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托派的一点认识(讨论)

个人意见,欢迎大家讨论.

一, 首先应该肯定托洛茨基同志个人领导十月革命, 建立苏联红军等对革命的巨大贡献, 但也要认识其革命立场多变的不足; 认识其”不断革命” ”反对官僚”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党内走资派”理论的区别和联系.

二, 认识托派不顾当时现实的情况—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强大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当时处于弱势的情况,形而上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教条主义地指导革命实践. 实际上造成了对共产主义运动起到相反的作用.

三,把当前国际上的托派与中国的托派分开看待,认清中国托派与国民党长期勾结, 破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本质.

1906年,托洛茨基写成了题为《总结与展望》的长文,以"总结"1905年革命为名,第一次论述了"不断革命"论。他在《自传》中认为这本书是"当时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卢森堡,李仆克内西,托洛茨基,卢卡奇等人都非常强调要防止工人政权本身的官僚化,毛不是唯一警惕国家政权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人, 甚至毛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连名字都是一回事, 但也有不同。
如下供参考 (张正:关于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的若干思考《明道》,2007年第二期)
三、毛泽东主义继续革命论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区别
托洛茨基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庞杂的理论体系,要说清楚毛泽东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区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以写出一本书来。这里只能先简略地谈谈继续革命论与托氏“不断革命”论的区别,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革命空谈”,而毛主席继续革命论比“不断革命”论更加深刻和正确。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必须立刻把革命推向全世界,而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发达国家革命的胜利,落后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工人官僚”篡权,成为堕落的“工人官僚”国家。
为什么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空谈呢?首先,从个别的、少数的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到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以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胜利为标志),必然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很可能会经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不可能设想一个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革命推向全世界,实现世界革命。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中,受到资本主义包围的革命政权如何推进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稳妥地而不是冒险地逐步推进世界革命呢?托派根本否认这些问题,而只会预先判处这个革命政权死刑:“必然会产生‘工人官僚篡权’”。这难道不是一种宿命论的空谈吗?
其次托派对“工人官僚”的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托派所说的“工人官僚”,是指寄生在工人国家机体上篡夺了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官僚阶层。托派认为斯大林掌权后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是工人官僚篡权的国家,都需要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来打倒工人官僚。这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庸俗唯物论。首先在俄国、中国等其他落后国家建立的革命政权,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产生官僚(即专职的国家和公共机构的管理者)掌权的现象,这是由它们革命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是它们不得不保留的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次,官僚并不都是反动的,有资产阶级的官僚,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官僚。官僚也可能推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权力掌握在党官僚手中的政权(即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体制)也完全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只要党推行的是革命路线,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党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党的干部们虽然从社会经济地位上来说是官僚,但他们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党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集团。但是另一方面,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而只是一种过渡的、临时的形态。党官僚(即使他们是革命者)垄断权力,必然会使他们内部产生走资派群体(即要求扩大、而不是逐步缩小作为官僚所享受的特权,把权力不是用于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私利服务的集团),最终使革命者集团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蜕变为新资产阶级(但这个过程决不会是自然而然的,而必然要经过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新资产阶级一旦掌权,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把党官僚掌权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常态,才产生了种种悲剧。而毛主席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在落后国家革命政权中的官僚掌权不是被废除的,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逐步消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继续革命的确是对“斯大林主义”(这里代指官僚掌权体制)的一种不断改良——直到消灭。而托派要求一个早上消灭“工人官僚”,只能是空谈。
最后,对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托派也是完全不考虑的。托派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都被“工人官僚”篡了权。那么,如果全面实现了巴黎公社原则,实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如何消亡呢?社会主义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呢?托派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快的、随着生产发展自然而然的过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与斯大林一致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也必然还带有很多旧社会的痕迹,还保留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如按劳分配)。而只要还有资产阶级法权,就仍旧存在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还需要继续革命。而托派对此是毫无考虑的。”

托派主张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它认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划分已经过时,而提出“过渡纲领”,即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从怎样计算工时到建立劳动者政府的一系列过渡性的要求 。为了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斯大林独创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自利主义、主张国际革命战略,反对斯大林将革命人为地划分相互独立的阶段、主张不断革命论,反对官僚集团发明的跨阶级合作战略、主张始终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反对官僚专权、主张工人阶级民主(包括苏维埃多党制)和共产党党内民主。反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视斯、毛体制为需要进行“政治革命”的“官僚体制”。轻视农民,认为“农民不可靠”。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

我认为, 托派坚持继续革命和反对官僚都是基本正确的, 尽管具体内容上有些分歧。但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待商榷。以前帝国主义力量强大, 如果只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必然会遭到帝国主义的压制而失败, 但人类发明了核武器以后, 这种武装入侵消灭的威胁基本消除(无核的国家除外, 如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所以在一两个大国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有可能,中国和苏联革命实践阶段性的成功也证明了托派的判断错误。 当然, 由于中苏都没有坚持”继续革命”而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
而托派忽视农民强调工人运动,是无视中苏资本主义发展弱小,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工人阶级力量不够强大的现实。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托派成立第四国际的目的主要是以反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主要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必然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阻碍。不过我们也还是要看到托派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坚持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努力,并予以肯定。
对于中国的托派,我基本持负面看法.
“(中国的)托派为共产党的反对派,本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论述中国托派的历史,始于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托派的诞生,止于1952年托派在中国大陆被取缔。托派是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的松散组合,他们标榜宗奉俄共中的托洛茨基一派,在中国以独特的理论、路线、方法从事活动。既反国民党统治,又反共产党路线,在国共两党的夹击下不断分化,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消极颓唐,有的投降变节,有的受尽囹圄之苦而不悔。” 从解放前反对国共合作, 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反对关于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 干扰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到解放后破坏抗美援朝生产,勾结国民党地下武装,疯狂攻击新中国政府……总之, 中国的托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好事没做什么, 坏事做了不少. 至今仍然坚持狭隘的马克思主义,在左派中间制造分裂。

[ 本帖最后由 submarine 于 2009-4-1 13:22 编辑 ]

