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兼谈魏巍“当年临危受命（即1989-1990年初）主办《中流》杂志
朱久如在《了解魏巍》一文的附注中说：魏巍“当年临危受命（即1989-1990年初），受当时中央委托创办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与资本议复辟势力的自由化思潮战斗的《中流》杂志”，以此作为他认为应该向魏巍“学习和致敬”一个重要理由。
魏巍主办《中流》杂志确实使他名声大噪。但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当时的“中央”是什么性质的中央？当时的“中央”是“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吗？所谓的“自由化思潮”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是谁？魏巍主办《中流》杂志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在《中流》杂志中宣传了什么？
在魏巍开始主办《中流》杂志时，发生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当时的“中央”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唯一的最高的领导机构，正是这个机构的作用，也已经把飘扬在中国的马列毛泽东思想大旗砍倒十几年了。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确凿的历史事实。朱久如到现在还认为当时的“中央”是“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那只能说明他从当时到现在还一以贯之地站在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总司令部的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的，对他这句话怎么解释？如果是这样的，他至今还站在这个立场上，还侈谈什么“继续革命”和“反复辟”？
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朱久如所说的、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曾被当局和三中全会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残酷镇压和声讨了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自由化思潮”，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曾自发地进行了许许多多的英勇反抗和斗争，此起彼伏，十分激烈，一直没有间断过。邓小平一伙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毛泽东思想对人民群众教育影响的结果。为了对这些反抗进行镇压和消解，在他亲自策划下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就是取消“四大”，把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许可的结社、出版、示威、游行完全禁止，实现赤裸裸的法西斯统治，从此，中国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了任何表达自己反抗观点的丝毫权利；其次，制定《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组织和纪律手段强行阉割、歪曲、否定马列毛，把马列毛思想的精髓污蔑为“极左”，以作为他们消解党和人民群众中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工具；再者，对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予以欺骗性粉饰宣传，甚至用“不争论”来禁锢任何异议；对不受他们欺骗而继续反抗的就残酷镇压；最后就是在镇压和欺骗的同时，用“换马术”缓解危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两任总书记胡耀帮、赵紫阳先后下台，在十来年时间里，邓小平本人表演了三次“伪退”。这既是人民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促成的政治危机的直接结果，也是他们缓和人民反抗情绪的欺骗。
虽然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和百般欺骗，深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中国人民依然继续进行斗争。在“四大”被取消后，他们的反抗就通过他们的子弟学生顽强地反映出来。因此，在这以后，主要在很多高等学校，学潮一直不断发生。这些学潮一般都是自发的，导火索各种各样，但一般都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总头目邓小平，直接针对党与和府的腐化变质。当时学生一闹起来，就大量地摔瓶子，甚至把热水瓶从楼上大量地猛摔下来，砸个粉碎，以此来表达他们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痛恨和愤怒。
这种反抗情绪终于在改革开放加速进行的1989年春天形成了抗议高潮。在如火如荼的两个多月里，形成的抗议高潮遍及北京和全国各地，每一个大中城市，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将近一半的中等专科学校，一部分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共有数千万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甚至许多机关干部参加，几乎每天都有数百万、几十万、几万人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各种口号传单，矛头直指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响亮地提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旗帜鲜明的反对“官倒”、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共产党的腐败变质。
