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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反潮流体现着的是革命组织的自我净化，是集中与民主的正确分辨，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害怕不同的声音，而对待那些形左实右的自发势力，则必须靠自觉的势力与之对抗，必须要有发挥组织制度，尤其是发挥制度背后的先进同志们的力量，形成真正的政治合力，用自觉性打倒自发性，才能保证革命组织永不变修。
2、年轻人敢打敢冲，但经验不足，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老年人经验丰富，却容易因循保守。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现在还很年轻，难免要在斗争的过程中犯许多错误，错误打击自己的朋友，却放过坏人让他们利用自己。但是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知错能改，就能逐渐消除各种左倾和右倾的错误，真正达到自觉的程度。
何为主观能动性？就是放任自流的对立面，就是在历史发展中掌好舵，不被任何自发潮流所裹挟。大跃进期间，政治“潮流”在机会主义者引导下几经曲折，毛主席每次都没有被机会主义者的护身“红旗”所吓倒，站出来反潮流，反右、纠“左”、再反右，充分展现了否定之否定。共产主义社会要使历史的必然王国终结，历史的自由王国开始，就要人人像毛主席一样高度自觉，在此基础上，人人掌握权力和生产力，人人有改变社会的能力，社会发展的主客观才能趋于统一。
革命势力和机会主义势力在大跃进的多次交锋中，机会主义者每一次都“借坡下驴”，用你讲过的话来反对你。你要反右，我就搞“左”倾，你要纠“左”，我就搞右倾：
第一次交锋，也是事情的开端，是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生产力大大解放，群众日益高涨的生产热情正在预示着一场质变，旧的政策对于群众生产已经束手束脚，必须有新的政策来适应新的形势。在这个变革关头，以周恩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站在的反对变革的一边，毛主席站在了支持变革的一边。周恩来等人在人民日报上、起草草案时、中央会议上，多次吹“反冒进”的风，十分恐惧群众冲破旧制度。毛主席站出来“反‘反冒进’”，批评他们是“给群众泼冷水”，“让六亿人民泄了气”，周恩来等人作了检讨。在南宁会议上达成了大跃进的基调，毛主席提出根本方法论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正是一切先进制度来自于基层实践经验的集中升华这一基本的唯物主义规律的发挥，是大跃进的正确方向。
第二次交锋则是对付形“左”实右。“反‘反冒进’”后，机会主义者开始在策划大跃进中大献殷勤，搞假积极，凡是“冒进”的风就吹，指标越定越高，不顾群众死活。刘少奇让特派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比谁都‘左’”的面目裹挟了一大批自发习气浓厚的人，谁都不敢站出来反对，生怕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机会主义者就在这个过程中扩大了影响力，并且还能倒打一耙，把浮夸风的恶劣后果栽赃到社会主义和大跃进上，给“反冒进”翻案，两头堵。只有毛主席敢站出反潮流。1958年10月和11月，毛主席派人去调查实际情况是否真如报上吹得那么高，这是斗争的第一步：定性。紧接着，理论层面，毛主席组织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读书会，批判立即废除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形“左”实右倾向，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否定“共产风”。组织层面，1958年到1959年，毛主席开了多次纠“左”的会议，强调不要虚报瞒报，专门让人民日报负责人在宣传上压缩空气，又点名批评刘少奇和彭真“趁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路线，支持农民瞒产私分，让受机会主义把持的基层摆脱官僚主义上级的影响。毛主席的一些话十分敢说：
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
我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1959年3月在郑州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机会主义者一看到纠“左”了，立马就想给右倾翻案，这就有了第三次交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他有异议在会上不提，会后写万言书给毛主席。万言书说着和毛主席纠“左”十分相仿的话，矛头却是对准毛主席，说他搞大跃进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这种“会上不讲，会后乱讲”的做法正和马尔托夫这些机会主义者一样，正是心里有鬼。毛主席没有被彭德怀牵着鼻子走，他没有立即对万言书做评论，而是发放到大会上公开讨论。会上炸出来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彭德怀集团分子，他们的口若悬河的发言裹挟了不少自发性浓厚的人，这个集团的目的就是搞分裂，架空毛主席的领导权。事后经过调查，这几个人经常晚上开小会，谈过“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一类的话题。毛主席顶住这股势力的压力，更改庐山会议原本纠“左”的议题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正如列宁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遇到的问题：“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进一步，退两步》）这股右倾风不仅在庐山会议上刮起来，后来刘少奇等人更是借浮夸风造成的损失，鼓吹起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及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些问题上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了文化大革命。
