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成瑞的争论之我见
作者：nahan
一、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饿死人是一个事实（不仅仅是信阳事件）。
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饿死人是一个事实，较为严重的是河南、四川、安徽、山东。详见附文（1）（2）（3）（4）（5）。当时河南并非信阳一个地方，河南其他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见附文（2）。我有一位广东的朋友，他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说他就亲见他的家乡当时有不少饿死人的场景。信阳事件只持续了半年，就造成了那样的恶果。而四川由于刘少奇路线的忠实推行者李井泉
，却将刘少奇的“三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刮了三年，从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见附文（5）。因此，由于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信阳事件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二、大面积饿死人的罪魁祸首是谁？
造成这一恶劣后果的罪魁祸首无疑是当时处于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无视处于二线的毛主席的多次、反复的阻止和反对，甚至就在毛主席多次、反复阻止和反对无果而发出给六级干部的一封公开信的情况下，他们封锁和不传达毛主席的这封信，而在四川等地造成长达三年的浮夸风，从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详见附文（5）（6）（8）。
三、李成瑞的饿死1700万（而不是人们所说的3000万）数字的来历。
李成瑞的饿死1700万（而不是人们所说的3000万）数字的来历，详见附文（9）
四、从两个相似的案例中得出的启示。
现在，我们不应该把争论的重点放在饿死多少人上(具体是多少，现在已无法弄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不能为此而要某个人负责，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饿死人是一个事实，而应该是将重点放在搞清谁是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饿死人的罪魁祸首上。因为，如果在数字上过于纠缠，就恰恰中了右派的圈套和陷阱。因为右派就是要将大面积饿死人的责任归于毛主席，归于社会主义。比如：一个与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饿死人的相似案例，75年河南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崩塌造成多座水库崩塌而淹死10多万人的惨剧，详见附文（7）。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是纠缠于争论究竟淹死的准确数字，还是追究造成这一惨剧的罪魁祸首邓小平？无疑应该是后者。造成大面积饿死人的罪魁祸首是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而不是毛主席，我们应该将矛头指向推行罪恶路线的罪魁祸首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才能正确的把握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饿死人问题的关键和本质，才能回击右派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的污蔑和攻击。
五、不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下面是一个朋友发来的关于李成瑞争论的评论，抄录如下。
“李成瑞的《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前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一文原则上是好的，并无大错。谁都不能说他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要纯而又纯是办不到的，因为连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有各种不正确的认识和错误，每天都是在不断的否定自己而前进的。看一个人要看他的本质和主流，在与压迫阶级斗争的时候，要求大同存小异。只要是主张重建无产阶级专政，从左边批判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都应该视为同志。在这个主张和认识的大同下，很多的不同看法和错误认识都应该视为认识有待提高的问题来对待。要允许革命，革命不分先后。对于李成瑞、刘日新等的转变，革命派应该感到由衷地高兴、应该欢呼才是而不是相反。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中青从右边和中间转向左边，我们不能转一个批一个。连魏巍、李成瑞这样转变的很好的人都不能团结，这样不好。”
附文（1）
刘少奇、邓小平的浮夸风造成的信阳事件介绍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信阳地区位於河南省东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在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於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造成了这一地区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发生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叁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汤。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信阳的浮夸风●
一九五八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山查】（作一字看）岈山一带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地委同意了，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不久，毛主席提名称人民公社，【山查】岈就成了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在一九五八年夏收中，当时在【山查】岈山人民公社坐镇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叁千二百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七千叁百二十斤的更大浮夸典型。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根本不可能。於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後，《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麽了号外。从此以後，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於是浮夸风越刮越大，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硬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六千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行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叁百斤。
到一九五九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我在八月初主持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人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後，召开常委会纣论。当时地委九个常委中，八个人认为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比一九五八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七十二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不过五十六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叁十多亿斤，最多超不过四十亿斤（後来证实只有二十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九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後，省委仍按一九五八年大丰收的标准徵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十六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徵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後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於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後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於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怛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的生活问题，然後有甚麽问题再解决甚麽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徵购了七百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须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後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後，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後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开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二十叁个党员饿死了二十个，剩下的叁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的人，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会上及工作中的言行，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此後，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在办公室看书报，甚麽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甚麽，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甚麽，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而他们都是饿死的，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
