洛茨那样通过搞地下斗争组织工人夺取政权，于1952年被中国共产党取缔。
世界上有不少托派组织，其组成人员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脱离具体的阶级斗争实践，尽管几个别托派分子生活比较俭朴，但多半崇尚空谈。同时，由于对托洛茨基理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导致托派组织派别林立。除了托洛茨基亲自组建的“第四国际”外，直到1942年托洛茨死后，散布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托派分子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托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完全是支离破碎的东西。不论哪个托派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就是都视自己为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国的托派组织同样如此，从产生和建立组织那一天开始，三十多年中始终处于不断的分裂状态。
中国托派继承了托洛茨基的大部分反动观点，因而，他们也紧跟托洛茨基一直把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政权污蔑为“工人官僚政权”，把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称为“官僚化的堕落工人国家”。他们认为，在“官僚化的堕落工人国家”内，资本主义虽然并未复辟，国有化工业和计划经济仍然存在，但是国家政权却被少数的工人官僚阶层所控制，他们势必跟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工人阶级不从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官僚国家中夺取政权，官僚阶层为了肥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尤其是资本主义在东欧、苏联和中国相继复辟后，托派们更加坚定了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后，如果不把革命推向世界，那么，工农政权势必蜕变为工人官僚贵族”的论断。
目前，中国的托派们依然继承他们父辈的观点，竭力把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描绘成“官僚化的堕落工人国家”；而另外一些托派分子，虽然肯定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依然归结为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官僚政权”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目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很多托派认为，目前的中国依然是“工人国家”，执政的特色党是“工人国家的特权官僚层的代表”。面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组织独立工会，或者行业工会，通过“过渡诉求”以获得广泛支持的可能来跟资本主义对抗。我们不难设想，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能否允许工人阶级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呢？更何况，他们还有始终！退一步说，如果官僚资产阶级允许工人阶级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必定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既在合法工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或者在合法工会的监督指导下开展工作。这样，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让我们看看香港托派孙亮2008年12月在自己博客中的论述，或许能从中窥见中国托派思想和纲领的一斑。孙亮在《中国托派的现状与前途(二) 》这篇文章的第十四个问题中这样论述道：
“作为各小团体统一的基础的原则立场，除了一般地接受第四国际的章程和纲领外，我们特别注重在以下几点上的见解一致：（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国家；（Ｂ）中共是这个工人国家的特权官僚层的代表，中共政权是官僚专制政权；（Ｃ）这个官僚政权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Ｄ）必须用政治革命来推翻这个官僚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Ｅ）革命的准备工作的重心是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Ｆ）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政策要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Ｇ）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同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密切联系着，这些地方的革命运动才能成功；（Ｈ）这些地区的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动力的一部分，对于自己地区的特殊问题更应有自主权；（Ｉ）在这个地区里，以普选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要求的民主纲领仍然是初步动员群众的工具。”
“过去几年间，“七〇”，革马盟和社青都企图从外面来干预工人运动，但得不到什么持久性的收获，不过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要发挥我党香港组织过去的一个优良传统，提倡“做好工人”。工人党员未必时时刻刻都能够使身边的工友都达到无产阶级觉悟(这要受许多客观条件限制），但他无论何时都能够，因而必须努力做到，使身边工友觉得他是个好工人，而不是个狡黠偷懒或者好高骛远，根本不在乎做工的人。只有被工友认为是好工人的党员，到了斗争时刻才容易成为群众领袖，才能够为革命事业和为党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威信。”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尽管托洛茨基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但是连他本人都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对待现实和历史，忽左忽右，抓不住问题的实质。那么，那些世界各地派别林立的托派更不可能看清历史和现实的本质。从上面我们摘引孙亮这些文字就不难看出，无论香港或者内地托派，对目前中国社会和特色党的认识是他们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臆想和臆猜。托派总是自以为是，或者从极左跳到极右，从这个极端走向那个极端，忘记和抛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他们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
总之一句话。由于托派教条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没有系统的思想和科学和理论基础，更主要的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和途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待托派的态度应该是团结、教育其左翼，而对其右翼必须进行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批判和斗争。
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上述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虽然各自的思想观点、政治主张和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方法不同，虽然各自的组织形式以及所举的旗帜与口号不同，但是，阶级本性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转变自己的立场。中国有句俗话：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他们是把改变现实的愿望寄托在特色党和特色政府上层人物的“左转”上，还是主张按照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模式改造中国，不管他们打什么旗帜，喊什么口号，也不管他们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都是为他们各自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在疾风暴雨般的无产阶级革命到来时，或者维护既得利益，或者免于灭亡，都不过是垂死的挣扎。历史发展的规律绝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无论现代修正主义者——“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无论“新左派”中的“鸽派”或者是“鹰派”，虽然都主张反思改革，但是，由于他们都把改变现实，实现民族富强的愿望寄托在特色党上层某些政要身上，因而“改良主义”思想始终占据着“老左派”和“新左派”的主导地位。所以，我们把这些思想混杂、形式不一的政治派别统称为之为“改良派”。“改良派的最大特点，也就是说，他们反思改革的实质，就是希望在现有政治经济体制下制定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使劳动力的再生产保持在一个较为“适当”的限度内。换句话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希望资本家减轻对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的剥削程度，实现“温和剥削”，才能实现永恒的可持续剥削。