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组织委员会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大机器，小齿轮，鼓风机，脚手架——列宁、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前后文稿选》中的《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3年2月4日或5日）》，《俄国组织委员会告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书的草案（1903年1月22日或23日〔2月4日或5日〕）》连在一起读。
1903年4月6日
转上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质询，我们这一方面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要扩大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职权，丝毫也不让它超越它的权限，尽管它总是竭力这样做。从工作的利益出发，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职权无论如何不得超过筹备代表大会的秘密工作和筹集款项，至多再加上讨论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的条件，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初步准备。关于第1条（a）：我们坚决反对把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地址分发给各委员会。根据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现有的职权，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它大有造成拖延和混乱的危险。关于是否发表的问题，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一切都将发表在《火星报》上（大多数委员会的承认是这样做的正式理由）。应当正式建议其他组织转载组织委员会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一切声明。关于组织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联系，我们建议由组织委员会用它现有的方法和捷依奇（捷依奇是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书记，亚历山大和洛霍夫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联系。而你们和捷依奇联系时可以象过去一样通过我们。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书记是由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选举，而由你们批准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建议采纳，第三个问题应作解释，指出日程正着手准备，将来会提出来的。
从伦敦发往哈尔科夫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85—286页
致叶·米·亚历山德罗娃
1903年5月24日
列宁寄，私人信件。
读了您的长信，非常感激。迟写总比不写好。您希望我不要过于生气。坦率地告诉您，一想起上次同那个雅克在“巢穴”门前的谈话，与其说生气，不如说觉得好笑，雅克那时（那时！）认为我们管得太少。组织委员会内的事情还不能立即上轨道，一片纷争和混乱，我知道这一点，也预料到这一点。对于这种病态，除了采用持续疗法（即时间与试验）和烈性药物（全党代表大会），别无他法。我早就说过，现在再说一遍，务必尽速采用这种方法，否则您的试验就有完全落空的危险。
关于（1）尤利问题，（2）常设局问题和（3）伊格纳特与崩得分子争论的问题我就不谈了，其中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就地解决，而我对就地解决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和我的朋友雅克的意见相反），至多是毫无用处。这一部分的问题您（你们大家）要自行解决，不是应当解决，而是必须解决。
现在再谈一下崩得、波兰社会党和“异教”。
我认为，对待崩得在形式上应该态度端正而且有分寸（不应破口斥责），同时也应高度冷静和慎重，根据正当的理由时刻无情地把他们压住，并且毫不畏惧地坚持到底。假如他们妄退出，那就听便，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被他们抓住一点分裂的口实。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形式上的一套当然需要遵守，但摊牌是用不着的。您来信说，崩得分子知道我们在为《火星报》斡旋，只是不吭声，虽然我们无权以组织委员会的名义这样做。我认为，这也不应当由组织委员会来做，而应当由每个成员自己来做，但不用组织委员会的名义，而用承认《火星报》的委员会的名义。这样做的效果完全一样，甚至更加有力（没有任何“代办员”），而在形式上又无可指责。使各委员会起来反对崩得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在不损害形式的情形下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和波兰社会党谈“组织委员会成员的信念”同样也是不必要的。关于组织委员会必须这样说：我们筹备代表大会，由组织委员会来决定，而对于“信念”问题则不应保持缄默，不过不要用组织委员会的名义，而用《火星报》，特别是承认《火星报》的委员会的名义。其次还需要取得波兰社会党的文件（书信），即使是简单的，但必须是正式的文件；不要向他们说“我们是反民族主义者”（为什么要无谓地吓人呢？），而要婉言相劝，使他们相信，我们的纲领（承认民族自决权）对他们也足够了，使他们发表明确的反声明，向组织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正式呼吁。我们对付波兰社会党的主要王牌是我们原则上承认民族自决权，但是它不能超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统一所决定的合理界限。
不要忘记：我确实不知道参加组织委员会的《火星报》国内组织的代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个？为什么一定需要“代表”？？组织委员会不是老早就增补了根本不是“代表”的所有优秀人物吗？或者事情不是这样？
我认为，正是为了使手续上无可非难，利用《火星报》国内组织和组织委员会的区别是很重要的。
现在谈谈“异教”。要么是我误解了您的意思，要么这是个大错误。由于您的来信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写得过于简单，我只好按字面来领会您的话。4个当选者“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请原谅我的直率，这简直可笑，因为您也应当知道，只有编辑部成员＋个别顾问才有资格（他们精通业务又有必要的经验）“组织”中央机关报，也只有经验丰富的实践家＋个别顾问（要是您知道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组织中央委员会。也许，您所知道的那“4个人”也具有做这种工作的经验和知识？？？如果是这样，就请您说明是谁，我这样说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的，因为我写的是私人信件，弄清楚您的想法对我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现在您正力图独揽大权，掌握“铁拳”。这是好事，您说我们正需要这样，这万分正确。不过，象您所认为的那种直截了当的做法，任何人都办不到。要料理目前9/10的事务，两个中央机关是绝对必要的，它们会立刻自行建立起来，即使我们不希望这样。为了使事情井然有序，还须（1）确定这两个中央机关联合的正式办法（例如，两个中央机关各派代表组成委员会）；（2）减少两个中央机关的成员，或者两个中央机关各自成立执行委员会；（3）也是最重要的，严格和正式地划分两个中央机关各个成员的职权，让两个中央机关的全体人员都确切知道，哪个委员负责什么事情，哪个委员（两个中央机关的）对哪一类问题有权决定（以至发言）以及采取什么方法把问题提交一个中央机关或两个中央机关的全体会议。
