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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专政权的决定一个组织性质最关键的事物,专政权掌握在哪一阶级手中,谁就可以动用暴力机器打压其他阶级,以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正是因为怀仁堂政变后,资产阶级掌握了专政权,他们才能够稳步实现自己的复辟意图,直至今天发展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当下的革命者,必须要认识到夺权的重要性,要明确怎么去斗争,怎样去团结广大的原则正确的同志,以保证我们可以稳步向着共产主义迈进!
2、路线斗争始终伴随着组织的发展,以至于革命胜利后路线斗争仍在继续,直至彻底消灭私有制所滋生的土壤,正如文中所言,哪个阶级专政并且掌权才是根本问题,毛主席在早前曾提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号召大家打进中央造修正主义的反,此时的权力是掌握在大多数无产阶级手中的,现在的中修就是反面教员,不断教唆无产阶级听党话,党修了怎么办呢,中修不敢也不会给出答案,真正的革命者只会提出一个办法,唯有夺权,掌握文章中所提到的造反权,夺了资产阶级的权,人民才能真正的做自己的主人。
在略论机会主义(上)中,笔者简要论述了机会主义的性质、根源,以及其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表现特征。马列毛主义者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就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运用事物的规律。同样的,研究梳理无产阶级革命中机会主义的规律,就是为了在革命进程中与这样或那样的机会主义更好地作斗争,以使革命的航船在风高浪急中驶向正确的方向。在略论机会主义(下)篇,笔者将浅要论述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先锋力量,其内部的路线斗争问题往往是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关键战场,因此相关论述的重点将主要放在党内,不过可以想见,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与各种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所需要的规律,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内也将会有相应的反映。总而言之,路线斗争问题,是在哪里都避不开的要害之地。
一、“怎么办?”——识别机会主义的火眼金睛
如果仅凭一个人说什么,就断定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实在是糊涂极了,因为人的口舌能够花言巧语,能够变黑为白。因而常言道,“听其言,观其行”,“言”是一回事,而“行”往往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句老话放在机会主义上,简直就是一面照妖镜——因为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虚伪性,就注定了其在言辞上马列毛主义的伪装和行为上对马列毛主义的背叛。在革命的路途中,总要靠脚走路,这条路怎么走,接下来怎么办?这就是革命实践的问题,不管唱的再好听,机会主义终究是要妄图把脚掰到另一个错误方向上的,这个掰的时刻往往便是机会主义暴露自己真面目的时刻。因而,无需纠结于机会主义者的大段大段看上去漂亮的理论,只需问问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你们要怎么办?”,再看看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办——他们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事实上,“怎么办”的问题,正是革命的路线问题。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高叫着“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可他在讨论党的界限中,却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们;马尔托夫之流在古谢夫事件中大叫着“多数派的造谣中伤”,可在他们统领下的新《火星报》却日夜切实造谣中伤着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在中国同样是这样,王明叫嚷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么怎么做到服从统一战线呢,一看“怎么办”,原来是要共产党围绕着国民党的指挥棒转;邓小平高举“要安定团结”等三项指示为纲,是怎么样的“安定团结”呢,一看“怎么办”,原来是不要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不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只允许向造反派进攻,造反派向走资派进攻就是“不团结”。机会主义者正是这样,即便他打得是多么义正严词的旗帜,说着多么正确的原则,在“怎么办”的问题上,终究是要露出马脚的。对于言行不一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这种现象不是偶然,而是普遍现象。