饿死人震惊了中央领导●
●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到一九六○年二月，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叁十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後得知，郭处长回去後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调查□解，越查间题越严重，最後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後，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县委是支持你的。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後，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於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逃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麽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甚麽，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批驳吴芝圃的谎言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说，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甚麽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馀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
这麽多干部怎麽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於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於是，在事後的补课运动初期就把我划为「糊涂人」，
而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後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九五八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信阳事件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麽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麽听话，多麽遵纪守法，多麽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附文（2）
刘少奇、邓小平的浮夸风导致的信阳事件和河南其他地方的恶果介绍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五九年减了产，全省实产九百七十五万吨，但省委的估产高出实产数一倍多，徵购了三百七十五万吨，占实产数的百分之三十七。这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各地饿死人的情况不一，并不一定信阳地区的每个县都比别的地方严重。譬如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不亚于信阳地区。同属南阳地区的唐河县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结果粮食被大量外调。当农民断粮，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醒悟过来，要求上级拨粮救急时，南阳地委无动于衷，反批评毕可旦“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农民饿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淅川等邻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因饥荒死人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领著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妇二人及三名女儿溺毙，仅年方十四岁的儿子毕剑增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
还有许昌地区。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去调查。可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生怕他们看到真实情况，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专区的鄢灵县。据他们回忆，虽没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还是看到了鄢灵县“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许昌地区宝丰县人。49年时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辗转到了美国，成为一名科学家。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了。”说著流下了眼泪。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五八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百分之十左右的粮食。”五九年因天旱，大歉收，实产粮食二十多亿斤（一说三十二亿斤），仅及大丰收的五八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七十二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徵购量当然就照此虚报数增加。这样留给农民的粮食就大幅度减少了。信阳县是个典型的例子（如表）。
这是新编《信阳县志》公布的数字。与全国农村的情况一样，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结果全县人均留粮（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五八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但《信阳县志》同时公布的非正常死亡数为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很可能实际人均留粮数低于全国平均数一八五公斤。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 “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淮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 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这就是后来中共确认的“信阳事件”。
对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
“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是“农民群众饿死”的代名词，是官方描述大饥荒的定型字眼。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按官修《信阳综览》和《信阳地区志》发表的数字统计，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五十万人。但这个数字绝对不实！实际的非正常死亡远大于此数。
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
信阳地区辖信阳市和固始、光山、淮滨、潢川、罗山、确山、上蔡、平与、汝南、遂平、息县、新县、新蔡、西平、西峡、信阳、正阳十七个县。该地区部分县的非正常死亡数近年已被陆续披露，譬如新编《信阳县志》记载：非正常死亡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西平县志》记载饿死约四万人。
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潢川县先后饿死五万六千多人，。《息县志》记载一九六○年内非正常死亡十万七千余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临靠淮河的淮滨县，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滨县志》载：一九六○年死亡十点二万，九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为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九！每四个人就死了一个。当时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半个月内余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先后死去。据张树藩说：余德鸿老家的村西头饿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抬。
