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无腐败”是谣言

毛泽东时代无腐败”是谣言

航亿苇

毛泽东曾经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所以没有了腐败;毛泽东坚决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没有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腐败;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大致就是这些个理由。

然而,腐败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式,却是一些人不愿意定义清楚的。如果腐败仅仅是弄一些钱,那倒好办。正像一些低级情绪所发泄的一样,哪怕那官员只贪污受贿一块钱,那就杀。对贪官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那倒真是痛快。可是,腐败不仅仅是钱的表现。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和今天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腐败形式,是有很大区别的。

和今天的社会不同。在毛时代计划经济体系下,财富多少不是一个人社会地位象征。相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要“打倒”地主、富农和资本家,拥有财富或曾经拥有财富,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不能拥有财富并不等于不能进行物质享受。因此,毛时代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其一是城乡二元化,其二是8级工制和24级干部制。

城乡二元化,将农村基本生活素质降低。此后,大量农民就代表了中国最贫困的阶层。一个农民只有通过参军、上大学、当工人等途径“升级”,拥有城镇户口。8级工制度,一级工资最低,8级最牛。24级干部制却又发过来。24级最差,待遇不如普通工人,1级最牛。在24级干部制中,要升到18级以下,才能过上十分享受的日子。

8级工制度和24级干部制,是一种终身制。一个人在等级里只有不断努力,拼命钻营,才能“升级”。虽说工人、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但8级工再怎么牛皮,也难获得15级干部以下的物质享受。因此,社会上又形成了农民-工人-国家干部三种身份间的巨大差别。你是农民,要想办法变成工人,你是工人,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干部”。

在这一等级体系之外,还通过政治尺度,制造了一个地、富、反、坏、右阶层,这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这些人被打入社会另册,是被“专政”的对象。这样,哪怕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为还有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的脚底下。因此,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复杂的等级制度来进行有效运作的。

毛泽东曾不断提倡“破除迷信”,打破“等级制度”,可为了维持计划经济,却又非要等级制度不可。而且这种等级制度的设定比印度几千年前的种性制度还糟糕。为使社会不被这个等级制度管得太死,也为了政治需要,毛时代又设计了一种运动明星跃进制度。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表现”绝佳,那么,他就可以突破等级的约束。这样,王洪文、陈永贵那种人便有了火箭升级的机会。

要有好的“政治表现”,有几种途径。其一是雷锋式的“无私”。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有了雷锋式的社会美誉度,他就差不多可以鸡犬升天了。其二,是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有意整人,把别人踩下去,自己就爬上去了。文革中为何“斗争”那么激烈,背后的动机乃夺权也。毛泽东号召大家夺权,那些勇敢的投机分子便一哄而上,抢夺了印把子,当上官。其三是以病态的忠诚取得关键人士的政治肯定。当时,“亲不亲,阶级分”,要革除一切“封资修”思想等等,反正将人的精神弄得比较亢奋。一些人通过编造故事、揭露亲人等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明星。其四,通过溜须拍马获得政治肯定。其五,通过结亲、性关系等方式获得政治肯定。

全国当时八九亿多人都在争取“政治表现”,那就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因“政治表现”达到“升级”的目的。那么,正如千万人过独木桥一样,丑恶、**、可恶就只能在“政治表现”背后暴露出来。相互间拆台、无德无义无人性、道德极端败坏等就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而这些,不是腐败又是什么?!但是,由于“政治表现”需要较好的掩饰技术,而媒体、社会舆论通过严格的政治控制,大家又只能高喊“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连歌都是声嘶力竭地狂叫“就是好啊就是好”,因此,一种虚假的谣言在那个时代就已在中华大地散布。很有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种争取“政治表现”背后的腐败往往是灭绝人性的。

如果你与五十岁左右的老“知青”闲聊,你一定会发现那个时代的腐败具有普遍性。 “知青”被骗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过一年很多人就后悔了。先是“干部子女”(父母未被完全打倒或虽打倒却又仍有很强的势力)通过多种手段离开农村。其中参军是当时的一个捷径。然后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农村的土皇帝或知青管理人员睡觉的方式,离开了贫苦的农村。而男知青则用请客送礼、装病等方法离开农村。到了1976年,流落在农村的“知青”多是没背景、没后台又不知道想办法的人。后来邓小平一声令下让他们回城,他们一般只能在城市最不起眼、最辛苦的工作岗位讨一份工作。20世纪90年代率先失业的,又是这些人。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品被弄得十分匮乏,但工业生产的低效率和浪费十分惊人。在那个时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结果是形式主义到处都是,假话、空话、谎话到处都是,而我们赖以生活的生存环境,却遭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破坏。尤其是我们乱开荒,把大量森林、湿地毁了,也把很多自然河道、湖泊毁了。黄河断流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革命圣地”延安的延河,也在那个时代开始干涸。在那个时代,痛心事数不胜数,直到今天却还不能随便说。那个时代,不仅很腐败,而且也很荒谬。

说毛时代没有腐败,有几种人。一是成日梦想回到毛时代,回到阶级斗争状态的人,这类人可称为新复古主义派。一是跟盲目的想当然派,对毛时代未深入研究,却听信了谣言,又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一是颠倒黑白派,这号人为了证明自己很能,把什么事都反过来说。一是别有用心派,这些人有意通过煽动和蛊惑的方法撒布和传播谣言。在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的条件下,别有用心派本不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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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纠正一个概念,什么是腐败?比较准确的解释∶[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 混乱、黑暗。显然腐败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现在常见的贪污,或者包二奶者才称的上腐败。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回首一下毛泽东时期中国官员的概况。
论坛充斥着关于对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的赞美,由此引发对其个人崇拜与对现在社会的不满。然而事情情况是当时廉洁,公正的想像却是虚妄的。计划经济,金钱的力量被削弱,腐败是否存在?显然存在,安排子女工作,高干及其家属所拥有的特权,官员在困难时期的优先生存权…等等不一而足。
容我举出实例:
毛泽东是不打高尔夫球,但是他爱游泳,为了他游泳就得封掉一大片海域,还有他在全国有无数的行宫,记得去韶山的时候还看到了为他专门建造的别墅,宽阔,高大,经过特别的设计,就是在炎炎酷暑,不用空调,也很凉快,连洗手间也是特别设计的,哦,还有,还有为他专门设计的防核战的地下宫殿。北戴河别墅区,青岛八大处别墅区在军阀混战时代,在日据时代抑或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平民百姓还可以过过路饱饱眼福,但到了毛泽东时代就成了“非高干不得入内”了。刘少奇被打倒,听说王光美用牛奶洗澡,我们气愤过;机毁人亡,我们听说拥有供自己享用的豪华别墅,地板是玻璃钢做的,下面有金鱼池与外面的活水相连,我们气愤过;“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知道了江青一律使用进口化妆品(那个时代谁有能力使用进口化妆品,谁敢使用进口化妆品?)在房间里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们气愤过。既而渐渐的又知道了所谓林立果选妃。难道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痛恨的仅仅是有限的几个人?小的方便看,众多知青下乡的生死轮回中,谁是受益者?当权者的卑鄙嘴脸除了较少体现在贪污金钱上,和现在究竟有多少区别。在几千万人成为饿殍的时代,谁能够保证自己仍然生活丰裕?是官员,是大队书记,是食堂管理员。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什么?----权力,缺乏监管的权力。
到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权力腐败在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文明史中史始终贯穿的,没有谁能改变,即使毛泽东曾经对小小物质贪污作出枪毙的决定让无数人叫好,然而根治腐败,或者说能把权力的腐败控制在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内需要的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严厉,不是加强刑法,不是抓一个枪毙一个,而是真正建立一个权力的监管体系。中国要进步绝对不能靠去怀念所谓毛泽东那样的"明君"来取得反腐败的胜利。

当年的“糖豆干部”和“肉蛋干部”

