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一
蛇与鸽子是一种比喻，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列宁在书信中反复提到过这种策略。1894-1895年列宁领导了彼得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协会的前身是彼得堡20多个工人小组，列宁把她们统一到一起。但自从列宁和战友们被捕后，“斗争协会”大换血，新的一批人被称为“经济派”，他们主张经济斗争可以发展为政治斗争，与列宁所推崇的“政治揭露”工作相反，“经济派”认为经济斗争才是吸引群众参加政治运动的最普遍适用的手段。可以说，到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并移居国外（1900年7月）的那个时间截点，列宁几乎已经失去了“斗争协会”的领导权，经济派占据了“斗争协会”。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成立，但是一大只是宣告了党的成立，党并没有建立起来。当时还没有党纲和党章。一大的中央委员会不久就被破获，再也没有恢复过，因为没有人去恢复它。局面就是类似于“斗争协会”有若干，各种知识分子的委员会与小组有若干，工人小组有若干，他们处于一种极度涣散和各自为政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就是：除了本地那种细小的实际工作外，什么事情也不愿过问。面对这样的现实，列宁在国外首先拜会了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商讨筹办《火星报》与《曙光》（其中曲折详见《“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
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的列宁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建党谋略。列宁主张：为了把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有些同志（甚至有些小组和组织）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重新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和委托它恢复出版党的机关报。我们认为这个计划是错误的，至少也是冒险的。建立和巩固党，也就是建立和巩固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而这种统一不是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办到的，不是只根据某一次代表会议的决定就可以实现的，必须经过一番努力。首先，必须出版一个共同的党的刊物，所谓共同并不是仅仅在于：它是为全俄国的运动服务，而不是为个别地区服务；它讨论的是整个运动的问题，并且帮助有觉悟的无产者进行斗争，而不只是讨论一些地方性的问题。所谓共同还在于它能够联合现有的一切写作力量，反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是彼此隔绝的工作人员，而是由共同的纲领和共同的斗争联合在一个组织中的同志）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专门负责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完整地和及时地传递有关运动的消息，正常地向俄国各地供应定期报刊。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组织，建立起俄国的社会主义邮递工作，党才能稳固地存在，那时党才能成为真正的事实，从而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我们决心要为实现这个任务的前一半，即创办共同的刊物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认为，这是当前运动的迫切要求，是恢复党的活动的必要的准备步骤。（详见《<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
有了建党谋略，还要有相应配套的建党计划。列宁在《如何着手》里提出的建党计划（即以报纸代办员为核心的组织路线），《怎么办》这本著名的小册子则是通过先破后立的论证顺序详述了这一建党计划，而《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则展现了该计划在实施环节的各种细节。《火星报》与《曙光》当时的主要对立面是国内的《工人思想报》和国外的《工人事业》，他们从理论上为党内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混乱辩护，甚至往往赞美这种状况，认为建立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个不必要的和臆想出来的任务。即便是《火星报》与《曙光》编辑部内部也并没有完全理解列宁的这套谋略。编辑部共计六人，三个老的（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三个年青的（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二大以后除了列宁剩下五个人后来都成了孟什维克。从建党谋略到建党计划一以贯之的就是：“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1901年6月，国外组织在日内瓦代表会议达成了一个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协议，结果《工人事业》迅速翻脸。于是在1901年9月，又在苏黎世开了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火星报》与《曙光》与经济派正式决裂。经济派把决裂声明称为“教皇的使节一项特别声明”，这种不断的“划清界限”在庸人看来是很残酷的。到了1902年3月底，崩得提议在比亚韦斯托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代表会议，这个会议选出了筹备二大的组织委员会，但是沙皇政权闻悉后进行了大搜捕，结果除了彼得堡的代表外，代表会议的代表全部被捕。以上这些会议都是“二大”前不太成功的尝试“统一”的会议。一些人不屑于“统一”，另一些人想“统一”却无法实现“统一”，兜兜转转无数次碰壁后还是要回到列宁的计划。《火星报》同自己的代办员进行着频繁的通信。每一封来信列宁都读。列宁非常清楚《火星报》的每个代办员在做什么工作，并且和他们讨论他们的全部工作；当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时，列宁就把他们连接起来，通知他们出事的消息，等等。这些工作看起来是琐碎的，但是正是这些代办员的努力使得党重新建立在尽可能稳固的基础上。每个委员会都能读到《火星报》，讨论《火星报》，承认《火星报》才是党的机关报。直到1902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拥护《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并承认它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起领导作用的机关报的声明。直到这个时刻，“斗争协会”才再次接受列宁正确路线的领导（此时距离1895年已经七年了）。
