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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各自为政的小组状态就是革命要走向失败的根源，因为党的界限不明，机会主义者可以随便进入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可以随意夺权，自然会出现各种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以缴枪换取投机利益，把革命出卖给资产阶级。所以，建立人类共产党，清洗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
2、过往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已经向我们明确了，要想成立一个全人类性质的共产党，那么走松散的小组联合路线是没办法形成一个纪律严明，能有效抵挡各路机会主义分子冲击，以及资产阶级分子围剿的党派。看看文章中列举的各国机会主义政党把！他们难道还不能说明，各国如果不从工业化的建党开始，以培养职业革命家为目的去先建设地下革命家组织，那么下场会有多么的悲催，并且会给世界革命史带来怎么样沉重的打击吗！就是因为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普遍呈现一种松散的态势，所以才会被机会主义者趁虚而入，白白葬送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革命者，就应当摒弃以小组联合为根基的机会主义路线，明确唯有人类共产党路线才能解放整个世界！
二战期间，由于革命主要矛盾的暂时变化，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和社会各个阶级中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了一定的统一战线，以最大程度的争取，团结可争取和可团结的力量，孤立一小撮敌人，来完成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这个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统一战线政策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它的落实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在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方针，既无产阶级是走在最前面领导统一战线还是在资产阶级屁股后面被领导，是对于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还是无原则无条件的团结，是独立自主，建立自己的武装，发展自己的力量，还是完全依附于资产阶级，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尤为极其激烈。在中国，毛主席敏锐的察觉到：“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按: 既国民党遵守统一战线的基本约定，开始抗日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 ”领导中共与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对内清算了王明及其附庸项英之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外打退了蒋匪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牢牢把握无产阶级的全面抗战路线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也大大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增强了中共自己的力量，为此后的全国解放铺开道路。历史事实证明，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内主要危险的英明论断不仅在中国是正确的，放在世界上也是正确的，战中到战后，国际上刮起了一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黑风，多个国家原本大好的形势被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所葬送，革命遭到了可耻的叛卖而失败，人民解放的希望就此破灭。完全印证了列宁的那句话：“事实证明：由工人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由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了。”
缘起是美国的白劳德， 由于美共的组织松散以及不抓路线斗争，让此人在1932年窃据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其就不断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破坏革命。二战期间，苏联与美英两国在1943年举行了德黑兰会议，发表了《德黑兰宣言》确定加强合作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方针，意在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暂时团结美英帝国主义以对付主要敌人。这时白劳德跳了出来，大肆歪曲会议精神，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反动观点全面化，在多次的出书演讲中提出了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以为资产阶级效劳最大程度的破坏革命。一是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可调和，称 《德黑兰宣言》开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共存的，唯一正确的“德黑兰道路” 宣扬阶级调和，要社会主义国家放松警惕和帝国主义豺狼搞“和平共处”。二是鼓吹阶级合作，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出发污蔑革命运动，革命战争是“混乱”“恐怖”推销和平过渡的谬论，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三是美化殖民制度，站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胡说 帝国主义的利益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美国才能”解放“殖民地人民 ，实则是帮助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进行帝国主义争霸。四是攻击马列主义为“老的旧的教条主义”为其修正主义路线找补。在美国的具体工作上，白劳德在统一战线中提出“一切服从罗斯福的政策”完全把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为了进一步讨得资产阶级的欢心，甚至直接在1944年中旬解散了美共，代之以一个完全无害的“共产主义者协会”，无耻至极。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说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延续，苏修的预演，于当时的国际共运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各国反动势力遥相呼应，一股交枪投降的逆流就此掀起来了。
