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庆在《双水峪》里怎样编造谎言恶毒污蔑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
吴承思
2008-12-31
毛泽东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于1962年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1964年底，他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在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实践中，一直在探索“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1966年，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体系和路线经过长期经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势力，由于当时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必须依靠当时共产党员中和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中比较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先进分子，重新组织起来，向新形势下的最危险的阶级敌人发起进攻。这是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组织保证。于是，适应这个新形势下革命新任务的需要，在当时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大批勇敢地带头“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露批判斗争的先进分子——革命造反派。
革命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他们一出现，就得到了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毛泽东在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表示了对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他在五天后1966年8月5日又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亲自带领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总司令。广大革命造反派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结合起来能够贯彻执行的组织保障。正因为如此，这个新生力量一诞生，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
让我们看看革命造反派在十年文革中精心动魄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历吧。在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烈火刚开始点燃时就遭到镇压，在半年后一月革命风暴刚取得初步胜利后的“二月逆流”里又遭到镇压，在1967年夏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洪流受到腥风血雨般的打击，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时很多地区的深挖五一六，到文革后期由靠欺骗重新上台的邓小平导演的右倾翻案风，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马上发生的反革命政变和党内资产阶级正式上台、全国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在几十年里不断受到的斩草除根般的轮番打击。那些顽固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党内资产阶级，时时刻刻都在利用各种可能利用的一切机会，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随时都妄图置于死地而彻底消灭掉。在时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眼里，革命造反派成了洪水猛兽，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这毫不奇怪，先进阶级开展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一个是靠正确路线、一个是靠组织起来贯彻这条路线的人，两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是这样两者结合起来的产物。完全可以说，对待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进行革命的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始终是十年文革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焦点，是是否真正拥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试金石。
那么，打着拥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萧衍庆，是怎样看待革命造反派的呢？
萧衍庆在他的《双水峪》里描写的革命造反派，不论是骨干还是一般群众，就几乎全是反面角色。他怀着对革命造反派的满腔的阶级仇恨，用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来的描写反面人物的本领，把革命造反派描写成在所谓林彪篡党夺权路线下的一个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满肚子坏水、其坏无比的阶级异己分子、权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罪恶累累丧尽天良的杀人犯、下流成性的流氓、两面三刀的政客、极端个人主义分子、恶霸、官迷、色鬼、好吃懒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凡是一般人民群众痛恨的应该贬击的丑行，都被他用来描写这些人了。一句话，萧衍庆把革命造反派描写成了中华民族的丑类。
让我们来看看萧衍庆是怎样描写的吧。
萧衍庆在书中努力着墨刻画的双水峪村主要造反派人物叫杨有智，是一个年少时就有过通敌行为、文革中妄图为他在解放前有过变节行为后在‘四清’中下台的父亲翻案的下放干部，是一个以大队革委秘书身份操控双水峪的“比造反派还造反派”（见148页）的其坏无比的坏人、阴谋家、杀人犯、阶级异己分子。双水峪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望台湾，盼蒋贼”的地主分子蔡廷哲“把变天的希望寄托在杨有智”身上，蔡廷哲“活着的时候，像一根皮管子插进他（指杨有智——见765页）的后脑勺，向他灌输这些古玩艺儿，使他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言人”。杨有智一方面听命于地主分子蔡廷哲，另方面又以市里造反派头头李步林为直接后台，在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张春桥这些所谓“新左派”势力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双水峪干尽了坏事，发生的所有坏事几乎都是此人策划所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集丑恶之大成的反派人物。