致阿·亚·雅库波娃
（1900年10月26日）
就在您给朋友的信中，我也清楚地看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完全合理地强调需要进行经济斗争，也应当善于利用工人的合法团体，必须“对工人的日常迫切需要作出种种反应”等等。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如果您以为革命者“对合法团体持否定态度”，他们对合法团体“深恶痛绝”，他们“背向社会”等等，那是误解。革命者也承认必须进行经济斗争，对日常的迫切需要也必须作出反应，还必须善于学会利用合法团体。革命者不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主张背向社会，而是相反，强调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社会运动的前列并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把所有民主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使合法团体和纯经济的组织不要把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政治斗争分开，相反，要尽量紧密地把它们联结在一起。而在您的信中，也有这样的另一种（有害的，根据我的看法是极端反动的）倾向，即把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政治斗争分开的倾向，——把政治任务撇在一边，用“立法斗争”的概念代替“政治斗争”的概念等等。
如何划清健康的、有益的倾向与有害的倾向之间的界限呢？局限于口头上的争论是不行的，这一点，对您这样一位已经尝到过“国外会议”滋味的人，我认为是用不着解释的。在通信中和讨论会上反正早已对问题展开争论，害怕在报刊上分析探讨，岂不可笑吗？为什么在会议上争论和写信是可以的，而在刊物上澄清争论的问题却是一种“最恶劣的行径，只能〈？？？〉使仇者快”呢？这一点我不懂。只有在报刊上进行论战，才能准确地划清我所说的那条界限，因为个别人在这方面往往难免要走极端。当然，在报刊上进行斗争，会招致新的埋怨，引来不少打击，但我们可不是那种害怕打击的脆弱的人！希望不受打击的斗争，希望没有斗争的分歧，那是幼稚天真的想法；如果斗争是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它要比国外和俄国国内的“古巴廖夫作风”[97]强一百倍，我再说一遍，它将快一百倍地促成巩固的统一。
致尼·埃·鲍曼
1901年5月24日
收到了您的来信和1、2、3、4月份的报告。多谢您这份详尽而又清楚的收支清单。但是，关于您的一般工作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工作究竟进行得怎样，成绩如何。您写道，您忙得不得了，又没有人代替您，但是您还是没有履行您谈工作情况的诺言。您的工作是不是仅限于把书刊转送到报告中提到的地点？或是您正忙于组织一个小组或者几个小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小组？已经做了些什么？这些小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进行地方工作还是派到我们这里来取书刊，或者是为了什么其他目的？
我们问这件事，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的情况不太好。财政状况很糟糕，国内几乎一个钱也不给。运送还是根本没有安排好，还是偶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全部“策略”应该完全是为了：（1）把以《火星报》名义在俄国国内募集到的钱尽可能全部寄到这里，把地方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2）把钱几乎全部用在运送上，因为我们在普斯科夫和波尔塔瓦已经有相当便宜的、不致加重财政负担的代办员进行接收工作。
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我们勉强赖以维生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仍然只是几只箱子。我们为了运两只箱子大约要花100卢布，而且是偶然托人代运，也造成了运输上无限的拖延、疏忽、丢失等等。从里加派遣运箱子的人的事（无论拉兹诺茨韦托夫还是恩斯特都说是可能的），还没有什么进展。列奥波德［注：“列奥波德”是谁的笔名，尚未查明。看来这是与尼·埃·鲍曼有联系的整个运输小组的代号。——俄文版编者注］一点消息也没有。芬兰什么也没有搞好，虽然各方面都肯定说，有可能搞好。在这种情况下，在4个月内把400卢布花在地方接收和转运书刊的事情上，这样做合理吗？
我们认为，您应该搬到［注：手稿最初是这样写的：“在此以前您尝试过两个工作计划：（1）搞好一个大的边境或几个边境的大批量的运送。没有成功；（2）搞好一个特定地区的书刊散发和资金筹集的工作。结果花钱花力，又是得不偿失。是否改用第三个计划：搬家。”——俄文版编者注］紧靠边境的地方，以便自己每月至少可以把2—4个箱子和10—20俄磅运过去。
从慕尼黑发往莫斯科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06—107页
致加·达·莱特伊仁
1901年5月24日
编者按：这封信要和 《致潘·尼·勒柏辛斯基和彼·阿·克拉西科夫（1901年6月1日）》连在一起读。
亲爱的莱特伊仁：关于“音乐家”，我们认为，既然他听从我们的安排，本身又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那当然应该马上设法派他到紧靠边界的地方去，让他亲自直接主管运送工作，不仅主管，而且亲自运送或携带（也就是与走私者一起越境）。
要是他同意这样做，应当给他200法郎（就是您信里提到的100＋100），而且看来应当让他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应当让他到这里来呢，还是只让他到柏林去跟我们的代表商谈，但后来得出的结论是：不到这里来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边界和边界附近有许多比较固定的关系，不同要派去的人当面进行全面的商谈，我们就无法决定他究竟该到哪里去，用什么“借口”进行工作。
钱我们现在很少，必须大大节省开支，除运送费用之外，什么钱都不能花。但如果音乐家用这200法郎能到达目的地并能靠这些钱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那么，在我们那些关系的帮助之下，他大概立即就能开始运送了。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附言：梁赞诺夫现在在这里，我们和他讨论了我们组织的方案。起初他十分坚决而且“生气地”否定了我们的方案，但后来，在加上了一个前提，说明这是临时性的以一年为期之后，在这个前提下，他代表他自己表示同意，但他肯定说涅夫佐罗夫是怎么也不会同意的（？）。为了防备万一，还拟订了另一个草案：“社会民主党人”、《曙光》杂志和“斗争”社之间结成联盟，不过“斗争”社只出版小册子（不是机关报），作为有发言权的成员参加《曙光》杂志和《火星报》，同联盟其他成员一样，把一定数量的收入交给联盟会计处，单独组织晚会筹集经费等等。您对上述这个方案是怎样看的？在我看来，这个方案是不公正的——给“斗争”社的权利太多了，因此我不认为它能为大家所接受。
