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下新城）委员会
编者按：这封信指的是1902年高尔基的家乡下诺夫戈罗德（下新城）附近的索尔莫夫镇的“五一”游行。游行的领导人扎洛莫夫等被捕，同年10月被判处终身流放。高尔基在游行前就听说过扎洛莫夫，游行以后，他和继续儿子事业的扎洛莫夫的母亲安娜有了交往。《母亲》就是以扎洛莫夫的事迹为基础写成。下诺夫戈罗德（下新城）在1932年至1990年间被称作高尔基市。
（1903年1月2日）
致下诺夫哥罗德
关于上诉的问题，我（列宁）认为你们的决定是明智的，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在某种程度上也还不能）同编委会的同志们商量［注：或许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下诺夫哥罗德工人所表现的那种大公无私的英勇精神，应该在《火星报》上予以表扬。最好你们给编辑部写一封信，谈一谈事情的经过。
我们接到了从柏林转来的《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信很长，谈的是关于恐怖、关于对恐怖的辩护（部分的和有条件的），但是没有结尾部分（看来如此）。请速来信告知：
（1）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是否正式发出了这封信？
（2）请把信的结尾部分说一遍（信中只有7段，最后一句是：“他们排除了常常出现的极端紧张气氛，他们教会了政府更慎重地对待革命者”）。
（3）请告知，你们是否允许进行文字修饰（有些地方文字很不好，或许是出于誊写错误、匆忙和不清楚）。
大概我们会把信同我们的回答刊登出来。
衷心地和迫切地希望经常来信，一定要及时把委员会的每个正式步骤（寄哪些带号码的文件……出哪些传单，给其他委员会或国外小组的回信，等等）通知我们。不然，就免不了发生误解［注：例如，关于委员会反对在庭审日举行游行示威的那份传单，我们听到了许多流言蜚语。这份传单是不久以前我们偶然收到的，而且是从柏林寄来的，时间已经晚了。请做点好事吧！这是要不得的！把关于传单的事写信告诉我们，传单一印出就马上寄给我们一份，对委员会难道有困难吗？请千万采取一切办法纠正这些缺点。］、错误和拖延。火星派分子应该齐心协力，迅速而全面地向《火星报》反映情况。
紧紧握手！
从伦敦发出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76—277页
附：法庭斗争——高尔基《母亲》选段
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诺夫哥罗德（下新城）委员会的简介
致伊·瓦·巴布什金
编者按：这封信里的“考试”指列宁收到巴布什金的来信，信中请求提出一些问题，可以用来“考一考”宣传小组的成员，以了解他们对《火星报》的原则所持的立场。这封信 需要和《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9日和16日之间）》、《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16日）》、《致弗·潘·克拉斯努哈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9月24日）》、 《致В．И．拉甫罗夫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12月27日）》四封信连在一起读。
1903年1月6日
亲爱的朋友：关于“考试”的问题，必须说明，考试大纲不能由这里提出。让每一个宣传员书面谈谈他们现在阅读的或打算阅读的计划，那时我再作详细的答复。您请求多提些问题。好吧，请注意回答下列问题：（1）圣彼得堡委员会的现行章程是怎样的？（2）是否有“争论”？（3）这种争论对中央委员会和对工人组织有什么意义？（4）中央委员会对地区组织和对工人小组的态度怎样？（5）为什么火星派工人默许维希巴洛派工人自命为“工人组织委员会”？（6）是否已经采取了步步监视彼得堡祖巴托夫分子的措施？（7）在工人小组中是否有系统地举行关于组织问题和关于“革命家组织”的意义问题的讲演（或座谈）？（8）是否向工人广泛地宣传，他们，正是他们要尽可能更经常地、更广泛地转入地下？（9）是否采取了大力加强彼得堡通讯工作的措施？我们很久没有看到那里的报道了。（10）全体工人是否已经觉悟到，正是他们应当搞一个印刷传单的印刷所和经常散发传单？
这就是向您提出的10个问题。等候回信，紧紧握手！请注意，一旦发现有密探跟踪，您就必须躲起来。
从伦敦发往彼得堡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49—250页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节选）
1903年1月10日
亲爱的格·瓦·：
…… ……
您7日的报告做得如何？《生活》杂志的事怎么样了？邦契-布鲁耶维奇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其中一部分用在第31号上。还寄来了一封关于运输问题的信，果然不出我所料，在这方面他们几乎什么也没有。在钱和印刷所的问题上，应当尽力向他们争取，使他们对我们的那种非物质性的好意在物质上有所体现。顺便问一句，关于表决邦契夫妇参加同盟的事，您给列·格—奇（他现在在巴黎）写信了没有？
紧紧握手！
您的……
从伦敦发往日内瓦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0—251页
致《南方工人报》编辑部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致叶·雅·列文和叶·谢·列文娜（1902年8月22日以前）》、《致“南方工人”社（1902年9月16日）》连在一起读。热尼亚是“南方工人”社的代号。
1903年1月10日
再说一遍：我们热切而坚决地要求和恳请热尼亚更经常、更详细地给我们写信，特别是一定要在接到信的当天就立即回信，即使简单写几行也行，告诉我们是否收到了我们的前几封信，波里斯是如何答复的，对“声明”有什么打算。这项声明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真不象话！最后，恳切地建议你们尽快地印发声明。如果波里斯固执己见，那么没有他也行。急切地等待你们的回音。
从伦敦发往哈尔科夫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2页
