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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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来不想再就托派问题说什么，但鄙人前一阵子游历天益社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版，看到托主义者对毛派的恶毒攻击，几乎当场脑溢血。再加上看到和谐托派笔杆子李星先生在《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关于托派在联共（布）党内斗争中失败原因的表述：“苏共当权派在列宁去世时搞了个突击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号召」，主要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当权派在与托派斗争时，便总以「几十万工人共产党员」的名义打压后者。”感到实在好笑（1927年以前托派与“斯大林派”同处一党之内，你们托派怎么那么害怕工人入党，怎么就认定工人入党对你们不利？你们手中有真理就拿出来嘛！哪有共产党人害怕群众的道理？莫非理论只是你们这些“有教养”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专利？）我一时兴起，便决定动手写下此文。今天想起此事，便将此文修改之后拿出来晒一晒，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苏东剧变发生后，托派有些时来运转。托洛茨基这位“革命的先知”关于“工人官僚国家”将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们有力的宣传武器。
不过，令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洛茨基分子们有些恼火的是，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毛共也异军突起。“世界革命”的大旗，岂容他人染指？
托派指责毛共是“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小资产阶级”，有的托派分子还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剽窃。毛共则认为托派不过是激进小资产阶级。
近年来在和谐泛左翼中也出现了托主义者。此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以马列正统自居的改良主义左派——“三中全会派”常常对马列毛主义者猛扣“托派”帽子。
在这里谈一点鄙人对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区别的粗浅看法。
我们知道，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常识。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联系实际，那这个理论的作用将等于零。托派之所以不能得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
托派的思维是直线的，不知道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非直线的、是迂回的、曲折的、波浪式的。“有时候甚至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的（列宁语）。
托派大都是激变论的主张者，他们把运动的高级阶段与初始阶段相混淆，甚至无视和取消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量变阶段，梦想着直线的、一步到位的达到那个高级阶段和质变阶段。
在“高品味”的托派分子眼中，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不知道这一小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有着划时代意义上的一大步，从而无视和抹杀它的存在意义。随着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复辟资本主义，托派们得意无比，以为“先知”的唯心主义宿命论式的预言应验了。他们认为这些“房子”一开始就是旧的，它的倒掉是必然的。他们不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垮台，而是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资本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的垮台。
“革命不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这话有错吗？没有！共产党人必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们必定要反对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但问题在于，托派把民族解放运动一概视为“民族主义的表现”，对其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在热衷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托派看来，民族的、种族的问题，都要等到实现社会主义之后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加诟病。殊不知，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不去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难道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去掌握吗？果真如此，那才是帮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忙！
如果说当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受统战主义影响丧失了在二战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机会，托派则在二战前后因其关门主义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中国托派为例，1938年11月3日陈独秀在《致托洛茨基》信里感叹：“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
“不可以建立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否则也是苏联那种新阶级统治社会的下场”。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的很清楚。“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恩格斯是说，国家官僚机构的确是个“祸害”，但是在社会主义胜利后的初始阶段不得不利用它好的方面，“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抛掉”“全部国家废物”只能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以后。
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不管怎么样，托派反对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主张，总是正确的嘛！
判断革命者的标准应该是听其言，观其行。不可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随后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确实有较大贡献，但在身体力行反对官僚主义方面，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表现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相反，其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将许多同志赶到斯大林一边。此外在国内战争结束之际，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继续用军事指挥手段管理工会，但他的企图因党内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斯大林在1923年12月23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在流亡国外后，托洛茨基一直试图推翻“工人官僚国家”，但是他又打算怎么做呢？他在1933年10月《反对派简报》上声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在于1936年问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他仍在号召苏联国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党政军内占据的职位发动“政治革命”（看来这位“革命的先知”感兴趣的不是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少数人密谋的政变）。
托派在判断所谓“工人国家官僚化”的问题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波兰托派分子、“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流亡的先知》一书中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官僚主义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多伊彻先生却说赫鲁晓夫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
长期执掌国际托派的“正统”——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比利时托派理论家曼德尔在其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说：“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首开资本主义复辟之先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则在旨在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阶级大搏斗。为何曼德尔赞赏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中国天安门还挂着斯大林的画像。
我们不禁要问：托派判断一个“工人国家”是否“官僚化”的问题上，是不是以是否批判斯大林为标准的？
曼德尔在《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宣称：“对于东欧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其后继者）的专政的崩溃，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就不难加以阐明。对崩溃的解释，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提供精深解释外，实在难以外求。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从未曾是社会主义。他们并非今天才这样说。他们已经说了七十年，自从斯大林提倡一国社会主义论以来便是这样说。从长远来说不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能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竞赛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尽管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认的成绩。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并不代表中央计划的失败。中央计划意味经济各部门及社会开支是按比例发展，或至少是尽量按比例发展。而官僚集权的中央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严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苏联并非本来只有此路可行。当年的左派反对派，还有托洛茨基及拉可夫斯基在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曾经提出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以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即经济体系只能要么受市场统治，要么受官僚操纵的命令经济统治，这种观点既欠缺论证，又不正确。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确确别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稀少资源的分配，相当程度由广大劳动者、消费者与公民，以民主方式预先决定；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多党制及政治民主让群众能在各种中央计划草案中选择。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场机制来纠正计划，只是不让市场机制大到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向。要使这第三种模式有效，须要大大减少工作时间，须要直接生产者能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及怎样分配现行生产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进展有多大。”
瞧，多党制（当然也少不了托派常宣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和党内派别活动自由），再加上“适当的市场机制”，真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不免心生疑惑，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多大区别？
曼德尔在该文中还认为“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要负上最极端的包办主义的罪名，他们远非其唯一负咎者。社会民主党，种种改良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同属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不错，劳动者的解放是要劳动者参与才能达到，但是是否劳动者的解放就不需要组织的领导与引导？如果是这样，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是一种不必要了。十月革命是纯粹劳动者自己的行动吗？显然不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造成的，这其中就有“先知”的功劳。难道说这种解放没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问题是这种政策是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方向转化还是向极少数人的利益方向转化，这才是评判一个政策的标准。
托派的“工人阶级反官僚政治革命”理论认为，由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革命没有胜利、世界革命没有一下子完成的偶然原因，才导致落后国家建立了工人政权后被官僚层篡夺，才需要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全面胜利后，由于生产力发达，就不可能发生蜕变，共产主义就会很快随着生产力发展实现。这实际上是一种浅薄的唯生产力论。
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都面临一个继续革命问题。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还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社会主义制度内保留，再加上意识上层建筑中非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会产生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进行阶级斗争，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才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有些托派也对文革感兴趣，宣称他们找到了与毛派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心驰神往的是传说中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较量。