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极度短缺,很多人患了浮肿病,于若木请教专家,得知病因是饮食中缺乏蛋白质。《科学实验研究动态》的一篇文章介绍大豆富含蛋白质,于若M拿给陈Y看。陈云看过后马上起草电报,调东B大豆进京,支援中Y和北京。文章结尾说:“一个建议,让困难时期很多G部的健康状况得到了保障。”
相关统计资料载,1959年前,Z国人口每年增加至少一千万,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负增长。死亡的人不是不吃任何食物饿死,而是人体极度缺乏蛋白质。据专家说,人体严重缺乏蛋白质,导致肝功能受损,,体细胞间隙充水,引起浮肿,以致肝腹水、肝硬化直至死亡。
有资料披露,为解决G级G部饮食缺少蛋白质问题,1960年11月9日,中Y指示,行Z十四级至十七级,除享受普通居民低标准供应外,每人每月特供二斤黄豆,一斤白糖,群众戏称之谓“糖豆G部”。七级至十三级,每人每月特供二斤肉,二斤蛋,称之为“肉蛋G部”。享受“特供”的G部,每月持证到指定商店的特供窗口购买。长春市圈楼商场就设有这样的窗口。
“特供”在Z国由来已久,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都有特供的规定,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享受不同的特供。特供些什么,数量多少,不是按需要量确定,而是根据身份、地位确定。
我于1960年7月毕业参加工作,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阶段,每日为饥饿困扰,看到L导G部享受特供很羡慕。后来,随着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多,逐渐觉得“糖豆G部”、“肉蛋G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要求有点搭不上边。

四副双高: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正、副B长一级的,除享有BJ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正副J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凡是行XZH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XZH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GB划分为25个层级,十三级以上属“G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一条。
XZH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G部”。

农民也分为顾农、贫顾农、佃农、大佃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之分。来民有农民、产业工人、轻纺工人、职工:全民、大集体、小集体,政治经济待遇都不一样。

从“蛋白质特权”看中国特权现象
作者 洪振快(历史学者)
在过去的一年中,媒体曝光了许多特权事件,涉及特权车、特权房、特权学校、特权用人等等,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根据生活经验,人们可以推断,没有被曝光的远比被曝光的多。被曝光的已不胜枚举,没有被曝光的有理由相信实际上已经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此众多的特权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
特权现象,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在中国古代,皇室享有最大的特权,各级官吏等而次之,享有大大小小的特权。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说:“一切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但是,“特殊的待遇”还只是制度化的特权,它“应该取消”而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被完全取消,而其他非制度化的特权,更是随处可见,数之不尽。半个世纪前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严重匮乏,对肉、蛋等副食品的优先占有就成了一种特权。
根据当时的“特供”制度规定,从1960年8月起,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党员政府副部长以上、非党员副局长以上)和3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分别发给甲、乙级特需供应证。甲级证每月供应肉2公斤、蛋1.5公斤、糖1公斤;乙级证每月供应肉1.5公斤、蛋1公斤、糖0.5公斤。
从1961年2月起,凡科研9级、工程技术10级、医务12级、出版9级、新闻13级、文艺11级、高教9级、中专7级、中教4级、小教1级以上人员以及17级以上的干部(处级、科长级),月供应食糖0.5公斤、大豆1.5公斤;相当于行政13级以上的人员(司局级、地市级),每月供应肉1公斤、蛋1公斤、糖0.5公斤、大豆1.5公斤;相当于行政7级以上的人员(省部级),每月供应肉2公斤、蛋1.5公斤、糖1公斤、大豆2.5公斤。
在物资充裕的今天,人们可能难以理解肉、蛋、糖、豆的重要性。只有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才能领会这种规定后面的特殊含义。这种特殊含义,可称“蛋白质特权”。由于生命活动不能缺少蛋白质,一个人每天需蛋白质0.8-1.2克/公斤体重,蛋白质摄入量不足会致病。人体所需蛋白质,主要来自肉类、禽蛋类等动物蛋白,和豆类食物中的植物蛋白,前者较后者为优。中国有发达的豆制品,主要原因就是古代平民百姓吃肉不容易,以豆制品替代摄取蛋白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肉、蛋等副食品严重匮乏,这时候蛋白质就成了一种极度稀缺的社会资源,优先占有蛋白质就成了一种特权。
从规定中可以看出,行政级别越高,蛋白质供应的数量、质量就越优越。当时戏称有权享受肉、蛋的干部为“肉蛋干部”,有权享受糖、豆的干部为“糖豆干部”“肉蛋干部”比“糖豆干部”享有更充分、更优质的蛋白质,而“糖豆干部”又比连糖、豆供应都没有保证的人更优越。这种通过制度化的力量确定的对蛋白质的等级性享有权利,显然是制度化的特权。
制度化的特权保证了行政级别越高健康越有保证。一般老百姓,只有病人、产妇、幼儿等特定人群才能享有数量不足、质量较次的蛋白质供应。比如从1959年10月起,规定对产妇实行一次性补助鸡蛋、肉、红糖各1公斤,病人每日补助肉食7钱、鸡蛋9钱,儿童每人每月补助供应食糖0.5公斤、鸡蛋2.5两等。1961年1月,规定对浮肿病人每人每月补助供应鱼1公斤。
这种在特殊年代对于享有蛋白质的等级性权利规定,是当时的“特供”制度的一部分。所谓“特供”,即特需供应,是对特殊人群的需求保障,是特殊人群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先占有权力。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这种“特供”制度,其渊源有两个:一是帝制中国特权制度的遗留,二是学习苏联。
在帝制中国时代,宫廷中对各类人等的食品供应有明确的等级规定,比如清代对皇帝的女人所能享受的食品用准法律的《宫中则例》加以规定。皇帝的女人分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宫中则例》规定她们每天可以享用的猪肉标准分别是26斤(清代单位)、12斤、9.5斤、9斤、6.5斤、6斤、5斤、1.5斤,蛋的规定则是皇后每天10只,皇贵妃每天5只,贵妃每天4只,妃、嫔及以下不保证供应。这种规定不是按个人实际需要量来确定的,而仅仅是体现特权的一种等级制度。当然,如果物资匮乏,那么等级地位越高的人享有优先占有食物的权力。
在苏联,有专门为苏共高级干部开设的“特供商店”,高干们可在里面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供自己及家人享用。苏共也为中央干部提供特殊的医疗条件,在莫斯科郊外和一些风景名胜区建立疗养院,供其免费疗养。此外,干部子女可以进最好的学校学习,毕业后再进入最好的部门工作,工作后又可以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位置。学习、工作、升迁,各个环节都特别优先,处处享受特权。苏共干部享有特权,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特权阶层,这使其失去了民心,成为后来大厦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权反映了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在平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要消灭特权,不能只是要求消灭特权车、特权房、特权学校、特权用人等等特权现象,说到底,这些现象只是特权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特权产生的原因。特权的实质,是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先占有。而社会资源常常是受权力支配的。因此,可以说哪里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哪里就会有特权,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越大,特权现象就会越严重。由此可知,要消灭特权,必须使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应该尽可能交由市场化的力量而不是行政权力去完成,说到底,是要拔除优先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特权精神”存在的制度之根。否则,“蛋白质特权”虽被取消,仍然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1960年,朱德回到老家四川。在一次对仪陇乡下公共食堂的突袭中,他发现老乡饭碗中,唯有“清薄的稀饭”。朱德的女儿朱敏为此回忆道:“看见爹爹执意要和群众一起喝稀饭,食堂只能拿出他们最好的东西—大头菜,招待共和国的第一元帅。”

这年7月,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三个月后,中央批示通过此报告,决定对前述两类人群的“特需供应”以“特殊供应办法”予以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正是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的“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

而自1961年2月起,又对“肉蛋干部”以下级别的其他干部,供应定量的白糖和大豆,戏称“糖豆干部”。资中筠产下女儿后,母女急需补充营养,正是靠身为“糖豆干部”的父亲的特殊供应—牛奶,资才能够把孩子养活下去。

延安时期的“小灶”待遇,被视为吸引党外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手段。而在困难情形下,“肉蛋干部”等的特殊优待,在历史学者洪振快看来,正是“特殊人群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先占有权力”。

对此,毛泽东似已有警觉,当时文件称:“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看,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

中央认为,1960年定下的“特供”标准,“在供应情况有了显著好转以后,就应当适时地把它取消,而不要变成一种固定的干部待遇”。

于是,1961年,作为党内廉政建设的一部分,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对负责干部的特需供应,禁止商品供应“走后门”的指示》,反对干部特殊化。自11月起,党外人士仍按原定额供应,但对党员干部实行减半供应。

又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开发表的资料称,“这项特需供应到1963年7月,随着市场上副食品供应情况的显著改善,逐步取消了。”

