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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条条专政”跟工业化革命组织的责权分明，两者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前者是资本主义的管卡压、做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后者是群众高度团结组织起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造反夺权。这个工业化，并不只是流程上的工业化，主要是人对人的自觉组织关系的再生产。文革后期张春桥等同志过于注重理论批判，但在建设并扩大自觉组织关系上的主观能动性不足，导致毛主席死后天平立马倾斜，自觉组织力量被走资派压倒篡权。当下推翻中修革命，固然需要理论上的斗争，但最根本的法宝仍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设，只有通过义务劳动、组织纪律、特别是路线斗争，不断进行自觉组织关系的增强，在全国锻炼出一批赤化能力、重建组织能力强的高度自觉的革命者，才能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靠革命的工业化组织才能彻底战胜中修。
2、在革命力量占上风的时候，走资派不得不披着红旗反红旗，说着革命的话，赶着反革命的事情。邓小平说着什么组织，纪律，但事实上却在将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打散，让其从自觉走向自发，中央的几位同志虽然从路线上揭露了这种机会主义，但是没有在组织关系的实践上解决根本问题，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并没有恢复。毛主席去世后，造反派中央被迅速武装篡权，这值得后人深思，必须注重组织关系自觉这个本身，不是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后就不管了。另一方面，机会主义者常常用流程正义为机会主义路线服务，革命的根本动力还是人，只要有利于革命，那就应该不受限于流程与制度，反而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迅速做出行动，并且更新流程服务于革命，这才是是活用辩证法。
批“条条专政”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次路线斗争。所谓“条条专政”，就是把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变成许多条各不相干的、单向流动的死板的纵向线条。这次路线斗争的背景是，在文革前三年全国夺权以后，新生的革命政权——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并不巩固；三结合本来是群众组织代表、党的干部和军管代表三结合，但是军队派系没有被清洗，他们和没改造好的干部勾结起来，大量地把群众组织清算出革委会，例如乘着“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机会制造冤假错案，甚至对造反派乱捕乱杀，群众组织的权力在革委会中逐渐式微，“三结合”逐渐名存实亡。1974年，中央部分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重新启用，其中的走资派作为整个社会反动阶级的代表。为了进一步削弱造反派权力，邓小平等人大谈“整顿”，强调“恢复工业生产秩序”，他说的秩序是资本主义的秩序，这就反映为要建立条条专政的经济体制，暗戳戳反对毛主席“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乃至鞍钢宪法等指示，把权力向着走资派的手里收拢。江青、张春桥这些后来被成为“四人帮”的革命同志，在当时掀起批判“条条专政”的运动，与此对立地提出“块块专政”的提法，强调赋予地方发挥管理生产的主观能动性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恢复革委会特别是其中群众组织的权力，重塑三结合革委会政权的权威。要按照两个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来理解这一历史事件，这才是符合唯物史观的。
“条条专政”具体是怎样复辟资本主义组织关系的，关键就是瓦解革命力量的集中。一条线条里的人不准管另一条线条，否则说你“越俎代庖”“不按流程办事”；一条线条下游的意见要反映到上游，必须一关一关地闯，中间的官僚全都能轻易把意见打压下去；而上游的意见要贯彻到下游，中间的官僚也能轻易篡改，把地方搞成独立王国。这样，管理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腐化多个山头，邓小平这种人很容易篡权。如果你要造反，就用程序正义对你管卡压，说你“无组织无纪律“。
这样一些批判文章批判得很好：
“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红旗》杂志1976年第七期）
在“集中统一”的幌子下，邓小平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抛开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直接控制某些部门，对地方和企业搞垂直领导，随意发号施令，独断专行。“条条专政”根本不是靠党的路线和政策领导社会主义经济，而是靠手中的权和物来专地方和群众的政。只要他们一句话，让什么发展就发展什么，让什么关闭就关闭什么，要在那里建厂就在那里建厂。他们可以任意制订什么“大政策”，妄图出卖国家资源，出卖国家主权，出卖劳动人民的血汗。……
搞“条条专政”，各个“条条”自成系统，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就会使中央各部门和地方之间，这个“条条”和那个“条条”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以邻为壑，互相扯皮，互相拆台。在“条条专政”下，每个“条条”内部又有若干小的“条条”，各自都直接向地方、企业插手。不仅“条条”之间矛盾重重，而且“条条”内部也互相矛盾，这就造成地方无法对当地的生产和建设进行统筹安排和综合平衡，严重束缚、挫伤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人民日报《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反动本质》）
