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黎阳
2009．8．15．
原载：…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内容提要：
只要是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那就是匪。“以武为刀”、用硬刀子即硬暴力明抢的，是土匪。“以文为刀”、用软刀子即软暴力暗抢的，是文匪。
文匪治国是文匪当官掌权持权抢劫，是结合了软暴力和硬暴力的全部邪恶、软硬兼施、亦文亦武、明暗相济、双管齐下、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抢劫，是最凶最坏最彻底的抢劫。
文人与文匪可以只有一念之差。判断是不是匪只有一条标准：是不是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或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提供服务（以下简称“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
古代中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读书当文人就只有学孔孟之道。孔孟之道从不教人劳动创造财富的价值观和本领，只教人掠夺财富的价值观和本领。学孔孟之道学不到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的谋生之道，唯一出路是“以文为刀”掠夺财富、不等价交换、不劳而获。所以古代中国文人皆文匪。
今日文人以文为劳动工具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的，是生产力积极因素。靠“以文为刀”骗取、夺取和不等价交换豪夺巧取他人财富和劳动果实为生的，是文匪。
中国历史有个“千古怪圈”，文匪从不打江山只坐江山，专等别人流血拼命打下天下后自己坐享其成。文匪靠“学而优则仕”“空手套白狼”篡夺权力，然后通过持权抢劫将这个新政权引向毁灭，然后甩开烂摊子，等下一个政权出现后再前往投靠，周而复始重复全过程。
文匪掠夺财富最有力的武器是控制人们思想的软暴力。文匪最强大的软暴力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宗教“以神为神”，文匪“以文为神”、“以知识为神”。文匪垄断了文字这一信息媒体，便控制了话语权、控制了价值观、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制造出了“知识教”、“知识神”；将自己塑造成了“神代表”；制造出了“知识分子才有知识”、“非文人不能治国”等“千古神话”；造成了不管谁掌握政权都实行“学而优则仕”、都最后把政权拱手交给文匪的“千古怪圈”。
劳动创造财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必须遵守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必须实事求是。文匪治国是持权抢劫财富，不需要遵守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不需要实事求是，而且容不得实事求是。文匪持权抢劫只需要暴力，只需要权力。文匪为确保权力，必须推崇“掠夺财富合理”的价值观，必须打压靠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必须使劳动者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以便名正言顺将其劳动果实据为己有；必须防范“劳动创造财富合理”的价值观威胁到“掠夺财富合理”的价值观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极力扼杀尊重劳动、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分工协作、等价交换、实事求是、平等自由等有利于“劳动创造财富合理”的价值观——说到底必须阻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匪治国是靠权力掠夺一切，需要的只是权术，用权术较力取代学术竞争、只认权术、不认学术、权术渗透学术、权术扭曲学术、权术变学术、学术变权术，最终只有权术、没有学术，更无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文匪对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奠定现代化社会思想理论基础毫无贡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极恶劣的破坏阻挠反动作用。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导致被动挨打、沦为半殖民地，罪魁祸首是文匪，是文匪治国。文匪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极端反动势力。
扼杀中国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文匪为确保权力、持权抢劫的需要。使中国挨打当殖民地也是文匪为保持权力、持权抢劫的需要——使中国不挨打不当殖民地必须遵照劳动创造财富的科学规律办事。而劳动创造财富的科学规律与文匪不劳而获持权抢劫财富的规律针锋相对。文匪要持权抢劫就容不得遵照劳动创造财富的科学规律办事，就容不得中国不强大不挨打——扭转中国落后被动挨打亡国的局面是一场改造客观世界的全国性的革命群众运动，不能不按照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办事，不能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身先士卒、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奉公守法、不谋私利、组织性纪律性、全局观念、公而忘私……这就不能容忍脱离群众、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就不能容忍持权抢劫。这一切与文匪不劳而获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中国落后挨打当殖民地”与“文匪持权抢劫”可以兼容，不威胁文匪的根本利益；使中国强大不挨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须做的一切与“文匪持权抢劫”不可兼容，必然威胁文匪的生存。文匪的根本利益使其不能容忍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不能容忍中国不当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现代国际大环境下，文匪要当权就必须卖国，就必须把中国变成外国垄本的殖民地，就必须不准中国强盛不挨打。这是文匪持权抢劫的根本利益需要，是其经济存在决定的，是其不劳而获的本性使然，是文匪经过周密的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绝不是一时糊涂算不过帐。
文匪的经济地位决定其没有权力就不能生存，全部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当官掌权，持权抢劫。文匪说什么都是假的，篡权才是真的。昔日的文匪并不在乎由哪个皇帝统治中国，只要能自己能“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就行。今日的文匪并不在乎由哪个国家统治中国，只要自己能“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就行。昔日的文匪靠尊孔实现“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今日的文匪靠崇洋实现“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富而不强的富是虚富。避免不了挨打，财富再多也保不住。圆明园就是见证。中国挨打变成了殖民地，文匪可以依旧持权抢劫，依旧作威作福。国家挨打民族遭难，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把中国由挨打变为不挨打，根本扭转了中国长期停滞落后任人宰割的局面。尽管这需要付出重大代价，需要全体中国人忍受一时的痛苦，但中国老百姓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拥护，因为中国老百姓对列强入侵、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落后挨打的惨痛记忆犹新、有切肤之痛，知道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使中国不挨打”这个大局所必须的，不是为了哪个个人谋私利。“使中国不挨打”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却妨碍了文匪持权抢劫的利益。文匪为了重新确立持权抢劫的统治，就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使中国强大不挨打”的中国革命，就必须妖魔化毛泽东，就必须从中国老百姓心目中铲除“毛泽东使中国强大不挨打”这一历史功勋，就必须“证明”毛泽东使中国强大不挨打不是功劳而是“罪行”。釜底抽薪的办法之一是“证明”中国不是挨打，而是“进步”，是“先进文明”淘汰“落后文明”；之二是“证明”中国挨打是不识抬举反抗而自找的；之三是“证明”中国落后挨打是活该；之四是“证明”中国挨打是因为不守规矩不听话。
毛泽东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这一切打破了文匪炮制的“千古神话”，摧毁了文匪最大最致命的王牌武器——唯心论的认识论，使文匪再也不能靠当“知识神”的“神代表”装神弄鬼招摇撞骗。这就彻底摧毁了文匪为匪最有力的作案工具，摧毁了文匪靠“学而优则仕”当官掌权持权抢劫的理论基础，断了文匪为匪的根，所以招致文匪的刻骨仇恨。文匪疯狂反毛，根本原因是只有从老百姓心目中彻底铲除毛泽东的认识论，才能继续靠唯心论的认识论“以文为神”、恢复自己“知识神”的“神代表”身份，才能继续抢劫百姓为匪作歹。
文匪治国造成了中国长期停滞落后挨打。文匪治国必将使中国瓦解灭亡。要避免中国灭亡，必须彻底认清文匪的狰狞和危害，消灭文匪治国。文匪治国的理论基础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的理论根据是唯心论的认识论。要消灭文匪治国，就必须杜绝“学而优则仕”。要杜绝“学而优则仕”，就必须用毛泽东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彻底破除唯心论的认识论。
目录
一．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
二．千古怪圈，千古神话，千古骗局，千古交易，千古赖帐
三．中国文匪主要特色
四．今日中国文人与文匪
五．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六．总祸根是“学而优则仕”
七．归根到底是认识论
一．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
什么是“匪”？自己不创造财富，用暴力掠夺别人劳动创造的财富谋私利的就是匪。
“以武为刀”、用有形的“硬暴力”即硬刀子赤裸裸直接明抢的，是土匪。
“以文为刀”、用隐形的“软暴力”即软刀子静悄悄间接暗抢的，是文匪。
硬也罢、软也罢、明也罢、暗也罢，直接也罢、间接也罢，形式五彩缤纷，但抢劫这个本质都一样：不劳而获，巧取豪夺。