然而,由此形成的干部“公务特供”余波,却以种种变体持续至今。“文革”时期,专为毛泽东特供雪茄烟的“132”小组,便像地下工作者一般隐藏在南长街80号工作。

第四节 饥饿的年代
[url]http://www.shuku.net/novels/mingjwx/shaohua/hylu/hylu07-04.html[/url]
从1955年开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党中央就有不同意
见,所以有过一次“反冒进”。为此,毛主席很不高兴,来了一个“反反冒进”,
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进行了检讨。在1956年办高级社的时候,党中央又有人
认为,所有制的改变应该慎重,毛主席一次讲话,几段批示,一反对“小脚女人”,
把正确意见压下去了。人民公社化是毛主席1958年视察河南七里营时,一句“人
民公社好,一大二公!”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一阵旋风轰起来全国的“人民公社”
运动,把大队所有制改变成公社所有制。“大锅饭”的“锅”越来越大,劳动力
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粮食统一调配,结果是富队(所谓的富队也仅仅是解决了
温饱问题)被穷队共了产,习惯说法叫“一平二调”(谁是“平调”的始作俑者
呢?),再加上瞎指挥,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不干一个样。共产党反对剥削,这
就产生了偷懒耍滑者、怠工者对勤劳能干者的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剥削。人们只
见干活,却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1960年夏锄大忙期间,各级领导都发现农
村的土地撂荒了不少。于是组织城市的干部,下乡帮助夏锄。就我下乡时所见,
草比苗长得高,是很普遍的现象。现在日子已经很难过了,估计来年会更难过。

实际情况是:大饥饿比预料的来得还早。到了这年秋天,刚刚过秋收,农村
已经普遍饿饭了。种粮食的人没有粮吃,当然要影响城市供应。那年秋天,有不
少机关派干部到森林区去摘柞树叶子,据说这种树叶,含有大量淀粉和蛋白质。

我们住在城市里的人,因为有个粮本,虽然定量减少了几斤,但毕竟还有粮
吃。只是感到什么都缺少,什么都凭本、凭票供应。各种票、证多到三四十种。
你也分不清几号票是买什么的。我到商店买什么,把一把票证交给售货员,说:
“你看看这个月我家都什么没有买,我都买了!”于是售货员挑半天,把当月该
买的东西,挑出票来卖给我。

因为物资极端匮乏,群众一到商店就生气。货品越少,商店售货员的态度越
坏,像“大爷”似的。领导知道群众对商店有意见,在沈阳曾经开展了“五满意
商店”活动,即:进商店满意,服务态度满意,买了商品满意,使用商品满意,
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满意。实际上我每次从商店出来都憋气,我叫“五憋气
商店”:进了商店什么都要票,你想买什么“拿票来!”一憋气;服务态度贼横,
二憋气;买商品不准挑,爱买不买,三憋气;商品用不了几天就坏,四憋气;什
么时候想起来就令人生气,五憋气。

因为粮食不够吃,很多家庭做大米饭时,按成员用纱布包着煮,为你吃多了,
他吃少了,引起家庭纠纷。那年农村挨饿不说,城市也普遍闹浮肿病。当时国家
对干部有些优待,老百姓叫“肉蛋干部”和“糖豆干部”。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
部,每月二斤肉,二斤鸡蛋,是“肉蛋干部”;处级是二斤糖,二斤黄豆,叫
“糖豆干部”。像我这样的“肉蛋干部”,每月买二斤肉,二斤蛋,全家七口人
吃。粮食不够,我爱人到野地里去挖菜根,或者走后门,在粮站买点鸡饲料。我
这个高干也得了浮肿病,一按小腿出一个大坑。

国家考虑到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产,在困难年月,要设法保护这批干部,便
组织轮流进“学习班”,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所谓的
“改善”也就是发几小包葡萄糖,每顿饭弄那么一二条小鱼。但比在家里强多了。
况且还可以省下原来一份定量,给家里人吃。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饥饿也传染似的,时时都感到饿。有一天,我在家
里吃了早饭,到省委食堂又吃了一顿早饭,上午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乘车到大伙
房水库参观,水库见我这个“老领导”来了,格外热情招待。那顿午饭,我吃了
两张大饼子,七个鸡蛋,一碗炖茄子,五块地瓜,还觉得不饱,实在不好意思再
吃了。下午在省委吃了顿晚饭,回到家里又吃了一顿──这天吃了五顿饭!

亲历者说: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

老 骥

几天前,温总理坦言:“对共产党最大的威胁就是腐败”,可见腐败问题之严重。那么当今中国的腐败到了什么程度呢?以我之见:从广度上看,凡有权者几乎无官不贪,无官不腐;从深度上看,上至高官下至小吏,大都寡廉鲜耻;从历史角度看,前无古人,为五千年之最;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姓社姓资,都属于最坏的那种;如果腐败也能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当之无愧。你想,这样的腐败不是共产党最大的威胁还有什么是最大的威胁?
然而,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这是中国人民的结论,也是联合国的共识。特别是一夜之间消除娼妓和吸毒,创造了人间奇迹,不仅为当时各国政要所叹服,而且至今仍被学者们称道。说没有腐败并不是说没有贪污,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等,不过他比例太低,微不足道。也不是说没有不正之风,譬如走后门之类,只不过它够不上腐败,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不会用高深的理论来诠释,只将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聊一聊:
我是68年中专毕业,分配到县防疫站搞防疫工作,73年调卫生局搞卫生行政,75年调人民公社做农村工作。当时的干部都是凭实干比贡献才提拔,譬如我作为一般业务干部,当了3年的卫校负责人,2年的甲状腺肿防治总指挥,防治成果受到国务院北方病领导小组通报表彰,为本县从省争取到14万元经费建防疫站大楼,我被提拔为卫生局副局长,是年25岁是全县最年轻的副局级领导。职务变了工资却不动,还是34·50元,甚至有临时工提拔后以工代干,连正都不能转,县商业局、劳动局提拔的两个副局长就仍是临时工身份。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对于我们绝不是一句口号。
到人民公社挂职锻炼,公社的职务是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平时干部们在一起,有事说事,无事娱乐,打扑克、下象棋,有时开开玩笑,但不赌博,不攀比家产,不比吃喝穿戴,最多比比卫生,人们的心灵纯洁健康。听老同志讲,60年代公社没有客餐也没有招待室,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回来,在公社食堂打饭吃,晚上借宿在公社干部寝室。70年代条件好点,有了客餐制度,有一、二间招待室。但客餐严格规定:早餐便饭,中、晚餐为四菜一汤,即一荤三素一蛋汤。招待室一间两张床、一张桌、两把椅、一个洗脸架和两个瓷盆,条件简陋。记得一次县委书记来,公社食堂上的四菜一汤有两荤,县委书记发了火,令将一盘鱼撤掉,还让陪客的领导在干部会上作检讨。我们公社书记是县委常委,他曾叫我在所驻大队买两斤蜂蜜,每斤2元,他付4元交我给大队。一般一个大队有一到两名公社干部常年驻队,统统吃派饭,社员轮流管饭。早餐二两粮票一角钱,中、晚餐均四两粮票两角钱。社员们有的不愿收钱但爱收粮票,因为出门需要用。他们把能给干部派饭当作一件荣幸的事,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吃的。如果家庭困难没钱割肉,那就自用小网捕点小鱼小虾,或跟邻居借几个鸡蛋,也要见荤腥,条件好点又爱好的还沽点散酒。有一次一对五保夫妇非要招待我,本来五保是不派饭的,可这家主人是老农会干部,平时好客又讲卫生,所以生产队偶尔也给他派饭。我答应在他家吃晚饭,不料临时通知我回公社开常委会,没去成,老两口竟哭了起来,说我看不起他,虽然大队干部说明了情况,我却一直没机会再当面解释,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不是滋味,他们可是五保啊。有人可能认为,是不是社员派饭有补助才积极管饭?其实,凡是生产队每户轮流派饭的都是没有补助的,因为这是平摊。大队只有固定的几户常年派饭才有补助,这几户的条件好点,卫生点,不过他们主要招待的对象不是公社干部,而是县直局委送钱、送粮、送防疫、送物质的工作人员,而且补助只能保本不能赚钱,好处是给一点奖励工分。社员们踊跃管饭反映了当时的干群关系,的确是鱼水之情。
每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是一场硬仗,它是社员们出大力流大汗的日子,也是公社干部最操心最辛苦的时候。我连续三年指挥修了三座小型二类水库,从一个外行,到学会绘图、放线、开推土机碾压,碾压一次只出十几公分是需要一点技术的。工地有个伙,主要是招待外地请来的推土机两个师傅,公社、大队干部一律不准吃客餐。我可以陪客,但我很少去陪他们,我喜欢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和社员带的咸菜,生产队对社员只管饭不管菜。每天早晨五点到工地放石灰线,到晚上十一点碾压验收完毕回营,累的一着床就睡着了,连梦也不做,半个月难回一趟家。有一年水利工程结束回公社走到半路上,大队支书气喘吁吁地撵过来,送我们每人一套秋衣,我明白这是大队的一份心意,为了掩人耳目才让支书半路追上我们,我拒绝了但让跟随我奋战一冬的两个一般干部收下,我对他们说:“别担心,有事我抗着”。有一个公社硬化水渠需要大量的水泥,为省运费,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率领公社和大队干部拉着几十辆架子车,徒步200里将水泥拉回。
人民公社是农村,民风淳朴,社会秩序优过城市。一个公社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他还兼司法、民政两助理。虽然也有小偷小摸现象,但主要的是个别人偷点人家自留地的蔬菜和邻里的鸡鸭,入室盗窃的极少见。社员们白天下地里干活家里从不锁门,最多为防牲口外逸将门栓住。有人说,那时候穷没东西偷。此话差矣,旧社会穷不穷?难道没有盗贼?至于有位国家领导人说什么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反正我是没见过,我工作的地方也是贫困的革命老区。应该说不是没东西偷而是群众的觉悟高,79年以前我们公社没有发生一起恶性案件。网友们称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并非夸大其词。
公社机关党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公社学习与县直学习有所不同,县直规定每周二、五下午,雷打不动,公社工作不规律,季节性强,所以学习不定时,往往见缝插针放在夜间居多。学习的内容,一般是前半段时间传达文件、读读报纸、念念先进经验介绍,后半段时间或干部汇报工作或领导布置任务,总要学用结合。学毛选一般不用集体时间,由干部在业余时间自觉学。
在那个年代,为什么学焦裕禄、雷锋能一呼百应,如潮如涌,那是因为太多的党委书记自己就是焦裕禄,太多的党团员自己就是雷锋,他们之间有灵魂的相通,有心声的共鸣。那是一个立党为公的年代,那是一个无私奉献的年代,那是一个真抓实干的年代。那个年代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用他的伟大的思想武装了全党教育了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任何腐败都无藏身之地,所以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
《国语》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意思是,学好像登山一样慢,学坏像山崩一样快。毛泽东辛辛苦苦30年对党和人民的教化,不幸被走资派在一夜之间破坏殆尽,念及兹,善良的人怎能不扼腕叹息!廉政,这个共产党曾经引以自豪的传家宝,竟然演变成共产党最大的威胁——腐败,念及兹,真正的共产党人怎能不痛彻心扉!