上述七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为五十二点六万。其他十个县，新编罗山、西崃、新县的县志均载非正常死亡万人左右，可能属于官方说的情况不那么严重的县。此外七个县情况可能与上述七县类似，即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光山县死绝了的户数比息县多，非正常死亡数可能也大于息县。由此可以推断，全地区非正常死亡总数应在一百万左右。
张树藩在其遗作中说，一九六○年二月时他曾估计饿死的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 但后来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信阳，“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大概出于政治顾虑，对这个“多好几倍”，张树藩没有详说。但是这可以佐证笔者一百万的估算不会过高。而《信阳综览》、《信阳地区志》的数字毫不足信。
关于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据说中共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当年董必武派的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后，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去信阳调查时说：“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的确，一九六○年底时事件已基本结束。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一九八四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
像吴芝圃这样的饿死数百万子民的一方大员，还有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等等。
附文（3）
刘少奇、邓小平的浮夸风造成的信阳事件介绍
–信阳事件中的刘少奇与吴芝圃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
1966.1123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红卫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爱讲假话吧。"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欠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五八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回忆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问："集体食堂、大锅饭失败了。河南有人写了你的大字报。"
吴："这个呀，全国都是刘少奇让搞的，与别人无关。河南省委、省政府是执行者。"
问："……？"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问："对了，咱们河南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在七千人大会上私下和刘少奇谈过话，关于大跃进的问题站在L、X一边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发难，是事实吗？"
吴："不！大字报不完全正确。我没向毛主席、周总理发过难。可以说我吴芝圃一向对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很崇敬的。"
问："……？"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找我谈了话。
问："××找你？什么意思？"
吴："××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问："当时你为什么信了刘少奇的话，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呢？"
吴："这话就不对了。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附文（4）
刘少奇、邓小平的浮夸风造成的恶果介绍
信阳事件迷雾：吴芝圃1979年被平反 张钦礼1979年被判刑
作者：weijun6218
公元1979年1月24日下午，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100多万人的责任人吴芝圃被中央平反，平反仪式由总设计师亲自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主持。
就在同年，那个因舍身为信阳人请命而闻名全国的兰考县长张钦礼却被逮捕判刑13年，罪名是迫害老干部。人心是公道的，当2004年4月7日,张钦礼去世回兰考安葬时，兰考县万人空巷，无数群众沿途祭拜，很多人跪地泣不成声，场面十分震撼。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派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信阳的一些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文革开始后，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进行残酷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惨遭迫害，不久“含冤”而死，年仅52岁。
1979年1月24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两个名人，一个是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一个是原兰考县长张钦礼，在河南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张钦礼挺身而出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结果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
一九六0年十月当他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之际，张钦礼冒死写信给周总理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进京反映真相，几经周折，周总理看到了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 “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接着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进行了批示，吴芝圃被停职反省，一大批信阳浮夸干部遭到逮捕，张钦礼得到重用升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
人的命运往往一波三折，1979年吴芝圃被平凡昭雪，同年张钦礼遭到逮捕被判刑13年，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
附文（5）
刘少奇、邓小平的浮夸风造成的恶果介绍
刘少奇、邓小平和李井泉造成的四川大面积饿死人情况
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
作者：陈振寰
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
[ 最成都论坛 http://bbs.ChengTu.com ]
时间：2009年7月15日下午3点
地点：北京和平门外东大街3号楼2门206室
采访人：周 燕
受访人：陈振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书记，
1954～1963年、1975～1978年曾担任李井泉秘书）
讲到四川的问题，不能绕开李井泉，讲到调粮的问题也不能离开李井泉。调粮问题是李井泉在四川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我想从我个人了解的情况，也算是我个人的见证吧。
李井泉为什么有争议，关键就在粮食问题上。他在四川17年，应该是有功有过的。
四川这个地区历来很复杂……（略）
土改以后，1954年开始搞粮食统购统销，1953年我还参加过第一期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完了，我才调到李井泉身边当秘书。从1954年统购统销到 “文革”每年都向中央调粮，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搞合作化运动，进入初级社，后来是高级社，农民积极性很高，生产有很大发展，粮食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全国有十多个省市都吃过四川的粮食。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大跃进，大家头脑都有点热，包括李井泉。到处放卫星，浮夸虚报，风气在全国形成，四川也不例外。四川不是首创。河北的徐水放卫星嘛，后来又是河南，湖北麻城，最早的是这三个。
李井泉也头脑发热，当时粮食确实丰产得很多。李井泉高兴地说：“粮食丰产了这么多，这粮库都来不及建啊！”他对浮夸虚报估计不足。当时，在全国这种风气很厉害。
四川郫县的两个公社虚报就有2300万斤，县委书记就要按这个数字，粮食局长就不干呀：“你报了这么多，我拿不出粮食来怎么办？”县委就批他，后来，地委来做工作，总算把这件事情给平了。县委书记还不饶，一直把这人调开粮食局，下放到农村去。后来，地委感到这件事情严重了，把这个干部调到地委去当机要秘书。郫县在四川浮夸虚报是个典型。
以前调粮没有说过二话，四川每年都如数完成。三年困难时期发现问题了，中央还是要调粮，情况紧急了，上海柯庆施也打电话来，北京彭真也打电话来，总理打电话都要调粮。
我想说两件事：
大概是1960年夏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一次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正在研究安排生活，说是半斤粮食农村里能不能保命？能不能还参加点劳动？结果，半斤粮食都很难安排。根据当时的库存情况都安排不下去。正在这个当中李先念打电话来，还要调一亿斤粮食。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后来是主管财办的副省长，也是我们山西人。）跟李先念说，调一亿斤粮食，四川就要死多少人，你看他还调不调?