首当其冲的是法国，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法共也和社会各阶级中的反法西斯派建立的统一战线，但由于多列士之流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法共不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不去把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而主动将其拱手让给以戴高乐为首垄断资产阶级一派，自己则承认武装力量的权力完全归戴高乐所有的基础上去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但即便在中央的贩卖路线的倒行逆施之下，广大基层党员群众仍然通过自己的英勇斗争发展了法共有能力直接控制的25万游击队以及大量民兵，同时也在广大地区建立了基层的政权机关，革命形势依旧可以说是大好的。但由于此时中央已经彻底被机会主义者所篡夺，多列士之流竟直接下令解散了革命军队和民兵组织，向戴高乐政府交枪，摇尾乞怜以换取议会席位和资产阶级政府里的一官半职，开始走议会斗争和平过渡的道路。最初，由于戴高乐政府的资产阶级专政刚建立还不够稳固，更由于此时的法共已经交枪而变得人畜无害了，在1945-46年的选举中法共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多列士本人还当上了副总统，但这并不能够触动资产阶级专政一丝一毫，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解放，更不必说此时的法共早就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的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的官僚老爷了。到了1947年，戴高乐政府的统治已经彻底稳固时，掌握枪杆子的资产阶级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将法共从议会里踢了出去，多列士之流打着“和平过渡”的旗号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敲骨吸髓的幻梦也就此破灭。
然后是意大利，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分裂为北部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和南部的英美军占领区之后，意共在北意建立了由自己领导的反法西斯民主联合政府“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辖为意共直接所控制的武装力量25万人，另有民主武装15万人，于1945年4月乘着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东风，迅速解放了整个北意，建立了人民政权，革命形势同样是大好的。但意共也是从来不抓路线斗争，并且从成立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按：其创始人葛兰西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搞出 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是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控制，所以要革命就应当先搞宣传先建立“工人阶级文化霸权” 的唯心主义谬论，乃当今中国野火之流宣传主义分子的老祖是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共彻底变修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了。当英美帝国主义露出凶狠的獠牙开始进犯北意解放区时，意共中央的陶里亚蒂之流竟然对其百般顺从，下令不准反抗，任由资产阶级取缔意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所属的各级政权和革命武装，使意大利人民的革命果实丧失。意共变修交枪之后，同样在陶里亚蒂所提出“结构改革”的和平过渡纲领下开始在议会中进行投机，1946年成为议会第三大党，陶里亚蒂本人也当上了司法部长，可是仅仅过了十个月，修正的意共就和法共一样，被资产阶级的其他派别给排挤了出去。
再之后是希腊，战时希共所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与德国法西斯进行了4年的艰苦斗争，武装力量发展到20万人以上，并于1944年末解放了首都雅典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希共也是不重视路线斗争的，解放后西安托斯之流的右倾投降主义占到了上风，面对英帝国主义和希腊反动派“假谈真打”的缓兵之计未能识破，放松了对反革命进攻的警惕，导致对于英军的突然进攻毫无防备而失掉了雅典。但此时形势依然是有利于革命的，革命军队仍然控制着希腊大部分地区，而希共中央的西安托斯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却仍然一心着与资产阶级合作，竟在1945年2月令革命军队自行解散，交枪投降。叛卖了广大基层党员和希腊人民，使他们解放的希望破灭，并带来了随后的白色恐怖和大屠杀。
除了以上列举的几个典型例子，当时在亚洲和拉美多个国家的革命中也都出现了相似的情况，都是党被机会主义夺权而交枪投降或准备交枪投降但应一些原因未能成功，大同小异。
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本国资产阶级之所以参与反对外国资产阶级侵略的战争本质还是出于剥削阶级的利益，既不想失掉自己在本国人民头上吸血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其实行的必然是一条片面的，反人民的抗战路线，“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 蒋匪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就是明证，在战后则必然立刻调转枪口来镇压革命力量，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代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在反侵略战争时期与之结成统一战线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必要条件是争取无产阶级及其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在统一战线里的领导地位，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抗战中独立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增强自己的力量以应对战后资产阶级的反扑，实现本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否则，不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而只想着当资产阶级的附庸，就是自缚手脚，自取灭亡。