看看如今那些轮番登场的各种机会主义的手工业组织在鼓吹手工业融工,鼓吹“地上融工建立地下政党”这类老掉牙的机会主义论调时所做的辩护词就能知道,这种现象并不少!请看一看劳动解放社吧,他们天天说要到工人中去,用着这个早已成为共识的正确原则,沉溺到地上手工业宣传的泥潭中,向不理解他们的工人大声叫嚷着“马列毛”;云水怒小组 在伪装的功夫上则向前更近了一步,它在自己的理论装潢上煞有介事地阐述了工业化融工和手工业融工的区别,强调要进行工业化组织建设,要实现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可一到给出路线,作出回答的时候,仍然是老掉牙的“地上手工业融工建党”、“工联主义政治挂帅”的做法(关于云水怒,详情可移步《千钧棒–紧追穷寇–一问“怎么办”,机会主义者就要露馅》等千钧棒文章)。今天的机会主义者,除了言辞上的不断改进,行动上仍是不折不扣地要把革命拉向倒退。读者朋友,如果担心被机会主义正确的原则废话迷惑,那就请多注意“怎么办”的问题吧!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列宁:《进一步,退两步》)”
从上面对马尔托夫等人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列宁对机会主义者们的心思揭露的是多么形象。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机会主义者高喊正确的口号,实则是要组织听他们的话,按照他们的意志前进。机会主义者终究是要抢班夺权的,他的手总是要伸出来,这是他们的本性。因而,通过机会主义这种性质,当它表明准备要掰动、或者开始掰动那只本来向前走的脚,或者展露出想要掰动的图谋时,我们就能识破它。
二、党内路线斗争的抓手——专政权问题
“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毛主席:《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无产阶级革命,首要的核心目的就是夺取政权,从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问题,是革命的要害问题,因而我们说,妄图在原有资产阶级专政下修修补补,跪着向资产阶级老爷谋取些许残羹剩饭的,是改良主义、工联主义。而机会主义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其鲜明的特点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在实践上要把革命葬送掉,要把革命拉向后退。可是,要怎么样才能把革命拉向后退呢,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那么机会主义就必须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反映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就是必须夺取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专政权。道理是同相同的,就好比资产阶级要顺利推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就必须依靠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样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用专政的力量统一起两个敌对的阶级,是为国家;同样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统一起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别,是为无产阶级政党。 夺权这一要害问题在文革的始末都无比清楚地体现出来,北京市委即为其背后撑腰的刘、邓走资派不被批倒夺权,北京就依旧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就依旧是白色恐怖漫天;而同样的,走资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也必须先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并将其打成以“四人帮”为首的一伙“野心家”。
什么是无产阶级党内的专政权?实际上,这也并不难回答,党内的专政权就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一方派别对另一方派别的全方位的专政和压制,好比在党的一切决策、行动中的方向盘。专政权掌握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手中,机会主义者就不敢乱动,机会主义路线就无法推行;机会主义者掌握权后,就能够推行起机会主义路线,可拥有一万种方式打击正确路线的执行者,这和资产阶级专政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因而,不是说掌握了党内的“主席”、“书记”的名义上的高职务就是掌握了专政权,这就如同资本主义的英国有国王、日本有天皇是一个道理。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专政权不是某项具体的“权利”,而是体现在组织路线决策上的方方面面,从决定某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对某起事件及背后的路线进行定性,到判断一段时期的革命策略、制定长期的革命战略等等。 谁掌握了专政权,就能让决策的天平向他们倾斜。当然专政权有一些重要的表现形式,如批判权、定性权等,在夺权斗争中,可能有时是机会主义者篡夺了专政权的一些部分权力,有时是完全篡夺了政党中部分组织的专政权。在被篡夺专政权的地方,正确路线就得不到推行,要么是完全不行动,要么是行动中或“左”或右,在实践上歪曲原则,大跃进中的“共产”风、四清中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文革初期的抄家打人武斗以及打砸抢式“破四旧”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因此,党内的路线斗争,如果不以专政权为抓手,不自觉地掌握专政权,就无法真正取得路线斗争的胜利,正确路线也就无法顺利统领全党。
三、与机会主义进行路线斗争的方法论
1.机会主义者如何夺得专政权?