只要是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或不等价交换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那就是抢劫——判断是不是匪就这么一条标准——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但最可靠的标准：你是靠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吗？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匪可怕，匪有文化更可怕——文而为匪，天下大患。
最可怕的是文匪治国——土匪治国坏，文匪治国更坏。土匪治国只有硬暴力，长不了。文匪治国则结合了软暴力和硬暴力，能持续。文而为匪是掠夺财富的最高级：“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持权抢劫——动员整个国家机器的巨大暴力从事的抢劫。结合了软暴力硬暴力的所有邪恶的抢劫。软硬兼施、亦文亦武、明暗相济、双管齐下、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抢劫，是最凶最坏最彻底的抢劫。
中国两千多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读书识字当文人就只能学孔孟之道。不学孔孟没资格当文人。所以古代中国文人皆孔子门徒。
孔孟之道从不教人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和本领，只教人掠夺财富的价值观和本领，只灌输劳动创造可耻、不劳而获光荣、劳动创造财富者低贱，文人学劳动创造财富是“不务正业”、学农务工是“小人哉”、“焉用稼”、搞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旁门左道”、“玩物丧志”等价值观。孔孟之道的一切本质上都只与掠夺财富有关，与创造财富无关：既不包括任何能自食其力创造财富赖以谋生的技能技巧，也不包括任何科学地系统地观察世界、分析客观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方式方法，更不包括任何研究客观世界科学规律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孔孟之道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毫无关系，培养不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须的任何积极因素，如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劳动、组织性纪律性、分工合作、大规模协作、等价交换等等；能培养出的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出有车、食有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百无一用是书生”……
学孔孟之道学不到任何劳动创造财富的谋生之道，当不了饭吃。
——不能谋生，还要享受，那就只有不劳而获——当匪。
不劳而获、白白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人家当然不干。要达到目的就只有制服别人的反抗，就只有依靠暴力——文人不劳而获的“初级阶段”是招摇撞骗，是靠单纯的软暴力。一旦被人识破不买帐，软暴力就失效了。这时就只有仰仗硬暴力抢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摧毁”——文人也不例外。
——抢劫，还要冠冕堂皇，还要不冒风险，还要让受害者不能反抗、无处告状，那就只有当官、掌权、持权抢劫——当文匪。
如果文人也象土匪那样赤裸裸直接使用硬暴力抢劫，那就跟传统的土匪没两样了。文人本色是眼高手低、架子大胆子小，只肯动口不肯动手：做工怕累，务农怕苦，当兵怕死，科研怕难，经商怕险……要吃肉尚不肯亲自动手杀生，尚且要弄出个冠冕堂皇的“君子远庖”，要为匪抢劫自然更不肯亲自动手流血流汗冒风险——当然也看不上普通土匪那种小打小闹赚头小风险大的勾当。
能满足文人的一切胃口的抢劫之道只有一条：当官、掌权、持权抢劫，利用政权的暴力合法抢劫为己谋利，既无风险，“效益”又高，而且名正言顺，冠冕堂皇——文匪治国。
但文人从来没有自己组织政府的能力。从古到今中国文人的最大特色是一盘散沙，“文人相轻”，个个都把自己当宇宙中心，要求一切围着自己转。这就决定文人毫无凝聚，永远组织不起来，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硬暴力。“秀才造反，一事无成”。这就决定文人只能利用现有的政权，只能跟有能力组织起政权的人合伙，在合伙的同时把现成的政权拿到手为己所用。也就是说，文人掌权当文匪的必由之路是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空手套白狼”。
孔孟之道正是专门鼓捣文人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空手套白狼”的学问：“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克己复礼”、“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 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孔孟之道说来说去核心原则就是人与人不平等、高等人该如何支配低等人、低等人该如何顺从高等人，高等人有权吃低等人。这就向文匪提供了有力的软暴力武器。
孔孟之道最得文人欢心的一条：“学而优则仕”——这就向文匪提供了有力的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的武器。这一条使文人天然高人一等，成为精神贵族；使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天然低人一等，成为精神贱民；使不劳而获、持权抢劫、无偿霸占别人劳动成果成为理所当然。这就为文人做官掌权、持权抢劫、文匪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只要尊孔，就能够“学而优则仕”，就能够做官掌权，就能够文匪治国，就能够持权抢劫，就能够不劳而获，就能够为所欲为。恰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所说：“孔子给予中国的，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官僚制度。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官僚制度是治理人与人关系唯一的‘正确’途径，他们把自己看成人上人也是天经地义的。”
孔孟之道既为文人当文匪提供了有力的软暴力武器，又为文人当文匪提供了有力的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的武器。难怪古代中国文人如此诚心诚意拥护孔孟之道，拼命发挥其糟粕、扭曲其精华，热情千年不衰。所以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古代中国文人只能不劳而获当寄生虫，正经出路只能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掌权、持权抢劫。没背景的当不上官就是孔乙己，穷困潦倒卑微下贱；当了官就是范进，一夜之间一步登天（难怪孔老二说自己三个月没官做就惶惶不可终日）。即便不当官，如果要当文人也得兼任地主，仍然要靠剥削别人当匪才能混得下去。鲁迅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中国古代靠自食其力即便读书也当不成文人（即得到官方认可的、有“功名”的人）。从这个角度讲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只是为匪程度多少不等而已。
文匪的“文”是形式，“匪”是本质：首先是“匪”，其次有“文”——尽管这个“文”可以被说成“文明”、“文化”、“文艺”、“文学”、“文凭”、“知识”、“教育”、“学术”、“文绉绉”、“温文尔雅”……；尽管中国文匪们从不肯承认自己是匪，另取了许多好听的名字，如“精英”、“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学者型官员”……等等，但归根到底仍然是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的匪——正如《红楼梦》里贾母所说：“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
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
二．千古怪圈，千古神话，千古骗局，千古交易，千古赖帐
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正道”是做官掌权。但文人靠什么实现做官掌权？
1．千古怪圈
中国历史有一个千古怪圈：文人总是不打天下却白坐天下，总是坐来坐去坐乱了天下，总是乱了天下又由别人再打天下，总是打下天下又交给文人去乱——枪杆子打天下，笔杆子坐天下；枪杆子流血拼命，笔杆子坐享其成；枪杆子玩不过笔杆子，被笔杆子玩弄于股掌之上；笔杆子“空手套白狼”，不费吹灰之力将枪杆子打出的天下据为己有；笔杆子凭三寸不烂之舌套走了天下又乱天下，再让枪杆子去流血拼命……几千年里政权换了又换，但没有一个政权是文人创建的。打天下的都不是文人，打下了天下却都交给文人，交给文人的最终结果无一例外是政权完蛋，再由不是文人的人出来打天下……如此循环往复，无尽无穷——几乎所有的政权在创建之后都尊孔，都实行“学而优则仕”，都把好不容易建立的政权拱手交给了除了“学而优则仕”啥也不干的文人掌管，所有的政权最后都在“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手里完了蛋。文人就整体而言不打天下只乱天下——别人打天下时自己作壁上观，等别人打下天下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根据“学而优则仕”把新政权的权力拿到手，然后持权抢劫，把这个政权一步步引向腐朽没落散了架，最后搞得天下大乱、政权完蛋。此时“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就甩手不管了，出来收拾残局的就不是文人了。等天下已定，文人们立刻前去效忠，开始新一轮的“学而优则仕”，把新政权的权力拿到手，一切又从头开始再来一遍——整个中国历史就充满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怪圈。中国社会几千年，当权的变了又变，唯独文人靠“学而优则仕”实现文匪治国却始终“以不变应万变”。
2．千古神话
支撑这个千古怪圈的，是个千古神话：非文人不能治国——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可以治天下；世乱用武，世治宜文。这套说词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有知识才有资格治理天下。知识都记在书里。只有读书的文人才是专门学知识的人。所以只有文人才有知识。所以必须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
这个论断从表面逻辑上讲无懈可击。除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谁也无法挑战这个论断。在唯心论的认识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无人能从理论上推翻这一论断。结果：“学而优则仕”神圣不可侵犯，变成了一尊神，香火千年不绝。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千古怪圈”。
3．千古骗局
历史证明，“非文人不能治国”的“千古神话”不过是一场千古骗局。