我相信您会逐渐降低自己的要求，同意这是目前最能实现的全部希望。即使这样也是非常困难的，我还没有找到完全合适的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来进行这种职权划分。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都存在着大量的无人负责现象（组织委员会成员先生们，你们别只考虑自己，要知道你们在“组织”整个党），必须考虑的不是善良的愿望，而是切实的坚定的“最初步骤”。
我向您坦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我很愿意和您继续通信。关于这类问题您的确应当经常地详细来信。我不反对把这封信给组织委员会的所有成员看，甚至希望这样做，不过，这由您决定好了。您指出您的信是给谁的，这样做很好。
祝一切顺利！请降低要求，请赶快赶快采用“烈性药物”。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从日内瓦发往基辅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87—290页
附录：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有关的“二大中的组织委员会事件”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903年5月24日
列宁寄，私人信件。
亲爱的朋友：你长时间的缄默使我极为苦恼。我充分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动笔，要把成堆的琐事写出来是多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还是不要忘记，关于这些（常常是荒谬的）琐事是会从别的渠道传到我们这里来的。哪怕简单写几句也好，哪怕把自己总的思路说明一下也好，这实在是必要的，否则，你会使我们因你的缘故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到处都有人向我们诉说组织委员会内的纠纷，同尤里的争吵，因莉莎而引起的争吵，等等。当然，我不乐意听这些事情，而且，在收到你的来信或同你会见之前，是决不会采取（就我本人而言）任何步骤的，但要是能得到一点消息，那该有多高兴啊。可是一连几个月音讯全无！总之，我将等待你的消息，而我自己只是简单地说几句：依我看（我不能断言），在莉莎的问题上，你花的精力多了一些（这个莉莎不是个办事的人，她不做本分工作，只是瞎忙）；对尤里的指责过分了；而主要的，最最主要的，是要抓紧代表大会的事，要用一切办法来抓紧。
库尔茨怎么样了？不久前我了解到他的健康情况，这证明了我对他的不满是没有根据的（如有可能，请把这一点告诉他，但我们补充一句，他的缄默也是不对的）。你跟雅克和科斯佳相处得怎么样？雅克在鼓吹反对两个中央机关，太荒谬了，你能否说服这个并不糊涂但不够机灵的小伙子？小狗熊的情况如何？你给她出了什么主意？紧紧地、紧紧地握手！
你的……
从日内瓦发往萨马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90—291页
编者提示：1903年7月17日(7月30日) - 1903年8月10日(8月23日) [ 俄历和公历并用时，俄历在括号外，公历在括号内 ]，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外秘密举行的。大会最初几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后因比利时警察要求大会代表离开比境，于是大会移到伦敦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十三名代表，代表着二十六个组织。每个委员会有权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大会，但有些委员会只派了一名代表。所以四十三名代表一共拥有五十一票表决权。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3年7—8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upskaya/reminiscences-of-lenin/06.htm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 1903—1904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upskaya/reminiscences-of-lenin/07.htm
致阿·伊·叶拉马索夫
1903年9月6日
编者按：这封信可以结合《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901年11月3日）》、 《致亚·米·卡尔梅柯娃（1902年9月27日）》两封信一起读，财务及筹款工作上有一个好转又恶化的过程。同时可以参考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那些在金钱、接头地点以及其他方面帮助过我们的人，在孟什维克鼓动的影响下拒绝帮助我们了。记得，我的一个老朋友同她的老母亲到日内瓦她的姐姐这里来了。童年时代，我和她曾经有趣地做过旅行家的游戏，做过住在树上的野人的游戏。我知道她来的时候，高兴得要命。现在她已是个年纪不轻的姑娘了，完全是个陌生的人了。我们谈到她家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常帮助。她说：‘现在我们不把自己的家给你们做接头地点了，我们非常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这种个人纠纷对事业是很有害的。’哼，去他们的吧，我和伊里奇本来就没寄予这些‘同情者’以什么希望，他们不加入任何组织，以为凭着接头地点和几文钱便可以影响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进程哩！”
亲爱的朋友：您的帮助，对于我们大家，特别是对于我，是非常宝贵的。我一次也没有向您提出过特别的请求，因为这在过去还没有十分必要，至于您的帮助，我是深信您只要有可能总是尽力而为的，现在已经到了十分必要的时候了，其严重程度已经到了我事先料想不到的地步。如果我们得不到至少半年的特别经费的资助，我们的事业简直就有破产的危险。而要维持下去，又不减少工作，每月用在编辑、出版、运送以及最必要的代办员的开支方面，至少就得2000卢布。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向您提出十分迫切的请求，请接济我们，一定给我们找到这种支援。您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请求，请尽快告知。
从日内瓦发往俄国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433页
致亚·米·卡尔梅柯娃
编者按：特别注意信中“加利福尼亚财源枯竭”和“水桶”的提法。一切皆因二大之后火星派的分裂，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同时注意约一年前即1902年9月27日给卡尔梅柯娃的那封信。
1903年9月7日
刚收到您的来信，赶紧作答。我看出，您已了解全部情况，所有供您了解情况的消息也都染上了（当然不能不是这样）某种色彩。我也了解，新发生的事情不能不使您苦恼。