总之，我们认为，跟“斗争”社也有可能达成协议：我觉得，他们如果看到我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立场，也是会作出让步的。
您的 列宁
从慕尼黑发往巴黎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08—109页
致莉·米·克尼波维奇
1901年5月28日
您打算怎样在俄国印刷《火星报》？在秘密印刷所还是在合法的印刷所？如果是后者，请即速函告，有没有一定的计划；我们准备全力以赴抓这个计划（有人向我们保证说，这在高加索是可行的计划），它所要求的资金不会很多［注：如果同合法的印刷所的联系还不坏，请一定同他们商谈一下这件事情，并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非常实际的（很可靠的）计划。］。如果是前者，那就请您注意，我们的一个印张（4页）有将近 10万个字母而且是一个月！，秘密印刷所能承担起这种工作吗？？它会不会造成浪费许多金钱和人力的极大危险？？把这些钱和人力用在运输上不更好吗？因为反正俄国离了运输是不行的。
从慕尼黑发往阿斯特拉罕
载于1928《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12页
致罗·爱·克拉松
1901年5月28日
出版、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小组，请求您——同我们一起参加过初期的一项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工作[173]，并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一贯表示同情的人——对事业提供经济援助。现在，整个事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援助，因为最初的基金已全部用于创办，而要使刊物能够收回成本，至少还需要全力以赴地工作一年。去年（1900年）春天，我们中间有人曾经同您的一位朋友[174]（您现在大概是常常跟他见面的）谈过话，他也表示确信您不会拒绝帮助。我们那时就希望，您能通过您各方面的关系一次筹集到一大笔款子，但除此之外，我们的组织当然也需要定期的进款。
从慕尼黑发往巴库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13页
注释：
[173] 指罗·爱 ·克拉松曾和列宁一起参加《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的工作。该文集载有克拉松翻译的爱·伯恩施坦介绍刚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的文章，标题是《〈资本论〉第3卷》。文集于1895年4月由公开的印刷所印了2000册。沙皇政府先是禁止该文集发行，一年后又将其没收焚毁。保存下来的仅有100册，在彼得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中秘密传阅。——127。
[174] 指列 ·波·克拉辛。同他谈话的大概是亚·尼·波特列索夫。——127。
致潘·尼·勒柏辛斯基和彼·阿·克拉西科夫
1901年6月1日
编者按：这封信要和 《致加·达·莱特伊仁（1901年5月24日）》连在一起读。
如果能同音乐家——在一起工作，我们将非常高兴。目前群众动摇不定，特别是有人在国外搞种种阴谋活动，这时候音乐家——就更加有用。可惜我们的财政状况非常不妙，实在没有能力供给他路费和生活费。这里谋生也极困难（我们不是指法国和瑞士的法语区，我们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关于这点，—拉——本人比我们清楚得多）。如果音乐家——决定到国外来，在此地搞一张法国护照，凭这张护照从不同的地方穿越国境线两三趟，每趟运两只箱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钱上给予支持。这笔运费我们反正是要花的，同某个局外人比较起来，我们当然更愿意把这笔钱给音乐家——。凭他的语言知识和机智，他一定能胜任，路上还可能找到人来做这个工作。如果他同意，让他马上写封信来（您把这封信从头至尾给他念一遍），并且详细说明他自己的特征。那时我们立即根据这些特征申请法国护照，护照一到手，我们就会通知他出国。总之，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运送，运送和运送。谁想帮助我们，就请他对这项工作全力以赴。
现在来谈谈那125卢布。我们已经多次因贷款给别的组织而陷入窘境：钱花了一大笔而收效甚微，几乎等于零。因此我们很怕先给钱。其次，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及时送到不大的数量（即使每月1/2普特），而不是每三四个月送到10—20普特，因为对我 们来说，每月出版和发送《火星报》是首要的事。目前我们赖以维生的差不多只是几只箱子了。因此，请你们仔细商量一下：建议可靠不可靠，是哪个组织提出的，运送方式如何，我们可不可以派人监督和参加，商讨后请通知我们。如果同意先不领经费试一试，那就请您自行处理。如果要我们马上拿出一大笔钱来，那我们还得对一切条件全面权衡和讨论一下。
从慕尼黑发往普斯科夫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1901年 11月3日
编者按：信里说的“财务整顿就绪”指从茹柯夫斯基那里收到了供出版《火星报》用的钱。
亲爱的格·瓦·：今天维里卡·德米·带着一项“外交”任务“神态异常地”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不禁感到惊讶，因为事情本身是很清楚的，在这方面当然谈不上什么外交不外交——这是她在开玩笑。现在给您寄上50卢布。如果这些钱加上您那里剩余的[292]法郎还不够用，那您就一定要尽快来信，我们再给您寄，因为我们的财务现已“整顿就绪”。（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对您说过或写信告诉过您，我们现在总的说来比较有希望定期获得可观的收入——就象最近收到的1000卢布那样——因此，加上从俄国寄来的几笔款子，我们估计至少可以维持两三年，尽管支出普遍增加。）需要时请随时来信，不必客气。
昨天就几件小事写了一封信给您。收到了吗？
紧紧握手！
您的 彼得罗夫
从慕尼黑发往日内瓦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52—153页
致火星派国内组织
1901年12月18日以前
编者按：信里说的国外冲突指《题解》中提到的1901年9月在苏黎世所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在此会议上《火星报》、《曙光》与经济派正式决裂。小册子就是指《怎么办》这本著作
我们刚刚知道，联合会会员正在安排一个各主要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来解决国外的冲突问题。
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尽量多的委员会和小组里采取下列措施：