“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小到我们上面讲的以多列士为首的几个“议会迷”的例子，大到国际共运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毛主席这句话的正确性，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掌握政权能够统治无产阶级，不是因为葛兰西等人鼓吹的所谓“意识形态霸权”此类稀奇古怪的原因，只是因为其拥有高度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国家暴力机器作为物质力量以镇压无产阶级，维护其统治，无产阶级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只能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同样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以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去砸碎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最终夺取政权实现全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世界革命的普遍原则，除此之外，一切幻想能够在不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暴力机器的情况下夺取政权，妄图搞和平过渡和平解决问题的，都是机会主义欺骗人民贩卖革命的幌子，我们在以上列举的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一般情况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表现为如上经典的“议会革命”百年来无数假共产党为着争夺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官半职而厮杀，而在中国这种披着红皮的法西斯专制国家则较为特殊，表现为老左的“保党救国”和泛左翼的“三勤三化”此二者本质一样的，前者是为了谋个中修官位来坐，后者是为了混个工联书记来当。
更具体来讲，暴力革命的唯一正确路线就是先锋队领导的持久人民战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只有全面发动起群众来通过长时间的暴力斗争不断清扫，削弱资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发展革命力量自身，才能够彻底消灭之。首先依托政治报为脚手架自上而下的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后广泛扎根社会各行各业以地上向地下引流工业化的赤化群众武装群众起来进行人民战争，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局部，末梢开始夺权，夺取据点最后建立根据地，依据自身力量的发展逐步提高暴力斗争的烈度，不断扩红开辟新的根据地，扭转阶级力量对比，这些原则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普遍地对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表现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广大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的路线。在帝国主义国家，表现为优先建立全国一盘棋，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实现全国武装割据，以广大“工业区”包围“华尔街”的路线。
“思想上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说的何其好呀，以上法国意大利等各国革命的失败，归根到底就是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不重视，乃至于完全不抓路线斗争，导致被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夺了权而变修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即使面对革命空前的大好形势也抓不住，只能被机会主义所葬送。充分说明了革命成功与否在于先锋队的路线正确与否。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也可以取得政权。路线不正确，即使有人有枪都全会败光，哪怕夺取了政也权还会丧失政权。当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始终以路线斗争为纲，以保证先锋队的纯洁性，革命路线的正确性。特别是要充分吸取文革的先进经验，明确路线斗争就是权力斗争，就是自发势力和自觉势力对于党内各项权力的争夺，必须充分保证广大基层党员和群众的造反权，并经常性的发动他们进行自下而上的路线斗争，保证党的各级组织都掌握在自觉力量手里，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教育锻炼基层党员和群众，增强他们识别和斗争机会主义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在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建设上，也不能闭门造车同样要建立在文革经验的基础上，由群众民主选举出先进代表组成群众代表会，由革命代表会派出的群众代表和先锋队派出的党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机关，后者集中领导，前者民主监督，享有罢免党员政治职务的权力，在不断的路线斗争教育中逐渐提高群众的自觉性，使他们学会自己斗争机会主义自己管理社会生产，实现人人高度自觉，面对坏分子能够迅速的自觉组织起来予以镇压，最终以先锋队消亡——革委会消亡——革代会消亡的顺序，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讲了这么多机会主义的黑路线致使革命失败的例子，那当时世界上有没有自觉力量与正确意见呢？答案是有的。其中首当其冲，起到模范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在毛主席中央的领导下一贯紧抓路线斗争，始终坚持人民战争，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方针，不仅在战中清算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而且在战后清算了刘少奇顺应呼应白劳德主义和国际投降浪潮，对于当时蒋匪国民党假谈判真磨刀，越来越凸显出全面内战形势视而不见，而提出 中国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不需要再进行武装斗争了 以交枪换官，贩卖革命的黑路线，使得全国的军民都对于资产阶级的反扑有所准备，最终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其次是美共的福斯特，他在整个白劳德主义统治期间都基本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正确原则与之斗争，在1945年中旬将白劳德开除党籍，重建了美共。但这个新美共也很难称得上是真正革命的，其依然是以合法斗争为主，并且同样不重视路线斗争极度松散，导致垄断资产阶级在50年代开始搞麦卡锡主义清算左翼分子的时候，几乎被消灭殆尽，到了1957年仅剩的不到一万名党员中就有1500人是fbi的线人，简直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老巢，此后美共也经历了多次分裂，但裂出来的全都是不伦不类，假革命的机会主义党。然后是法共，多列士的机会主义路线从一开始就遭到下到基层上到中央的一些人的反对，特别是南法的一些委员会几乎是一致的抵制，但这些人最多只能算原则正确，事实上都不成气候，没有造多列士的反，也没有出来另起炉灶继续武装斗争，最终都基本接受了革命失败的结果。