您说得对，知道是一回事，理解是另一回事。我深信，从“严重的神经过度疲劳的影响”上来考虑是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神经过度疲劳只会使人暴躁、狂怒和失去理智而不顾后果，但是后果本身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的来到早就是个时间问题。
您说这是“流氓”、“御用军队”。这不是事实。政治派别的划分大体上是这样的：5名崩得分子，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4名南方工人派分子，6名“泥潭派”分子或动摇分子，9名坚持温和路线（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和24名坚持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这就是表决权的分配情况，当然是大致的情况。也出现过另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然而，鸟瞰一下，派别概况正是这样。在人员重新调整规模最大的时候（关于使用语言平等的问题），很多火星派分子发生动摇，继续拥护我们的至少有23人（火星派总共33人），甚至这23人中“马尔托夫派”也占少数。您知不知道16人会议表决的结果？您知不知道16人都是《火星报》组织的成员，而不是“流氓”和“御用军队”？您知不知道马尔托夫在这方面，在曾是纷争根源的人选问题上，在名单问题上也都是占少数吗？
坚持温和路线或者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少数派联合崩得＋泥潭派＋南方工人派击败了多数派（在章程问题上，而且不只一次）。但是当崩得和“工人事业派”一退出，火星派多数派就进行了报复。全部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崩得不退出，马尔托夫就会在中央机关里击败我们，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于是就从这个结局产生了侮辱、怨恨和党的分裂！这真是荒唐。他们捏造说，“御用军队”借诬蔑谴责别人为机会主义来进行打击，侮辱了和排挤了精明能干的人等等。这不是别的，而完全是虚构，是恼羞成怒的结果。没有，绝对没有“侮辱过”任何人，没有解除过任何人的工作，没有不许任何人去参与活动。只是没有让某个人进入中央机关，是不是因此就要恼怒？因此就要破坏党？因此就要提出超集权制的理论？因此就要叫喊受到苛刻对待等等呢？编辑部三人小组是唯一的真正干练的小组，我对这点过去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而且也不可能怀疑，它什么也没有破坏，而是促使旧的“家庭式的”编委会起着负责人的作用。正是六人小组的这种家庭式的关系使我们整整苦恼了3年，这您很清楚，但是从《火星报》变成了党，党变成了《火星报》的时候起，我们就不得不、就必须同六人小组决裂，断绝这种家庭式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就表示，我将要求有选举编辑部或者三人小组的自由，三人小组也是进行合理增补的唯一基础。
断绝“家庭式的关系”对事业是绝对必要的，我相信，如果没有因为章程第1条和因为中央委员会而发生吵架，整个六人小组就会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三人小组。只是这些吵架事件才使三人小组在他们的心目中带了“可怕的”绝对错误的色彩。火星派多数派（无论在代表大会上，或是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很清楚，没有什么“可怕的”，限制曲折路线是必要的。
不，我再说一下，结局不是“意外的灾难”，不是“整体的分裂”。这是不对的。以为“晋升”日值得诅咒，或者我们以前的全部工作永远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党内，在党的正式基础上，在全体服从党章［注：所以“彼此之间的宪法”现在是不可能的，不管从法律上讲或是从道德上讲都绝对是不可能的。］（我们曾为党章进行殊死的斗争，在一切大小问题上同当时占了上风的马尔托夫进行斗争，不是徒然的）的情况下，旧的家庭式的编辑部（3年中6个成员没有开过一次会，这是事实）已不能继续存在，更何况一些非火星派分子已根据正式理由依法立刻加入到党内来了。这种情况也正好要求坚定的彻底的路线，而不是曲折的策略。往事已不复返，只有神经失常的人才会以为别人要马尔托夫牺牲自己，而不是去和各持不同政治路线的同志一起工作。我再说一遍，实际上这个三人小组，在过去3年中，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写作上的）中心。
马尔托夫联合崩得打击火星派多数派，并且全力准备好依靠这种联合也在中央机关问题上击败火星派多数派，在这之后，“他们”还抱怨什么流氓、御用军队，为《火星报》编辑部的“精华”惋惜，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我说的是他联合崩得打击多数派，而不是说他勾结，我也没想指责他们勾结泥潭派和崩得，没有这回事。“他们”解释说，人们散布了侮辱他们的“流言蜚语”（说他们是崩得的同盟者），这样“他们”就重蹈了复辙，把私人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勾结就个人说是不光彩的。联合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的联合是由他们的错误决定的；不是他们去联合崩得＋泥潭派，而是崩得＋泥潭派＋“南方工人”派等追随了他们，因为前者根据反火星派的观点立刻了解到必须支持火星派中的哪些人。崩得＋泥潭派等只是从政治上发现了马尔托夫在组织上和策略上的错误。
凡是了解代表大会全部情况，尤其是火星派投票情祝（无论在代表大会上和《火星报》秘密组织中）的人，都不会怀疑破镜决不能重圆。火星派分裂了，但是《火星报》不能脱离火星派而存在。我再说一遍，在火星派中马尔托夫是绝对少数，党的分裂（马尔托夫必然日益向这条道走去），从法律上说尤其是从错误事情的实质上说，就是由于少数派的捣乱造成的。
我们无论对马尔托夫还是对其他人，都没有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加以“侮辱”，而是邀请他们所有的人来工作。
关于您提及的“经费”问题，我们目前的情况不太妙，无庸置疑，加利福尼亚的财源已经枯竭。但是，为了不使他们因为对中央机关成员的不满（因为从客观上看，“他们的”不满只能归结在这上面）而破坏多年来的全部工作，在必要时，我们也准备忍受极端的贫困。
您问：“是否还要分水桶？”我恐怕不能回答您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公平的“劈分”的要求，您也不需要偏颇不公的答复。我相信没有任何“劈分的零碎部分”，而只有因在一个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的火星派分子是大错特错了）遭到失败而想分裂、破坏和瓦解整体（照您的说法，是另起炉灶）的荒谬尝试。
握手！
从日内瓦发往柏林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92—295页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编者按：特别注意此信中提到的，由于孟什维克的捣乱，使得布尔什维克失去了两个最大的经费来源。
（9月10日和 14日之间）
感谢斯米特的长信。让他给叶戈尔去信，最后一次呼吁醒悟过来。让扎林获得处理叶戈尔所在地方的问题的全权（的的确确的全权）后，立刻到叶戈尔那里去。希望您比较完满、谨慎和准确地办好这个手续。您必须正式出面，必须准备同叶戈尔派［注：即马尔托夫派，旅居日内瓦的孟什维克。——编者注］作坚决的斗争，必须尽量设法使他们想插手各委员会的尝试立即遭到坚决的回击。对这件事您要特别注意，务使各委员会有所准备。叶戈尔派仍然在进行抵制而且不断加以扩大，他们十分恶毒，自己捏造一大堆屈辱事件，自以为在拯救党，使党摆脱暴君的统治，并且到处宣扬，混淆视听。他们的捣乱活动已经使我们（不知是否会很久，也许会永远）失去了两个最大的经费来源。请用一切力量筹集经费，这点最重要。