（1）一定要使代表会议至少推迟到春天（推迟到复活节等等）举行。理由是：（一）无论是《火星报》或国外同盟都必须派代表参加会议，而这就需要时间和经费。没有《火星报》和同盟的代表出席的代表会议是非法的，并且也没有意义。（二）必须等待双方说明分歧实质的小册子出版。在这种小册子出版以前，代表会议无法根据事实辨别是非，因此它的会议将落空。《火星报》第 12号（1901年 12月5日出版）肯定地预告，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会出版（过一个半月）。这本小册子将非常详细地分析一切分歧。我们将在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工人事业”派的全部危害，彻底揭露他们面对伯恩施坦主义和经济主义可耻地摇摆不定和束手无策。这本小册子有一部分已经写好了，很快就会全部写成。其次，现在（公历12月中旬）国外正在作两个关于分歧的报告，一个是“工人事业”派的代表作的，另一个是同盟的代表作的。这两个专题报告很快也会出版。不等它们出版就召开代表会议，等于白白地糟蹋金钱和忍受牺牲。
（2）如果代表会议召开，我们将派一个特派代表参加会议。因此，一定要将下列事项立即告诉我们：（一）是否已决定举行代表会议；（二）地址，（三）日期；（四）出席会议的暗号和接头地点。必须正式要求各委员会和小组将这些事项发出通知，否则就宣布这个会议为非法，并立即发表声明，指出他们不听取双方的意见就想决定问题。
（3）如果各委员会或小组拟选举的代表会议代表都是倾向于《工人事业》杂志，必须立即正式提出抗议，并要求代表中既要有《工人事业》杂志的拥护者，也要有《火星报》的拥护者（就是说：既要有多数派的代表，也要有少数派的代表）。
（4）如果代表会议反对《火星报》，就必须退出不同意公开提出抗议的委员会和小组，并立即在《火星报》上公开声明和申述理由。自己人之间现在就应当开始商量这个步骤。
（5）立即把结果告诉我们，一切步骤都要随时告诉我们。尽一切努力使各地的《火星报》拥护者在言论和行动方面完全协同一致。
从慕尼黑发出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61—163页
致因·格·斯米多维奇
1901年12月18日
编者按：信中的“前进报”是当时经济派的一份报纸，该报不是列宁退出“火星报”后创办的那份《前进报》。这封信反映了当时斗争的复杂性。
我们得到阿基姆在印刷《前进报》的消息。我们不相信这个消息，因此，请说明这是不是由于误会。我们不能相信，曾用《火星报》的名义为《火星报》的印刷所筹集了几百几千卢布，并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的人，却偷偷地去另搞一套，而且正是在我们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在运输已经停顿，整个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都对我们抱怨看不到《火星报》，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在国内翻印《火星报》上的时候；我们不能相信，他们竟会采取这种欺骗手段，因为阿基姆曾写信告诉我们正在印刷第10号报纸，我们对这点曾是深信不疑的，美男子对于自己的宏伟计划也只字未提；我们不相信竟会有这种不仅违背了一切组织准则，而且也违背了某些最普通的准则的行为。
如果这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竟是真实的，我们要求立即会面处理这种前所未闻的放肆行为。我们恳请雅柯夫和奥尔沙用一切办法搞些旅费，立即按计划到这里来。
从慕尼黑发往基辅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63页
致亚·约·克列梅尔
致亚历山大
编者按：信中的《火星报》代表被捕指的就是《题解》中1902年3月底比亚韦斯托克会议之后沙俄政权的大搜捕。比亚韦斯托克1320年建市，1795年起被普鲁士占领，1807年属帝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波兰。
1902年5月4日
尊敬的同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我们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的）在会后不久就被捕了，没有来得及移交自己的工作。因此请您通知我们：（1）除了我们的代表以外，还有谁被选为筹备委员会（或组织委员会等）的委员？（2）我们应该怎样同这些人进行联系（地址、密匙、暗号等）？
您给我们的通知可以用化学方法和密码写，如果需要的话，则把密匙交给送信人本人。一般说来，通过送信人进行联系是比较方便的，他在紧急情况下既能拍发电报，甚至也能由他本人作出某些特别紧急和迫切的决定。
从伦敦发往巴黎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82—183页
致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致联合会
编者按： 比亚韦斯托克逮捕事件详见《题解》，传单指比亚韦斯托克会议所批准的五一节传单。
1902年5月4日
由于对我们说来完全突然和无法预料的情况，我们直到昨天才收到你们的来信，因此未能早作答复。我们没有从自己的代表那里得到关于“约定地点”的任何消息。因此，如果你们直接采取措施把传单送交各委员会，那将比较合适。大概我们中间有人被捕了。关于比亚韦斯托克逮捕事件的消息我们暂不刊登。为了快，在重要问题上，务请把一切情况都通过那位巴黎同志（莱特伊仁）通知我们，与此同时，或者把交给那位巴黎人的通知的抄件，或者把这些通知的内容提要寄给我们（地址是：纽伦堡 新巷44号雪茄烟店 菲力浦·勒格纳先生）。
代表《火星报》编辑部 弗雷
从伦敦发往巴黎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致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编者按：“木头已被逮捕了”指 比亚韦斯托克逮捕事件，该事件详见《题解》；主要的任务就是指筹备二大的召开。
1902年5月6日
来信收到。看来，木头已被逮捕了。克莱尔必须摆脱危险，为此应当立刻转入地下。同萨沙［注：萨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在比亚韦斯托克举行的代表会议的代号。——编者注］（还是木头给我们来信谈到她的）会晤的结果是，委派了筹备5个月后召开代表大会的委员会。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这一点作好准备，就是说，使完全是自己的人能进入尽可能多的委员会去，并竭力破坏南方委员会的南方中央委员会（＝傀儡）。被同志（有人甚至指控他有奸细行为，这点还没有查明）任意操纵的这个“傀儡”是主要的障碍（还有彼得堡）。因此当前的任务是：使库尔茨＋幼芽两人立刻参加委员会。然后克莱尔和流浪汉要用某种形式来仿效他们的榜样。这是主要的任务，因为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排挤掉：一切其他的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任务，要记住第二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要使……［注：手稿上勾去的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适应这一点，请好好考虑一下对中部地区、伊万诺沃和其他地区以及对乌拉尔和南方的攻击。现在形式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
流浪汉怀疑有奸细。在这里不可能有奸细，因为我们已经在伦敦了。很可能，许多线索是从我们某些被捕者那里得到的——一切都说明这一点。为了“主要的任务” ，你们保护自己要甚于保护眼珠。如果我们（就是说你们）不完成这个任务，那就太糟了。
把这封信立刻转给流浪汉，并告诉他，务必常常给我们来信，他的所有来信都已安全寄到了。
如果木头的死讯得到证实，那么我们就必须同克莱尔或流浪汉尽速会面，或者如果有把萨沙的一切详细情况寄给您的可靠地址（？），就详细函告（请尽速把能寄硬皮书的地址寄给我）。
