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bayan按：我们评价文革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这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才能使文革的经验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要不然站在保守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或者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搞折中主义、各打50大板，都实际上偏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只能是歪曲历史，根本不能总结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有用的经验教训。
“风之谷”先生眼中的文革是：高粱地里无好人
评“风之谷”先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冤有头，债有主》
韩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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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复辟和中国无产阶级的逐渐觉醒，过去，被邓小平为首的走派彻底否定、歪曲、颠倒的文化大革命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历史资料也逐渐地被关心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人士发掘和披露出来，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认识和接受。
毫无疑问，对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来说，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是人类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启蒙运动；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一十多年后，无产阶级“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再实践和再认识；是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徒子徒孙们想起来都感到恐惧和战栗的红色风暴。
正因为如此，重新登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孝子贤孙以及他们豢养的文痞和走狗，利用他们从人民手中窃取的一切资源，一方面不择手段地封锁、屏蔽信息，挖空心思地杜撰回忆文章、编写自传，歪曲、诋毁、妖魔化那段革命历史，竭力阻挠人民的觉醒和许许多多关心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青年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另一方面，继续拉拢、收买、威胁和利诱在三十多年前召开的特色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投降走资派，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后来与走资派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绊脚石而边缘化的一伙人，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掩盖他们共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尽管这些用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自己顶戴花翎的刽子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们因为在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走资派产生了意见分歧，但是，在歪曲、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张、江、王、姚等人和全国各地造反派的历史功绩，对自己在那段历史中的角色进行辩护和粉饰等方面，则完全是一致的。
迫于形势的发展，那些双手沾满无产阶级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和判徒们，为了继续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和理所当然的“继承者”，继续欺骗正在觉醒的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欺骗、拉拢和引诱关心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青年学生，再一次投机到革命营垒里。他们一方面假惺惺地肯定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假惺惺地肯定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另一方面，则把贯彻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忠诚实践者——江、张、王、姚四位杰出代表和一大批曾经跟走资派血战的革命造反派排挤出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范围之外。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以被某些人誉为“革命老人”魏巍的高足“梅俏”（澄宇，萧衍庆）先生。“梅俏”先生在《极左派的纪念是危险的！》一文中引用魏巍的话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个少有的坏人和‘否定一切’的‘四人帮’。”革命领袖“也有误信、误判，这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我们对此不可讳言，但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应当肯定，不应否定。因此，文化大革命必须基本上肯定是正确的。”对于“梅俏”先生所提出的无耻谬论，已经被冬子同志批得体无完肤，本文不再赘述。
最近，在文革研究网上，官僚资产阶级卫道士“风之谷”先生，连续帖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冤有头，债有主——造反派的历史责任》两篇文章，把自己打扮成“高明”、“睿智”的历史裁判，站在道德高度，一方面，对“把文革变成武斗”“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和以“莫须有”的罪名镇压、血洗“造反派”的“官僚集团（包括以刘邓为首的行政官僚集团和以林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大加谴责和挞伐，另一方面，又对“靠着文化大革命上台”并成为“一伙新贵”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和造反派领袖们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一方面，对“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共，尤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执政的老官僚集团，不想承认本集团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而“积极寻找替罪羊”的恶劣行径提出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却又谴责造反派“‘领袖们’在文革中都犯有极大的错误、有的甚至是罪行”，“积极参与了‘sirenbang’的帮派活动”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是“触犯了刑律的坏人”[b]；[/b]一方面谴责“官方舆论”“把什么都归结于造反派”，使“文革中错综复杂的政治迫害现象被简单化了，迫害的主要制造者－官僚集团（包括以刘邓为首的行政官僚集团和以林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的罪责被轻描淡写了，而反抗政治迫害的群众——造反派却被妖魔化了。”另一方面，又假惺惺谴责“自1976年开始的在各省市大抓‘sirenbang’黑干将、黑爪牙的‘揭、批、查’运动，在不少两派斗争本来就严重存在的省市迅速地演变为一场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阶级队伍’。成千上万的参加过造反的群众又一次被斗被关、致伤致残。”为被华、叶、邓清洗镇压的造反派伸冤叫屈。
这种对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派别——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者“各打五十大板”，看上去“客观”、“公平”、“公正”，而实际则是为了贩卖他的“高粱地里无好人的”无耻谬论，继续掩盖并蓄意歪曲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为目前执政的特色党的合法地位寻找光明堂皇的注脚。