总之，让斯米特不要再用老眼光看待叶戈尔。友谊已经完结了。抛弃一切温情吧！请准备作最坚决的回击，立即派扎林去，确定几个候补者（万一斯米特逝世［注：指被捕和失败。——编者注］），即使在后一场合也要给他斯米特安排一条“走访叶戈尔”［注：指出国。——编者注］的门路，请任命总委员会的成员，
一切事情在手续上都要搞得妥善一些，请您竭力办理。写作方面由我们来安排。我们对瓦季姆抱有很大希望。
从日内瓦发往基辅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96—297页
致亚·尼·波特列索夫
（1903年9月13日）
前几天，当日益临近的分裂的迹象已经完全表露出来的时候，我同尤·奥·试谈过，我还想同您谈谈，希望您象尤·奥·一样，不拒绝这种解释清楚的要求。如果这种希望没有根据，您当然会通知我，不过我暂且还是做我认为需要做的事。
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和党内的其他一些著作家拒绝撰稿，许多人拒绝在中央委员会工作，宣传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这些都必然会，甚至违反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本意，造成党的分裂。即使马尔托夫会坚持采取忠诚的立场（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其他人也不会坚持，——所以我所指出的那种结局将是不可避免的。（顺便提一下，无怪乎大婶来信说，“是另起炉灶”。）
因此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西东，成为永远不共戴天的敌人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但是，现在当我完全冷静地观察已经达到的结果，观察通过狂热的斗争所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看不出它们对党有任何危害的地方，对少数派有一丝一毫委屈或侮辱的地方。
当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本身，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委屈，但是我坚决反对认为我们“诋毁”某某人，认为我们想侮辱或贬低某某人这种看法。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耍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愈来愈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能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
正象我们同马尔托夫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他发生了分歧。既然我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遭到失败，就不能不极力设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取得补偿。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完全是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设法争取有一个编辑部三人小组，这个小组能消除我们过去毫无结果的争吵的根源，把各个持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始终“不顾情面”而根据自己的坚定信念来处事的人联合起来。
我曾说（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我同您和尤·奥·谈及三人小组的时候），我认为六人小组中有一个成员经常缺席[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对事情特别有害；当时我还对查苏利奇过分地从个人出发对待问题的态度表示过极大的气愤（尽管尤·奥·已忘记了这点）；我完全肯定地说过（当时您认为选举三人小组是完全可能的），我也认为选举三人小组是十分可能的，即使它永远是个三人小组，而不进行某种增补（虽然那时我们已经确定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一次增补），也没有什么不好。尤·奥·也忘记了我的这个最后声明，但我记得很清楚。当然，在这方面争论是没有益处的。重要的不是这一点，而是有了这样的三人小组，就不会再有折磨人的、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吵，这种争吵我们在 1900年创办《火星报》时就遇到了，以后还不断发生过，以致使我们数月无法工作，有了三人小组，就不可能有任何这样的争吵了。因此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组才能成为干练的小组，才能成为负责的机关，而不是充满小圈子习气的散漫的小团体，它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我再说一遍，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从党的角度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丝毫不考虑任何个人的意气、任何委屈、退出等等，等等。
在代表大会上的种种事件之后，这个三人小组无疑把在一个方面反对马尔托夫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合法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就要破裂吗？因此就要破坏党吗？？在游行示威问题上，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不是反对过我吗？在纲领问题上我和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诺夫吗？任何三人小组中都不总是有一方反对另一方的情况吗？
如果火星派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组织内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马尔托夫的路线这一特别色彩在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错误的，那么，企图用什么“暗算”和“挑唆”等等来解释这一点，岂不是愚蠢吗？？用“流氓”来辱骂这个多数派而回避这一事实，岂不是愚蠢吗？？
我再说一遍，我如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派多数派一样，深信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认为必须予以纠正。由于这种纠正而觉得委屈，从而作出结论说受了侮辱等等，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诋毁”任何人，都没有解除任何人的工作。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而搞分裂，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
列宁
写于日内瓦（本埠信件）
载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非全文）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97—300页
全文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致亚·米·卡尔梅柯娃