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除了魏巍、李尔重等已经进入坟墓的那些“老左”外，不论目前依然活跃着的刘国光、马宾、郑天翔、张全景、巩献田、李成瑞、孙冶方、顾准、刘日新等人，或者极力鼓吹改良主义思想的韩德强、张宏良、左大培、张文木、崔之元，宋鸿兵、杨帆、甘阳、黄纪苏、王小强、王小东、祝东力等人，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地与主导了三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的特色党和特色政府彻底决裂，更不可能按照马列毛主义理和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和现实，并用马列毛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号召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并同无产阶级一道，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重建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今天，以刘国光、马宾、郑天翔、张全景、巩献田、李成瑞、孙冶方、顾准、刘日新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以韩德强、张宏良、左大培、张文木、崔之元，宋鸿兵、杨帆、甘阳、黄纪苏、王小强、王小东、祝东力等人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依然把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混为了谈，把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共产党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共产党混为一谈。尽管少数“老左派”和“新左派”能够把列宁斯大林时代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区别开，但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认识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把早就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特色党当做毛泽东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都把早已复辟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当作三十多年前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号召人们努力维护特色党的正统、合法地位，捍卫“被海内外喻为‘胡温新政’的中央政治路线”(张宏良语) 。这就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吹鼓手张宏良所谓的“新左派”具有“优势”和“拥有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论据。
改良主义者及其吹鼓手所以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工农群众的大敌，不仅因为他们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像忠实的奴才一样为特色党驾驭工农群众出谋划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利益的代言人，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看待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用似是而非的谎言欺骗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他们虽然也揭露特色党内的腐败现象和各种社会弊端，并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强化统治基础建言献策，而实质上则是把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以及他们经受的剥削、压迫和苦难当作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争夺政治利益和社会资源的筹码，最终目的无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同时，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有条件和前提的，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又总是曲折和复杂的。因此，随着人们的思想和认识的发展和变化，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分化分化状态。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现以及对资本主义复辟罪恶的揭露，虽然上述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中，绝大多数骨干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但是，各个政治派别中的极少数骨干分子和大部分受他们反动思想和谬论欺骗与蒙蔽的追随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会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的对象。即使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
自诩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者”“老左派”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与走资派蛹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分歧。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老左派”中某些人的思想和认识随着工农群众的不断觉醒和反抗又有所转变。比如李尔生、马宾和魏巍等人。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改变完全是被动的，不自觉的。还有另外一些人，虽然到本世纪初，更确切地说，虽然到2008年还不承认资本主义已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复辟，还在用“左转论”欺骗工农群众，还在反对“极左”的人，比如，魏巍及其弟子肖衍庆，还有什么丁公毅等人，但是，这些人的思想和认识又比马宾和李尔重等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一直受邓力群和陈云器重、被泛左翼过高地吹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代鲁迅”的魏巍，虽然在临死之前才开始与其过去的“老主子”邓力群、陈云等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但是，他毕竟已经认识到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毕竟承认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基本正确的。这对一个曾经积极支持和拥护并不遗余力地为贯彻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和进步。
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魏巍等人与“老左派”等现代修正主义者产生的只是认识上分歧，根本没有从思想和行动上，尤其是没有从阶级立场上与之完全彻底地决裂。魏巍的弟子肖衍庆既澄宇在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发表的《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魏巍同志永垂不朽！》除了继续对魏巍进行过高地吹捧外，文章也真实地道出了魏巍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澄宇在文章中引用魏巍的话说，“对领袖的判断：其基本点在于看其是否忠于劳苦大众和马列主义原理。对任何伟大人物都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权力要求完美、无缺，不出一点失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个少有的坏人和‘否定一切’的‘四人帮’。他个人也有误信、误判，这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我们对此不可讳言，但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应当肯定，不应否定。因此，文化大革命必须基本上肯定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魏巍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仅仅处于表面，甚至是十分勉强的，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也是形而上学的。换句话说，魏巍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实质上是非常抽象的，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践则是完全持否定态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这种认识程度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魏巍、李尔重、邓宾等人的转变，一方面应当承认他们进步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对他们过去尤其是在八九事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以及向工农群众散布的对当局怀抱的各种幻想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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