一个人没有坏思想就不会搞腐败,那么人的好思想是从哪里
来的呢?性善性恶自古无定论,好坏思想都不是天生的。前30年中国人民的思想境界之高,从《我在马路上拾了一分钱》这首儿歌里就可见一斑,世界人民都很敬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毛泽东时代,在道义上我们是在仰视中国,在人权上我们是被批判者。没有人能否认这是毛泽东思想教化的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教化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引导作用,即正面教育;一个是推动作用,即搞政治运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一个方面已在上一篇文章叙述,在这里我想重点聊一下备受争议的政治运动问题。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搞运动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在文革大运动中又套有小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建国30年,运动的时间大概占一半,尽管在运动中不是不搞经济甚至还促进了经济,但仍使人们心生倦意(这种情绪最终被人利用)。毛泽东为何要频频发动运动呢?从他晚年的一次讲话中我们或许能得到答案,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不向前进了,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房子,有汽车,新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反感。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寻找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进行了艰难而不懈的探索。他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实践让他感到,这些仍不足以保障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出偏差,人民群众的权益不受侵害,于是他屡次发动政治运动。仅管历次政治运动的目的不尽相同,仅管文革的主题是斗争走资派,但他都是走的群众路线。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他提倡“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把它写进宪法,他坚持宪法中保留罢工自由。人民群众则通过政治运动,拿起“四大”武器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遏制了共产党干部的特权。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西方国家的大选每隔4、5年举行一次,中国的政治运动平均7、8年开展一次,西方国家的官员怕选举落选,中国的干部怕运动过关,从民主角度看,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政治角度看,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人会问不搞运动不行吗?这个问题若在当时回答颇费口舌,连毛主席都要反复谆谆教导,但时至今日不用回答了。你只要看一看中国的现状,看一看腐败的程度,你就会明白,在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下,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经济建设的后果是什么。毛泽东是伟人,他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当然不可能等问题成了堆再做处理。王震将军曾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多看50年”。所以在当时,他为了解决问题和防患于未然,发动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例如,在卫生路线方面,毛泽东有个“6.26指示”,他在指示中严厉地批评了卫生部:不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服务,只为城市服务,主要还是为城市老爷服务,卫生部应该改名为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他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卫生工作人员热烈拥护这个指示,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卫生路线,身体力行地去执行。派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办赤脚医生卫校,将一部分有技术的医护人员下放到公社卫生院,加强基层技术力量,送医、送药、送防疫、送医疗设备下乡,从而显著地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我们县防疫站的工作人员经常住在公社卫生院,天天给老百姓送防疫药,打防疫针,防疫药、针都是不要钱的,记得给老百姓送预防疟疾药,有的嫌苦不吃,他们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追几个田埂,累的够呛。中国的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受到了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赞扬。如果不搞运动,恐怕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风医德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又例如,在人民公社,除了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党校学习外,每年县里有个三级扩干会,这个大会既是工作动员大会也是整顿作风的大会,会上安排的小组讨论,针对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表现,往往是刺刀见红的,犯错误的同志检讨起来常常痛哭流涕。公社所有大队分好中差三类,对于差类队每年都有整党建党任务,以确保其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我曾负责开展过这样的活动。整党建党的过程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让社员们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共同致富的正路,什么是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邪路,树立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思想,克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打消等靠要的懦夫思想和出工不出力的懒汉思想。整党建党的重点是整顿领导班子,解决软、懒、散、贪、占、馋等问题。在政治上,以批评教育为主,同时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多换思想少换人。在经济上,清理大小队的财务账目,财会人员凡有贪污的必定严惩不贷,一还款,二撤职,三批斗。干部多吃多占的作检讨,必要时须退赔,个别在群众面前不能过关的免职,乱搞男女关系的给予纪律处分。总之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纯洁干部队伍,增强班子战斗力。通过整党建党,呼吸了新鲜空气,补充了新鲜血液,一大批有文化有觉悟有能力的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他们有的被充实到大小队班子,有的参加教师队伍任民办教师,有的被选拔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还有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夺取农业的全面丰收,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果不搞运动,恐怕分田单干,一盘散沙,三农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生。
纵观毛泽东时代,在廉政方面,可以说是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干部廉洁,人民淳朴,社会风清气正。过去历朝历代清官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毛泽东时代则英雄辈出,数不胜数。30年廉政不走样,30年腐败难抬头,这是“四大”自由的威力,这是群众运动的功劳,正因如此,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四大”自由和罢工自由被走资派从宪法中删除,说什么“我们再也不用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了”,并发誓永远也不搞政治运动。从此人民失去了民主权力,官员失去了民主监督。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贸然否定毛泽东的民主政治,自己又没本事拿出好办法,这才是中国腐败的根源。
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肯定毛泽东民主政治的历史功绩,任何歪曲攻击的言行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时至今日,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想完全照搬过去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合时宜。现在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而有所创新和发展,还是走向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陷井?让我们拭目以待。

回帖人:xiaosanmao

既然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干部廉洁,那搞文革就是纯粹瞎折腾,纯粹是民族大浩劫。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
人民网

1973年时的毛泽东

1973年6月10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毛泽东於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寄去300元,并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於6、7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附: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据说,毛泽东在读这封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后来他亲笔复信并附300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复信全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元朝的等级制度

元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
四等中的第一等当然是蒙中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脑。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较能得到蒙古人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即原来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地位最为低下,包括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
这四等人的界限是森严的,重要的官职、军职均由蒙古人充任,不足时则用色目人。
元政府依照不同职业的性质,又把帝国人民分为10级:1、官(政府官员)2、吏(吏佐,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3、僧(佛教僧侣)4、道(道教道士)5、医(医生)6、工(高级技术人员)7、匠(低级技术人员)8、娼(娼妓)9、儒(儒家、道学家)10、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道学家知识分子士大夫,在蒙古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被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稍胜过乞丐。