邓小平为代表的复辟势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听任这些抗议示威游行继续下去，被镇压下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可能趁机重新集结，和全国人民这种自发的的革命反抗结合起来，就会马上形成一个与他们相对立的强大革命力量，他们资本主义复辟的美梦就要可能破产。值此阶级斗争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要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镇压下去。而在反抗力量的一面，由于中国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被镇压和控制，当时没能及时形成一个成熟的核心力量组织和领导人民的反抗，经过两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斗争，终于在6月4日，被邓小平为首的受到陈云和邓力群这些人积极支持的复辟势力血腥地镇压下去。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欺骗和镇压是资产阶级对付革命人民反抗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手段。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他们使用这两手时又总是打着马列毛的旗号。这是因为马列毛主义已经在人民群众中深入人心。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欺骗，打着马列毛的旗号镇压，也就是所谓“用B52的威力打击B52的力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就打着这样的旗号，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人民污蔑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加以镇压。他们在几年前以“篡党夺权”和“极左”的名义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数次镇压扫荡，这次对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已不便于再用这个名义，所以，他们就诬之为“自由化思潮”。诬良安赃，指鹿为马，贼喊捉贼，历来是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手法。
当然，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当时是有的，但这个思潮的出笼正是反革命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产物。在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名，对在毛泽东时代曾被打击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统统大平反，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社会力量。因此才出现了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主张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化”的言论。这些人中，被平反的和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走资派子弟占主要成分，他们是邓小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拥护者，他们与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即使在1989年春天抗议高潮时，那些人虽然明明知道邓小平是镇压的决策者，他们仍然宣传邓小平是“受了欺骗”，要给邓小平“个台阶下”。他们和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是只是策略的不同，那些人是要马上推翻真共产党的领导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而邓小平做的是把真共产党从内部变成假共产党，从内部蛀空，从而也推翻真共产党的领导，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政治目标是殊途同归的。例如，大名鼎鼎的“民主自由化”代表人物魏京生到海外后就表示，他与邓小平“没有分歧”。从现实来说，由于毛泽东时代强大的革命遗产的作用，邓小平的策略是唯一现实可行的。那些肤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张，远不如党内资产阶级成熟，他们的欺骗性不够，暴露过早了是要被革命人民很快推翻的。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不同阶级成分的存在，在任何群众性运动中，都会有社会上各种不同思想的反映，自发性群众运动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群众性运动，要善于调查研究，对参加者的成分和他们表达的愿望，对他们的方向和主流，要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正确把握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和阵线。
大量确凿证据表明，在当时那场大规模群众性抗议运动中趁机散布“自由化思潮”的是极少一小撮人，在全国参加抗议示威的几千万人民当中，了了无几。这些人虽然也时时利用学潮散布他们的反动观点，但他们与广大革命人民把矛头直指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的自发反抗迥然不同。他们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组织控制网络。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的抗议游行示威，一般都是当地群众自发的革命行为。“打倒邓小平！”“反腐败！”“反官倒！”是革命人民的响亮的革命口号，绝不是“自由化思潮”的口号。在反抗运动遭到镇压时，例如在1989年“六四”后，那些自由化分子一般都受到党内资产阶级各种方式的保护，几乎全部被安全转移到国外继续大搞他们的“自由化”，而真正遭受血腥镇压迫害的则是真反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人民。
邓小平在1989年的5月13日说：“这次事情的发生不简单，对方不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从他嘴里出来的这句话，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后爆发的这次最大规模抗议运动的主流和本质。这从反面证明了当时的抗议浪潮是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影响，是毛泽东时代政治思想遗产的巨大作用，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人民对资本主义复辟最为激烈的一次自发性反抗。
