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外交部群众批判
脱离群众、贪图享受等特权思想
——1966年6月10日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44名青年
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
邹一民
1949年建国前，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外交队伍需“另起炉灶”的主导思想，周恩来副主席（内定任总理兼外长）决定从全国抽调一批干部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
这支外交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第一部分是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兵团级将军，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委姬鹏飞、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军委总政治部第一室主任黄镇，山东军区司令员谭希林、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韩念龙、第5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平、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曹祥仁、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等。第二部分是建国前在重庆、南京、武汉、上海、北平、延安等地从事外事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如：章汉夫、王炳南、乔冠华、龚澎（女）、陈家康、章文晋、阎宝航、董越千、黄华、柯柏年、赖亚力等。第三部分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的进步大学生。
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我国的外交队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截至文化革命前，外交部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从部队和省市党政机关调上来的；一般干部多数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交学院的毕业生，少数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已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民主革命胜利后，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放松了自我要求，产生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以为过去辛苦卖命打天下，现在可以享受享受了，逐渐脱离群众。一些人搞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在工作上是命令主义，在生活上享受特权，搞特殊化。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且愈演愈烈。毛主席曾批评一些党的高层干部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毛主席还说过：“民主革命胜利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照外交部的实际情况，毛主席说得完全正确。这支“红色”外交队伍中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渐渐地在褪色。文革前，外交部许多副部长独占一幢楼房，各自配备秘书、专车司机、厨师、看守等工作人员，有的还雇佣人服侍，由公家供给地毯、沙发、衣柜、钢丝床、写字台及其他大批家俱。一些大使爱买洋货、字画古董，还有的大使买房子。有的大使在60年代初国内困难时期利用大使的行李不受检查的机会，从香港（当时一些大使回国述职或休假想方设法途径香港）购买面粉、食油、糖果等国内紧缺物品带回国（这些物品当时国内按人定量供应）。有些领导干部常到钓鱼台国宾馆、国际俱乐部（专门接待外国驻华使团和外宾的地方）去吃饭（当时他们就餐可以不交粮票）。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都跟着享受特权。有些人不上缴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享乐作风、特权举止极为不满、愤慨和痛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号召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民主权利，揭发批判我们内部的黑暗面。6 月6日，外交部党委召开全体大会，动员群众横扫党内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
此前，群众中有不少人虽对官僚主义作风很气愤，对某些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有意见，但没有机会提出批评。所以当部领导一动员，外交部全体人员（注一）立即热烈响应，积极写大字报揭露部内不少严重问题，向一切错误思想展开斗争，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猛烈冲击特权思想和行为。他们要纠正各级官员的“不正之风”，整掉领导干部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使他们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任务。特别是一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们出身好，多系“红五类”，没有政治运动的经历，思想单纯但激进，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他们对官僚主义、特权、等级制、贪图享受等问题尤为不满。