编者按：这封信同时可参考9月7日那封信。斯塔罗韦尔即亚·尼·波特列索夫。
（1903年9月30日）
……您在信中说：“我在世上活了这么多年，不会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只是一方正确，而是双方都正确。”我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不幸的只是另“一方”不正视新的情况和新的基础，要求过去容易取得（尽管也要经过整月整月的争执）而现在则不能实现的东西。基础已经变了，这是既成事实，可是他们仍然死抓住一点不放，说什么代表大会上某一点是带有侮辱性的，列宁的言行过于狂热等等。既是事实，就不必争辩，我在给斯塔罗韦尔的信中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的“狂热”。［注：见上一号文献。——编者注］不过问题的实质是，“狂热”的斗争所造成的结果一点也不狂热，而另一方却因为狂热而一再反对结果本身，反对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结果。事情结果如何，您早就知道。您表示确信是一些“老头”在妨碍，这您是知道的，您当然也不会怀疑不幸的“三人小组”不是阴谋诡计，不是雅各宾派的革命，而是摆脱三年“痛苦”的直接的自然的和最好的（的确是最好的）出路。三人小组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正消除产生痛苦的一切根源。您知道，当马尔托夫＋斯塔罗韦尔＋查苏利奇蓄意把纯粹的私事扯成政治，问题来“责难”人时，他们对事情的偏激情绪和“私人的”（不是政治的）态度引起了什么结果。当时您毫不犹豫地站到“残忍者和恶棍”方面了。不过要知道，这是非常典型的事例。要知道就是现在，还是同一个根源，同样是把私人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同样怀疑我们想进行人身攻击，尽管我们只是要在政治上疏远（和分开）。您提醒我说，我也一定有过错。我的回答是：我并没打算否认自己的过错，但不能因此要求作政治上的修正。正因为他们为了一大堆个人怨恨和对中央机关的成员的不满而要求作政治上的修正，所以才形成了进退维谷的处境。要什么都行，就是这点办不到！如果认为（象有些人所想的）政治分歧是原因，那么，要求增补更多的或至少等量的政治上的反对者来“讲和”，岂不是可笑的吗？？可笑到极点了！
上面我从许多痛苦事件中所引用的一件小事，无论就其实质，还是从结局的形式来说都是典型的。您知不知道，当时我们是怎样占上风的？我们当时是少数派，我们占上风靠的是顽强精神和威胁说要诉诸“公众”。所以他们便想：我们现在也这样干。不幸的是，现在并不是从前。现在，正式的基础已无法消除。假使没有这个正式的基础，既然人们激怒到了极点，那又为什么不可以是6人呢？已经苦恼了3年，我们准备再苦恼3年。过去你们不是靠表决权而是靠顽强精神解决了问题，现在让我们也用这种顽强精神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这样行不通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人们却顽固地不愿看到和了解这种改变。这就造成了僵局。现在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在人选问题上发生分歧，那么为了这点而在政治上胡闹和放弃工作是可笑的；或者是在政治上发生分歧，那么靠硬塞进某些带有别的色彩的人来“改正”这种状况，就更加可笑。
他们现在采取（好象采取）后一种做法。这样，就让马尔托夫加入三人小组并在党的面前证明你的同事中其他两人的错误，如果不参加编委会，你也不可能获得材料来揭露这些错误，使党预防这些错误。不然，你的责难将来就会变成党内的无谓争吵。
要是采取前者，就不应夸大自己的委屈，以致放弃工作，要知道，工作能很快使人忘却“狂热”。拒绝工作是条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
从日内瓦发往策勒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00—302页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
编者按：经常进行关于工长选举的鼓动，比只作一次拒绝选举的鼓动更具有教育作用和组织作用。
(1903年10月1日)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对敖德萨委员会和《火星报》在工厂的工长问题上发生分歧同样深感遗憾。我们之所以对敖德萨委员会的来信迟未答复，主要是因为当时编辑部无人。一般说来，是受了党的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的妨碍（不管这有多么奇怪）。
至于问题的实质，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决议，建议参加工厂的工长的选举。
引用决议第28号原文。
决议是由大多数人通过的，我们认为，事情是可以改正的，虽然不能马上做到。敖德萨委员会应在一切有组织的工人中立即散发（不公布）和解释这个决议。在决议公布时，希望敖德萨委员会印发传单，阐明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号召工人支持这个全党一致赞同的策略。
就问题的实质而论，我们认为：经常进行关于工长选举的鼓动，比只作一次拒绝选举的鼓动更具有教育作用和组织作用。你们自己关于宗法制手段的报道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报道说明必须对奸细法令和奸细手段进行不断的斗争。
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愿望：更经常地交换意见，以避免鼓动工作中的分歧和矛盾。请你们不仅要给刊物经常来稿，也请注意地址（给你们去信的地址）是否经常有效。
倘若其他工作容许，我们将尽力把说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的传单写出来。
正象你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现在正在全文刊印“工人意志”的宣言。
列宁
从日内瓦发出
载于1928年7月29日《真理报》第17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03—304页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弗·亚·诺斯科夫
编者按：《火星报》旧编辑部的全体成员（六人小组）在中央委员弗 ·威 ·林格尼克参加下就协议问题举行的会议。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方面（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数次试图吸收尔 ·马尔托夫参加编辑部，吸收《火星报》其他孟什维克的原编委和撰稿人为报纸写稿，但是由于孟什维克要求把4个原编委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上述尝试没有成功。列宁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决心不再作任何谈判的尝试。但是在1903年 10月4日普列汉诺夫又作了一次谈判的尝试。他建议再增补两名编委，这个建议也被拒绝了。
（1903年10月5日）
老头致克莱尔和波里斯
亲爱的朋友们：库尔茨会写信告诉你们昨天开会的情况。再也没有什么和平的希望了，完全没有了。马尔托夫分子在这里蛮不讲理的行为，你们连十分之一都想象不出来，他们造谣生事，把整个国外闹得乌烟瘴气，使得联系、经费和稿源等都中断了。现在已经宣战了，他们（柳巴、科斯佳、叶列马）已经动身回俄国去作战了。请准备参加一场完全公开的、然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吧。一定要让自己人占领所有的委员会，毫无例外。要特别注意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罗斯托夫。听说基辅委员会通过了拥护少数派的决议，是真的吗？会有这种事情吗？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听说呢？
