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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文章中对无产阶级纪律有着错误的认识，无产阶级纪律并非是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庸俗的、错误的、极其不自觉地认识。而机会主义在纪律问题上的左、和右的表现，事实上只是机会主义的一体两面罢了——在纪律作用于自身的时候视纪律如临大敌生怕束缚住自己一丁点自由，在纪律作用于下级的时候就严加苛刻，用纪律来充当自己驯服下级的有利武器。
2、关于文章中提到的,在革命家组织内，“纪律”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这句话实际上是有严重的路线原则问题。资产阶级法权本质就是在社会生产上还留有一些旧社会即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残留，而资产阶级正是想要通过这些物质基础残留来重新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必须用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依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对这些残留进行限制和改造。我们是要用无产阶级革命纪律下的革命者消灭资产阶级统治，限制并改造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从而在物质基础上切断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同样的，基于无产阶级物质基础的革命纪律、乃至革命的先锋队就不是基于资产阶级物质基础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可见将无产阶级组织事务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逻辑的荒谬之处。
3、此文中“无产阶级纪律、无产阶级先锋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的观点是错误的。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物质基础的残余，其实质就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就像按劳分配，由于劳动者在体力强弱、子女多少上的种种差别，从而导致在劳动成果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人所得到的回报不同，这种不平等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
无产阶级的纪律难道是用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吗？恰恰相反，无产阶级纪律的存在是为了培养出自觉的革命者，从而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一切制度，并且其对待每一位同志都是一视同仁的，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所体现出的不平等的特征；同样的，先锋队的存在也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一小部分人的特权，而是基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式：广大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灌输下存在极强的自发性，而正确路线一开始只能掌握在少数自觉分子手里，这些人组织起来成为先锋队，引导教育群众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摧毁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二者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与代表资产阶级物质基础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不同的质。
如果说无产阶级纪律是资产阶级法权，那无异于给机会主义递刀子，机会主义者随时可以利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名义来破坏组织纪律，把革命进程向后拉；如果说先锋队是资产阶级法权，那就是给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便利，资产阶级随时可以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幌子，否定先锋队的领导地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从而推进资本主义复辟。可见，说无产阶级纪律、先锋队是资产阶级法权本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背离了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非常糊涂。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工人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通过给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他们所进行的是“给人干活”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下，工人们只是为了不被饿死才工作，毫无主观能动性可言，那自然是出工不出力、能偷懒就偷懒。但这种情况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挂帅原则相违背的，因为资产阶级想要取得大量利润就容不得工人偷懒，而必须让工人拼命干活，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但资产阶级作为反动的剥削阶级，不可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只能在制度上做工作，最典型的就是制定一些劳动纪律，并倚仗着自己所垄断的生产资料来威慑工人，以扣工资、开除为要挟，使得工人不得不违心的服从。就比如笔者最近看到有工厂用AI监控工人来提高工作效率，可以预见的是：某个工人触发的告警达到了一定次数，他就会被扣工资甚至开除，于是工人们才不得不加快工作速度。一但AI的监控有所松懈，工人的工作速度立马就会慢下来，而要是AI出了什么bug又或是坏掉了，工人就会抓住这个机会磨洋工、偷懒。为了杜绝这种状况，资产阶级也只能继续在制度上下功夫，进一步将纪律设计的更加精妙，即过去用工头监控工人，现在用AI监控工人，就是这样的体现。
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资本家是依靠“鞭子纪律”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不是自觉的在前进，而是被资产阶级的鞭子抽得不得不前进，一但鞭子挥舞的没那么快了，他们前进的速度就会慢下来；而要是离开了鞭子，他们就彻底止步不前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想要让自己的工厂组织程度变得更高也只能在鞭子上做工作，即把鞭子的力度变得更大、范围变得更广。
