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说说革命导师的那些操作干货,技术细节

最近授课的杂务缠身,抱歉抱歉,先更新一点:

列宁还特别考虑到了宣传员小组的问题。由于宣传人员缺乏,未必能够在每个区都单独建立这样的小组,而且这样做也未必理想。宣传应当由整个委员会按照统一的精神来进行,而且应当严格地集中起来,所以,我想可以这样办:由委员会委托几个委员组成宣传员小组(这个小组可以是委员会的一个分部,也可以是委员会的一个机构)。这个宣传员小组在保密方面得到各区小组的帮助,在全市,在委员会所“管辖的”整个地区进行宣传工作。必要时,这个小组可以成立分组,随后把它的某一部分职能转托给分组,但是这一切都必须经过委员会批准,委员会无论什么时候都绝对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每个小组、分组或者与运动多少有关联的小组。

列宁认为按照这种委托的方式,即按照设立委员会的分部或它的机构的方式,建立各种各样的小组:如大中学生小组、官员协助者小组、交通联络小组、印刷小组、身分证办理小组、安排秘密住宅小组、监视特务小组、军人小组、武器供应小组、筹建“有收益的财务机构”小组等等。建立秘密组织的全部艺术应在于利用一切力量,“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同时保持对整个运动的领导,当然,保持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靠比较丰富的经验、比较渊博的学识以及比较卓越的才能。这一点是针对通常可能产生的下面这种反对意见而说的:如果中央偶然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是不能拿选举制和分散制作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手段,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的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任何章程也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同志式的影响”才能防止。开始时可由各个分组作出决议,随后由它们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直到最后(在最坏的情况下)推翻完全无能的当权者。委员会应当尽可能实行分工,必须记住: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需要具备各种才能的人,有时完全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的人,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鼓动员;有时不善于从事需要严守秘密的工作的人,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员,等等。

紧密细致的分工。

接着写一点:

谈到宣传员,列宁认为搞这项工作的人当中能力不强者往往太多,因而降低了宣传工作的水平。有时只要是大学生,我们就不加选择地把他当成宣传员,每个青年都要求“给他一个小组”等等。这种现象应当制止,因为这样做害处甚多。真正坚持原则和有才能的宣传员很少(要成为这样的宣传员必须好好学习,逐步取得经验),应当对这种人进行专门训练,充分使用他们,极其爱护他们。应当每周给他们上几次课,善于及时把他们派到其他城市去,组织一些能干的宣传员到各城市去巡回宣传。应当把大批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更多地派到实际工作机构中去,我们往往不重视这些机构,却让大学生在各小组跑来跑去,还美其名曰“宣传”。当然,到严格的实际工作的机构去同样需要有扎实的训练,但即使是“刚参加工作的人”,在那里毕竟还是比较容易找到事干的。

你那书真是贵啊:lol

最近有同志问我有关筹款的一些问题,这倒是一个挺要紧的问题,摘一段材料吧。过去红军筹款,大致有这样四种办法:

1.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如发现包办强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报告,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同时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以上材料摘自《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敌人给我们造!

筹款可以找房地产商,贪官筹款。

在重庆黑帮中,有一只可怕的 “黑手”穿梭在各个权势熏天的高官和声望显赫的商人之间,窥探隐情、设局下套,这只黑手无所不能、无孔不入。

这便是重庆黑帮中恶名远播的侦探公司——重庆邦德商务调查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邦德”)。

而重庆邦德随着重庆黑帮的一起覆灭,也为一直行走在社会边缘的调查公司敲响了警钟。

高官绞肉机

“500万元,限期拿出来,不然你的事情将公昭天下!”重庆规划局原局长蒋勇接到了一叠厚厚的材料之后,这位在重庆政界以强悍著称的风云人物感到了莫名的恐惧。

1962年出生的蒋勇仕途可谓一帆风顺,1992年从英国威尔士大学攻读完硕士学位回国后,被安排担任建设部原副部长叶如棠的秘书。

官场的路对于别人而言是荆棘丛生,但蒋勇却在短短七年内就从科级干部晋升为副厅级。

1999年,蒋勇从建设部城乡规划处处长调任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此时重庆被批准为直辖市不足两年,百业待兴,规划局是最为吃香的部门之一。