致叶·德·斯塔索娃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9日和16日之间）》、《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16日）》、《致弗·潘·克拉斯努哈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9月24日）》、 《致В．И．拉甫罗夫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12月27日）》、《致伊·瓦·巴布什金（1903年1月6日）》五封信连在一起读。
1903年1月15日
我们接到（由国外什么地方寄来的）维希巴洛分子 1902年10月的一个新文件，什么组织纲领和组织原则，全是乱七八糟的、恶毒的东西。我们感到非常难受和生气，你们没有立刻把彼得堡的出版物直接寄给我们（按不同的地址寄两份）。维希巴洛分子的第一张传单（7月份——反对承认《火星报》的“抗议书”）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只是从《评论》中才知道了这件事，这简直不象话！！送寄信件一直都很顺利，难道寄传单就有困难？？更不象话的是，你们迟迟不作答复，伊格纳特说他老早就写了一篇回答维希巴洛分子谬论的传单，但是你们把它压下，不仅另写了一篇更冗长死板、空洞无味的东西，而且最后连一张也没印发！！！如果不能印发，难道把它随信寄到这里也有困难吗？
究竟是什么缘故，千万请说个明白：是由于委员会某一个人（或整个委员会？）无能，还是有意地采取反对立场？或是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变故？
所有这些情况只能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维希巴洛分子不断地排挤你们，欺骗你们，很快就会真正彻底地把你们“维希巴洛了”［注：维希巴洛是俄国经济派分子亚·谢·托卡列夫的别名，俄文的原意是“撵走”，这里说“维希巴洛了”就是“撵走了”的意思。——编者注］。
我们竭力建议选波格丹来递补组织委员会中的那位前彼得堡委员，波格丹完全能胜任。一般说很明显，没有职业革命家，事情总是寸步难行。
从伦敦发往彼得堡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3—254页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
1903年1月15日
亲爱的同志们：多谢你们来信详细介绍了工作情况。很少有人给我们写这样的信，虽然我们十分需要它们。要是我们真想建立国外编辑部与国内地方工作者的密切联系，使《火星报》能够充分地反映我国工人运动的整个情况和特点，那么这样的信就需要增加十倍。因此很希望你们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即使有时提供一些和工人谈话的素材（小组里在谈论什么？有哪些怨言？有哪些疑虑和要求？话题是什么？以及其他等等）也是好的。
你们组织的计划看来是适合于革命者的合理的组织的，因为在人数如此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说这个计划是“合理的”，因为这个计划简单明了。
关于独立派，请来信详细谈谈。最后还请回答几个问题：在哈尔科夫是不是还有“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学派和传统的工人？ 是不是有人曾经直接参加过这种“经济”派和“反知识分子”派？或者只是他们的追随者？为什么根本没有提及《工人储金会小报》 ，而且也不寄给我们？我们这里只见到第2号小报的抄件。这是哪一伙人印发的？是一些狂热的经济派还是一些毛头小伙子？纯粹是工人组织还是受了经济派－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否还有《哈尔科夫无产者》杂志那伙人的痕迹？工人小组中是否读《火星报》？是否有人解释文章的内容？哪类文章最受欢迎？需要作哪些解释？在工人中，是否宣传秘密工作方法和广泛转入地下？
请多多利用彼得堡的祖巴托夫分子，并把工人的通讯寄给我们。
你们的 列宁
从伦敦发出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4—255页
致叶·德·斯塔索娃
编者按：《工人思想报》第16号刊登了《工人组织委员会的抗议》，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承认《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是党的起领导作用的机关报的声明。报纸还发表了工人组织委员会给自由社和《评论》编辑部的信，信中表示感谢它们的同情和支持。这封信需要和《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9日和16日之间）》、《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16日）》、《致弗·潘·克拉斯努哈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9月24日）》、 《致В．И．拉甫罗夫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12月27日）》、《致伊·瓦·巴布什金（1903年1月6日）》、《致叶·德·斯塔索娃（1903年1月15日）》六封信连在一起读。
1903年1月16日
刚才收到了《工人思想报》第16号（从日内瓦寄来）和从彼得堡寄来的《〈工人思想报〉专页》第2号和第3号。现在已经很明显，维希巴洛分子说他们同《曙光》杂志和《火星报》是一致的，这是在欺骗你们，愚弄你们。请立即发表一个战斗性的抗议（如果你们没有力量印刷，请马上寄到这里，至少寄一份抄件来），展开坚决的斗争，并把斗争扩大到工人中去。现在，对斗争的任何迟延、对维希巴洛分子的任何迁就，都不仅是最愚蠢的，而且简直是可耻的。
现在波格丹在你们那里，再不能埋怨没有人了（援助的人已经派去）。你们采取什么步骤，请马上告知。
从伦敦发往彼得堡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5—256页
致伊·瓦·巴布什金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9日和16日之间）》、《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16日）》、《致弗·潘·克拉斯努哈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9月24日）》、 《致В．И．拉甫罗夫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12月27日）》、《致伊·瓦·巴布什金（1903年1月6日）》、《致叶·德·斯塔索娃（1903年1月15日）》、《致叶·德·斯塔索娃（1903年1月16日）》七封信连在一起读。