我们说,像马尔托夫、张国焘、王明这样的自觉机会主义者是要从革命派手中夺取无产阶级正党内的专政权,进而推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但是,机会主义者是如何夺得党内的专政权的呢?不弄清楚这一点,在和机会主义作斗争时,不掌握其夺权的客观规律,那么“专政权”这个抓手就抓不牢靠。
不妨让我们分析一下无产阶级政党成员的成分,党内同样往往划分为“左、中、右”,即少数自觉同志,多数立场正确但容易自发被裹挟的中间同志,以及少数自觉的机会主义者。这少数的自觉机会主义者想要夺权,就必须散播自己的势力,壮大自己的声势,从而孤立少数自觉同志,进而完成对专政权的夺取——因为当革命派同志的声音被机会主义的声音掩盖,机会主义在批判权等专政权重要阵地便占据了暂时的压倒性的优势。而党内机会主义者怎样散播自己的势力,壮大自己的声势呢?它的核心做法就是将中间同志源源不断的被机会主义裹挟,把他们不断抢到自己路线的站位上,自发地为自己冲锋陷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过程,则是通过机会主义者串联为自发司令部,不断推动党内的自发再生产来实现。
为了将正确路线斗倒,机会主义者深刻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内,作为少数的他们单打独斗总是不行的,因而他们总是要自觉串联起来,从而形成自发司令部。历史经验往往无情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在党章的第一条问题上,马尔托夫等少数派为了推行自己的沾满小组习气的机会主义路线,不惜马上和原先敌对的“中派”、“反火星派”握手言和,串联起来,形成对布尔什维克的多数来取得路线斗争的胜利;在毛主席去世后,为了打垮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汪东兴、叶剑英、华国锋等不得不私下串联,来谋划夺权。不理解党内路线斗争的人往往秉持着天真的幻想,说哪有什么所谓的司令部,这不都是臆想?可如果愿意研究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就能发现,机会主义的司令部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在夺取无产阶级专政权中往往取得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了自发司令部,机会主义便找到了向组织中正确路线的进攻武器。它便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利用工作中出现的不足,夸大歪曲组织的正确路线,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从而蒙骗认识不足的同志;而对于坚决抵制自己的自觉同志,则利用自己已经篡夺到手的部分专政权,分散自觉的革命势力,并对其形成局部的优势,进而进行打击压制,若坚决不从的,或者撤销职务、或者剥夺政治生命甚至是其个人的生命。这般运作下,一方面认识不足流于自发性的同志迟迟无法向自觉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原则的同志被打压消灭,而同样唯上主义、官僚主义的自发势力顺势纷纷爬上高位,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组织的物质基础被逐步破坏,便形成了自发再生产。这条再生产的流水线不断开动,自发性在党内不断蔓延,当机会主义的奴隶们满当当的挤占组织内的各个位置后,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像再想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这样整个无产阶级政党就被收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囊下了。
对于机会主义者实现自发再生产的具体过程,当年张国焘之流在红四方面军的倒行逆施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红四方面军中,张国焘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利用自己在红四方面军暂时的权力优势,大搞宗派主义,串成私人势力,对不服从自己的同志则搞残酷打击,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借“肃反”的名义监禁、逼供、处死,致使曾中生、邝继勋、胡底等坚持原则的同志皆成了机会主义刀下的冤魂,最终,通过这么一条机会主义自发再生产,致使张国焘为首的机会主义司令部彻底掌握了红四方面军的专政大权,红四方面军相当程度成为了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傀儡。在长征途中,有了夺权“资本”的张国焘便顺理成章向中央夺权。且在机会主义统领下,做了奴隶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不仅南下受挫,长征胜利后组建西路军,又因为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伤亡惨重,付出了无比沉痛的代价。
2.正确路线反夺权和夺权的核心——自觉司令部
正是由于机会主义自发司令部的形成,以及其谋划下的源源不断地自发再生产,导致党内原本属于无产阶级的专政权横遭篡夺。了解了这样一个规律,就必须主动运用,针锋相对,掌握和机会主义斗争的方法论。