京城人脉资源丰富的蒋勇在2002年又迅速迈了一大步,成为了规划局一把手,可谓春风得意。

一时间,各路金钱、美女开始疯狂地“扑向”年轻有为、大权在握的蒋勇,蒋更是来者不拒。

然而,蒋勇没有想到,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将他锁定。

“这是条大鱼!”重庆邦德一位负责人相信,只要抓住蒋勇的把柄,要榨出油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于是,重庆邦德派出了最精悍的队伍,使用了最先进的武器:针孔式照相机、望远镜式照相机、窃听器,全副武装。

很快,蒋勇与情妇的交往细节、为重庆地产商修改规划收取巨额贿赂等事实相继被重庆邦德公司掌握。

在常人看来,向一个权力熏天的正厅级官员下手谈何容易。然而,势力强劲的重庆黑帮已经不止一次将窥探的“触角”伸到了高官身上。

重庆原副检察长郭宝云是重庆政坛颇有名望的女官员。然而,这位政法系统的女官员也遭遇了重庆黑帮的无情敲诈。

郭宝云的儿子在重庆黑帮的蛊惑下陷入了赌博的深渊,欠下了上千万元的赌债。重庆黑帮丝毫没有顾忌这位实权派副检察长,对其子开始了无休止的追杀,直至郭宝云心理彻底崩溃,不得不通过索贿等手段还清了儿子的赌债。

而在给郭宝云儿子“作局”的过程中,重庆邦德前期侦察工作功不可没。

熟悉重庆邦德的人都知道,该公司是由前南滨路派出所所长岳村创办,聚集了在职的警界精英和黑帮中的佼佼者,其背后由副厅级官员、重庆交警总队队长陈洪刚直接保护。而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副局长彭长健皆与该集团有交叉。

重庆市公安局某高层官员透露,已查实重庆邦德敲诈蒋勇两次,一次500万元,一次200万元。目前蒋勇已经被判处死缓,其贪污金额高达1769万元。显然,正厅级官员蒋勇在满足奢欲的同时,将近一半赃款献给了贪婪的重庆邦德。

诈得10亿

“不仅仅是蒋勇被敲诈,还有很多官员被重庆邦德下手!”11月3日,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蒋勇之外,甚至有更高级别的官员也被跟踪。”

目前仍在举行中的重庆公安局“打黑”内部展览会,展示了重庆邦德精密而昂贵的窃听器、跟踪器等先进侦探设备。有警方人士评价,这些设备的先进程度甚至超过了警方,投入使用后,“收效显著”。

事实上,不仅仅是“绞杀”官员,重庆邦德拥有的强大实力已经将触角延伸到了重庆市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

重庆警方高层曾经透露:犯罪分子使用国外器材,国内聘请专门的技术力量,不但在公安局办公楼上安装窃听器,而且黑社会分子还给物流、建筑、金融等企业人士设套,以此进行敲诈。

据介绍,重庆98%的金融企业负责人的家人情况、车牌号码、住址详情等信息都被搞得一清二楚。有关人士透露,重庆邦德团伙敲诈的金额甚至超过了10亿元。一位公安局高层官员颇为激愤地说:“这得敲诈多少人啊!”