1903年1月16日
我们收到了从日内瓦寄来的《工人思想报》第 16号（看来是由“自由社”即纳杰日丁印行的，甚至是他编写的），注明是“圣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报上刊载了维希巴洛分子的一封更正信。更正的地方微不足道，实质上不是更正，而是对“自由社”的吹捧。维希巴洛分子说他们同《曙光》杂志和《火星报》是一致的，这明明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些人想赢得时间壮大自己。所以我们恳切地建议你们现在马上以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一个传单（如果不能印就寄到这里来）提出抗议，断然拒绝任何调和主义的讨好行为和做法，对维希巴洛分子展开坚决无情的斗争，揭露他们脱离社会民主党投靠“革命社会主义的”“自由社”的行为。我们欢迎诺维茨卡娅的有力行动，并再次要求你们保持同样的战斗精神，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向维希巴洛分子宣战，让一切调和主义分子、“观点捉摸不定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见鬼去吧！！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宁要两三个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不要十个暮气沉沉的人。请尽可能多来信，尽快使我们和你们的工人取得联系（把他们的情况告诉我们），以便失败时我们不致一筹莫展。
从伦敦发往彼得堡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6页
致弗·威·林格尼克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致卡尔塔夫采夫（1902年8月4日）》、《致弗·威·林格尼克（1902年12月27日）》两封信连在一起读。基辅委员会反对把《火星报》当作党的机关报，而《基辅社会民主党小报》是基辅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
致库尔茨
1903年1月17日
昨天，我们通过局外人弄到了 11月30日（原文如此！）的《基辅社会民主党小报》第1号。这真丢脸，我们的火星派老是落在后边！为什么扎林不及时把这份小报寄来？为什么他对这件事情只字不提？我们诚恳地祈求扎林使我们同委员会的任何一个委员直接取得联系，只要这个人认真仔细、机智灵活、熟悉情况就行。每一种小报（不论是谁的）都要立即按两个不同的地址寄两份来，一份装在信封里，另一份卷在俄文报纸里。其次，必须马上使我们同瓦卡尔取得联系。我们非常担心，基辅的火星派会由于他们不努力和采取观望态度而遭到同彼得堡一样的命运。关于书刊是否收到
以及如何分配（注意）的问题也只字不提！！真叫人无可奈何！
从伦敦发往基辅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7页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902年1月27日
老头写：读到了您1月3日那封怒气冲冲的信，现在马上回复。关于通信和狗［注：《火星报》巴库小组的代号。——编者注］等等，由秘书在后面来回答。我不管究竟是谁不对，但是我们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每月不少于两次，可是直到现在没有这样做，很久以来，我们得不到您的一点消息。不要忘记，接不到信，我们就没有办法，不知道人们是否还活着，只好，简直只好认为他们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您没有回答我提出的调动布鲁特的问题，看来，不调动就很少有好转的希望。现在谈一谈工作。您在责备我们的同时，夸大了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关于组织委员会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已经谈妥了，坚持它召开代表大会，坚持邀请您，并已给您去信。只有这一些，别的我们根本做不到，也不能负什么责任。事情就糟糕在布鲁特不在组织委员会，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他在场（我们也没有在场）。我们没有接受那位不出名的委员（他是一个迟钝而笨拙的人，我是在普斯科夫亲自认识他的，家庭和地方观念很深，很落后，做不了什么事，潘克拉特已为他受到责骂），我们并没迁移常设局［注：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的常设局。——编者注］，我们也绝对没有给潘克拉特以任何“权力”。但是既然潘克拉特成了组织委员会唯一（注意 注意）能够活动的人，那也就不能没有权力。您来信说：人是有的，但我们没有这些人，既不知道他们，又没看见他们。我们因为组织委员会没有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 组织委员会需要能够活动的、会飞的、自由的和进行地下活动的人。 潘克拉特一个人转入地下，走了，开始飞了，开始熟悉一切了，他自然也就得到了军士的头衔。当然，我们没有阻挠，因为我们也不能阻挠，而且也不想阻挠：没有别的人！！！最后请理解这一点。潘克拉特这个人懒惰而粗心，但聪明而知理，很内行，善于斗争，和他共事是可以的。他现在在外地巴黎不知要停留多久，我们时常去信骂他，赶他回国内去，不然组织委员会就等于零。“她”（阿基姆的哥哥）很快就走，我们尽量争取让她去组织委员会，看来“她”很能干。“笔尖”不想走。护照没有，抄件也没有。如果布鲁特搬到我们附近的热闹地方，我们就会帮助他把常设局争取回来，也许一切都会安排好的。否则一切就将按照真主的意志，按照潘克拉特的意志，按照“她的”意志进行（如果能进行下去的话），那时我们就将无能为力了。
书刊已经寄去，运走了40普特以上。组织委员会的声明将在第32号上发表，后天就可出版。
叔叔也仍在袖手旁观（和布鲁特一样），甚至哪里也没去；如果他能够与布鲁特哪怕搬到波尔塔瓦，他们就会把常设局掌握在手里。