张韶方就去接电话，李先念的态度很强硬，说：“死人也得调！”会场上所有的人听到这话以后，鸦雀无声，大家闷着抽烟，谁也不说一句话，闷了半个小时，散会。
李井泉说过：“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你调粮不跟我商量。”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也是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基本上是邓小平的原话，当时在场的也就是三五个人。李井泉是否给其他书记讲了，我就不知道了。
(周：何郝炬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说“大国务院，小国务院，”是在1961年年初，在金牛坝宾馆开省委会议时，李井泉接李先念的电话时说的。这篇文章登在《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集）——当代口述史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
到底是1960年，还是1961年？我也记不太清了。可以到四川查。
邓小平来，是60年还是61年，我记不太清了。也可能是1961年，1961年是最困难的时候。时间可以查到，但这个话是档案材料中没有的。当时邓小平说这个话，在场的只有三五个人。王瑞林在不在场，我记不清了。
当时全国都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才下死命令四川必须调粮，才说这样的狠话。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这种特殊措施在当时情况下，全国一盘棋，不管是谁，都得执行中央的命令。不管是李井泉还是王井泉，谁来当四川的第一把手，你能不执行吗？结果是，全国都有死人，四川死的人更多一些，损失更惨重一些。
在调粮问题上，李井泉有功有过，服从中央的指示，调了不少粮食，照顾了全局，应该说是有功的。那么错误在哪里呢？对四川当时的情况底数不足，对虚报浮夸估计不足，当时调粮要调多少调多少，没有讲过二话。
（周：有！从1960年初期，省粮食厅就开始给中央打报告，就开始反映缺粮的情况了。）
那时再讨价还价已经没有用了。
（周：应该说，中央这时已经打定主意了，只有，也只能从四川调粮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人不顾这个大背景，不顾事实，说“李井泉为了当官，为了当政治局委员。”他八大二次会议就是政治局委员了。
（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调粮是李井泉当政治局委员以后的事情了。我们说的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责任不在李井泉一个人。
说到这儿，又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李井泉一直过不了关？第一次，省长李大章代表省委作检查，陈刚代表……作检查，大家还有意见。集中的意见是调粮多了，死人多了，这个意见谁应该负？李井泉作为一个老干部，他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他没有说“我没有办法，这是中央下的命令。”他始终没有说这个话，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够高的。一方面，他没有把责任向中央推，他的检讨中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担责任。他感到委屈，他的内心处在矛盾的斗争中。我不检讨不行，检讨了推给中央也不行，让我一个人承担也不是这么回事。
朱老总是四川人，每次中央开会，他都要向四川的干部了解家乡的情况。他把地委书记召集起来见见面，谈个话，第一个发言的是涪陵地委书记，叫孙俊卿，就讲了，困难时期调粮多了，没有饭吃，死人特别多，感到很沉痛。涪陵在四川也是重灾区。
（周：廖博康说，涪陵死了200多万人。有人说，涪陵地区当时只有150万人口，怎么能死200万呢？）
到底死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是很秘密的。我看了许梦侠的材料，他也说不清楚。
孙俊卿发言后，感到很沉痛，讲着讲着，痛哭流涕，说不下去了。他这一哭，在场的人都哇哩哇啦地哭了起来。都不说话了，都在哭。后来朱老总说了一句话： “四川调粮多了，也不能都怪四川省委，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现在，大家要总结经验教训，搞好以后的工作，也不要过分的难受。”大家第一次听到朱老总说，“中央也有责任。”[ 最成都论坛 http://bbs.ChengTu.com ]
四川组住在前门饭店，李井泉住在北京饭店。
第二次，李井泉正式作检查，代表省委。在检查前的一个晚上，李井泉基本上没有睡觉，北京饭店的老楼。朝南的是包间，朝北的是普通间，他觉得住在南边马路上吵闹，每次开会我和警卫员就住包间，而李井泉住在工作人员的房间。一两点钟了，他不睡觉，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推开我们的屋门。他一来，我们就得起来。他说，大家意见很多，检讨什么？我说，大家的意见主要是对调粮的问题，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大家就不会有意见了。
李井泉说：“调粮问题，不是已经检讨了吗？还不行啊？怎么个检讨法呢？”看上去他很为难。他的内心，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矛盾的心理。
第二天检讨，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小平来了，是李井泉请小平来的。只有邓小平一个人。
李井泉的检讨很沉痛，声泪俱下，就是这样检讨，他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只是说，省委有责任，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自己承担责任。
他讲完以后，小平同志讲了几句话，很简单：“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的多了些，四川死人死的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散会。从小平的谈话中，到会的同志已经心知肚明，中央是下过死命令让四川调粮的。从此以后，大家的情绪缓和多了。
我所说的是，中央下这个命令，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我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中央是出于无奈，特殊情况下。我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宝成铁路客车都停了，运粮，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四川交通不便，人背肩扛，背到公路上，再由汽车转到火车站，转到长江轮船码头。
你说，李井泉调粮的错误，就是服从了中央的命令，你能说他是错误吗？有错误，前期对情况了解不够，调粮调的多了些，后期，这个责任不能归结到李井泉一个人。从全局来讲，他是有功劳的。
牺牲了局部，照顾了全局。我最近看了电影《集结号》，很有感触，我说四川三年困难时期，就像打了一场阻击战，为了保证全局的胜利，保证大部队的胜利，一个连坚守，不吹集结号，就永远不准撤下来，一个连的战士全牺牲了，只剩下连长一个人。那么，四川，中央下了死命令，你只能执行。局部牺牲，保证了全局。
中央下的命令，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要写的文章，把这个问题写清楚。