讯赣州市网友 如斯的云 2009-09-22 08:44:17全国知青永远感谢李老师,正因为有了他给主席的这封信,才使得我们后来下放的知青,有了每月40斤大米和半斤油的生活保障。

[table=98%][tr][td]进京造烟的132小组:我们这样为毛主席做雪茄(1)[/td][/tr][/table][table][tr][td=1,1,548]2005-09-20 11:18:45 法制晚报[/td][/tr][/table]

给烟厂工人传授经验

如今的范师傅在烟厂回顾卷烟过程

范国荣师傅

范国荣老师傅与扮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共同回味那段难忘的历史

[b] 50年代末生产特供烟 毛主席贺老总自己选口味 本报独家采访制烟老人

四川什邡是有近200多年种烟历史的晒烟之乡,毛主席的雪茄烟就是这里的特供烟生产组制造的,这个小组后来迁至北京,并被称为“132小组”。这个特供烟生产组里发生了很多故事,本报记者特意到四川省德阳市拜访了当年生产组的一位老人,揭开了一段历史之谜。

毛主席犯了咳嗽病我们开始做雪茄

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今年82岁高龄的范国荣老人因为技术好被选派出来为贺龙元帅造烟,然后又为毛主席造雪茄。

“1964年秋天,有一天厂里的书记开会通知我们几个人,明天休息一天。然后到仓库里带些最好的烟叶,带上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老人说,当时他们被入选的一共四个人,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有经验的工人。“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到了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才知道是要给贺老总造烟。在成都大概呆了四个月左右,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人每天手工制造要生产100—200支。”

老人回忆道:“上头有人告诉我们,当时毛主席抽的是纸烟,犯了咳嗽病,然后有人建议拿些雪茄试试,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也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毛主席选2号烟贺老总选33号烟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如今在厂里还珍藏着一张毛主席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贺老总抽的是33号烟,浓号烟,味道非常浓,毛主席是中淡味的,外形都是约为100毫米左右长、食指粗的中号雪茄。雪茄烟的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要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说到这段经历老人神采飞扬。

范国荣老人又解释道:“做好的雪茄不但在味道上有严格要求,在烟灰上的要求也相当高。烟灰大致有三种,麻灰色的、黑灰色的、白色的,好的雪茄烟烟灰不但要雪白,落到地上还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状。”为了鉴定烟的味道、烟灰的颜色,制作的工人都要把烟叶简单卷起来品尝。

烟花把中央领导的台布烧了个洞

在给毛主席造雪茄烟的最初阶段,因为没有更多合格的人员,所以只有范国荣一个人入选。老人说:“所有的工序都要一个人完成,选烟叶、品尝、制作等等,进度就很慢了,有时候根本赶不上进度,后来厂里就选派了一些有底子的工人过来学习。”

特供烟性质比较特殊,如果发生质量问题,厂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这些学徒也会因为技术不硬实被撤出小组。范国荣老人说:“一次,中央领导人正在开会时,手中的烟头弹出火花,将台布烧了个洞。我们就把烟拿回来进行研究,才发现是因为卷烟的烟芯没有弄平整,因为摩擦导致自燃。当时造烟的时候,烟叶是半月形的,做烟的时候也分左右两边,一查知道是学徒技术上出了问题,便被立刻撤出了小组。”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卷烟厂都想来学这一技术,上海市烟厂特意派了两名劳模工人来学习。“两个礼拜后他们觉得差不多了,说回去做好了烟,拿过来让我们鉴定,后来他们寄过来10支一包的,没有一支合格。”范国荣谈起这点很自豪,“我们都做了几十年,每次还是会出大量的废品,哪里是几天就可以学会。”

老鼠偷走车间灯绳惊动公安局

因为是给毛主席造烟,安全最重要。

“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钢丝网是第一道防线,然后是屋门。进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每次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各路门窗上都要上封条。”范国荣老人一边比画柜子的大小,一边回忆着。“平时门是随时上锁,谁要想进我的屋子,必须要经过党委书记和厂长的特批才可以进去。如果有陌生人进去了,要记下这个人的长相,说了什么话立刻向上汇报。” [/b]

老人的故事里提到一个细节:“有一次放假回去,我把门上的封条拆了进去。进门拉灯绳,手在门口墙上一摸,灯绳没了,找来找去没发现。和厂长说了之后,厂长立刻就和县公安局来了,成都军区也立刻派人过来了。你想,封条、门锁好好的,可灯绳没了,怎么回事?后来他们爬上屋顶检查,揭开瓦盖的时候才发现,灯绳被老鼠拿来做了垫窝。”

进京造烟132小组诞生在中南海对面

1971年根据上级指示,范国荣和另外两名造烟师傅黄炳福、姜跃荣一起从什邡迁到北京中南海对面造烟。

用老人的话说是“林彪事件之后,造烟更加正规了”。鉴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供给毛主席的是2号烟,迁移到北京后的供烟生产组被称为“132小组”。

范国荣老人回忆起那段生活开怀大笑:“快秋天的时候我们到北京,那时候穿衣服都很厚了。我们住在中南海的对面,里面原来是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不知道的人以为里面肯定住着某位大领导。”老人的住址是南长街80号,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里面只有13个普通人。”范国荣老人扳着手指头给记者数着,一个保安,一个厨师,一个开车的,两个烧锅炉的,一个书记,外带四个学徒。“我们一到北京,当时北京市市长就去看我们,还问有什么困难没有。为了让我们安心工作,特意把我们几个人的家属从四川迁到北京。结果她们因为适应不了北京的生活习惯,呆了半年后非要回四川,北京市领导还以为我们有什么困难,说有什么事你们提出来,一定给你们解决,再三挽留。”

“132”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1976年后,“132”不再生产特供烟,范国荣等三名特供制造大师转变成北京烟厂的职工。“我1979年退休,在这之前我们给大使馆和中央别的首长造烟。”

[ 本帖最后由 过客1234 于 2011-6-14 08:38 编辑 ]

毛泽东时代也有贪腐的,但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毛泽东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渎职,没有依法执政,没有依法行政,冤错案比较多。现在的腐败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级一一级都在那里失职渎职,中央不腐败,谁敢搞腐败?许多领导干部都是有前科的,要他们不失职、不渎职、不搞腐败,已经不可能了!腐败自由泛滥已经近30年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预防腐败的一整套制度遭到改革和破坏,政治路线错误,你想要她不腐败都是不可能的!
前30年腐败严重还是后30年腐败严重,主要是判别标准不一样,政治立场不一样,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如何遏制失职渎职与腐败?腐败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腐败是政治腐败,经济上贪污受贿、贪污盗窃,生活上腐化堕落的综合现象,生活水平提高和腐败是二个不同的概念。每个人的经历和接触面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腐败的实质就是以权谋私,严重的腐败就是职务犯罪。腐败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和生活腐化堕落的综合体!无论是政治腐败,还是经济上腐败,还是生活上腐化堕落都要反。政治腐败主要是不讲党性,官官相护,失职渎职,乱发“红头文件”,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制造冤假错案;经济腐败主要表现是贪污受贿、贪污盗窃、重复建设、铺张浪费;生活腐化堕落表现在吃喝嫖赌。政治腐败是“根”,经济腐败是“茎”,腐化堕落是“叶”,反腐败要连根拔起。执政党首先要管好自己,不管好自己,很难管好别人。

回帖人:dural1975
毛时代没有互联网,很少有电视和收音机,报章杂志基本也只是一种声音,当你天天耳朵里就是一种声音的话,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谎言说100遍也会变成真理”
当时各级官员们都享有和自己官位对等的特权,这个在现在看来就是腐败,只是说当时是明规则,现在是潜规则。若真的说腐败,确实要说现在的官员比当时强,知道收敛和暗箱操作,当时完全是明目张胆。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是干部,我就是应该享受特权,请问当时群众有钱能买车吗?群众有钱能装电话吗?群众能配有专职医护人员吗?