“风之谷”先生在《冤有头，债有主——造反派的历史责任》一文中说，“提出上述集体失忆现象，不是要掩盖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及其个人确实参与了的任何错误和罪恶。而是表明我们今天严肃的历史研究的态度。”而且，在该文的结尾处，“风之谷”先生还慷慨激昂地责问道，“冤有头，债有主。当年的造反派已经垂垂老矣，而迫害者依旧沉默。难道要把这一切带进坟墓吗？纵然过了追诉时期，至少要让我们，让我们的后代知道，那曾经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风之谷”先生真是为了澄清历史真相，真是希望“让我们的后代知道，那曾经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吗？凡是读过“风之谷”先生这两篇文章的人都知道，“风之谷”先生慷慨激昂的陈词完全是鬼话连篇的谎言！
与“梅俏”先生在《极左派的纪念是危险的！》一文引用魏巍“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个少有的坏人和‘否定一切’的‘四人帮’”这一无耻谬论不同，“风之谷”先生在他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冤有头，债有主——造反派的历史责任》中，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热情”地讴歌与赞扬，另一方面，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江、张王姚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
“文化大革命更是六十年代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新型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挑战，是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一个新里程碑。”（“风之谷”《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不仅如此，“风之谷”先生还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泛影响给予极为“崇高”的评价：“六十年代是最为革命动荡的年代。从亚非拉的广阔大陆，到西方国家的大都市和校园，是一派‘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景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天下大乱，形势大好’”。那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文革）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他在引用斯诺这段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之后，顿发感叹说“一个外国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胜过我们的许多同志吗？”
正是在这种“无私无畏”地热情赞扬和歌颂之声中，“风之谷”先生在读者不经意中悄悄地塞进了自己的私货：“文革以平等为号召，才吸引了民众的积极参与，而文革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却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文革中以更快的速度腐化了。他们篡夺了文化革命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镇压了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代表的也是一伙新贵”，“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一样，“严格说来也只是第四代资产阶级”。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风之谷”先生的阶级立场和意图。在“风之谷”眼中，凡是进入文化大革命这块“高粱地的人，没有一个好家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代表的（造反派）既然“也是一伙新贵”，是与华、汪等人一样“也只是第四代资产阶级”，那么，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除了“风之谷”所说“民众”和他赞扬的“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其余的人全都是无耻的投机分子，全都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这完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蓄意歪曲，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以及千百万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恶意诬蔑和诋毁。
“风之谷”先生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代表的也是一伙新贵”，是与华国锋、汪东兴一样，“严格说来也只是第四代资产阶级”，主要证据就是张春桥在上海的一些作为和对待文艺作品的态度。他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对张春桥这样论述道，“文化革命中，上海的工人是主力军，红卫兵是先锋。革命成功了，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张春桥他们成了新贵，既然有了权有了势，自然不要革命了，所以他到上海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革命者打下去，就像蒋介石那样需要发动四•一二政变。革命的组织必须全部摧残，工总司大旗不能倒就改造。文化革命不搞他们就上不了台，但绝不允许再有群众造反，于是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文艺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
请问“风之谷”先生，张春桥到上海所作的这个“第一件事”在什么时间？又是如何“像蒋介石那样需要发动四•一二政变”“把革命者打下去”的？张又是以什么方式“改造”工总司的？从目前所有公布出来的各种资料中，哪位同志曾经看到过张春桥到上海“把革命者打下去”的“第一件事”，并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改造”“工总司”的历史史料？强烈“风之谷”先生务必拿出张春桥到上海把“革命者打下去”并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摧残”“革命组织”、“改造”工总司的证据来。
至于“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文艺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笔者虽然只是一玩童，但是有幸学习过走资派上台后文化部统编的当代文学史，即使修正主义当局对所谓的“四人帮”恨之入骨，但是，在教材中，从来没有看到，更没有听任何一个教授、讲师、作家或批评家提到江、张、王、姚当政时，曾把“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如果张春桥真有把“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的“罪行”，对张春桥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修正主义当局为什么没有对他这一“罪行”的揭露和批判？既然没有对这一“罪行”揭露和批判，那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明“风之谷”先生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攻击与诋毁。二是这一事实本身符合毛泽东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除些，还有其它任何方式的释义吗？如果有其它解释，请“风之谷”先生拿出相应的证据！