为了衬托革命造反派的“坏”，萧衍庆又着力刻画了双水峪文革开始被批判打倒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杜春山，把杜春山描写成一个始终听毛主席的话、对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作风正派、密切联系群众、热爱劳动、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从文革开始被打倒一直到1971年整整四年靠边站，受到杨有智的造反和迫害。但是由于萧衍庆心里有鬼，对于杜春山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到底有没有执行旧北京市委推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这条路线是拥护还是反对，一字不提。他刻画的这样好的领导干部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是利用刻画杜春山来为党内走资派喊冤，为恶毒攻击革命造反派服务。
约略统计了一下，萧衍庆在这样一本书中，赤裸裸地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造反派、为走资派歌功颂德鸣冤叫屈，竟不下200多处，充满全书，俯拾皆是，其语言的激烈，反映了他仇恨的激烈。
除了前面已经引述的外，让我们再随手挑出几处萧衍庆的描写，来看看他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的不满和仇恨。
对文化大革命，他是这样描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几个回乡的知识青年给大队党支部书记杜春山贴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他在工作中“推行了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老实说，写大字报的人并不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只是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看见报上这也放火，那也开炮，又见这个村一张大字报打倒了村支书，那个队一张大字报就能勒令队长靠边站，他们一回到双水峪，就照着样子折腾起来了。（见22——23页）
他借佟丽枝在1971年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真是一潭浑水，好人成坏人，坏人成好人”。（见94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炮打，那炮打，各村的一把手全都打倒了。……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了敌人。现在看，全都打错了。”（见126页）
他妄图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就必须为刘少奇叛徒集团翻案，攻击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抓叛徒的革命行动，他借公社党委书记梁国栋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抓叛徒成风。我就疑心，我们这样一个好的党，怎么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叛徒？林彪的面目一暴露，清楚了。原来是真叛徒想借群众的手，搞真正的革命者”。（见356页）
借杜春山叙述文化大革命前四年：“四年了，……面临过那么多的黑暗……当一把手的，全都如此……特别是他看到党中央那么多的老革命都被风暴席卷着”。（见281页）
对于他所最为痛恨的造反派，他是这样描写的：（在杨有智和杨立伦谈话后）这种教训人的面孔、语言，好象天上的冰雹，城里、山村一个样。从机关造反派那里，从工宣队、军宣队那里，他都领教过。（见49页）
借李步林回顾文革初期他们北京市的一个造反司令“占山为王，急着弄几个女人鬼混”（见219页）
借佟丽枝的话：“挨批的人不一定都就恨文化大革命，不挨批的人也不一定就都拥护文化大革命。挨批不挨批，不是区分好人坏人的办法。有些人像是拥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借文化大革命实现个人野心。”（见19页）
借生产队社员群众的话说造反派“实际上是歪嘴和尚念经。说穿了，根本不是替社员着想，老想着他们造反有功。他们的功越大，社员们吃的亏就越多。”（见42页）
借官复原职后的公社党委书记梁国栋的话说“一些人借着文化大革命，私欲膨胀，权欲熏心，明里暗里干起违反群众利益的坏事。”（见404页）
借市里造反派头头李步林的媳妇的话说李步林：“爱说大话不脸红，野心勃勃往上爬，没得梯子也敢上。“（见757页）
借一位老太太的话说公社里另一个造反派头头陈闻月：“是个官迷，顾名不顾家”（见1023页），还描写这个陈闻月“滥用群众专政威力”为私利逼人“在自家房梁上悬梁自尽”（见975页）。
借双水峪有威信的基本群众韩巨山的话说：“依我看，这号人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他成天价说别人‘走资’，兴许他就在‘走资’呢！”（见59页）
即使对于北京市区居民群众里的造反派，萧衍庆也不放过，他直接描写：“再看看造反妈，一付势利眼，小市民派头。”（见904页）
借旧北京市委印刷厂排字工人刘珍的话说：“混进革委会的坏蛋，利用工人的造反情绪，把矛头指向你们，我们就是不相信。……有些人就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好象只有不顾事实，把别人打成反革命，才能证明他是革命的。这种人，我看都是官迷，跳得高，栽得重，没有好下场。”（见903页）
萧衍庆这样直接评价他所刻画的两个主要造反派人物杨有智、李步林：“他们看起来是‘拜把兄弟’，实际上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新的阶级烙印。这就是利用文化大革命，培植个人的野心。不同的是，杨有智带有强烈的阶级复仇色彩，而李步林则是新生的。”（见759页 ）
借李林山的话说：“过去的敌人是地主老财，现在的敌人是戴红帽子的家伙。”（见1056页）萧衍庆在《双水峪》里刻画的“戴红帽子的家伙”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造反的人，他这句话就等于是说：过去的敌人是地主老财，现在的敌人就是那些起来造反的人。
在萧衍庆的这部小说里，有一个唯一支持造反派的基层干部、双水峪大队原支部副书记韩守秋，他是这样描写的：“敢干错事、坏事”，刚土改完就与地主女儿“眉来眼去”，“多吃多占，化公为私”，包庇“贪污盗窃”，对给他提意见的人，“敢打击报复，腊月寒天，让人跑在雪地上的炉灰渣上，直到淌出鲜血”，“为他捧场的人，他视为心腹，变着法儿授之以利。文化大革命，他又拉队伍造反，全面夺取了双水峪的党政领导大权。”（见221页）。借被韩守秋逼得上吊自杀的小舅子陈老栓说：“你韩守秋就是双水峪的新地主、新资本家，就是林彪一类人物，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见1189页）；借官复原职的公社党委书记梁国栋的话说韩守秋：你“对党不满，借着文化大革命，树起了造反的旗号，你造谁的反？林彪一伙散布的反动思潮，浸透了你的灵魂。”（见407页）
