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转贴本来在历史资料板块发的，结果出现了些bug,没发全。我对网络半通不通，也不知道是技术问题呢，还是河蟹问题。算了，还是在这里鸣个枪，放个炮吧。
杨大庆
据何蜀介绍，文革四十周年之际“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由亲历者所写的有关造反派的很有价值的书，一部是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一部就是陈益南的回忆录。”周书至今无缘拜读，深以为憾；陈著则因楼台近水，得以亲睹。因此，可接着话题说上几句。
何谓“造反派”
四十年前若提这个问题一定会被视为白痴，因为当时造反、保守（皇）两大阵营壁垒分明、判然有别，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两者的不同。但在近三十年的主流叙事中，两者的界限已被模糊，造反派的形象被妖魔化、简单化，以至人们一看到影视作品中带红袖章、喊“造反有理”的就认为是造反派。由于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化为干瘪空洞的虚假概念，因此想要厘清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需从头说起。
首先，造反派固然也喊“造反有理”，但首先树起这面大旗的却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西纠”）。可他们的造反是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牛鬼蛇神的反，其顶点就是腥风血雨的“红八月”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后改为‘绝对如此’）”的对联。
其次，造反派当然也斗牛鬼蛇神、也反基层党组织，但劲头远不及老红卫兵大，在某些大专院校（如北京地质学院、重庆大学），造反的起因居然是要保被工作组揪出来的本单位校长、书记之类。而真正为造反派深恶痛绝的则是压制过自己的工作组和地方党委。
老红卫兵正好相反，他们一般保工作组，就在工作组被毛泽东定为犯“方向路线错误”之后，高干子弟谭力夫在与造反派辩论时还有过“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的名言警句。至于对自己父辈掌权的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党委，老红卫兵更是保之惟恐不及。航空学院“红旗”去国防科委揪赵如璋、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地质部揪邹家尤时，就与前来保卫党委的“西纠”发生冲突；而最早喊出“造反有理”的卜大华（清华附中）则应邀跑到武汉去保卫湖北省委。
总之，辨别造反派的标志不是喊不喊“造反有理”、戴不戴红袖章而是反不反工作组、反不反地方党委。
“造反派”的成分
造反派中混杂着不少落后分子、剥削阶级子弟、因受过打击而对组织不满者——甚至得到地富反坏右的暗中同情——因而从出娘胎起就带着“成分复杂”“组织不纯”的天然胎记，全不似保守派“组织纯洁”“血统高贵”。
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主要体现在中下层，高层则未必尽然。如在红卫兵组织中，领导层除了没有那么多高干子弟外，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并不少。蒯大富是又红又专的标兵，其先进事迹和照片上过《人民画报》；湖南的谢若冰、占先礼，湖北的杨道远、杨家志，则均为共产党员、学生干部。即使在工人造反组织、特别是那些最后掌控局面的产业工人组织中，出身不好者或小混混、下三烂想出头也不容易；王洪文是党员，湖南的唐忠富，湖北的夏邦银、胡厚民，河南的唐歧山、申茂功，广东的刘均益也是党员。而最令人大开眼界的则是山西，造反夺权的竟是陈永贵、李顺达、解悦一干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学毛著积极分子。
“造反派”与“打砸抢”
造反派最受人诟病的是“打砸抢”，平心而论，这顶帽子不算冤。但不可不提的是，保守派也搞打砸抢，而且是始作俑者。前文提到的“红八月”，就是保守派的老红卫兵演习毛泽东当年称赞的“好得很”的舞台。阶级敌人不但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有不少送了命。不仅如此，“西纠”还一度取代了专政机关，其《通令》具有法律效力，不少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据此被注销了北京户口押解还乡。而此时学生中的造反派尚在受压——发生于清华的“8•24”事件可称是文革中群众组织间的第一次武斗，就是以刘涛（刘少奇之女）、刘菊芬（刘宁一之女）、贺鹏飞（贺龙之子）、李明扬（李井泉之子）为首的高干子弟邀请清华附中等十二校中学老红卫兵来镇压对立面，附带推翻了清华 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工厂里的造反派尚未成型。难怪老红卫兵失势后对其黄金岁月留恋不已，作诗云：“《通令》十三名海外，争拜‘西纠’好不快；昔日美梦不重复，只因‘三司’受宠爱。”