护照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们。如果克莱尔已经被大家知道了的话，是不是和流浪汉对调一下？
谁将是莫斯科的代表？是不是绝对可靠？是不是有合适的继承人选？总之，再说一次：务必参加委员会。下诺夫哥罗德是否可靠？
从伦敦发往萨马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85—186页
致弗·威·林格尼克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1902年5月23日
总之，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自己组成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a]，吸收那个崩得分子[b]参加这个委员会（要从各方面估计他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注意！），把自己人安插到绝大多数委员会中去，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保护自己和自己人要甚于保护眼珠。这一切都非常重要！切记。在这方面应该更大胆、更泼辣和更机智，而在其他方面则要更沉着更谨慎。
灵巧象蛇，驯良（对委员会：崩得和彼得堡）象鸽子。
完全属于你们的 老头
从伦敦发往萨马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87页
注
[a] 指把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恢复起来，因为在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上选出的组织委员会成员已几乎全部被捕。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同一天给弗 ·威 ·林格尼克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代表会议和选出的组委会的成员被捕情况。她写道：“选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即组织委员会。——编者注）的人，只有一个崩得分子幸免，我们让他去找您。您只好同他一起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了，但是对他应该讲究外交手腕，不要摊牌。”（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8卷第 238页）这样，林格尼克就被增补进了组织委员会。关于这件事，列宁在一个月以后写信告诉了在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
[b] 这个崩得分子是 K．Я．波尔特诺伊。
致伊·伊·拉德琴柯
编者按：这封信要和一个月前《致弗·威·林格尼克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1902年5月23日）》连在一起读。
1902年6月22日
现在我们告诉了崩得分子同您接头的暗语。是关于商谈代表大会的事。您同他（＋常设局或者再加其他什么人）应当组成一个代表大会国内筹备委员会。您要显示威力，要谨慎小心。您要多掌握几个进行筹备代表大会工作的地区，要用常设局（用别的称呼）的名义出面活动；一句话，要做到全部工作完全掌握在您的手里，至于崩得，就让它暂时还只是崩得吧。我们这里就要对这里的靠拢的问题进行一系列的商谈，情况将及时通知您。
总之，暂时您要做的，就是拟定最有利于我们的“代表大会国内筹备委员会”的人选（说您已经组成了这个委员会并且对崩得的参加等等感到很高兴，或许更适当）。这个委员会的书记职务您一定要担负起来。这是最初的步骤。以后再看情况。
我说“您要拟定”人选，就是要您有更多的自由：不要一下子就在崩得面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比如，您可以说，同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中部地区的联系已经建立好了——我们有一个人从那里来，同南方的联系也建立好了——我们有两个人到那里去），并且要由自己来主宰这项工作。但是，这一切都要做得比较谨慎，免得引起非难。
请写一封信告诉我，您是否明白了您的使命？也许，我们还来得及函商。
请您一定把周报按期投寄到勒格纳处。我们必须十分准时地通信。我们也很想把每周的专刊寄去。请尽快把医生、技师、骑自行车人、演员等人和其他等人的地址告诉我。
完全属于您的老头
从伦敦发往彼得堡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88页
致伊·伊·拉德琴柯
编者按：这封信的背景就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火星报》代办员的影响下准备改组接受列宁正确路线的领导。此前分歧详见《题解》。正如列宁在信中所计划的，1902年下半年里万尼亚（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委员会），马尼亚（彼得堡的工人组织），索尼亚（《火星报》的国内组织） 热尼亚（《南方工人报》） 陆续来人到伦敦进行商议。
（1902年7月9日和16日之间）
列宁给阿尔卡季的信
亲爱的朋友：
首先衷心祝贺您（和您的朋友们）的巨大成功，祝贺地方委员会改组的开始。这件事可能成为我们整个运动的转折点，因此把这个改组工作进行到底是最重要的和最迫切的任务。您要特别保重自己，好完成这个任务。
言归正传。您要求我帮您“根据全俄任务制定地方工作的具体计划草案”。为了立刻满足您的要求，我现在一个人先写封信给您（现在编辑部其他成员分散在各个地方，同他们联系，怕耽误事情；以后，他们自己大概也会给您写点什么的）。我对您的要求理解得是否正确，还没有十分把握。现在我手头的材料有：您在6月21日写出的信和2a 3б关于（您、2a 3б和克拉西科夫）同万尼亚（彼得堡协会）[1]两次会见的信。从这两份材料来看（特别是从第二份材料来看），万尼亚“公开地承认了自己以前立场的缺点，现在同我们的思想一致了”。根据这一情况，我以后还会写信给您和万尼亚，至于是现在就把我的信转交万尼亚（和马尼亚＝工人组织）还是稍缓些时候再转交，是全文交给他还是作一些修改再交给他（如果有必要，我也请您修改一下，当然尽可能把所有修改的地方告诉我们），完全请您斟酌处理。
严格说来，我现在当然无法给您一个“根据全俄任务制定地方工作的具体计划草案”，因为不同万尼亚和马尼亚进行多次详细的磋商，这个任务我是完不成的。我只能提这样一个方案，既然万尼亚成了新的万尼亚，或者说他愿意事实上成为新的万尼亚，那他首先应当立即采取哪些实际步骤。而我认为，你们几位在同万尼亚第二次会见时提出的（也是在2a 3б信上所写的）步骤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公开声明自己拥护某些观点”。这正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且只有用公开的声明才能办到。[2]我很清楚，万尼亚的多数同志或许多同志（那些委员会和委员会的委员）对作这种公开的声明抱有很大成见，或者至少是不习惯作这样的声明。从运动的以往阶段来看，从已经抛掉的错误来看，这个特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万尼亚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正因为他在以前公开声明过自己同“火星派的”观点根本相反的旧观点，我特别热诚地劝告同志们（＝万尼亚）克服这种不习惯和成见。