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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如此，跟走资派的斗争也是如此，当代跟中修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如此。回避政权问题，必然会落入改良主义，走向反动的一边。反革命分子对革命无比恐惧，自然将革命斗争称为“矫枉过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中我们要注意的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格化体现，光靠杀人是消灭不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只有提高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自觉性，才能增强其阶级力量，让无产阶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与走资派斗争，从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让先锋队逐渐消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2、矫枉过不过正，不是由无产阶级的敌人说了算，当无产阶级为了自身解放而损害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他们就指责是矫枉过正，但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真正得到解放，“过正”是必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否，关键在于其组织程度和自觉性，刘、邓确实是走资派的代表人物，但如果只是在物理上消灭他们，就不能使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以后还是要被夺权，只有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使之成为高度自觉的阶级，才能打倒无数个刘、邓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最近，有同志在大群里面说如果毛主席当时在文革中直接枪毙刘少奇邓小平杀鸡儆猴，也许后面中共就不会被修正主义夺权，也就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并且搬出来毛主席所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
毛主席写下这句话是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彼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这个反动头子还没有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国民党中的反动派无时无刻不对共产党在农村中的运动表示痛恨，并酝酿篡夺革命的领导权企图使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流产。见到这种情形，中共内部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吓破了胆，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为了迁就国民党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国民党中的反动派自然是对农民运动咬牙切齿；而陈独秀却同样在政治报告中指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本质上是驱逐旧的地主乡绅政权，并且后续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给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生政权以生存空间，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生产，进一步地锻炼使其成为革命的生力军；从而不断扩大革命组织扭转阶级力量对比。遭受上千年来封建地主压迫的农民终于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及作为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必然在农村燃烧起熊熊烈火。如果农民运动不以政权建设为目的，不矫枉过正，那么农村就必然还被反动地主乡绅给控制，革命者无法在农村这个广袤的根据地内施展拳脚扩大革命力量。因此如列宁所说“任何革命的最主要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从而一切革命行为在剥削阶级的眼中就不可能不是矫枉过正的。类似地，今天的各种改良主义例如阳和平吆喝的涨工资降工时、童润中的法律维权，以及那些形式上革命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融工小组等机会主义者；难道他们是在进行什么革命工作？对于这群披着马列毛红皮的机会主义者，革命者就有义务同他们划清界限、呵斥他们“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
再比如说文革期间，旧的上海市委推行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表面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却是资产阶级专政；群众就对它造反有理；上海的工人阶级团结了全国支援的革命派，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重新夺回了上海市的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旧的上海市委自然抱怨矫枉过正；不久在中央也出现了二月逆流，走资派公开向革命派刁难搞得过火了。当革命派夺权之后，首先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而在自觉的领导核心劝说后，很快就又更名为革命委员会。在这时，采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实行群众代表、军队代表和老干部代表的三结合是要比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更加合适的，也就是说这样做能够团结起党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到革命路线上来，并且能够作为其它地区革命造反的先进经验。
由此可见所谓矫枉过正的问题本质上是专政权的问题，专政权被资产阶级或者机会主义者给控制，那么就要造反，就要做反动派嘴中的矫枉过正。而当革命者掌握专政权之后，那就需要考虑如何巩固专政权，同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划清界限，把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团结到正确路线的一边，从而在实践中教育他们并不断培养更多的自觉的革命者，扩大自觉的革命力量。而具体如何处理那群机会主义者是问题的次要方面，避免“左”倾的潮流掩盖一开始的右倾反动潮流。
革命者需要怎么巩固专政权呢？文革时期当然可以直接杀掉邓修，但是邓修在那个时候写完检讨所表现出来地就是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机会主义面目并且绝不反悔，杀掉邓修非但没法起到团结广大还没有高度自觉、充分理解继续革命路线的同志，反而只会招致走资派的剧烈反抗。而留下来邓修则可以作为反面教材，由革命派监督他的所作所为，如果他胆敢翻案，那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要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壮大无产阶级的自觉力量，培养成千上万的自觉革命者使得他们认识到邓修走资派的真面目，保证革命领导力量自觉性的新陈代谢，那么邓修后面再怎么蹦达也只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给打倒。后面当邓修的反革命性质在天安门四五反革命事件彻底暴露出来后，这才被撤销一切职务；但是彼时由于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文革时期没有被彻底清算，无产阶级专政权的一部分始终被资产阶级司令部给占据着，同时无产阶级的自觉力量很多被排斥在领导层面之外，因此对于邓修这个反革命还没法立刻开除党籍或送进监牢。文革失败本身是自觉的革命力量不足，当毛主席逝世之后无产阶级失去了这一力量放大器从而发生了阶级力量的颠倒，修正主义者能够立刻组织起来控制革命派，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
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者拥有领导权的地方，归根到底是要思考怎么能够壮大无产阶级的自觉力量，他们不仅要在立场上坚定革命原则，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论，站在整个革命党的建设考虑问题，能够认识到如何处理才能团结广大同志形成一致的意见，进而培养革命同志、增大自觉力量。否则按照矫枉过正的思路，杀了一个邓修，还会有叶剑英；而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反动力量必然也要残酷迫害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