1 个赞

实在受不了你们,赤旗给你们发津贴了么?抠抠琐琐偷渡那点私货,有本事自己开个论坛玩去。
国际社会主义,骗谁哪?即便在托派里,李星之流也比你们强的多…:L

“我认为, 托派坚持继续革命和反对官僚都是基本正确的, 尽管具体内容上有些分歧。”

文革中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错误的,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文革是部分的否定,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并没有占主导地位,专政还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托派所说的“官僚阶级专政”,托派的“继续革命”和“反对官僚”是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他们视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为势不两立的仇敌,打倒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就是他们的这个“反对官僚”、“继续革命”的目标,这也是他们成立的“第四国际”的目标。

托派的这个“反对官僚”、“继续革命”是反动的,而不是“基本正确”的。

我可没想与李星比, 你太抬举我了. 能否介绍一下您对托派的认识? 尤其中国的托派. 过去, 现在…

谢谢nahan指教. 关于“反对官僚”、“继续革命”,可能我的认识不够,或者不完全了解.

关于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在著作《不断革命》写道:
一、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传统的观点认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不断革命论则肯定,落后国家通向民主制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十年之内停滞不前的制度,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两者由一条牢不可破的链条互相联结在一起。在民主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而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各项任务。这样民主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孤立地来一次跳跃,而是整个民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改造。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给落后国家中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定的角色,更不能担任领导的角色。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没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这组织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聪明为基础并且首先解放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不能确定的长时期内和经常不断的内部斗争中得到改造的。社会继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改造的每个阶段都直接从前一个阶段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它是通过改造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间的冲突来发展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政权后,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为政权斗争到底,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于是,它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去,这就必然会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就必然会遭到一些农民的反对。因此,无产阶级在它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
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这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
三、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社会主义是在一国开始的,但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状态——尽管像苏联经济所表明一种长期的暂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无产阶级国家继续处在孤立的地位,它最后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
一般说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国有化一样。只有通过国际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由于世界性分工,苏联工业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赖等等,这一切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事,而企图在民族范围内实现经济所有部门的完全平衡,就是寻求反动的空想。
简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应当立即扩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进而迅速发展到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完成。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关于反对官僚,从时间上也是在列宁逝世前后提出的主要针对斯大林的, 与反毛还联系不上,倒是可以与毛反刘有些类似.
"从1923年起,他(托洛茨基)便积极地对官僚化展开斗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後来命名为《新路向》的文章,攻击官僚主义,指出「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的最重要来源」,而「官僚制度」才是党内「各种小组织的诸般来源」,以便还击三头肆意为异己扣上「小组织」的恶劣作风。他更力主「党的领导机关一定要倾耳去听取党内广大群众的声音,不要把每一个批评都当作是小组织精神的表现」。他还把矛头指向党的「老卫士」(虽然他自己也厕身其中),指出这些党的前辈虽则经验丰富,但本身并不是能免於堕落的自动保证,甚至相反,有可能率先向机会主义低头,就像第二国际领袖一样。
托氏还尝试对官僚主义作较深入分析:「如果以为官僚主义只是公职人员的坏习惯的总称,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我们而言,官僚主义的基本来源在於:我们要创立及维持一个能够以完美的经济和谐来统一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的国家机构。然而对此我们仍距离甚远。维持一支常备军的需要同样是官僚主义的另一重要来源。」

从以上, 我还没看出托派“继续革命”“反对官僚”的反动性. 也许实践中是(我对中国托派也持否定看法), 但理论上说还是"基本正确的"

“首先应该肯定托洛茨基同志个人领导十月革命, 建立苏联红军等对革命的巨大贡献, 但也要认识其革命立场多变的不足; 认识其”不断革命” ”反对官僚”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党内走资派”理论的区别和联系.”
马列毛的哲学、马列毛的认识论所决定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是强调看一个人的整体、一个人的一生,而不是将一个人机械地人为地割裂开来作出诸如“有好有坏”、“一方面、另一方面”之类折衷主义诡辩论式的评价。 必须破除那种“既有功劳、也有罪过”之类资产阶级的 “庸俗辩证法”的评价标准。
托洛茨基一生的历史还是比较清楚的:十月革命前,他是俄国工人运动中反布尔什维克、反列宁的一个小宗派的头目;十月革命中,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的首脑。托虽然对十月革命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总其一生来说,不愧为机会主义头子的称号。对托高度评价,无非是受其徒子徒孙及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资产阶级捧托恰恰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从托氏一生来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是必须对其根本否定的,其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我个人是将其看作苏联版的“林彪”。
马列毛主义和托派理论本质是敌对关系。但一些势力、一些阶级往往要利用表面的、或字面上的“接近”、“相似”之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关于反对官僚,从时间上也是在列宁逝世前后提出的主要针对斯大林的, 与反毛还联系不上,倒是可以与毛反刘有些类似”
事实是托派从未停止过对毛主席的诅咒!它们对文革的评价是“领导层内争权夺利的内斗”!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4-1 17:18 编辑 ]

以下是冬子同志几年前作的一篇批判托派的文章:
致FD网友:对托派的认识——关于革命、不断革命
FD网友:

来信收到。

我想要的是我给你的那封关于谈论“托派”的信。看来是找不到了,那就不妨再写一遍啰。

那封信里主要谈了两点:

A、对早先我给你的另一封信中的一句话做了修改,也就是下边这段话(修改处用颜色标示):

其实,普遍性都是寓于特殊性的。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

有纯粹的“社会主义”或纯粹的“资本主义”吗?