在托派看来，似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有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便万事大吉，对诸如如何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和雇佣劳动思想在工人中的影响，如何避免少数地区或企业的工人以局部利益牺牲全局利益的做法等等，他们则是毫无考虑。
“农民不可靠”。托洛斯基在他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
此后主流托派长期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事实所驳斥。农民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有贫雇农、中农和富农之分。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在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
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这是头脑清醒的革命者所为吗？
“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不错，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只有等到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后，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可以而且应该建成的。难道“输出革命”可以取代社会主义建设吗？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应该立即进行玉石俱焚式的冲锋，还是作为一个桥头堡，巩固和逐渐扩大阵地。
革命道路问题也是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歧。托派（如果没有堕落为改良主义者）大多主张“走十月革命的路”，发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也有托派对“农民游击战争”感兴趣，但他们似乎都是速胜论的主张者）。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让托派底气足了起来，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无用武之地了。殊不知，精明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去主动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才能确保生存。对于众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依然适用。
托主义和马列毛主义，到底谁能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呢？让我们看看目前的实践吧。
马列毛主义这边，有塞松创建的菲律宾共产党自1969年以来坚持进行以农村为基地的持久人民战争，在武装斗争中发展壮大，对得到美帝支持，代表大买办、大地主利益的菲律宾当局构成严重威胁；有由贡萨罗创建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百折不回地进行武装斗争，并首创“以贫民区包围市中心”的先例；有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主力的印度毛派传承聂鲁马宗达点燃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星火，至今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有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为主力的土耳其毛派继承凯帕喀亚烈士遗志，面对白色恐怖进行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当毛共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的时候，托派却在旁边貌似激烈地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地横加指责，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客观上起到了与帝修反一唱一和的作用。
托主义这边呢？不少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自命的托派组织走上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主流政治”游泳池里尽情畅游。法国的“工人斗争”等托派组织在议会斗争中的成绩甚至有超过老牌修正主义政党法共之势(托派一直抨击法共等一些“老共产党”是“斯大林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老共产党”不仅对斯大林深恶痛绝，有的连列宁也不要了）。在巴西，以“工人总统”自居的卢拉放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托派组织“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拉的巴西劳工党的“党中党”，这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不反对卢拉政府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行径，反而极力蒙蔽工人群众，并入阁卢拉政府，共享高官厚禄。托派分子罗塞托任部长的土改部，对农业垄断资本家豢养的暗杀团大肆杀害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径充耳不闻······
一些拉美国家的托派组织，也建立了“战斗队”之类的小规模武装力量，但这纯粹是在政治暴力猖獗的情况下用于看家护院。属于托派的菲律宾工人革命党倒是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工人革命军”，但该党本来就是从菲共中分裂出来的，而且该党领导人声称有意向巴西劳工党的议会斗争经验“取经”。此外，由于“工人革命军”制造“摩擦”，菲共领导的新人民军也以锄奸行动回击之。菲律宾托派无力招架，突然发现菲共报纸上登出了一份若干“假左”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名单（工人革命党自然榜上有名），神情恍忽间以为这是暗杀名单，吓得立即和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一起控诉菲共的“暴行”，国际托派、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借此大做文章。菲律宾政府也趁机以“反恐”为名，勾结荷兰当局，迫害目前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同志。菲律宾托派（当然还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可以说是这一卑鄙勾当的帮凶。
······
虽然不能说，所有托派都是改良主义者或“口头上的革命派”，但自托主义出现至今，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对十月革命有一定贡献外，国际托派别说领导一场成功的革命，就是一场失败但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也未能领导。托主义实在难以担负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它只能是国际共运中的“支流”。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8-5-3 14:26 编辑 ]
还是避免意气用事，托派喜欢用“历史受虐狂”（因为托派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的姿态来对别人评头论足，我们毛主义分子最好不要。
萧武很多时候在和托派论战的时候犯了这个毛病，很多高举毛主义大旗的网友也犯了这个毛病。
必须牢记：路线决定一切。
毛主义分子的争论原则是路线之争、主义之争，至于个人得失或者被扣的帽子，大可放到一边，没所谓嘛，帽子多了人也显得高！哈哈
托派李星先生我倒是极想会会，不过现在工作没有做足，所以时机还不成熟！呵呵
希望德东同志也能够在毛主义的行事原则下展开论战，避免不必要的争论，这样才能不冲淡革命的主旨。
你我共勉！
德东1
3
QUTOE：托派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
太夸张了吧？现在不少第四国际“革命家”过得挺滋润呢！
难道不是么？从托洛茨基先生到现在的红草、李星先生，不都这样么？
上次在天益马版里头看到一个帖子，一个托派先生说萧武给他讲：正因为托派从来没有掌过权，所以没有丢失道德制高点（大意如此）。
呵呵，托派大概对此评论还是受用的吧！
成天都怨恨别人迫害他们，怨恨天不遂人愿。还成天编造什么毛左性格分裂之类的东西。
王凡西的一部《毛泽东思想论稿》，简直不是马列主义分析，而是佛洛伊德分析。这点继承了托洛茨基先生不少，把斯大林的民族和血缘也都算上，搞得好像斯大林有“原罪”一样！
他们沾沾自喜，还大肆宣扬斯大林的文风如何如何，多么多么喜欢托的文字，优雅激情，我的妈呀！当是我都要疯了!
还有一个帖子，叫作什么《左倾小托的泣血陈述》（好像这个），天那，你在那里就能看到什么叫作骂架了，唉，反正里面透出来的那种情绪吧，其实也就是《情深深雨蒙蒙》的那种感觉！
唉，有点受不了，这都是个人情绪，不过为了调剂生活还是可以多看看他们如何讨论问题吧！
这篇文章还是点中了托派的一些要害：包括所谓“官僚篡权工人国家”理论的自相矛盾，包括在革命观点上的自发论，包括贬低、否认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包括在实践中的丑态百出的机会主义表演。
靖昊同志也说得很好，我们要从革命理论、革命路线的角度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不要像托派那样喜欢搞“忆苦”，用所谓自己遭镇压的“血泪史”，就否定整个马列毛主义领导的伟大革命运动，否定整个阶级的胜利经验。
[ 本帖最后由 angbayan 于 2008-4-5 20:41 编辑 ]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对待革命，奉行的是“愚公移山”的路线：就是要通过艰苦、细致、长期的群众工作，来感动“上帝”——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和他们战斗在一起，从弱小到强大，经过持久战最终砸碎旧世界。
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奉行的是“摘桃子”路线，美其名曰：“反对包办替代主义，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对革命抱等待主义。革命低潮时，就搞些小圈子自娱自乐的宣传、理论工作，幻想革命高潮来临时，自己振臂一呼，马上应者云集，于是靠着“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就能取得革命胜利。这不是别的，就是机会主义。
[ 本帖最后由 angbayan 于 2008-4-5 20:38 编辑 ]
刚才看到他们一个专题讨论贴，紧跟当前步伐！
最后张长海先生用了八个o作为跟贴了，还挺有创意的设计！
看来我们也得做点准备了！呵呵，搞个专题！
不过他们对于冼岩《马克思是怎么犯错误的》那个文章，倒是没有怎么批判！大概他们觉得没有意思吧！哈哈
德东1
10
苏东剧变发生后，社会民主主义曾红极一时，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逐渐使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帮凶嘴脸暴露无遗（可笑的是近来以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谢轁为代表的所谓“宪章派”大力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殊不知不少社会民主党受“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影响早已抛弃“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泛左翼中长期充当边缘势力的托派有些时来运转。托洛茨基这位“革命的先知”关于“工人官僚国家”必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们有力的宣传武器，加上托派喊得震天响的“不断革命”、“反官僚”、“工人运动”、“工人民主”等，颇能迷惑一些不明就里的群众。
不过，令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洛茨基分子们有些恼火的是，近年来在国际范围内毛共也异军突起。“世界革命”的大旗，岂容他人染指？
托派指责毛共是“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小资产阶级”，有的托派分子还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剽窃。毛共则认为托派自己才是激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近年来在和谐泛左翼中也出现了托主义者。此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以马列正统自居的改良主义左派——“三中全会派”常常对马列毛主义者猛扣“托派”帽子。近年来还出现一种论调，暗示“毛泽东=托派”。
在这里谈一点鄙人对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区别的粗浅看法。
我们知道，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常识。一个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能联系实际，那这个理论的作用将等于零。托派之所以不能得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
托派的思维是直线的，不知道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非直线的、是迂回的、曲折的、波浪式的。“有时候甚至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的（列宁语）。
托派大都是激变论的主张者，他们把运动的高级阶段与初始阶段相混淆，甚至无视和取消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量变阶段，梦想着直线的、一步到位的达到那个高级阶段和质变阶段。
在“高品味”的托派分子眼中，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不知道这一小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有着划时代意义上的一大步，从而无视和抹杀它的存在意义。随着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复辟资本主义，托派们得意无比，以为“先知”的唯心主义宿命论式的预言应验了。他们认为这些“房子”一开始就是旧的，它的倒掉是必然的。他们不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垮台，而是社会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资本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的垮台。
“革命不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这话有错吗？没有！共产党人必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们必定要反对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但问题在于，托派把民族解放运动一概视为“民族主义的表现”，对其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在热衷于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托派看来，民族的、种族的问题，都要等到实现社会主义之后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加诟病。殊不知，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无产阶级不去掌握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难道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去掌握吗？果真如此，那才是帮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忙！