直到现在，我们地方工作的最大缺点就是范围狭小，互不通气，地方工作者不愿意积极地和坚决地研究党的共同的问题。但愿万尼亚在转而拥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能立刻同这种传统决裂，公开声明自己主要的理论观点和组织思想是什么，声明他现在自己在争取实现这种思想，并且请其他一切委员会也来这样做。这样的声明对万尼亚和全俄国将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声明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不要怕得罪持有另一种观点的万尼亚的老朋友，只要万尼亚自己公开地和坦白地承认，环境和经验使他确信过去的同经济主义有某种联系的理论观点、策略原则和组织计划是错误的，就丝毫也不会得罪什么人，这方面丝毫也不会攻击这些旧观点，而只是老实地承认自己的转变。坦白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对于实际上联合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完全终止他们之间的“论战”来说，其影响比对“论战”提出一百次抗议还要大十倍。
总之，首先的和主要的是公开发表书面声明（在地方小报上或在《火星报》上发表，最好在两处都发表）。必须立即采取这个步骤，一个星期也不应当拖延，因为不采取这一步骤，其他一切步骤很容易会毫无成效（失败等等），而采取了这一步骤就可以立刻确定新的道路。
在这个声明中应当说些什么呢？如果万尼亚要我就这个问题提出同志般的忠告，我就这样回答（当然，不能在他向我提出请求之前回答）：（1）承认自己放弃旧的观点（理论的、策略的和组织的），并对这些观点作最一般的说明（尽可能用一两句话）。（2）承认自己转变为《火星报》的拥护者，拥护《火星报》的理论、策略和组织观点；承认《火星报》是领导机关报（注意：所谓领导，决不是说必须在各方面都同意它的意见。这只是说同意这个机关报的领导原则。承认这一点以后，如果有局部的意见分歧，也完全容许指出这种分歧，指出我希望作某些改变，我现在作为《火星报》的拥护者要进行某些改变，力求《火星报》作这种改变等等）。（3）把统一问题，确切些说，把通过共同工作真正恢复统一的全俄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提到首要地位，这种共同的工作应当从集结在《火星报》周围开始，以便把《火星报》变为真正全民性的鼓动工具，这种共同的工作应当导致建立能够坚决地冲击专制制度的全俄的战斗组织。（4）承认（万尼亚已经做了，但还没有公布）必须改组万尼亚和马尼亚的组织结构和职能（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宣布（如果可以这样说）重新审查组织结构。（5）承认必须更紧密地靠拢《火星报》国内组织并同它合并，以实现今后万尼亚和这个组织的共同任务。（6）派一个或几个（可以从万尼亚或马尼亚等处调派）彼得堡委员会的委员立即着手实际进行上述工作，即同《火星报》合并和统一党的工作。［注：这第6条在你们第二次会议上实际上已经作了决定，即派人到国外去最后商议。］
当然，这6条中，第6条是决不能公布的，其他还有几条也许也不能公布。声明可以用省略号，并且直接说明某几条（或“以下”几条）由于保密原因不能公布。但是我再说一遍，如果万尼亚真正成为我们的拥护者，他必须立即发表这个声明，一个星期也不要拖延。
这样，在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同索尼亚（《火星报》国内组织）和《火星报》编辑部（国外的）举行的会议上就会拟出真正具体的计划，不仅是改组彼得堡工作的计划，而且是真正统一党、组织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等等的计划。
其次，在你们第二次会议上规定“在实行上述草案〈在7月里派代表到国外去〉以前，预先了解我们幅员广大的祖国的各个地区的情况，以便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时有所根据”。这个决定，我（坦率地说）认为是错误的，建议放弃这个决定。这样做就是耽误事情，就是同时追赶两只兔子。让我们先抓住第一只，即我们自己（我们同万尼亚）进行会谈。这样做等于万尼亚同索尼亚完全取得一致的意见。只要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以后的实际任务（巡视俄国）万尼亚＋索尼亚（＋还是＝？）是很容易完成的。但是现在同时铺开是不妥当的，首先（1）要完全说服万尼亚和马尼亚，其次（2）要公开宣告自己的观点，再其次（3）要立刻同《火星报》（在国外，《火星报》已经有整套的关于幅员广大的祖国各地情况的资料档案，同志们！不要小看这套档案）进行会谈，（4）同索尼亚会谈，然后才是（5）巡视俄国，其直接的具体的目的就是把工作真正统一起来（和召开全党的代表大会）。
如果您需要的话，这也可以说是给您拟的最近实际任务的“具体计划草案”。如果第2条做起来有困难，第3条可以提前先做（这样当然不免有某些拖延，但在一定条件下，拖延是免不了的）。但是第2条和第3条无论如何都应当办到。同时，到这里来的万尼亚的成员应该有尽可能大的权力，并且最好能来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当然，这完全取决于地方条件，这一点您更清楚），这是极端重要的。
看来，信可以到此结束了。请快一点把您的意见写来：我对您的要求理解得是否正确，我的“具体计划”是否可行？等等。我怕事情还不会那么顺利，万尼亚还不是彻底的拥护者。特别可疑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把《怎么办？》交给马尼亚。最好您再同万尼亚全体（即圣彼得堡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商谈一次，因为这对于确切地弄清楚是否有反对者，反对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什么等等，是十分重要的。您直接同马尼亚会见也是同样重要的。无论如何要尽快地催促万尼亚（最好还有马尼亚！）到这里来（直接到伦敦来，伦敦的地址一定要给他们，并附上美舍利亚科夫在比利时的地址，以备万一）。如果您能办到这些，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即使您现在遭到完全失败，您的工作成果也有了保障。请不要忘记，失败是非常可能的，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尽快争得切实可行的第一个步骤（声明和离开）。
只要万尼亚真正完全成了我们的万尼亚，我们过几个月就举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把《火星报》变成党的双周刊甚至是周刊。请您竭力说服万尼亚：我们不要他们放弃地方工作，彼得堡是一个直接具有全俄意义的“地区”，万尼亚和索尼亚的合并会大大加强地方工作，同时会使全党立刻摆脱半虚幻状态，不仅成为确实存在的党，并且成为头等重要的力量。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从洛居维（法国北滨海省）发往彼得堡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92—197页
注释：