“千古神话”说只有文人才有资格管理国家。而中国几千年“文人治国”的结果却是个“千古怪圈”——作为整体，文人既打不了天下，又治不了天下，更救不了天下；永远是等别人把天下搞定了再跑去做官，永远是一当官就开始持权抢劫把天下往毁了造，永远是几代工夫就把天下造垮，永远是一见情况不妙立刻拔脚就溜，然后投靠新主子——中国几千年里文人不知出了多少，当了张骞、苏武、文天祥、夏完淳、史可法的没几个，当了洪承筹、钱兼益、郑孝胥、陈公博、周作人、张资平、胡兰成、梁鸿志、梅思平的却不计其数，难怪清初时有人如此作诗讽刺文人：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然食国粮。
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
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
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
也难怪鲁迅感慨：“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
文人治国无能，那干别的呢？
中国历史几千年，给了中国文人足够的时间证明自己。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古代“四大明”不是文人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文人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不是文人发明的；故宫、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灵渠、赵州桥等不是文人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鲁班不是文人；郑和不是文人；李春不是文人；李冰父子不是文人；黄道婆不是文人；蔡伦不是文人；毕昇不是文人；祖冲之不是文人；李时珍不是文人……至于牛顿、莱布尼兹、哥白尼、法拉第、拉瓦锡、拉瓦尔、安培、欧文、欧姆、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赫兹、笛卡尔、富立叶、台劳、高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诺贝尔、达尔文、居里夫人、瓦特、焦耳、爱迪生、达．芬奇、贝多芬、李斯特、莫扎特、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等等则全都不是中国文人。他们做出成就的时候，对所有相关的那些领域有几千年充分时间去搞研究的中国文人连鼻子都不往里伸，更不用说学习探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了——中国历史几千年，产生的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发明创造几乎都与中国文人无关。中国文人忙忙叨叨了几千年，没留下任何象样的、如今在世界上仍在广泛应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需要、须臾都离不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基本理论或科学技术发明（符合这些的“四大发明”没有一样出自中国文人之手）。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人对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贡献为零。
文不成武不就、没有象样的研究，至少给子孙后代留点完整的、准确可靠的历史记录、统计资料也算功德一件。然而中国文人连这也做不到：留下的历史资料虽然浩瀚如海，但全围着帝王将相转，充斥着歌功颂德的马屁废话。这还不算，还整天“春秋笔法”、“隐恶扬善”、“为尊者讳”，凡不合胃口的东西要么一概删除，要么歪曲篡改；弄得后代需要的、能反映中国历代社会、经济、生产、技术、军事、百姓生活、基本度量等方面实际情况的详细资料、统计数据不是凤毛麟角，就是语焉不详，再不就是乱七八糟自相矛盾，以至于现在要知道许多历史真相（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详细情况、军队编成装备、战略战术、后勤供应、长平之战等详细情节等等）往往如同刑事破案，不但得反复考证，而且要靠考古挖掘、靠高科技分析。
中国文人治国无能、治学无能，连常识都不及格——鲁迅说：“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了还不知道“英吉利”是何方神圣、位于何方；还咬定“洋人腿不能打弯、竹杆子一拨就倒下起不来”。（如今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但不知彼，连自己老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硬把个德国盗版的梵文大师当“国学大师”供起来拜——“梵文”、“国学”闹不清，爹妈祖宗是谁闹不清，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
在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面前，任何文过饰非的叽叽歪歪都是废话。
然而面对这些历史事实，中国文人非但不检讨自己，反而把一切全赖到了中华文明头上：“劣等文化”、“黄色文明”、“落后文明”、“劣等民族”、“只有全盘西化”……说来说去几千年一事无成光败事皆因中国的其他一切都“劣等”，唯独中国文人千古不变是“精英”，还要舔着脸继续充圣人，还要继续“学而优则仕”、“非文人不能治国”， 茅于轼之流还要一口咬定“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
中华文明一点也不“劣”。老子、庄子、墨子等人的思想里都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都可以给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奠定基础。孔孟之道也不是没有可取精华。但文匪搞的“学而优则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断送了一切历史机会，专埋没中华文明的精华，专发扬中华文明的糟粕。不是中华民族劣等，不是中华文明劣等，而是“学而优则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号称“文人”、“精英”的中国文匪劣等，劣得不能再劣的最劣等。
如此废物为什么能纵横中国几千年？
说中国文匪废物是从治国的角度看的。从为个人谋私的角度看中国文匪一点不傻，玩弄软暴力蛊惑人心的技术炉火纯青。（正因为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谋私上，所以才表现为治国无能——因为人家的利益帐就是这么算的：搞垮国家自己才好发财。）
中国文匪“千古神话”软暴力的基本逻辑是：治国必须有知识。知识来自书本。只有读书的文人才能学到知识。所以只有文人才有知识。所以必须“学而优则仕”，必须“文匪治国”。
这个论断里设了许多蛮横专断的假定：
第一，治国只需要知识不需要良知（或者说有知识自然而然就有良知）；
第二，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
第三，书本知识一定是正确的知识；
第四，只有读书才能获得知识；
第五，读了书就一定能获得知识；
第六，书读得好的人（学而优）就一定愿意把国家搞好；
第七，书读得好的人就一定能够把国家搞好。
更根本的逻辑：是否“学而优”即有没有知识、书读得好不好全凭少数“权威”“精英”说了算，也就是说，全凭少数权威主观认定。整个“学而优则仕”的过程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闭门造车的过程：闭门读书、闭门考试、闭门评判、闭门选优，一切都只与人的主观思维有关，与客观实践无关，更不需要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来检验。
这一切本质都属于哲学上的认识论：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上述假定全都属于唯心论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来自书本、来自权威、来自“精英”，所以必须“学而优则仕”，必须文匪治国。所以说“千古神话”的理论基础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只要没有跳出唯心论的认识论，就不可能打破“千古骗局”，就只能继续在“千古怪圈”里打转。
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是“文匪治国”。中国“文匪治国”最悠久、最彻底、最系统、最全面，结果就是中国朝代更迭最频繁乏，内乱内战外患最多，大规模自相残杀死人最多，科学技术发展最缓慢。就凭这些历史事实就可以说，必须对中国动乱频繁、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科学技术落后、人民动不动被大规模屠戮、国家被动挨打负责的是贯穿始终的“文匪治国”，是作为其理论根据的“学而优则仕”以及其哲学基础——唯心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说：“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不管对什么东西，一旦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会无条件地盲目肯定之或否定之。一旦对某些东西无条件地盲目肯定，那就等效于造神，即便“科学”、“知识”也会走向其本来面目的反面变成迷信和神话：无条件地盲目相信“科学”和“知识”，其实相信的并不是科学和知识本身，而是“科学”和“知识”这块招牌，更确切地说，是无条件地盲目相信宣称代表了“科学”和“知识”的人，从不用实践检验。这跟教徒拜神没什么本质区别，不过是打着“科学”和“知识”招牌把“科学”和“知识”变成了迷信；用“科学”、“知识”等名词置换宗教里“神”的位置，用声称代表“科学”和“知识”的人置换宗教里“神代表”的位置，弄出一个不叫宗教的宗教——“知识教”；一个不叫神的神——“知识神”；一个不叫神代表的神代表——“文人”。
中国文匪几千年来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知识教”，统治了中国人的头脑。
普通宗教是“以神为神”，“知识教”是“以文为神”——“知识神”。
过去的“知识神”是孔圣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如今的“知识神”是“西方先进文明”、“普适价值”。
“知识神”的“神代表”——过去是圣人门徒、儒家子弟；如今是“知识分子”、“文人精英”。
中国文匪几千年来不遗余力干的就是传播“知识教”，办法是尊孔，王牌武器是“天命”——鲁迅说：“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于是不管谁当皇帝都必须尊孔。