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代表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其之所以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先进，重点就在于革命者所进行的是与雇佣劳动相对立的义务劳动。义务劳动中不存在资本家个人的利益，只存在集体的革命利益，促使大家一起劳动的是共同的革命事业，而非被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劳动。这就彻底消灭了事不关己的个人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组织内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广阔天地，所有人都可以利用民主集中制对工作提出改进建议。
“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用劳动纪律剥削工人，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革命家组织有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那就不应该有纪律，而应当’尊重人的意愿’，让大家都全凭着自觉去工作。” 工农解放社 、伐修社之流如是说，这种奇异搞笑的说法彻底暴露了他们唯心主义的反动世界观，说明他们对社会主义中的矛盾运动一无所知。
1976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中谈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矛盾运动的特点时说：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如同历史上其他生产关系一样，是一个极其生动极其丰富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刚刚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一分为二，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它们一面互相对立，一面互相联结，由此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的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其刚刚从旧社会中脱胎出来，中间还不可避免的残存着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就是残存的资本主义传统（资产阶级法权）与新生的共产主义因素的矛盾运动。
回到纪律的问题上来，我们已知革命家组织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那我们同样可以说：在革命家组织内，“纪律”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人的自觉性”就是共产主义因素的体现，而“纪律与人的自觉性的矛盾运动”就是革命家组织内矛盾运动的一个方面。
最理想的、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状态当然是先生们所说的“大家都不需要纪律的约束，只靠自己的自觉性就能很好的稳定工作”，而想要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保证所有人都是高度自觉的，有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觉悟。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人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我们先前都生活在地上的环境中，无时不刻地接受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灌输，由此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人在刚刚加入组织时，身上的自发性是很强的，此时来谈什么只依靠“自觉性”去工作，不如说是依靠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去工作，而一但这种虚假的自觉性消退了，整个组织就瘫痪了。
“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如列宁所强调的，纪律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体现，其在革命家组织内的存在是极其必要的，依靠纪律的约束首先保证工作的稳定运行这一最低要求，再以此逐步培养自发同志的自觉性。
谁都想在一天之内就消灭所有资产阶级法权，明天就实现共产主义，但这明显是不现实的，这种违背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做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在夺取之后马上废除按劳分配，实行按需分配，即使生产力足以支持这么做，也只会导致相当一大部分的群众受脑中旧思想的影响而好吃懒做，不劳而获，使得社会生产陷入停滞；如果我们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之后立马取缔先锋队，搞群众自治，那只会给被打倒资产阶级分子一个极大的可乘之机，从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一定时期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这是由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如果立即消灭掉它，不仅无法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还会阻碍共产主义的实现。
工农解放社、伐修社之流不懂得矛盾运动的曲折性、复杂性，叫嚣着 一切依靠“自觉性”、不需要纪律， 实际上是在纪律问题上刮“共产风”，是机会主义在纪律问题上“左”的一面，这种左是形左实右的，最终不仅不可能达到先生们臆想的那种美好境界，而且只会表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状况：最开始大家热情都在兴头上，各项组织工作看起来都完成的还不错。过了一段时间，一部分人的热情慢慢消退了，这时所有工作都靠几个积极分子支撑着，组织还能够勉强运行。而等到所有人的热情都消退了，这时整个组织就完全瘫痪了，最终要么散伙要么分裂。前段时间伐修社的覆灭就是铁证。
至此，我们知道了革命家组织的矛盾运动之一就是代表资产阶级法权的“纪律”与代表共产主义因素的“人的自觉性”的运动，并明确了纪律在革命家组织内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必要性，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去探究这对矛盾是怎样发展的、运动怎样得以完结，由此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否则我们就只能一直原地踏步，永远无法更进一步。
