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要干好革命事业，就必须得首先要权衡好敌我力量对比的优劣状态，这方面我有一个关于三个圈层的想法。即：第一个圈层，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圈层，这个圈层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是当前中国社会正义力量的积聚体，但是这个圈层体系的力量还有些单薄，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来说，可能只占八分之一以下的势力；第二个圈层，社会主义派圈层，这个圈层包括社会主义革命派、社会主义改革派、社会主义现实派（创新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这个圈层的力量对比可能能占到四分之一；第三个圈层，也就是我要说的重点，指爱国民主派圈层，就是我们要建立的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个圈层包括第一二圈层外，还包括，自由民主运动派中的爱国力量和正义事业力量、当权派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反腐正义力量。第三个圈层是相对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提出来的，谁是我们的敌人呢？我们的敌人包括：当权派中的贪腐势力、卖国势力和走资派势力；民运派中的外国依附势力和官僚依附势力。
因此上，我们就要高举民主的大旗。而不能把“民主”推给民运派，若不然我们会吃大亏的；第二面大旗就是反腐败，（在反腐败的同时也要强化反卖国行动），只有在这两面旗帜下凝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才有胜算的把握，因为我们面临的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特别是当权派，他们掌握着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所以，我们就要高举民主和反腐败大旗凝聚民心，瓦解极权专制势力和卖国势力，先解决政权问题后，再解决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第二步（纯洁性）问题；将统一战线与革命队伍领导力量的独立性很好结合起来。并且，我们还要理直气壮的倡导实质民主、实质自由、实质人权和实质平等的思想，并使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将来根本正确的前进方向就在于必须牢牢把握住毛泽东主义这条主线，再加进当代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中的有用成分。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起以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为主体（掌握领导权）的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打倒买办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只要不依附于国外、不依附于官僚腐败势力就应该是我们的统战对象，而不应该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现在不能树敌太多，要团结绝大多数，官僚腐败势力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样做才真正符合毛泽东主义路线的基本要求。
我是一个坚定的毛泽东主义旗帜追随者和捍卫者，并且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主义发展的最高成果；同时，我认为民运派理应是我们的统战的对象，民运派所坚持的“民主、宪政”思想我们必须要批判的吸收，而不应该是一概批判和彻底否定。否则，我们的出路就不会很顺畅。
我的观点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制度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能够有机结合、融合互进，而不应该相互对立。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一点必须要铭记，但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好的有用的东西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就不能利用。“宪政民主”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能不能利用呢？只要不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冲突，并且有利于“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继续革命”，那就可以大胆的拿过来为我所用。
同志们在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时，既要研究两者的不同之处和根本区别，更主要的是要研究两者的共同之处和无社会性质区别的可通用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重上井冈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清朝从道光年间就开始走下坡路，可是这一走就走了近百年历史，当今中国的“封建”专制官僚们（特指修正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如果要是比较“开明”的话，驾驭朝政之术能掌握的较好的话，能使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之度掌握得当的话，能平衡各方不出大的问题的话，那么，他们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老百姓只要有一口吊命饭吃，一般是不会起来造反的，毛主席鼓励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那是要有条件的，现在还不具备这种条件（主要是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集团做后盾）。
目前，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民运派的斗争（作为主战场），正好为“官家”施展力量平衡之术提供了广阔空间，人家正好隔岸观火，稳坐钓鱼台，得渔翁之利。
