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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一切法律、暴力机器，都是为了统治阶级政权服务，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无产阶级应当意识到，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根本不存在什么为无产阶级真正伸张正义的法律，哪怕条文上明晃晃写着”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掌握专政权的境况下，它都有一万种手段让这个条文仅仅局限在泛黄的纸面上。同时无产阶级也更应该意识到，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果以为仅通过制定一套完整法律条文的”物“，就能把无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好，那显然是大错特错。这种不抓专政权，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只会为资产阶级复辟创造条件。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针对种种资产阶级残余、走资派进行专政，进行自觉的反潮流造反，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提高群众自觉性，促进自觉再生产，让群众中诞生出一批批敢于造反、善于造反维护正确路线的革命者，才能真正做到”六亿神州尽舜尧“，从而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进一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2、法是人定的，是人的意志，人分阶级，阶级有斗争。资产阶级的法治逻辑是见物不见人的，无非是让被统治阶级相信真有一种抽象的规律能带来“正义”，现行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僭越者是没有好下场的。无产阶级要当家作主，要改造世界，那就必不吃这一套，而是要法律服务阶级斗争的需要，如镇压反革命、清洗走资派和改造落后分子。直到无阶级社会，没有了专政的对象，法律自然也便退出历史舞台了。
世上一切法西斯政权，为了欺骗人民，总是标榜他们的国家是多么“法治”。自资产阶级复辟后，中修一面残酷迫害革命人士，屠杀抗议群众，一面却也用所谓“依法治国”的幌子当招牌，说什么“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是层层加码，自吹自擂。另一方面，中修反动派又百般篡改革命导师的话语，歪曲它们的原意，妄图掩盖其光芒。列宁面对叛徒考茨基“先锋队独裁”的指责时，曾说出那句著名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今天的中修从骨子里恐惧列宁，但他们又必须尊奉这无害的神像，而且与此同时还要立起“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牌坊。于是，中修资产阶级的辩护手便说，列宁这句话的“本意”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社会主义政权还是需要（他们所谓的）“法治建设”的。而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更是火力全开，大肆污蔑列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法律观是“一党独裁”“极权专政”。那么，列宁所言“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其本意到底为何？
究竟是先有法律还是先有专政
在庸俗资产阶级的观念中，全体人类总是共享一种“普世价值”，而各国的法律都是这种“普世价值”的具体体现，至少它代表了“全民公意”。因此，法律“平等”地约束着每个人、每个组织的一切行为，包括专政，都应该“处在法律框架内”，而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就是负责执行代表了这种“公意”的“法律”，国家权力也应当“在法律框架内”。
明眼人都能看出，资产阶级学者的这套说辞，完全就是一厢情愿、空话废话。从古到今，资产阶级政府都不惮以最凶残的方式镇压无产阶级。李光耀法西斯政权采取“冷藏行动”，迫害共产主义者，又用所谓“诽谤罪”镇压一切批评声音，罚没得批评者倾家荡产，而怎么判都是李氏有理。美帝国主义号称是“自由国家”，而在麦卡锡时期，却用种种方式迫害与共产主义相关的人士。只要你被美帝当局怀疑是共产主义者，你就要被暗中监听，就要被丢工作，甚至要上法庭，让你倾家荡产。再讲中修，战争贩子习近平上台后，口口声声说什么“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看似很“民主”，而现实中，中修官僚资产阶级却是大大加强了对广大无产阶级的专政。只要你敢有公开异议，你就要被喝茶，被警告，甚至被拘留。只要中修当局不开心了，你就有牢狱之灾。与此同时，面对中修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作为自家人的中修政府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周劼、北极鲶鱼等炫富事件曝光后，中修当局一直装死，最后都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所谓“有法必依”，所谓“法治限制公权力”，全都是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资产阶级从来不惜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来保护自家人，同时也从来不惜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来镇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法律，永远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
马列毛主义教导我们：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什么“公意”，而是因为一个社会内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悬殊太大，无法靠说理解决，只能诉诸暴力机器来保护优势阶级。因此，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法律不过是镇压的一种手段，或者说章程罢了。法律写得再怎么好，它本身不过只是一纸文件，真正去解释法律、执行法律，让它生效的，归根结底还是人，而人是有阶级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因此法律本身就是有阶级的，它本质上不过是统治阶级施行阶级专政的工具罢了。不是法律制约了阶级专政，恰恰相反，是阶级专政的需求，促成了法律的诞生，后者必然服从于前者。统治阶级总是把法律当成对被统治阶级实施专政的依据，而一旦旧法律无法满足他们的专政要求，他们就会立刻修改法律，以配合他们的专政。
说到这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内涵，也就昭然若揭。让我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里的“任何法律”，不仅包括中修宣称的资产阶级法律，也包括无产阶级法律本身。不是法律限制了专政，而是专政决定了法律。对于无产阶级政权而言，不是预先天降一部“普世价值”的法律，这部法律就制约了无产阶级专政；相反，无产阶级的法律，从来都是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需求的。在推翻中修，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必然要通过种种专政手段，来镇压反动势力，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残余的反扑企图。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读者朋友们还要妄想，搞一套三百年不变的法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吗？还是说，应该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形势，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制定法律，并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需求，随时准备好剔除不合时宜的法令，以新代旧？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应该被法律束缚住手脚，它更应该将法律视作专政的指导和章程，并积极动用法律途径以外的其他一切手段，尤其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来打击反动势力。等到资产阶级被彻底消灭、成为历史，乃至阶级本身消亡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就随之消亡，法律本身也将退出历史舞台。