当然，打砸抢的帽子只做两顶还是不够分的，因为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清查“四人帮”，各个阶段的文革主角在侵犯人权上都未落过后：工作组进校后将矛头指向教职员工，人格侮辱揪斗抄家之风就已露头——在武汉，第一次将牛鬼蛇神挂牌游街的行动就是由长江航运公司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组织的；由以老干部和军人为主的革命委员会主持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5•16”中，抓人、抄家、私设公堂也层出不穷；而在“四人帮”垮台后某些省份的派性清查中，各级党组织留下的记录比文革初期的群众组织更为恶劣。至于少数支左部队的作为，已不是“打砸抢”三个字所能概括的：死亡数千人的湖南道县惨案系当地武装部指使民兵和贫下中农所为；牵连三十五万、逼死一万六千人的内蒙“内人党”冤案是滕海清将军的杰作；韦国清的广西军区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则演化成了对“黑七类”的随意杀戮。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说的“国共两党长期内战的继续”吧！
“造反派”的演变与分化
如前所叙，造反派起于少数学生与工作组的对抗，因此刚开始时被称为“少数派”。七月底毛泽东宣布工作组犯了镇压学生的“方向路线错误”，“8•18”后“造反有理”的口号响遍全国，少数派理所当然地成了造反派。但此时他们只是头上少了顶被工作组扣上的反革命帽子而已，力量对比上仍处劣势。随着中央文革对少数派支持的力度加大，“首都三司”于9月6日成立，这标志着学生中的造反派已能保守派分庭抗礼；但在工厂，以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为旗帜的造反派尚处于分散状态，只有零星的跨行业组织（如成立于9月7日的长沙“东方红总部”）出现。
1966年9月底，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10月1日，北京地区高校少数派领袖蒯大富、朱成昭、韩爱晶、谭厚兰登上天安门城楼；10月5日，总政发出关于开展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至此，“炮打司令部”的目标已经明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高潮；几乎与此同时，清华刘、贺、李集体辞职退场，预示保守派颓势已现；而造反派则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点点星火势成燎原烈焰。引人注目的是，到当年10月底，在红卫兵这支造反先锋身后，工人的方阵已经出现。
1966年的冬天是造反派们的盛大节日。狂飙突进，摧枯拉朽。随着各级党委的全面瘫痪，在大部分省市以其为后台的保守派土崩瓦解、溃不成军。可更令造反派们兴奋的是，1967 带来的不只是新年——毛泽东号召“夺权”了！转瞬间，“反迫害”的可怜虫就成了权力盛宴上的食客。但不幸的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作用立即显现，原本团结一致的造反派开始分裂。而毛泽东将洪水纳入河道的努力——部队支左更加剧了这种分裂并造成了新的混乱。由于何谓“左派”并没有明确的标准，部队只得根据文革前的思维惯性找左派。于是，不但河南“造总”、浙江“红暴”、湖南“高司”一类温和造反派得到部队的支持；原本已垮台的保守派也以河南“十大总部”、武汉“百万雄师”、成都“产业军”的名义复活。而与之对立的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开封“8•24”、武汉“三钢”、成都“8•26”、重庆“反到底”、青海“8•18”等则遭到残酷甚至是血腥镇压。于是，夺权的主题暂时退至后台，“反军”与“拥军”的斗争贯穿了1967年的春、夏、秋三季。
毛泽东的南巡结束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7、8、9三个月。反军派平了反；跟着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造总”、“红暴”被毛泽东网开一面定位为“犯错误的老造反派”从而保住了在“大联合”“三结合”中的交椅；保守派大多出局；派战让位于“大联合”。至此，各地文革中的派别基本定型，只有湖南稍显例外。
