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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造反的关键是自觉力量的领导，自觉司令部从上而下领导无产阶级，发动革命群众自下而上造反整风，这是文革给我们留下的防修反修、路线斗争经验。当代革命者要想建设革命的政党，亦会面临与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党内亦会出现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歪风邪气，届时文革的斗争经验将会与当代革命实践结合，集结党内自觉力量，捍卫政治报路线，保护革命组织的建设。
2、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运动的关键都是从走资派的对立面分析如何壮大发展无产阶级自觉力量，让自觉力量掌握政权。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们现代的马列毛组织在建立的一开始就要通过民主集中制来贯彻无产阶级造反权，群众有监督罢免官员职务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罢免官员的政治身份，从而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防止陷入泛民主打派仗的混乱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曾经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领导权力的先锋党，其各级组织直到中央，是否能始终不发生锐变？是否能始终不产生错误路线、不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产生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否能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呢？答案显而易见，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革命政权的胜利建立不代表革命夺权行动的彻底胜利。在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自觉革命者一死，走资派就迅速地彻底篡夺了革命政权开始反攻倒算；在新中国，小的方面有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官污吏”、大的方面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自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官僚……
因此，先锋党可能会发生局部或全面蜕变、可能会执行错误路线、可能产生走资派、可能会不再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本质上就是革命政权建立后阶级斗争在路线斗争中的体现，本质上是以自觉革命者领导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新生官僚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为此，自觉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就应该坚持完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夺权行动。具体该怎么办？文革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定的夺权的经验，即：自下而上的群众造反运动和自上而下的革命党的领导。
群众造反运动的发展与胜利
建国近17年后，党内走资派的真面目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并已渗透在了各个党政机关中，这些自觉的走资派分子多次在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兴风作乱，或是为了个人影响力、或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披着红皮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到66年时，走资派官僚已经近乎夺取了革命领导权。对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开始了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着批判《海瑞罢官》和《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开始了，学生作为思想最活跃又是受反动教育体系直接影响的社会群体，最先开始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来批判旧教育体制和学校官僚的反动路线，而刘邓为首的中央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夺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一开始就通过组织白专工作组压制学生造反运动、造成50天白色恐怖，毛主席随即立刻领导起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之做坚决都在，写文《炮打司令部》公开支持学生造反运动，并直接揭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内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两天针锋相对的路线之间的的斗争被展现了出来，革命大串联运动在中央号召下不断开展、全国红卫兵运动大规模兴起，将文革运动进一步推向了全国、深入了广大群众。
随着资产阶级司令部多年以来的反动行动和“白色恐怖”的暴露，革命造反运动的逐渐开展已使得走资派威信扫地、并不再被群众所信任，但他们在事实上却仍掌握在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权，为此，就需要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必须及时响应革命中央的号召、与走资派官僚做坚决斗争，最终要将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其中最具代表性、行动最到位的就是上海的革命群众造反运动。
在上海文革运动的初期，党政机关仍旧以条条框框限制群众的造反运动，不仅规定“不得串联、不得成立组织，不得影响生产”等内容，还把敢于造反、敢于指出问题的工人群众打为反革命分子，面对官僚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迫害，上海造反派工人不得不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市性的造反工人组织，而上海市委对此的态度却仍是“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面对群众的诉求和从中央到地方的走资派的压迫，地方党支部非但不支持群众的正义诉求、反倒是要把敢于斗争的革命群众打为“非法”的反革命了，难道这时还要通过服从“党的领导”来放弃造反斗争吗？显然不能，工人群众造的就是修正党的反！