美英法日德,韩国意大利等等,各具特色。大前提,是一致的。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也是各具特色。大前提,也是一致的。问题在于,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较之不打招牌的,欺骗性、迷惑性更大罢了。

另:早先这一封信中关于恩格斯的语录,我闹了个笑话——我提交给你的恩格斯那段话,是从网友编辑的语录里摘引的,当时未对照恩格斯原文。其实,恩格斯所谓“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这句话,就在我提交给你的那段话的前边(网友摘引时不知何故未引这句话),而我给你写信时似乎昏了头,竟然视而不见,反而到恩格斯其它的文章里去找,当然找不到这句话了!哈哈!浪费不少时间。

兹将这段话再摘引于后,请明鉴: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干起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次大约很短暂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五~六页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B、摘录了毛主席、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若干论断,就马列毛的“不断革命”论与托派所谓“不断革命”论之间的本质区别谈一些浅见。

你介绍的那个托派网站,我浏览了一下。那个HC,大约两三年前,在maoflag.net上很活跃,当时还是个青年学生吧,后来见的就少了,不知现在怎样。对其印象:很浮躁,或曰很狂躁。倒也符合托派特征。

下边就还是再谈一下关于托派的话题吧:

关于托派,所知不多,大概有这么几点吧(不一定准确):

1、反斯大林、反毛泽东、好像也反朝鲜;

2、反官僚、反官僚特权、反官僚特权、反官僚“体制”;指斯、毛体制为“官僚”体制;

3、鼓吹“不断革命”;

4、鼓吹“工人运动”、“工人民主”;

可能还有其它。简评一下:

简评1、托派的“不断革命”不同于马列毛的“不断革命”——马列毛的“不断革命”是承认“分阶段”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是承认革命道路“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马列毛是反对“一次革命”论的,也就是说,革命不可能是直线前进的,毛曾说过这样的意思:指望“一次革命”即可胜利,是没有的、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是承认革命可能出现反复的;而从托派的“不断革命”论来看、从其对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恶毒攻击来看,他们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一样,都彻底否定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运的伟大的、弥足珍贵的革命实践 !

列宁逝世后,托派曾经以马列的立场哪怕多少肯定过斯大林、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成功经验吗?

我所知道的,没有。

难道说,斯大林、毛泽东就没有成功的革命经验值得后来的马列主义者汲取吗?托派对斯毛的批评(批判),是革命 同志 内部之间的善意批评(批判)吗?实际上,托派对斯毛的批判(实际是攻击、否定),至少在客观上,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立场完全一致————都是彻底否定!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真正的革命者在为共产主义流血奋战时,托派总是貌似极端激烈的、高高在上地、疾言厉色地指手画脚、横加指责;为什么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真正的革命者在遭遇革命低潮、白色恐怖时,托派总是貌似极端激烈的、与帝修反似乎高度一致的对暂时失败的革命者痛加讨伐。

时至今日,世人但凡了解一点马列的思想,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

尽管斯大林、毛泽东逝世后他们各自的国家都出现了革命的反复,但斯大林、毛泽东毕竟曾经领导千百万革命的人民群众取得过革命的伟大胜利,曾经建立过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崭新社会——斯大林、毛泽东逝世迄今,帝修反对他们、对他们那个时代的恶毒攻击足以做出了无可辩驳的反证!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大喊大叫的托洛茨基及其喽罗们尽管曾那样的“激烈”“张扬”,但其却从未领导过一次成功的革命,从未建立过哪怕一天、甚或一月的(全国性质的、国家意义上的)革命政权,从未推翻过一个旧社会!历史上,托派曾经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狗,应该是有确证的。

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可作参考。

当然,今天这个时代,毛逝世迄今31年的时代,资产阶级、帝修反思想作为时代的统治思想已有31年的时代,毛泽东、鲁迅的形象、思想被肆意歪曲恶意攻击的时代,连周HY、孔DM都要为资产阶级、帝修反折腰、张目的时代,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这篇文章在网络上的《鲁迅全集》里已难找到了。百度搜索出来的是遍地的“此信非鲁迅所作”、“鲁迅支持托派”…以及为陈独秀“正名”之类的“考证真相”的“文章”!

简评2、关于托派的“反官僚”:

毛泽东反官僚、反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无可辩驳的史实;而托派也反官僚、反官僚特权、反“'官僚’阶层”、反“'官僚’专制”、反“'官僚’体制”。我的理解,托派实际上更侧重的是反“‘官僚’专制”、反“‘官僚’体制”,托派指毛时代的“体制”是“官僚专制”、“官僚体制”,这一点是和帝修反、资产阶级对毛时代的指控是惊人的高度一致的。

毛泽东反官僚,是和反“走资派”一体的,都是“阶级斗争”的实体内容,是要人民群众起来打倒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 无产阶级专政 前提下的 资产阶级的 代表人物,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巩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 无产阶级专政 ;

而托派的反“官僚专制”、“官僚体制”,则是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官僚体制”的“首恶”,将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与 “毛泽东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 混同在一起 一同否定的。

这样做可以达到怎样的目的?

其一,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与 “毛泽东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 鱼龙混杂起来,等同起来,将后毛时代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造成的罪恶也归咎到 毛泽东、共产党 的头上,将历史上、现实中“真官僚”的所有罪恶都归咎到“反官僚”的毛泽东头上,归咎到“反官僚”的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体制”上去!

这样的效果,帝国主义是满意的————毛泽东是帝的最危险的敌人,虽然这个心腹大患在毛逝世后被帝的走狗——毛时代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暂时“打倒”了,虽然“打倒”毛泽东的那些家伙已投降了帝国主义,但他们毕竟与帝国主义之间也有狗咬狗,现实利益上,那些昔日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徒子徒孙仍是要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也是帝国主义的现实威胁,现实对手,现实敌人,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 指 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 为 “毛泽东的‘官僚专制’”,进行打压,逼迫其不得不丢掉“共产党”的外衣,成为名实相符的“特色资本主义国家”,使其进一步俯首帖耳的听命于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战略,使其更加卖命的替帝国主义主子来奴役东方数以十亿计的无产阶级,为跨国垄断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效劳。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可以向世人、特别是向十数亿中国人强烈灌输“共产党==‘官僚腐败’==‘官僚专制’==‘斯大林毛泽东式官僚 体制 ’”这个“公式”!————于是,历史上, 毛泽东的共产党 与 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之间曾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历史被掩盖了!

帝国主义怎可能向世人公开宣示 毛泽东的共产党 与 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 之间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呢?

帝国主义怎可能公开宣传 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 的危机四伏是因为这帮叛徒汉奸推行的“反毛反共亲帝走资”的倒退复辟的反动路线造成的呢?帝国主义怎可能在世界舆论、在十数亿中国人民面前公开揭穿那帮自己的仆从走狗 反毛反共 的阶级本质、对内镇压对外投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真相呢?反官僚的托派们,为什么不用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观点去 揭穿那帮共产主义的叛徒们 反毛反共 的阶级本质、对内镇压对外投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真相呢?