[1] 万尼亚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号。协会是列宁于1895年11月创立的。从 1898年下半年起，协会为最露骨的经济派——工人思想派所掌握。1900年秋，斗争协会和彼得堡工人组织合并。协会被承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由于火星派同经济派在彼得堡组织里开展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终于在 1902年夏转到了《火星报》立场上来。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拥护《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并承认它们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起领导作用的机关报的声明，于 1902年7月以传单形式发表，以后载于 1902年 10月 15日《火星报》第 26号。
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编者按：这封信需要和《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9日和16日之间）》连在一起读。这封信里提到的“代表大会”指在国内工作的且目前居于国外的火星派分子开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后来没有召开，正如这封信里列宁所提到的时机很不成熟。
1902年7月16日
附上给阿尔卡季的信。
今天收到了你寄来的信、校样和钱。谢谢。
要在瑞士召开“代表大会”，简直是一种可恶的胡闹。谁（首先）想出这个“代表大会”的？不是我们。大概是波·尼·编造出来的，对他这种轻率行为（周游国外，同科列涅夫斯基空谈代表大会等等）应该严加申斥；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那么请你好好申斥他一顿。我本想自己来做，但觉得由你做好些，否则，由我来做，火气是会很大的。
“代表大会”谁也没有安排：开代表大会是需要全体到齐的（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阿尔卡季和索尼亚的确切情况）。开“代表大会”也需要国外某些人参加（如季姆卡、小老头们，大概亚历山德罗娃等人也得参加），而这一点过去连谈也没有谈过。甚至连代表大会的计划也没有人准备，而且谁也不知道在会上要谈些什么：谈《火星报》国内组织的问题吗？没有这个组织本身的代表参加就能谈吗？？这一切都仓促和草率得令人吃惊！！
现在连列·格里·自己也要把这件事延期“到秋季”去了。请你竭力亲自“驳斥”这种关于“代表大会”的胡说八道。现在应当会见拉波季：他去看一看在瑞士的那些人，然后自己到我们这里来。还要什么？其次，厨师［注：费·伊·舍科尔金。——编者注］看来还需要学习，那就让他在苏黎世学吧；这是非常好的。也许，他和波·尼·一样还要在国外呆几个月？！？为什么急于会见呢？只要他打算走，他本人就一定会到我们这里来，现在不必硬拉他来。波·尼·和维·瓦·写给贝尔格的信多么荒谬，他们说：“没有帕·波·参加，就不能交谈”。不能同谁交谈？同厨师吗？——他在帕·波·那里。同3个人吗？——他们也在帕·波·那里。同拉波季吗？——他就要上帕·波·那里去。请你劝贝尔格对维·瓦·和波·尼·的这种胡说八道好好地申斥一顿，并来信告诉我，贝尔格是怎么看的，可不可以期望他对他们答复之后能打消这种胡说的兴致。帕·波·本人既然经常去慕尼黑，以后也会来伦敦的。至于格·瓦·也必须（将要）来，这一点谁也没有怀疑过。
我写信告诉过格·瓦·，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代表大会”的事情，至于事务上的会晤（同拉波季等人会晤）必须在伦敦举行，当然，他也要去。如果需要的话，我再写信给他。请你想尽办法使列·格里·认识到，他自己都搞不清他设想的这个“代表大会”由哪些人参加，为了什么和怎样进行，因此还是放弃这个主张好。
你的……
从洛居维（法国北滨海省）发往伦敦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199—200页
致伊·伊·拉德琴柯
编者按： 这封信需要和《致伊·伊·拉德琴柯（1902年7月9日和16日之间）》连在一起读。该信反映了彼得堡的斗争形势仍然很微妙。
1902年7月16日
给阿尔卡季的信
亲爱的朋友：您6月6日的长信也收到了，我想对我的上一封信作一些补充。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真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在报刊上发表，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们对《怎么办？》一书的反应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工人们的反应。
总之，请您使您处的工人小组以及马尼亚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而且将大大加强他们同《火星报》的接近以及您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其次，如果马尼亚的领袖中确实有能干的人，最好让其中一人到我们这里来一趟，请把这个意见转告他们，并请谈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此外，再提出三点：
（1）如果万尼亚是我们的，那您怎样确定自己对他的态度？
您的意见怎样？也许，如果万尼亚和马尼亚完全是我们的（如果他们要出版我曾经谈过的那份声明——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他们就会吸收您参加他们的中央委员会[1]，并正式确定您专门负责全俄统一的工作？（就是说，“中央委托某某，即自己的成员和中央完全与之一致的《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成员，委托这个某某本着《火星报》的精神来筹备党的统一的工作”。）
也许，这可能采取另一个方案（当然，我不过是假定而已）：“圣彼得堡委员会中央表示自己同《火星报》国内组织完全一致，经委员会一致同意，满意地把属于这个组织而专门从事运送《火星报》并把它散发到俄国各地的那个小组里的人吸收到委员会中。中央派遣某某委员帮助这个小组，拨给若干经费，同时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阿尔卡季）参加圣彼得堡委员会中央，他仍然是《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成员，并且本着《火星报》的精神专门负责筹备全党统一的工作。”我所说的小组是指您派去取鱼[2]的那些人等等。我再说一遍，只是为了满足您要我提出“具体的计划草案”的请求，为了供您在这样或那样利用我的假设时作参考，我才提出各种可以接受的和可能实现的假设。现在工作进行得怎样，您在根据什么方针推动工作，务请来信告知。要趁热打铁，并请记住：关于坚定不移地争取“音叉”（＝圣彼得堡委员会＝万尼亚）的计划，我们双方应当尽可能在细节上协调一致。所以您同自己的青年朋友接触时应当灵巧象蛇！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太好了。那时您就代表万尼亚参加组织委员会（筹备萨沙［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代号。——编者注］），另外再有一个我们的人代表索尼亚。请尽快告诉我，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样？关于这一点，您是否同万尼亚和马尼亚谈过？