我建议你们务必把科尼亚加和伊格纳特增补进去。你们很快就会看到和认识科尼亚加的。关于伊格纳特我要谈几句：说实在的，在宣战的情况下，他是有用的和必要的；他会完全听话的；可以不让他担负不合适的职务；关于他，有人散布了许多枉费心机的流言蜚语；用不着担心他会把鬼才知道的什么人增补进去，因为库尔茨要到这里逗留几天，我们会小心照料他的。再说一遍：我建议你们务必把伊格纳特增补进去，当然，这完全是你们的事情，而且伊格纳特已经向我严肃地保证绝对听从领导（我坦率地对他说，他也应当作好增补不上的准备）。
看在上帝的面上，使常设局正常工作吧，好让我们每周都能收到你们的来信。我特别恳切地请你们使布鲁特转入地下，因为轻易牺牲是不值得的。让他巡游两三个月，然后到这里来代替库尔茨。老实说，这样做是必要的。列别捷夫已经见到了。鲁边也在这里。
古尔维奇和欣丘克是马尔托夫分子。
关于总委员会的情况请快回信，应当立即从你们当中再正式委派一名委员，由他把表决权委托给库尔茨。请勿迟延。
从日内瓦发往基辅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04—305页
致尤·奥·马尔托夫
（1903年10月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致马尔托夫同志
尊敬的同志：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您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工作（《曙光》杂志第5期现正准备付印）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火星报》第46号出版之前，就邀请您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您任何一篇稿件。
不仅如此，就连您的小册子《红旗》的再版工作，也因为没有接到手稿的结尾部分而拖延了好几个星期。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您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
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您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
如果您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您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
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
列宁、普列汉诺夫
1903年10月6日于日内瓦
发往日内瓦
载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非全文）
全文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05—306页
致加·达·莱特伊仁
编者按：注意列宁在这封信里说：“既然现在同盟的40位成员中大约有35位几乎毫无疑问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多费唇舌有什么用呢？难道是为了举行“总演习”？也就是要大致看一看，假使党发生分裂，我们将如何进行搏斗？代表大会的这种作用我不能否认，但是犯不着那样费心。”
（1903年10月10日）
亲爱的莱特伊仁：您的来信收到，依照您的请求我立刻回信。代表大会是否召开，什么时候召开，我不知道。听说，同盟管理机关在这里的3位委员多数反对召开代表大会，并决定征询不在这里的两位委员（即您和韦切斯洛夫）的意见，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推迟了。
至于我自己，我本人反对召开代表大会。您认为，同盟应当表示意见，它的分裂反正不可避免，而分为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倒比合成一个有名无实的统一的同盟好。但问题在于，同盟的分裂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几乎已接近完成；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已经形成了，而在党还没有分裂的时候，这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必然要留在同一个同盟之中。从另一方面说，党代表大会完全改变了同盟的整个组织基础：您所熟知的党的旧章程，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实际上就必然自行失去意义。同盟应当改组，当然将根据新的原则改组，由受托组织党的各个委员会和所有机构的党中央委员会来进行改组。
因此，代表大会要做的，可以说只是为了解散而集合。解散是从两方面来说的：第一是从我们和“马尔托夫派”之间的争吵来说的，第二是从旧同盟将被取消来说的。那么这是否值得召开代表大会呢？这样是治不好“分裂”（确切些说是：闹别扭）的，只能更激怒某些人。这又何必呢？既然现在同盟的40位成员中大约有35位几乎毫无疑问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多费唇舌有什么用呢？
难道是为了举行“总演习”？也就是要大致看一看，假使党发生分裂，我们将如何进行搏斗？代表大会的这种作用我不能否认，但是犯不着那样费心。
要了解同盟余下的5位（大约5位）成员的最后划分的情况是很容易的。
国外同盟反正要根据党中央委员会将制定的新的原则进行工作。现在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只会引起争吵，于事无补，就是说对国外工作没有任何好处。
得知您要到这里来，我们又将见面，非常高兴。来前请先通知一下，因为我打算出去休息三四天。工作很忙。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从日内瓦发往博蒙（法国）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07—308页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903年10月20日）
致克勒莱尔
亲爱的朋友：您最近告诉我的剥扁角鹿的皮［注：剥皮，即转入地下。——编者注］的计划使我非常高兴，早就该这样做了！但是另一方面，从信中可以看出，扁角鹿和瓦季姆对情况的了解不正确，我们之间互相不了解。这是很可悲的（即使不郑重提出瓦季姆最近那封最后通牒式劝告的信，科尔本人也会回答这点，因为我——再说一遍——难以把这类事情当真）。我认为，增补魔鬼和鹰等人是错误的一步，因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能独立工作。分配职务也很危险，因为这样难免要分散。这样一来，各委员会就会无人照管：基辅在干蠢事，可是很奇怪，无论安德列耶夫斯基、嘉金还是列别捷夫都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进行斗争。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顿河、戈尔诺扎沃茨克等地区都掌握在造反者的手里。无论如何要让自己的人到处占领阵地。哪怕往每个委员会里塞进一个完全可靠的自己人也好。高加索开始使人不安［注：见下一号文献。——编者注］，那里同样需要自己人的帮助。让我们的代办员在每个委员会里占据位置，然后再全力展开运输和分送工作，这不是比分配职务更重要吗。
要知道，运输是最主要的，归根到底，是问题的关键。不应只满足于一条路线，而要有两三条，使运输不再经常中断。
尽快地发出通知，即通知国内，并将通知送到各地，这是十分重要的。请您务必赶紧进行这项工作，并把这方面的情况尽快来信准确地告诉我们。应当把布鲁特正式选入总委员会，而他则把表决权正式委托给科尔。这是不容迟缓的事情。