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除了组织,再没有别的武器”。而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和机会主义斗争,自觉同志除了组织,同样再没有别的武器。只有集团,才有能力和集团作斗争;只有组织,才有能力和组织作斗争。同样的,当机会主义者串联起来形成自发司令部,大放特放机会主义的毒雾之时,坚持正确原则的自觉同志也应当串联形成自觉司令部,与之针锋相对,进行不调和的、有原则的路线斗争 。
有了自觉司令部,就能够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利用合力发挥好冲锋带头的作用,就能够拥有自觉地团结起多数同志的力量。与机会主义斗争的关键,就在于要怎么团结形成起这一自觉司令部,以及怎样将多数中间同志团结起来,把他们从自觉机会主义者手中“夺”过来? 这就是革命实践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不妨让我们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俄国革命中,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相继丢失了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两个中央机关。孟什维克篡夺了党中央后,破坏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使党在群众工作、组织工作各方面陷入可怕的停顿。面对这种情况,列宁没有像党中央委员会上调和派那样,进行无原则妥协,而是顶住压力,坚定原则,亮明马克思主义建党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因而在正确路线下团结起22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形成了自觉司令部,共同发布《告全党书》与孟什维克进行彻底的斗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普列汉诺夫大搞调和使编辑部对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之流敞开大门之时,列宁并没有继续待在这个已经是孟什维克完全占据优势的编辑部,而是果断退出,并划清界限对新《火星报》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此相同的是,在《告全党书》发表之后,在争取国内多数派地方委员会的同时,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再纠缠于要孟什维克将《火星报》编辑部的专政权还给他们,而是另起炉灶,果断创办了阐述布尔什维克组织路线的《前进报》。第二个例子是,在面对北京市委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屡屡对抗正确路线的情况下,毛主席没有继续纠缠,而是果断在上海组建起批海瑞罢官的团队,实际上这也是后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雏形。
从上面我们可以抽象出两个具体的方法论:
(1)团结起自觉司令部,依靠什么团结呢?当今的中修也讲所谓“党内的团结”,也讲“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做”,翻开半个世纪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讲稿(初稿)》,上面也写着相同的话,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症结正是在标题上——“路线”。讲“团结起来”,它的依靠是什么呢,只能是鲜明的路线。机会主义者在各式各色的机会主义路线上串联勾结起来,要想使自觉同志团结起来,只能依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正确革命路线。修正主义统领中共全党,使之变为官僚主义的奴隶,于是“党的团结”就丢失了灵魂,不在无产阶级利益下团结的党,就只能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资产阶级式政党,以形式上的“一致”掩盖一切资产阶级的丑恶。这里就能抽象出一个原则,要想使自觉司令部团结起来,使自觉同志串联起来,就必须旗帜鲜明地亮明路线,和机会主义自发司令部划清界限。集结在正确路线下是形成自觉司令部的前提,反之这个司令部便没有力量。不这么做,只能最终被自发势力裹挟,成为自发逆流的一分子。
在机会主义者裹挟多数自发同志形成看似浩浩荡荡的逆流的时候,自觉同志通过分析得出正确结论后,敢不敢坚持原则?敢不敢站在正确路线上?共产党员不是奴隶,是为了争得人类解放而战斗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是默默跟随大流向错误的泥潭划去呢,还是勇于站出来斗争,拿出毛主席反潮流和“五不怕”的精神来,捍卫真理?这就是考验一名党员的党性的时刻,丢掉了路线斗争的精神就是丢掉了党性,这和如今中修党内的奴隶哲学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们谈反潮流,不是“标新立异”、“出风头”,而是在严肃的路线斗争中,敢于坚持原则,顶住声势唬人的逆流。不这么做,自发司令部也就团结不起来,党员自己也将变为机会主义的提线木偶。