以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的“官僚腐败”、“官僚专制”、“官僚 体制”来败坏斯大林、毛泽东、彻底搞臭“共产党”,而且还能搞乱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的地盘,乱中取利,帝国主义最开心!

恶毒攻击毛泽东的托派们的论调符合帝国主义的对华战略。

其二,托派指毛泽东时代为“官僚专制 ”、特别是“官僚体制 ”,这一点,就是毛逝世后清算毛泽东的那些共产党的叛徒们也不敢公开承认的,否则,其现实的“私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就没有了,他们的做法形式上与托派不同,是指毛泽东时代毛搞了“一言堂”、“家长制”、“封建专制”,而他们这些当年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合法代表”。

这样的话,在指毛泽东(实际是指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官僚 专制 ”、“官僚 体制 ”这一关键点上,托派与披着共产党外衣的“私产党”达成了默契的配合、高度的一致,不过一个是明火执仗、一个是“强烈暗示”罢了。

共同的目的————攻击毛时代实行四大、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 党的 领导核心、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等各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生事物为“官僚专制”、为“官僚体制”;攻击毛时代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质是共产党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高度集中)为“官僚专制”、为“官僚体制”!实质就是反共、反真正的共产党!反革命!反无产阶级革命!反社会主义革命!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反革资产阶级的命!

托派将毕生致力于反官僚、反官僚主义、反官僚特权、“反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毛泽东诬为“官僚体制”的“总官僚”,实在是太可笑了!

但却能迷惑不少的群众,搅乱人们的思想!

其三,托派以“反官僚”面目出现,却对同样坚决反官僚的毛泽东的有关“走资派”的理论观点少有提及。也能理解,一旦反官僚的托派们也持毛泽东有关“走资派”的理论观点 上得阵来,其反斯、反毛、反共,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奔走效劳的罪恶目的就难以达到了!

综上,托派之鼓吹“工人运动”、“工人民主”,不过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罢了,目的是扰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方向,是为了从无产阶级手中抢夺掌控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在“将乱未乱”之际为使帝国主义在可能到来的“大乱”中达到乱中取利的目的提前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打前站。

简评3、托派理论是否与毛主席思想“接近”的问题。

表面来看,托派理论似乎与毛主席思想有“接近”之处————譬如“反官僚”、“不断革命”等,前边都谈到了。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可能不易分辨二者的本质区别,更认不清二者之间的敌对关系,弄得不好,就会上托派的当。

而对于另一种人来说,则更有意用“托派===毛泽东”的舆论来误导群众。我的观察,这种人,就是货真价实的“官僚”,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毛时代毛曾予以重点打击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及现实中的已经被“私产党”排斥边缘化了的那些曾经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徒子徒孙们。

想当年,图谋暗杀毛泽东的林彪就曾指毛为“托派”(好像林的571纪要中就有类似的话)。

林彪事件仅仅与林氏夫妻、父子、黄吴邱李及其喽罗关联么?

不那么简单。依我看,林案涉及人员仅仅是冰山一角罢了。林的思想可能是当时党内高层、特别是“功臣”群体中思想动向的一个集中反映。这个“功臣”群体是林彪反党集团 社会基础 的 重要中坚 ————附庸于走资派的那个庞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我的理解,毛主席定义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二者之间有区别、有联系,但并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毛关于走资派的定义: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 资产阶级 在哪里,就在 共产党 内 , 党内 走 资本主义道路 的 当权 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定义: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二者的共同点:都经历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反对继续革命,都维护特权等级等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砸碎旧的国家机器,都是“尊孔反法”的保守派,都不是群众史者,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反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本质都是 资产阶级 ,在未“上台”之前,都是修正主义者,一旦“上台”,就都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

二者的区别:

1、“走资本主义 道路 的 当权 派 ”与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领导人 ”不能直接划等号;

2、作为“资产阶级”的“走资派” 与作为“已经 变成或 正在 变成吸工人血的 资产阶级 分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之间也不能直接划等号。如何区分二者关系,我不知毛主席可曾有过详细论述。

我的理解是:毛时代,“官僚主义者阶级”始终未能像刘邓“走资派”那样在党务政务体系里独掌大权、形成上挂下联的庞大的路线组织并大肆推行有纲领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行动,从未挑过“头”,始终是附庸于“走资派”的。从历史、阶级、思想根源上看,“走资派”更多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投机革命的实用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投机革命的实质是个人奋斗、入股分红,一旦掌握权力就要走“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实质的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实际连孙中山“节制资本”、“扶助农工”的主张都要抛弃,甘当卖国贼。

邓上台后的历史已足以证明,走资派是要连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要颠覆的的。历史走向必然是以 国家资本主义 为过渡走向彻底卖国的自由资本主义。

邓早年就信奉所谓“实业救国”,掌权后的刘邓都鼓吹“分田单干”、“四大自由”、物质刺激、利润挂帅、“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等等。

毛时代,走资派有明确的走资纲领。

而“官僚主义者阶级”更多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以功臣自居、腐化蜕变的 新生的资产阶级 分子 。可以引用毛主席的一些话来与其对照: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的“老干部”,“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

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赞成反帝、反封的,但他们是信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英雄史观者,他们要霸占革命成果,还要封妻荫子,他们高踞人民之上,要替人民“包办一切”,要人民俯首听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们要维护特权等级,反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要做“红色贵族”,要“垄断革命”。文革中他们支持喊出“高干子弟要掌权”的口号。

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继续革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抗拒者、自命血统纯正的“英雄史观者”,是修正主义者,其中思想更右的(更倾向于“走资派”的),则属于见风使舵的老牌机会主义者、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变色龙。他们更倾向于贵族世袭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向——他们自封的社会主义——命令式的社会主义。