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
腐败就是非法大量占有社会稀缺资源,可是,不同时代对“稀缺资源”的认知太不一样了。
太监一般不大爱女人,你可不能因此就以为太监们一定是最高尚的人,最廉洁自律的人,以为太监们是没有腐败的。
沙漠里迷路的人最稀缺的是水,把别人水壶里的水喝了就会要了人的命。你会认为,沙漠时代最大的不公平不过是有人多喝了一壶水,那真是个廉洁的时代啊。你会这么认为吗?
五十年代,最稀缺的,最让人羡慕的资源,是一个“好成分”。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是“革干”,那你全家就安全了(后来知道这安全也是暂时的);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被定义为“地富反坏右”,你们全家就大难临头了。你当然知道,“革干”全部被革干和有门道的人霸占了,“地富反坏右”则被地富反坏右和那些没有门道的倒霉蛋摊上了。我记得,为了“贪污”个好成分,那时候人愿意用全部家当,一辈子的幸福,女人的贞操去行贿。同时也就有一大批人在受贿。
还有件稀缺的奢侈品,城市户口。有了城市户口,当上了城市人,在你混得最不济的时候,也还有个可以供你俯视,供你欺负,供你嘲笑的对象,农村人。于是,城市人在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户口紧压在胸前,想想那些满脸皱纹,皮肤焦黑,弯腰驼背,战战兢兢的农村亲戚,一切痛苦都抚平了,心安理得了。楼主,你知道为了进城,多少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拼命的专营,可是审批的权利握在不认识的人手里。这里的行贿受贿也有数不清的血泪故事啊。
有一点确实不同,毛泽东时代,资源是分配的,也就是说,以上所列的腐败,是假党国的名义来实现的。即,那时候的腐败,是由国家机器做后盾的腐败。这使得那年头的腐败规模异常宏大,像空气一样笼罩在我们周围,使人看不到它的真貌。
但是,好成分,城市户口所带来的利益,荫庇远播,惠及三代,其占据的社会资源之丰沛,岂小贪所能比肩!
楼主大概以为多吃点肉,多搞几个美女才算腐败,其实这不过是人的初级需求,人生的真享受远不止于此。
既然毛泽东时代一切都是分配,一切都是钦定,那么,掌握全部资源分配大权,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掌握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的名誉权,玩弄亿众于股掌,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刺激,何等大幸福的生活啊!吃肉,搞女人,和这样的幸福比起来,只是小菜一碟。楼主,这种资源的占有,才是最大的腐败,这是你的想象力难以触及的!这腐败者,吃肉不过红烧,女人不过数十,穿鞋不穿新鞋,穿衣不穿新衣,写字没用过电脑,也少用钢笔,不过红蓝铅笔和毛笔,睡觉只一床,睡衣打补丁,甚至不漱口不洗澡,要按楼主的标准,真是简朴廉洁到了极点。可是天晓得,他的游戏,非耗费整个国家之资源玩不起来!

LZ就是胡说八道
就说知青一件事的特权腐败
下放:
有关系的下放去兵团、农场、果园场(拿工资的)
有小背景的下放到离城市很近的农村
回城
有关系的没2年就通过上学、当兵、招工、招干等方式回城
没关系的下放到偏远山区、多年不得回,有的甚至至今在农村
请问LZ,你怎么评价这一事???

楼主老驴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
老毛从建国以来发动的三反五反、整风整社、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四清社教与文革以及其中的清队、一打三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都包含反腐败的内容。如果那个时代没有腐败,这些运动岂不是成了无的放矢、吃饱了撑的瞎折腾?

这个老骥,真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说你官太小,不知上层那些不可见人的保密行为,也可理解。那么基层所发生的种种恶行你是应该知道的。
1,大批女知青女兵团战士被侵害,是不是事实;
2,物资奇缺,普遍走后门,领导批条子,你知否?;
3,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城里按官大小发东西,特别是在困难时期;
4,招工当兵过程特权横行,有没有?

文革初期外交部群众批判
脱离群众、贪图享受等特权思想

——1966年6月10日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44名青年
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

邹一民

1949年建国前,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外交队伍需“另起炉灶”的主导思想,周恩来副主席(内定任总理兼外长)决定从全国抽调一批干部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

这支外交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第一部分是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兵团级将军,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委姬鹏飞、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军委总政治部第一室主任黄镇,山东军区司令员谭希林、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韩念龙、第5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平、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曹祥仁、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倪志亮等。第二部分是建国前在重庆、南京、武汉、上海、北平、延安等地从事外事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如:章汉夫、王炳南、乔冠华、龚澎(女)、陈家康、章文晋、阎宝航、董越千、黄华、柯柏年、赖亚力等。第三部分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的进步大学生。

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我国的外交队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截至文化革命前,外交部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从部队和省市党政机关调上来的;一般干部多数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交学院的毕业生,少数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党已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民主革命胜利后,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放松了自我要求,产生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以为过去辛苦卖命打天下,现在可以享受享受了,逐渐脱离群众。一些人搞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在工作上是命令主义,在生活上享受特权,搞特殊化。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日益严重,且愈演愈烈。毛主席曾批评一些党的高层干部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毛主席还说过:“民主革命胜利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照外交部的实际情况,毛主席说得完全正确。这支“红色”外交队伍中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渐渐地在褪色。文革前,外交部许多副部长独占一幢楼房,各自配备秘书、专车司机、厨师、看守等工作人员,有的还雇佣人服侍,由公家供给地毯、沙发、衣柜、钢丝床、写字台及其他大批家俱。一些大使爱买洋货、字画古董,还有的大使买房子。有的大使在60年代初国内困难时期利用大使的行李不受检查的机会,从香港(当时一些大使回国述职或休假想方设法途径香港)购买面粉、食油、糖果等国内紧缺物品带回国(这些物品当时国内按人定量供应)。有些领导干部常到钓鱼台国宾馆、国际俱乐部(专门接待外国驻华使团和外宾的地方)去吃饭(当时他们就餐可以不交粮票)。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都跟着享受特权。有些人不上缴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享乐作风、特权举止极为不满、愤慨和痛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号召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民主权利,揭发批判我们内部的黑暗面。6 月6日,外交部党委召开全体大会,动员群众横扫党内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

此前,群众中有不少人虽对官僚主义作风很气愤,对某些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有意见,但没有机会提出批评。所以当部领导一动员,外交部全体人员(注一)立即热烈响应,积极写大字报揭露部内不少严重问题,向一切错误思想展开斗争,掀起了大鸣大放的高潮,猛烈冲击特权思想和行为。他们要纠正各级官员的“不正之风”,整掉领导干部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使他们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任务。特别是一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们出身好,多系“红五类”,没有政治运动的经历,思想单纯但激进,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他们对官僚主义、特权、等级制、贪图享受等问题尤为不满。

在短短的几天内,外交部群众贴出了无数张大字报,每天有近千张。不少大字报揭发领导干部在生活特殊、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办公厅翻译室有几位民主参与意识更强的青年,将大字报中揭发一些部领导的问题归纳汇总写成一张大字报,6 月10 日贴出,共有四十四位青年签名。44人大字报的标题为“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揭发部领导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生活特殊化等问题,指出在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全文如下: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从群众揭发的大字报上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就在我们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为数不少的一批部、司领导干部,身据要职,却在许多方面有严重违反中央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和作风,这使我们感到痛心。出自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出自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我们一致感到必须豪不迟缓地把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和我们的看法写给您。十几年的和平环境使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脑子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为滋长,其表现范围甚广。下面是我们初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一)不突出政治,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不少问题上有错误观点
一些负责干部长期突出政治很不够,不能象广大工农兵那样热爱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至在对内对外不少问题上表现出糊涂甚至错误的观点。从大字报上我们看到不少工人同志和年轻同志已经对这些领导同志的错误观点和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毅同志这样的中央负责干部也曾在学习毛选问题,政治和业务关系问题上和一些中间地带国家的政治动向估计上散布过一系列的错误言论和判断。有些副部长同志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符合甚至严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在六五年四月七日的外交部毛选学习展览会的题词中,陈毅同志告诫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对群众学习主席著作运动的正确引导吗?如,陈毅同志曾表示本贝拉、凯塔、杜尔(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笔者注)这些人有可能领导他们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乔冠华副部长在赫鲁晓夫下台的一次报告中所作的估计和判断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对修正主义抱很大的幻想,这些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总之,他们都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提到最高指示的位置,下面有些司、处领导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香花毒草不分,有的向群众推荐过向阳生(注二)的文章,有的在声讨大会上还称叛国分子为“同志”,温和得很。在干部政策上,一些人严重违反主席的教导,用人唯“才”。他们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业务,一味尝识某些“才子”,甚至对他们的严重问题采取姑息和包庇的态度。有的甚至严重丧失了阶级警惕,不少高干的家庭成了地、富等阶级敌人的“庇护所”,有的跟自己剥削家庭划不清界限。外交部竟有几位部领导干部家里都雇有地、富成份的保姆,组织上要他们换,他们推托说,这些保姆对孩子照顾好,用她们放心。有的干部还想把有民愤的地主婆母亲接到北京来住,引起群众不满。多么可怕啊!他们完全丧失了阶级警惕性,庇护阶级敌人,在群众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