只要尊孔，文匪当官掌权持权抢劫就稳拿了：孔老二是圣人，“学而优则仕”是圣人之言，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谁敢怀疑就立刻搬出“圣人”这尊神祖宗来泰山压顶，立刻就能将一切威胁化为齑粉（所以中国文人只在乎是否尊孔，并不在乎谁当皇帝）——要治理天下就必须用文人。谁说的？书上说的。书是谁写的？文人写的。文人自己写书神话自己，不赞同自己的一概送去读自己写的书，于是“狗咬尾巴——团团转”：谁怀疑“文人治国”就让谁读书，但与“文人治国”相矛盾的书早被罢黜了、销毁了、篡改了；读书只要一翻书就是满篇“文人治国”。读书读来读去一天到晚全是“文人治国”，不知不觉就读昏了头，“三人成虎”、“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认同“文人治国”了。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文匪写的书是“是书满篇毒”，永远无孔不入、象老和尚念经一样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反复唠叨文匪治国是如何如何伟大光荣正确、文匪治国的时代是如何如何美妙辉煌、文匪不能治国的时代是如何如何黑暗恐怖、一切坏事灾害必定是妨碍文匪治国所致、一切繁荣昌盛必定是落实文匪治国之功……不管说什么，中心意思和最后结论永远是“千言万语一句话：坚持文匪治国不动摇”，永远从头到尾处处渗透着“文匪治国有理”的说教。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人才有抗毒性，才能从“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中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获取有用信息。道行不够的人做不到这点，不知不觉就会中毒、认同“文匪治国”，所以会“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识字是一种特权、绝大多数人没机会读书的古代中国，文匪控制着文字。控制了文字就控制了信息载体。控制了信息载体就控制了信息。控制了信息就控制了话语权。控制了话语权就控制了价值观。控制了价值观就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就左右了人们的一切，就成功地造出了“知识神”。成功地造出了“知识神”就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神代表”、制造出“文人才有知识”、“非文人不能治国”等千古骗局；制造出不管谁掌握政权都实行“学而优则仕”、都最后把政权拱手交给文匪的千古怪圈——软暴力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文匪几千年来就是这样靠“唯心论的认识论”这一最有力的软暴力战无不胜、成功地实现用软暴力控制政权这个硬暴力、实现持权抢劫的。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揭露的那样：“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
4．千古交易
宗教名为拜神，实为拜人——拜号称“神代表”的人。教徒为“神”奉献的一切，其实都由“神代表”笑纳享用——烧香拜佛捐香火钱，说的是贡奉菩萨佛祖，便宜的是和尚尼姑。鼓动信徒们前去恭恭敬敬顶礼膜拜的也并不都那么虔诚，不乏跟“神代表”们串好了合伙演戏吃回扣的“托”。这种“敬神”其实是一种交易。
“千古神话”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里边也有交易，历朝历代皇帝们与文匪的交易：你拥戴我当皇帝，我给你官做——尊孔，拜“知识神”，“学而优则仕”。合伙持权抢劫老百姓，皇帝捞大头，文匪捞小头，大家都有赚头。
这是笔“双赢”的交易。“成则王侯败则贼”，皇帝就是持权抢劫的贼老大。抢到了东西就得看住别让别人抢了去。抢到了天下就得保天下，但靠谁保天下却是个老大难，最怕的是窝里反、黑吃黑，被一起抢天下的贼同伙们从自己手里再抢了去。算来算去只有文匪最合适：有贼心没贼胆，不敢造反；既不中用又一盘散沙，成不了气候。要保住家天下，靠这样的窝囊废最保险。所以皇帝们要尊孔、要拜“知识神”、要“学而优则仕”、要认同儒家“天人感应”……这一切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跟文匪做交易——利用文匪的“知识神”来保住自己持权抢劫的贼老大地位。
这笔交易对文匪来说正中下怀：本来也没那个野心能耐当贼老大。当不了贼老大，当贼老二、贼老三也不错，至少有盼头。即便“排排坐、吃果果”排来排去只排上个贼老小也没关系，也够实惠，反正可以持权抢劫不劳而获了。不冒险、不流汗、无功受禄、空手套白狼，靠舞文弄墨就参与持权抢劫分得一杯羹，挺合算的买卖。
因为“双赢”，所以稳定，所以千古。中国历史上千古尊孔、千古“学而优则仕”、千古“文人治国”的真正原因是这“双赢”的持权抢劫的千古交易——只要是只知道抢劫财富而不知道创造财富的，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民族，一旦抢到了中国贼老大的位置都能很快感觉到这“千古交易”不赖，不如继续成交下去——继续尊孔，继续“学而优则仕”，继续千古神话，继续千古骗局，继续千古交易，继续千古怪圈——“被中华文明同化”了。
但这千古交易碰到既掠夺财富又创造财富的西方资本主义就没办法象以前那样玩了。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前，孔孟之道威风扫地，再也没办法保持“无往而不胜”的神话，再也没办法继续充当“知识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古神话”也只好黯然收场。但对中国文匪来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垮掉了孔老二这尊国产的“土知识神”，却跑来了西方文明这尊进口的“洋知识神”，照样有买卖可做——西方资本主义到中国来仍然是抢劫。外来户抢劫必须在中国找代理、找奴才、找合作伙伴。只要自己抢得着，并不在乎赏给效劳的奴才一点残汤剩饭。也就是说，并不拒绝跟在中国的代理合伙抢劫中国老百姓。不但如此，西方国家格外器重文匪的作用，绝对支持“学而优则仕”。这对于中国文匪来说实在喜出望外。双方在抢劫中国老百姓这一点上不仅完全利益一致，而且更有利可图。文匪们需要做的只是把“千古神话”里的“神”改一改，变“尊孔”为“崇洋”，从“把孔子当‘知识神’来顶礼膜拜”“国际接轨”到“把洋人当‘知识神’来顶礼膜拜”就可以继续“学而优则仕”，这个千古神话、千古骗局、千古交易就可以继续下去了——中国文匪过去尊孔是为了自己“学而优则仕”，现在崇洋还是为了自己“学而优则仕”。尊孔也好，崇洋也罢，表面不同，本质一样，都是为了文匪掌权——树立“知识神”、充当“神代表”、“学而优则仕”、“与‘神’共舞”、合伙持权抢劫中国老百姓。
5．千古赖帐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靠文匪治国平天下的“千古交易”的“双赢”其实是假象，实际上到头来无不把老本赔了个精光。
皇帝们与文匪们的千古交易核心其实是一大承诺、两大条件：皇帝承诺“学而优则仕”、“文匪治国”，与文匪合伙持权抢劫老百姓。条件：第一，文匪们不觊觎皇帝的宝座。第二，文匪们不危害皇帝的江山。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其实就是考核文匪们承认这两大条件的赌咒发誓的过程。胜出者在交易合同上签字画押，向皇帝确认把这两大条件作为义务承担下来。
这第一条义务历代文匪们都只履行一半：不觊觎你的皇帝宝座，但也不阻止别人觊觎你的皇帝宝座——中国历史上好象还没见过哪个“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篡位的。但真出现野心家逼宫时，也没见有多少“学而优则仕”的文人为不走运的皇帝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绝大多数的“学而优则仕”都“识时务者为俊杰”，谁势力大就投靠谁，然后再反过来论证胜利者是“真命天子”。
这第二条义务文匪们千古以来几乎没人当回事，全赖帐了。
“不危害皇帝的江山”，就得认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就得对持权抢劫有所约束：悠着点，别太过分，别闹得官逼民反——连有点眼光的土匪军阀都明白如果抢得寸草不生，那很快就没的可抢了，所以往往在自己的地盘上并不肯竭泽而渔。历代开国之君往往都煞费苦心制定一套法典规章制度，以便把持权抢劫限制在一个老百姓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尽量避免阶级矛盾激化。一个新王朝能在诸多军阀土匪的争夺中胜出，多少得有点自己东西，能对部下有所约束。也就是说在王朝新建之初多少得有一些能得到贯彻执行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对文匪们持权抢劫的制约。
文匪持权抢劫只为自己，而不是为皇帝，双方的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只在抢劫老百姓这一点上利益一致。文匪们拥戴皇帝是为了“空手套白狼”、为能赤手空拳换得权力好持权抢劫，而不是当真为皇帝的千秋大业自我牺牲。让文匪认同皇帝当贼老大、共同持权抢劫没问题；但让文匪为了贼老大的全局利益而约束自己的抢劫则绝对不干。文匪的原则就是“无原则”，规则就是“潜规则”，决不遵守任何约束自己抢劫的规章制度法典；对碍手碍脚、不利自己持权抢劫的一切约束一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开国皇帝中深谋远虑者如何努力企图限制文匪们的贪婪，防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导致百姓造反，绝大多数文匪从不吃那一套，照样阳奉阴违肆意抢劫老百姓。历朝历代开国之际建立的规章制度和遵守规矩的作风很快就会被文匪们败坏得一塌糊涂，形同虚设——回顾几千年来的“学而优则仕”，当了包青天和海瑞的就那么几个，“坚持原则”的“清官”总是斗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贪官。
鲁迅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中国“千古交易”的历史其实就是文匪们“千古赖帐”的历史，是文匪们“增量”毁灭一切规章制度使之最终变成一纸空文的历史，是文匪们“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把社会变成腐朽糟木、最后轰然倒塌的历史。等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官逼民反、外敌入侵、王朝覆灭，文匪们便找下一个皇帝做新的交易去了，新一轮的怪圈重新开始。这套车轱辘戏一演就是几千年。
三．中国文匪主要特色
“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文匪的存在决定了文匪的特色。
1．文匪=苍蝇+白蚁
文匪的生存行为模式与苍蝇简直如出一辙。
⑴．苍蝇不劳而获、白吃白占、见油水就抢——文匪不劳而获、掠夺财富、见好处就抢。
⑵．苍蝇单独觅食，不靠他人（蝇），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成功了，决不感谢别人（蝇）；失败了，也休想指望别人（蝇）的帮助。苍蝇一切都是个人（蝇）奋斗，一切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中心，谋求自己的利益，彻头彻尾的个人（蝇）主义——文匪单独读书，单独考试，单独钻营，单独掌权，独吞一切；从读书到当官发迹全是个人奋斗，不靠他人，成功了，决不感谢别人；失败了，也休想指望别人的帮助。文匪一切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中心，谋求自己的利益，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精英”鼓吹自私有理；茅于轼说：“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中央电视台借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之嘴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正是苍蝇本色。所以说文匪与苍蝇绝对志同道合。
⑶．苍蝇的生存不需要分工协作，不需要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配合，不需要组织纪律。苍蝇独往独来，不替其他任何人（蝇）着想，不受其他任何人（蝇）的牵连，不与其他任何人（蝇）同心协力，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文匪的生存不需要分工协作，不需要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配合，不需要组织纪律。文匪独往独来，不替其他任何人着想，不受其他任何人的牵连，不与其他任何人同心协力，绝对“独立”，绝对“自由”。
