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https://t.me/longlivemarxleninmaoist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maoistQAIIbot)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一名革命者的成长正如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一样，必然要经过持之以恒的灌溉才能破土而出；然而机会主义者妄想着揠苗助长从而“一命速通”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要挟着革命新芽深陷融工泥潭之中。滴水石穿，并非一日之功，只有在地下革命家组织中，通过长期艰苦的以政治报为脚手架的协同劳动，以及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无产阶级政治实践，才能真正的成长为一名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真正的参加到当下无产阶级革命当中。
2、正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具有革命自觉的职业革命家和革命组织不会，也不可能只是通过口头上的，或是现今机会主义者的地上手工业融工中诞生，马列毛主义者认为只能是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革命纪律所保障的地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下，在长期的围绕脚手架的协同工作的锤炼中才能培养出职业革命家，建设出当下革命迫切需要的全国性的地下革命家组织。
中修的反动毒草《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了一个叫赵蒙生的官僚子弟，其主要剧情就是讲述这个官僚子弟从一开始的贪生怕死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剧中的一个高潮是赵蒙生在大会上被军长公开批判当逃兵后感到十分难堪，然后下了决心留在军队；同时这一高潮也耐人寻味，主角在被批判的前一秒还想着怎么当逃兵，似乎主角就在这一瞬间因为‘精神升华’而脱胎换骨了。无独有偶，资产阶级的各类剧情特别喜欢描述各种主角受到批判、受到感动然后回心转意的浪子回头的故事。不仅仅是电影电视中的情节，‘百日誓师’等各种喊口号的活动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往往迷信改变人的是一次选择、一次讲话。
根据唯物辩证法，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取决于他生活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依靠剥削剩余价值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往往也只会想着怎么加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一边受到压迫有反抗的意识，一边又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下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因此常常在厌恶资本家、痛斥中修官僚的同时又希望成为他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他是哪种意识形态，都是他处在对应社会关系长期生活下的结果。因此剧中赵蒙生能够脱胎换骨、不当逃兵，为他的中修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殚精竭虑，不是因为军长的公开批判，也不是因为战友情，而是因为长期处在中修军营的反动灌输中，因为自己官僚子弟的身份又享受了许多优待。
资产阶级之所以经常忽视人发生变化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是不劳而获的，他们的生活与其说是物质劳动，不如说是怎么寻欢作乐或者处心积虑地榨取剩余价值，也即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同人类的物质成就相脱离的。他们是寄生虫，不仅与劳动毫无关联还鄙视物质劳动，却又因为想要维护政权千方百计地宣扬自己是多么努力辛劳，妄图把无产阶级的所有劳动成果给弄到自己头上；因此便胡说八道把科学上、商业上的成功等等归功于是自己在关键时刻作出了什么正确的选择，至于失败往往就被说成是‘关键时刻摔了跟头’；人类物质成就背后的无产阶级的辛勤劳动就被掩盖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清楚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就是压迫，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东西。资产阶级为了掩饰这种压迫，自然反复强调‘只看结果，不关心劳动过程’。于是社会发展在资产阶级的歪曲下就变成了是由少数的资本家们在一次次博弈中去推动的，个人的一次选择在资产阶级的宣传中就常常起到决定生死的作用。
对于革命的有志青年来说，就必须要认识到改造提高自己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实践锻炼的工作。任何只是在思想上进行批判，企图通过教育、感情等说动人来进行改造，而缺少了物质基础，都是不可靠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邓修的永不翻案，邓修声泪俱下的检讨，反复说“永不翻案”，然而恢复职务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翻案。想要将人培养成为革命者首先就要提供一个适于革命者生活的物质基础，其次要保证能够在这个环境下进行长期的劳动实践。而机会主义者常常抛弃这两点妄图速成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万事具备，只欠融工’，仿佛通过融工就能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就能将工人拔高到革命者的高度。然而机会主义者在地上进行融工时，工厂里面讲的是资产阶级政治，工厂是由资本家——经理——班组长层层把控的，工人在资产阶级的灌输下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群机会主义者在工厂中就算一整天泡在工人中也不可能接触到无产阶级政治，就不可能有锻炼他们成为革命者的物质基础，反而容易顺从落后工人的自发性养成许多坏习惯，正如东风这个机会主义小组在描述自己的融工中说的那样：‘最后剩下来的唯一一个代办员在一个月的劳动后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既然融工不是用来锻炼自己的，那么在融工之前就应该确保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机会主义者对于工人的灌输同样是背离培养锻炼原则的体现，对于他们来说工人好像天然就有一种特殊的‘革命性’，对于工人的要求就可以低一些；在他们的融工记录中只要工人对‘骂老板’、‘罢工’等最基本的工联主义行动感兴趣，他们就认为是先进工人，可以拉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进行政治灌输了。不难想象，这种一没有讲无产阶级政治的物质基础、二没有通过长期劳动实践的政治灌输毫无作用，不仅工人听了一头雾水，还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即使工人继续表示对政治灌输感兴趣了，也是不牢固的，正如所有的泛左翼都会对口头上的无产阶级政治感兴趣一样。因此在机会主义者的世界中，工人的流动性又成了他们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指控。
能培养革命者的物质环境必然是讲无产阶级政治的，显然这种环境不可能在地上的工厂中，否则就会暴露在中修眼皮子底下从而被专政，因此只能在远离中修的地下，这个讲无产阶级政治的地下环境就是地下革命家组织。那么就需要先在地下革命家组织中培养革命者，然后才可能去进行地上融工工作；这个锻炼培养的过程就要求通过政治报作为脚手架进行长期的协同劳动，并在协同劳动的基础上建设民主集中制并自觉地使用它推动组织建设，从而一步步清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用无产阶级政治来武装自己，同时逐步增大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力量。正如资产阶级在事实上的不劳而获一样，机会主义者忽视地下革命家组织这个物质基础以及在其中长期的政治报实践，也是因为他们幻想自己不需要进行长期的革命实践就能使得自己变成革命者、就能收获一个革命家组织；但是资产阶级有政权可以收割无产阶级实现不劳而获，这群机会主义者在地上融工的下场只能被中修专政。地下革命家组织是革命者沿着政治报这个脚手架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想要改造自己也没有捷径可走，就必须要进行一番艰苦的工作，正如列宁同志指出的“这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单调的工作，它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把全部生活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