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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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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国有企业当真效率低下？这要看是哪个阶级的国家，又是哪个阶级对这些企业专政，是要看这些企业是利润挂帅还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官僚资产阶级掌权的国有运营商企业的技术再精确再高超，也根本不会为了无产阶级群众服务，无产阶级群众遇到了问题他们装傻充愣满口敷衍，而有钱的诈骗贩子来了转手就是出售电话号码等等个人信息。今天的国有企业早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体制僵死、利润第一，自由派根本分不清二者而愚蠢地诋毁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殊不知无产阶级就是要靠政治挂帅清扫一切利润挂帅、死办业务的资产阶级路线，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服务于无产阶级、培养自觉无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2、反动派故意混淆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区别，利用当代的“国有”给过去的全民所有制泼脏水，说什么官僚僵化大锅饭。这两个根本的区别是由哪个阶级领导。在全民所有制下，无产阶级掌握企业的所有权，能基于本阶级利益调整生产计划、做人事制度调整，这一切权力的基石是造反的权力。文革时期群众造官僚的反才造就了一大批蓬勃发展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从走资派复辟之后，无产阶级丧失了一切权力，自然也丢掉了企业的所有权。只要抓住我们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区别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
众所周知现在运营商和反诈中心已经建立了实名制以及各种反诈骗的封控手段。名义上这都是为了防止诈骗所服务的，但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众却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现在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不是谁跟我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而是什么公司又在给我打骚扰电话了。对于普通的群众而言，有时会莫名其妙触发银行或者运营商的反诈预警甚至风控，造成银行卡手机卡被停用，需要到网点甚至是派出所才能解除，解除的流程不明确、需要的手续程序也十分繁琐；而恰恰相反的是各种电诈集团甚至各类骗子，却能够轻易获取到我们的个人信息并持续不断地用不同的电话号码进行骚扰，拉黑了一个还有无数个；即便向运营商或者维权渠道甚至向工信部投诉都没有用，他们往往回复的情况都是这个号码是不知名的公司或者虚拟号码不归自己的管辖范围，无法追溯。对普通人进行封控的时候能够精准识别，为何这样高级先进的大数据系统到了对于诈骗份子进行封控的时候却失效了？甚至还有过运营商机房的内鬼帮助套取了数以万计的空号用于接收验证码注册各种国内账号的情况，可见诈骗和骚扰电话如此猖獗，与运营商的纵容甚至暗中帮助是离不开的。
一位博主在家躺平却因为自己的电话号码与诈骗份子的邮箱信息有关联，被运营商列入诈骗封控名单，手机卡被封停无法使用，运营商公安局反诈中心以及上级主管部门互相踢皮球，博主花了数月的时间都未能解决，最终是在网络上通过自己的帐号进行发声引起了一定的热度，才被舆论方面的主管部门所关注协调得以解决。然而解决问题的代价是必须要删除掉之前的视频。结果看似解决掉了的问题在新开宽带的时候，一扫身份证又触发了黑名单，原因依然是电诈分子。
此事站内亦有记载：
b站大型连续剧《在家躺平 被列为电诈分子》更新至第十二集，8月3日，一位b站up主手机号被移动公司强制停机，经过多方询问得知，是由于一起诈骗案件中电诈分子使用该up主手机号作为昵称的一部分。于是乎，该up主使用了13年的手机号便被反诈中心经移动公司“依法依规”地封禁了，然而同样滑稽的是，在封禁的情况下，移动公司也是依旧没有忘记按月扣除卡中的花费。而此后up主在居住地与案发地公安机关、反诈中心、移动公司甚至还有工信部等等各个政府机构之间，奔波了几个月之久，却仍在苦苦等待“证明材料”，在时间、精力、名誉等各个方面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为何普通群众轻易就被封控并且难以解除？这正是因为当下的群众在各种方面都处于无权状态，而诈骗份子或者各类的营销电话则是私人资产阶级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的产物。所谓的抓捕审判只不过是走过场，所谓的严打也只是让其避避风头，过一段时间这场吃人的筵席便又是接着奏乐接着舞了。
对于运营商等所谓“国有企业”的领导层而言，他们所要直接对接负责的是国资委等官老爷；虽然嘴上宣传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实则却是为上级为官老爷服务。就实名制这一强制实行的政策，是为了维稳而设立的，实行后又给了运营商和公安部门的内鬼发意外横财的机会，无产阶级相当于被盘剥吸血了两次。并且从运营商的领导层到基层职工，也是环环相扣依次对上级负责，从这个权责关系就能看出来群众遇到什么困难绝非他们所主动要考虑和主动解决的。也不乏有一些无产阶级群众指出，运营商自己就在打营销电话，监守自盗的同时还专门盯着老年群体忽悠，一不小心说个同意或者好的，就会加上一大堆增值业务包，等几个月后发现又难以追讨，可谓是合法诈骗。
而群众遇到被随意涨价、封停功能怎么办？向运营商自己的渠道投诉无果后只能试图曝光，可能遇到压热度或者删帖封号；上访则多半是被拦截，因此多数人只好放弃，就当是花钱消灾，下次注意防范了。
这样的国有企业，实则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私有企业，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例如从内部管理来看，当下的国企是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一切由领导层说了算，职工的所谓代表大会也完全是摆设（和人大类似，属于盖章机器，领导递过来什么文件大家投票通过就好了）；而社会主义时期，无论是党政还是企业单位，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国营企业实行两长制避免厂长一言堂、重视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以及实行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制度等等。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常规渠道无法解决的问题，哪怕是基层职工也可以通过大鸣大放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造走反动路线干部的反。当然除了内部职工，群众也拥有监督、罢免乃至造反的权力。
再说个题外话，特色和自由派污蔑的国企管理体制过于机械、僵硬死板，绝非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反倒是只走流程不注重政治挂帅的结果，把同志们都变成照章办事、不沾责任的资产阶级政府公务员了。即便是特色大力鼓吹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搞了几十年以后，现在仍然有很多国企受制于僵死的管理体制；很多跨国集团，或者国内的民企，也出现了所谓的大公司病。很显然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而无论是内部的职工还是外部的群众，作为无产阶级都深受无权状况之害；且这一处境也不可能轻易地通过什么温良恭俭让的方式得到根本解决。这就牵涉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即资产阶级镇压力量较为强大且调动极快，必须要通过全国统一协调的革命网络来进行领导才能站稳脚跟并以持久战的思路不断扩红、缩小敌我力量差距。若将革命分为三个战略阶段，则首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前半部分需要做好地下革命家组织建设，通过义务劳动和路线斗争双管齐下方式锻炼培养合格革命家与组织关系，到达一定阶段再全国统筹派出代办员领导地上群众组织的建设。地上群众组织需要主动避开政治等能够引起资产阶级重点关注和打击的特征，但又不能以合法为标准落入资产阶级的条条框框；要以群众自发抱团实行经济互助这样的性质出发，进行不讲政治但又实行民主集中制、共同义务劳动的建设。地上通过代办员接受地下领导，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则由地下暴力协助处理，同时地上又为地下输血、源源不断输送经过初步筛选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后备军。战略防御阶段将近尾声时，一个个实现局部敌弱我强、能够派出武工队进行系统性地下执法的据点连点成片，形成根据地，根据地在全国多地形成便进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的任务则是通过武工队开展翻边战术，使敌人疲于调动、不断消耗敌人力量，最终形成工业区包围华尔街的态势时，就进入到了战略反攻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