如果说当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受统战主义影响丧失了在二战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机会，托派则在二战前后因其关门主义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当年的中国托派为例，1938年11月3日陈独秀在《致托洛茨基》信里感叹：“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
“不可以建立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否则也是苏联那种新阶级统治社会的下场”。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的很清楚。“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恩格斯是说，国家官僚机构的确是个“祸害”，但是在社会主义胜利后的初始阶段不得不利用它好的方面，“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抛掉”“全部国家废物”只能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以后。
可能有的同志会说，不管怎么样，托派反对官僚主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主张，总是正确的嘛！
判断革命者的标准应该是听其言，观其行。不可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随后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确实有较大贡献，但在身体力行反对官僚主义方面，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表现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相反，其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将许多同志赶到斯大林一边。此外在国内战争结束之际，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继续用军事指挥手段管理工会，但他的企图因党内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斯大林在1923年12月23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在流亡国外后，托洛茨基一直试图推翻“工人官僚国家”，但是他又打算怎么做呢？他在1933年10月《反对派简报》上声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在于1936年问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他仍在号召苏联国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党政军内占据的职位发动“政治革命”（看来这位“革命的先知”感兴趣的不是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少数人密谋的政变）。
托派在判断所谓“工人国家官僚化”的问题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波兰托派分子、“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流亡的先知》一书中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官僚主义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多伊彻先生却说赫鲁晓夫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
长期执掌国际托派的“正统”——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比利时托派理论家曼德尔在其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说：“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首开资本主义复辟之先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则在旨在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阶级大搏斗。为何曼德尔赞赏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中国天安门还挂着斯大林的画像。
我们不禁要问：托派判断一个“工人国家”是否“官僚化”的问题上，是不是以是否批判斯大林为标准的？
曼德尔在《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宣称：“对于东欧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其后继者）的专政的崩溃，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就不难加以阐明。对崩溃的解释，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提供精深解释外，实在难以外求。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从未曾是社会主义。他们并非今天才这样说。他们已经说了七十年，自从斯大林提倡一国社会主义论以来便是这样说。从长远来说不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能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竞赛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尽管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认的成绩。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并不代表中央计划的失败。中央计划意味经济各部门及社会开支是按比例发展，或至少是尽量按比例发展。而官僚集权的中央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严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苏联并非本来只有此路可行。当年的左派反对派，还有托洛茨基及拉可夫斯基在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曾经提出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以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即经济体系只能要么受市场统治，要么受官僚操纵的命令经济统治，这种观点既欠缺论证，又不正确。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确确别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稀少资源的分配，相当程度由广大劳动者、消费者与公民，以民主方式预先决定；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多党制及政治民主让群众能在各种中央计划草案中选择。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场机制来纠正计划，只是不让市场机制大到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向。要使这第三种模式有效，须要大大减少工作时间，须要直接生产者能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及怎样分配现行生产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进展有多大。”
瞧，多党制（当然也少不了托派常宣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和党内派别活动自由），再加上“适当的市场机制”，真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不免心生疑惑，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有多大区别？
曼德尔在该文中还认为“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要负上最极端的包办主义的罪名，他们远非其唯一负咎者。社会民主党，种种改良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同属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不错，劳动者的解放是要劳动者参与才能达到，但是是否劳动者的解放就不需要组织的领导与引导？如果是这样，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是一种不必要了。十月革命是纯粹劳动者自己的行动吗？显然不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造成的，这其中就有“先知”的功劳。难道说这种解放没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问题是这种政策是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方向转化还是向极少数人的利益方向转化，这才是评判一个政策的标准。
托派的“工人阶级反官僚政治革命”理论认为，由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革命没有胜利、世界革命没有一下子完成的偶然原因，才导致落后国家建立了工人政权后被官僚层篡夺，才需要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全面胜利后，由于生产力发达，就不可能发生蜕变，共产主义就会很快随着生产力发展实现。这实际上是一种浅薄的唯生产力论。
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都面临一个继续革命问题。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还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社会主义制度内保留，再加上意识上层建筑中非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会产生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进行阶级斗争，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才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有些托派也对文革感兴趣，宣称他们找到了与毛派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心驰神往的是传说中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较量。
在托派看来，似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有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便万事大吉，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对诸如如何克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和雇佣劳动思想在工人中的影响，如何避免少数地区或企业的工人以局部利益牺牲全局利益的做法等等，他们则是毫无考虑。
今日托派之“推崇工人运动”，是建立在对“自发性”的崇拜之上的，他们大力颂扬自发斗争而对自觉斗争表示不安并将这种不安纳入所谓“反对官僚主义”的轨道。似乎“理论”的权利只属于他们这些“有教养”的托洛茨基分子。(例如当今的和谐托派笔杆子李星就在其《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写道：“苏共当权派在列宁去世时搞了个突击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号召」，主要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当权派在与托派斗争时，便总以「几十万工人共产党员」的名义打压后者。”这种说法实在可笑，当时托派与“斯大林派”同处一党之内，托派难道不自信到如此地步，认定那些工人党员一定会成为“斯大林派”的后备军？)
“农民不可靠”。托洛斯基在他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
此后主流托派长期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事实所驳斥。农民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有贫农、雇农、中农和富农之分。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在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
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这是头脑清醒的革命者所为吗？
“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不错，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只有等到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后，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可以而且应该建成的。难道“输出革命”可以取代社会主义建设吗？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立即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玉石俱焚式的冲锋，还是做一个桥头堡，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打一场持久战，逐步巩固和扩大阵地。
革命道路问题也是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歧。托派（如果没有堕落为改良主义者）大多主张“走十月革命的路”，发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也有托派对“农民游击战争”感兴趣，但他们似乎都是速胜论的主张者）。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让托派底气足了起来，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策略无用武之地了。殊不知，精明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去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才能确保生存。对于众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依然适用。
托主义和马列毛主义，到底谁能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呢？让我们看看目前的实践吧。
马列毛主义这边，有塞松创建的菲律宾共产党自1969年以来坚持进行以农村为基地的持久人民战争，在武装斗争中发展壮大，对得到美帝支持，代表大买办、大地主利益的菲律宾当局构成严重威胁；有由贡萨罗创建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百折不回地进行武装斗争，并首创“以贫民区包围市中心”的先例；有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主力的印度毛派传承聂鲁马宗达点燃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星火，至今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有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为主力的土耳其毛派继承凯帕喀亚烈士遗志，面对白色恐怖进行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当毛共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的时候，托派却在旁边貌似激烈地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地横加指责，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客观上起到了与帝修反一唱一和的作用（历史上不乏先例，不仅在苏共二十大后国际托派参与了大反斯大林的合唱，在1976年香港的托派还联合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声援“四·五”的示威游行）。