列宁同志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对无产阶级来说是这样，对资产阶级来说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是革命形式（方式、方法和手段）与革命内容（要求、认识、思想、目标和理论等）的统一。革命内容都是依附一定的革命形式才得以开展的。没有一定的革命形式和手段为载体，革命内容再丰富、再生动、再科学，革命运动也不可能开展起来；没有一定的革命内容，再完美，再科学的形式和手段也不过是一俱空壳而已。毫无疑问，“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斗私批修”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是与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以及“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具体实践严密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这一理是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总结，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再一次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再实践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也是指导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和今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光辉理论。因此，没有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以及“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具体实践，揪出并打倒刘、邓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可能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目标与要求既主要内容的贯彻落实，革命形式和革命手段的运用与指导都是由人一步步落实的。正像“风之谷”先生在文章中曾经反复表术的，自建国后，中共党内早就开始一步步形成一个极为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这一官僚体系又多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追随者，就连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毫不例外。那么，毛泽东同志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极力维护既得利益的形势下进行文化大革命，究竟依靠谁来贯彻实施他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呢？凡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否认，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自始至终所依重的都以江青、张春桥等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和王洪文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江、张、王、姚也始终如一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内。如果毛泽东不依靠在思想、认识、行动上和自己一致，并坚决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江、张、王、姚和许许多多革命造反派，能实现“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维护社会主义永不变色吗？毛泽东不依靠在思想、认识、行动上和自己一致，并坚决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江、张、王、姚和许许多多革命造反派，他指导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重要指示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靠谁去贯彻落实呢？
请问“风之谷”先生，既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代表的也是一伙新贵”，是与华国锋、汪东兴一样，“严格说来也只是第四代资产阶级”，那么，你所说的“革命成功了，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这个革命派究竟是谁呢？难道是你“风之谷”先生一个人吗？在“风之谷”看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仅是靠着文化大革命上台“一伙新贵”，而文革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也“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篡夺了文化革命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镇压了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些谬论与“梅俏”在《极左派的纪念是危险的！》中提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个少有的坏人和‘否定一切’的‘四人帮’”的目的一样，都是把企图把江、张、王、姚排挤出以毛泽东为道的正确路线之外，都是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抽象肯定，对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具体否定，都是替制造武斗的走资派操纵的“保守派”掩盖罪恶，替出卖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粉饰和辩护，都是通过对江、张、王等人以及许多造反派头头历史功绩的否定，割裂毛泽东同志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系，从而达到孤立毛泽东、否定毛泽东、进而实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
勿庸讳言，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革命造反派逐步蜕化、发展并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更是因为他们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膨胀的结果。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完全是一种投机行为，最终堕落成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是必然的。但是，还有许多造反派领袖是诚心诚意地跟着毛泽东和江、张、王、姚干革命的，就是经过华、叶、邓的残酷镇压和血洗，经过许多年的牢狱之苦，至今依然有一批造反派领袖不改其志，他们不仅没有像其他“造反派”和“造反派领袖”那样向官僚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没有消沉和堕落，而且有的还像当初年轻时那样，在与走资派、修正主义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对于中国修正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风之谷”先生来说，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他不愿看到的事实，才用偷换概念的手法，用部分代替全体来移花接木，用否定特殊，从而否定整体的手法继续按照他们祭为“改革开放鼻祖”的邓小平在特色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两个臭名昭著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
不仅如此，“风之谷”先生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冤有头，债有主——造反派的历史责任》两篇文章，以自己的臆猜臆断和臆想作为立论根据，因而，在论述中，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就成为他这两篇文章的最大特点。
“风之谷”先生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论述道，“毛泽东对党内大多数人的不清醒，是有充分估计的。所以在他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特别写明；‘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并且还引用毛泽东同志总结自己一生做的两件大事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来加以佐证，“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主张”，尤其是他对“保守派在整个文革期间，为把文革变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的论述，足以说明“风之谷”先生对当时“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是有抵触情绪并不惜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来表达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是有所认识的，所以，“风之谷”先生就得出“文革失败的内因，首先在于力量对比悬殊”的结论。既然如此，那么，“风之谷”先生又为什么在文章中反复强调“革命成功了，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张春桥他们成了新贵，既然有了权有了势，自然不要革命了，所以他到上海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革命者打下去，就像蒋介石那样需要发动四•一二政变”？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说，“在文化革命取得了胜利的九大，毛泽东就说过，过几年以后还要革命，后来还多次说‘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文化革命’。如果没有新的资产阶级发生，哪儿还会需要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呢？我们不能想象，以后新的文化革命仅仅是把刘邓代表的走资派再揪斗一番。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刘邓就是企图把老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揪斗一番，再把一批无辜的或有些小问题的群众打击一番就混过关。”