社会主义社会是怎样上升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呢？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按需分配、群众自治等共产主义因素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而按劳分配、先锋队等资产阶级法权最终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消亡，届时社会主义的矛盾运动就得以完结，人类就进入了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可见共产主义因素始终是应当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去发展的，而资产阶级法权的暂时存在也是为了发展共产主义因素，最终消灭自己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为了创造按需分配的条件，进而实现按需分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存在是为了把群众的自觉性提高到先锋队的水平，最终实现群众自治，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革命家组织内，人的自觉性应当作为主要方面来发展，而纪律是为了发展人的自觉性服务的。
在资本主义工厂里，资产阶级的纪律是用来压迫人的，它无法发展人的自觉性，维持工作运行是它的最高的作用。这种纪律造成的结果就是工人们都依赖于纪律的鞭策才劳动，而一但离开了纪律，其所展现出的那种“组织性”“纪律性”便会荡然无存。
而在革命家组织里，无产阶级的纪律不再是强迫性质的，维持工作运行仅仅是它的最低作用。无产阶级纪律主要是用来改造人、培养人的，革命者可以在纪律约束下协同的义务劳动中逐渐提高政治自觉，培养出极高的组织性纪律性，从而使得其即使没有纪律的约束也能够很好的工作，这就达到了列宁所说的“假使我们有一大批老练的石匠，能够彼此非常协调地工作，即使不拉引线也能把石头恰到好处地砌在需要的地方”
“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人民志愿军之所以能打败世界霸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关键不在于其有严密的革命纪律，而在于这样的革命纪律能够培养出自觉的、具有纪律性的人。革命战士们经过民主集中制基础上义务劳动的锻炼， 革命自觉性早已在每个人的思想上乃至行动上生了根、发了芽、结了果，具有极高的组织性纪律性，在战斗来临时大家都自觉地统一行动，英勇战斗。
而在反革命军队中，虽然同样有着严密的纪律，但这样的纪律无法培养出自觉的人。士兵们完全是一群贪生怕死、无组织无纪律的兵痞，他们到了战场上只是迫于督战队的枪口才不得不向前进攻，而这样的进攻实际上也只是装腔作态地凭空乱开枪，一但有可乘之机他们就会立马投降或逃跑。
同样的，革命家组织和机会主义组织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也不在于纪律的严密程度，而在于纪律能否培养出自觉的人，二者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 政治报路线始终是围绕人来做工作，它强调纪律，不是依靠多么严明的纪律来鞭策人，而是用纪律这个物来培养人的自觉性。不是设计出一个多么精密的“引线”，而是借助这个“引线”来培养“石匠”，使得他们能够在没有引线的时候也能协作将石头恰道好处的砌在相应的地方；不是建造出一个多么高级的“脚手架”，而是利用这个“脚手架”来培养“工人”，使得他们能够在没有脚手架的时候也能协作将房子建的漂漂亮亮。
机会主义组织就一定没有纪律吗？我看不一定，连资本主义工厂都有的东西，机会主义组织未必没有。特别是随着手工业小组纷纷破产，一些机会主义组织也开始装模作样的打起了政治报的旗号，谈起了工业化，说什么要实行严密的纪律。但现实很残酷，模仿终究只是模仿，模仿的再像也不可能变成真的。就如远山同志在《退到第三步，退无可退——“融工玄学”沉渣泛起，机会主义者继续兜售旧地图》中所说：
“我们就算是把所有的组织方式说出来，机会主义者们都不能抄，因为机会主义者们抄不来。机会主义者们缺少什么条件呢？缺少受过训练的马列毛主义者，包括革命家，代办员，先进工人和一部分工人小组成员。没有经受过训练，所有的制度都只能一步一步探索，机会主义者们就不会明白这些补丁是为了防止什么情况发生的，更不会明白各项制度究竟是基于什么理念才设计成这个样子的。”
机会主义不可能懂得纪律与人的自觉性的矛盾运动，更不可能懂得纪律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们只是看到列宁说要有纪律，所以搞了个纪律来彰显自己的“革命性”罢了，这样纪律培养不出自觉的人，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基层不执行怎么办？不执行就滚啊！
是否认同革命路线，是否遵守“义务劳动”，这难道不都是依靠是否接受纪律来反映的吗？
以上两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胡话，都出自最近比较闹腾的机会主义组织“野火”，野火大谈严明的纪律，标榜自己才是“正统的政治报路线”，却得出 “基层不执行就滚” “一个人只要遵守纪律就代表他是自觉的革命者了” 等如此荒唐的结论，可见野火的纪律根本不是用来培养人改造人的，而是几个自觉的蛊惑家垄断了组织的专政权，打着纪律严明的幌子，用“不执行就滚”之类的手段来威慑基层，使其不得不为自己干活，这就好比资本主义工厂里资本家凭借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垄断，通过开除、扣工资等手段逼迫工人不停干活，这样的纪律不是大家认识到了其重要性而发自内心去遵守的，而是大家为了不被踢出去而不得不遵守的，和资本主义工厂的鞭子纪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野火只见纪律，不见人，他们的纪律不是用来培养人的，而是用来鞭策人的，实际上是在纪律问题上搞“大包干”，是机会主义在纪律问题上右的一面。在这样的纪律下培养出的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很好的协同工作的、具有高度自觉的革命家，而是依赖于纪律鞭策、每天上班打卡，混吃等死的蠢猪，一旦没有纪律的约束他们仍旧是自由散漫，我行我素。体现出来 就比如一项任务要求在周五之前完成，基层本来有能力在周三就完成的，但是他偏不，就要等到周五卡点完成；又比如一项工作，基层本来可以完成的更好，但是他偏要照着纪律要求的最低标准去做。这些人本质上和资本主义工厂里的自发群众并没有多大区别，由他们所填充起来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纪律严明，但实际上却是一盘散沙。
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代理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革命本质，必然会变着花样的以“左”右两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前是如此，“共产风”与“大包干”表面上完全相反，实际上却是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两种体现；现在也是如此，工农解放社、伐修社之流与野火之流，一个不要纪律，一个只要纪律，看似完全不同，但本质上是机会主义在纪律问题上的一体两面，他们最显著的共性就在于：都不要无产阶级的自觉性，反倒把自发性说成是自觉性来大肆鼓吹，贩卖黑货。 一个把三分钟热度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当作自觉性奉若神明，所以不要纪律；另一个把为鞭子纪律所驯服的自发性当作自觉性来疯狂炒作，所以只要纪律。
前段时间工农解放社和野火所谓在纪律问题上的争论不过是机会主义之间狗咬狗、争夺“武林盟主”的牌位罢了，这二者表面上看似冲突不断，但根本目的却是高度一致的：都要阻碍无产阶级自觉性的发展，把革命的进程向后拉。革命青年必须识破他们虚伪画皮下的反动真面目，彻底将其批倒批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