对于造反派的基本群众，有一个叫“黑蛋”的，被萧衍庆描写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氓、无赖、心狠手毒、坏事做绝的打手（见1136-1137页），是个能“一气之下拿被褥”把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捂死”的“丧尽天良的人”（见970页）。
为了把造反派描写成“新走资派”，萧衍庆秉承他的“恩师”直接传给他的创作手法“要有最大的不老实”，用凭空编造的手法把刘少奇、邓小平早先和复辟后鼓吹的著名谬论都戴在造反派头上了。例如：“杨有智说了，要吃小亏占大便宜。”（见1068页，这是刘少奇的名言，在文革中被革命造反派曾彻底批判——本文作者注）杨有智寻思“要变双水峪，先要变人心，把集体的观念打散，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经营几年，有了富户，土地往富户名下集中，多数人变成富户的雇工。”（见1182页，分田到户搞单干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前的老主张，也是在文革中被革命造反派批判过的，在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后被邓小平彻底实现——本文作者注）借杨有智的话，把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伙别有用心鼓吹亚洲四小龙的话都加在了造反派头头身上：“听步林说，香港、台湾都比大陆搞得好，南朝鲜也比北朝鲜搞得好。”（见1183页）他还甚至把造反派描写成孔孟之道的信徒。（见470页）
在萧衍庆塑造描写的众多人物中，勉勉强强能算得上参加过一点点所谓“造反”行动而作为正面人物描写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文革前双水峪大队党支部书记杜春山的爱人、当时的大队团支部书记佟丽枝，这个人文革初期顺着潮流勉强参加了批判他丈夫的行动，但是她一直对批判她的丈夫十分不满和仇恨，她是采取把自己的真实政治态度隐藏了起来的两面派手法，有“大丈夫能伸能屈”的“气量”，“可眼下，人家看透了形势，来势有多猛，人家就是不乱方寸，也不和他们硬顶。有话咽到肚里，不到时候不说（见1164页）。为此，她用“假分居”的手法作为“救春山的一个长计”（见28页），暗地里给她挨批判、靠边站的丈夫撑腰打气，与文化大革命相对抗。她在参加革命造反派的活动中，对革命造反派的行动能阻挠者就阻挠，不能阻挠者就搅合进自己的私货，不能阻挠不能搅合者则顺着，等待时机，渴盼着她丈夫的东山再起。她吐露自己的心迹说：“我现在是在心里修水库，酸甜苦辣辛，我都往肚里咽，将水库装的满满的，待势而放。一旦形势来了，看我给他们放水”。（见1208页）另一个就是当时村里的青年李林山，此人在文革初期跟着“造反以后，当了革委”，但很快就“转了立场，不再折腾杜春山”（见88——89页）“保护过杜春山”（见816页 ），拜在佟丽枝的旗下，完全听命和服务于佟丽枝和杜春山。
萧衍庆编造大量谎言攻击了从北京市里一直到郊区基层生产大队的革命造反派，还不解他对革命造反派之恨，他还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如果说他塑造描写的基层革命造反派形象和文化大革命过程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基本历史事实的话，那么，他对江青等人的攻击就是完完全全的造谣了。请看：
他这样直接点名造谣攻击江青的：“恶语中伤孙中山，下令要封闭他的陵堂”，“看见一个售货员慢待了她，就勒令支部书记要查这个人的出身、历史”“乱施淫威，胡作非为”。（见655页）“最近竟然在主席那里闹，伸手向主席要稿费，加重主席病情”（见657页）
“‘九一三’事件以后，江青一直处在惊魂不定之中。她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关系太密切了，就在林彪摔死的前几天，她还为他精心照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欺世盗名；林彪一死，这个罪证使她‘像吃了苍蝇一样’，欲吐吐不出，想咽咽不下。至于在住所里和林彪反党集团暗来暗往的事，身边的服务员那个不看在眼里。她想杀一儆百，封住这些人的口，以使她的尾巴不至于过早地露出来。”（于是萧衍庆就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江青无端陷害迫害一个中央机关服务员而被毛主席、周恩来、汪东兴制止的故事——本文作者注，见867页）
“这位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个人地位的升迁，个人野心也在膨胀。她看林彪是指定接班人，就频频暗送秋波，林彪倒台以后，她则以取而代之的姿态出现。相反，对毛主席的家庭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心胸狭窄，爱树敌手。毛主席说她‘马列的书不读，我的书不读’，她竟然热衷于古代女皇的阅历中。”（见1210页）
他为了把他所描写的双水峪大队与黄山公社里坏人破坏夺权是直接受到江青等人支持的，他编造说造反派头头李步林任黄山公社副书记是“根据中央首长批示”，（见1171页 ）
为了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联系起来，他说：“什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语言只要换上林彪，不难看出他们的一致性。”（见660页）
他借用双水峪基本群众任成龙老人的话说：“我就非常奇怪，批了林彪，我们还有一些领导，咋就喜欢这些往上爬的人。这些人当了政，还有老实人的活路吗？”（见1205页）
他直接插叙道：新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挑起林彪路线“左”右实质的争论，以“反回潮”为名，想从总理手里夺去领导权。杜春山充当典型的背景就是如此。（见1193页）
他还编造谎言攻击文革中的新生事物。他借双水峪青年韩小康到北京大学去看望哥哥，说“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哥哥上大学半年就变成这个样。”（见936页）“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是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下对青年的毒害而产生的普遍现象，文化大革命中对此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农兵上大学和教育革命正是培养与工农兵心连心、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但他却用这个卑劣的编造污蔑工农兵上大学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
萧衍庆口口声声拥护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可是他的“拥护”在哪里呢？他对于广大革命造反派群众在毛主席带领下以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与党内走资派的顽强斗争，对他们为革命和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和巨大成绩，对社会主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个字不提，却编造了那么多的谎言、用充满刻骨仇恨的语言，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进行恶毒攻击。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的所谓“拥护”是完全的赝品，是彻头彻尾的两面派欺骗！他所有的全是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的刻骨仇恨啊！