与此作为一体两面的，当时也把自由经营和条条专政对比起来，邓小平一边推行自由经营路线，一边推行条条专政路线，它们同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自由经营同样是分化无产阶级组织、阻碍无产阶级权力落实，它和条条专政不仅不矛盾，还往往是共存的。在工业化的革命组织建设中，自由经营这种倾向就类似于手工业地管理组织，造成自发混乱，乃至于尸位素餐、当甩手掌柜。
对条条专政和自发混乱这一体两面的批判，就牵涉到对于工业化革命组织应该怎样正确地理解。这就不得不搞清楚几个问题。工业化革命组织要不要权责分明？要，需要提高组织运转效率，避免议而不决，特别是在大多数同志还没有成为自觉同志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脚手架来培养对革命的负责意识，其关键是使上级保证下级的正确性，并且在爆发问题时反过来对上溯源，迅速揪出问题分子，完成组织换血。那权责分明是不是就等于条条专政？不是，权责分明只是为革命组织内所有同志的斗争需要提供了一个趁手的组织工具，要用这个工具关键还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首先，各级组织有义务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解决本级组织范畴内的问题，毛主席所批评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就是主观能动性缺失、逃避责任，长此以往必然架空本级组织权力、累死上级组织、更无法赤化下级组织。其次，在纵向链条的基础上还应该有（并且鼓励）横向监督，权责分明只会更利于横向监督而不是阻碍，因为任何同志发现了问题都能够运用组织工具、发挥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摆脱了个人手工业式监督组织的困境，也更有利于革命力量随时重新汇聚。而条条专政正是扼杀这种横向监督、阻碍革命力量汇聚的。最后，作为总结，革命组织工业化管理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抓人的协同性而不单单是完善流程，要改造掉人的个性、派性，建立党性，由此支撑起组织的工业化，人是组织的内容物，内容决定形式；由此创造的制度应该有利于自觉力量的集中，进一步，完成自觉力量的源源不断的再生产，使自觉力量领导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这是文革期间没有做到的事情，从中央来看，毛主席后继无人，从地方来看，没有把革委会建立为自觉的组织关系并扩大这种自觉的组织关系，所以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革命组织的工业化绝不是建立流程规范这么简单的事情。过去有一批机会主义组织（例如新十月、东风），在被政治报路线批倒以后，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搞工业化和民主集中制，搞起分工协作、人员委派的过家家。他们的工业化是假的，空有个壳子。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是因为革命家们有政治观点涌流的需要，再为了这个需要去创造工业化的制度，促进正确意见的发挥与落实。这就涉及到人和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一定政治素养的人支撑起一定性质的制度，一定性质的制度又反过来改造人，实现正向循环，人的政治素养普遍提高了，制度才会有新的突破。所以，机会主义组织想抄历史上布尔什维克、中共的制度也是抄不来的，如果不对人进行清洗、筛选、改造、培养，那么制度设计得再“具备工业化规范”，都只能装着小组合成党的陈货，这就是他们的假工业化。
与这些机会主义倾向相反的，政治报路线是要不断提高革命家的主观能动性，并迈向自由王国。“自扫门前雪”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要打破，不仅要允许任何超出“分内工作”的相互监督，而且还要大力提倡任何基层同志自觉关心整个革命。赋予基层同志发挥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权利是完成自觉力量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如果都不允许基层同志监督整个革命，就根本谈不上把他们培养为能够对整个革命具有责任意识的领导者。对比假工业化想把人这种质降低为物这种质，想要打造一台按部就班的机器，革命组织的真工业化则是要把作为个体的人这种质上升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更高级的质，实现集体主观能动性上1+1>2的效果。一个人有了党性、掌握正确的组织方法论、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一项又一项新的措施去赤化他人，这才能摆脱自发性束缚，迈向自由王国。继续革命要能够胜利，就是要有稳定生产出这样的自觉分子的链条；共产主义要能够实现，就是要把全体无产阶级培养为这样的自觉分子，所有人都懂得管理社会，都懂得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运用组织工具、创造具体措施，这也是先锋队消亡的条件。
今天，我们也要认识到，文革期间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虽然意识到了邓小平“条条专政”路线的机会主义性质，但是没有采取正确的斗争手段，对“条条专政”路线的斗争局限于了理论批判，没有做物质上打倒走资派的准备，即大部分时候只当了理论家，没有做懂得组织方法论的革命家。邓小平其本人有相当的主观能动性，如今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也有相当的资产阶级主观能动性，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不懂得组织方法论、发挥斗争的艺术，是不可能斗得过他们的。这一重要性，和对条条专政的批判，都同时寓于政治报路线当中。所以可以说，张春桥等同志本人在实践上并没有彻底贯彻好批判“条条专政”背后的组织要义。如今，只有彻底坚持政治报路线，才能把这一未竟的事业推行到底。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必须要有鲜明亮出正确路线、和机会主义清晰划线、重聚并纯化革命核心、重新完成革命力量再生产的觉悟。只要路线对了，没有人也会有人。并且在平时就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能够重建党组织的高度自觉的同志，培养党内和党领导下的所有组织都有成为临时党中央的能力，做到革命杀不完。只要做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乃至共产主义走向胜利，就有了切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