⑷．苍蝇唯利是图，一切只为自己，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跑，捞完就走，其余的一切全不管，不负任何责任。苍蝇只考虑自己的眼前需要，不在乎玷污任何美好的东西——文匪唯利是图，一切只为自己，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跑，捞完就走，其余的一切全不管，不负任何责任。文匪只考虑自己的眼前需要，不在乎玷污任何美好的东西。
⑸．苍蝇不管干什么都必定为自己的行为嗡嗡出一番道理，决不听别人（蝇）的，也决不在乎出尔反尔：往粪坑里钻时便嗡嗡“嚼大粪有理”；嚼够了大粪往饭桌上爬就嗡嗡“爬饭桌有理”；一转眼要离开饭桌立刻嗡嗡“离开饭桌有理”……永远有理，但永远也不准备坚持自己嗡嗡出的任何“道理”，永远一轰就跑——文匪不管干什么都必定为自己的行为嗡嗡出一番道理，决不听别人的，也决不在乎出尔反尔：国际油价涨了就嗡嗡“国际接轨”闹涨价，国际油价跌了就嗡嗡“中国特色”拒绝降价；让别人下岗就嗡嗡“经济效益”，自己当“独立董事”、自己给自己发巨额补贴就嗡嗡“国家规定”……永远有理，但永远也不准备坚持自己嗡嗡出的任何“道理”，永远一轰就跑。
⑹．苍蝇崇尚自由。蜜蜂也崇尚自由。苍蝇崇尚的自由是掠夺财富的自由，是唯利是图、不劳而获、到处钻营、白吃白拿的个体自由。蜜蜂崇尚的自由是创造财富的自由，是采花酿蜜、各尽所能、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共同生存的集体自由。为了集体自由，为了分工协作，蜜蜂的个体就必须服从整体，就必须有规矩，就必须自觉遵守规矩，就不能有苍蝇那样不受限制、想钻粪坑想爬饭桌悉听尊便的绝对个体自由——文匪和苍蝇一样不劳而获掠夺财富，因此文匪象苍蝇一样崇尚掠夺财富的自由，那种唯利是图、不劳而获、到处钻营、白吃白拿、不受限制、想钻粪坑想爬饭桌悉听尊便的绝对个体自由，如剽窃自由、仿造自由、造假自由、撒谎自由、狡赖自由……总之文匪只要掠夺财富的自由，不要创造财富的自由。文匪象苍蝇一样绝对不能接受蜜蜂那种有组织、有纪律、尊重客观事实、各尽所能、靠集体劳动创造财富的集体生存的自由。
⑺．苍蝇有便宜一哄而上，有危险一哄而散。蜜蜂受到侵害，整个蜂群会一窝蜂群起而攻之，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结果是无人敢轻易伤害蜜蜂。苍蝇受到侵害，其他苍蝇只会四散奔逃。不管打死多少苍蝇也毫无危险。收拾一群苍蝇并不比收拾一只苍蝇难多少。要驾驭苍蝇易如反掌：吸引苍蝇用蜂蜜或粪汤就行，保证争先恐后；驱逐苍蝇给一巴掌就行，保证落荒而逃——文匪有便宜一哄而上，有危险一哄而散。文匪没有集体，决不会象蜜蜂那样愿为捍卫整个集体而拼命。收拾一群文匪并不比收拾一个文匪难多少：稍有风吹草动，文匪们立刻销声匿迹逃得比苍蝇还快。要驾驭文匪易如反掌：吸引文匪封官许愿给赏钱就行，保证争先恐后“一队夷齐下首阳”；驱逐文匪给一巴掌就行，保证屁滚尿流。
⑻．苍蝇都是“个体谋生”，以自我为中心，互相独立，谁也凝聚不了谁。所以苍蝇永远比一盘散沙还散——文匪都是“个体谋生”，以自我为中心，互相独立，谁也凝聚不了谁。文匪个个自视“知识神”的“神代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对普通老百姓更不屑一顾，只要别人崇拜，不肯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就不可能凝聚别人。文匪独自谋生不需要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劳动就不需要凝聚。不需要凝聚就不懂得凝聚的必要，就不会团结人，就不可能有凝聚力。所以文匪永远比一群苍蝇还散。
⑼．苍蝇的原则就是“无原则”。苍蝇的道德就是“无道德”。苍蝇的“道德的血液”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蝇），休叫天下人（蝇）负我”、“人（蝇）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于苍蝇来说，自己眼前的需要就是一切。只要苍蝇感觉有利可图或有危险，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一旦感觉没了甜头或威胁，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再改变回来——文匪的原则就是“无原则”。文匪的道德就是“无道德”。文匪的“道德的血液”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于文匪来说，自己眼前的需要就是一切。只要文匪感觉有利可图或有危险，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一旦感觉没了甜头或威胁，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再改变回来。
⑽．苍蝇的立场不管如何变来变去、前后矛盾也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永远嗡嗡出新的理由来——文匪的立场不管如何变来变去、前后矛盾也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永远嗡嗡出新的理由来。永远也不要指望苍蝇承认错误。永远也不要指望文匪承认错误。
⑾．苍蝇永远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决不替别人（蝇）做任何打算，更谈不上长远打算——文匪永远只顾眼前利益，决不替别人做任何打算，更谈不上长远打算。
⑿苍蝇力气不大危害大，因为苍蝇能用看不见的病菌杀人——文匪力气不大危害大，因为文匪能用看不见的软刀子杀人。
然而文匪有一点与苍蝇不同：苍蝇的胃口不那么大，掠夺财富是“揩油”式的掠夺财富，每次只抢那么一点点，以至于苍蝇爬过的地方的损失从表面上不大容易看出来。文匪的掠夺财富则大不相同，一扫而光，什么也剩不下，中国古代老百姓说：“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文匪持权抢劫即属于“官过如剃”——从这点讲文匪跟蝗虫有点类似：一吃一大片。但蝗虫是成群结队集体行动，而且是明目张胆铺天盖地一次性横扫一切，这跟文匪“能做不能说”、长期见效的“蔫坏”却不一样。破坏性与文匪类似的东西是白蚁——表面上看不出来，实际上全部吃光，让房子在不知不觉中朽烂崩溃。还是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白蚁不会飞，只会爬，危害只限于能爬得到的地方，范围相对有限，危害扩展不那么迅速。而文匪既象白蚁那样蛀食一切，又象苍蝇那样行动迅速无孔不入，比二者任何一样都厉害得多。
综合起来看，文匪的生存行为方式是苍蝇和白蚁的结合，即：文匪=苍蝇+白蚁，也可以说文匪是“长翅膀的特色白蚁”，或者说文匪是“蛀食一切的特色苍蝇”。
[table][tr][td]2．“苍蝇+白蚁”决定的“文匪特色”
⑴．私
所谓“私”，一是只顾自己，二是自己的天地里只有自己。
苍蝇的世界里只有苍蝇自己，苍蝇感受不到的东西都不存在：爬进了粪坑，整个世界就都是臭的；叮上了灶台，整个世界就都是热的；撞上了玻璃，整个世界就是不自由的；玻璃破了，整个世界就是开放的。
同样，文匪的世界里只有文匪自己，文匪感受不到的东西都不存在。比如，当年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有五千，邓xx主持抓了五十五万右派，是毛泽东估计的一百一十倍。文匪说这是极大的罪恶、侵犯人权灭绝人性，为这五十五万人鬼哭狼嚎了几十年，迄今喋喋不休、一浪更比一浪高。而厉以宁轻轻松松一句话：“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一下子就把3000万老工人、八亿农民变成“改革代价”、打入了地狱。其人数分别是当年那五十五万右派的54．54倍和1454．54倍。当年的右派的生活是有保证的，而下岗工人的死活是没人管的。当年划分“右派”时不管是对是错至少还讲出个理由来。而3000万工人什么错事也没做、连误会的余地都没有、没有任何理由就被无缘无故定成了“改革代价”剥夺了生计。而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任何文匪说这样对待工人是“灭绝人性”、“侵犯人权”。可见文匪心目中工人农民都不是人，所以侵犯他们的人权不算数，从来只看得见这55万，看不见那3000万和8亿，所以只为55万人的人权吵闹不休，决不为3000万和8亿人的人权吭一声。又比如俞可平说“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显然他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没有受到扭曲”。这话在1949年前只有放在处于高人一等地位的文匪身上才合适，放在饱经战乱、遭受南京大屠杀等苦难的普通老百姓身上就不合适。这证明在文匪看来，自己没受罪的时代就是没苦难的时代，自己不舒服的时代就是灾难的时代。也就是说，文匪眼里的世界只有文匪自己，其他人都不算人，所以其他人的死活都不算数。再比如“国学大师”说文匪不能持权抢劫的文化大革命是西周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显然在他眼里文匪能持权抢劫的时代是最光明的时代，哪怕是奴隶社会，哪怕是南京大屠杀。因为奴隶社会死的是奴隶，南京大屠杀死的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民族遭难时跑到德国学梵文、凭着从德国盗版的梵文当了中国“国学权威”的“国学大师”（怪哉，学印度梵文不去印度去德国，德国的梵文什么时候超过了印度了？如果在美国学古汉语的成了中国的古汉语大师，国产的古汉语专家们个个不如自杀算了）。没死到自己头上的时代就是充满光明的时代，自己不能自由自在地欺负人的时代就是“最黑暗”的时代——这就是文匪“以一己之私为世界”的看问题方法，一切以文匪的是非为是非——文匪能持权抢劫的世道就是“王道乐土”；文匪不能持权抢劫的时代就是“西周以来最坏的时代”，比用奴隶活活殉葬、比南京大屠杀的时代还坏。文匪吃撑了，天下就不存在饥饿。文匪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天下就不存在环境污染。文匪说“房价高是因为老百姓太有钱”，是因为文匪的世界里只包括有钱人，没钱的人不算人，当然不属于“老百姓”；所以说“房价高是因为老百姓太有钱”很合乎文匪逻辑。文匪说“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是因为文匪的世界里的“人”只包括有钱人，没钱人不算人，当然也不算“中国人”。这样就能明白文匪为什么会说“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明白这点才能对文匪说的一切进行恰当的“坐标换算”，明白文匪所说的一切都是从文匪的角度看问题，与从“非文匪”的角度看完全不同。
这决定文匪从不把普通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十三亿人在文匪眼里只是数字，不是生命，可以任意一笔勾销推倒重来。难怪“主流经济学家”说：“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可以”——在文匪眼里，老百姓不造反就不存在，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也决定文匪从来不会自我约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律——文匪天地中只有自己，不愿受任何制约，要求绝对自由。而这只有真空中的气体分子才做得到——真空中的气体分子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压力，结果就是全宇宙乱窜。文匪一切为私、不受任何约束，结果就是文匪的贪婪和狂妄只要没有外界的客观限制就要无限制自我膨胀，不撑破天不罢休。
这还决定文匪的语言必须经过“翻译”，经过“坐标转换”才能正确理解其含义。
