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王士吉
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不同理解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这个模式？有的理论家说有个参照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忘记祖宗。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但是，实际的进程要求人们必须从头开始思考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立即实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监督，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的俄国共存在五种所有制经济形态，这五种经济是：宗法式的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而占优势的是前两种小资产阶级经济的自发势力。“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便是粮食。”当时这种自发势力的进攻，“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量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由于第一次大战的破坏及布列斯特和约的困难，当时俄国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状况，当务之急是恢复国民经济，尚不具备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不能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利用私人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恢复经济，抑制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为进行社会主义发行创造条件。
但是，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因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中断，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对农民实行全部余粮的收集制。到１９２１年初三年内战结束，但国家经济状况更加严峻，１９２０年农业又欠收。战时共产主义已不适应形势，农民已不满意余粮收集制，政策必须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由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农民缴纳粮食税后剩余的粮食可以自己处理，自由出售，国家用工业产品交换农民的余粮。同时工业上实行租借租让，商业上允许私人资本家经营。目的是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生产的产品供应社会性需要，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小资本阶级的自发势”。（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实际是恢复被内战中断了的经济恢复工作，恢复十月革命后准备实行的政策。为此，列宁写作了名著《论粮食税》。
对于这种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当时就有一种错误认识。“照他们看来，过渡似乎是从一般共产主义过渡到一般资产阶级制度。”列宁批评了这种错误认识。“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形式。”
这里民说的“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指的是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农民交换粮食和原料。”“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工厂大部分被迫停产，拿不出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行得通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是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并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列宁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
可见，新经济政策是在经济恢复时期，农民尚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粮食还掌握在分散单干的农民手里，而社会主义大工厂又大多停产拿不出产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的情况下的一种过渡性政策。“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全部余粮转到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办法。”（《列宁选集》第四卷547页）因此新经济政策不是长久的、长期的政策，一旦大工厂恢复正常生产，国家经济得到恢复，便要停止新经济政策，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在不久的将来”的含义。也就是说新经济政策是为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而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也不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中国建国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也是这样一个时期。由于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又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结果就会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贸易自由基础上，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这是毫无疑义的。”“既然有交换，那么，小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论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上最初步的真理。”
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虽然处于恢复经济的困难时期，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任其发展膨胀，而是在利用的同时有严格的限制（但还不是改造）。苏维埃国家“给予资本主义活动范围， 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这就是粮食税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粮食税的经济意义。”因此新经济政策，“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进行，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以上均引自列宁的《论粮食税》）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种竞赛似乎在所有国家机关中都有，实际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斗争的又一形式……”（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让步。也就是说，如果十月革命后，经济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品充足，不存在经济恢复问题，苏维埃就不会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会直接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做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论粮食税》）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列宁指出：“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退到一定限度，我们就能及时停止退却，并重新转入进攻。”（《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后的俄共十一大上，列宁宣布：“现在，我们做出决议，指出退却已经结束。”列宁还指出：“准备向敌人进攻。” (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到一九二五年，新经济政策取得具大成功，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苏共十四大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 ，开始实行工业化进程。
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应该维持很长时期，并提出“发财吧！”口号。
我们这样详细回顾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将中国“改革”政策与之进行比较。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在几个方面被限制……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建国后三年恢复国民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形态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一样，也是五种所有制并存，实际上当时我国的政策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尚未改造，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利用和限制，尚未改造。当时在经济上有两种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九五五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刚开始改造时，毛泽东说：“同资产阶级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一个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用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他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止了，并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了。”（《毛选五卷》１９７页）——这就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名词就是“公私合营”。
三十年后的“改革”中，邓杂种也谈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选三卷》１３９页）“我们以前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选三卷》２０３页）提出“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全面市场经济。有的理论家明确讲，现在就是要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果，经过十多年的“改革”，重新恢复到五三年以前的五种所有制并存的状态，而且还多了一个“三资”。
邓杂种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引用了什么呢？——就是贸易自由、市场经济，对外租借租让。
那么，邓杂种的“改革”政策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同曲同工吗？
一、 俄国和中国都是在夺取政权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尚未开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这种新经济政策的特殊的过渡办法（《列宁选集》第四卷５８２页）。这个时期国民经济很困难，社会主义大工业还拿不出足够产品满足人民需要。而中国“改革”时期之前，社会主义工农业已能满足人民需要；
二、 实行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是五种所有制经济，而“改革”开始时，中国是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有什么必要为推行市场经济重新变成五种所有制？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严格限制，是“节制资本”，是国家可以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中国“改革”中是大力支持鼓励私有经济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区别，放弃“节制资本”，比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还落后；
四、 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为改造资本主义，为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创造条件，而中国的“改革”是重新回到三大改造前；
五、 新经济政策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它仅仅限制资本主义，还不是改造、消灭资本主义，而中国“改革”是从取缔打击资本主义，完全社会主义改为任由资本主义大力发展；
六、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外资有严格限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外资给予最优惠的国宾待遇；
七、 列宁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是过渡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停止退却，“重新转入进攻”。苏联新经济政策只实行了四年，中国恢复经济时期也仅有三年。中国“改革”政策却“一百年不动摇”，五种所有制长期共同发展，实际上只是搭理发展私有制，瓦解了公有制。
邓杂种参与领导下撰写的批修第三评文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明确指出：“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四十年前的这个“判断根据”，是不是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成了“空话”呢？在夺取政权后初期这是个向那个方向发展，走什么道路的根据。在三大改造已胜利完成三十年后，又放纵、扶植和鼓励私有经济已占居国民生产总值一半的形势下，又主张对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实行“毫不动摇”的平等竞争发展政策，是否是典型的蒲鲁东主义的“公私合题”的道路呢？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向前的，邓杂种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向后的。也就是说，邓杂种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列宁批评的那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由一般共产主义退向一般资产阶级制度”的错误思想，是毛泽东批评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三年困难时期，邓杂种说：“要恢复到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将邓杂种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成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说得通吗？
（以上摘自拙作《质疑邓杂种理论》之三十八
最近，网上热烈讨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就此也发表一点认识。
在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所谓的民族资本主义）不是采取直接没收政策，而是采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的过度阶段达到对其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和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贡献。也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是在夺取政权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过渡性政策，不是长久的政策，不存在一个长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一旦和平改造完成，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也就完成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了，往后的任务就是如何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向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发展的问题了，再也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了。
令人新奇的是，在最近的讨论中，有的同志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做了错误的理解，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是长久的，甚至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都要保留国家资本主义政策。
还有的同志（如马南山）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是因为没有正确坚持贯彻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认为文革失败是因为毛泽东忽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认为邓的“改革”是正确地回归国家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从生产关系上理解的伟大发现，其实是用一个生造出来的“资本经济形态”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资产运动的规律，将国家以全民的名义积累财富、又按统一计划使经济发展的过程，等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增值，这里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本身不存在剥削，资产失去一部分人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价值的性质。这就像将夫妻正常生育与强奸后生孩子混淆了一样，虽然都是生孩子，但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的同志认为党内资产阶级是由国家资本主义滋生的，国家资本主义只存在很短的时期，它是来不及滋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滋生另有其因，是因为实行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执政党制度和干部特权待遇制度，使干部发生了官僚资产阶级化的蜕变，从中滋生出走资派――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当然在他们控制下的经济范围内确实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走资派所有制，从这种新型剥削生产关系中会加速官僚资产阶级的膨胀尾大不掉，最后甚至在毛泽东逝世后压倒了无产阶级导致文革失败。
想从国家资本主义身上探讨社会主义挫折和文革失败的原因是缘木求鱼。
王士吉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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