托主义这边呢？不少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自命的托派组织走上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主流政治”游泳池里尽情畅游。法国的“工人斗争”等托派组织对议会斗争玩得炉火纯青，其战绩有超过老牌修正主义政党法共之势(托派一直抨击法共等一些“老共产党”是“斯大林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老共产党”不仅对斯大林深恶痛绝，有的连列宁也不要了）。在巴西，以“工人总统”自居的卢拉放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托派组织“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拉的巴西劳工党的“党中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不反对卢拉政府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行径，反而极力蒙蔽工人群众，并入阁卢拉政府，共享高官厚禄。托派分子罗塞托任部长的巴西农业部，对农业垄断资本家豢养的暗杀团大肆杀害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径充耳不闻······
一些拉美国家的托派组织，也建立了“战斗队”之类的小规模武装力量，但这纯粹是在政治暴力猖獗的情况下用于看家护院。属于托派的菲律宾工人革命党倒是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工人革命军”，但该党本来就是从菲共中分裂出来的，而且该党领导人声称有意向巴西劳工党的议会斗争经验“取经”。此外，由于“工人革命军”制造“摩擦”，菲共领导的新人民军也以锄奸行动回击之。菲律宾托派无力招架，突然发现菲共报纸上登出了一份若干“假左”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名单，神情恍忽间以为这是暗杀名单，吓得立即和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一起控诉菲共的“暴行”，国际托派、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借此大做文章。菲律宾政府也趁机以“反恐”为名，勾结荷兰当局，迫害目前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同志。菲律宾托派（当然还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可以说是这一卑鄙勾当的帮凶。
······
虽然不能说，所有托派都是改良主义者或“口头上的革命派”，但自托主义出现至今，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对十月革命有一定贡献外，国际托派别说领导一场成功的革命，就是一场失败但有重大影响的革命也未能领导。托主义实在难以担负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它只能是国际共运中的“支流”。
让我们回到那种暗示“毛泽东=托派”的论调。这种论调的产生除去一些人的认识糊涂，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一些相对“务实”的托派分子决定利用“毛泽东”这笔政治资源，以“赞毛”为名行偷运托主义之实（当然这会被另外一些“坚持原则”的托派分子斥为机会主义），因为在和谐泛左翼中，公然诋毁毛泽东的所谓“左派”是难有容身之地的。
（2）：这种论调更多地来自向来以马列正统自居的“三中全会派”分子。他们苦谏权力中心“向左转”收效甚微，还被不时警告“倒退没有出路”，眼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逐渐成长起来，群众有被拉离改良主义“正确轨道”的危险，不禁心急如焚。为了履行“和谐卫士”的职责，他们便利用“托派”罪名打击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耍的这种伎俩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实际上当年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除诽谤毛为“当代的秦始皇”外，还攻击与毛并肩战斗的文革旗手们为“笔杆子托派集团”。今日“三中全会派派”的一些“革命”老爷们的所作所为，很像是有“遗传基因”的。
20世纪30年代，窃踞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等人曾指责鲁迅与托派与染，一些托派分子试图趁机拉拢鲁迅。不料，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答复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一些人花大力气考证，声称“此信非鲁迅所作”，这毫不奇怪，现在不是连为蒋介石翻案的都有了么？）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像鲁迅先生一样的辩别能力。如今一些热血青年在对“三中全会派”的改良主义感到失望之余，如果被托派的“革命色彩”所迷惑，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可以说，“三中全会派”的所谓“反托”在一定意义上是“为渊驱鱼”。
“三中全会派”对批判托派十分积极，但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资格批判托派，因为和谐托派眼下至少还不自觉地将矛头指向官僚资本（说托派将矛头指向官僚资本，是因为他们目前至少在形式上拒绝与权力中心妥协，说他们不自觉，是因为托派大多认为自己与之斗争的是所谓“工人官僚”而非官僚资本。呵呵，常常指责别人“ 超阶级”的托派，偏偏在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上丢掉了阶级分析法），而他们却在充当“和谐卫士”。
目前，马列毛主义者有必要提防托派从“左”的方面的进攻，但更需要警惕的是“三中全会派”等改良主义左派以“反托”、“防左”等名义从右的方面射出的暗箭。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8-5-12 18:56 编辑 ]
改得更加全面了。改良派用托派的帽子来攻击、诬蔑马列毛主义者值得警惕。
现在从现实问题上考虑,是否存在与托派分子合作的可能性?
德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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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 与托派合作，目前尚无成功记录。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8-5-4 20:06 编辑 ]
我们或许和托派达成一个协议，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还有我们不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攻击托派身上。各自发展自己，即便不能让托派变成我们的同盟，但也不能让他们在现阶段变成我们的敌人。
[ 本帖最后由 letuyifang 于 2008-5-6 19:51 编辑 ]
德东1
15
谈谈马列毛主义与托主义的区别
托派是当今国际泛左翼中较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在发达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相当大，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较大的托派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和谐泛左翼中也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近年来还出现一种论调，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翻版，暗示“毛泽东＝托派”。
关于托派，据鄙人了解，有以下几点：（1）自称“原原本本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革命传统思想”，反斯大林、反毛泽东。
（2）鼓吹“不断革命”。
（3）强调“反官僚”，视斯、毛体制为需要进行“政治革命”的“官僚体制”。
（4）轻视农民，认为“农民不可靠”。
（5）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
（6）认为“一国革命不可能”······
在这里谈一点鄙人对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区别的粗浅看法。
托派喜欢念叨“不断革命”。“不断革命”有错吗？没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
但是，托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其激变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他们把运动的高级阶段与初始阶段相混淆，甚至无视和取消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量变阶段，梦想着直线的、一步到位的达到那个高级阶段和质变阶段。他们不明白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非直线的、是迂回的、曲折的、波浪式的、“有时候甚至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的（列宁语）。托主义的“不断革命”不同于马列毛主义的“不断革命”——马列毛主义的“不断革命”是承认“分阶段”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是承认革命道路“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
在“高品味”的托派分子眼中，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不知道这一小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有着划时代意义上的一大步，从而无视和抹杀它的巨大意义。苏东剧变发生后，托派得意无比，以为“先知”的唯心主义宿命论式的预言应验了，欢呼“官僚社会主义”的垮台。殊不知，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那里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已被扼杀，这只不过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垮台而已。
在托派看来，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均应毕其功于一役。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加诟病，忽视其发展趋势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使托派倍受鼓舞，他们认为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只适用于前工业社会”的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策略已经无用武之地，但他们背离了列宁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精明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达”的前提条件）。多数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去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才能确保生存。对于众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依然适用。另外顺便说一句，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言，一旦官僚买办资本被消灭，资本主义的“大头”也就解决了。
如果说当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受统战主义影响丧失了在二战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机会，托派则在二战前后因其关门主义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当年的中国托派为例，1938年11月3日，曾是中国托派首领的陈独秀在《致托洛茨基》信里感叹：“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地列举了托派分子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更糟糕的是，以郑超麟为代表的部分托派分子在日本法西斯逞凶狂之际公然鼓吹所谓“革命的失败主义”，这连托洛茨基本人也难以苟同）。
托派的“工人阶级反官僚政治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没有胜利、世界革命没有一下子完成的偶然原因，才导致落后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后被“官僚阶层”篡夺，才需要“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全面胜利后，由于生产力发达，就不可能发生蜕变，共产主义就会很快随着生产力发展实现。这与考茨基之流的唯生产力论没有本质区别。
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都面临一个继续革命问题。这不仅因为被打倒的旧剥削阶级残余“人还在，心不死”，还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保留，再加上意识上层建筑中非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胜利地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必须继续革命——在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通过群众专政清理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踏破官僚机器，挥斥资产阶级”，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可以说，没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不会自动过渡到共产主义。
将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为“官僚专制”，这本是资产阶级舆论工具惯用的宣传伎俩，其用意是阻止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革命权威。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民主”，对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是“专制”的。正如毛泽东在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被“反官僚”的托派视为“官僚体制”的“总官僚”的毛泽东，发动工农大众起来以群众斗争打倒钻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过革命群众运动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以此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托派的“反官僚”，侧重于所谓反“官僚体制”，在他们看来，原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所谓“没有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的。殊不知，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前发展，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一种是向后倒退，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着——也因此才有了共产党人永不停息的奋斗！究竟哪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取决于贯彻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