三十年来复辟的历史事实和过程证明，中国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其他的几种势力，如现代修正主义、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及其“自由化思潮”，都是在其卵翼下的帮凶势力。把所谓“自由化思潮”作为中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人民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卵翼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把反抗以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为斗争目标的学潮及抗议运动说成是“自由化思潮”，是对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复辟事业的掩护，是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血口喷人的污蔑，是贼喊捉贼的伎俩和阴谋。中国老百姓众口一词的“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就是对他们这个伎俩和阴谋尖锐而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才是那几个念叨“自由化思潮”的始作俑者和后台。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假，要以此为幌子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是真。
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从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反革命政变和开始改革开放，直到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当今一直还很活跃的、被称为三中全会派的“老左派”、“新左派”，对于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打着马列毛旗号利用各种借口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欺骗和镇压，是起了极大帮助作用的。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邓小平的复辟事业是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他们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彻底否定和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对所谓“四人帮”、“三种人”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镇压，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以批所谓“极左思潮”为名义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攻击和污蔑，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邓小平改革开放名义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积极拥护甚至直接参与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对反抗邓小平复辟的学潮和人民其他各种形式反抗的镇压，在这些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攻倒算中，他们在当时都是拼命聒噪呼喊积极支持的，都是十分卖力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都得以官复原职并继续得到提拔，有许多甚至连提许多级。因为当时党内资产阶级为了消解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思想遗产，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需要利用他们。陈云和邓力群麾下的许多所谓部级、地市司局级级喽罗，原来几乎都是一般工作人员，都是在那个过程中提拔起来的。他们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他们官帽上的花翎。到了社会上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已经无法掩盖后，他们又把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继续为已经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打掩护。
这些就是三中全会派一直作为他们的功绩而竭力鼓吹的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真相，这就是朱久如所谓的“魏巍当年临危受命（即1989-1990年初），受当时中央委托创办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与资本议复辟势力的自由化思潮战斗的《中流》杂志”的真相。
三中全会派的先生们大都是一些善于舞文弄墨的文人，他们会狡辩说，他们写的文章都是针对有名有姓有根有据的“自由化思潮”的。是的，从苏晓康到马立诚、凌志军，再到李锐等，他们都批过的。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揭露，这些人不过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小喽罗，这些人物和他们的“自由化思潮”产生的原因是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直接支持和影响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直接否定的结果。如果没有他们积极参与的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没有党内资产阶级的上台，没有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人和言论怎么可能得势呢？当所谓反“自由化思潮”就象反腐败一样，越反越泛滥时，三中派的先生们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当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里大言不惭的谈论反“自由化思潮”时，他却避而不谈他积极参与制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改革开放路线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与他所谓的“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关系。那些“自由化思潮”人物的得势，还有三中全会派先生的一份实实在在的功劳呢，这个“功劳”也是不用谦虚和隐藏的，是抹杀不掉的。