湖南造反派自“湘江风雷”与“高司”分裂后，同为“高司”对立面的“工联”与“湘江风雷”又分裂；而尔后“湘”派中又分出个“省无联”，大权独揽的“工”派中唐忠富、胡勇与梁春阳、尚春仁两家也斗得不可开交。如此呈几何级数的恶性分裂，真赶得上晚期的癌细胞，不知是不是湖湘文化中热中政治的基因在起作用。
“高司”派的情况也有些特别。该派的核心组织“高司”、长沙“造反有理军”、湘潭“革造联”是不折不扣的老造反派，按理可享受河南“造总”、浙江“红暴”的待遇。但中央就是不松口，而江青更是指责其“闹得很凶”是“右倾翻案”。这大概是因为“造总”等与“十大总部”一类保守派虽为盟友组织上却不混淆，而“高司”在绝大多数地县和基层发展的均是原始保守派的缘故。但在大中学生离校后“高司”、“造反有理军”即消于无形，“高司”派还真的基本上就是保守派了。可有些人却不死心，以至到1976年邵阳的“高司”派到省会闹事时还刷出过称自己是“老造反派”的大标语。 “四人帮”垮台后，“高司”派一度被湖南省委封为与“四人帮”长期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这桩“冤案”自然作废。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83年春刘雪初率中央工作组来湖南指导机构改革时又承认“高司”为造反派。但此时“造反派”已不是桂冠而是恶谥，“高司”派为这次迟到的“落实政策”付出的代价是常德的段远来送了命、邵阳的王安义成了“三种人”。
“造反派”的命运
与主流叙事所描绘的不同，绝大多数造反派在文革中的遭遇并不值得羡慕。从1968年夏秋之交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到中共“九大”前后，部分省区的造反派有过一年左右称得上风光的日子。但在湖北、山东等地，他们的位子坐得不算稳，因此才有了当年秋到次年春的“反复旧”，而四川则有人重提“二月逆流”。可这番闹腾的结果是“九大”刚闭幕山东的王效禹，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就先后垮台。这预示造反派的苦日子即将开头。
果然，“一打三反”、清查“5•16”相继展开，造反派对号入座一窝蜂坐到了革命对象的位置上。苦熬四年盼来“批林批孔”，造反派才了出苦海见青天。在个别地市和少数基层，造反派担任了副职领导，但更多的则是革命委员会中开会举手的“群众代表”，就算是中央委员或省委常委，也坚持“三不脱离”在原岗位上“抓革命、促生产”。两年后“四人帮”垮台，否定之否定，造反派被秋风扫落叶般扫进学习班“讲清楚”；某些头头更是坐牢判刑沦为中共最后一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把造反派定为文革新贵、爆发户的根据是上海这个文革样板；但这是个案，不足以代表全国。而且即令在上海，造反派们也不是鸡犬尽数升天。内部倾扎的失败者如耿金章、潘国平之类和被镇压的“红革会”、上柴“联司”、“支联站”、“戚李集团”自不待言，据近年披露的材料，上海区局一级政权中“批林批孔”前被清洗的造反派也超过了40%。而跟着“四人帮”走红的亦非全是造反派，马天水、黄涛、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一帮人或是老干部、或是部队支左人员；王秀珍文革初期面目模糊，至少不是“工总司”的核心骨干；而杨富珍能当上候补中央委员、区委书记更多是靠的烈士家属和文革前的全国劳模身份——这引起过陈阿大等王洪文小兄弟的不满，可保证了杨在“四人帮”倒台后安全着陆。上海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庄则栋，这位体育界尽人皆知的铁杆保皇派在“四人帮”手下却红得发紫，以至是第一批跟着“四人帮”倒霉的中央大员。
“造反派”的历史定位
应当指出，文革初期“造反派”打着“反迫害”的旗号登上政治舞台是不自觉地反映了民众争人权的初步努力和社会的民主诉求，自发地代表着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对社会不公的抗议、释放着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打击者的积怨和对一个更合理社会的朦胧向往，决非全是毫无意义的胡作乱为。
在河南，“二•七公社”的核心组织“郑大联委”造反的第一炮就轰向了在“三面红旗”下饿死二百万人的吴芝圃，首次使惨绝人寰的“信阳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重庆，造反派坚持要为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在大跃进中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而被李井泉打为反党集团的“萧、李、廖”翻案、为长期受李井泉压制和打击的川东地下党翻案；
在湖北，武汉大学的造反派率先为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李达翻案，武钢技校的造反学生则为因脾气暴躁而与同事口角动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