在上海工人的造反运动中，还涌现出了像王洪文同志这样在基层的自觉革命群众，最开始的工人造反组织其实也是一个个分散的、甚至还有“内斗”手工业小组，这才使得基层群众难以集聚力量来对抗高度自觉的修正党支部和政府机关，正是王洪文同志通过坚持运用马列毛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消除了宗派斗争、批判了“唯我独革”的思想，才将基层的工人造反群众团结起来组成了“工总司”，打造出了组织基层群众造反的新经验。
在上海全市的造反工人组织起来后，革命群众终于能够“劲往一处使”来发挥巨大力量与修正的市委官僚做坚决斗争，既然党支部已经变修来阻挠群众造反，于是造反派工人群众就决定集体北上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反动派总是污蔑文革是混乱、破坏了国家生产秩序，然而事实则是，在造反运动期间，搞“躺倒不干”、刮经济主义妖风等“罢工”行动的反而正是由那些修正官僚领导的，他们还利用群众自发性来组织保守派工人组织与造反派工人内斗，只有在上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自觉斗争下，才真正落实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仅化解了走资派分化群众的诡计、还依靠无产阶级群众积极承担了社会经济管理责任，掌权的修正机关通过罢工来威胁革命群众放弃造反，那么群众就更应该起来造反夺取领导权。
上海的造反派工人群众在“自下而上”进行造反时，也没有忘记“自上而下”进行斗争的重要性，于是才果断选择进一步到党中央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搬救兵，这时市委官僚却仍不死心，为了阻挠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甚至不惜影响铁路交通在安亭站截停了北上的造反派工人，逼迫群众回沪却又不回应群众诉求，甚至连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都在劝造反派工人无条件回沪，造反派群众当然不答应，于是党中央才派张春桥同志到上海解决群众问题。
张春桥同志作为自觉革命者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在听取了基层群众对上海市委迫害群众的控诉后，当机立断积极表态支持了群众们合理的造反诉求，恢复了群众造反的合法性并惩办了打压群众的市委官僚，上海工人的造反行动在“安亭事件”中最终得到了胜利。
在上海工人的造反行动中，主要为我们展现了在夺取被修正主义篡夺专政权后的两方面行动。首先，造反的胜利离不开上海造反派基层群众自下而上的自觉斗争，当无产阶级利益受损时他们积极给出诉求、揭露党政机关中不合理的行为，如果地方市委党委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那么就要团结起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搬救兵，如果中央派来的陈伯达也不解决群众问题、那就继续斗争去找毛主席。其次，也离不开张春桥同志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党的领导”，他充分履行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职责，自觉维护了群众的造反运动，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意志，才正确领导造反派基层群众、夺回了上海被走资派官僚篡夺的革命领导权。正因如此，虽然张春桥同志的当机立断没有请示上级组织、突破了当时中央对工人文革运动的规定，但是事后毛主席却也仍旧坚决支持了他的处理。安亭事件的处理结果宣告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工人革命造反运动的坚决支持，在此之后，全国工人运动终于走向了高潮、把文革运动推向了最高峰。
上海造反派工人夺权经验对当代革命的启示
上海造反运动取得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局部的胜利，为全国各地的文革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先进经验，但随着10年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攻倒算，在毛主席去世后走资派官僚迅速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权和专政权，无产阶级群众的造反运动被彻底判决为了“非法”，文革时期工人的夺权造反行动也成了我们当代难以想象且不可能复刻成功的行动……
虽然在特色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再进行像毛主席时代一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夺权形式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它对建立我们当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却仍有很大帮助，因为在保障革命领导权上的经验总是共通的。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我们当代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因为特色资产阶级政府是高度自觉且工业化的，且在当代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下也不存在产生王洪文同志的物质基础，换而言之，群众不可能凭空产生出革命自觉性，毛主席也早已逝去，而当代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为此，我们在当代就必须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从头开始，脚踏实地的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而奋斗。
而在革命组织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特色资本主义社会中走来的，就不可避免的会有机会主义投机分子混入到组织中来篡夺革命领导权，因此我们才要与之做坚决而灵活的斗争，牢牢把握革命的领导权。具体来说，就是要灵活运用革命的民主集中制，既要有基层同志“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代表民主的一面、又要有党中央“自上而下”的领导代表集中的一面，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民主监督来集聚自觉力量确保正确路线的领导。
具体来说，如果革命组织里有像上海市委那样压迫基层同志造反又分化群众的行为，那么基层的自觉同志就要及时团结起自发群众与之作坚决斗争，同时也要坚持党中央的领导，向上级的干部同志搬救兵，“陈伯达”来了敷衍了事、不解决基层问题，那么就要呼吁“张春桥”同志来代表“党的领导”听取基层同志的民主监督意见，惩办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假设连代表党中央的“张春桥”同志也变成忽视基层群众利益的官僚了，那么自觉干部和自觉同志就应该领导基层同志果断另立中央，在正确的革命路线下重建民主集中制和革命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保证正确路线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