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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革命形式是螺旋发展的，因此在每个阶段都会有特殊的矛盾。过去，新民主革命胜利后，当社会主义革命到来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向共产主义社会为之而奋斗时，一些“老革命”就不愿意继续革命了，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就暴露出来篡夺无产阶级革命果实了。因此这提醒今天的革命者必须重视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2、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光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指明了道路，也是为了当下先锋队的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认识，即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往往是出现在组织内部，对于先锋队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是当下有志于先锋队的组织建设的一直需要进行的课题。
前篇：继续革命的逻辑（1）：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重要启示？
在前文中，笔者结合张春桥同志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精彩论述，简要介绍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的这种旧的反动等级制度及其反映在思想领域的残余是如何腐蚀一批干部群众，为极个别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提供可能性的基础的。那么，同志们就需要认识到：单靠揪出来几个坏分子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是不长久的，要治就得治其根本。张春桥同志在1975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讲道：“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已经发展得相较成熟了，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被捣毁，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日趋完善，张春桥同志的这篇文章就集中展现了这一点，本文对此做重点讨论。另外，笔者也参考了同年同样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姚文元同志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希望借此能更好地说明继续革命的逻辑，给同志们一些帮助和启发。
张春桥同志指出：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权确立的情况下，虽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已经基本得到改造，劳动生产就其形式本身而言不再直接为少数个体服务，但是，这并不是说，小生产存在的土壤就已经被根除了；这并不是说，干部群众中一些私有制性质的生产关系以及代表着这些陈腐的生产关系的小集团、小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生活当中一部分环节乃至于直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一些旧的、藏匿着的，或是新的、从那糜烂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总是要为了个人或是小集团的利益而不顾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小的经济投机满足不了他们，他们总是要搞更为严重的政治投机、要夺取领导权。这最终的结果，就是局部地或是全面地走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张春桥同志说道。所以，面对那渗透于社会关系方方面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即经济、道德和精神等领域的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生长的东西，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和全面的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伟大的、全方位的阶级斗争被提升到了系统化、工业化的高度去进行。
有一些同志，主观上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要搞反革命复辟，可是他们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当了懒汉，想在某个阶段停下来，或者说，甘愿让自己的认识停留在某个阶段，用对待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方式来对待从今往后的一切事物，他们看不到新生事物的发展，看不到全面专政的必要性。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被真正的坏分子给利用。马克思说过：“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达到悄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张春桥同志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四个一切”，并讲道：如果“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所以，绝不能说无产阶级只是在形式上暂时地取得了领导地位便万事大吉了。既是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充分地相信、依靠、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如排山倒海一般地将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坏习气加以揭露、批判和清除。有这么一些同志，“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对于这些即将半途而废的同志，要让他认识到，革命一旦不向前发展，就会走向倒退；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你还没有到站，赶快回头！”
讲到这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似乎已经可以理解一部分，可是笔者认为这还没有结束。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大揭露、大批判，揪出在各个领域隐藏着的坏分子、在各个领域渗透着的旧思想、坏习气，这当然是极好的、极正确的！但敏锐的同志这时候就会发现，历史实践证明，像以刘少奇、林彪为代表的这类高明的、藏得极深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小集团，他们也擅长从明面上支持这场大革命，而实际上却在暗地里钻营一些下流勾当，试图打着红旗反红旗，从而限制或是误导批判的大方向，为自己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从而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美梦而服务。姚文元同志分析林彪一伙的这种恶毒企图时提到毛主席的一句话：“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为了坐那太上皇的宝座，他们会将大革命的进程控制在、或是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范围内。刘少奇、林彪这伙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诸如刘少奇、林彪，当然还有个反革命面貌尚未充分暴露的邓小平，像他们这类人干出来的误导和夺取斗争大方向的方式别提多么五花八门了！比方说，有“积极”派出工作组、打压学生、试图把这场伟大的继续革命运动限定在意识形态文化层面的；有“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什么芝麻大点事都要拿出来斗一下，针锋相对地打击党内的好干部、打击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一些人呢，对待这种错误路线，也不思考一下，而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他们看不到继续革命要斗的是社会主义中残余的资产阶级法权、看不到要斗倒的是极少数的一小撮坏分子、不明白对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而是不去区分两类矛盾地跟着跑到整人的路线上去了。这样，刘、邓、林不都乐开了花了吗？这样，这一小撮坏分子才能成功地将其反革命目的从可能的，上升为现实的。这种放弃思考、随大流的自发性，于是就起到了十分危险且关键的媒介式的作用。全面的大揭露、大批判是开动起来了，可要是干部群众中的自发性始终依旧占上风而没有任何长进，那么这场大革命本身的形式也就会被利用，这个问题不能不搞清楚。
石头不能孵化出小鸡，事物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内因。一小撮敌对于人民、外在于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能否得逞，也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找寻内在根据。正如笔者前文所述，这个根据就是自发性。张春桥同志在文章开篇就指出：“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背后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许多同志理解这个继续革命的逻辑是从形式上去理解的，不去自觉地理解、运用辩证法，按照新生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反潮流，不去区分革命进程中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而是只看哪种观点、哪种制度、习惯占据暂时的多数或少数，这就堕入了经验主义的陷阱，被“左”右倾机会主义带着跑，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于是就变成了某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给了刘、邓、林之流钻空子、实现他们的丑恶目的的机会。姚文元同志是这样说明这个问题的，笔者深感认同：“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说的这个读书，指的当然不能是小资知识分子的那种学理主义式的死读书，而是说，要“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要区分两类矛盾，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最终说来，要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是靠别的什么，尤其不是因为简单的“充分发动群众”的说辞，就让革命的自觉势力主动放弃政治领导权，把揭露和批判的全部权力拱手让给自发势力，而是说，要靠干部群众中自觉的少数逐步去带动多数，让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掌握辩证法、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最终全面上升至自觉层面。这样，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对应的思想残余也就逐步消解掉了。
最后的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之所以讲“继续革命的逻辑”，就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个逻辑并不只是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而是说，这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对资产阶级法权所做的必要的和持续不断的斗争，无疑是贯彻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每个阶段的，必须从革命的最开始就着手做这件事，要不断地消除自发性的土壤，培养干部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而非仅仅停留在“揪坏人”的层面。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逻辑。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