三中全会派的先生们还会狡辩说，他们是主张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没有说主张镇压革命群众。可是，当着资产阶级复辟派以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大举镇压反对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群众时，你们说过必须把这些反对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人民群众与那些极少数“民主自由化”分子区分开来的一个字吗？两个多月的示威游行，铺天盖地旗帜鲜明地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和漫画，你们没看到吗？你们都是声嘶力竭地高叫镇压的啊！那个时候，你们正和邓小平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过“蜜月”呢，你们正在把邓小平当作顶礼膜拜的领袖呢，你们正为自己头上的“花翎”还不够红正在找鲜血涂染呢！在把革命人民对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反抗血腥镇压后，就有人马上出来写文章（据有人说魏巍是“第一人”），极为荒唐地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套在反对邓小平复辟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头上，把革命人民的反抗污蔑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邓小平对革命人民的镇压歌功颂德。他们把中国现实阶级斗争的是非混淆到这种离奇的程度！一切狡辩都是没用的。三中全会派疯狂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和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广大革命人民铁证如山，他们的历史罪恶已经和邓小平一起铜铁般铸在历史上了。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三中全会派开始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始有所分歧。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这个变化应该给予肯定，因为他们过去十多年一直是紧跟反革命政变和改革开放跑的。但是，对他们的这个变化又不能评价过高，不能认为他们是在坚持毛主席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确凿的事实是，他们的这些分歧和变化有当时的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特别是有1989年那样长时间震撼全世界的大规模群众性革命反抗运动的影响。他们并不是与复辟当局彻底决裂。他们还在一直坚持《两个决议》和拥护改革开放的路线，他们是想按照他们的“路线”搞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路线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复辟派的，而三中全会派的路线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邓小平不过一直是在利用他们。他们后来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都是奔资本主义方向去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到毛主席带领下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的揭发批判，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邓小平是很臭的。因此，当他被他那伙复辟派难兄难弟重新抬出来时，地位是很虚弱的。因此他迫切需要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胡乔木这个势力的帮助，以增加他的欺骗性。当他在这个势力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而羽翼丰满元气恢复后，在党内和社会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遗产在他们共同反革命作用下已基本清洗销蚀瓦解的差不多时，当他的资本主义复辟需要大踏步快速推进下去时，他就不再需要这伙酸臭味熏天的小伙计碍手碍脚的帮助了。因此，他们就不再得到倚重。即使他们继续得到倚重甚至得以上台，他们也摆脱不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窠臼，顶多也不过出现一个前苏联勃列日涅夫那样的所谓“停滞期”。但是，中国和世界阶级斗争的激化，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了。
他们的分道扬镳，基本属于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修正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次分道扬镳，只不过是使他们没有最终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走到底而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对于阻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促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兴起没有实际意义，相反，由于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而是继续站在两个决议和改革开放的立场上而没有彻底转变，实际作用是继续为资本主义复辟打掩护。近些年，在中国人民不断觉悟和反抗的推动下，某些人的认识又有所提高，有所变化。然而，事实表明，他们的觉悟是被动的，是不彻底的，是有很多保留的，他们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是脱了裤子割尾巴，而是想竭力回避掩盖，对复辟当局则继续散布幻想，拉拢蒙蔽年轻人，打击对他们进行批评的人。其中某些人实际上是在进行新的政治投机和新的欺骗，对中国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起阻碍和破坏作用。