(2)敢于坚持原则划清界限,是团结起自觉司令部的基石。可团结起自觉司令部的过程,正是一个灵活利用斗争策略,和机会主义者做斗争的过程。共产党员不光要敢于为了正确路线和机会主义作斗争,还要善于和机会主义作斗争,这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道理,无产阶级不愿意做奴隶,因此要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可是要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就要求无产阶级掌握革命的本领。前面已经讲到,党内的路线斗争,是要以专政权为抓手进行的,但要想在和自发司令部缠斗中团结其自觉司令部,这就不得不考虑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
第一点说要敢于站出来作斗争,讲的是敢不敢坚持原则,但不是让捍卫原则的同志不顾具体的情况,就纷纷把自己暴露在自发司令部的枪口前送死。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势均力敌时,当然要通过公开的直白的方式团结,而在某个敌人已经掌握专政权的党组织,直愣愣地跳出来反对,就只能是被残酷打击专政。因此,团结起自觉司令部的过程,甚至到之后与机会主义斗争的过程都要注意力量对比,通过不断创造我强敌弱的局面取得对机会主义斗争的最终胜利。正如上面两个例子来说,在敌强我弱的编辑部内,列宁如果继续和孟什维克辩论还有什么用呢,对方大权在握,因而列宁果断另起炉灶,和他的“士兵”“跑到另一座炮塔上”(笔者在此借用一下《进一步,退两步》列宁自己的描述吧),并通过创办《前进报》使布尔什维克掌握阐释路线的全部链条;在北京刘邓走资派势力占优的地方,毛主席的路线无法推行,便另起炉灶,在上海才组织起了写作班子。
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
这就要求我们组建其自觉司令部、与机会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要估计力量对比,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在自己掌握专政权的地方要果断利用民主集中制武器打击错误路线;在机会主义者掌权的部分组织内,自身处于明显劣势的时候,要果断利用整个党组织的优势,开展串联,捅破窟窿,创造出整体上我强敌弱的态势;如若当整个党组织都统领在机会主义之下,形成全局的敌强我弱时,就要果断另起炉灶,团结自觉同志离开已经变修的组织,学习毛主席“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精神,重建起无产阶级政党组织。
掌握路线的原则,通过灵活的斗争方法,团结起自觉司令部,从而同机会主义自发司令部夺取专政权,取得路线斗争的胜利。
3.争取多数同志,孤立少数机会主义者
从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能够看出来,自觉的机会主义者和剥削阶级一样,由于往往是站在广大党员/无产阶级群众的对立面的一小撮,是最怕孤立,最怕群众起来的。可群众和中间党员同志为什么不起来呢,正是因为他们往往因为政治觉悟不够、认识不足而着了这些少数寄生虫的道。
自发同志虽然原则上是要革命,却往往不能自觉地思考革命路线,而导致唯上是从等错误现象。当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帅全党时,李德一提出“短促突击”,于是彭德怀、林彪等就纷纷发表所谓顺应“短促突击”相关的文章,这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当时可以堪称是自发同志的典范了(在彼时还能被成为“同志”,因为他们经过争取,后来又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下)。如果不争取彭德怀、林彪等自发同志,不把矛头主要对象对准李德等祸首,而是通通一律采用敌我矛盾的打击措施,那只能是拱手把专政权送到机会主义手中。因此争取多数同志,就首先要区分好两类矛盾,是认识问题呢?还是自觉的拥护机会主义呢?不搞清这个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争取。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宏观角度来说,必须要依靠革命意志最坚定、社会主义革命意识最高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领导,将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政治灌输,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家,使无产阶级的力量真正壮大,最终扭转阶级对比。而在无产阶级内部,同样是这样,这也是为了和机会主义自发司令部作斗争,必须要形成自觉司令部领导,将自发被裹挟的中间党员引向自觉的原因所在。这就涉及到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某次具体的路线斗争中的争取多数同志的策略,另一个是在长期革命组织建设中的脚手架搭建问题。
(1)在某次具体的路线斗争形势下,自觉同志如何争取多数同志呢?