这些“左”的机会主义和右的机会主义，在机会主义手法上，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有同一性，正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举一例：在大跃进初期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省委内部出现关于建设速度的争论，吴芝圃代表激进派，潘复生代表保守派，毛主席将此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并说：“潘复生同志不同于其他几个省，他不是闹分裂。”但是会议外，吴芝圃却单独再向邓小平做汇报，拉帮结派，在邓小平支持下吴芝圃准备了新的发言稿批判潘复生，将矛盾上升。会后，吴芝圃被提拔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邓势力就这样完成了扩张。后来在吴芝圃统治下，河南发生的浮夸风为全国最甚，饿殍遍野。这种会上不讲、会后乱讲、制造分裂、谋权篡位的手法正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使用的手法一样，一“左”一右，殊途同归。另一方面，比起右倾分子直接进行分裂活动，形“左”实右更善用制造思想混乱的手法，这就是差异性。不管什么革命口号，他都接过这个口号，把这个口号的内涵给搅浑，让群众不知道什么是对的，给反革命分子制造可乘之机。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举了一例：“第一个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的是×××（注：姓名在文献中被隐去）。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另一例是毛主席听到报告中有的公社搞集体宿舍，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污蔑我们帮了忙吗？（注：右派最著名的一条谣言就是“共产共妻”）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种举着红旗制造思想混乱的手法则比直接制造分裂要隐蔽得多，也更容易裹挟自发习气浓厚的中间派。
毛主席之所以每次都能站在自觉的一边敢于跟“潮流”唱反调，不是因为他是先知，而是因为他不做明哲保身的事，他有“五不怕”精神。毛主席反复表示过，自己不怕被打成反革命，正如前文所举：“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又如后来那句著名的自白：“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这种“五不怕”精神正是革命第一、个人第二原则的充分发挥，一切从阶级利益角度出发考虑，为了革命，不在乎个人受处分，不在乎个人名誉。
在这种反潮流精神下，毛主席是怎样运用组织方法论来破局的：
第一，毛主席丢掉“流程正义”的条条框框，依靠活的力量，即人的力量。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所写的《党内通讯》这封信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越过中央、越过各地省委，以个人名义直接向各地生产队长发出。这封信给了基层纠“左”很大的鼓励：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如果依靠流程正义，毛主席只能一次又一次听到各地报告产了几万斤、几亿斤，因为省委乃至中央被形“左”实右力量所把持，基层的真实情况报告不上来，中央的真实意见传达不下去。任何流程都是靠一定政治立场的人支撑起来的，流程只是工具，流程的背后是活的人，掌握在机会主义者手里就只有发挥反动作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必须要懂得依靠哪些人、在人的层面做工作，而不能被制度流程所蒙蔽。
第二，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了那句著名的：“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从这句话能抽象出两条组织方法论：（1）正确的少数要发展为正确的多数，方法只有一个——划清界限，纯化核心，该决裂的时候就决裂。正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了，列宁就果断另立中央，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派别划分，这才为后来布尔什维克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如果为了一时拉拢支持而和机会主义不明不白、搞暧昧，那是注定走向失败的。（2）党内只要有了一批能独立主导党中央和党组织重建的优秀党员，那么斗争的胜利就有了保障。党内人人都应有着毛主席这样“重建红军”的心理准备，并具备相应的理论能力和组织能力，真正做到有杀不完的“红军”和党中央，那么不管路线斗争来多少次，只要每次都有一个上述这样的人站出来反潮流，就能保证次次斗争都走向胜利。
第三，大跃进期间的机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立即得到彻底解决，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了基层议政合一的革委会政权，才找到了答案，才使得基层造反有了实际保障。为什么多次整风运动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解决权力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就算思想上鼓励群众起来造反，群众实际没有力量依靠。后来张春桥同志把此总结为：“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体，在群众有了一定政治觉悟的条件下，建立了革委会这个基层政权单位，群众代表和基层干部通过革委会既有决策权又有行政权，还掌握一定军事力量，造反真正有了保障。这一条经验和上一条结合在一起，指明了组织形态的发展方向——要让党内和党领导下的每个组织都具备成为临时党中央的能力，整个组织网络有无限的生命力，这便是人类社会高级形态的真正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