无产阶级归根到底只能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离开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指望依靠一套预先设计的“制度、体系”就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能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不仅如此，托派的反“官僚专制”、“官僚体制”，实际上是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官僚体制”的“首恶”，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 “毛泽东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 放在一起否定的（托派对“斯大林、毛泽东式官僚体制”的讨伐与自诩为“民主左派”的社会民主派出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对“苏式极权政体”的攻击可谓异曲同工）。此种做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将后毛时代复辟者的罪恶也归咎到毛泽东的真共产党的头上，归咎到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体制”上，从而抹杀了那段真假共产党之间曾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历史！
判断革命者的标准应该是听其言，观其行。平心而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随后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确实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在身体力行反对官僚主义方面，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表现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相反，其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将许多同志赶到斯大林一边。此外在国内战争结束之际，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继续用军事指挥手段管理工会，但他的企图因党内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斯大林在1923年12月23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在流亡国外后，托洛茨基一直试图推翻所谓的“工人官僚国家”，他打算怎么做呢？他在1933年10月《反对派简报》上声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在于1936年问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他仍在号召苏联国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党政军内占据的职位发动“政治革命”（看来这位“革命的先知”感兴趣的是少数人密谋的政变）。
托派在判断所谓“工人国家官僚化”问题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波兰托派分子、“先知三部曲”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流亡的先知》一书中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使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但多伊彻先生却说赫鲁晓夫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顺便说一下，中苏论战时赫鲁晓夫集团曾影射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托洛茨基主义”，但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本人在其掌权后推行的非斯大林化促进了国际托派的发展，国际托派当时面对“秘密报告”送来的“惊喜”直言不讳地宣称，赫鲁晓夫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为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曾长期执掌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比利时托派理论家厄·曼德尔曼德尔在其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宣称：“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首开资本主义复辟之先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则是旨在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阶级大搏斗。为何曼德尔赞赏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中国天安门还挂着斯大林的画像。
在其发表于1995年的《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曼德尔宣称：“对于东欧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其后继者）的专政的崩溃，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就不难加以阐明。对崩溃的解释，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提供精深解释外，实在难以外求。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从未曾是社会主义。他们并非今天才这样说。他们已经说了七十年，自从斯大林提倡一国社会主义论以来便是这样说。从长远来说不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能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竞赛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尽管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认的成绩。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并不代表中央计划的失败。中央计划意味经济各部门及社会开支是按比例发展，或至少是尽量按比例发展。而官僚集权的中央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严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苏联并非本来只有此路可行。当年的左派反对派，还有托洛茨基及拉可夫斯基在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曾经提出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以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即经济体系只能要么受市场统治，要么受官僚操纵的命令经济统治，这种观点既欠缺论证，又不正确。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确确别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稀少资源的分配，相当程度由广大劳动者、消费者与公民，以民主方式预先决定；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多党制及政治民主让群众能在各种中央计划草案中选择。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场机制来纠正计划，只是不让市场机制大到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向。要使这第三种模式有效，须要大大减少工作时间，须要直接生产者能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及怎样分配现行生产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进展有多大。”
瞧，这就是托派开出的“社会主义”药方：多党制（当然也少不了托派宣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和党内派别活动自由，也算“托派特色”吧），再加上“适当的市场机制”，真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啊！但我们难免心生疑惑：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派莫非想从社会民主派手中接过“民主社会主义”大旗？
曼德尔在该文中还认为“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要负上最极端的包办主义的罪名，他们远非其唯一负咎者。社会民主党，种种改良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同属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
不知大声疾呼“不受任何限制地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先生在发表此番高论时，可曾想过列宁曾在《怎么办》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劳动者的解放确实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但是是否劳动者的解放就不需要组织的领导与引导？如果是这样，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十月革命是纯粹“劳动者自己的行动”吗？显然不是，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造成的，难道说在这一过程中就没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这种政策是向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方向转化还是向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方向转化，这才是评判一个政策的标准。老实说，曼德尔先生的高论不像是马列主义者的语言，倒像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措词。
有些托派分子也对文革津津乐道，宣称他们找到了与“毛派”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心驰神往的只不过是传说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殊死较量——他们对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点、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托派大谈特谈“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但正是巴黎公社留下的血的教训让我们明白：如果“民主”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本身，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巴黎公社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但终究是一次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冲动而已，甚至它本身就不是一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巴黎公社革命意义深远！
正如恩格斯在为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而撰写的《论权威》一文中指出的：“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今日托派之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是建立在自发性崇拜的基础上的，似乎“理论”的权利只属于他们这些“有教养”的托洛茨基分子。可笑的是，当今的和谐托派笔杆子李星就在其《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写道：“苏共当权派在列宁去世时搞了个突击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号召」，主要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当权派在与托派斗争时，便总以「几十万工人共产党员」的名义打压后者。”（搞不懂，高喊“工人民主”的托派为什么就那么害怕“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顺便说一句：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托派来说，“抢工会”也是“创收”的手段呢！
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在这之后主流托派长期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这也成为托派所谓“不断革命”的重要依据）。这一观点早已被历史事实所驳斥了。所谓“农民”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有贫农（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农村资产阶级）之分。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在苏联、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富农问题另当别论）。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之后。
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这是头脑清醒的革命者应该干的事情吗？
“一国革命不可能”的观点，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面前已经不攻自破（当然，托派可以说，革命是胜利了，但是党也随之蜕变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集团将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认定，“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攻击斯大林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为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后来干脆诬蔑斯大林“背叛世界革命”。
1925年，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取消主义立场时指出，他们“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斯大林再次批驳了托洛茨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马列毛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是用世界人民战争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地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地区，即被压迫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动人民战争，率先夺取政权，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落后的“边陲”建设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先进的根据地。实现“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最终引发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革命，完成世界革命。这既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路线截然不同，又不同于托派的“必须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同时爆发革命、否则革命必死”的冒险主义、失败主义路线，是一幅清晰可行的世界革命路线图。
斯大林、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他们逝世后各自的国家都出现了革命的反复，但他们毕竟曾经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取得过革命的伟大胜利，曾经建立过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社会。斯大林、毛泽东逝世迄今，帝修反、资产阶级对他们、对他们那个时代倾泼的厚重污水就足以做出无可辩驳的反证！