我认为，派扁角鹿到这里来呆几个星期（哪怕只呆一个星期也好）非常重要。这能使他获得很多东西，能鸟瞰一切，能看到炽热的斗争和取得相互之间的完全谅解。为此难道还舍不得200卢布和两三个星期的时间？难道不能为扁角鹿弄到一张合法的出国护照？？这点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强烈地建议采取这个步骤，它特别有利于扁角鹿的计划。的确，在没有彻底谈妥之前，要步调一致是困难的。而扁角鹿的关于“从精神上影响老头”的说法完全表明（千万不要见怪！）彼此根本不了解。为什么扁角鹿丝毫不提这点呢？增补马尔托夫的计划简直可笑，这表明是多么无知，不知道这样做必然要陷入窘境和出丑。真的，我甚至不能认真地谈你们增补马尔托夫的事情。假前你们当真这样打算，那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我们大家都笑（连科尔也笑）这个“计划”，甚至眼泪都笑出来了！！
列宁
从日内瓦发往基辅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08—310页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
（1903年10月20日）
致高加索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从鲁边的口头报告和拉希德－别克的书面报告中得知你们的工作情况。你们决定在中央委员会把问题审查清楚以前暂时撤销伊萨里的职务，这点我们只能表示同意。关于他在代表大会上的所作所为的全部材料，完全把他否定了。代表大会证明他是十分不稳定的；一度动摇之后，他在决定性的时刻还是投票拥护多数派，帮助通过了现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人选。但是后来伊萨里突然转到另一边去了，他现在用来反对多数派的决议的手段很难说是正当的！！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活动家不配得到政治上的信任。无论如何，起码对他要多加小心，不给他负责的职位，我（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深信应该如此。
希望高加索的同志们坚持他们已经开始的做法。希望他们不要听信诽谤多数派的谣言。代表大会的全部记录很快就要公布，那时真相就会大白。希望他们仍旧给予中央委员会以同志般的信任，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我们相信，目前党内的“混乱”很快就会澄清
现在我们正在加紧筹划在此地出版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的书刊。担负这一工作的都是内行的同志；希望能弄到钱。无论在写作或资金方面都需要帮助。
向高加索的同志们问好！热忱希望工作顺利！
列宁、普列汉诺夫
从日内瓦发往梯弗利斯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10—311页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
（1903年11月1日以前）
同志们：来信和决议[1]都收到了。恳请你们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报告你们是不是都听了（大概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个代表是拥护多数派的），或者只听了少数派的报告？（2）你们怎样理解“退出”一词？退出——退到哪儿去？你们是不是把这个词理解为某人由于某种原因（究竟什么原因？）被解职或自己离职？（3）你们听说的“不正常的选举条件”是指什么？（4）你们认为究竟应该把谁增补到中央委员会来？（5）究竟应该把谁增补到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来？
从日内瓦发往顿河畔罗斯托夫
载于190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尔·马尔托夫《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戒严状态”作斗争》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11页
注释：
[1]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注意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不正常的选举条件，对于因此而造成的大批力量的离开表示极为惋惜，顿河区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把党的这些宝贵力量增补进去。”
致矿业工人联合会
编者按：这封信与致顿河区委员会的那封信一样证明了乌克兰的几个地方委员会是倒向孟什维克的。
（1903年11月1日以前）
同志们：你们的决议[1]收到了，现在请你们回答下面几个问题。请把这些问题在委员会全体（如果所有的委员不在一起，请转达给他们）会议上讨论一下，这是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要求。
（1）委员会是不是听取了多数派代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在代表大会的记录没有公布以前，甚至在委员会还没有向中央委员会或多数派委员问清它所不明白的事情以前就作出了评价代表大会的行动和决定的决议，委员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正常的吗？
（3）在组织问题上的这些分歧怎么能破坏《火星报》和组织委员会以前所做的一切呢？破坏表现在什么地方？究竟破坏了什么？这些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如果你们想警告中央机关报的什么错误，那就该向我们说清楚，你们认为我们错在什么地方。请详细说明情况，我们将仔细讨论你们的意见。
（4）“在组织问题上的尖锐分歧”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曾请马尔托夫和《火星报》的前任编辑部成员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说明这些分歧，但是我们的请求还没有受到重视）
（5）政客手腕和不信任的气氛表现在什么地方？来自哪一方面？请说得明白些。（如果过去我们不相信马尔托夫，我们就不会邀请他到《火星报》工作。）
（6）如果我们和前任编辑部成员之间真的存在着“组织问题上的尖锐分歧”，我们两个人怎么会增补他们四个人呢？这岂不是使他们一派占了优势地位？但是代表大会不是曾表示赞成我们一派吗？这样看来，你们现在是想把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据私人协议加以改变吧？
（7）想用分裂、抵制等威胁手段迫使党的负责人员（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去做这些中央机构认为对党不利的事，你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8）少数派中现有的党员拒绝在中央机关报工作，不支持也不服从中央委员会，拒绝从资金等方面支持党，你们认为这样做是正常的、可以允许的吗？
从日内瓦发往顿河畔罗斯托夫
载于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尔·马尔托夫《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戒严状态”作斗争》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11—313页
注释：
