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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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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法治归根结底是人治。看似客观公正平等的法律，是由统治阶级制订的，其内容必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而法律的执行也是由统治阶级的暴力力量去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打通关系、金钱交易，便可让法律的天平倾斜；而到了被告席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时，法律就失灵了，不会执行，甚至此人不仅不用被起诉、甚至能调用暴力力量反过来镇压起诉他的无产阶级。而社会主义的法律也绝非平等的，会保护无产阶级的权利而专政资产阶级。
2、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庭根本就不是什么维护公平的神圣之地，而是资产阶级交易的肮脏角落，资产阶级可以花钱买通律师、法官甚至立法。在阶级社会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不该期望在资产阶级的法庭中得到任何公平。那么无产阶级遭受到的不公该如何解决？就只能在由无产阶级把持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法庭中审判，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公平。
首先必须指出法的实质是一定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暴力机器保证实施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决不是与物质基础无关的超历史先验性正义理念或规范，绝非抽象的公共福祉或普遍利益的体现。“社民主义”分子如拉萨尔、考茨基之流，鼓吹什么每次改良都是左翼的一次胜利、国家和法律属于阶级妥协产物可供无产阶级利用等一系列奇谈怪论，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是在为资产阶级专政张目。当代改良主义分子童润中也正是本着这种混账逻辑自称为左派。中修也总爱鼓吹什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践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以文革为反面案例，污蔑砸烂公检法等创举为践踏民主与法制的灾难。
任凭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用华丽的辞藻把自己和自己推崇的法包装成公平正义的化身，客观实际都不会以他们的说辞为转移。在资本主义社会，法的实质就是商品货币关系、等价交换原则在上层建筑的产物和体现，是再生产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商品货币的等价交换原则要求一套能由军警暴力机构保障强制实施的意识形态来对其进行维护，否则资产阶级将会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这套意识形态里，实际存在的剥削关系被掩盖，任何符合其定义的人和组织都被判定为自由平等的行为主体，被要求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违者将被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这就是法。法必须无视实际存在的生产地位之别，捏造出所谓自由平等的主体，不如此就不能具备形式上的普遍性、超阶级性。然而法在实际应用时，正是把同一规范施加在事实上各不同等的阶级身上，进而体现和维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例如，每位公民的私有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听起来很平等。那么我的个人消费品和马云的阿里巴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真平等吗？符合法律概念上的平等，但事实上毫无平等可言，我凭劳动获取的个人消费品和马云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难道能是一回事吗？我要生存就必须出卖劳动力，马云要生存却不费吹灰之力，躺一小时赚到的钱比我辛苦劳动一年赚到的都多，况且我的个人消费品不慎失窃了，警察未必会不遗余力地追回，但马云就不同了，人家是“为祖国贡献巨大力量”的“人民企业家”，他一报警，警察跑得比苏炳添还快。所以法的实际运用从来都无法脱离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造成的阶级关系。
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所谓的惩处违法犯罪。法律的惩处在实施时意味着某种实际的经济代价，或者说价格。违反某个法条，就是在购买某件商品，拿出等量价值来做交换就可以了。
在这里，资产阶级法哲学意识形态所自我标榜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就原形毕露了。在法哲学意识形态的空想中，任何人都必须平等地为某种违法行为付出代价，故而可以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而在实操环节中，这一“尺度完全同等”的规范被应用到事实上毫不同等的个体身上，对一些人而言，违法带来的确实是灾难性的惩罚，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个代价根本微不足道。资产阶级的法权就是这样暗戳戳地维护现存社会模式及其既得利益者的。
难道不是吗？正是因为那些处于小资产阶级上层、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律师和会计熟练掌握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将人命抽象为纯粹的劳动力成本和违法成本，通过专业计算进行评估，作为垄断巨企的福特公司，在明知其平托车型的设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悍然决定放任不管——对福特公司而言，车祸所造成的爆炸事故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一点都不重要，都只是财务报表上的一串数字，和其他各项支出并无任何不同，人家早就计算好了车祸发生概率和发生车祸时所要赔偿的数额，计算的结果是，这个成本比起改进车型低得多，那人家有什么理由把人命放在利润之上呢？