鉴于此，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调整斗争策略的问题了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主要矛盾，现在什么才是主要矛盾呢？依我看，解决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掌权的问题才是主要矛盾，别的都是次要矛盾。在过去，毛主席的策略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推翻三座大山为主要目标，现在亦然，我们必须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去推翻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才是正道。因为，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时间越长，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损害程度越大，无产阶级二次革命亦越困难。为什么反动派统治时间越长无产阶级二次革命亦越困难了呢？因为，二次革命的成功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还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封建”专制统治时间愈长，亦越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自由民主派根本就不承认当今的“特色中国”就是真正意义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他们正在力图进行一场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实现其以“普世价值”主导的“理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力量不可小瞧，特别是在“文人”和“学”界他们的势力相当大，青年“后备军”还在成长中，他们与我们争夺民意的法宝就是“民主”，之所以会这样，就因为“民主”是民众比较认同的一种相当宽泛的社会意识，民心不可违啊！同志们别再迷糊了，别再自以为是了！否定和批判“民主”思想的任何想法和举动都是极其愚蠢的，最终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都能理解，“以民主为出路”可能会遭到来自左派的很大的反对。很多左派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再不需要其他形式的“民主”，要说民主，就只能是“人民民主”。在这里，我不做过多分辩，我就只谈一些我的个人看法。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它是相对“专制”而言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的社会“统治形式”。
其一，“人民民主”只是掌握了“民主”的一半，而“民主”的另一半就是“自由民主”。“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来说，它是隶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子系统，就是要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人民民主”是以实行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为条件的，否则，“人民民主”是不能单独成立的。“人民民主”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实现有效地“监督”。而“自由民主”的要素有：自由、平等、选举、法制、多元、阶级等基本成分，其中，“自由”是前提，“选举”是核心，“法制”是保障，“阶级”是基础，其主要社会功能就是要实现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人民民主的“监督”解决的是“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而自由民主的“选举”解决的是“应该由谁做”的问题。因此上说，“人民民主”只是民主的一半，民主的完整形式应该是“监督”和“选举”两方面缺一不可的；
其二，毛主席当年是反对实行“选举”制度的，反对的原因有二，一是选举不能保证真正适应做领导岗位的革命者当选，二是候选人与选举人之间存在互不相识的情况，由此，不能保证选举活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选举活动的公正客观真实有效顺利进行，所以，毛主席当时反对选举是正确的。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加深，再反对选举就不正确了，这就是毛主席革命事业接班人发生“断档”问题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缺陷的主要根据所在。
我们必须承认，“文革”是完全正确的，说文革“犯了严重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资改派的无耻诬陷；但是，文革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倒是事实。我认为，文革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的另一半（自由民主）；
其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正确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大家都知道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其他方面因素在这里我暂且省略不谈，专就客观因素方面的“战争”对其产生所产生的不可替代重要作用谈点看法。可以说，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都是通过战争的洗礼浴火重生而得来的，战争就是正确思想产生的客观必备条件。那么，在和平时期，时过境迁，战争条件撤除之后，正确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一个客观条件依赖的真空地带，这个真空地带应该由“谁”来填补呢？请大家好好开动脑筋想想，除了“民主”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重任”？
真正正确的思想只有一个，到底真理是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说了算？党的建设怎样进行和怎样保持不变修不变质？这些问题怎样解决？毛主席发动了文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但最终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只能靠两条，一条是阶级斗争，另一条就是民主，再无他法。其中阶级斗争是产生正确思想的动力之源，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是维持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监督的公正良好秩序之“目”，是产生正确思想的客观保障，只有这样的“纲举目张”了，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真正兴旺发达；
其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区别有两条，一条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另一条是政治挂帅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区别。因为，一是社会主义必须要用公有制和政治挂帅来阻挡资产阶级政党也来“自由”参与“竞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地位的任何企图，二是社会主义实行无产阶级多党制势在必行，这就必须要求在民主的框架下并实行积极高效稳妥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和科学实验步骤使掌握真理的无产阶级政治集团能保证真正占据领导地位；资本主义的“防火墙”是自然形成的，由于他们受资本的控制，无产阶级政党是进不了“竞选圈”的。
无产阶级多党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一元多党制”（一党领导多党参政监政），一是“多元多党制”。