[1] 指矿业工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全文如下：“听取了代表的报告以后，社会民主党矿业工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如下决议：注意到：（1）在组织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和《火星报》编辑部的分裂不仅没有促进党的统一和加强，而且破坏了《火星报》和组织委员会以前所做的一切，（2）当前已造成的政客手腕和不信任的气氛威胁着党的统一和完整，（3）由于发生的一切，中央机关注定要降低它们在党内的威信，——社会民主党矿业工人联合会委员会请求这些中央机关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产生的分歧，并通过把离开的编委增补进来的办法来恢复原来编辑部班子。”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1903年11月1日）
亲爱的格·瓦·：那些激动着我们的问题，使我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这样迟延不决的做法真是可怕，真是一种折磨……
老实说，我非常非常了解您要向马尔托夫派让步的动机和想法。但是我深信，在目前让步是最下策，它的后果很可能是引起风波和吵闹，而不是和马尔托夫派斗争。这不是奇谈怪论。我不仅没有劝库尔茨离开，反而劝他留下，可是他（和卢）断然拒绝现在和马尔托夫的编辑部一起工作。结果会怎么样呢？在国内，几十个代表已到处转了一圈，他们甚至从下诺夫哥罗德来信说，中央委员会做了很多事情，运输已安排妥贴，代办员已安置好，通知已付印，并已把索柯洛夫斯基安插在西部工作，贝尔格安插在中部，捷姆利亚奇卡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安插好。现在库尔茨拒绝了。（代表大会和现在看来是大大扩大了的整个中央委员会会议）要有一个长时期的休会。以后，或者是中央委员会同马尔托夫的编辑部斗争，或者是整个中央委员会辞职。那时您和总委员会里的两个马尔托夫分子一定会增补新的中央委员会，而这是在不通过代表大会的选举，在国内许多人完全不赞同的情况下，在这些已分散的代办员莫名其妙、怨言满腹和不赞同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将使代表大会的声誉扫地，使国内混乱不堪，乌七八糟，这要比国外的诽谤性小册子可怕万倍，危险万倍。
涣散状态真令人讨厌！国内现在常常这么写和这么叫。而把事情交给马尔托夫派，正是意味着现在把国内的涣散状态合法化，因为国内根本还没有过抗命和骚乱的现象。您和我的任何意见现在都不足以约束党代表大会上多数派的代表。这些代表会惹起一场可怕的事端。
为了统一，为了党的巩固，请您不要承担这一责任，不要退出，不要把一切交给马尔托夫派。
您的 尼·列宁
写于日内瓦（本埠信件）
载于1926年《“劳动解放社”文集》第4辑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13—314页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903年11月4日）
亲爱的朋友：你想象不到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恳求你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和波里斯一块来，并且事先征得其他人的同意。你知道，我在党内事务上阅历较多，因而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拖延，稍微的迟缓和动摇，都有使党毁灭的危险。详细情况大概会有人告诉你。问题的实质是，在同盟代表大会[1]上争吵之后，普列汉诺夫突然变封了，这样就使我、库尔茨和我们大家万分尴尬。现在他（没有我们参加）去和马尔托夫派讲价钱了。马尔托夫派看到他害怕分裂，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不仅要求6个人，而且要求接受他们的人到中央委员会（还没说出人数和人名），接受他们的两个人到总委员会，还要求不承认中央委员会在同盟中的行动（这些行动都是完全得到普列汉诺夫的同意的）。普列汉诺夫太害怕分裂和斗争了！情况坏透了，敌人欢天喜地，蛮横无理，我们的人全都大为愤怒。普列汉诺夫威胁要马上抛掉一切，这一点他是做得出来的。我再说一遍，无论如何你必须来一趟。
从日内瓦发往基辅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14—315页
注释：
[1] 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 10月13—18（26—3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大会是在孟什维克再三要求下召开的。他们想以这个代表大会对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反对召开这次国外同盟代表大会。
列入大会议程的有下列问题：同盟领导机关的报告；出席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同盟代表的报告；同盟章程；选举同盟领导机关。
大会议程的中心问题是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盟的代表列宁的报告。列宁在报告中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了说明，并揭露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及其在代表大会上的无原则行为。反对派利用他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多数通过决议，让尔 ·马尔托夫在列宁报告之后作副报告。马尔托夫在副报告中为孟什维克作辩护，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污蔑性责难。为此列宁和多数派代表退出了大会的这次会议。孟什维克就这一项议程通过了三项决议，反对列宁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并号召不断地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大会通过的国外同盟章程中有许多条文是违反党章的（如同盟出版全党性书刊、同盟领导机关不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同其他组织发生关系等），孟什维克还对中央委员会批准同盟章程的权利提出异议。出席大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弗 ·威 ·林格尼克要求修改同盟章程使其符合党章规定。他在反对派拒绝了这个要求之后，宣布这个大会是非法的。林格尼克和多数派代表退出大会。党总委员会随后赞同了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这一行动。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903年11月4日）
他们的条件是：（1）增补4人进编辑部；（2）增补？进中央委员会；（3）承认同盟是合法的；（4）总委员会里要有2票。我建议中央委员会向他们提出下列条件：（1）增补3人进编辑部；（2）同盟中维持战前状况；（3）总委员会里有1票。然后，我建议立刻确定（暂时不要通知作战的对方）一个最后通牒：（1）增补4人进编辑部；（2）由中央委员会选定2人增补进中央委员会；（3）同盟中维持战前状况；（4）总委员会里有1票。如果最后通牒也不接受，那就把战争进行到底。还有一个附加条件：（5）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和会后的争吵不再进行任何评判、争议和谈论。
我自己的意见是，我退出编辑部，只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并出版一本关于疯狂的闹事者或被废黜的部长们的斗争的小册子。
从日内瓦发往基辅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