在短短的几天内，外交部群众贴出了无数张大字报，每天有近千张。不少大字报揭发领导干部在生活特殊、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办公厅翻译室有几位民主参与意识更强的青年，将大字报中揭发一些部领导的问题归纳汇总写成一张大字报，6 月10 日贴出，共有四十四位青年签名。44人大字报的标题为“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揭发部领导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生活特殊化等问题，指出在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全文如下：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从群众揭发的大字报上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就在我们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为数不少的一批部、司领导干部，身据要职，却在许多方面有严重违反中央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和作风，这使我们感到痛心。出自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出自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我们一致感到必须豪不迟缓地把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和我们的看法写给您。十几年的和平环境使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脑子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为滋长，其表现范围甚广。下面是我们初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一）不突出政治，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不少问题上有错误观点
一些负责干部长期突出政治很不够，不能象广大工农兵那样热爱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至在对内对外不少问题上表现出糊涂甚至错误的观点。从大字报上我们看到不少工人同志和年轻同志已经对这些领导同志的错误观点和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毅同志这样的中央负责干部也曾在学习毛选问题，政治和业务关系问题上和一些中间地带国家的政治动向估计上散布过一系列的错误言论和判断。有些副部长同志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符合甚至严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在六五年四月七日的外交部毛选学习展览会的题词中，陈毅同志告诫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对群众学习主席著作运动的正确引导吗？如，陈毅同志曾表示本贝拉、凯塔、杜尔（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笔者注）这些人有可能领导他们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乔冠华副部长在赫鲁晓夫下台的一次报告中所作的估计和判断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对修正主义抱很大的幻想，这些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总之，他们都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提到最高指示的位置，下面有些司、处领导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香花毒草不分，有的向群众推荐过向阳生（注二）的文章，有的在声讨大会上还称叛国分子为“同志”，温和得很。在干部政策上，一些人严重违反主席的教导，用人唯“才”。他们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业务，一味尝识某些“才子”，甚至对他们的严重问题采取姑息和包庇的态度。有的甚至严重丧失了阶级警惕，不少高干的家庭成了地、富等阶级敌人的“庇护所”，有的跟自己剥削家庭划不清界限。外交部竟有几位部领导干部家里都雇有地、富成份的保姆，组织上要他们换，他们推托说，这些保姆对孩子照顾好，用她们放心。有的干部还想把有民愤的地主婆母亲接到北京来住，引起群众不满。多么可怕啊！他们完全丧失了阶级警惕性，庇护阶级敌人，在群众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
（二）追求资产阶级趣味，生活开始腐化起来
我们一些部、司级干部看电影，专门爱看西方的“尖端”片，黄色淫荡片、鬼怪片。有些领导同志出国访问时在使馆专点映西方片，香港片，不惜用大量外汇去租借和购买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他们究竟为什么欣赏这些东西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些驻外大使竟学起西方外交官大量购买古董、古画，甚至竟有率使馆人员参加赌博的现象。这是无产阶级外交干部要得的东西吗？无产阶级外交官要有自己的风格，要象个无产阶级的干部，是革命者，决不容许学洋人。我们认为，一旦在生活上、意识上“洋化”了，他们就会永远失去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这是外事部门的一个严重问题。
（三）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不起劳动人民
不少高级干部，特别是驻外大使，长期脱离劳动，跟洋人打交道、领高薪，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些大使回国，竟带回成箱成箱的“财产”。据揭露，陈家康大使（时任副部长，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笔者注）回国时带回几十箱的东西；李一氓（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中联部副部长——笔者注）也带回十几箱。他们究竟是出去搞革命，还是出去“发洋财”的？据说，非洲司副司长谢丰的夫人，看不起劳动人民，甚至还蛮不讲理地骂我们的工人同志是“穷鬼”，这和国民党官太太有什么两样？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对劳动人民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但是竟有干部辱骂我们国家的台柱子——工人阶级。这怎么不令人愤慨！
（四）自己特殊化，家属也沾光
有些领导干部有架子，耍派头，在生活上要求很高，车子要好的，新式的，西方的；房子要大的，宽敞的，舒适的，千方百计通过种种途径去满足自己的享受。请看事实：有人揭露，乔冠华副部长甚至曾违反中央政策套用法郎外汇，购买洋货。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上下班不坐小汽车，在我部一直不能有效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谢丰每次坐车都要牢骚两句，问司机为什么老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为了乘小汽车去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这辆车去机场迎外宾这样重要的任务。这像个革命干部的样子吗？有的时候部里招待外宾的晚会票子较少，大部分工作同志都不一定能得到机会去。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家带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内部组织参观一些保密的项目规定不准带家属，可是有些干部竟非带不可。这些领导同志不仅自己等级观念很重，而且要想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一次“六一”儿童节招待孩子们看电影，竟规定司、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坐在中间，其他孩子只能坐在边上。