扎林使我非常生气：他总是写得很不清楚，无精打采，对基辅一点也不了解，亲眼看着分裂也不加干预。对本地的事情不关心到如此程度，简直莫明其妙！！在组织委员会的两个“平权的委员”中，扎林一贯“不声不响”，潘克拉特不管如何总算动起来了，我们有什么过错？我以为（我确实不了解）扎林这个人主动性很差，而且被合法性和地位捆住了手脚。这种人现在采取旁观态度是很自然的，这的确不能归罪于我们，也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
从伦敦发往萨马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8—260页
致亚·尼·波特列索夫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902年12月25日）》、《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903年1月1日）》、《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1月1日）》三封信连在一起读。
1903年1月27日
关于邦契的信收到了，明天就转给列·格·。看来，除了邦契这个“人物”（大婶认为他的人品极为差劲）之外，我们从“清理”中真是一无所获，也丝毫没有“沾光”。根据《生活》杂志第6期判断，一切都掌握在库克林先生手中。
伯尔尼在等着尤利去——这是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
祝一切都好！
列宁
从伦敦发往蒙特勒（瑞士）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60页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节选）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902年12月25日）》、《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903年1月1日）》、《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1月1日）》、《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903年1月27日）》四封信连在一起读。同时，这封信里提到的亚美尼亚文的《无产阶级报》很重要，列宁的正确路线影响到了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邵武勉是斯大林的战友，他是出生在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在格鲁吉亚属于少数民族。
1903年1月28日
亲爱的格·瓦·：
……
我这里收到一份亚美尼亚文的《无产阶级报》[1]（报头上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字样），已经有好几天了，还收到一份稿件（关于该报的短评），我想争取把它刊登在第33号上。
我把这份《无产阶级报》也寄给您。请您让拉拉扬茨或其他人把报上有关民族问题和联邦制问题的所有材料全都翻译出来，并尽快寄给我。一定要刊登一篇关于这些材料的短评（寄来的那篇短评要作修改，所以需要看看原文）。
至于邦契的事情呢！？我们“沾光”不多——就是他们夫妇两个。清理人（请看《生活》杂志第6期）是库克林先生。请您通过邦契跟他认识一下。能不能弄到点什么东西？您好象以前也是认识他的吧？哪怕为俄国的代表大会弄到点什么？为组织委员会（国外有一个组织委员会委员，如果需要的话，甚至也可以派他去找库克林）？库克林总不能把印刷厂一口吞掉吧？应当直接向他要1万捐款，因为我们没有骂过《生活》杂志（我只是说它轻率，我不是白白地为它辩护的！），或者为了不骂……
您的 列宁
从伦敦发往日内瓦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60—262页
注
[1] 《无产阶级报》是用亚美尼亚文出版的秘密报纸，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报，由斯·格·邵武勉创办。该报只在1902年 10月出版了1号（出版地点是第比利斯，为保密起见印作日内瓦），另外出了《〈无产阶级报〉小报》第1号和第2号。
附：参考资料（第比利斯旧译梯弗利斯）
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
（1903年2月1日〔14日〕）
致叶·德·斯塔索娃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9日和16日之间）》、《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16日）》、《致弗·潘·克拉斯努哈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9月24日）》、 《致В．И．拉甫罗夫和叶·德·斯塔索娃（1902年12月27日）》、《致伊·瓦·巴布什金（1903年1月6日）》、《致叶·德·斯塔索娃（1903年1月15日）》、《致叶·德·斯塔索娃（1903年1月16日）》、《致伊·瓦·巴布什金（1903年1月16日）》八封信连在一起读。
1902年1月28日
为什么您对于明明是由纳杰日丁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人思想报》第16号不作答复呢？难道连这件事也可以不提出抗议就罢休了吗？把《工人思想报》专页第1号付之一炬，简直是胡闹。当然，在这一号中有些地方必须改正，而且要改得相当多，但是，为什么不改正呢？真不明白，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把印好了的纪念报刊创办二百周年的专刊[330]压下来？请您马上把各种小报——自己的和别人的、工人的和学生的——都一律寄来，并请注明，是否可以引证，是否已经散发。每种小报都按照两个地址寄两份来，或者索性装在信封内，或者裹在合法的报纸里，作为印刷品邮件寄来，但要捆得严实些。
为什么不把圣彼得堡委员会关于你们募捐情况的报告寄给《火星报》？请您务必寄来。彼得堡的工人通讯是很需要的，看在上帝面上，请大力组织这样的通讯吧，特别是谈失业情况的，其次是谈书刊影响的。
《工人思想报》专页第1号请改正，要写得更审慎、更切实些，而且必须公布委员会内部分裂的经过。您要懂得，对纳杰日丁的《工人思想报》，不公开提出抗议是决不能罢休的。
从伦敦发往彼得堡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62—263页