(二)追求资产阶级趣味,生活开始腐化起来
我们一些部、司级干部看电影,专门爱看西方的“尖端”片,黄色淫荡片、鬼怪片。有些领导同志出国访问时在使馆专点映西方片,香港片,不惜用大量外汇去租借和购买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他们究竟为什么欣赏这些东西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些驻外大使竟学起西方外交官大量购买古董、古画,甚至竟有率使馆人员参加赌博的现象。这是无产阶级外交干部要得的东西吗?无产阶级外交官要有自己的风格,要象个无产阶级的干部,是革命者,决不容许学洋人。我们认为,一旦在生活上、意识上“洋化”了,他们就会永远失去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这是外事部门的一个严重问题。

(三)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不起劳动人民
不少高级干部,特别是驻外大使,长期脱离劳动,跟洋人打交道、领高薪,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些大使回国,竟带回成箱成箱的“财产”。据揭露,陈家康大使(时任副部长,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笔者注)回国时带回几十箱的东西;李一氓(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中联部副部长——笔者注)也带回十几箱。他们究竟是出去搞革命,还是出去“发洋财”的?据说,非洲司副司长谢丰的夫人,看不起劳动人民,甚至还蛮不讲理地骂我们的工人同志是“穷鬼”,这和国民党官太太有什么两样?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对劳动人民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但是竟有干部辱骂我们国家的台柱子——工人阶级。这怎么不令人愤慨!

(四)自己特殊化,家属也沾光
有些领导干部有架子,耍派头,在生活上要求很高,车子要好的,新式的,西方的;房子要大的,宽敞的,舒适的,千方百计通过种种途径去满足自己的享受。请看事实:有人揭露,乔冠华副部长甚至曾违反中央政策套用法郎外汇,购买洋货。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上下班不坐小汽车,在我部一直不能有效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谢丰每次坐车都要牢骚两句,问司机为什么老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为了乘小汽车去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这辆车去机场迎外宾这样重要的任务。这像个革命干部的样子吗?有的时候部里招待外宾的晚会票子较少,大部分工作同志都不一定能得到机会去。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家带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内部组织参观一些保密的项目规定不准带家属,可是有些干部竟非带不可。这些领导同志不仅自己等级观念很重,而且要想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一次“六一”儿童节招待孩子们看电影,竟规定司、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坐在中间,其他孩子只能坐在边上。他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还让自己的家属子女跟着享受特权。他们甚至利用职权,破坏制度,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手续。例如:薄一波副总理的夫人曾“指示”我部干部司要把她女儿分配到我部,而干部司就照办,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但实际证明她的女儿根本不能胜任工作。陈毅副总理在成都时,把他的三个孩子都接去玩,享受代表团成员的一切待遇;丁国钰大使(曾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大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笔者注)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院,并指派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儿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游览北京,让他们“开眼界”;……………以上种种做法,不但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制度,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是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在培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您教导我们青少年要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提高阶级觉悟,当好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但是他们滥用职权,违反制度,助长子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比起主席您老人家对自己侄儿的教导,我们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主席思想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对我们干部进行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企图通过“和平演变”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正是给阶级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突破口吗?这样下去,就会像您老人家所说的那样:“………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多么危险呀!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事。我们对这种现象,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斗争。我们注意到,这几年来,这样一股特殊风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我们切望党中央对这些情况给予足够的重视,责成专人进行深入调查,尽早采取措施防止在我国出现任何像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我们要坚决与一切特权思想和行为斗争到底!

我们中间不少同志刚从湖南农村搞完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笔者注)回来,比较了解贫下中农的劳动、生活、思想和感情。他们坚决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把祖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管在严寒的冬天还是在酷热的夏天,风吹雨打,披星载月,一年三百六十天在田里辛勤地劳动。目前,我们的国家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是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亲眼看到他们过日子是多么精打细算,甚至化一分钱都要斟酌半天。一个壮劳力一年辛勤劳动只能生产出四千斤谷子,折合人民币三百二十元,而我们这些部长、大使、司长们一个人一年薪水达三、四千元,相当于十几个农民一年劳动的的全部果实。至于在国外工作的,那就更高了。他们身为国家高级干部,受党多年教育,却忘记了谁养活谁的这一平凡真理。他们在一味追求特殊化的时候,恐怕早把劳动人民丢到脑后去了吧!想到我国的广大工农群众,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压迫和剥削,我们对这些同志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这是可怕的忘本!我们齐声要求中央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虽然年轻,但是在您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大的,我们向党和您老人家保证:我们有决心和勇气跟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斗争到底!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万一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我们一定像您所教导的那样坚决起来反对他们,革他们的命!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44人签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大字报全文完)

当时外交部党委(注三)领导文革运动基本上还是参照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模式进行,即“领导整人,群众挨整”。44人“公开信”出笼后,部领导非常重视,也非常紧张,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当时外交部一张“最尖端”的大字报。当晚,部党委委员开会研究这张大字报,认定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决定马上派人到翻译室“了解情况”。政治部主任刘新权副部长即向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曾任白求恩大夫的翻译——笔者注)布置说,这封公开信很恶毒,是很坏的大字报,不能说外交部没有反革命分子。政治部随即决定派工作组到翻译室去调查。

6月11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党委会会议上说,44人大字报,这个毒很大。一方面让他们放,一方面要加强领导,各单位也要注意不要冲击,会引出一些东西。目前主要是暴露他们一下。

6月11日刘新权副部长(主管政工和人事工作)在司长级干部会议上说:“对一些可疑分子,可让他暴露一下,如翻译室四十四人大字报,他们攻击领导,想转移目标,至于有人想反击一下,不要阻止。领导同志、骨干分子的头脑要清醒些。因为有的人看大字报动机不纯,想把问题集中起来宣传,推翻领导”。他还说,翻译室“放着本单位运动不搞,专门收集部领导的材料,转移运动目标”;“有些人平时看起来很好,一到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现在有人想换班,要注意坏人,要提高警惕。部党委对自己的问题是有底的,我们怀疑有人在搞鬼。”

6月13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司长会议上说:“整个来说,大字报很好,仅出了两张“尖端”的。一张是四十四人,一张是外语学院(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受外交部领导,说“外交部是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但这两张大字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击大字报太多,有的吓住了,有的赶快检讨。蛇刚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转入地下。希望碰到这些问题不要慌,要沉着,毒不放不行,还是要大暴露。现在司长一带头,给部领导写大字报,有的人就会说:‘时机到了’,毒出来了,不要组织人反击。这是策略,司长掌握”。刘新权副部长补充说,现在不善于引蛇出洞,蛇出了洞又不善于抓住。

6月14日,部长助理宦乡(兼研究室主任)在外交部运动办公室印发的翻译室四十四人“公开信”抄本上批示:“到一定时候,我们要批判这株毒草”。

6月20日,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的陪同下,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到外交部来看大字报。他看完东交民巷15号、30号、40号以及东单外交部街33号等外交部工作地点的大字报后(当时外交部没有整幢办公楼,所以部内各部门分散在上述几个地方工作——笔者注),专门来到办公厅翻译室听取群众意见。办公厅下属的机要局、档案室、文印处、信使队、政治处等单位处以上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见。