中共作为模范，一党的自觉意见不能够迅速扩大在世界各国党中落实，以帮助他们彻底清算机会主义者，按照正确的道路进行革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各国机会主义反动势力高度自觉的集中：白劳德路线一出来，就迅速在世界各地得到响应，法国有多列士，意大利有陶里亚蒂，希腊有西安托斯，中国有刘少奇，等等等等；包括十几年后苏修掀起的国际反华逆流也是一样，多列士和陶里亚蒂连同铁托，又傍上苏修，同刘少奇林彪之流内外策应，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猖狂进攻，意在篡夺中国党，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国际上的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都是极其高度自觉的勾结在一起破坏革命的，但革命力量却做不到这一点，无法与之抗衡：一共虽然能够在中国一直坚持正确路线，抵御二战时各路机会主义以及战后刘少奇路线的影响，对其进行压制清算，但无法管到法国，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唯一能做的只是发文章声讨他们，仅此而已，而不能做出什么真正有实际效果的处理以挽救他国革命。这归根到底是因为各国革命者都处于各自为政的小组状态，并没有实现物质上组织上的彻底统一，而仅仅是依靠政治影响力，依靠“你我都叫共产党”来联系（按：实际上当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也基本是这样，其并没有实现组织上的统一，也仅仅是开会交换信息而已，更不用说其还是极其松散的，法共意共这样的修正主义党也能混迹其中）因而，各国革命者也必须实现物质上组织上的统一，形成自觉组织关系来终结各国党各自为政的小组状态，使得无论是哪个国家革命者的自觉意见都能迅速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并真正落到实处，以此对抗反动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自觉集中，统筹协调世界范围内的路线斗争和革命运动。我们认为要完成这些任务，所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建立统一的人类共产党，把世界上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变成一个党，原先的各国党都作为它的一个总支部存在。这是对世界革命绝对有利的。
马列毛主义者坚定的拥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对于各国来说没有本国的自觉势力就没有革命成功的根据，没有人类共产党就没有革命成功的条件，缺少了其中一个世界革命就不能成功。 外因通过对事物的内因的矛盾的一方面的加强，对于另一方面的削弱，促使矛盾转化而起作用，人类共产党不是让某国对于他国革命进行包办而起作用，而是通过形成自觉的组织关系，使自觉力量实现国际范围内的集中，对各国自觉势力进行加强，指导他们以正确的方法开展路线斗争消灭掉自发势力，使自觉力量把握党的专政权占到上风而起到在正确路线下推进革命的作用。 在当时如果就有了人类共产党，在战时就可以在毛主席为首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帮助法共意共贯彻以路线斗争为纲的正确原则，并对其中不合格的部分进行改组，使自觉力量牢牢把握各级组织的专政权，阻止多列士集团和陶里亚蒂集团篡党夺权，即使未能成功致使法共意共变修交枪，就可以宣布二者为非法，组织当地同志起来正确的另起炉灶重建先锋队，同时，也能给予福斯特等人正确意见，保证新美共此后不在再次变修。
人类共产党必须建立在肃清第三国际缺乏民主集中制，被俄共布一党包办中央的错误的基础上，导致当时作为“地方”的毛主席的自觉意见和正确路线根本就无法传达到“中央”并通过斗争扩大落实，而“中央”脱离地方实际的错误意见频出，典型的比如大革命时期主张和国民党进行无原则的团结（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早年间还把蒋匪介石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名誉委员，一直到412发生之后），到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左”右两次王明路线，并且种种错误意见地方又必须执行，使得助长了陈独秀王明等机会主义的势力，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斯大林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承认了自己与第三国际犯下的种种错误，到了1943年完全认识到第三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无法给予各国革命有益的指导，遂将其解散。现在的人共则必须吸取这个教训，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建设，在一开始自觉力量不稳固的时候暂不设立人共中央委员会，否则很容易被机会主义所夺权，届时人共的存在反而是世界革命的最大阻碍，而是以中央职能部门与各国总支部的联席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任何重大议题都必须走联系会议通过民主集中制决定，这就最大程度的保证了一国的正确意见能够通过联席会议中的路线斗争有效扩大并落实，错误意见则能够被清算。若少数总支部被机会主义夺权而变修，其余多数革命的总支部有义务将其开除会议资格，并帮助当地的自觉力量正确的另起炉灶，重建革命的总支部；若多数总支部都变修了，少数革命的总支部则有义务团结起来另起炉灶重建新人共，同时帮助世界各地的自觉力量也迅速与病灶相切割，重建革命的总支部；只有在这样反反复复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才能筛选锻炼出真正高度自觉，堪当世界革命领导者大任的分子，由他们来组成人共中央委员会。
总结：二战后国际共运中的交枪投降潮反映了国际反动势力普遍的自觉的集中，互相紧密勾结起来破坏革命与国际革命势力普遍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小组状态之间的矛盾，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人类共产党，实现各国革命者物质上统一，确立国际上的自觉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