致尤·奥·马尔托夫
编者按：这封信的背景详见《大机器，小齿轮，鼓风机，脚手架——列宁、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前后文稿选》中的《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3年2月4日或5日）》，《俄国组织委员会告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书的草案》。列·格里· 就是捷依奇，捷依奇是《火星报》的行政负责人。勃鲁缅费尔德是印刷所的总管。两人发生过权限之争。勃鲁缅费尔德埋怨捷依奇干预印刷所的内部事务。普列汉诺夫出于老交情支持捷依奇，并建议勃鲁缅费尔德只管印刷所的技术工作。
1903年2月5日
现在寄去联合会来信的抄件和我们回信的初稿。回信已寄给普列汉诺夫，他将等你从巴黎去信。你赶快同彼·安德·和波里斯一起商量一下，是同意这封回信还是要求修改，请尽快答复普列汉诺夫。当然，最好不拖延给联合会会员的回信，可是如果一有修改就进行表决，这样就会拖延很久，因此不重要的修改可以不管。当然，如果有本质上的分歧，应该把回信压下来（我也向普列汉诺夫去信说明这一点），并且提交所有人表决。
我认为（维·伊·和列·格里·也同意），最要紧的是：（1）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1]只能是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的国外分会。看来联合会会员想设立两个平权的分会：俄国国内分会和国外分会，这种意见我们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接受或容许。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应当慎重行事（它的通报在这方面很出色），同时它必须极郑重和极严肃地对待一切事情和别人对自己的一切要求，就是说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应主管一切，在党内，没有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的委托，谁也不能做任何涉及全党的事情，作出全党必须遵守的任何决定。
联合会会员在自己的信里毕竟承认了（或者几乎3/4承认了）组织委员会，承认组织委员会的人愈多，它的行动就愈要严格和坚定。特别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有正确的态度和表明自己的鲜明的党的立场：或者是承认这个组织委员会并服从它的领导，或者是争斗。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现在得到普遍承认的机会很多，可以不去刺激和触怒任何人，但是也不要有一点让步。
（2）必须使组织委员会把自己国外分会的职权缩小到最低限度。国外分会只“主管”（在筹备联合方面）国外事务和协助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即使超出这个范围一点点，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也都必须征求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的意见并听从它的决定。所以我坚决主张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尽快写信给联合会、同盟和崩得，建议成立自己的执行这种职权的分会。必须由俄国国内组织委员会为自己的国外分会划定“主管范围”。下面我提出一个确定这些职权的方案，共三条，只能严格限于三条。迫切希望你尽快同彼·阿·和波里斯讨论一下这个方案，并且批准（或者通过表决修改）它。（我们也把所有这些材料寄给尤利［注：尤利是“南方工人”社的代号。——编者注］，并要他等着彼·阿·和波里斯，他们两人应当设法快去。）
（彼·阿·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写信给同盟、联合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最不好的了，因为这样会使人怀疑是暗地安排好的，是在弄虚作假。宁可等一两个星期，但是信一定要争取从俄国发出。）
另外，我认为应该考虑我们方面选谁当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的委员问题，需要事先付表决，因为编委会成员住地很分散，选举会花费很多时间，为此而等待是令人不愉快的。我本人投列·格里·一票。
我确实没有时间再给普列汉诺夫写信了。你把这封信和给联合会的回信立刻转给他，我再给他写几句话。
握手！
列宁
从伦敦发往巴黎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64—266页
注
[1] 组织委员会国外分会由下列成员组成：《火星报》编辑部的列·格·捷依奇、崩得的亚·约 ·克列梅尔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尼·尼 ·洛霍夫（奥尔欣）。
列宁致弗·威·林格尼克（扎林）的一封信
1903年2月24日和28日之间
编者按：列宁这封信酣畅淋漓，尖锐辛辣，值得我们随时自我警醒。列宁在信中批评的毛病我们有没有呢？某些泛左翼瞧不起我们搭脚手架的工作，“融工”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没见融到一个工人。我们时代已经不需要考虑什么出版的技术了，一个手机只要解决了翻墙问题，工人就能直接用浏览器阅读了，即便网络问题无法解决，把揭露材料放在手机本地也直接能看了。有太多现成的材料，需要扎扎实实的分发派送工作来让工人看到了。
刚刚读完了您的来信，趁着印象很新，写几点意见。您来信没有好好考虑就絮絮叨叨，使我气愤，因此我忍不住要开诚布公地把我的意见讲出来。请把我的信转交给写信的人，并告诉他，不要怪我用词尖锐，因为这并不是用来发表的。
我认为，来信之所以应该回答，是由于它特别突出地表明了当前很多革命者情绪中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坐等指示，要求从上面、从旁边、从外面得到一切，每当由于不积极而在当地遭致失败，就一筹莫展，一天到晚怨声不绝，只想发明出一种药方，医起病来又便宜又容易。