（周：我不能写，“小平同志说，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只能这样写：“只有我们四川做出牺牲了！”“我们四川”四个字，小平同志说的非常重。）
对历史问题，我有几个看法：
第一，不能离开当时的大环境、大背景。四川调粮是特殊情况，特殊政策，离开当时的情况，现在来空说，没有用处。
（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二，对人的评价要公正，不是所他有错误，把什么错误都加在他头上，要实事求是，要公公正正。
第三，要宜粗不宜细，一定要把细节讲得那么清楚没有用。
第四，不能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
对李井泉这个人是有争议的，他的经历也是很传奇的。对调粮的问题争论最大，不仅是四川，全国都有人骂李井泉。全国十几个省市从全国统购统销开始就吃四川的粮食。具体数可以查。
（周：从1950年到1961年一共364亿斤。）
其他问题我就不想谈了，不知道是否讲清楚了？
（周：你讲得很清楚，谢谢了！）
…
四川饥荒时间长死人多的两个直接原因
据种种资料看，四川饥荒严重有两个特殊原因：一是调“过头粮”，这个比较清楚。根据当时四川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所言，中央大量调粮食支援京、津、沪、辽等地后，只能给四川农民每人每天安排半斤大米，这在当时无疑是无法承受的。笔者过去曾提到过另一个原因，但似乎未引起注意，这就是1959年的四川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具体讲，就是在四川安排了1000万亩“万斤田”。
…
“1000万亩万斤田”，使四川丢失了可能挽救1300万性命的粮食
这话有点“标题党”，但绝非肆意胡言。根据宋文彬回忆，尽管进行了抵制，温江还是不得不搞了一些万斤田”，加之“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过度转移、自然灾害等因素，该地区粮食还是大幅度减产了10%—20%，这与1959年全国粮食平均减产15%的数字相近。而这就足以使温江在1959年即出现饥荒，并开始救急。
而全省的情况就没有那样幸运了：1959年是建国后四川粮食减产最严重的一年，减幅近30%，几乎是同期全国的一倍。如果以全国或温江的减幅为标准，四川全省相当于多减产65亿斤。按照当时农民一年人均500斤原粮可以基本保证不出问题，四川相当于损失了1300万人的“保命粮”。
附文（6）
刘少奇、邓小平的浮夸风造成的恶果介绍
毛泽东给全囯生产队队长以上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给六级干部的一封信第二次郑州会议【为反刘邓的浮夸风（三风），毛主席连续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之后，毛主席估计他们又不把这次郑州会议(指刘邓的浮夸风）当回事，眼看春耕生产在即，为避免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庒之后产生的粮食危机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在党报和正式刊物不会刊登或不原文刊登他的文章，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采取能采取的特別手段。1959年4月29日在《党內通讯》这一小刊物上，刊登毛泽东致全党同志们的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
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于1959年4月29日给全囯生产队队长以上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附文（7）
一个与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饿死人相类似的案例
–导致1975年河南驻马店板桥等水库决堤而淹死10多万人的关键性人物–邓小平
目前海内外中文网站上流传一则报道：“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指的是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
《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
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利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
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
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 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 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该决堤惨剧。
附文（8）
是谁刮的浮夸风——为毛主席申冤
作者：闹市闲人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并不等于浮夸风。
右派和走资派将两者混同起来加以攻击是别有用心阴险恶毒。
是谁刮的浮夸风？
实际上,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仅就钢铁和水利来说，包括鞍钢、包钢、武钢在内的几十家大型钢厂不都是大跃进结出的丰硕成果吗？！而在大旱大涝灾害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粮食还能丰收，不正是得益于大跃进“大兴水利”“治理黄河”的丰功伟绩吗？！甚至于核武器核潜艇这样的高科技不都是在大跃进中起步吗？！我们今天还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庇荫之下，而一些人把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为的过错栽赃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毛主席恶毒攻击污蔑了三十年，毛主席冤啦！
当然毫无疑问，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的错误行为使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致使广大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增添了人祸蒙受了巨大灾难。
那么，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的究竟是何人？
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的“左”倾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是刘少奇！而把浮夸风、“共产风”通过人民日报吹向全国的是谁？是当时掌管宣传口的邓小平！最后把关的是刘少奇。
这股“左”倾思潮最早见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
这个左倾苗头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其后吴芝圃顽固追随刘少奇大刮浮夸风因而在河南实行了高征购。致使信阳成为三年自然灾害中唯一出现群体饿死的重灾区。吴芝圃甚至动用军警堵截逃荒的人群以隐匿灾情。当时国家设在河南的粮库因为放卫星而高征购都装得满满的。而吴芝圃隐匿灾情宁可让百姓饿死也不让其所吹的卫星破产。文革中吴芝圃理所当然的受到河南人民的批斗。可是在揭批“四人帮”中，邓小平亲目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为吴芝圃平反“冤”“假”“错”案。狼狈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1958年3月及其后，毛主席先后多次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