争取多数同志依靠的当然不是压服,而是运用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制度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然而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自发同志受自发司令部影响,或者被压制、被要求不听自觉同志意见,或者本身受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拒不服从,难以争取时,争取多数同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归根结底这还是专政权的问题,这就必须充分考虑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客观情况。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成员同样在政治上有先进、落后之分,因而同样有领导机构的设立,通过政治上经过考验、较为先进、为同志们信赖的同志担任领导职务,在政治上领导相对落后的成员不断由自发向自觉的过程。而这种必要的不平衡就意味着,这些处在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地位的少数同志对专政权争夺的影响往往较大,也就是实际上的关键少数。这类关键少数的客观存在,也就意味着,在争取多数同志以孤立自觉机会主义者时,往往要把争取关键少数放在策略的重要位置。
事实上,这也是符合辩证法的。地方到中央,都一分为二,也都有先进、落后之分,都有出机会主义的可能,都有出自觉机会主义者的可能。在具体的路线斗争中,自觉同志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孤立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而通过争取本来就应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关键少数,就如同安装了放大器一样,将正确路线扩散到更多同志身上,进一步夺取在中央、在地方各级党组织的专政权。历史上,在党内对“立三”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时,面对红一方面军中屡次说服不了的彭德怀,毛主席正是通过耐心的说服,争取了像原本前来传达立三路线“指示”的中央代表周以栗这样的关键少数,最终通过争取过来的周以栗才把彭德怀扭转到正确路线上来,最终使得红一方面军摆脱“立三”路线的魔爪。
同时争取关键少数,不意味放弃了广大党员同志,因为放手发动群众,引导斗争方向,使得最终上下串成一条线,正是孤立机会主义者的好办法。通过区分好两类性质矛盾,识别自发同志和自觉机会主义者,最终利用民主集中制等武器,将同志由自发引向自觉,使少数正确意见变为多数,孤立自觉机会主义者。这可以说是一次具体路线斗争中,以形成自觉司令部夺取批判权为抓手的斗争策略。
(2)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建设方向——自觉同志的再生产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上的目的,正是要不断将自发的无产阶级群众群众引向自觉,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家来。当自觉的、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越来越多,无产阶级自身的阶级力量也就愈发增长。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那么这个政党在发展的角度看也只能人越来越少、路越走越偏,原先可能会有一时把舵的革命家,等他们一消亡或者变为机会主义者,政党组织缺乏自觉力量的纠正,便顷刻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因而为了更好地同机会主义斗争,更好地把住党内无产阶级的专政权,就必须用自觉同志的再生产消灭自发再生产。在某一次具体斗争中,通过自觉司令部的领导,将广大同志拉到正确路线上来,孤立自觉的机会主义者;在长期的组织建设和脚手架搭建中,也应该考虑使组织能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能够掌握原则立场和路线斗争方法,能够有独当一面能力的党员来。这也是一个需要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进步完善的宏伟课题,因此笔者只能进行浅要的畅想。当然必须强调,组织的制度只是工具,关键在人,埋头于制度挂帅,那只能是“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翻版。
例如,对于政党的建设,从历史的角度看,全党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都有可能出机会主义、出修正主义。中央除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从而形成逆流怎么办?这就需要依靠地方的同志反潮流,进行自觉的造反,因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就必须清晰的认识到,党员的造反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如何保障党员的造反权,如何搭建利于党员自觉利用造反权的脚手架?这也许是未来党组织建设的一大课题。
如上种种,也只是笔者自己的一点浅要论述。总而言之,党的前进就意味着路线斗争的不断开展,物体丧失了内部对立面的斗争性,只能沦为毫无生气的死尸。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就意味着要荡涤掉一切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大踏步前进,直到革命的胜利,直到最终阶级的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