邓小平在陈云、邓力群这个势力的积极支持下，在1989年春天的血腥镇压极为残酷地地打击摧残了中国革命人民对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反抗，扼杀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和发扬的革命造反精神，从而为邓小平在九十年代以后更加快速地复辟资本主义排除了障碍。但人民的反抗，也使复辟当局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深远影响，这种思想上的深远影响，仅靠他们镇压是不能销蚀的，他们还要继续想方设法使这个思想和势力的影响逐步消解。
这就是他们在疯狂复辟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密禁锢的同时，一方面假惺惺地导演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和平演变”，另一方面策划创办《中流》、《真理的追求》几个杂志。因为，他们已经掌握控制了全部权力，在当时让几个还拥护他们改革开放路线的“假马列毛”人物叫几句空洞的马列毛口号，不会对他们的复辟产生致命危害；不仅不会有危害，而且还对那些比较真诚信仰马列的人有欺骗麻醉作用，同时，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观察了解中国还在坚持马列毛信仰的人和势力的窗口，以便他们用其他的方法继续去瓦解和镇压。当时的复辟当局所以选择魏巍主办《中流》杂志，首先是因为他当时是拥护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又拥护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义的对革命人民反抗的镇压，在政治上是跟他们跑的；而且他的所谓“拥护毛泽东”和“四项基本原则”又吆喝得很高，还能“创造性”地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宣传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等等。这些都适应了当时复辟当局欺骗革命人民和消解毛泽东革命遗产的需要，他是当时适应这个需要的最佳人选之一。这才是他当时“受命”的真实原因。
翻开《中流》这些杂志，他们在十多年中到底宣传些什么呢？他们一方面宣传了一些马列和毛泽东，但是他们这是按照《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框架下的宣传。另一方面，他们宣传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和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也批了一些资本主义复辟中的现象，但都不过是一些枝叶问题，都是掩盖了复辟的本质，都不过是小骂大帮忙。关键在于，他们根本看不到也不敢触及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问题。这些杂志以那些拥护改革开放的所谓老干部为重点依靠对象，他们把幻想寄托在这些已经上了资本主义复辟贼船的所谓“健康力量”上。综观他们12年多的办刊方针，是完全按照他们的后台陈云、王震、邓力群的路线走的，正因为如此，完全可以说《中流》这几个杂志是三中全会派的喉舌。正因为如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当局才给予支持和放行。
有人会说，“他们多年来毕竟宣传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宣传，毕竟使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本身就表明他们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懂得怎样才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印在书上和挂在嘴上的词句，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然后又去指导实践的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⑷。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离开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离开了对实践的正确认识和解释，离开了对革命实践的指导，离开实践的检验，谈不上任何革命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命之所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自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诞生以后，对它们的宣传就不仅仅是原文内容和字句的宣传了，用它们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正确认识总结和解释，在它们正确指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实践，都是更为重要的宣传。中国亿万人民群众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实践，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早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只不过是三十多年来，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百般阉割歪曲消解下，被资产阶级专了政。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科学真理，它们都是在指导革命实践取得伟大成功和胜利后而被社会承认并得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信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都来冒充马克思主义者；由这些假马克思主义出马通过歪曲阉割的手段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比资产阶级亲自出马还要好。因此，要说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字句的宣传，包括新老修正主义在内的各种机会主义，为了兜售他们的黑货，他们都要拉大旗做虎皮，都要宣传一些的，并且有时为了兜售他们的破烂，还吆喝的特别卖力，但他们都是从机会主义、实用主义需要出发的，都是完全或部分地脱离了实际的歪曲、片面的宣传。在这些所谓宣传中，甚至资产阶级有时候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参加进来。他们的所谓宣传，实质上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阉割，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破坏和干扰。
