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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这些中修捧在手心里的爱国将军净是一些视名誉大于一切的反动分子，只关心自己的良心能得到安慰，自己家族的荣光能得到延续，眼里丝毫没有人民群众，甚至连国家大义的旗子都披着个人利益的皮。为了”洗刷“自己身上的骂名，宁愿带着手底下年轻的士兵去送死，都不愿意考虑如何抗战胜利。现在的中修治下，学习这位抗日将军的也净是一些泛左翼，天天搞些冲塔，最后就骗了热血青年前去送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应该学习历史上的那些共产主义革命家，把革命放到第一位。
2、路线是第一位的，错误的路线只会把人越带越偏，乃至走向死亡，而正确的路线能够很好的发展力量，团结力量，最终走向胜利，这也就是为什么片面抗战路线，从一开始就不会成功，张自忠因为错误路线和世界观，不顾实际力量对比，为一己之私空耗抗战力量，送死“明志”，说是爱国，实则是极其反动的，他被中修和台帝视作烈士，也只是为了借他之名来掩饰自己的反动本质，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在意个人名誉的，他们将革命视作第一位，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
张自忠将军牺牲在枣宜会战的战场上，一度是盟军中最高级别的阵亡将领。中修和台帝至今将其视作烈士。形式主义的纪念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比起为逆风翻盘而庆祝，揪出“逆风”的始作俑者更为重要。比起给张这个死人定性，不如抓住活人的问题，从物质上解决革命的现实问题。
张自忠之死
张自忠的阵亡，笔者分为几大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所秉持的片面抗战路线。正如当下机会主义路线和中修无二，当年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托派，与日帝也是一对苦命鸳鸯。国民党把抗战局限于政府与军队，不愿意发动群众，踏踏实实进行抗战，打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最后的结果就是成为无源之水，国统区群众之抗战热情被不断消磨，甚至连补充兵员筹措军费都要靠抓丁摊派，军队整体战斗力必然不高；然而政府和军队内部也派系林立，在利润挂帅下各为其主，名义上统一全国却没有全国一盘棋，军、师间的协同极其低效，战区级的协同几乎没有，“友军有难，不动如山”是正常现象。这间接导致张自忠作为集团军司令，在枣宜会战不得不亲率几千人的预备队四处救火，最终被合围于南瓜店，兵败被杀。除此之外，重庆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速胜论，在相持阶段于1939年发动了冬季攻势，然而收效甚微。而作战相对积极的高级将领张自忠，自然是速胜论的信徒，这为其之后率部截击襄花路被合围埋下了伏笔。
同时，张无论是阶级出身（指幼年经历）、军阀内战经历、还是归顺南京中央以后，无论哪个时期，其所处的生产关系总体都是极其反动的。这使得其世界观最崇高的部分也不过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翻版。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何梅协定卖国的产物） 任职期间出访日本考察工业，直接导致被国内舆论当作汉奸，这对于张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也是其“以死明志”的说法的重要依据。这可以从其支援枣宜战场的38、179师前发出的电文中发现端倪：
“仰之我弟如晤：因战区全面战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连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连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小兄张自忠手启五月六日于快活铺”
真是可笑至极！国家民族说在嘴上，诀别电文却纠结于“良心得到安慰”！确实不该指望张能够发动群众，但是仅从军队角度来说，作为集团军司令，难道没有考虑过阵亡后导致所部指挥中断、乃至相互倾轧的不利局面吗？张渡过襄河收拢所部不过两万人，分兵部署后所部不过几千人，完全不考虑被包围歼灭的风险，这与送死有什么区别？今天的泛左翼何尝不是如此？嘴上说着要打倒中修，实际上却只是希望通过“读原著”、“做调研”，乃至于冲塔，获取内心慰藉，博一个革命者的名号罢了！本质就是一种务虚名而不求实效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体现，不但不愿意从物质上去变革世界，还要在这个过程中葬送抗日战士、毒害革命新芽！
张自忠死后