先生们，你们用不着发明！如果你们自己缺乏积极性，容忍别人在自己鼻子底下制造分裂，过后又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那是任何药方也帮不了忙的。为了这点向我们大发牢骚，也是十分愚蠢的。别以为我们会由于你们的责难和攻击而感到难堪，你们该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非常习惯了，所以我们是不会感到难堪的！
“群众性的”书刊，“几十普特”的书刊——你们的这种战斗的号召还是你们为了借助外力医治自己缺乏积极性这个毛病而发明的药方。请你们相信吧，任何一个这类的药方都永远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们自己不努力、不机灵，那谁也没有办法帮你们的忙。一个劲儿嚷嚷发给我们这个，送给我们那个，真是岂有此理，你们自己应当取得和弄到。给我们写这些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一点从我们这里是办不到的。而你们自己却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我所讲的是关于得到我们现有的和我们出版的书刊的问题。
某些地方“活动家”（正因为他们不进行活动才得了这个称号）一共只见到几号《火星报》，也没有积极设法去大量地获得和散发《火星报》，就为自己编了一个轻松的借口：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请给我们群众性的书刊来供给群众！你们先嚼碎，放到我们嘴里，咽下去我们自己大概还有。
这些地方“活动家”连自己现有的书刊都散发不出去，所以凡是知道和看到这种情况的人，都认为这些号叫是荒谬透顶的。你们连5普特的书刊都不能够弄到并加以分发，却要求供给你们几十普特的书刊，这岂不可笑吗？最可敬的“一时的幻想家”（因为第一次遭到失败就使你们放弃一切，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信念！），请你们从头做起吧。你们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不是做了一次而是做了几十次，那时出版工作就会随着需要而扩大的
我之所以说扩大，是因为你们关于群众性书刊的号叫（既不批判，又不考虑，就从社会革命党人，自由社分子和一切惊慌失措的“无所事事的人”那里照搬过来）是由于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很小的小事，就是说，忘记了你们甚至连我们现在出版的群众性书刊中的百分之一都没有本事拿到并加以散发。我手中有一份统计表，这是我国为数很少（少得可怜，少得不足道，少得令人感到惭愧）的运输机关之一最近编制的一个统计表。我只谈下诺夫哥罗德的演说、罗斯托夫的斗争、关于罢工的小册子和迪克施坦写的书［注：你们号叫道，这是旧东西！讲得对。凡是有优秀通俗书刊的政党都在散发旧东西：盖得和拉法格、倍倍尔、白拉克、李卜克内西以及几十年以来的其他人物的作品。你们听到了吗，几十年以来！通俗书刊中只有那几十年来一直起作用的作品才是优秀的书刊，才是有用的书刊。因为通俗书刊就是许多民众读本，而读本所叙述的基本知识在半世纪以内是不会改变的。那种“自由社”和社会革命党人每月出版好几普特的、“迷住了”你们的“通俗”书刊，是一种低级读物和江湖骗术。走江湖的人一向故意装得忙忙碌碌，大叫大嚷，而一些天真的人则把这当作卖劲。］。4种，仅此4种！多么少啊！！
是的，是少得很！然而，我们所需要的是400种而不是4种。
但是请问你们一下，即使仅此4种材料，你们能不能散发几万份吗？没有，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就连几百份也散发不了。因此你们才叫喊：给我们几十普特吧！（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弄到，那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给你们的，请记住这一点。）
你们能不能利用已经给你们送到、运到并放到嘴里的那几百份书刊呢？？没有，你们没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在这样一件小事上你们都没能使群众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我们每月都要从全国各个角落收到几十种、几百种传单、报道、通讯和书信，但是没有一篇（请你们好好地考虑一下“没有一篇”这几个确切的字眼所表达的确切意思吧！）报道谈你们在群众中散发这几百份书刊的情况，谈对群众影响如何、群众的反应如何，以及群众座谈这些书刊的情况！你们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作家管写，读者（知识分子）管读，然后这位粗心大意的读者就大发雷霆痛骂作家，说他（作家！！！）没有给任何地方都送去“几十普特”书刊。一位专门负责使作家同群众发生联系的人，却象竖起羽毛的火鸡那样坐着不动，只是号叫着：给我们群众性的书刊吧，而同时却不会利用他已有的书刊中的百分之一。
当然你们会说，无法，根本无法把《火星报》（这是我们努力的主要成果）同群众联系起来。我知道你们会这样说的。这话我已经听过几百次了，而任何时候我都回答说，这话不对，这是搪塞、规避、无能和怠惰的表现，是想吃现成饭的表现。
根据各种事实，我知道积极工作的人就能够使《火星报》（在那些不太好的知识分子看来，是纯知识分子的《火星报》）同群众“发生联系”，甚至同莫斯科附近各工业省份中那种落后的、不够开展的工人“发生联系”。我知道有这样的工人，他们自己在群众（当地的）中散发《火星报》，而他们只是说报纸少。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位“来自战场的士兵”说：在俄国中部的这样一个偏僻的工厂区，在很多小组里，在一些10—15人的会议上都一起在读《火星报》，而那里的委员会和分委员会都预先亲自阅读了每一号《火星报》，并且一起考虑在鼓动性的报告中究竟怎样利用每一篇文章。由于在国境上活动的人蠢笨无能（这些人甚至从来不会给运输者安排好一个交接东西的地方，而只是希望作者不仅会给他们生产文章，而且还会给他们生产出办事的人来！），送到它们手中的报纸只有寥寥5—8份（最多8份！！），但是就连这样少的报纸它们也能加以利用。
请你们凭良心讲一讲：你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利用你们所得到的（送给你们的，运给你们的）每一份《火星报》呢？你们不愿意讲吗？那我就来讲给你们听：送往俄国的每百份报纸中，只有一份（由于命运不佳或者由于“读者”无能）是这样被利用的：先是讨论每篇短评的鼓动意义，然后在工人小组里，在该城习惯于聚在一起的所有的工人的所有的小组里阅读每篇短评。然而现在那些连所得书刊的百分之一都不能够加以利用的人却号叫道：请给我们几十普特书刊吧！！谢德林的公式（作家管写）对“读者”的看法未免太乐观了！！