大家都会看到，在三十年来的中国，有两种马列毛的宣传，就是分别肯定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后者是以统治当局为主导的，前者则是被他们镇压和扼杀的。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哪种是假的？而三中全会派们做的、《中流》等杂志在它存在的十多年中宣传的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是完全脱离了中国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脱离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实际，是在统治当局主导下的用《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歪曲和阉割了的“毛泽东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赝品。三中全会派的宣传虽然和统治当局的主流性宣传有所不同，但在这个本质上则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五十步校百步”而已。
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从实践中认识和总结出来，又正确地指导了实践，并又经过三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检验的真理，集中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个真理，在中国亿万群众中深入人心，这个薪火，在遭受镇压和压迫剥削的革命者和劳动人民中燃烧相传。对毛泽东的真理理解比较深刻、联系实际比较密切的人有的是，但他们一直在受到当局和三中全会派的迫害打压。从下岗工人到边疆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对毛泽东的信仰和怀念，是三中全会派“相传”的吗？许多革命者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是三中全会派启发的吗？三中全会派打着被他们歪曲了的脱离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毛泽东旗帜”，并以此自我吹嘘，是不知羞耻的欺世盗名！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社会上许多人思想的混乱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的淡化和销蚀，都是当局对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彻底否定的恶果。这其中，也有三中全会派的一份极为恶劣的作用。现在，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包括三中全会派几十年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阉割和歪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和教训，从而在实际斗争中找出一条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复兴共产主义事业的道路。这才是当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最实际的宣传。
朱久如到现在还认为的所谓魏巍“当年临危受命”创办《中流》杂志”。临什么“危”？是改革开放面临人民剧烈反抗之危；受什么之“命”？是受资产阶级复辟派出于欺骗麻醉人民目的之命；至于什么“高举马列毛泽东思想旗帜”则是完全脱离了中国阶级斗争实际的被歪曲和阉割过的欺骗，他们的所谓“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自由化思潮战斗”，他们动辄大叫“中国不能乱”、“稳定第一”，则是对人民的恐吓、镇压和欺骗。他们一直被资产阶级统治者当作向人民欺骗的工具来利用，但他们一直执迷不悟。他们举的是什么样的旗帜，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样的“自由化思潮”，不就很清楚了吗？
一直到复辟了20多年后的2000年以后，三中全会派势力才羞羞答答的承认中国有现代修正主义，这就是魏巍开始所谓批判修正主义；一直2002年后，他们才批江泽民，但还要保邓小平，叫做“批江不批邓”；一直到这最近三四年，他们三中全会派的修正主义面目被彻底揭露后，为了保自己，才不得不“舍帅保车”批一点邓小平，但还要保陈云和邓力群。例如，魏巍长期精心培养提携的萧衍庆等人就是这样，他在精心炮制了25年的于2000年5月以后出版、并由魏巍题词推销的小说《双水峪》里，恶毒地攻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广大革命造反派，肉麻地吹捧邓小平、江泽民，疯狂地为刘邓路线张目，为了进行政治投机，他在2005年又写了《毛泽东的珠峰》，拾来网友们一些揭露批判的牙慧，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批了几句刘邓，以此骗取一点资本，便在2006年发表的《 要警惕极左东西的捣乱！》和《是谁在革命者背后放黑枪？–评金草等人近几年在“主人公”网上的作为》两篇文章里，一方面继续用资产阶级复辟派的陈词滥调恶毒造谣攻击金草等人为“极左”，对批判三中全会派猖狂反扑，另一方面继续死保陈云、邓力群这些他们的直接靠山和领袖。萧衍庆的《双水峪》是在魏巍的所谓批修文章发表后出版的，他后来的这几篇文章则是在魏巍也开始公开发表承认文革路线后出笼的。他们的所谓“觉悟”和“转变”到底是什么货色，不就清清楚楚了吗？
2000年后，魏巍等人发表了一些文章批判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概念所指是过时了的。他们在认识上已经落后三十多年了。因为他们所指的“现代修正主义”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在毛泽东带领下被彻底揭露批判了，而这个批判后来又被魏巍们拥护的1976年政变和改革开放彻底否定了。早在32年前的1976年，毛主席就已经指出那个修正主义势力已经变成为党内资产阶级，而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在改革开放后又很快地蛹变为货真价实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表明，修正主义是能够转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但这是有联系但又不同的两个事物。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一般是可以通过内部的路线斗争解决的；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与工人阶级完全对立的敌对阶级，是必须坚决推翻彻底打倒的。因此，三中全会派的所谓“批修”是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混淆和歪曲，也是他们长期鼓吹“左转论”、散布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幻想的理论基础。事实证明，三中全会派推行的才是当今时期货真价实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既是为早就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当局打掩护，也是为他们自己推行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打掩护。