一般说来，由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第一次甚至几次文化大革命并不能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革命造反派队伍里，也必然会有反映，也必然会有坏人混进来，在形势发生变化和掌权后也会出现一些人的退化变质现象。从整个国际共运史来看，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这有普遍性。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由于在大民主中广大革命群众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革命造反派队伍就开始大浪淘沙，不断地淘汰掉一些不良分子和落伍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各类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但在当时，这是少量的个别的情况。历史事实表明，从整个革命造反派队伍来讲，在整整十年中，他们的基本队伍和基本方向是好的、比较好的。如前所述，在与党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萧衍庆的笔下，他对从双水峪到北京市一直到中央革命造反派队伍的描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造谣，是站在资产阶级复辟派立场上对革命造反派充满刻骨阶级仇恨的污蔑和攻击。
由于革命人民对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和三中全会派帮凶势力的揭露批判，萧衍庆这些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尽犬马之力的变色龙，为了对抗对他们的批判，调整他们的策略，在2005年抛出来《毛泽东的“珠峰”》。他们在此文里突然改变了他们过去大肆宣扬的对文化大革命和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也改变了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翻案，重复文革中和网络上早就大量公布的所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斗争，洋洋洒洒地堆砌了很多从网上摘录和道听途说的真真假假的资料，但绕来绕去还是要为他们的黑后台陈云、邓力群之流涂脂抹粉，还要通过他的“革命老人”污蔑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顶多不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魏巍甚至在临死前还没忘了咬着牙的骂一声“‘否定一切’的‘四人帮’”。说江青“顶多不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过了几十年了，“革命老人”对江青的评价还是很客气很宽松的啦。那么，你们这些所谓的号称一贯“拥护毛泽东”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老人”在文革中文革后又是怎样进行革命的呢？你们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是怎样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们一直跟着刘邓路线，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二十多年里你们帮助复辟势力做尽欺骗人民的表演，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了名和利，捞不到了，又想从再从革命领袖和人民那里捞，你们是什么阶级什么家？你们是占便宜占得了，你们是说假话空话习惯了，你们不仅需要欺骗别人，也要欺骗自己，为了继续欺骗下去，一方面不得不把两三年前在《双水峪》里还在歌颂死保的黑主子抛出来批判，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污蔑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把他们坚持了几十年和在《双水峪》里暴露出来的反动思想，全面地联系起来看，这决不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认识一般分歧问题，也决不是他们的所谓“进步”不彻底的问题，而且这也并不只是对江青等几位革命家的污蔑。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在骨子里依然在顽固坚持着对文化大革命和革命造反派的仇恨，依然在坚持着他们的反动立场。这才是他们抛出所谓《毛泽东的“珠峰”》新牌号万花筒后面的本质。
关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些在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新生力量，从毛主席出于爱护、培养对他们的多次批评以及他们在反革命政变中的被动局面来看，可以肯定他们是有着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与接下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的任务来比，有一些不足够成熟的的地方。但是，综合他们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可以说，他们是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先进分子的优秀代表，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骨干，是冲锋陷阵的革命旗手。就目前我们所知，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不是路线和方向问题，而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是对他们的爱护和帮助。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缺点和错误，而不是路线错误，更不是所谓反革命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泾渭分明的大界限。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正因为这样，他们受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首当其冲的进攻和几十年无以复加的漫骂污蔑。这些都早已真相大白。暴露人的真实政治观点和立场常常不要长篇大论，关键处的一个画龙点睛就足够了。就象他的百万字的《双水峪》一样，虽然一步退一步地不敢象过去那样咒骂了，但都不过是掩盖他们真实立场的表演。绕来绕去，变来变去，从《双水峪》到《毛泽东的“珠峰”》，飘荡着的还是邓小平一伙炮制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污蔑文化大革命的阴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