——文匪的“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是“以文匪为本”。因为在文匪的字典里“人”就是文匪自己，在文匪的世界里只有文匪才算人，其他人都不算人。
——文匪的“民主”的真实含义是“文匪作主”。因为同样，在文匪的世界里只有文匪才算“民”，其他人连人都不算，当然不包括在“文匪民主”的“民”中。
——同样，文匪的“自由”、“人权”、“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等等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翻译”才能正确理解。
⑵．懒
历史上的土匪为匪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二：好吃懒做与生活所迫。
——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不学好，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劳动，总想不劳而获走“捷径”，结果就是当匪。
——生活所迫：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正当职业；环境所迫，容不得正当谋生；社会黑暗，逼上梁山。
文匪因“生活所迫”而为匪的情况就少得多——既然有“文”，学一技之长谋生不至于难于上青天。最根本的原因是懒——好吃懒做。毛泽东总结干部变质的五大步骤是“懒、馋、占、贪、烂”，一切从“懒”开始：好逸恶劳、鄙视劳动，懒而且馋，不愿付出又要享受，就只能想方设法偷懒耍滑不劳而获，往往从“多吃多占”起“增量侵占”别人的劳动果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招摇撞骗，巧取豪夺”——“好吃懒做”是本性，“不劳而获”是目的，“招摇撞骗”和“巧取豪夺”是作案手法。文匪为匪多是心甘情愿、经过精密计算的自觉理性行为，这点与普通打家劫舍的土匪不同。
因为懒，所以不想付出艰苦的劳动创造财富，所以要想方设法不劳而获，要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要投机取巧，要假冒伪劣，要剽窃抄袭……这一切都源于“懒”。
⑶．贪
光懒并不一定为匪。懒而且贪，而且不是一般的贪，而是损人利己的贪、贪得无厌的贪，那就必定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就必定为匪。
鲁迅说：“‘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有人不劳而获，有人就不得不忍饥挨饿。文匪不劳而获，靠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为生。文匪“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为的是更有效地牺牲别人养肥自己。如果考虑别人的死活，那就不成其为文匪了。正因为自己的生存的前提是别人的牺牲，所以文匪从心底里绝不会替别人考虑。这样的存在决定文匪的意识只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极端的损人利己，永远只会为自己着想，决不会替别人着想。不管文匪嘴上说得如何娓娓动听，看起来多么道貌岸然，真正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谋私。持权抢劫。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手段。所以指望满脑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长大的文匪大权到手时会突然改变本性，长出“道德的血液”，从只知道损人利己一跟头翻成一心为公、以民为本是天大的笑话，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
⑷．假
假，就是否定真实、否定实践、否定科学、否定客观规律。
创造财富有创造财富的规律。掠夺财富有掠夺财富的规律。文匪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不需要遵守创造财富的规律，只需要遵守掠夺财富的规律。
创造财富是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要创造出财富就必须付出劳动，就必须遵循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否则就达不到目的——不遵守农业规律就打不出粮食；不遵守科学规律就造不出两弹一星、核潜艇等等；不遵守人民战争的规律就打不了人民战争……只要是靠劳动创造财富吃饭，只要是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成功，就不得不学会遵守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就不得不认同实事求是、实践第一。
掠夺财富只是改变现成财富的归属，不是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不需要遵循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不需要付出劳动，不需要实事求是，不需要实践第一。相反，只有贬低劳动、贬低实践、贬低实事求是、贬低客观科学规律才能证明掠夺财富“合理”，才能为掠夺财富提供理论基础。
文匪不劳而获，从不参与劳动创造财富，从不参与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全靠掠夺财富为生。文匪掠夺财富，就不能不认同掠夺财富所必须的一切意识：贬低劳动、贬低实践、贬低实事求是、贬低客观科学规律。
“学而优则仕”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学”是闭门读书的主观活动，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优”是少数权威判定的主观活动，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也无关。“仕”是两个与实践无关的主观活动的结果，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同样无关。整个“学而优则仕”都属于主观活动，从头到尾都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与客观规律无关。既然无关，那就不需要实践，不需要尊重实践，不需要实事求是，不需要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而优则仕”使文人只要能让少数握有实权的“现管”权威主观上认定自己是“优”就能大功告成当上文匪，而这可以通过主观表达、主观发挥、主观夸张、主观拉拢来实现。这就使文匪的生存和成功只与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有关。凡只靠主观认定的东西都可以用弄虚作假糊弄，只有靠客观实践检验的东西才无法用弄虚作假糊弄——糊弄人做得到，糊弄客观世界做不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学而优则仕”使文人不需要对付客观的科学规律而只需要对付少数权威，而对付少数权威完全可以靠主观上的糊弄瞒天过海。
“存在决定意识”。文匪的存在既然与客观实践无关、与实事求是无关、与科学规律无关，那就不可能养成尊重客观实践、实事求是、科学规律的意识。换句话说，文匪的客观存在使其不可能具备劳动创造财富必须的一切，而是恰恰相反——虚浮、虚夸、虚伪、虚假、弄虚作假、华而不实、脱离实际、虚张声势……这是文匪先天性的胎里病。
“学而优则仕”实际确立起用唯心论的认识论判断是非的原则——“优”不“优”完全取决于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他们主观上认定“优”就“优”，他们主观上认定“劣”就“劣”，与客观实践无关，也就不需要客观实践的检验。既然不需要客观实践的检验，那就不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实事求是本身就意味着用客观实践来检验主观认定，就否定了“学而优则仕”的基本原则。
更根本的是：“学而优则仕”确立的原则实际不仅仅是凭少数权威主观认定来判断“优”不“优”，而是凭少数权威主观认定来判断一切“存在”不“存在”——“优”与“不优”都属于“存在”。确立了靠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来判定“优”不“优”这一原则本身就确立了更根本的原则：由少数权威凭主观认定来判断一切事物“存在”与否，即让少数“权威”从此垄断了判断是非的“话语权”。这就打开了颠倒是非黑白的闸门：既然“优”不“优”可以由少数权威凭主观认定，那其他一切事物“存在”不“存在”同样可以由少数权威凭主观认定——不管什么事物，权威承认就存在，不承认就不存在。如此一来，对于权威来讲就永远不存在合乎实际不合乎实际的问题：“实际”不“实际”取决于权威承认不承认，承认就是“实际”，不承认就没有什么“实际”。你说他“不符合实际”，他只要宣布你说的那个“实际”不存在就完了，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的问题？
这实际确立了用唯心论的认识论判断是非的原则。只要这一条成立，文匪就成了神仙——说什么是什么，说什么什么就存在，不说什么什么就不存在，用不着“拔根毫毛、念念有词、吹口仙气”就能大变活人，就能指鹿为马、点石成金，比“金口玉言”还灵。这就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文匪的造神过程。对文匪来说从此就不存在撒谎的问题，因为已经根本不存在说实话的问题：“实”与“不实”全凭文匪主观认定：我说是实话就是实话，我说不是实话就不是实话；我说有这回事就有，我说没这回事就没有；我说是黑就黑，我说是白就白；我说是鹿就是鹿，我说是马就是马——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没有客观存在，只有主观认定。一切以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为准，自然只能是这样的结果。
只要实现了这条，文匪持权抢劫就非常得心应手了：我说劳动创造财富劣等，劳动创造财富就是劣等；我说公有制落后没效率，公有制就是落后没效率；我说国营企业必须私有化，国营企业就必须私有化；我说工人农民劣等应该优胜劣汰，工人农民就是劣等应该优胜劣汰；我说文匪代表先进生产力该拿高薪，文匪就代表先进生产力该拿高薪；我说崩溃的校舍不是“豆腐渣工程”，那崩溃的校舍就不是“豆腐渣工程”；我说人是死于“躲猫猫”，那人就是死于“躲猫猫”；我说“防卫过当”，那就是“防卫过当”……只要有权，那就是权威，就可以想怎么说怎么说，不需要给任何根据，更不需要在乎是否合乎实际。今天的下岗、买断工龄、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金融卖国……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学而优则仕”，源于通过“学而优则仕”确立的、由“精英”凭主观认定来判断一切是非的“话语权”，源于通过“学而优则仕”巧妙建立起来的唯心论的认识论的主宰地位。自从确立“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起，今天文匪信口开河主宰一切的局面就已经注定了——不是撒谎不撒谎，而是根本就不再有实话。
既然对文匪而言跟本不存在“撒谎”这个问题，只存在“谁有权认定对与错”的问题，那文匪撒谎就不是罪，连错误都不算。在“一切由权威主观认定”的唯心论的认识论世界里，谁官大谁的表准，谁权大谁的屁香，谁势力大谁决定承认某事存在与否、决定判断某事算不算“谎言”。在这样的世界里真正的罪不是撒谎，而是挑战权威的地位——低等人要求高等人实事求是就是犯罪，因为这挑战了由“学而优则仕”确立的“存在由权威主观认定”的基本原则。
