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整三千万人在大跃进饿死或被毛泽东处死。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所引起的暴力非常普遍。三，毛泽东反对知识分子、教育和人的个性。
大跃进：“毛泽东是屠杀者”
西方学者估计大跃进死者有1640万至2950万人。（1）常常有人说这都是依照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之命令而处死的人。多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这个期间有很严重的饥荒、自然灾害，饿死了不少人。但是有的人还把死亡归咎于恶意的政策与工业化、分配等方面的不当的管理。
这种虚构的话首先的问题就是统计资料不精确。如此搞的死亡率以推测与实际的人口为根据。此方法设想人口增长率不变。历史上象革命一样天翻地覆的时期并非如此。此统计资料也用反对大跃进的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者所提供的资料，不可靠。
事实上，被归咎于大跃进（1958至1960）的死亡多半应归于饥荒，特别在大跃进的后果期间（1960之1961），而非于死刑。在那个饥荒时期，洪水与干旱很严重地影响了大部分中国的土地。苏联1960年也撤回了工业方面的援助，使中国工业差不多停止发展。苏联曾答应建设约三百个新式工厂可是至1960年只有154个被完成。（2）数千个在华的苏联技师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了中国，又把蓝图统统拿去，停止了苏联运给中国的供应品。（3）
毛泽东承认政府自1949年至1954年处死了八十万人。这就是广大群众在人民审判中赞成处死的罪可恨的土豪劣绅、抗战时期的汉奸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后期中使民众充满恐怖的帝国主义走狗。（4）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从来没说大跃进没有任何错误。自我批评就是毛泽东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本身也写了有关大跃进某些实践的自我批评。不象苏联政府，中国政府承认自己那时的目的太高，不合理。
难怪资本主义国家，即实际的“屠杀者”，不断地宣传这种反中国的虚构的坏话。每年有一千四百万个儿童饿死，多半在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5）我们用资产阶级的学者与媒体的方法，能够估计1986年在美国有75,980个黑人因为医疗不足而死。（6）要是美国人口与中国的一样大，那就等于每年三十余万个黑人死亡！（要是美国黑人与中国人一样多，那就是250万人。）
世界儿童的四分之一居住的国家中国若是没有被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解放，如今情况比现在糟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2200万个中国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政体而死亡。在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加了一倍，从资本主义的国民党的三十五岁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六十九岁。（7）以此对比资本主义国家的饥饿和美国黑人不足的医疗都是日常的事，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政治家费脑筋去做自我批评，甚至提出这些严重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引起了暴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是帝国主义者的众矢之的。西方分析家常常把1966年至1976年的一切暴力的责任都归于毛泽东。
虽然文革时期在中国的西方人极少，可是大部分西方人敢把数十万或数百万个人的死亡归于文革。他们一般不提出细节，因为西方很少有文革的第一手叙述。没有任何西方人把这事全面检查了。文革也许有几百万个人死亡，但毛泽东并没有下杀人的命令。毛泽东明确地指示文化大革命要用非暴力的方法。中央的指示说“辩论要用道理，不可用强迫或暴力”。（从英文译回成中文）（8）另外，国内战争中的暴力大部分是反对毛泽东的派别所引起的。
毛泽东在中国的敌人比西方宣传家合理些。他们怪毛泽东和他的拥护者，所谓的“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处死了或以其它压制方式杀死了三万四千个人。如果毛泽东的敌人说得对，这三万四千个人应不应该被处死？MIM不知道有关的事实。别人也不知道。只有被监禁的毛泽东信徒、党内反毛的高级官员与广大群众知道。外面的批评家从来没经过系统的方式来问这些人的意见。
毛泽东做自我批评说文化大革命中被处死的人太多。在此文章内毛泽东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也就是MIM的想法。据毛泽东道，把杀人犯或爆炸工厂的人处死也许有道理，但是大凡犯了罪的人不用如此判处，包括学校、政府、军队的一切罪案。毛泽东认为：“不处死人有何妨？愿意经过劳改的人应该经过劳改，如此废物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况且人的头不象韭葱，切掉了不能再生。你不正当将人斩首的话，你再想纠正这错误也无法纠正。”（从英文译回成中文）（9）若是有的自封的“毛泽东思想者”没落实这个政策，MIM并不替他们辩护。反而MIM知道毛泽东比二十世纪或许甚至历史上其他政治领导人减少了各类暴力行动。在美国大家也可以检查有关的统计证据。
连被肃清的反毛的党员也有不少活了下来。邓小平，现在中国的领袖[于1997年死亡——MC5同志按]，在毛泽东时代居修正主义者的第二位而被肃清，可是他不被处死而被派去再教育中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邓小平命令军队向北京造反运动的数百示威者开火。此暴力行动当然只不过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