从毛主席的“砍监放犯”到邓小平的“严打”
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总是揪住毛主席的“要人治，不要法治”一句话不放，恶毒攻击毛主席是“独裁者”，全然不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四大自由”。事实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法律观念是十分超前的。根本一点就在于毛主席意识到了，所谓法律本质上就是专政的工具，因而重点不在于什么“用法律约束人”，而在于动员起群众，一面通过“大民主”将专政权下放给群众，另一方面则注重教育提高群众的自觉性，让群众学会自己解放自己。其突出表现，就是“砍监放犯”。关于“砍监放犯”，本站转发袁庾华文章《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已有详细介绍，笔者在此节引其中的主要部分：
一位“九大”代表回忆当时传达毛泽东的一个讲话：“我看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这位代表本人亲自去执行解散的劳改单位——郭当口农场，以及人们谈当年“干校”所熟悉的罗山农场等，在河南的档案馆、地方志中看不到一点“砍监放犯”的蛛丝马迹，许多省都是如此。
1968年秋，在“反多中心”运动中，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的身份被关进了郑州市看守所，至1969年底释放，在这期间——“九大”前后，正目睹了各地转来的此类人员以及本所的一些家属持大队、街道介绍信来领人的情况。1979年底我以“妄图夺省委领导权”的罪名被判刑去到监狱后，这个话题仍然是老犯人经常议论的，不过他们归功于林彪，我反复和他们辩论说是推广“枫桥经验”（下面要专题谈到）。当时，我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九大”有此讲话。
听了那位“九大”代表回忆后，我从有限的资料中没有找到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也包括我们当时十分熟悉的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许多讲话，今天在正式出版物中都看不到。但是，就在《毛泽东传》等书里，也有毛泽东在“九大”前后类似这种内容的讲话，而且不仅一次。例如，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一篇很长讲话中说：“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是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有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的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这段话是谈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开始的，也是他的一贯原则。更早一些，他也强调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据《王力反思录》，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专政”。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和走资派的斗争，“如果不实行群众专政的话，就是走资派来专了群众的政”。
由此可见，毛主席所谓“要人治，不要法治”，并不真是无法无天一片混乱，而正是相信“人”的力量，相信群众的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真正让群众参与政治，治理国家。毛主席这种观念，是真正的法律民主化，连资产阶级法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毛主席观念的进步，如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说：“中国改造犯人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富人道主义。”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法制措施，正是列宁主义的生动实践。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绝不是像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想的那样。自由派完全是以己度人，把资产阶级专政下的血腥、暴力、虚伪、恐怖，移嫁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上，真是贼喊捉贼！
然而，1976年，敬爱的毛主席病逝了。随后，邓小平叛徒集团悍然发动怀仁堂反革命政变，篡夺中共中央大权，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此后，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紧随其后的，是社会犯罪率的居高不下。邓小平集团一手缔造了一个满是犯罪，满是毒品的社会，而他们更不可能像社会主义时代那样，把法律当成治病救人、改造社会的工具。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严刑峻法，骇人听闻的“严打”开始了。在“严打”中，哪怕你只是有犯罪嫌疑，都要被抓进警察局审讯一番。有的男性就是纹了个身，或者女性传了短一点的裙子，就要被抓进大牢。再比如滥交，固然是恶习。如果是社会主义时代，也要批判，也要与之进行斗争，但对无产阶级而言，主要还是改造恶习，去治病救人。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却是直接枪毙。由此可见，邓小平集团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眼中那个“独裁的、残暴的恶魔”！
怎么办
从英国的彼得卢大屠杀到中国的六四屠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是不可能做到什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无产阶级也绝不应该丐求于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那一点点怜悯之心。民主、自由、权力，必须无产阶级自己来夺取。因此在当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唯一出路，列宁政治报是最佳路线。当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务之急，就是借助政治报的脚手架，通过长期的义务劳动工作协同筛选并锻炼合格的革命者，培养出一支能够进退统一、步调一致的军队般的革命家队伍，搭建出一个有着高度自觉性的地下工业化革命家组织。也只有这样工业化的革命家组织，才能在全国各地广泛开花。到了战略防御第二阶段，便可类比地下革命家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地上不谈政治的、贯彻民主集中制、服从革命家组织领导的地上工人互助组织，通过派遣代办员领导实现地下革命家组织对地上工人组织的领导，再通过组织的正确路线从地上为地下斗争引流，借助暴力值班、义务劳动筛选出积极分子，引入地下进行工业化政治灌输和组织培养，组建地下红军。随着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逐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时全国整体虽然是“敌强我弱”，但在无产阶级的地下聚集区则是“敌弱我强”。此时就可以进行翻边战术打击敌人薄弱地区，当敌人调集力量打击某一地区时，其他的地方敌人的力量就会空虚，地下武工队就可以“避实击虚”，打击薄弱白区的敌人，与地下红军协同夺取政权。此时在一些地区，已经不单局限于”两面政权“，无产阶级已经获得了压倒性优势。在这些在无产阶级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地方，便可以建立起实际上的革命根据地，武工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上公开活动。最终，随着敌消我涨逐渐扭转全国的资无力量对比，无产阶级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集中力量对中修反动派发起总进攻，解放全中国，重新夺回无产阶级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