同样，到了这一步，对于文匪来说就再也不存在改正错误的问题：只要文匪不承认，那就永远不会有错误，当然也就谈不上改正错误。如此一来文匪就永远不必对任何决策错误负责：错误不错误必须由文匪说了算。只要文匪不承认，那就永远没错误。换句话说，文匪利用决策犯罪成本是零，可以不受任何惩罚。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如今的上诉会遭到“学而优则仕”的文匪们不遗余力的扼杀封锁和打击报复：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对文匪权威的挑战，意味着说：你的主观认定不对，不符合实际。认同这种行为就否定了文匪“学而优则仕”的基本原则：“意识决定存在”——如果承认权威主观认定的东西会出错，那靠权威主观认定的“学而优则仕”就同样站不住脚，这就危及了文匪的根本。因此要求文匪实事求是等于犯了文匪的大忌，不遭到打击报复才怪。
举个简单例子：按照“学而优则仕”，只要能言善辩耍笔杆子写出漂亮的论文甚至会唱会跳、哄得几个头头脑脑满意就能当将军。按照“实事求是”，只有能打仗善带兵的才能当将军。如果有人跑出来说，某某人徒有虚名，只会卖嘴，不会带兵，不能当将军，否则准吃败仗，应该罢免，按能不能打仗的标准提拔将军——这就是用“实事求是”挑战“学而优则仕”、挑战“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论的认识论了。靠写文章唱歌跳舞当上将军的必定全急眼，必定坚决反对。可见认识论之争决不是哲学家的书生笔墨官司，而是跟现实政治利害密切相关的生死较量。
把“实事求是”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要求是毛泽东的遗产。在毛泽东之前“实事求是”顶多算一种理想的美德，而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和要求——皇帝有权脱离实际，谁都无权要求皇帝实事求是。皇帝能“体察民情”、了解实际情况哪怕一次都算额外赏脸开恩，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天大造化，臣下只能感恩戴德，不能要求冒犯。皇帝不论怎样说都绝对正确，说皇帝的金口玉言不符合实际就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皇帝撒谎、出尔反尔顶多算违反了“君无戏言”，不够尊重而已，不算错，更不算罪。向皇帝撒谎是“欺君之罪”，但这也只是从藐视权威的角度定罪，而不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定罪。皇帝如此，官员同样如此：大官骗小官不算罪，小官骗大官叫“瞒上不瞒下”，也不算罪。文匪的价值观体系里从来不把“实事求是”作为判断是非的要求和标准，因为只有改造客观世界才需要实事求是，而文匪的价值观体系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不需要改造客观世界，自然不需要把实事求是当回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闹革命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这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群众性实践，必须遵从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必须实事求是。从毛泽东之后“实事求是”才成为家喻户晓广泛认同的判断是非的标准。现在文匪非毛化，其中一大内容就是铲除把“实事求是”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不如此，“学而优则仕”就站不住脚。
由此可见，如今以“不符合实际情况”为根据的喊冤、谋求公正等等其实是用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是非标准要求文匪，是用错了参照系、看错了时代、找错了对象、犯了文匪的大忌。这些行为遭到文匪的凶狠打击一点也不奇怪。
同样，指责文匪撒谎、骗人、“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等等也全是用错了参照系、看错了时代、找错了对象——在文匪看来把撒谎当罪状是很可笑的事。在文匪的是非参照系里，撒谎不是错，不是罪，而且根本就不是问题——根本不存在撒谎不撒谎的问题，不存在与事实相符不相符的问题，不存在说实话的问题，只存在与权威的认定相符不相符的问题。谁官大谁说的就是事实，就是真理，无所谓撒谎不撒谎。
理解了这点，就不难明白文匪的许多“能做不能说”：台湾丢了就丢了，只要我不承认就不算丢；钓鱼岛占了就占了，只要我不承认就不算占；南海诸岛抢了就抢了，只要我不承认就不算抢……总而言之我主观不承认的东西一概不存在，不管实际如何。所以侵犯中国主权不要紧，只是得“能做不能说”，不能逼我承认出来——这就是“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论的认识论的妙用。
劳动创造财富就需要尊重科学，就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就需要实事求是，就需要推崇“认真”。文匪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自然容不得“认真”，而只容得“虚假”。所以才会出现别人讲究认真、中国推崇“难得糊涂”的鲜明对照。
所谓“中国人爱撒谎”、“中国人爱造假”其实全是文匪的历史功劳：文匪的存在决定了与生俱来撒谎成性、弄虚作假成性的劣根性，通过从古到今的“文匪治国”使这一劣根性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流毒全国，带坏了社会风气。撒谎成风、造假成风、剽窃成风、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是文匪，是文匪治国。
明白这点，就别指望文匪会说实话，也别指望跟文匪能讲理——文匪的存在决定其根本就无实话可说。文匪的世界是“意识决定存在”的世界，文匪不承认的事实概不存在。不存在任何“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自然也无实话可说。跟文匪争辩“不符合实际”、“实事求是”，指责文匪“撒谎”等等都是找错了人，白费力气。所以文匪会干脆宣布“不争论”、“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根本就懒得跟你啰唆。
⑸．散
苍蝇最显著的特征是“散”，文匪也一样，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散”——只要绝对自由，不要任何约束，不承认任何组织纪律和集体利益、全局观念。因为文匪跟苍蝇的谋生方式一样，都是不劳而获、单独觅食、不需要集体的协作配合。这样的存在决定了文匪跟苍蝇一样的散漫、混乱、各行其是等行为特征。
最典型的例子是“海外民运”——在海外受庇护，没人干涉，充分自我表现，结果是内讧不断，恶斗不休，连起码的凝聚都没有，完全象一群无头苍蝇乱飞乱吵，充分展示了文匪的“散”。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文匪治国”等于“苍蝇治国”。拿破仑说：“狮子统帅的绵羊部队，能够打败绵羊统帅的狮子部队。”苍蝇统帅的部队呢？大概只能跟蛆虫统帅的部队较量了。而苍蝇治理的国家呢？只能治出个苍蝇样，即如鲁迅所说，“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毛病就是比“一盘散沙”更散的、一窝苍蝇一般的中国文匪治国治出来的。
这决定文匪只有散摊子的本事，没有拧成一股绳的能耐。任何完整的东西到文匪手里都只能走向支离破碎，而不是相反。（就凭这一条，文匪治国也必将使国家崩溃。）
⑹．傲
文匪创造了“知识神”，自封“神代表”，跟普通老百姓的关系是“神”对人的不平等关系，是“智商发达”的“优等人”与“智力低下”的“劣等人”的“优胜劣汰”关系。高高在上，自然有资本高人一等，自然傲慢，动不动就颐指气使的教训人：“脑残”、“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
这决定文匪有了错决不肯承认，更不肯改正——认错就否定了自己“知识神”的“神代表”无所不知的神话，今后就没法混了。所以文匪永远“文无第一”，决不肯自我批评，一定文过饰非、委过于人，煮熟的鸭子——肉烂嘴硬，见了棺材也不落泪，非一条路走到黑不可，非把一切责任推卸给别人不可，非把一切代价转嫁给别人不可。
⑺．蛮
“学而优则仕”确定了由少数权威凭主观认定来决定是非的原则。“权威说了算”的本质是“权力说了算”。权力即暴力。暴力本身就是蛮横不讲理的东西：你愿意也得服从，不愿意也得服从。文匪靠“权威定是非”原则的必然结果是权力说话，蛮不讲理。
“学而优则仕”不仅确立了由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来判断一切事物“存在”与否的“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论的认识论原则，而且把人划分出了高低贵贱：“少数权威”和文匪——“学而优则仕”里的那个“仕”——从此属于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其他人则从此属于低人一等的“精神贱民”。既然是贵族，那文匪对“精神贱民”傲然相向、蛮不讲理就一点也不奇怪。
难怪北京大学教授、博士陈才明2007年12月在“全国基础教育·黄冈论坛”、“课程、课堂、教学改革论坛”上敢公然宣称：“高考的本质内容，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上等人进北大、清华，中等人进武汉大学，下等人进什么职业学校。”
这决定文匪不可能跟普通老百姓讲“平等”——大家平起平坐，还怎么能显示出文匪高人一头？所以说文匪所谓的“平等”全是假话。文匪目中无人，做决定时决不会替别人着想。厉以宁敢一句话就剥夺几千万老工人的生计，“主流经济学家”敢宣布“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都可以”——如果平等待人，根本不可能如此蛮横无理。
⑻．懦
苍蝇没有自食其力的本领，不劳而获全靠有翅膀。没有翅膀就只是个爬虫，懦弱之至。苍蝇没有集体，永远只是个体，只能凭一己之力应付一切风浪，不能不感觉势单力薄，遇到任何风吹草动都胆战心惊仓惶逃跑。文匪没有自食其力的本领，不劳而获全靠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了权力就丧失一切，就象没有翅膀的蛆虫一样只能匍匐，就只能束手无策，就半点底气没有，就格外怯懦。甚至只要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都会张皇失措。文匪没有集体，永远只是个体，只能凭一己之力应付一切风浪，不能不感觉势单力薄，遇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胆战心惊仓惶逃跑。因此文匪既狂妄，又胆怯；既傲慢，又卑下，正如鲁迅所形容：“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文匪是“意识决定存在”，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是权威的主观认定而不是客观实践。不管事实如何，文匪概不认帐，只认谁的权威更大——实际是只认谁的拳头更大。所以鲁迅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注：布尔什维克）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文匪是软暴力的老祖宗，你跟它讲理，它永远用软暴力胡搅蛮缠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你听之任之，它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律，自我膨胀能把宇宙撑破。没有硬暴力的强行制约，文匪从来无法无天——所以俄罗斯要制定法律禁止妖魔化斯大林和前苏联时期：没这种硬性规定，文匪不把天掀翻誓不罢休。而只有把国家生存置于一切之上，才敢不怕被文匪骂成“独裁”、“限制言论自由”等罪名对整天耍赖的文匪动武。