（2）您一定得把国内的组织委员会建立起来，并掌握到自己手里：您代表万尼亚，克莱尔代表索尼亚，另外再加上一个我们南方的人，这就很理想。对待崩得要特别小心审慎，不要摊牌，让它去进行崩得派的工作，不要让它插手国内的事务，要记住，这是个不可靠的朋友（其实是个敌人）。
（3）要到处向大家解释：所谓《火星报》编辑部自己想成为俄国党的中央的说法，是谣言，是无稽之谈。中央只能在行动的场所产生，所以我们希望它能从组织委员会和工人革命者当中成长起来。而《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的关系要根据分工（思想领导和实际管理）的原则来确定，同时，为了统一，最好召开定期的代表大会，或许，5个（假定）中央委员中有一人在这里作常任代表。这个谣言是“斗争”社散布的，必须加以揭露。我们不打算在报上回答这些坏蛋，最好用《火星报》的沉默来惩罚他们。
或许，万尼亚所以发生怀疑（如您所说的），是因为他对这一点的认识模糊不清？您应设法使万尼亚，尤其是马尼亚有充分的了解。
紧紧握手！希望您努力坚持下去！
您的 列宁
附言：如果万尼亚打算要求把他同马尼亚的关系、他的成员同马尼亚参加彼得堡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关系确定下来，那我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等到在这里见面时再谈，并且直接告诉万尼亚：“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真正团结一致，那在一个月以内我们在共同的工作中步调一致，做到我们之间不存在一点误会，因为我们都将是火星派；要么就表现不一致，那我们干脆分道扬镳。我们不愿意再写什么条约之类的东西来自找没趣了！”从您6月6日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您开头是本着这种精神回答他们的，当然，这样做很好。
从洛居维（法国北滨海省）发往彼得堡
载于1924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01—203页
注
[1] 指把彼得堡斗争协会和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的彼得堡组织“中央委员会”。
[2] “派去取鱼”意指派遣到瓦尔德（挪威）去取书刊。
致弗·格·什克利亚列维奇
编者按：这封信里说到的遗产指一个死在国外的俄国人留下的遗产，此前什克利亚列维奇向列宁报告了这件事，他建议《火星报》编辑部找律师去办理这件事，说为此《火星报》可得到三分之一的遗产。《火星报》编辑部没有接受这项建议。南方工人组织指克里木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什克利亚列维奇协助该组织同《火星报》编辑部建立了联系。刊登在《火星报》第24号和第25号上的发自辛菲罗波尔、费奥多西亚和雅尔塔的几篇通讯，报道了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情况。
1902年7月29日
我们收到了您关于“遗产”问题的来信。其中有好多东西使我们感到“奇怪和不理解”，——特别是要费克拉［注： 费克拉是《火星报》编辑部的代号。——编者注］找律师这件事。费克拉哪能办这件事呢？为什么那个继承人自己不去办呢？当然，试试并不遭罪，试试也是可以的，但毕竟要好好了解一下情况，否则空忙一场是会惹人笑话的。因此，请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进行调查，并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继承人听从我们的安排”？是叫他到国外来呢，还是怎么的？请把他的情况详细介绍一下。还有，为什么“您的”继承人不去找与共同继承人打过交道的那些律师呢？（很清楚，我们是不能在这件事情上花钱的。）
使我们同南方工人组织建立切实和直接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请您关心这件事，并把这个组织的情况写信详细告诉我们。
从伦敦发往科列兹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致彼·格·斯米多维奇
编者按：这封信对工厂小组的描述可以在列宁的《怎么办》和《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找到系统的论述。
1902年8月2日
亲爱的奇·：您的来信已经收到，暂时简复两句，因为我很不舒服，躺下了。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封信中有您提出的问题。因此我想是您误会了。谁会打算不增加和巩固工人的小组、团体和组织，而去“解散”它们呢？您说我没有指出极端秘密的组织怎样能和工人群众联系。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虽然这是很自然的）您在第 96页上援引的一个地方就谈到需要“其他许许多多〈注意！〉许许多多！！组织”（就是说除了职业革命家的中央组织以外），这些组织“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您在我规定了组织层次和指出这种层次的两极环节的界限的地方竟没有根据地看出了绝对对立面。从职业革命家非常秘密的狭小核心（中央）直到群众性的“没有固定成员的组织”——这些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我只想指出这些环节的变化性质中的趋向：组织的“群众性”愈广泛，形式就必然愈不固定，秘密性也就必然愈少——我的提纲就是如此。而您想把它理解成这样：在群众和革命者之间不需要中介！！哪有这样的事！整个关键就在于这些中介。既然我指出两极环节的特点，并着重指出（正是我着重指出的）中间环节的必要性，那么显而易见，这些中间环节将处于“革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两者之间，而它的结构型式也是处于两者之间，就是说，中间环节不象中央那样狭小和秘密，但比“纺织工人联合会”等却要狭小和秘密一些。例如在“工厂小组”（当然，应当使每个工厂中都有中介小组）中必须建立“中心”：一方面，整个工厂或几乎整个工厂应当知道某某先进分子，信任他，并倾听他的意见。另一方面，“小组”应当使别人无法知道它的全体成员，无法拿到证据抓捕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总之，无法告发他们。难道这不是从列宁所说的话中自然得出的结论吗？
“工厂小组”的标准非常明确：在一个小组中有四五个（我是举例来说）工人革命家，——他们不应当都让群众知道。大概群众只应当知道其中的一个，不过必须保护他，使他不受告发。人们谈起他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自己人，虽然没有参加革命（没有看见他参加过），但是聪明能干。一个人和中央进行联系。这两个人都要有一个候补人。他们领导几个小组（工会的、教育的、散发刊物的、做情报的、进行武装活动的等等小组），当然，捕捉奸细小组或者筹集武器小组的秘密性决不是那种阅读《火星报》小组或阅读合法书刊小组以及其他等等小组的秘密性可以比拟。秘密性同小组成员的多少成反比，而同小组参与直接斗争的程度则成正比。
我不知道，写这些是否特别必要，如果您认为对的话，那么把这封信寄还给我，因为我还要好好考虑一下这封信以及您的那封作为材料的信。我希望能会见彼得堡的同志并希望能在这里详细地谈一谈。
紧紧握手！
您的 列宁
从伦敦发往马赛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10—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