美国铁路公司也不例外。哪怕美利坚的客运列车每天翻车两起，有毒有害化学品货运列车每周翻车一起，只要翻车所需付出的赔偿小于无视安全所削减的成本，那就光明正大地选择无视安全，以免耽误赚钱，完全没问题嘛！资产阶级法律完全允许这么做。该赔的都赔了，以钱换命，等价交换，不是吗？人命算什么，一种能生钱的廉价耗材而已，花钱买下来不就是了。理解了这个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修矿难频发，涉事企业却还是一再违背安全标准，很简单，矿工的命不值几个子儿，花钱买命比大费周章把安全搞好划算多了。
另一个例子是辛普森案。此人曾是个“明星运动员”，过着与资产阶级无异的富贵生活，灯红酒绿。有一天，他因为私生活的那些破事，杀了人。整个美国没有人不知道人是他杀的，他甚至还私下炫耀过呢，后来更是闹到全世界都知道。然而此人最终并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被无罪释放，并被全天下的法学院写进“程序正义”的典例里，教导学生们说，这是维护公平正义不可避免的代价，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人类目前为止最先进的制度了。此獠能够免于死刑制裁，离不开他那忠诚的法律顾问团队，离不开他雇佣高明讼棍所投入的经费。
甚至在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下，不仅可以让剥削阶级按照这套逻辑行事并从中获利，还会迫使很多劳动人民按照这套逻辑行事，并导致群众斗群众的悲剧。卡车司机如果撞死了人，只需要赔偿一笔乍看数额巨大的钱；而如果撞残了人，则需要一笔接一笔不停地赔钱，哪怕单笔金额看上去并不多——于是，在货币拜物教的神圣标尺之下，有不少卡车司机在距离已经太短、事故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选择反复碾压，以免行人被幸运之神眷顾。即便随着刑侦手段和尸检手段的提高，卡车司机不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碾压了，他们也会选择一遇到突发情况就对路人加满油门，一脚刹车都不踩。毕竟，只有在对方一定被撞死的情况下，自己和自己家庭的损失才能降到最少——个体和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法所保障的私有制之下，实质上也是自负盈亏、独自经营的原子化经济单位。我的一位挚友，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就是因为不幸遇上了这样的卡车司机。资产阶级的法非但不能终结这种悲剧，反而还会不断地制造出这种悲剧。
自由派会说这是人权洼地特有的现象。社民主义的拥趸会说，中修美帝的确不好，但北欧很好。但事实是无情的。挪威新纳粹主义恐怖分子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因为厌恶以法律普遍性为基石的西方进步主义叙事，在汽车炸弹袭击和无差别射击中杀害了七十七个孩子，还造成了数百人受伤。
布雷维克用炸弹袭击完奥斯陆政府大楼，就打扮成警察，持枪乘坐渡轮登上于特岛，并从码头以笑面虎的姿态向人群缓缓走来，说自己是来执行任务的，大家不要怕。此时夏令营中的青少年已经得知爆炸案，因此大部分人都集合在了一起，总共大概有六百人。他们相信了布雷维克的话并向其靠拢，他则以警察的口吻要求大家站成一列，然后突然从包中取出手枪大肆射击。惊慌失措的人们四处逃散躲避，许多人跳水逃生，途中不幸淹死。看见此情此景，布雷维克这个极右翼分子不忘给这些支持西方进步主义的青少年扣上他最鄙夷的共匪帽子，兴奋地向所有人大喊道：“马克思主义者们，你们都会死！”
挪威警察赶到后，此獠笑着扔枪投降，而根据挪威法律，只要罪犯投降就不能攻击他们，于是此獠耀武扬威：“那些小孩的头盖骨碎片扎破了我的手指，快给我包扎！”然后条子老老实实地照做了。不仅如此，在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挪威，这个所谓的“人权高地”，此獠只被判了二十一年的监禁，囚室面积高达十五平米，里面还有游戏机供他玩乐，还有打字机供他生产垃圾，撰写当代挪威版《我的奋斗》，每天它都有八到十个小时来炮制反动黑货。此獠还通过监狱里的函授系统获得了攻读全球前两百的顶级学府奥斯陆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的资格。试问它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很简单，它在挪威新纳粹圈子里可是大红人，要钱有钱，要影响力有影响力，自然雇得起讼棍为它争取“人”权。
可以发现，无论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法庭都不是伸张正义的地方，而是弱肉强食的交易所，任何改良主义路线都是小骂大帮忙的机会主义路线。
以上种种事实无不表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根据以货币为单一尺度所计算的利润标尺，把人命等同于纯粹的经济成本，是一种天然合理的、法律认可的特权。它不会承认自己是特权，反倒会通过它的形式平等来掩盖和变相维护它的事实不平等。这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及按劳分配所含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时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
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它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法权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法权，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
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
在某个具有排他性的同一尺度下，把其他一切都撇开，并在默认不同等的能力是天然特权的前提下，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共性。