他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还让自己的家属子女跟着享受特权。他们甚至利用职权，破坏制度，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手续。例如：薄一波副总理的夫人曾“指示”我部干部司要把她女儿分配到我部，而干部司就照办，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但实际证明她的女儿根本不能胜任工作。陈毅副总理在成都时，把他的三个孩子都接去玩，享受代表团成员的一切待遇；丁国钰大使（曾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大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笔者注）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院，并指派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儿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游览北京，让他们“开眼界”；……………以上种种做法，不但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制度，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是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在培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您教导我们青少年要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提高阶级觉悟，当好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但是他们滥用职权，违反制度，助长子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比起主席您老人家对自己侄儿的教导，我们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主席思想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对我们干部进行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企图通过“和平演变”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正是给阶级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突破口吗？这样下去，就会像您老人家所说的那样：“………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多么危险呀！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事。我们对这种现象，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斗争。我们注意到，这几年来，这样一股特殊风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我们切望党中央对这些情况给予足够的重视，责成专人进行深入调查，尽早采取措施防止在我国出现任何像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我们要坚决与一切特权思想和行为斗争到底！
我们中间不少同志刚从湖南农村搞完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笔者注）回来，比较了解贫下中农的劳动、生活、思想和感情。他们坚决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把祖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管在严寒的冬天还是在酷热的夏天，风吹雨打，披星载月，一年三百六十天在田里辛勤地劳动。目前，我们的国家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是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亲眼看到他们过日子是多么精打细算，甚至化一分钱都要斟酌半天。一个壮劳力一年辛勤劳动只能生产出四千斤谷子，折合人民币三百二十元，而我们这些部长、大使、司长们一个人一年薪水达三、四千元，相当于十几个农民一年劳动的的全部果实。至于在国外工作的，那就更高了。他们身为国家高级干部，受党多年教育，却忘记了谁养活谁的这一平凡真理。他们在一味追求特殊化的时候，恐怕早把劳动人民丢到脑后去了吧！想到我国的广大工农群众，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压迫和剥削，我们对这些同志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这是可怕的忘本！我们齐声要求中央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虽然年轻，但是在您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大的，我们向党和您老人家保证：我们有决心和勇气跟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斗争到底！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万一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我们一定像您所教导的那样坚决起来反对他们，革他们的命！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44人签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大字报全文完）
当时外交部党委（注三）领导文革运动基本上还是参照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模式进行，即“领导整人，群众挨整”。44人“公开信”出笼后，部领导非常重视，也非常紧张，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当时外交部一张“最尖端”的大字报。当晚，部党委委员开会研究这张大字报，认定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决定马上派人到翻译室“了解情况”。政治部主任刘新权副部长即向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曾任白求恩大夫的翻译——笔者注）布置说，这封公开信很恶毒，是很坏的大字报，不能说外交部没有反革命分子。政治部随即决定派工作组到翻译室去调查。
6月11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党委会会议上说，44人大字报，这个毒很大。一方面让他们放，一方面要加强领导，各单位也要注意不要冲击，会引出一些东西。目前主要是暴露他们一下。