毛时代,“官僚主义者阶级”没有明确的走资纲领。这个阶级及其遗老遗少,并不赞同甚至坚决反对“国有制”的“私有化”,在“私产党”主导的由 国家资本主义 向彻底卖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自起始阶段就反应激烈的重又打起毛的旗帜——实际是毛文革前的思想旗帜(文革中这个阶级就曾公开叫喊“拥护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遗老遗少对否定文革是同意的,但对颠覆1956年以前的历史则是坚决反对的。

这一点,是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所谓的“走资派”之间明显的区别。之所以罗嗦这些,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林彪会诬毛为“托派”——假设林彪政变成功,林还会举“社会主义”这面旗的,还要维护官僚特权等级、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尽管最终也难免走向林记“社会主义”的垮台)。

假设林上台,其可能会倒向苏修,而不会搞邓氏的连“节制资本”都要抛弃的“招商引资”、“改革开放”的。

满脑子英雄史观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当然要维护等级特权,必定要反对继续革命,因而对毛的路线必然会走向反叛,而为了维护其正统性、合法性,就必须将“托派”的罪名扣在毛的头上!

归根到底,毛的理论与托派本质是敌对关系。

但一些势力、一些阶级往往要利用表面的、或字面上的“接近”、“相似”之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林彪诬毛为托派,是借“托派”的罪名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毛的话说,“要打倒无产阶级”;而今日,那些曾经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们的遗老遗少们为了挽住“私产党”的那块遮羞布进而实现旧梦重温,也借“托派”的罪名打击21世纪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当然了,不排除今日的小托们偶尔也要拿毛泽东来装点一下门面——小托们也十分清楚,在当代中国,举马列旗而绕过毛泽东是难有号召力的。而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借用他们歪曲篡改过的毛思想来兜售他们反毛反共反革命的黑货罢了!谈了这么多,我想还是直观参照一下毛主席论及托派的文章、参照一下导师有关“革命”、“不断革命”的论述,可能更有助于厘清认识:

a、毛泽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33),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b、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c、《红旗》杂志1976年第3期池恒 的文章

(按:我以为这段关于“革命阶段”、“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话代表了毛主席的理论观点)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对象、任务都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反映到党内。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2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远远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革命转变了,向前发展了,要求人们的思想也要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

d、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马恩选集一卷 94版 …

德国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小工业品商贩和手工业师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以及尚未得到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让主要税负由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承担。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构,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然后,他们再力求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实现这一切,他们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乡镇财产的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许多职能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的乡镇制度。

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第367页◎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那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多少是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里概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种要求,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切派别都在坚持,而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人才把所有这些要求当作既定的目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作本身要求去争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

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党感到满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e、 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1847年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

f、《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卷P328,1994年版删除了此文)————马克思 1849年

一个最巨大的历史变革的开始,只不过是一场最渺小的玩弄所谓改革的骗局的终结,——在旧普鲁士,人们对革命的看法就是如此。

久不通信,这次写得太长了。

丢了上次的那封信,再写拉杂了许多,颇费劲。整理了思想,也算收获。感觉即将到来的必将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 大改组的时代。

环顾周边,正是万马齐喑、风雨如晦。这年代,电脑总中病毒,难以发出声音,有时呼吸都觉困难。

很想将这封谈“托派”的信整理下,提交给网友讨论讨论。太晚了,以后还是要写点短的好些。

不当之处,请指正。

就此再会。

另有本人之前的一篇文章(早就写成,后来又屡经修改),拿出来以供参考:

谈谈马列毛主义与托主义的区别
托派是当今国际“泛左翼”中较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在发达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相当大,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较大的托派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和谐国”泛左翼中也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近年来还出现一种论调,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翻版,暗示“毛泽东=托派”。
关于托派,据鄙人了解,有以下几点:(1)自称“原原本本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革命传统思想”,反斯大林、反毛泽东。
(2)鼓吹“不断革命”。
(3)强调所谓“反官僚”,视斯、毛体制为需要进行“政治革命”的“官僚体制”。
(4)轻视农民,认为“农民不可靠”。
(5)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
(6)认为“一国革命不可能”······
在这里谈一点鄙人对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区别的粗浅看法。
托派喜欢念叨“不断革命”。“不断革命”有错吗?没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
但是,托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其激变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他们把运动的高级阶段与初始阶段相混淆,甚至无视和取消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量变阶段,梦想着直线的、一步到位的达到那个高级阶段和质变阶段。他们不明白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非直线的、是迂回的、曲折的、波浪式的、“有时候甚至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的(列宁语)。托主义的“不断革命”不同于马列毛主义的“不断革命”——马列毛主义的“不断革命”是承认“分阶段”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是承认革命道路“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
在“高品味”的托派分子眼中,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不知道这一小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有着划时代意义上的一大步,从而无视和抹杀它的巨大意义。苏东剧变发生后,托派得意无比,以为“先知”的唯心主义宿命论式的预言应验了,欢呼“官僚社会主义”的垮台。殊不知,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那里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已被扼杀,这只不过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垮台而已。
在托派看来,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均应毕其功于一役。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加诟病,忽视其发展趋势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使托派倍受鼓舞,他们认为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只适用于前工业社会”的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策略已经无用武之地,但他们背离了列宁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精明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达”的前提条件)。多数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去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才能确保生存。对于众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依然适用。另外顺便说一句,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言,一旦官僚买办资本被消灭,资本主义的“大头”也就解决了。
如果说当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受统战主义影响丧失了在二战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机会,托派则在二战前后因其关门主义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当年的中国托派为例,1938年11月3日,曾是中国托派首领的陈独秀在《致托洛茨基》信中感叹:“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地列举了托派分子各种“左”的论调后哀叹:“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更糟糕的是,以郑超麟为代表的部分托派分子在日本法西斯逞凶狂之际公然鼓吹所谓“革命的失败主义”,这连托洛茨基本人也难以苟同)。
托派的“工人阶级反官僚政治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没有胜利、世界革命没有一下子完成的偶然原因,才导致落后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后被“官僚阶层”篡夺,才需要“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全面胜利后,由于生产力发达,就不可能发生蜕变,共产主义就会很快随着生产力发展实现。这与考茨基之流的唯生产力论没有本质区别。
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都面临一个继续革命问题。这不仅因为被打倒的旧剥削阶级残余“人还在,心不死”,还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保留,再加上意识上层建筑中非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胜利地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必须继续革命——在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通过群众专政清理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踏破官僚机器,挥斥资产阶级”,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可以说,没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不会自动过渡到共产主义。
将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为“官僚专制”,这本是资产阶级舆论工具惯用的宣传伎俩,其用意是阻止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革命权威。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民主”,对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是“专制”的。正如毛泽东在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被“反官僚”的托派视为“官僚体制”的“总官僚”的毛泽东,发动工农大众起来以群众斗争打倒钻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过革命群众运动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以此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在托派看来,原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所谓“没有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的。殊不知,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前发展,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一种是向后倒退,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着——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共产党人永不停息的奋斗!究竟哪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取决于贯彻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
无产阶级归根到底只能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离开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指望依靠一套预先设计的“制度、体系”就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能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不仅如此,托派的反“官僚专制”、“官僚体制”,实际上是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官僚体制”的“首恶”,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 “毛泽东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 放在一起否定的(托派对“斯大林、毛泽东式官僚体制”的讨伐与自诩为“民主左派”的社会民主派出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对“苏式极权政体”的攻击可谓异曲同工)。此种做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将后毛时代复辟者的罪恶也归咎到毛泽东的真共产党的头上,归咎到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体制”上,从而抹杀了那段真假共产党之间曾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历史!
判断革命者的标准应该是听其言,观其行。平心而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随后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确实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在身体力行反对官僚主义方面,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表现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相反,其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将许多同志赶到斯大林一边。此外在国内战争结束之际,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继续用军事指挥手段管理工会,但他的企图因党内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斯大林在1923年12月23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在流亡国外后,托洛茨基一直试图推翻他眼中的“工人官僚国家”。在1933年10月《反对派简报》上声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在于1936年问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他仍在号召苏联国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党政军内占据的职位发动“政治革命”(看来对“先知”图谋政变的指控并非子虚乌有)。
托派在判断所谓“工人国家官僚化”问题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波兰托派分子、“先知三部曲”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流亡的先知》一书中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使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但多伊彻先生却说赫鲁晓夫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顺便说一下,中苏论战时赫鲁晓夫集团曾影射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托洛茨基主义”,但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本人在其掌权后推行的非斯大林化促进了国际托派的发展,国际托派当时面对“秘密报告”送来的“惊喜”直言不讳地宣称,赫鲁晓夫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为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曾长期执掌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比利时托派理论家厄·曼德尔曼德尔在其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宣称:“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首开资本主义复辟之先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则是旨在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阶级大搏斗。为何曼德尔赞赏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中国天安门还挂着斯大林的画像。
在其发表于1995年的《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曼德尔宣称:“对于东欧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其后继者)的专政的崩溃,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就不难加以阐明。对崩溃的解释,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提供精深解释外,实在难以外求。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从未曾是社会主义。他们并非今天才这样说。他们已经说了七十年,自从斯大林提倡一国社会主义论以来便是这样说。从长远来说不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能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竞赛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尽管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认的成绩。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并不代表中央计划的失败。中央计划意味经济各部门及社会开支是按比例发展,或至少是尽量按比例发展。而官僚集权的中央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严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苏联并非本来只有此路可行。当年的左派反对派,还有托洛茨基及拉可夫斯基在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曾经提出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以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即经济体系只能要么受市场统治,要么受官僚操纵的命令经济统治,这种观点既欠缺论证,又不正确。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确确别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稀少资源的分配,相当程度由广大劳动者、消费者与公民,以民主方式预先决定;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多党制及政治民主让群众能在各种中央计划草案中选择。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场机制来纠正计划,只是不让市场机制大到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向。要使这第三种模式有效,须要大大减少工作时间,须要直接生产者能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及怎样分配现行生产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进展有多大。”
瞧,这就是托派开出的“社会主义”药方:多党制(当然也少不了托派宣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和党内派别活动自由,也算“托派特色”吧),再加上“适当的市场机制”,真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啊!但我们难免心生疑惑: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派莫非想从社会民主派手中接过“民主社会主义”大旗?
曼德尔在该文中还认为“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要负上最极端的包办主义的罪名,他们远非其唯一负咎者。社会民主党,种种改良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同属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