这决定文匪只认武，不认文、只吃硬，不吃软，永远欺软怕硬，永远虚张声势。你越客气，它越穷凶极恶；你逼上梁山团结起来跟它拼命，它立刻吓得尿裤子。
⑼．诈
文匪不事生产、不事创造、不懂实践、不懂科学，要谋生就得抢劫，要抢劫就要有权力。要获取权力就得靠阴谋诡计。这使文匪拼命钻研与获取权力有关的东西——权术。而权术就意味着奸诈。
中国文匪两千多年来只干了一件事：弄权；只琢磨了一种学问：权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即权术，尊儒即弄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罢黜百家，独尊权术”。中国两千多年来除了权术，其他任何学术体系都发展不起来，更不用说建立起完整的严密的自然科学体系——两千多年“罢黜百家，独尊权术”、“只认权术，不认学术”，其他科学学术如何发展得起来？（中国如今仍在“独尊权术”呢：君不见现在的《百家讲坛》一直在系统地、大规模地介绍从古到今历朝历代形形色色勾心斗角的权术、把电视娱乐节目变成了权术普及培训班吗？）随便找个中国文人“精英”，其权术原则就能一套一套的。各种权谋术语已经家喻户晓，路人皆知，什么“借刀杀人”、“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两面三刀”、“含沙射影”、“嫁祸于人”、“金蝉脱壳”、“口蜜腹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不管中国科学文化水平如何落后，权术水平永远世界第一，没人能比。这是两千多年文匪治国的一大历史遗产——文匪治国就是权术治国。权术意味着阴谋诡计，意味着尔虞我诈，意味着勾心斗角，意味着说假话，意味着奸诈。中国人之间为什么那么多互相算计和内斗？“罢黜百家，独尊权术”。为什么越是文人聚集的地方人事关系越复杂？“罢黜百家，独尊权术”。为什么只要文人当政整个社会立刻谎话连篇造假成风？“罢黜百家，独尊权术”——文匪治国的必然后果。
文匪的奸诈本性使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秩序必须的实事求是和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在中国无发立足。就凭这点就可以说，文匪治国只能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⑽．赖
文匪的本性使其永远瞎指挥，永远不认错。
文匪谋生方式象苍蝇，所以文匪也象苍蝇一样一切都为自己，决不为其他任何人的死活考虑。
文匪唯利是图，只要有利可图，不在乎用什么借口。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文匪全靠当“知识神”的“神代表”混日子，所以必须维持自己“一贯正确”、“无所不知”的神话。文匪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毫无实践常识，一切只能凭空想当然拍脑袋，所以总是错误百出。而文匪出了错误决不能承认。一旦认错，那就无法证明自己全知全能，就不能维持文匪“知识神”的“神代表”的神话，就会危及“学而优则仕”了——并不“优”嘛。即便某个文匪肯认错，其它文匪也容不得它认错，因为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一个文匪“神代表”的神话破坏，所有的文匪的神话同样会破坏。这就决定文匪必须文过饰非，必须靠“意识决定存在”过日子，必须靠话语权把一切错误说成成绩，必须玩弄权术，必须容不得实事求是、信誉信用，必须说话不算数，必须决不对说的话、许的愿负责，必须不管如何自相矛盾也决不认错——从古到今，哪个文匪承认过自己错了的？
这一切决定文匪治国的机制是一个没有丝毫纠错功能的机制，只允许自己不断出错，决不允许任何人纠正自己的错误。
所以别指望靠实事求是、靠“摆事实、讲道德”跟文匪打交道，别指望文匪能认错，更别指望文匪能“批评与自我批评”。
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只存在于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奋斗的人们之间：大家都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有错就认、有错就改是应该的，因为只有这样能把共同的事做好。比如大家乘同一辆车同赴一处，司机开错了路，有人发现了提出来，司机只要是真心要同赴一处，当然会立刻纠正，为的能够到达目的地。如果司机把自己的“无所不知、一贯正确”看得高于一切，那就可能不认错，一意孤行，甚至等到错得不可收拾便干脆说车坏了，走不了，大家散伙了事。
文匪无法靠语言掩盖错误时，做得会比说车坏了、大家散伙的司机更绝更损：杀人灭口，永远剥夺知情者说话的机会，使之永远没机会出来戳穿文匪的谎言。
当文匪把国营企业搞乱、无法自圆其说时就干脆宣布国营企业本来就不该存在，全部毁光，这样自己拍脑袋瞎指挥的罪恶就无人追究了。
当文匪把中国社会搞乱、无法应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就干脆鼓吹整个国家制度应该推倒重来、“改名易帜”、“自由选举”、“休克疗法”……只要国家分崩离析，自己借改革之机祸国殃民的一切罪恶就无人追究了。
文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不惜牺牲任何人也要保住自己“一贯正确”、“无所不知”的神话，决不认错。说白了就是一个字：赖——耍无赖。
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为什么文匪撒谎不眨眼、打击*不手软、颠倒黑白不脸红、弄虚作假不在乎——无赖本性所致。
⑾．鄙
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鲁迅说：“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
文匪既然象苍蝇一样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那也就只能象苍蝇一样得过且过，不能也不可能替别人着想，不能也不可能有远见——就凭文匪的存在，如何预测今后几十年如何抢劫财富？能说为了计划将来有的抢，眼前的抢劫要适可而止吗？即便能制定出这样制约，在一团象苍蝇一般不受任何制约的文匪中也行不通——你不抢，别人（蝇）抢。与其别人（蝇）抢，不如自己抢——文匪类同苍蝇的客观存在使其不可能不象苍蝇那样肤浅，不可能有远谋，不可能不鄙劣。
这决定把命运寄托在文匪的“知识”、“远见”上愚蠢透顶，想相信文匪都不行：你刚相信它这句话，它下句话就变了，再信再变，永远跟不上趟——就象苍蝇一样随时变来变去，永远没个准。
⑿．劣
文匪象苍蝇一样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心目中只有自己，只为自己，不承认任何约束，不承认任何道德，只要自己眼前需要，其他一切都不管不顾，旁若无人（蝇）。这就使文匪行为必然卑劣。几千年中这种卑劣行为积累多了，人们熟识之余相关描述也就格外丰富多彩——好词没多少，恶评却如潮，比如：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书生气十足、百无一用是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书读死、书蠹腐儒、迂阔酸臭、华而不实、多谋少断、优柔寡断、拍脑袋想当然、数典忘祖、照本宣科、咬文嚼字、寻章摘句、食古不化、舞文弄墨、卖弄辞藻、华词丽藻、文字游戏、笔墨官司、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无病呻吟、滥竽充数、夸夸其谈、怀才不遇、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狂热浮躁、空话连篇、空谈误国、纸上谈兵、耍笔杆弄玄虚、象牙之塔、闭门造车、按图索骥、刻舟求剑、不切实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蔑视群众、鄙视劳动、好高骛远、狂妄自大、孤芳自赏、目空一切、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以为是、自吹自擂、自我卖弄、自由散漫、自高自大、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花言巧语、能说会道、能言善辩、言不及义、言之无物、言行不一、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敏于言而拙于行、光说不练、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凭三寸不烂之舌谣言惑众、狗掀帘子——全仗着嘴功、煮熟的鸭子——肉烂嘴硬、三斤鸭子两斤半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负气倜傥、附庸风雅、尸位素餐、心胸狭隘、一盘散沙、左右摇摆、胆小如鼠、首鼠两端、鼠目寸光、苟且偷安、牢骚满腹、两面三刀、两面派、人面兽心、似是而非、假仁假义、假清高、假道学、伪君子真小人、道貌岸然假正经、卑躬屈膝、奴颜婢膝、厚颜无耻、恬不知耻、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各怀鬼胎、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谗懒皮猾、弄虚作假、心理阴暗、怯懦卑劣、投机取巧、投机钻营、趋炎附势、模棱两可、欺软怕硬、死皮赖脸、毫无原则、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狐假虎威、背信弃义、色厉内荏、虚伪做作、不懂装懂、故弄玄虚、装模作样、装腔作势、说一套做一套、贪生怕死、阳奉阴违、阴谋诡计、阴阳怪气、阴险毒辣、阿臾逢迎、长袖善舞、八面玲珑、食言而肥、专横跋扈、主观武断、草菅人命、剽窃抄袭、卖友求荣、卖国求荣、吃里扒外、含沙射影、阿谀逢迎、吹牛拍马、吹牛撒谎、吹毛求疵、信口开河、信口雌黄、借题发挥、轻描淡写、大做文章、大肆渲染、表面文章、充耳不闻、小肚鸡肠、尔虞我诈、崇洋媚外、工于心计、巧言令色、强词夺理、胡狡蛮缠、狡赖诡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挑拨离间、拨弄是非、摇唇鼓舌、搬嘴弄舌、文字构陷、文痞文丐、文过饰非、委过于人、敷衍塞责、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暗中拆台、狡诈阴险、栽赃诬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歪曲捏造、煽风点火、睚眦必报、结党营私、罗织罪名、莫须有、蝇营狗苟、衣冠禽兽、认贼作父、谣言惑众、蛊惑人心、造谣中伤、锱铢计较、朋比为奸、党同伐异、内斗不休、勾心斗角、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嫁祸于人、互相拆台、无知、无耻、无能、无赖、无聊……
几千年来构成统治中国的政府官员的“文人精英”，就是这么一群“一私二懒三贪四假五散六傲七蛮八懦九诈十赖十一鄙十二劣”的东西。这就是茅于轼所说“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所谓的“文人精英”。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文人精英”统治中国。由这样的苍蝇长期治理，难怪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难怪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难怪那么多中国人染上了种种恶习，难怪中国落后挨打——这一切都是“文匪治国”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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