6月11日刘新权副部长（主管政工和人事工作）在司长级干部会议上说：“对一些可疑分子，可让他暴露一下，如翻译室四十四人大字报，他们攻击领导，想转移目标，至于有人想反击一下，不要阻止。领导同志、骨干分子的头脑要清醒些。因为有的人看大字报动机不纯，想把问题集中起来宣传，推翻领导”。他还说，翻译室“放着本单位运动不搞，专门收集部领导的材料，转移运动目标”；“有些人平时看起来很好，一到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现在有人想换班，要注意坏人，要提高警惕。部党委对自己的问题是有底的，我们怀疑有人在搞鬼。”
6月13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司长会议上说：“整个来说，大字报很好，仅出了两张“尖端”的。一张是四十四人，一张是外语学院（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受外交部领导，说“外交部是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但这两张大字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击大字报太多，有的吓住了，有的赶快检讨。蛇刚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转入地下。希望碰到这些问题不要慌，要沉着，毒不放不行，还是要大暴露。现在司长一带头，给部领导写大字报，有的人就会说：‘时机到了’，毒出来了，不要组织人反击。这是策略，司长掌握”。刘新权副部长补充说，现在不善于引蛇出洞，蛇出了洞又不善于抓住。
6月14日，部长助理宦乡（兼研究室主任）在外交部运动办公室印发的翻译室四十四人“公开信”抄本上批示：“到一定时候，我们要批判这株毒草”。
6月20日，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的陪同下，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到外交部来看大字报。他看完东交民巷15号、30号、40号以及东单外交部街33号等外交部工作地点的大字报后（当时外交部没有整幢办公楼，所以部内各部门分散在上述几个地方工作——笔者注），专门来到办公厅翻译室听取群众意见。办公厅下属的机要局、档案室、文印处、信使队、政治处等单位处以上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见。
陈毅说：“我的来意不是约束运动，是使运动正常化，使大家放下包袱。被贴的人不要有恐惧心理，如果改正了可以成为好同志。贴错的人，不要顾虑重重，不愿再贴，怕没有把握，还可以大大的贴。不会因为贴大字报将来引起迫害，工作、学习、政治待遇决不会发生问题，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这样，外交部就是大黑帮，外语学院的大字报就有了贡献，（指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激进学生贴大字报说“外交部是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欢迎大家贴大字报，被贴的人不要顾虑重重，实事求是，讲对的就接受，就改正，讲得不对让贴大字报的人自己考虑。……外交部这么多知识分子，这么多剥削阶级出身的，这么多大学生，占80%-90%，难道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修正主义思想？当然，划到反革命我不能承认。………你们贴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有好的，也有不正确的，不是全盘否定。…………最尖端的是说形成特权阶层，要大家好好研究，但这不犯罪，我今天宣布不犯罪。……外事口受到一次大教育，是伟大运动，是健康的，我们应该积极支持。我们党和国家是有很大希望的，没有别的国家能这样，伟大的力量就在于此。………我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要你们积极参加运动，如果落后的，有问题，能改正，可以成为好同志。………大家应该是‘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哪怕人家不正确，也要从中取得一定积极性。不要怕毒草，毒草可以治怪症。‘好！你这是黑话’（众大笑）这是辨证法。有些怪症要靠毒草治，蜈蚣、最毒的蛇很能治几种绝症。毒草也要加以利用。……………这次运动对党、国家、机关、对文化机关是伟大的推动和改造。对每个人也是推动改造。对被贴的人和贴的人都是推动和改造。可以考验我们青年人的辨别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大黑帮、反革命？副部长是不是好？可以大胆怀疑，不要做结论。有什么不可以？这犯了什么法？你可以用大量事实反驳，让群众辩论，组织决定。我要是瞒着中央、毛主席、群众做事情就是大黑帮。只要不瞒，就是做错了群众也会谅解”。
在讲话中，陈毅多次要求同志们大胆放下包袱,特别是被批评同志要放下包袱，承认、改正错误，前途是光明的。陈毅即席讲话持续了约20多分钟。不久陈毅的态度有所转变。
在这种形势下，外交部风派人物粉墨登场，少数投机分子和“积极”分子乘机作乱，浑水摸鱼。还有一些两面派和“观潮派”（其中多数人是认识问题）也开始跟随领导整这帮年轻人。他们继承了反右斗争的做法，将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领导人当成党的化身。他们把那些对领导的官僚主义不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为阶级敌人、别有用心、有私心杂念的个人主义者，批判他们企图“反党”、“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他们打成“小牛鬼蛇神”。某些单位的一些领导把群众分成左、中、右三等，指使左派协助领导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出现了群众斗群众的场面，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翻译室的44人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围攻，挨整的人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他们中的多数人被迫或无奈地写“自我检查”承认错误，背上犯了立场错误的包袱。有些人不敢再贴领导的大字报。有的人还总结写大字报的“三不要”教训：一、不要综合；二、不要提高；三、不要上纲。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受到了打击和压抑。
7月下旬，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严厉批评了刘邓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矛头向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取缔工作组，为学生平反。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十六条》后，全国开始批判把运动矛头指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外交部群众又积极行动起来。8月26日，翻译室46位同志贴出《部党委在运动中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评部党委对待四十四青年“公开信”的态度的大字报》。其他单位的群众积极响应和配合，造各级领导的反。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部党委承认前一阶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分别向受到伤害的群众表示道歉。44人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