笔者很想把张想的好些，其戎马一生，喜峰口、台儿庄、潢川，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作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府中的高级官员，他完全无法找到变革这一切的道路。在汉奸的骂名和国军的相互倾轧中，一次次的功败垂成使得他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张是带着以死明智、唤醒国人的美好愿望而赴死的。然而改变了什么呢？蒋中正“英烈千秋”的题词，正如纪念死守藤县的王铭章一样，不过是这位极其反动的买办头子虚假的伪装。片面抗战还在继续，而反共高潮愈演愈烈。豫桂湘的惨败照样在辜负衡阳的死守，正如汤恩伯辜负藤县。可见，指望用生命请愿打动一个反动政权，使其回心转意，实在是极其幼稚的想法。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为中共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出力，与重庆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再爱国的将领，在片面抗战的毒害下就只有两条路：一种是投共，另一种就是堕落、死亡！
共产党员怎么办？
张自忠是国民党爱国将领的代表。然而再爱国，也与中共党员以及革命群众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在质上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党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能够筛选出革命内因正确的成员进行培养和锻炼，有民主集中和路线斗争使得正确意见能够占多数，有先进带动落后。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什么要抗战，知道统一战线，甚至于明白抗战之于中国革命的作用，而不是唯上主义的奴隶，是一个又一个自觉的人。而这是张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的。这个组织上的优势实在太过显著。共产党的武装不用像国军一样被蒋中正这样愚蠢无能的统帅呼来喝去，在协同上更是无出其右。罗荣桓在山东广泛施行翻边战术，由游击区边缘翻到敌后去，既可以分兵去发动群众，又可以集中配合八路军消灭敌人，所谓上马武工队，下马区政府，这种协同能力正是在长期的组织工作中锻炼出来的。
对于死亡的看法也是完全不同。张为了维护个人名誉“以死明志”。而共产党绝不怕什么委屈。“共产共妻”、“游而不击”的污蔑，什么时候吓倒过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的人，绝不可能为了洗脱汉奸骂名就白白送死，活一天，就要与机会主义和反动派战斗一天，为此而采取正确的策略。为什么转战浦东、浙东的朱亚民部可以在敌后扎根，把不敢抗日的、直接受到日兵刺刀威胁的敌占区群众变成抗日的群众基础，而后方重庆的先生们却防百姓如防贼？就是因为共产党员为了胜利可以不要脸面，不要名誉，可以让个人情感让步于阶级感情。今天的机会主义团体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发展地下组织，不惜剖腹自证，把自身活动细节都公开换取影响力，这就是完完全全的反革命行径。
说到最后，爱国将领代表的依旧是一条片面的、爬行的抗战路线。爱国将士的战死往往因为国民党内部处处掣肘导致。如果汤军团及时增援，藤县王铭章就不会全军覆没；如果广州能够进行简单抵抗（实在不敢要求太多），那么武汉会战的形势将更加有利，许多牺牲可以避免，许多战果可以扩大。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正面战场上国军战士的贡献，但是绝不该强调这种贡献，不然就是为一条让基层官兵送死的驯服工具论的路线张目。这就是为什么在怀仁堂政变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歌颂国军将士的文艺作品。而在这个问题上，小粉红被自由派气得不能自已。
当今的中修、台湾当局，之所以要宣传“爱国将领”，本质就是将其作为反动政权的一块遮羞布，用表面的悲壮去掩盖腐烂生蛆的内核。在将来侵略台湾的过程中，中修也必然要宣传那些个得力的中修军官，也一定会把这块遮羞布用到起球为止。当今的马列毛主义者面对中修这个二流帝国，就必须走政治报路线，学会当年中共的组织建设，从建设一个地下革命家组织着手，建立起工业化的组织架构，通过义务劳动培养成员自觉性和协同能力，工业化地培养出自觉的革命者。如果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真正的地下暴力，进行地下执法也不可能拥有协同能力，就会出现“友军有难，我先跑路”的局面。进而就可以在第二阶段保卫和发展地下组织，同时也能够去为地上群众组织的建设扫清障碍，不断去蚕食中修的基层政权。地上群众组织以经济互助为幌子，以义务劳动和战斗值班建立事实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筛选出先进分子，从而就能引流到地下，为地下红军输送兵员。一旦在全国范围内都广泛建立了地上群众组织和地下革命家组织，就能够大量派出武工队施行翻边战术——这正是相持阶段的标志，无产阶级在组织上的优势就能够显著发挥出来，由根据地的边缘翻到敌后薄弱处，去清扫中修的基层政权（公检法），中修调动周边机动兵力进行镇压，就会导致周边地区敌人薄弱，就可以发挥全国一盘棋的组织协同优势，集中暴力力量以消灭敌人，从而就能不断削弱乃至消灭中修的镇压力量和基层政权，扩大活动区，不断制造局部优势，积小胜为大胜，扭转敌我力量的对比，最终进入战略反攻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