托派这边呢？自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迄今，高喊“不断革命”、“世界革命”的托派却从未领导过一次成功的革命，甚至从未领导过一次虽然失败但却有重大影响的革命！
托主义和马列毛主义，到底谁能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呢？让我们看看目前的实践吧。
马列毛主义这边，有塞松创建的菲律宾共产党自1969年以来坚持进行以农村为基地的持久人民战争，在武装斗争中发展壮大，对得到美帝支持，代表大买办、大地主利益的菲律宾当局构成严重威胁；有由贡萨罗创建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百折不回地进行武装斗争，并首创“以贫民区包围市中心”的先例；有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主力的印度毛共传承聂鲁马宗达点燃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星火，至今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发展为今日印度当局眼中的“头号威胁”；有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为主力的土耳其毛共继承凯帕喀亚烈士遗志，面对白色恐怖进行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托主义这边呢？不少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自命的托派组织走上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主流政治”游泳池里尽情畅游。法国的“工人斗争”等托派组织对议会斗争玩得炉火纯青，其战绩有超过老牌修正主义政党法共之势(一些托派抨击法共等一些“老共产党”是“斯大林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也有些“忘恩负义”。这些“老共产党”不仅对斯大林深恶痛绝，有的连列宁也不要了，不仅如此，它们也曾为“还托洛茨基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努力）。“工人斗争”一边高喊着“工人至上”的口号，一边每年从法国国家获得180万欧元─—这是被依法公布的公共收入。在巴西，以“工人总统”自居的卢拉放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联合书记处巴西支部“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拉的巴西劳工党的“党中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不反对卢拉政府损害工农大众利益的政策，反而极力蒙蔽工人群众，并入阁卢拉政府，共享高官厚禄。由托派分子罗塞托任部长的巴西土地发展部，不仅在土改方面行动迟缓，而且对农业垄断资本家、大地主们豢养的暗杀团大肆杀害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径充耳不闻······
一些拉美国家的托派组织也建立了“战斗队”之类的小规模武装力量，但这纯粹是在政治暴力猖獗的情况下用于看家护院。属于托派的菲律宾工人革命党倒是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工人革命军”，但该党本来就是从菲共中分裂出来的，而且该党领导人声称有意向巴西劳工党的议会斗争经验“取经”。此外，“工人革命党”及其“工人革命军”由于与菲共为敌，受到新人民军的惩罚。后来菲共报纸上登出了一份若干“假左”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名单，本来菲共的用意是揭露一下那些“假左”，但被打得焦头烂额的菲律宾托派认为这是“暗杀名单”，于是和同样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菲共打击的社会民主派组织“民主行动党”一起控诉菲共的“暴行”，国际托派、国际社会民主派也借此大做文章。菲律宾反动派趁机以“反恐”为名，勾结荷兰当局，对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同志进行迫害。反菲共的菲律宾托派、社会民主派实际上是扮演了反动派帮凶的角色。
······
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浴血奋战时，托派却在一旁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地横加指责。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他们更是摆出“有先见之明”的姿态，貌似激烈地对暂时失败的革命者大加挞伐。托派攻击斯大林时代苏联、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为“官僚专制”，诬蔑文革大民主的伟大实践为“官僚内斗”，诽谤第三世界国家坚持武装斗争的毛共为“游击战争既得利益集团”，不管其出发点如何，至少在客观上已经起到了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对斯大林、毛泽东、国际毛共的妖魔化一唱一和的作用。他们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恶毒攻击，实际上是彻底否定自列宁逝世以来国际共运弥足珍贵的革命实践，至少在客观效果上——是与帝修反、资产阶级一唱一和！
无怪乎在20世纪30年代，当鲁迅先生被周扬等人围攻时，当时的一些托派分子试图趁机拉拢鲁迅，鲁迅却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讥讽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一些“考证真相”者声称“此信非鲁迅所作”，这不足为奇，现在不是连为蒋介石、汪精卫翻案的都有了么？）
过去将托派说成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自然有失偏颇，但这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托派历史上确实有过与帝修反“配合默契”的记录。托洛茨基在世时念念不忘进行反斯大林的“政治革命”和当年中国托派在1949年以后公然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的历史旧账姑且不论，不仅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托派抓住机会大反斯大林（客观上是配合了当时帝国主义已经借“秘密报告”掀起的大规模反共恶浪），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后，香港的托派分子联合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旨在声援“四·五”反革命暴乱的示威游行。1956年匈牙利事件也得到了托派的欢呼。曼德尔先生甚至在《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大言不惭地宣称：“自从1956年匈牙利革命，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催生了第一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场由帝国主义的特务和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导演的“革命”催生的所谓“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至于菲律宾托派的反菲共行动和巴西托派为工贼卢拉打掩护则更是为托派的“光荣榜”书写新篇。
让我们回头再看那种暗示“毛泽东＝托派”的论调。这种论调的产生除去一些人的认识糊涂，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这种论调很有可能较多地来自那些满口“马列毛”词藻却念念不忘“救治腐烂大脑”的官僚资产阶级左翼及依附于他们的保皇派小资产阶级。他们苦谏权力中心“向左转”收效甚微，还被不时警告“倒退没有出路”，眼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逐渐成长起来，群众有被拉离他们所希望的改良主义“正确轨道”的危险，不禁心急如焚。为了保持“稳定”大局，他们便以“托派”罪名打击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敢于发出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呼声的人们。
当年的林彪集团曾在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诬蔑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文革旗手们为“笔杆子托派集团”、声称“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目的是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寻找借口。林彪案件仅仅与林家父子及其死党、喽罗有关吗？没那么简单。《571工程纪要》中的思想很可能是当时LD走资派被击败后，官僚主义者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无资两大阶级对决时的思想动向的一个集中反映，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林彪集团的重要社会基础。官僚主义者阶级在所谓“一举粉碎”中同样发挥了主要作用。只是在完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使命”后，由官僚主义者阶级演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左翼逐渐被昔日曾亲密无间、由走资派演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右翼所抛弃。
官僚资产阶级左翼也是理直气壮地打出“毛旗帜”的，近来迫于形势也开始作为“肯定”文革的姿态，但他们从本质上来讲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反感的，他们所追求的是“革命功臣”高高在上、“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中指出的：“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在今日那些对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动辄以“托派”罪名相加的所谓“革命派”身上，可以看到当年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林彪集团的影子。
（2）：一些相对“务实”的托派分子企图借“毛泽东”、“文革”的招牌装点门面（当然这会被另一些“坚持原则”的托派分子斥为“机会主义”），并以此作掩护偷运托主义。他们也清楚，在神州大地上，单举马列旗而绕过毛泽东是难有号召力的。
马列毛主义者有必要提防托派从“左”的方面的进攻，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打着“毛旗帜”的改良主义“左派”从右的方面射出的暗箭。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粉碎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后记：整理完此文，环顾四周，发现天空阴沉沉的。这年月，“和谐大旗”遮天蔽日，但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1-12 17:28 编辑 ]
德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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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马列毛主义与托主义的区别
托派是当今国际“泛左翼”中较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在发达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相当大，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较大的托派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和谐国”泛左翼中也出现了托洛茨基主义者。近年来还出现一种论调，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翻版，暗示“毛泽东＝托派”。
关于托派，据鄙人了解，有以下几点：（1）自称“原原本本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革命传统思想”，反斯大林、反毛泽东。
（2）鼓吹“不断革命”。
（3）强调所谓“反官僚”，视斯、毛体制为需要进行“政治革命”的“官僚体制”。
（4）轻视农民，认为“农民不可靠”。
（5）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
（6）认为“一国革命不可能”······
在这里谈一点鄙人对马列毛主义和托主义区别的粗浅看法。
托派喜欢念叨“不断革命”。“不断革命”有错吗？没有。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
但是，托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其激变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他们把运动的高级阶段与初始阶段相混淆，甚至无视和取消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量变阶段，梦想着直线的、一步到位的达到那个高级阶段和质变阶段。他们不明白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运动是非直线的、是迂回的、曲折的、波浪式的、“有时候甚至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的（列宁语）。托主义的“不断革命”不同于马列毛主义的“不断革命”——马列毛主义的“不断革命”是承认“分阶段”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是承认革命道路“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论。
在“高品味”的托派分子眼中，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与资本主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们不知道这一小步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有着划时代意义上的一大步，从而无视和抹杀它的巨大意义。苏东剧变发生后，托派得意无比，以为“先知”的唯心主义宿命论式的预言应验了，欢呼“官僚社会主义”的垮台。殊不知，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那里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已被扼杀，这只不过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垮台而已。
在托派看来，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均应毕其功于一役。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加诟病，忽视其发展趋势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使托派倍受鼓舞，他们认为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只适用于前工业社会”的毛泽东的持久人民战争策略已经无用武之地，但他们背离了列宁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精明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发达”的前提条件）。多数发展中国家盛行的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去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与封建地主阶级的联盟才能确保生存。对于众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依然适用。另外顺便说一句，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言，一旦官僚买办资本被消灭，资本主义的“大头”也就解决了。