吴冷西回忆说：
“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是少数者。
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不起毛主席。”（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左”倾思潮的主帅是刘少奇。左”倾思潮是刘少奇左派幼稚病的疯狂发作。
主管宣传口的是邓小平，在“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口号下浮夸风吹向全国。
刘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东的多次讲话，到处鼓吹浮夸风，鼓吹“共产风”。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的谈话：“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集，<1958．6—1967．7>）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同前[A]）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景山发电厂的讲话：“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15年我们要超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同前[A]）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听说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
不仅如此，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9．3日）
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导，把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刮向全国。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背着毛泽东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狂热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一次把共产风吹向全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浮夸风共产风的高潮！
你随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称：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报导称：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
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都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徐水是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县。 浮夸风、“共产风”从徐水出发通过人民日报刮向全国。甚至，在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竟有已经解散家庭的人民公社。
1958年10月，为纠正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毛主席派吴冷西、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弄清楚刘少奇是怎样做的。调查发现浮夸风、“共产风”已经刮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在新乡兴宁人民公社已经解散家庭。
为纠正“左”倾错误毛主席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然而，由于毛主席为了培养接班人早已提出退居二线，1956年正式退居二线。 刘少奇作为培养的接班人代行国家元首职责，1959年刘少奇正式当选国家主席。
因此，尽管毛主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并作出了一些决议、决定，极力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错误，然而收效甚微。大多数中央领导跟着刘邓浮夸。
为了有效遏制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毛主席甚至被迫直接对基层喊话，发表了致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共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公开号召基层干部抵制浮夸风，可见在中央，毛主席反浮夸风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啊！（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附后）。
那么，是谁丧尽天良把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罪责强加给毛主席的？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讲话。”（《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6页。）邓小平在 这 里貌似反省假惺惺担责任，邓小平说毛主席头脑发热是诬陷是栽赃是卸责是无耻！
可是，当年与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作坚决斗争并付出巨大努力纠正错误的毛泽东主席成了替罪羊蒙冤受诬遭受恶毒咒骂三十年了。毛主席冤啦！
右派和走资派听着！今天，人民要剥开你们的画皮戳穿你们的谎言！人民要为毛主席申冤！要把被你们恶意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人民要为毛主席申冤！
人民要为毛主席申冤！
人民要为毛主席申冤！
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大跃进，掌管宣传口的邓小平鼓吹“思想解放，敢想敢做”，大刮浮夸风。
改革开放，夺“华”权的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步子再大一点，跑步奔向囗囗主义。
2011.7.22.
附文（9）
李成瑞饿死1700万（不是3000万）的来历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作者：李成瑞(本文作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原载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7.2.1-14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出回答。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