从这两段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论述中，我们足以看出“风之谷”先生“研究历史”的“态度”是多么“严肃”啊！
“风之谷”先生在《冤有头，债有主——造反派的历史责任》还论述说，“毫无疑问，这些‘领袖们’在文革中都犯有极大的错误、有的甚至是罪行。”“这些人中确实有一部分积极参与了“sirenbang”的帮派活动的，如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也确有一些是触犯了刑律的坏人”。然而，“风之谷”先生通过引证如下事实：“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却是：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林彪、 jiangqing反革命集团’，只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号召‘造反’。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是这个党中央的一员，都是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投了赞成票的！另外，1979年中国便有了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新的《刑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本法自一九八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如果按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使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进而又得出一个与自己上述判断完全相反的结论：“毫无疑问，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种合法行为，完全无罪可定。”既然“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种合法行为，完全无罪可定”，那么，“风之谷”先生又是依据哪部法律法规、依据什么时候颁部实施的法律法规判定“这些‘领袖们’在文革中都犯有极大的错误、有的甚至是罪行”的？“这些人”到底“触犯了”哪些人的“刑律”？这种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的混帐逻辑无疑于是自打耳光！
既然“风之谷”先生知道“……老官僚集团侧重要清算的却主要是他们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为’”，那么，“风之谷”先生又根据什么理由和证据得出“文革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却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文革中以更快的速度腐化了。他们篡夺了文化革命的相当一部分成果，镇压了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既然华、汪等人“取代刘邓篡夺权力对于人民革命来说是一个反动倒退”，“风之谷”先生又是根据什么依据和理由说“社会总的来说还是进了一步”？
诸如此类，这些前后矛盾、逻辑混乱、自打耳光、前言不搭后语的论述，在“风之谷”先生“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两篇文章中比比皆是。请问“风之谷”先生，你是澄清历史真相，“让我们的后代知道，那曾经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还是故意歪曲历史，混淆视听？
即使这样，“风之谷”先生还不满足，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还故意用采用“白马非马”、“循环定义”等手法，企图诱使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诱使许许多多追求进步、探求真理又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陷入他蓄意设置的迷魂阵中，分不清谁是谁非，辩不明哪些是正确，哪些是谬误甚至是反动的。
“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是因为，不管什么革命，都无法将矛盾全部解决掉。毛泽东就经常说：“没有矛盾不成世界”。革命也解决了当前的主要矛盾，然而作为将来矛盾的萌芽不仅不会消灭掉，反而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成为新的条件下新的主要矛盾。”
“革命胜利了，胜利果实却落入革命的新贵手里，革命派却被打下去了！新贵代替了旧贵，人民依然受剥削！不到新的生产关系发挥出它全部的优越性，总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这些反动或反革命往往夺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但是，革命永远不会退回原来的起点。因为每次革命都推翻了已完全腐败没落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解决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人们思想意识中，已经严重地阻碍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矛盾。从而推动了社会和生产力的大发展。”
“文革结束后，新资产阶级随着文革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发展，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腐朽，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2008年就是一个关口，即使官僚还能太平几年，到了一定时候总会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们妄图‘告别革命’，但革命总会革到他们头上，这就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到了那时，在人民革命中第三批走资派又会冒了出来，一方面他们也会出来镇压革命人民，篡夺一部分权力，另一方面和已经腐朽的第二批走资派又是有矛盾的，并带有一定的进步性，这使他们也是一时打不倒的，并随着生产力的再一次大发展而发展，也随着生产力的再一次大发展而腐朽，然后也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企图夺取全部政权，到了适当时机又会发生第三次文化大革命，历史一贯如此！”
这就是“风之谷”先生的逻辑，这就是“风之谷”要告诉“我们的后代”的历史真相：高粱地里没好人，整个文革没有谁是谁非；无产阶级革命永远不会胜利，资产阶级永远打不倒，共产主义永远没有实现的那一天。所以，工农群众永远别指望着自己解放自己。
毫不奇怪，这些无耻谬论完全符合“风之谷”先生的阶级地位和他的阶级本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烙印。把自打扮成“革命者”的“风之谷”先生心里非常明白，在越来越多的工农群众、越来越多青年学生逐步觉醒的时候，如果一旦把他们和走资派共同否定和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如果确立张、江、王、姚是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战士，“风之谷”先生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执政地位不仅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强烈质疑，而且“如果搞不懂，甚至会闹得千万人头落地”。这的确“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因此，“风之谷”先生就自告奋勇地拿起“批判的武器”，打着总结历史，辩明是非，“让我们的后代知道，那曾经是个什么样的时代”的幌子，按照主子的要求，继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风之谷”先生，难道这不是你那两篇文章的目的吗？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四日
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和《冤有头，债有主——造反派的历史责任》，均见“文革研究网”
地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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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有头，债有主——造反派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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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angbayan 于 2009-6-16 12:0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