顺便插进来一段话。1966年8月29和30日，坦桑尼亚朋友和奥地利朋友分别来函对中国驻外人员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提出过批评。他们希望我国驻外机构改变与毛泽东思想不符的“豪华、浪费、奢侈”作风。9月9日外交部长陈毅将这两封外国朋友的批评信呈送毛主席审阅。当晚毛主席看过这两封信后就作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是：“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1967年1月2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陈毅检查大会”。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和陈伯达、江青以及外事口各单位的代表等共近万人参加了大会。
陈毅在会上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说：“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程度不同的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愧恨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他还表示：“几个月来，同志们给我写了很多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同志们要把我烧一烧，烧掉我思想上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脏东西，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1967年1月全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权运动。外交部造反派乘势夺了外交部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和外交业务的监督权。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泛滥成灾。在过激和盲动思想影响下，年轻而政治上幼稚的造反派掌权后犯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掌握文革运动的大方向，而大批特批毛主席制订、周总理执行的外交路线为“三降一灭”（即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他们还对抗毛主席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指示，妄图打倒外交部“三反分子”、“特权阶层的总代表和保护人”陈毅，查封外交部党委，擅自对我国驻外机构下达指示。他们主张“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特权阶层”。他们说：“陈毅从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一系列阴险手法煞费苦心地扶植起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妄图使我们使领馆改变颜色”。胡说什么陈毅在驻外使领馆“提倡生活特殊化，培养既得利益集团”；“以身作则地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企图把驻外使领馆变成修正主义‘安乐窝’”；污蔑陈毅“提倡资产阶级外交作风，迎合帝修反的需要”；“大办‘夫妻黑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扬言“要彻底砸烂这个特权阶层，首先必须打倒外交部这个特权阶层的总代表和保护人陈毅，就必须把陈毅贩卖的一整套修正主义黑货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权、反腐败，其目的是要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国家永不改变“革命本色”。那些高薪者、生活特殊化者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官僚主义者”或“官老爷”，贪图舒服安逸；在群众面前摆威风，看不起群众。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是批评教育，主张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决心要纠正各级官员的“不正之风”，整掉当权派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防止那些有特权思想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失去理想信念，坠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深渊中去。
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而言都是一场思想和教育革命，批判腐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弘扬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需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就要被革命所淘汰。文革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运动。
附注：
注一：1966年文革时，外交部部内有28个司级单位，在国外有46个驻外使领馆和2个代办处（驻英国和荷兰），共有2300多名工作人员。
注二：“向阳生”是邓拓的笔名。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他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的作者。他用“向阳生”笔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争论。1965年12月12日《前线》、《北京日报》同时发表这篇文章。
注三：1967年文革开始时外交部党委委员名单（15人）
部 长 陈毅（1958-1972）
副部长 刘晓、章汉夫（1967年1月生病住院前为常务副部长）、罗贵波、
姬鹏飞（常务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徐以新、陈家康。
部长助理 龚澎（女），董越千（兼办公厅主任），宦乡（兼研究室主任）。
另有一名部级干部、党委委员孟用潜。他于1965年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调到外交部，任部属单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虽是党委委员，但很少参加党委会会议。文革一开始，孟就靠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