如果说当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受统战主义影响丧失了在二战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好机会，托派则在二战前后因其关门主义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当年的中国托派为例，1938年11月3日，曾是中国托派首领的陈独秀在《致托洛茨基》信中感叹：“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详细地列举了托派分子各种“左”的论调后哀叹：“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更糟糕的是，以郑超麟为代表的部分托派分子在日本法西斯逞凶狂之际公然鼓吹所谓“革命的失败主义”，这连托洛茨基本人也难以苟同）。
托派的“工人阶级反官僚政治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没有胜利、世界革命没有一下子完成的偶然原因，才导致落后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后被“官僚阶层”篡夺，才需要“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全面胜利后，由于生产力发达，就不可能发生蜕变，共产主义就会很快随着生产力发展实现。这与考茨基之流的唯生产力论没有本质区别。
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都面临一个继续革命问题。这不仅因为被打倒的旧剥削阶级残余“人还在，心不死”，还因为社会经济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保留，再加上意识上层建筑中非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因此，胜利地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必须继续革命——在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通过群众专政清理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踏破官僚机器，挥斥资产阶级”，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可以说，没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不会自动过渡到共产主义。
将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为“官僚专制”，这本是资产阶级舆论工具惯用的宣传伎俩，其用意是阻止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革命权威。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民主”，对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永远是“专制”的。正如毛泽东在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被“反官僚”的托派视为“官僚体制”的“总官僚”的毛泽东，发动工农大众起来以群众斗争打倒钻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过革命群众运动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以此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在托派看来，原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所谓“没有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的。殊不知，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前发展，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一种是向后倒退，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着——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共产党人永不停息的奋斗！究竟哪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取决于贯彻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
无产阶级归根到底只能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离开了现实的阶级斗争，指望依靠一套预先设计的“制度、体系”就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能陷入唯心主义泥潭！
不仅如此，托派的反“官僚专制”、“官僚体制”，实际上是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官僚体制”的“首恶”，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 “毛泽东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 放在一起否定的（托派对“斯大林、毛泽东式官僚体制”的讨伐与自诩为“民主左派”的社会民主派出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对“苏式极权政体”的攻击可谓异曲同工）。此种做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将后毛时代复辟者的罪恶也归咎到毛泽东的真共产党的头上，归咎到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体制”上，从而抹杀了那段真假共产党之间曾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历史！
判断革命者的标准应该是听其言，观其行。平心而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随后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确实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在身体力行反对官僚主义方面，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表现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相反，其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将许多同志赶到斯大林一边。此外在国内战争结束之际，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继续用军事指挥手段管理工会，但他的企图因党内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成功。斯大林在1923年12月23日的《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中写道：“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刺子模至今还在痛哭。”后来斯大林以同样的冷嘲热讽的口气说“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他接着说：“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在流亡国外后，托洛茨基一直试图推翻他眼中的“工人官僚国家”。在1933年10月《反对派简报》上声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在于1936年问世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他仍在号召苏联国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利用他们在党政军内占据的职位发动“政治革命”（看来对“先知”图谋政变的指控并非子虚乌有）。
托派在判断所谓“工人国家官僚化”问题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波兰托派分子、“先知三部曲”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流亡的先知》一书中说：“斯大林死后头10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使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但多伊彻先生却说赫鲁晓夫时期“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顺便说一下，中苏论战时赫鲁晓夫集团曾影射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托洛茨基主义”，但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本人在其掌权后推行的非斯大林化促进了国际托派的发展，国际托派当时面对“秘密报告”送来的“惊喜”直言不讳地宣称，赫鲁晓夫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他们宣布，“对于赫鲁晓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为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们要给予批判性的支持。”）。
曾长期执掌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比利时托派理论家厄·曼德尔曼德尔在其写于1976年的《论官僚主义》一书中宣称：“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铁托集团统治下的南斯拉夫首开资本主义复辟之先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则是旨在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阶级大搏斗。为何曼德尔赞赏南斯拉夫而贬低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是积极批判斯大林的，而当时中国天安门还挂着斯大林的画像。
在其发表于1995年的《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曼德尔宣称：“对于东欧与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或其后继者）的专政的崩溃，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就不难加以阐明。对崩溃的解释，除了马克思主义能提供精深解释外，实在难以外求。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从未曾是社会主义。他们并非今天才这样说。他们已经说了七十年，自从斯大林提倡一国社会主义论以来便是这样说。从长远来说不论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不能免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竞赛及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尽管他们在上述两个方面已造就不可否认的成绩。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并不代表中央计划的失败。中央计划意味经济各部门及社会开支是按比例发展，或至少是尽量按比例发展。而官僚集权的中央计划，从一开始便是严重失去比例的，甚至是非理性的。”“苏联并非本来只有此路可行。当年的左派反对派，还有托洛茨基及拉可夫斯基在三十年代的著作，都曾经提出过具体的解决方案。以为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即经济体系只能要么受市场统治，要么受官僚操纵的命令经济统治，这种观点既欠缺论证，又不正确。舍此二者之外，的的确确别有他途，那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稀少资源的分配，相当程度由广大劳动者、消费者与公民，以民主方式预先决定；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多党制及政治民主让群众能在各种中央计划草案中选择。这意味需要拿有限度的市场机制来纠正计划，只是不让市场机制大到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向。要使这第三种模式有效，须要大大减少工作时间，须要直接生产者能自由地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及怎样分配现行生产中的主要元素。朝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就要看上述进展有多大。”
瞧，这就是托派开出的“社会主义”药方：多党制（当然也少不了托派宣扬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和党内派别活动自由，也算“托派特色”吧），再加上“适当的市场机制”，真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啊！但我们难免心生疑惑：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托派莫非想从社会民主派手中接过“民主社会主义”大旗？
曼德尔在该文中还认为“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的信誉危机，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包办主义，回到马克思的信条，也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贡献：劳动者的解放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虽然斯大林主义者、新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要负上最极端的包办主义的罪名，他们远非其唯一负咎者。社会民主党，种种改良主义者，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同属包办主义。他们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作为挂帅，像经济效益啦，「开放」经济啦，「保护环境」啦，阻止人口爆炸啦等等，向群众强加一些为群众所抗拒的政策。为达目的，他们只有拿其它机构及组织来代替群众的自主的机构及组织，来作为他们的进步与解放的工具。”
不知大声疾呼“不受任何限制地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先生在发表此番高论时，可曾想过列宁曾在《怎么办》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劳动者的解放确实只能由劳动者自己进行，但是是否劳动者的解放就不需要组织的领导与引导？如果是这样，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十月革命是纯粹“劳动者自己的行动”吗？显然不是，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造成的。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是从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又运用到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去从而反复提炼总结出来的，是来源于劳动人民的实践又高于劳动人民的实践的，它本身正是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呼唤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的集中反映。老实说，曼德尔先生的高论不像是马列主义者的语言，倒像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措词。
有些托派分子也对文革津津乐道，宣称他们找到了与“毛派”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心驰神往的只不过是传说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殊死较量——他们对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点、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托派大谈特谈“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但正是巴黎公社留下的血的教训让我们明白：如果“民主”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本身，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如恩格斯在为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而撰写的《论权威》一文中指出的：“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今日托派之推崇“工人运动”、强调“工人民主”，是建立在自发性崇拜的基础上的，似乎“理论”的权利只属于他们这些“有教养”的托洛茨基分子。可笑的是，当今的和谐托派笔杆子李星就在其《托洛茨基运动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写道：“苏共当权派在列宁去世时搞了个突击入党，美其名曰「列宁的号召」，主要是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当权派在与托派斗争时，便总以「几十万工人共产党员」的名义打压后者。”（搞不懂，高喊“工人民主”的托派为什么就那么害怕“没有理论准备的工人”？）顺便说一句：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托派来说，“抢工会”也是“创收”的手段呢！