多年来,资产超过10亿元的重庆某著名房地产开发商宋月镇(化名)将一个秘密埋藏在心里。宋月镇曾多次与国家领导一同出国访问并合影,应邀出席众多高规格国际会议,可谓是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但他也一度被重庆邦德跟踪。

直到岳村等黑社会头目覆灭之后,宋月镇才向重庆“打黑”专案组成员吐露了当时被跟踪、险些被敲诈的情况:

宋月镇是搞建筑出身,其雄厚的资产让黑帮老大们感到这是一块大肥肉。

与岳村有紧密联系的另一黑帮老大陈明亮(已被捕)是重庆黑社会的老江湖,嗜赌成性,旗下也拥有多个房地产项目,生意场上与宋月镇有所交往。根据检方的调查,陈明亮一贯喜欢采取赌博设套的方式,请君入瓮。

2004年,宋月镇在陈明亮一再邀约下,与其打牌。宋留了一个心眼,只带了2000元现金赴约。

原本想输完就脱身的宋月镇没想到,那天手气极好,连赢了十几万元。

谨小慎微的宋月镇意识到这不对劲,他毅然决定将赢的钱全部分给在场的“赌友”。“险啊!”宋月镇后来对手下说,“当时如果不止步,就会和张某一样欠下上亿元的高利贷,企业也崩溃。”——张某也是重庆一个赫赫有名的开发商,但被黑帮拖下水,欠下大量高利贷,只能远走他乡。

此后,宋月镇再也没有赴陈明亮的邀请,这让陈明亮等人异常恼火:到嘴的肥肉不能够轻易飞走。经过商议,岳村操纵下的重庆邦德出马,派出多人跟踪宋月镇。

宋月镇此时正在跟国外一个大型超市谈判,并没有想到一个庞大的网正在向他收紧。幸运的是,宋的谈判对手拥有异常强的反侦查经验,发现了连续几天怎么都有车在转悠,这提醒了宋月镇。

警醒的宋月镇立即与重庆江北警方联系,警方经过布控一举将重庆邦德的三名“侦探”抓获。这些看似高深莫测、无孔不入的邦德侦探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坚强——其中一名入行较晚、做掩护角色的“女侦探“在审讯时甚至吓出了小便。

宋月镇此时才知道黑帮已经将他锁定,由于恐惧黑帮的淫威,宋只能忍气吞声,小心行事。

跨界

在岳村团伙落网的同时,重庆联通也被纳入了视线:重庆警方将重庆邦德背后的一系列相关人员一举抓获,两名联通员工也因涉黑被抓。一位侦探业人士颇为感概地说:“没有一些通讯专业人士的帮助,重庆邦德不可能掌握这么多个人信息。”

跨越不同部门、联合不同力量的重庆邦德拥有让其他侦探事务所叹为观止的实力。多年前,曾以媒体身份参加过重庆邦德行动的一位人士至今惊叹地说:“当时重庆邦德仅靠一张照片,在一周之内就能抓住目标。”

2001年,一个500万元大奖在重庆某地诞生,幸运的中奖者叫李洪(化名)。李洪中奖之后,抛弃妻子自己跑到重庆市过逍遥日子,据说他在重庆某高档酒店包下了一层房间,每个房间都放了一个小姐,供自己玩乐。愤怒的妻子找到了重庆邦德。重庆邦德接下这个案子后,迅速通过各种手段监控了李洪新买的手机,很快在重庆杨家坪附近一深巷将李洪锁定。

抓住李洪的关键利器就是通讯设备的监控。重庆联通人员涉黑的背后,实际上也暴露出重庆邦德利用联通内部人员掌握了每个“目标者”的用户信息和通话记录,服务于其犯罪行为。金融机构、通讯商、车管所等机构和公司掌握的常人难以获得的信息都成为了邦德的“利器”。

“我这个层面还不知道这个事情!”11月5日,中国联通重庆分公司综合部一不愿意具名的人士表示:“我们对用户信息已经加强了保密。”

目前,岳村等团伙尚未移交法院审理,更多案情还在调查中。重庆邦德的落马,也给中国数千家行走在灰色地带的私人侦探事务所带来了警醒,行走于法律灰色地带的私人侦探行业何去何从,成为一个悬念