陈毅说:“我的来意不是约束运动,是使运动正常化,使大家放下包袱。被贴的人不要有恐惧心理,如果改正了可以成为好同志。贴错的人,不要顾虑重重,不愿再贴,怕没有把握,还可以大大的贴。不会因为贴大字报将来引起迫害,工作、学习、政治待遇决不会发生问题,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这样,外交部就是大黑帮,外语学院的大字报就有了贡献,(指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激进学生贴大字报说“外交部是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欢迎大家贴大字报,被贴的人不要顾虑重重,实事求是,讲对的就接受,就改正,讲得不对让贴大字报的人自己考虑。……外交部这么多知识分子,这么多剥削阶级出身的,这么多大学生,占80%-90%,难道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修正主义思想?当然,划到反革命我不能承认。………你们贴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有好的,也有不正确的,不是全盘否定。…………最尖端的是说形成特权阶层,要大家好好研究,但这不犯罪,我今天宣布不犯罪。……外事口受到一次大教育,是伟大运动,是健康的,我们应该积极支持。我们党和国家是有很大希望的,没有别的国家能这样,伟大的力量就在于此。………我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要你们积极参加运动,如果落后的,有问题,能改正,可以成为好同志。………大家应该是‘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哪怕人家不正确,也要从中取得一定积极性。不要怕毒草,毒草可以治怪症。‘好!你这是黑话’(众大笑)这是辨证法。有些怪症要靠毒草治,蜈蚣、最毒的蛇很能治几种绝症。毒草也要加以利用。……………这次运动对党、国家、机关、对文化机关是伟大的推动和改造。对每个人也是推动改造。对被贴的人和贴的人都是推动和改造。可以考验我们青年人的辨别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大黑帮、反革命?副部长是不是好?可以大胆怀疑,不要做结论。有什么不可以?这犯了什么法?你可以用大量事实反驳,让群众辩论,组织决定。我要是瞒着中央、毛主席、群众做事情就是大黑帮。只要不瞒,就是做错了群众也会谅解”。

在讲话中,陈毅多次要求同志们大胆放下包袱,特别是被批评同志要放下包袱,承认、改正错误,前途是光明的。陈毅即席讲话持续了约20多分钟。不久陈毅的态度有所转变。

在这种形势下,外交部风派人物粉墨登场,少数投机分子和“积极”分子乘机作乱,浑水摸鱼。还有一些两面派和“观潮派”(其中多数人是认识问题)也开始跟随领导整这帮年轻人。他们继承了反右斗争的做法,将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领导人当成党的化身。他们把那些对领导的官僚主义不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为阶级敌人、别有用心、有私心杂念的个人主义者,批判他们企图“反党”、“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他们打成“小牛鬼蛇神”。某些单位的一些领导把群众分成左、中、右三等,指使左派协助领导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出现了群众斗群众的场面,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翻译室的44人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围攻,挨整的人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他们中的多数人被迫或无奈地写“自我检查”承认错误,背上犯了立场错误的包袱。有些人不敢再贴领导的大字报。有的人还总结写大字报的“三不要”教训:一、不要综合;二、不要提高;三、不要上纲。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受到了打击和压抑。

7月下旬,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严厉批评了刘邓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矛头向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取缔工作组,为学生平反。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十六条》后,全国开始批判把运动矛头指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外交部群众又积极行动起来。8月26日,翻译室46位同志贴出《部党委在运动中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评部党委对待四十四青年“公开信”的态度的大字报》。其他单位的群众积极响应和配合,造各级领导的反。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部党委承认前一阶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分别向受到伤害的群众表示道歉。44人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

顺便插进来一段话。1966年8月29和30日,坦桑尼亚朋友和奥地利朋友分别来函对中国驻外人员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提出过批评。他们希望我国驻外机构改变与毛泽东思想不符的“豪华、浪费、奢侈”作风。9月9日外交部长陈毅将这两封外国朋友的批评信呈送毛主席审阅。当晚毛主席看过这两封信后就作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是:“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1967年1月2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陈毅检查大会”。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和陈伯达、江青以及外事口各单位的代表等共近万人参加了大会。

陈毅在会上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说:“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程度不同的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愧恨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他还表示:“几个月来,同志们给我写了很多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同志们要把我烧一烧,烧掉我思想上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脏东西,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1967年1月全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权运动。外交部造反派乘势夺了外交部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和外交业务的监督权。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泛滥成灾。在过激和盲动思想影响下,年轻而政治上幼稚的造反派掌权后犯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掌握文革运动的大方向,而大批特批毛主席制订、周总理执行的外交路线为“三降一灭”(即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他们还对抗毛主席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指示,妄图打倒外交部“三反分子”、“特权阶层的总代表和保护人”陈毅,查封外交部党委,擅自对我国驻外机构下达指示。他们主张“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特权阶层”。他们说:“陈毅从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一系列阴险手法煞费苦心地扶植起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妄图使我们使领馆改变颜色”。胡说什么陈毅在驻外使领馆“提倡生活特殊化,培养既得利益集团”;“以身作则地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企图把驻外使领馆变成修正主义‘安乐窝’”;污蔑陈毅“提倡资产阶级外交作风,迎合帝修反的需要”;“大办‘夫妻黑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扬言“要彻底砸烂这个特权阶层,首先必须打倒外交部这个特权阶层的总代表和保护人陈毅,就必须把陈毅贩卖的一整套修正主义黑货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权、反腐败,其目的是要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国家永不改变“革命本色”。那些高薪者、生活特殊化者中的一些人可能是“官僚主义者”或“官老爷”,贪图舒服安逸;在群众面前摆威风,看不起群众。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是批评教育,主张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决心要纠正各级官员的“不正之风”,整掉当权派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防止那些有特权思想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失去理想信念,坠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罪恶深渊中去。

文化大革命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而言都是一场思想和教育革命,批判腐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弘扬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需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就要被革命所淘汰。文革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运动。

附注:
注一:1966年文革时,外交部部内有28个司级单位,在国外有46个驻外使领馆和2个代办处(驻英国和荷兰),共有2300多名工作人员。

注二:“向阳生”是邓拓的笔名。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他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的作者。他用“向阳生”笔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争论。1965年12月12日《前线》、《北京日报》同时发表这篇文章。

注三:1967年文革开始时外交部党委委员名单(15人)
部 长 陈毅(1958-1972)
副部长 刘晓、章汉夫(1967年1月生病住院前为常务副部长)、罗贵波、
姬鹏飞(常务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徐以新、陈家康。
部长助理 龚澎(女),董越千(兼办公厅主任),宦乡(兼研究室主任)。

另有一名部级干部、党委委员孟用潜。他于1965年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调到外交部,任部属单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虽是党委委员,但很少参加党委会会议。文革一开始,孟就靠边站。

奇怪为啥这个帖子咋没有人回复呢?我觉得其中蕴含着很多的内容,对的。错的都有。但主要价值是促使人花些时间去琢磨

恩,知道了,阅过,飘过,拿分走人

楼猪,有屎就一气拉出来。别害的拾粪的瞎跑。

因为独立思考是很累的。远不如声称信仰个什么容易。
很多问题,都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所能解释和解决的,而最容易迷惑人和绑架人的恰恰就是价值判断。

只有老左才传播“毛主席时代没有腐败”的谣言,因为搞腐败的就是他们自己。

毛主席时代肯定是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而且文革前还相当严重,资产阶级法权在很多地方就表现为腐败。所以毛主席才要领导革命者发动文革,文革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消除资产阶级法权,要想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腐败,那可能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以资产阶级法权形式出现的腐败。

对这个谣言自然要澄清,但企图以此来否定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性质,那也是痴心妄想。

在这个论坛还有必要讲这些东西么
什么毛主席时代肯定是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
什么毛主席时代肯定是有官僚主义的
什么毛主席时代肯定是有腐败的

不知道祥林嫂似的重申意欲何为

只有老左才传播“毛主席时代没有腐败”的谣言,因为搞腐败的就是他们自己。

也不是只有老左才传播这些谣言。有些老造、新左在听人谈这个问题时候,也是脑子瞬间就变成只会不停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傻子。

关于毛泽东时代 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唯心的自我麻痹是毫无意义的。

毛泽东时代 的真实历史,当然是值得记录的。
至于那些无限美化毛时代的一些 所谓“左派”,其实是历史的小丑而已。

说一些“地球是圆的”、“空气是混合物”之类的话,来体现他们的先知先觉和英明

借用这个批老左?原来如此,害得我猜你的“企图”猜了一天

[

你这句软弱无力的狡辩才是毫无意义的。

有些人一心想着毛泽东时代怎么没有一夜之间把所有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和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彻底消灭,使中国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他们又在另一方面诬蔑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代的浮夸风、共产风是毛泽东制造了“极左”。总之,毛泽东左不是,右还不是。只有必须像上帝那样万能,才可以称之伟大。这样的人,也许从一出生就是1米7高,就是象现在这样什么都懂。把所有过程都省略掉——只剩下一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就是毛泽东的错。呵呵。这种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非常非常的多。

[ 本帖最后由 蓝色海洋 于 2011-6-13 21:0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