按劳分配所包含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以劳动量为同一尺度，把其他一切（有没有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的需要等）都撇开，并在默认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是天然特权的前提下，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决定人们所能分配到的价值多少。所以文革时期做过许多消除或缩小按劳分配的努力，如对八级工资制的工资级差予以降低。所以赤眉同志在当代马列毛主义者关于医疗领域的主张一文中强调，应当在医疗这种较好实现按需分配的领域，率先实施按需分配。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让群众不需要为了治疗重病一个人砸下重金，才能让上文提到的卡车司机铁了心要碾死自己阶级兄弟的事情走向消亡，自负盈亏的结果就是私字当头，千斤重担集体扛才是通往共产主义之路。
按资分配所包含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更恶劣了，以利润为同一尺度，把其他一切（人的身体权健康权乃至于生命权等）都撇开，并在默认不同等的生产地位和货币持有量是天然特权的前提下，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以钱换命（既然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只看利润，那人命钱和其他钱没有区别），丝毫不见愧色。
最反动也最根本的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以维护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为同一尺度，把其他一切（哪怕是它们平日里最喜欢说的什么“法定程序”）都撇开，并在默认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对暴力专政权在内的各种权力的支配是天然特权的前提下，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越威胁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就施以越大的镇压，号称自由民主之都的欧洲，不就是这样无情地镇压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巴黎公社起义和一九六八年全球左翼运动的吗？号称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不就是这样无情地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大搞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的吗？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修，不就是这样无情地镇压一九八九年的大规模自发运动，越过平日里的程序，悍然使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屠戮无数群众的吗？至于有什么东西在镇压的过程中被碾死了，他们为什么要来送死，对资产阶级的反动军警来说全都不重要。在“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标尺下，其他一切都可以撇开。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打倒资产阶级专政，才能终结那些名为法庭的交易所，代之以党的领导下的群众专政，唯有这样，才能为广大劳动人民伸张正义！
但是认识到这个程度还不足够。我们都知道按照敌我力量对比，整个革命进程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其中，战略防御的第一个子阶段需要建成堪当全国一盘棋融工大任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第二个子阶段需要开展地下领导地上的全国一盘棋融工并行使地下执法权，开始在各基层捣毁那些肮脏的“交易所”，改由三结合革委会接管社会管理权力，开展群众路线下的无产阶级司法，随后全国广泛形成由革委会和人民公社掌握局面的地上根据地，并且地下革命家组织能够系统性地派出武装工作队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党组织在广大根据地内开展拥军参军运动扩充革命武装力量，并且大量派出武工队实施翻边战术，通过公开的战役行动扩大革命力量，最终在战略反攻阶段一举歼灭中修全部反动军警——在整个过程中，地下革命家组织作为领导核心，是由自觉性最高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要让革命运动进入正确路线的轨道，一切都要由这个领导核心来指挥调度，可见其重要性——那么，怎样建设这个地下革命家组织呢？必须善于集结自觉力量掌握领导权。中央和地方都有自觉性源头，赤化工作才能源源不断地向前发展。可是怎样判定自觉性呢？其标准是什么？答案是，如果一个人具备党性（以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掌握科学方法论（通过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开展组织建设和路线斗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本级组织和下级组织也掌握党性和科学方法论），那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自觉的职业革命家。
要想深入理解这个正确标准，我们可以看一看错误的标准是什么样的，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伐修社的创始人洪流是怎么死的？大包大揽，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看起来挺有“积极性”的，似乎是一位“很有觉悟”的“人民英雄”，这是否算是自觉的呢？其实不然。革命要的是自觉组织关系的再生产，而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工作狂。哪怕这个工作狂死了，我们也根本不能把他视作什么烈士，因为他并没有从推动革命前进这个立场出发，而是从营造个人积极人设的立场出发。必须警惕这种把个人英雄主义的单打独斗当自觉性的思想。这种思想事实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以个人努力为单一标尺，撇开其他一切，并在默认不同等的才能是天然特权的前提下，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越努力就能掌握越大的领导权。由这种思想还会延伸出“把贡献当私产，把错误当债务”的错误认识，进而导致政治隐瞒、不敢做自我批评，甚至是一挨批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的现象，毫无疑问，如果不把这种倾向批倒批臭，地下革命家组织也会退化为资产阶级的交易所，变成投机分子镀金的场所。
这就是张春桥同志所批判的：
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