不知大声疾呼“不受任何限制地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先生在发表此番高论时,可曾想过列宁曾在《怎么办》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劳动者的解放确实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但是是否劳动者的解放就不需要组织的领导与引导?如果是这样,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十月革命是纯粹“劳动者自己的行动”吗?显然不是,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造成的。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是从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又运用到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去从而反复提炼总结出来的,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又高于劳动人民的实践的,它本身正是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的集中反映。是毛泽东老实说,曼德尔先生的高论不像是马列主义者的语言,倒像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措词。
有些托派分子也对文革津津乐道,宣称他们找到了与“毛派”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心驰神往的只不过是传说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殊死较量——他们对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点、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托派大谈特谈“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但正是巴黎公社留下的血的教训让我们明白:如果“民主”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本身,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如恩格斯在为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而撰写的《论权威》一文中指出的:“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今日托派之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是建立在自发性崇拜的基础上的,似乎“理论”的权利只属于他们这些“有教养”的托洛茨基分子。可笑的是,当今的和谐托派笔杆子李星就在其《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写道:“苏共当权派在列宁去世时搞了个突击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号召」,主要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当权派在与托派斗争时,便总以「几十万工人共产党员」的名义打压后者。”(搞不懂,高喊“工人民主”的托派为什么就那么害怕“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顺便说一句: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托派来说,“抢工会”也是“创收”的手段呢!
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在这之后主流托派长期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这也成为托派所谓“不断革命”的重要依据)。这一观点早已被历史事实所驳斥了。所谓“农民”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有贫农(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农村资产阶级)之分。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在苏联、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富农问题另当别论)。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之后。
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这是头脑清醒的革命者应该干的事情吗?
“一国革命不可能”的观点,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面前已经不攻自破(当然,托派可以说,革命是胜利了,但是党也随之蜕变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集团将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认定,“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攻击斯大林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为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后来干脆诬蔑斯大林“背叛世界革命”。
1925年,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取消主义立场时指出,他们“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斯大林再次批驳了托洛茨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马列毛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是用世界人民战争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地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地区,即被压迫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动人民战争,率先夺取政权,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落后的“边陲”建设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先进的根据地。实现“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最终引发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革命,完成世界革命。这既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路线截然不同,又不同于托派的“必须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同时爆发革命、否则革命必死”的冒险主义、失败主义路线,是一幅清晰可行的世界革命路线图。
斯大林、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他们逝世后各自的国家都出现了革命的反复,但他们毕竟曾经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取得过革命的伟大胜利,曾经建立过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社会。斯大林、毛泽东逝世迄今,帝修反、资产阶级对他们、对他们那个时代倾泼的厚重污水就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反证!
托派这边呢?自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迄今,高喊“不断革命”、“世界革命”的托派却从未领导过一次成功的革命,甚至从未领导过一次虽然失败但却有重大影响的革命!
托主义和马列毛主义,到底谁能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呢?让我们看看目前的实践吧。
马列毛主义这边,有塞松创建的菲律宾共产党自1969年以来坚持进行以农村为基地的持久人民战争,在武装斗争中发展壮大,对得到美帝支持,代表大买办、大地主利益的菲律宾当局构成严重威胁;有由贡萨罗创建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百折不回地进行武装斗争,并首创“以贫民区包围市中心”的先例;有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主力的印度毛共传承聂鲁马宗达点燃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星火,至今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发展为今日印度当局眼中的“头号威胁”;有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为主力的土耳其毛共继承凯帕喀亚烈士遗志,面对白色恐怖进行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托主义这边呢?不少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自命的托派组织走上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主流政治”游泳池里尽情畅游。法国的“工人斗争”等托派组织对议会斗争玩得炉火纯青,其战绩有超过老牌修正主义政党法共之势(一些托派抨击法共等一些“老共产党”是“斯大林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老共产党”不仅对斯大林深恶痛绝,有的连列宁也不要了,不仅如此,它们也曾为“还托洛茨基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努力)。“工人斗争”一边高喊着“工人至上”的口号,一边每年从法国国家获得180万欧元─—这是被依法公布的公共收入。在巴西,以“工人总统”自居的卢拉放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联合书记处巴西支部“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拉的巴西劳工党的“党中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不反对卢拉政府损害工农大众利益的政策,反而极力蒙蔽工人群众,并入阁卢拉政府,共享高官厚禄。由托派分子罗塞托任部长的巴西土地发展部,不仅在土改方面行动迟缓,而且对农业垄断资本家、大地主们豢养的暗杀团大肆杀害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径充耳不闻······
一些拉美国家的托派组织建立过“战斗队”之类的小规模武装力量,但是这谈不上什么“革命意义”。属于托派的菲律宾工人革命党倒是拥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工人革命军”,但该党本来就是从菲共中分裂出来的,而且该党领导人声称有意向巴西劳工党的“议会斗争”经验“取经”。此外,“工人革命党”及其“工人革命军”由于与菲共为敌,受到新人民军的惩罚。后来菲共报纸上登出了一份若干“假左”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名单,本来菲共的用意是揭露一下那些“假左”,但被打得焦头烂额的菲律宾托派认为这是“暗杀名单”,于是和同样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菲共打击的社会民主派组织“民主行动党”一起控诉菲共的“暴行”,国际托派、国际社会民主派也借此大做文章。帝国主义和菲律宾反动派趁机以“反恐”为名,勾结荷兰当局,对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同志进行迫害。反菲共的菲律宾托派、社会民主派实际上是扮演了反动派帮凶的角色。
······
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浴血奋战时,托派却在一旁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地横加指责。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他们更是摆出“有先见之明”的姿态,貌似激烈地对暂时失败的革命者大加挞伐。对攻击斯大林时代苏联、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托派攻击为“官僚专制”,对文革大民主的伟大实践,托派诬蔑为“争权夺利的内斗”,对第三世界国家坚持武装斗争的马列毛革命力量,托派诽谤为“游击战争既得利益集团”,暂且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在客观上已经起到了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对斯大林、毛泽东、国际毛共的妖魔化一唱一和的作用。他们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恶毒攻击,实际上是彻底否定自列宁逝世以来国际共运弥足珍贵的革命实践,至少在客观效果上——是与帝修反、资产阶级一唱一和!
无怪乎在20世纪30年代,当鲁迅先生被周扬等人围攻时,当时的一些托派分子试图趁机拉拢鲁迅,鲁迅却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讥讽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一些“考证真相”者声称“此信非鲁迅所作”,这不足为奇,现在不是连为蒋介石、汪精卫等翻案者都粉墨登场了么?)
过去将托派说成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或许有失偏颇,但并非是空穴来风。托派历史上有过与帝修反“配合默契”的记录。托洛茨基在世时念念不忘进行反斯大林的“政治革命”和当年中国托派在1949年以后公然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的历史旧账姑且不论,不仅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托派抓住机会大反斯大林(客观上是配合了当时帝国主义已经借“秘密报告”掀起的大规模反共恶浪),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后,香港的托派分子联合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旨在声援“四·五”反革命暴乱的示威游行。1956年匈牙利事件也得到了托派的欢呼。曼德尔先生甚至在《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大言不惭地宣称:“自从1956年匈牙利革命,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催生了第一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场由帝国主义的特务和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导演的“革命”催生的所谓“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至于菲律宾托派的反菲共行动更是为托派的“光荣榜”书写新篇。
让我们回头再看那种暗示“毛泽东=托派”的论调。这种论调的产生除去一些人的认识糊涂,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这种论调很有可能较多地来自那些满口“马列毛”词藻却念念不忘“救治腐烂大脑”的官僚资产阶级左翼及依附于他们的保皇派小资产阶级。他们苦谏权力中心“向左转”收效甚微,还被不时警告“倒退没有出路”,眼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逐渐成长起来,群众有被拉离他们所希望的改良主义“正确轨道”的危险,不禁心急如焚。为了保持“稳定”大局,他们便以“托派”罪名打击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敢于发出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呼声的人们。
当年的林彪集团曾在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诬蔑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文革旗手们为“笔杆子托派集团”、声称“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目的是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寻找借口。林彪案件仅仅与林家父子及其死党、喽罗有关吗?没那么简单。《571工程纪要》中的思想很可能是当时LD走资派被击败后,官僚主义者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无资两大阶级对决时的思想动向的一个集中反映,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林彪集团的重要社会基础。官僚主义者阶级在所谓“一举粉碎”中同样发挥了主要作用。只是在完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使命”后,由官僚主义者阶级演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左翼逐渐被昔日曾亲密无间、由走资派演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右翼所抛弃。
官僚资产阶级左翼也是理直气壮地打出“毛旗帜”的,近来迫于形势也开始作为“肯定”文革的姿态,但他们从本质上来讲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反感的,他们所追求的是“革命功臣”高高在上、“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中指出的:“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在今日那些对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动辄以“托派”罪名相加的所谓“革命派”身上,可以看到当年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林彪集团的影子。
(2):一些相对“务实”的托派分子企图借“毛泽东”、“文革”的招牌装点门面(当然这会被另一些“坚持原则”的托派分子斥为“机会主义”),其目的也无非是以此作掩护偷运托主义的私货罢了。他们也清楚,在神州大地上,单举马列旗而绕过毛泽东是难有号召力的。
马列毛主义者有必要提防托派从“左”的方面的进攻,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打着“毛旗帜”的改良主义“左派”从右的方面射出的暗箭。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粉碎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后记:整理完此文,环顾四周,发现天空阴沉沉的。这年月,“和谐大旗”遮天蔽日,但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托洛茨基领导十月革命?——完全是投机
托洛茨基建立红军?——完全是吹牛
托洛茨基是投机革命,破坏红军。