下面再说说列宁提出的“工厂小组”。

工厂小组对布尔什维克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为此,“工厂的”工人组织应当同任何革命组织一样,内部是秘密的,外部(就是说,在其对外交往上)是“枝脉纵横的”,应当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远的,伸到各个方面去。在这里,工人革命家小组也一定要成为核心和领导者即“主人”。我们应当完全屏弃包括“工厂”小组在内的那种纯粹工人式的和工会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传统。工厂小组和工厂委员会(为了把它同其他数量一定很多的小组区分开来)应当由极少数革命者组成,这些人直接接受委员会的委托和委员会给予的职权,在工厂内进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工作。工厂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应把自己看成是委员会的代办员,应该服从委员会的一切指示,应该遵守“作战大军”的一切“法令和常规”,他们加入了这支军队,在战争期间不经长官允许就无权离开军队。因此,工厂委员会的组成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委员会应当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建立好这些分委员会。

写的很好,很受启发。

这个网站比乌有之乡,旗帜网等都要务实。

大致看了一下,写得确实不错,很有建设性。

罗兹街垒战
(1905年6月<旧历>)

罗兹,6月20日。彼得堡事件后在罗兹出现了革命运动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贯策略决定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不懈的群众鼓动工作,并通过一系列规模越来越大的示威游行把群众的革命风潮推向顶点。
6月18日,星期日,我们的组织在距罗兹10俄里的拉格弗尼茨基树林中举行了工人五一郊外秘密集会。在这里,我们和波兰社会党的五一郊外秘密集会的工人相遇,那里还有许多来自“崩得”的同志。会议结束后,同志们打着红旗游行到兹格尔日斯基树林。在这里把红旗卷起来,而后大多数参加者就分成小组返回城内,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同军队发生冲突。其余的人则排成整齐的队伍继续前进,一直走回城内。在拉格弗尼茨基和姆雷那尔斯基两街的拐角处和哥萨克发生了冲突。有10人死亡,几十人负伤,其中有一名两岁的儿童。伤员被送往医院,死者的遗体临时安放在巴鲁塔的工人家中。
这次屠杀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我们的组织决定举行安葬示威游行并未此在工厂中迸行了很有成效的宣传工作……。
葬礼于6月20日举行,上午6点开始,直到晚上9点30分才结束。集合起来的群众为了向死者表示悼念把葬礼变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庄严的示威游行。
有些工厂从中午开始就停止了工作,其余各厂下午也相继停工。完全像预料的那样,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葬礼。当局也和革命组织一样,对示威游行作了坚决的准备。军队进入完全战备状态。从清晨开始在巴鲁蒂就布置了巡逻队,派来了哥萨克、龙骑兵和步兵,加强了警察岗哨。这时葬礼的参加者也开始向科斯杰尔广场附近集中。
最困难的是把安放在各处的死者遗体集中在一起。有些地方,警察进行了阻挠,但最终还是成功地把五口棺材运到一处。其余死者的遗体没有找到。这五口棺材被运到勃热津大街的拐角处,在那里集合了将近25,000人。军队封锁了所有通道,不放任何人去参加送葬活动。因此送葬的人数没能像以往那样在途中不断增加。有时,事情似乎要发展到流血冲突的地步,群众非常激愤,而哥萨克的行为显然是挑衅性的。例如他们沿着胡同骑马冲向人群,只是到挨近人群的时候,他们才勒住马,从刀鞘中抽出马刀,看看刀刃又插回刀鞘,有的则拿起马枪,把子弹推上枪膛。步兵对示威游行的态度还算有礼貌。在游行队伍出发之前,工人就和士兵进行了谈判,但是士兵由于害怕他们的军官,不敢答应,有的士兵则用眼睛看了看哥萨克说,如果有人开枪的话,那只能是他们。
这样,游行队伍便在军队的监护下开始前进,胡同被封锁了,游行队伍的前后都有军队活动。游行队伍走到弗兰季什坎大街时,打开了11面旗帜,其中有3面是社会民主党的:1面致哀的黑旗,2面红旗。游行队伍从弗兰季什坎大街转向中街。在中街尽头转向公墓的地方布满了步兵和哥萨克。这就又一次使送葬者深信这里一定会发生冲突,但是游行的人毫不动摇地向军队走去。军队让开了道路,于是游行队伍没受到任何阻拦继续前进,游行者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当一个地方的哥萨克为了吓唬人端起枪向游行队伍瞄准时,在一小部分人中出现了混乱,这时四处传来高喊声:“不要跑!”“站紧一些!”于是秩序又恢复了,游行队伍和平地前进,一直走到公墓附近。当前头的游行队伍进入墓地时,走在中间和末尾的队伍不得不停下来,我们的一个同志利用这个机会向聚集起来的人群发表演说。