至于魏巍在2002年因为和他们那些三中全会派的一些人联名上书反对所谓“资本家入党”因而受到当局的监视和控制，一些人以此作为理由认为魏巍是不能批评，更是站不住脚的。对于一个完全变质和复辟的“共产党”吸收资本家入党，是它们复辟课题中的应有之义，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当局对社会上新生资产阶级的拉拢和利用。但是魏巍和他那些三中全会派的同伙们，由于对复辟的认识一直极为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他们不断上书是想让这个已经完全变质的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模样更好看一点，他们还想救这个党。他们一直散布对他们这个党的幻想，他们渴望这个党“左转”的幻想一直执迷不悟，于是就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上书”闹剧。人家本来一直是虚以委蛇地利用他们，而他们由于立场没有转变，极为缺乏阶级斗争的基本常识，一直以为他们有资历、有关系、有威望、有影响，倚老卖老，老是耍弄他们在当局那里的大脸面，闹得人家心里烦了，人家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了，当然要敲他们一下。在阶级社会里，中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甚至在大资产阶级之间，这样的矛盾经常发生。但是能以此说明魏巍他们的“上书”是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吗？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三中全会派形成以来，他们做了很多这样的蠢事和闹剧。人家采纳他们一点建议，例如去了一趟西柏坡，他们就欣喜若狂，到处宣传，以此作为他们还有面子还有影响，去欺骗革命人民，一骗就是五年。从十二大一直到十七大，他们帮着资产阶级复辟派就这样几十年一直骗到现在。人家不给他们脸面，他们的空洞幻想不断破灭和失败，可是他们一直又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又以此炫耀他们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所谓“斗争”。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善于投机革命和自我表演的典型表现，是修正主义的惯技，也是他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中对人民一贯的欺骗惯技。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帮凶势力，这就是一个根据。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至于魏巍发表文章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很多同志也肯定了他的这个进步。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完全自觉的觉悟，而是在社会人民群众批判的推动下发表的，即使这样，他还有很大的保留，一是还按照《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污蔑那样认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二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的形式。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形式问题，他都有很大保留，那他的所谓“拥护”，他的所谓“进步”，就是很有限的，是很勉强的。但是，从此以后，他就以为自己有了新的资本，不再对自己过去的错误继续提高认识和总结经验教训，不去与他原来所在的三中全会派势力决裂，而是继续和他们纠合在一起，贩卖欺骗性的“左转论”等谬论；与此同时，对于批判他错误的人，不过就是很客观地批判了他那篇《也谈农民工问题》一文中的错误观点，就进行煽动围攻，他的弟子甚至把批评他错误观点人打成“反革命野心家”、“走资派的别动队”。一直到一年多后的2007年1月，他还余怒未消地发表《我也为退伍兵崔英杰说情》，一个“也”字，就暴露了他对一年多以前金草对他批评的余怒未消，而“说情”二字则暴露了他这个所谓“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根本不懂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道理，妄想继续在两大对抗阶级之间扮演“说客”的角色，他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地继续在镇压者和被镇压者之间表演他的“大脸面”，还在继续喋喋不休地向被压迫者散布他的幻想，还在继续对受压迫者表演他的牧师般的“善心”。
问题还在于，对于他们的“说情”和“上书”，统治者一直不予理睬，对解除被统治者的苦难毫无裨益，却只能增加对统治者的幻想。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根本任务，应该是时时处处去宣传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从与资产阶级的殊死斗争中来求得自己整个阶级的解放，而不是靠他这样“大善人”的“说情”。象他这样“说情”的越多，“说情”的效果越大，对无产阶级的欺骗性就越大。从魏巍最近发表的快板《学习南街村，宣传南街村，保卫南街村》中，还表明他对三中派树立南街村这个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典型”的错误认识依然没有总结认识改正。
看一看他们这十几年来所谓“斗争”的轨迹，魏巍等人一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顽症，一直是空洞复空洞，幻想复幻想，等到他们的空洞幻想被实践粉碎了，被揭露批评了，幻想不下去了，就对揭露批评他们的人恼羞成怒，大动肝火，但就是不舍得与资本主义复辟彻底决裂，就是不舍得与他们过去的错误彻底决裂，就是不舍得与自己过去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和脱离实际的顽症彻底决裂。充分确凿的大量事实说明，他的觉悟是很有限的，他的三中全会派的立场并没有真正转变，他没有与“临危”授予他使命的那个阶级和势力彻底决裂。他对当时受复辟当局的利用一直到现在都不认识、不觉悟，并继续被三中全会派顽固分子所利用，一直陷在那个势力的泥坑里。