一位现代读者（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居然抱怨作者们，说地方上的知识分子都萎靡不振，只知道对工人“发号施令”，却不对工人进行任何工作。这种抱怨是公正的，是极其公正的，但是…… 没有找错对象吗？你们是不是可以允许我们把这种抱怨加倍奉还给发出抱怨的人呢？？最可敬的怨天尤人的先生们啊，你们眼睛望着哪里呢？如果你们的朋友不会把《火星报》当作工人小组中阅读的材料，不会拨出人来取得和分送书刊，不会帮助工人自己组织起小组来进行这些工作，那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样一些无能的朋友轰走呢？？请你们想一下，当你们向我们抱怨你们自己无能的时候，你们所处的境地是多么妙啊！！
那些“实际工作者”连他们所能取得的百分之一都利用不了，这是事实。而实际工作者关于特种“群众性的”书刊的臆想只不过是一种捷塞和推脱责任的表现，这也是同样无疑的事实。比如在7Ц．6Φ．的信中，就向“我们”（当然是向我们）推荐了三种书刊：
（1）通俗报纸。要把每一个事实都嚼得很烂，使它用不着消化就能对身体有好处。这样，我们“活动家们”就根本不需要有胃了。
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通俗”“报纸”，因为报纸要反映一切问题，而通俗书刊则只就某些问题进行教育，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国这种书刊的一切典型，从《工人思想报》到《前进报》、《工人事业》杂志、《红旗》杂志等等，都必然成了一种大杂烩，既不是通俗的书刊，也不是报纸，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各种“工人”报纸的一切尝试只是助长了而且永远都要助长知识分子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互相分离的荒谬现象（这是由知识分子的蠢笨无能造成的，他们竟从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地方来信抱怨自己无能！），这没有什么关系。各种“工人报”纸的一切尝试，在我国一直都在滋生并且还将永远滋生手工业方式和特殊的、深奥的、喀山式的和哈尔科夫式的理论，这没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迷人的“自由社”和迷人的（“使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了”）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正出版——啊，可真多！——通俗报纸和报纸性的杂志！！《人民事业》、《红旗》杂志、《自由》杂志——这些都是为工人办的杂志，《评论》是为工人办的报纸和杂志，《松明火》则是为农民办的，《工人思想报》是在日内瓦出版的彼得堡工人报纸！！所有这些都是废物，这也没有关系，只要是群众性的废物就行了。
而你们一共只有一个《火星报》，多么单调啊！《火星报》一共才出了31号，可是那些迷人的人们，用这一种（废物）出版2期，就立即又得用另一种（废物）出版3期。这才有劲，这才痛快，这才新鲜呐！而我们这些社会民主党人……
（2）“他们”的小册子出了一批又一批，每一本抽印本都要算小册子，招摇撞骗地把这一切向人大吹大擂说，小报也算数（小报有100万份：见《革命俄国报》第16号。打破纪录！冠军！）。
而我们呢！抽印本不算小册子——真是知识分子习气，学究习气！！虽然连巴黎和切尔尼戈夫所有的姑娘们都知道，十本新的小册子（废物）要比一本旧而好的小册子重要一百倍，但是我们还是把旧的、旧极了的迪克施坦的书拿来重版。
要知道只有德国人才这样做，比如在1903年，第11次重版了倍倍尔在34年以前写的《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真是无聊。我国那些“迷人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嗤笑的。而我国地方的“活动家们”既不善于利用旧的（20年前的旧东西！已经归档了的东西！）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也不善于利用“某”一本（一本！）论述罢工和维特记事的小册子！
至于地方“活动家”根本没有去逼流放中的著作家们写优秀的小册子，去组织当地的著作家为《火星报》写稿，这一点我就不说了。这是为什么呢？抱怨总要比安排这种麻烦事情容易得多！这位现代的读者不知害臊，竟因为写信抱怨过《火星报》就自称是“火星派分子”。他一点也不觉得害羞，《火星报》99％的文章，总共只有3个半人在写。他也无需去考虑，《火星报》是不能停刊的，两星期出1．5—2印张是需要一番劳累的。他仍然极其轻率地叫喊说一共只有31号，而地方上的傻瓜和无能的爱发牢骚的人何其多啊！！论据的确是具有毁灭性的……只是毁灭谁和毁灭什么呢？
（3）小报
供给我们一些小报！委员会不能给我们！！请你们写出小报，给我们送来，运来（再加以散发，对吗？）吧！
嗯……好啊，这可真是彻底得很。我张开嘴，你们就往里塞：这就是“著作家”和“火星派”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关系的新公式！地方组织（是由那些爱看热闹的“活动家”组成的吗？）没有力量来出版地方小报，这些小报应当由国外供给，——他们竟说得出这种话来，真是登峰造极。对7Ц．6Φ．整个一封信进行这样富丽堂皇的（在我看来）加冕礼，使我只能奉送这个“皇冠”作为结束。再作补充或评论只能使这个光彩夺目的皇冠减色。
从巴黎发往基辅
载于1924年《青年近卫军》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69—275页
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并拟给组织委员会的信
1903年3月5日或6日
组织委员会的信收到了。
我建议这样回答：
“关于‘日程’问题，我们的意见如下：‘日程’这个问题应由代表大会本身，而且也只能由代表大会来最后决定。因此，关于这一