所引起的暴力的一小部分。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不受大量的外面援助而在一个执行革命和内战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把他们领导下的一切事情推到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本人身上，根本就错。在美国，远远不如当时（1949至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艰难的一个发达国家，一年有两万人被谋杀、七万五千个黑人因系统的民族压迫而死，每五分钟有一个工人因有关于工作的缘故而死，每五十分钟有一个儿童因缺钱缺食而死。（10）可是很少听人说资本主义暴力的受害者被里根、布什、克林顿等总统 “杀了”，不如经常有人说毛泽东领导时期的饥荒的受害者被毛泽东“杀了”。
“知识分子与教育在毛泽东领导下被镇压”
西方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了“真正”的教育和“知识分子”，又以学校为“洗脑”和“宣传”的工具。这种意见由人讲中国把大学关闭，制定课本和研究的新规则，更改有关艺术、戏剧的类型的新政策等事情的故事。这些资料，有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或预先离开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提供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变化对于他们本身的生活方式与身份不善，才离开了中国。
西方的人所谓的“真正”的教育就是类似西方的教育题目和宗旨的教育，例如从压迫者与帝国主义者的观念来学历史与文学，为了发生以增加同志积极的财富与政权为目的科技、医疗等进展而执行数学与科学研究，光为专门知识与学院式的光荣而学习，不顾实践经验与社会的需要。
因为教育在毛泽东领导下宣扬反对资本主义的准则与宗旨，西方人把它看作 “仅仅是宣传伎俩”。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教的准则与宗旨一致与社会主义建设连贯。无论他有没有意识，赞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父权制的宗旨的人不会把西方国家的教育看作“仅仅是宣传伎俩”。享受资本主义的果实的人同样也不把广告看作“洗脑”；虽然广告已被公认为人意见与行动上的一个巨大影响，赞成资本主义的人还愿意容忍之。
西方人看毛泽东思想者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艺术的观念，都靠拒绝社会主义的中国人的意见或外国人以外国观点看中国事件的意见。为了对于中国教育革命的更现实的理解，请阅读又支持广大群众的利益又深深参加了当时变化的作家所写的书，譬如韩丁（William Hinton）之《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译：《百日战争：文化大革命在清华大学》）。该书说明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压迫性的破旧教育概念的推毁在一所有名的科学工程学会的范围内。
“现在学生在大北京工厂和建筑场所工作的时间与在课堂和实验室工作的时间一样多，教授也对开课教生和发扬大学与几十个工厂企业的联络一样关心。数千个特权阶级的男女学生再不会在树叶茂盛的仙境清华离开现实而读书到老。再也不会拿战前欧美的过时的工业法的有关数学方式来填满头脑，害怕‘奇袭’的考试，而在多年离开生产与政治的情况之后不能识别高碳钢和一般的钢或‘无产阶级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
“小学死读书，
中学读死书，
大学读书死！”（11）
毛泽东并不反对教育。他反对西式教育，因为它是用来创造与持续不一定为公众服务的自私自利的阶级。教育与知识分子应该为公众服务。因此毛泽东命令知识分子下乡，为了帮助农民，教育农民，学习农民。
当时中国人大多数是贫穷的，不识字，很少有教育、医疗和生活的基本需要。对于医学教育，毛泽东于1965年说：“医学教育应该经过改革。不需要读那么多书。…高小生受三年医学教育就足够了。此后他们就能靠实践继续学习而提高自己的水平。此类的医生下乡的话，就算他不是很有才能的人，他总比江湖郎中好，村镇也雇得起他。…如今医生的训练只是为了城市的利益。我国农民却有五亿余。”（从英文译回成中文）（12）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有一个叫做赤脚医生，即受了几个月的基本医疗的训练而在自己的镇里预防疾病与事故，改善卫生，治疗一般毛病的医生。（1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6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初，发布了以下的命令：
“就科学家、科技师与一般的职员说，只要他们爱国，努力工作，不反对党与社会主义，不维持与外国的非法关系，我们在此运动中应该继续使用 ‘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从英文译回成中文）（14）
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新的课本代替了以资本主义为根据的旧课本而用广大群众的观点来教历史、政治。例如《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人民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本》（书名从英文译回成中文）于1974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而被中小学生学习。中国文盲率也显著下降。
虽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进展，可是也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教育改革。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自封为“毛泽东思想者”而宣扬攻击一切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员的百分之九十五。毛泽东把此类的人叫做“极左分子”因为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词句与概念为极端措施辩护，不首先讨论，劝知识分子来改善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