我们这位同志讲述了国内革命开始的情况,说明了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他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对士兵应持什么样的立场,指出在士兵中间进行解释工作的必要性。这个演说结束时,大家热烈高呼:“革命万岁!”“社会民主党万岁!”在公墓上,我们组织的一位同志也发表了演说,他在内容丰富的演说中说明了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谈到了宗教界,抨击了他们的立场以及他们企图反对革命,维护专制制度的可耻活动。演说得到了支持。“崩得”的代表和波兰社会党人也发表了讲话。游行者一路高唱革命歌曲。最后在公墓上收起了旗子,与会者相继散去,返回家中。
罗兹,6月21日夜。今天在这里再次重演了类似华沙的五一血腥镇压。现在我把亲眼看到的情况简要地报导一下。伤亡的数字还不十分清楚,大约有100余人。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同志有谁牺牲,有谁受伤。
今天本来要为6月18日牺牲的另一位同志举行葬礼。这次葬礼本打算也要变成反对沙皇制度的庄严的示威游行。早在清晨6点钟大批的群众就挤满了整个旧城。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警察在这里已把死者遗体偷走并埋葬了。聚集起来的人们非常愤怒,到处可以听到咒骂警察的声音。由于葬礼不能举行,所以打算取消游行,但是群众根本不愿走开。大多数群众聚集在弗兰基什坎大街和中街。在弗兰基什坎大街集合起来的群众打着旗帜列队前进。开始人数不多,但在游行过程中人数逐渐增加,到新市场时,游行者已达数千人。游行队伍从新市场沿彼得罗夫大街前进。在游行队伍的上空飘扬着大小不一的红旗和表示哀悼的黑旗,有的游行者还把红色头巾系在木杆上高高举起。我们的组织打了两面红旗和一个宽大的红色标语牌,上面写着:“光荣属于牺牲的英雄们!”“打倒沙皇制度!”“革命万岁!”“社会民主党万岁!”游行的群众不断增加,确切统计他们的人数,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知道,游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情绪空前高涨,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伏。我们顺利地走到坡什雅兹得和安塞大街的交叉点。这里有一个步兵连,他们看到群众越来越近,于是便装上了枪弹。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名军官把连队带走。游行队伍在坡什雅兹得大街警察局长住宅前面停了下来,游行者连续几分钟高呼革命口号。热情时刻在增长,人们从窗户里,在阳台上不断摇动头巾,以此来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士兵们,甚至一些站岗的警察也微笑着,友好地点头示意,向我们表示欢迎,站在街旁的士兵用同情的眼光看着示成者,并且有人开始和他们谈话。游行群众继续沿着彼得罗夫大街前进。革命的口号声连续不断。游行队伍数次停下来听演说。我们的同志做了三次演说,“崩得”和波兰社会党的演说者也讲了话。
游行队伍进人工入区。我们曾有这样的想法:游行队伍既然在警察局长住宅前而顺利地进行了示威,那么也会顺利地继续前进。然而游行的人们却被卑鄙地引入了圈套。允许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各胡同都布置了哥萨克和龙骑兵,在我们后面也有哥萨克跟着。这样,我们被包围了。当我们走到普斯托伊和卡罗利大街时,有人向人群开了一枪。于是哥萨克骑兵队便向游行队伍猛冲过来,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下命令散开的时候,齐射便开始了。同时在胡同中也响起了枪声。可怕的场面出现了。人群万分惊慌,四处逃散。有的大门敞开着,另一些关着的大门被冲开了。人们为了逃生,经过大门,跳过栅栏和篱笆,穿过房子的过道跑向尼可莱耶夫大街。在巨大人流的推动下,人们在拥挤中摔倒了,爬起来又倒下去。每个大门口都聚集着一大群人,哥萨克像着了魔似地向人们射击,他们不分男女老少都要杀害。在持续了几乎两小时的极其激动而严肃的游行之后,人们在极端惊恐中逃散了,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可能离开这些身着哥萨克制服,正在射击着的野人。在大街上收集起来的伤亡人员躺在各家门前。急救队来不及为受难者包扎。军队封锁了大街上发生流血事件的地方,不准任何人到那里去。
今天就写到这儿,因为我没有力量再写下去了,头已发昏,而内心却充满了愤恨。一定要对这次屠杀手无寸铁的人,对这个卑鄙的阴谋进行报复,报复,报复……
我们的组织决定在星期五举行总罢工。据说有几名哥萨克被打死。