许多委员会已经承认点的表决权的争论是根本没有用处的。其次，组织委员会有召集代表大会的‘特别主动权’。由此可见，代表大会的事先筹备工作，其中包括日程的事先筹备工作（或者宣传），完全由组织委员会去办。因此，再向任何人提出对‘事先’拟定的日程进行表决，那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这不会有决定性意义。再次，这只会造成时间的拖延和引起不满，因为总会有叫屈的委员会（未被征询的委员会），必然会有不满和抱怨的人。因此，不论从形式上遵守规定或掌握分寸来说，都不应当通过要某些委员会或某些人投票的任何正式决定。那样只能损害组织委员会的威信，使它放弃给予它的特别主动权。
如果已经十分不便改变所通过的（形式上无可责难的）决定，或许还可以找到这样的出路：把表决（委员会的表决）变成同它们协商，就是说组织委员会要尽量利用见面和座谈的方式进行协商。
最后，我们建议加紧筹备代表大会。愈快召集愈好。要立刻更积极地督促各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指定代表，争取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主要的是：保证有充分的信心使坚定的火星派赢得不容争辩的多数。”
涅夫佐罗夫昨天名誉扫地：沙尔·拉波波特也好，克里切夫斯基也好，都痛骂了他。火星派的人不在场。
我大概星期日走。火车不是6时到，而是3时45分和10时45分到。不是这一趟车到，就是另一趟车到。
你的……
从巴黎发往伦敦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79—280页
致组织委员会
1903年3月6日和9日之间
刚才接到代表大会的章程。你们上次来信问的是代表大会的章程，当时我们不懂你们的意思，因此就日程问题作了回答。现在赶紧告诉你们：一般说，我们对你们的草案非常满意，写得既细致又有道理。第19节曾引起争论，我们觉得这一节是合理的，因为不经大多数委员会同意的确不便于也不能把某些组织开除出代表大会（而章程归根到底正是有开除一部分组织和肯定另一部分组织的权利）。我们只建议规定一个硬性的和正式的期限，可尽量短一些（比方说不超过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各委员会和各组织必须提出并送来自己对章程草案的修改意见。最可怕的是拖延，为了防止拖延，规定这一点是极端必要的。（伊格纳特大概就是由于怕拖延才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担心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你们如果能很快结束征求意见的工作，事情就会得到补救。）
我们这方面将给火星派各组织去信，建议它们立即和完全接受你们的草案。恳切地希望你们发动现有的一切力量，以便在一个月内结束草案的分发和通知工作（根据第 19节），结束仲裁法底“开庭期”和确定代表人选。
同时，我们非正式建议你们向一切享有全权的组织提议，要它们根据可能从过去工作中大家熟知的国外同志中选派一个代表（从两个代表中），以免增加向国外派送代表的费用和麻烦。
我们正式建议：（1）在你们草案的第 19节只加一条附注：“各个组织在接到本草案的一星期内，如不提出意见，即被认为已接受代表大会的章程草案”。（2）加上：如果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表被捕，由候补代表递补。
从巴黎发往哈尔科夫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46卷第280—281页
致组织委员会
1903年3月31日
我们建议立即设法由组织委员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共同发表正式声明（要尽可能详细和确切），表示波兰社会民主党完全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愿意加入党。根据这种正式发表的声明，组织委员会就能邀请波兰社会民主党参加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大概就不会有人提出抗议了。
其次（附带提一下），我们衷心希望你们在各处、在所有人当中为在代表大会上同崩得进行斗争作好准备。不经过顽强的斗争，崩得不会交出自己的阵地。我们无论何时也不能接受崩得的主张。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坚持要把崩得驱逐出党，迫使崩得让步。
请赶紧把名单拟好，这一点非常重要，需要尽快办，不必等待各委员会的回信。顺便问一下，你们是否给各委员会规定了要在短期内回信？你们是否在编已确定的代表的名单？（为了保险起见，请寄给我们一份）。
从伦敦发往哈尔科夫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83—284页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903年4月3日
（老头：）
这一次我能告诉的事情不多。我看，现在主要的是尽一切力量加速筹备代表大会，并保证多数代表是干练的（和“自己的”）。几乎全部希望都落在布鲁特身上。要让他尽可能亲自料理一切，特别是有关代表的事，力求使我们的人多一些。每一个委员会两票的规定对这一点非常有利。其次，崩得的问题极其重要。我们已经停止同崩得关于组织委员会的论战，但是原则性的论战当然没有结束。这是办不到的。要使所有的人都透彻地、完全“装进头脑”地了解到，要想同崩得和平，就必须准备同它作战。要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甚至分裂也在所不惜。毫无疑问，只有如此崩得才会屈服。那种荒谬的联邦制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永远也不会接受。顶多是按照1898年的老章程实行自治，由中央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参加崩得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最大限度了。必须对大家进行工作，说明并指出攻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是荒谬的野蛮行为，等等。请速来信告知，大家在这方面的情绪怎样？你们的宣传工作进行得怎样？是否有希望使大多数人坚持正确的观点？我们想给犹太工人出版一本小册子，说明紧密团结的必要性，揭露联邦制和“民族”政策的荒谬性。
从伦敦发往萨马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84—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