资产阶级鼓吹人性自私，那是骗人的鬼话，人性是自私的吗？人性的第一个层次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人性就是我，我就是人性，它讲的是人的主体与客体的对应关系；人性的第二个层次是公与私的对应关系，人性就是公与私的综合体，何来自私之说，所谓的人性自私指的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人性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善与恶的对应关系；人性的第四个层次就是高尚与低俗的对应关系；人性的第五个层次就是人的彻底解放，就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升华，主要指的是人的精神的彻底解脱。自我意识就是人性的原点，精神境界就是人性的本质。
人性的高低我看用“士”的标准来衡量最恰当，够不上“士”的标准的人就是“恶”人“坏”人或者是“低俗”的人；“下士”先利己后利他，“中士” 先利他后利己，“上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的精神的增值量是无限大的，因此上说，人的心量大则事业大，心量小则事业小。人就是由物质世界向精神世界不断进化的动物，人类社会就是由自然因素主导占优势逐渐向人工因素主导占优势方向前进的不断进化中的一种“自为”社会。在认识论上来看，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在社会主体的发展力上来看，总是精神力量的张力要比物质力量的张力要大得多，精神力量大或优于物质力量，应该是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精神决定物质才对，这就是新生事物不可战胜铁律的一条不可或缺的根本成因所在，因为，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伴随着精神、道德、正义的不断上升而来的。同理，“舆论先导”、“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道理都说明了精神力量的主导作用是真实存在的和“精神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句话绝不是神话。
精神于政治相近，物质与经济相近。因此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就是无比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社会主义是精神主导的社会，所以要政治挂帅；资本主义是物质主导的社会，所以要经济为本。
人性的自我意识——公——善——高尚——精神升华——政治——社会主义；人性的自我意识——私——恶——低俗——物质利益——经济——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中所指的“私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剥削阶级私人占有制的整个社会制度，而不是指的个别私营者。朱国民说：“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公有制与统治方式私有制之间的尖锐矛盾’未得到解决而造成的”。杜车别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积极性发挥机制未建立起来或没有得到巩固，受旧的生产积极性发挥机制影响，使得公有制必然解体”。总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是一个整体”，分而治之是不可取的。
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要通盘考虑，慎思熟虑，千万不可窥虎一斑而见全虎，这样是会出错的。我国过去计划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当时的那种政治“气势”的高涨是分不开的，是政治推动加计划经济取得的成绩，政治和经济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去掉那一面都不成型。因此上，现在光强调恢复计划经济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在那里去找回乃个“势”，没有“势”就没有灵魂，计划经济体制即就是恢复了也会是昙花一现，没有灵魂能健康发展吗？
私有制经济的灵魂就是“资本权威”，公有制经济的灵魂就是“公有权权威”，但是，“公有权权威”的树立要比私有制“资本权威”的树立可要困难得多，这就是发展私有制经济要比发展公有制经济容易得多的重要原因所在。一个完整的公有制经济体系的建立，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完整的相对闭合的子系统才能确立，一个子系统就是公有权控制系统；一个子系统就是经营权运营系统；一个子系统就是监督系统。其中的公有权控制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这个系统要成功建立，就不能光考虑公有制经济内部的事了，它和整个的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基本状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走资派搞“两权分离”理论、搞国有民营，把公有权的“势”完全搞没了，就是为了解体公有制经济。公有权的“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政治势力。应该说，国营企业搞公司制改革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但是进行股份制改造就必然走向了邪路；公司制是现代企业的有效组合形式，只要照顾到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不同特点就行了，而股份制只能适应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高度垄断发展的需要，它绝不是公有制的企业发展形式，套在公有制企业上，必然导致“化公为私”的结果发生。公有产权是一个整体，怎么能“股”而“份”之呢？
列宁有关政治概念的部分名言：“政治是一种科学
，是一种艺术。“政治就是参预国事，指导国家，确定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宁的观点十分明确，大体和毛主席的观点相同。
搞公有制企业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走“政治挂帅和抓革命促生产”的道路，否则，公有制是万万发展不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对于左派来说，应该尽快在新的三面红旗下集结起来，否则要战胜右派的“民主”攻势是很困难的，因为左派要否定“宪政民主”，就必须要拿出共产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质的证据，现实对左派来说却是很残酷的，所有的共产党都正在变修正在变质，所以左派对右派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批判是软弱无力的，（若不改变原有教条）是必败无疑的。
新的三面红旗就是：“文革、公有制、民主”。其中：“文革”是根本、是原则、是灵魂、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石、是动力之源；“公有制”是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骨架、是能量补充之源；“民主”是手段、是秩序、是出路、是天地之定束。左派中的教条主义者坚决反对“自由民主”，其实“民主”的完整体系应该包括“人民民主”和“自由民主”两个部分，缺了那一方面都会是不完整的“民主”；左派中的“官僚派”又坚决反对文革，抱着邓修的谬论不放，可以说，如果要是否定文革的理论探索和制度基础，就等于彻底埋葬掉了社会主义的灵魂，还能有社会主义可坚持吗？否定文革之后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具僵尸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