罗兹,6月22日晚。关于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向你们作点滴报导。我再补充几个关于昨天事件的细节。在牺牲的人中间有我们的一名旗手,我将在总名册中列出他的名字。他英勇地斗争到最后一刻。我们的旗子保住了,在旗手牺牲的时候,站在他身旁的我们的一位宣传员只好把旗子从旗杆上摘下来,因为旗手痉挛似地紧紧握住旗杆不放,甚至在他死后,旗杆也没能拔出来。这位旗手战斗得非常英勇:甚至在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仍然向哥萨克射击。“崩得”的工人战斗队表现得也很勇敢,他们向哥萨克扫射,在大街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们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我们一位宣传员用勃朗宁手枪打了17发子弹。结果有12个哥萨克被打死,这点虽然没有官方的报道,但得到许多人的证实。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有18名游行者被打死(实际要比这多1倍)。伤员的数字现在还不能确定。许多人还在寻找自己的亲人。6月21日和22日的整个夜里,在发生惨案地方的附近大街上聚集了许多人。直到深夜12点还有人向这些和平的人群射击,是否有伤亡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军队封锁了现场。当夜就把尸体运到停尸室,伤员送往医院。自然,那些受轻伤的人躲在家里养伤。开始时,这场屠杀使人感到心情沉重,但是,今天在群众中又出现了战斗的情绪。他们已做好斗争准备,他们急切地褐望着斗争,建立了组织罢工的专门委员会。今天是宗教节日,所以居民们没有工作。犹太人从早晨起就开始停工,到中午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工作。要求今明两天商店罢市的别动队建立起来了。中午整个兽力运输业停了工。电车也被我们拦住了。今天早晨在沃斯霍得大街和中街的拐角处打死了一个哥萨克,在诺沃维伊大街打死一个密探,在沃斯霍得大街打死一个密探和一个警察。群众利用每一个有利时机解除警察的武装。在旧城的街道上成堆成堆地放着构筑街垒用的东西:大桶、石块、梯子等等。在波鲁德涅大街用大桶筑成了街垒。
晚上9点钟,哥萨克向各个街垒发起进攻,斗争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只听到枪声,但不能到那里去。
下午在沃斯霍得大街,有一大批工人在两幢楼房里进行自卫,他们从房项上和窗户里向军队、警察和哥萨克射击、投掷石块。许多士兵、警察和哥萨克被打死或受伤。军队向楼房扫射了半个小时,但是工人们隐蔽得很好,没有一个伤亡。最后,被围困的工人从房顶或其他通道退出去。大约晚上7点左右军队进入楼房搜查,然而没有找到一个人,没有发现一件东西。在中街集合起来的人把铺在路面上的石头挖出来,堆成堆,准备反击军队。通过昨天的斗争,人们充满了战斗激情,他们高高兴兴地、甘心情愿、欢欣鼓舞地走向大街,淮备战斗。我沿着采格利梁大街走着。从波鲁格涅大街传来枪声,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群工人,他们边听边讨论,另一群工人走过来说,哥萨克没能从波鲁格涅大街方面攻下街垒,他们滚开了,准备从大街的另一面进攻。这个消息引起大家的一片掌声,人们充满了喜悦。“我们的人守住了街垒,哥萨克滚蛋了!”——人们一面高喊,一面奔走相告,把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调进城里来的主要是哥萨克,他们到处都是,看来对步兵是不信任的。下面列举几个昨天事件的事实来证明沙皇政府已不相信步兵。当5名带武器的士兵走过来时,我们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游行,他们友好地笑了笑说:“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但是我们只有5个人,并且我们还穿着军服。”
另一个事实是:在游行队伍行进的大街上站着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工人去夺他的枪枝,但他恳求不要这样做,他说:“放了我吧,我马上就走。”工人放了他,他表示感谢,他没有理睬站在附近的军官,就逃离了岗位。在彼得罗夫大街,游行队伍走近士兵小队时,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刚把子弹装上枪膛的士兵。这时军官把士兵们带进一个门里,门上写着:“不要害怕,我们不开枪。”
预料明天的斗争会更加激烈。群众的情绪是革命的,而当局对待人民的态度总的来说,从上到下完全是挑衅性的,是粗暴的。
又及:午夜。我刚才得到一个消息说:在沃斯霍得和波鲁格涅大街,街垒战到目前为止还在激烈地进行。军队(步兵、骑兵和炮兵)包围了整个区。路灯的玻璃罩都被打碎了,枪声连接不断,这是在向警察、军队和密探射击。
我们的委员会印发了激动人心的告人民书号召明天开始总罢工,告人民书将在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散发到全城,无疑地它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它表达了全体罗兹工人群众的心情。
(译自《1905—1907年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1961年俄文版,第251-254页。蒋春雨,许立言译)