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新政权尽管有其创始的力量，而一旦城市和农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时，就会发现它的力量不够强大，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而保守的欧洲的敌对最终会迫使俄国革命把斗争扩展到国境以外。”在这之后主流托派长期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和农民发生“敌对冲突”（这也成为托派所谓“不断革命”的重要依据）。这一观点早已被历史事实所驳斥了。所谓“农民”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有贫农（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农村资产阶级）之分。列宁早就指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在苏联、中国和其它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富农问题另当别论）。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之后。
把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推到资产阶级一边去，这是头脑清醒的革命者应该干的事情吗？
“一国革命不可能”的观点，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面前已经不攻自破（当然，托派可以说，革命是胜利了，但是党也随之蜕变了）。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集团将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认定，“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攻击斯大林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为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后来干脆诬蔑斯大林“背叛世界革命”。
1925年，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取消主义立场时指出，他们“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斯大林再次批驳了托洛茨基：“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马列毛主义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是用世界人民战争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主要地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地区，即被压迫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动人民战争，率先夺取政权，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落后的“边陲”建设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先进的根据地。实现“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最终引发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革命，完成世界革命。这既与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路线截然不同，又不同于托派的“必须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同时爆发革命、否则革命必死”的冒险主义、失败主义路线，是一幅清晰可行的世界革命路线图。
斯大林、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他们逝世后各自的国家都出现了革命的反复，但他们毕竟曾经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取得过革命的伟大胜利，曾经建立过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社会。斯大林、毛泽东逝世迄今，帝修反、资产阶级对他们、对他们那个时代倾泼的厚重污水就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反证！
托派这边呢？自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迄今，高喊“不断革命”、“世界革命”的托派却从未领导过一次成功的革命，甚至从未领导过一次虽然失败但却有重大影响的革命！
托主义和马列毛主义，到底谁能指导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呢？让我们看看目前的实践吧。
马列毛主义这边，有塞松创建的菲律宾共产党自1969年以来坚持进行以农村为基地的持久人民战争，在武装斗争中发展壮大，对得到美帝支持，代表大买办、大地主利益的菲律宾当局构成严重威胁；有由贡萨罗创建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百折不回地进行武装斗争，并首创“以贫民区包围市中心”的先例；有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主力的印度毛共传承聂鲁马宗达点燃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星火，至今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发展为今日印度当局眼中的“头号威胁”；有以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土耳其和北库尔德斯坦）为主力的土耳其毛共继承凯帕喀亚烈士遗志，面对白色恐怖进行着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托主义这边呢？不少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自命的托派组织走上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主流政治”游泳池里尽情畅游。法国的“工人斗争”等托派组织对议会斗争玩得炉火纯青，其战绩有超过老牌修正主义政党法共之势(一些托派抨击法共等一些“老共产党”是“斯大林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这些“老共产党”不仅对斯大林深恶痛绝，有的连列宁也不要了，不仅如此，它们也曾为“还托洛茨基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努力）。“工人斗争”一边高喊着“工人至上”的口号，一边每年从法国国家获得180万欧元─—这是被依法公布的公共收入。在巴西，以“工人总统”自居的卢拉放手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联合书记处巴西支部“社会主义民主”是卢拉的巴西劳工党的“党中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不反对卢拉政府损害工农大众利益的政策，反而极力蒙蔽工人群众，并入阁卢拉政府，共享高官厚禄。由托派分子罗塞托任部长的巴西土地发展部，不仅在土改方面行动迟缓，而且对农业垄断资本家、大地主们豢养的暗杀团大肆杀害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的行径充耳不闻······
一些拉美国家的托派组织建立过“战斗队”之类的小规模武装力量，但是这谈不上什么“革命意义”。属于托派的菲律宾工人革命党倒是拥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工人革命军”，但该党本来就是从菲共中分裂出来的，而且该党领导人声称有意向巴西劳工党的“议会斗争”经验“取经”。此外，“工人革命党”及其“工人革命军”由于与菲共为敌，受到新人民军的惩罚。后来菲共报纸上登出了一份若干“假左”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名单，本来菲共的用意是揭露一下那些“假左”，但被打得焦头烂额的菲律宾托派认为这是“暗杀名单”，于是和同样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菲共打击的社会民主派组织“民主行动党”一起控诉菲共的“暴行”，国际托派、国际社会民主派也借此大做文章。帝国主义和菲律宾反动派趁机以“反恐”为名，勾结荷兰当局，对流亡荷兰的菲共创始人塞松同志进行迫害。反菲共的菲律宾托派、社会民主派实际上是扮演了反动派帮凶的角色。
······
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为共产主义事业浴血奋战时，托派却在一旁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地横加指责。在革命陷入低潮时，他们更是摆出“有先见之明”的姿态，貌似激烈地对暂时失败的革命者大加挞伐。对攻击斯大林时代苏联、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托派攻击为“官僚专制”，对文革大民主的伟大实践，托派诬蔑为“争权夺利的内斗”，对第三世界国家坚持武装斗争的马列毛革命力量，托派诽谤为“游击战争既得利益集团”，暂且不管其出发点如何，在客观上已经起到了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对斯大林、毛泽东、国际毛共的妖魔化一唱一和的作用。他们对斯大林、毛泽东的恶毒攻击，实际上是彻底否定自列宁逝世以来国际共运弥足珍贵的革命实践，至少在客观效果上——是与帝修反、资产阶级一唱一和！
无怪乎在20世纪30年代，当鲁迅先生被周扬等人围攻时，当时的一些托派分子试图趁机拉拢鲁迅，鲁迅却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讥讽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一些“考证真相”者声称“此信非鲁迅所作”，这不足为奇，现在不是连为蒋介石、汪精卫等翻案者都粉墨登场了么？）
过去将托派说成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或许有失偏颇，但并非是空穴来风。托派历史上有过与帝修反“配合默契”的记录。托洛茨基在世时念念不忘进行反斯大林的“政治革命”和当年中国托派在1949年以后公然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的历史旧账姑且不论，不仅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托派抓住机会大反斯大林（客观上是配合了当时帝国主义已经借“秘密报告”掀起的大规模反共恶浪），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后，香港的托派分子联合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旨在声援“四·五”反革命暴乱的示威游行。1956年匈牙利事件也得到了托派的欢呼。曼德尔先生甚至在《当前世界危机与开放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大言不惭地宣称：“自从1956年匈牙利革命，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催生了第一轮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场由帝国主义的特务和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导演的“革命”催生的所谓“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至于菲律宾托派的反菲共行动更是为托派的“光荣榜”书写新篇。
让我们回头再看那种暗示“毛泽东＝托派”的论调。这种论调的产生除去一些人的认识糊涂，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这种论调很有可能较多地来自那些满口“马列毛”词藻却念念不忘“救治腐烂大脑”的官僚资产阶级左翼及依附于他们的保皇派小资产阶级。他们苦谏权力中心“向左转”收效甚微，还被不时警告“倒退没有出路”，眼看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逐渐成长起来，群众有被拉离他们所希望的改良主义“正确轨道”的危险，不禁心急如焚。为了保持“稳定”大局，他们便以“托派”罪名打击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敢于发出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呼声的人们。
当年的林彪集团曾在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诬蔑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文革旗手们为“笔杆子托派集团”、声称“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目的是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寻找借口。林彪案件仅仅与林家父子及其死党、喽罗有关吗？没那么简单。《571工程纪要》中的思想很可能是当时LD走资派被击败后，官僚主义者阶级——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无资两大阶级对决时的思想动向的一个集中反映，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林彪集团的重要社会基础。官僚主义者阶级在所谓“一举粉碎”中同样发挥了主要作用。只是在完成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使命”后，由官僚主义者阶级演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左翼逐渐被昔日曾亲密无间、由走资派演变而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右翼所抛弃。
官僚资产阶级左翼也是理直气壮地打出“毛旗帜”的，近来迫于形势也开始作为“肯定”文革的姿态，但他们从本质上来讲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反感的，他们所追求的是“革命功臣”高高在上、“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中指出的：“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
在今日那些对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动辄以“托派”罪名相加的所谓“革命派”身上，可以看到当年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林彪集团的影子。
（2）：一些相对“务实”的托派分子企图借“毛泽东”、“文革”的招牌装点门面（当然这会被另一些“坚持原则”的托派分子斥为“机会主义”），其目的也无非是以此作掩护偷运托主义的私货罢了。他们也清楚，在神州大地上，单举马列旗而绕过毛泽东是难有号召力的。
马列毛主义者有必要提防托派从“左”的方面的进攻，但同样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打着“毛旗帜”的改良主义“左派”从右的方面射出的暗箭。
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粉碎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后记：整理完此文，环顾四周，发现天空阴沉沉的。这年月，“和谐大旗”遮天蔽日，但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09-3-26 09:49 编辑 ]
有段时间没有见德东同志发帖了，不知何故？想听听他对苏拉密先生理论的评价
托派和毛派理论上最根本的分歧，就在“阶段”论上，托派认为不存在一个阶段，革命就应该是持续不断的，而毛派认为有一个阶段，而根据这个阶段制定不同的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