正因为魏巍几年来发表了一些所谓反修的、肯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进步言论”，三中全会派在受到揭露和批判时，为了遮掩他们过去不光彩的一面，便把他推出来做他们挡箭牌。有了这个挡箭牌的遮掩，既不要对过去难堪的一页做难以启齿的说明，又能继续扮演他们一贯自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样子，最重要的是能维护住他们这几十年形成的一帮势力的面子，“留得清山在”，机会主义可以后继有人了。而魏巍也乐于被他们推出来，可以在这一帮人拥戴下当一次“当代鲁迅”，在晚年再过一把名节风光瘾。于是，不管是发表“上书”的联名信，还是开个应景的会议，魏巍总是很热心，去发表一通演讲。有时候高兴得留不住嘴，也发表象《也谈农民工问题》的所谓“向上面喊话”的文章，露出自己的包皮子里的“馅”。大量的确凿事实表明，魏巍并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他原来所在的三中全会派决裂。就以他在发表那些所谓转变思想观点的“进步言论”以后而言，他对他周围那些人发表的那么多散布幻想的诸如“左转论”一类的错误观点从来不去进行批评和斗争。不仅如此，例如在《也谈农民工问题》文章里，他也一起散布。这是因为，他的立场和思想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进行及时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由于革命人民的觉悟，许多过去上他们当的人纷纷醒悟了，邓小平保不住了，江泽民保不住了，陈云保不住了，邓力群也保不住了，一旦把剩下的这最后一个靠名望糊弄老百姓的挡箭牌也戳穿了，那些在三中全会路线下聚集起来的一伙人就再没有什么遮掩了，彻底认错改错的决心他们又下不了，于是就对揭露他们挡箭牌的人拼命围攻诋毁。魏巍的恼羞成怒也又一次把他自己并没有彻底决裂和转变立场的本来面目进一步暴露了。这就是为什么对魏巍《也谈农民工问题》一篇文章中的错误观点批评一下，就那么敏感而惹起一阵轩然大波、招致那么长时间攻击的原因。
一直到现在，三中全会派对于紧跟邓小平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对于积极参与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对革命人民的镇压，连一句忏悔词都没有，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作为功绩津津乐道。2006年底，被认为是在三中全会派中的“老左派”中承认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所谓态度最好的马宾，还在《访谈录》中这样评价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理论”，“在处理港、澳、台问题上，坚持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思路，坚持一国两制的政策，同英国谈判时表观了应有的魄力；在处理动乱问题上表现是好的，顶住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压力；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时，坚持了党的立场”，继续为邓小平这个最为血腥最为臭名昭著的罪恶辩护，也为他们欠下人民的这笔帐打掩护。在这同一个《访谈录》里，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党和国家的严重的复辟现象，另一方面他还宣传什么复辟势力“致命弱点是在军队中没有市场。军队说来是相对纯洁的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等等。这简直让人匪夷所思。马宾这样的老干部，可都是学习研究了一辈子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他怎么能认为作为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还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些都是对资本主义复辟认识的重大原则问题。难道是他缺乏马列毛的基本常识？或是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基本了解？或是过去对复辟当局的幻想太厉害了，还在恋恋不舍？可能这三者的重叠阴影都笼罩在他那里。别看他们那些耀眼的资历和地位，只要立场没真正解决，什么样的荒唐都会出。就以他们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错误认识来说，比有的工人农民要落后几十年。他们这些人跟着资本主义复辟跑了二十多年，一直到2002年还在和复辟当局勾搭设计“瞻仰西柏坡”的骗局，继续散布幻想。只不过是对他们的幻想骗局有揭露了，他们才不敢再继续幻想下去，才扭扭捏捏发表点批邓和肯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就这么一点对文革和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说法上的一些改变，北京那些三中全会派的人，就马上拿来又是连篇累牍的写文章吹嘘，又是开会学习研讨，吹的天花乱坠。他们是在真的改正过去的错误吗？不！他们是为了稳住自己这个摇摇欲坠的一年不如一年的修正主义势力的阵脚，他们是在自我粉饰，是在做秀。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的区别和联系。只有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正确地认识每一个事物。只有对现象进行辨证的认识才能把握到事物的本质。我们对任何人和事物，都必须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魏巍发表《也谈农民工问题》文章是一个现象，金草因批评魏巍这篇文章而招致的围攻是一个现象，对魏巍的错误能否批评的争论也是一个现象，所谓左派圈子里在网上和网下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绵延了许多年的争吵也是一些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在中国所谓左派队伍中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形成的三中全会派势力，这个势力近几年来在遭到揭露后一直在负隅顽抗和反扑。正是这个势力在配合资产阶级复辟当局阻挠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新觉醒。许多人对三中全会派的认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才是现象后面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