致尼·埃·鲍曼

1901年5月24日

收到了您的来信和1、2、3、4月份的报告。多谢您这份详尽而又清楚的收支清单。但是,关于您的一般工作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工作究竟进行得怎样,成绩如何。您写道,您忙得不得了,又没有人代替您,但是您还是没有履行您谈工作情况的诺言。您的工作是不是仅限于把书刊转送到报告中提到的地点?或是您正忙于组织一个小组或者几个小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小组?已经做了些什么?这些小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进行地方工作还是派到我们这里来取书刊,或者是为了什么其他目的?
我们问这件事,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的情况不太好。财政状况很糟糕,国内几乎一个钱也不给。运送还是根本没有安排好,还是偶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全部“策略”应该完全是为了:(1)把以《火星报》名义在俄国国内募集到的钱尽可能全部寄到这里,把地方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2)把钱几乎全部用在运送上,因为我们在普斯科夫和波尔塔瓦已经有相当便宜的、不致加重财政负担的代办员进行接收工作。
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我们勉强赖以维生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仍然只是几只箱子。我们为了运两只箱子大约要花100卢布,而且是偶然托人代运,也造成了运输上无限的拖延、疏忽、丢失等等。从里加派遣运箱子的人的事(无论拉兹诺茨韦托夫还是恩斯特都说是可能的),还没有什么进展。列奥波德①一点消息也没有。芬兰什么也没有搞好,虽然各方面都肯定说,有可能搞好。在这种情况下,在4个月内把400卢布花在地方接收和转运书刊的事情上,这样做合理吗?
我们认为,您应该搬到②紧靠边境的地方,以便自己每月至少可以把2—4个箱子和10—20俄磅运过去。

编者注:
“列奥波德”是谁的笔名,尚未查明。看来这是与尼·埃·鲍曼有联系的整个运输小组的代号。——俄文版编者注
手稿最初是这样写的:“在此以前您尝试过两个工作计划:(1)搞好一个大的边境或几个边境的大批量的运送。没有成功;(2)搞好一个特定地区的书刊散发和资金筹集的工作。结果花钱花力,又是得不偿失。是否改用第三个计划:搬家。”——俄文版编者注

频道3037140 里的《布尔什维克壮大之谜》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