托洛茨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毒素,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修正主义。

托派的“左”,是形“左”而实右!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托派叫嚷“不断革命”、“世界革命”,不过是同林彪“支持”文革一样,“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罢了!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4-1 17: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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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一段,是引自于唐宝林的《中国托派史》,对于此书,王凡西(中托)有以下的评论——

评《中国托派史》
[url=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9506.htm]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9506.htm[/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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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在哪儿呢?

托洛茨基领导十月革命?同意区联并入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列宁要利用这个犹太阔佬的女婿的钱包罢了,就如托洛茨基打算利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力量一样。虽然托洛茨基曾经很嚣张地叫骂列宁是“毒素”。
列宁在准备发动起义这件事上确实是在赌博,而已是以全党为赌注的赌博,列宁提出的法国爆发兵变、德国海军起义,意大利发生革命这些论据都是不充分的,所以党内的大多数人是不同意列宁的观点的,包括以前一直支持列宁的斯大林,他们要为党的未来负责,而从国外回来的列宁未必有这些人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这搞得列宁很郁闷。
托洛茨基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列宁呢?稍微想一想也明白了,托洛茨基刚刚带着区联的人并入布尔什维克,他需要取得列宁的信任,所以可以无条件地在口头上支持列宁;况且他也不过是把布尔什维克当作自己攫取权利的工具而已,这一票干好了,自然皆大欢喜。要是干砸了,自己就带着区联的人的人另立山头,也没什么大的损失。

托洛茨基组建红军?就是把旧军队换一面旗帜。训练?没有队列、没有鞋,连马鞍都没有的军队能有啥训练?
看看托洛茨基派给彼尔姆前线的29师和30师就知道了托洛茨基组建的是什么部队——捷尔任斯基指出:“总司令部派来的部队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敌视我们的,必须严加审查。”
最后由谁来对部队进行审查呢?——斯大林!而且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根据前线的经验,指出了改组红军,采用新的适合国内战争的编制的必要性,更换了部队中不适合工作的政治委员。于是红军才打退了高尔查克的进攻,扭转了败局。而同时托洛茨基在做什么呢?给斯大林的工作制造麻烦。
事实上像斯大林这样的在各条前线奔走的委员们才是真正的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只不过是拼凑了一支由旧军队组成的乌合之众而已),是斯大林他们在做实际工作,更正托洛茨基的军事委员会制造的种种荒谬的错误。但是斯大林从来也不曾夸耀过自己的这些工作,相反到是只会任人唯亲、胡乱下达命令给前线添乱的托洛茨基恬不知耻地自称为红军缔造者。正是越无能的人越会吹。
托洛茨基的军事才能?让别人给他擦屁股的军事才能么?托洛茨基主张把捷克斯洛伐克团送到摩尔曼斯克去,英国人就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幸好列宁听了斯大林的建议没把捷克斯洛伐克团送到摩尔曼斯克去)。托洛茨干预彼尔姆前线,高尔查克就势如破竹(幸好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任去前线整顿部队才稳住了战线)。托洛茨基干预南线作战,克拉斯诺夫就逼近查里津(还是斯大林赶去整顿城防,才在查里津城下打退了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托洛茨组织华沙战役,结果大家都知道(只有斯大林指挥的西南战线稳扎稳打没有崩溃,还击垮了弗兰格尔)
托洛茨基的军事和政治生涯就是一连串的投机、犯罪和失败,他只会恬不知耻地吹嘘罢了。

恬不知耻的托派分子早死早投胎去,别在这里恶心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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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既然是个讨论帖。

托派也配?

谢谢各位的参与. 也了解到许多以前没全面了解的资料. 我没有什么派,如果说有,我愿意是毛主义派. 也明白托派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不能同意德东的"庸俗辩证法"的批评. 即使是林彪高岗…我认为也应该客观的评价, 任何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成绩都应该肯定, 人不能一辈子都不犯错误. 全盘否定不是辩证法的分析方法.
对于"Валия"的全盘否定也是不能苟同. 毕竟是托领导了十月革命. 客观结果是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提醒一下: 乱贴标签比认真甄别要容易得多. 但不能因为难就失去耐心冷静.

hooray网友,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至于杜娜叶夫斯卡娅,此人本身就是个反斯大林分子!
群众的自发力量或许可以推翻一个旧政权,但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胜利果实就无法巩固,最后难免出现“新瓶装旧酒”的局面!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4-2 13: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