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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热月政变”与“怀仁堂政变”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斗争，前者是资产阶级的，而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一些互联网上泛左翼将以上两者混淆起来，根本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是一种小资幻想式的“狂欢”，于革命事业发展无任何意义。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应当觉悟起来，认识到当前我们的任务不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宣传”，而是要组织起来，沿着政治报路线指明的道路前进。
2、当历史脱离了阶级分析，那么一切个人英雄主义、唯心虚无论调都来了，这是必然的，也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泛左翼这种小资狂欢，对革命推进毫无意义，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也毫无意义，不过是满足自己的宣泄需求而已。无产阶级面对苦难的现实，唯有真正的实践，唯有以列宁的政治报路线建设组织，组织起来领导、灌输无产阶级，才能让无产阶级真正觉醒，实现革命。
近期，笔者无意间在b站看到一条纪念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热月政变的手绘短片。短片描绘了热月政变后，罗伯斯庇尔被国民自卫军解救至市政厅商议对策，他却犹豫不决、丧失信心，最终再次被捕并被送上断头台的过程。令笔者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条视频下方的评论区赫然出现大量类似“无论你是无话可说还是拒不回答……”、“我听着呢，你说吧！”的留言。显然，这是泛左翼影射怀仁堂政变与审判“四人帮”的极其幼稚的冲塔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热月政变是否真的与怀仁堂政变存在某种历史逻辑上的相似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将这两者放在一起比照，是泛左翼抽离严肃的阶级分析、将历史娱乐化的产物。 罗伯斯庇尔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具有资产阶级在革命中都具有的典型的两面性和妥协性，这与将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坚持贯彻到底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王洪文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笔者就详细地展开分析一下。
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概述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1794）是法国大革命发展至第三阶段——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的代表人物。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归根结底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罗伯斯庇尔是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因而要弄清他的革命立场，还需对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斗争史做一个总体的阶段性梳理与科普。
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统治者君主立宪派看似“革命”，实则极为保守。他们大肆敛财、出卖革命人民利益，且主张向封建专制王权妥协。对路易十六的专横跋扈愤恨至极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了国王的倒行逆施，客观上保护住了君主立宪派的改革果实，可君主立宪派却放跑国王、镇压人民、出卖国家利益。因此，君主立宪派只能代表极少数特权者的利益，他们不过象征着封建君主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从而做出略微“让步”和妥协的产物，是极为反动的。
君主立宪派的反革命、反人民性最终招致了自己的毁灭。人民起义彻底推翻了里通外国的国王，摧毁了法国君主政体，“人民”选举的国民公会代替了立法会议，资产阶级国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宣告成立，法国大革命因而发展至第二阶段，也就是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吉伦特派是资产阶级保守派，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与当时更加激进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是针锋相对的，因而他们即使是推行资产阶级民主也无法做得坚决有效，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果不其然，吉伦特派一经掌权便日趋退步，在国内外敌人极度仇视法国新兴政权、组建反法联盟入侵法国的时候，他们还放任投机商人从战争中大发横财，迫害、压迫食不果腹的底层人民，妄图使革命止步于此。
在敌人向革命政权猖狂进攻的危机时刻，吉伦特派领导作战不力，在事实上已经沦为了反革命的工具。终于，巴黎人民又一次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取代了吉伦特派的统治，最为反动的吉伦特派代表被逮捕了，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这个后来被资产阶级史学家污蔑为“恐怖专政”的时代到来了，这意味着此次资产阶级革命终于被推进到了在其历史局限范围内所被容许达到的最高峰。在雅各宾激进民主派的领导下，国民公会建立了用来镇压反革命和征用粮食的革命军、通过了打击投机商人的最高限价法……这一系列革命措施最终赢得了人民的相对信任。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推动作用下，全国各地叛乱被尽数镇压，革命的军队大败了反法的侵略军，一切看似在向好发展。然而，反革命的残余分子依旧贼心不死，多地最高限价法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战争胜利的奇迹是由革命人民创造的，可是货币不断贬值、黑市四处泛滥的客观现实又使得广大底层人民的日子依旧不好过，而这一切当然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造成的。
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与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两面性
有人说罗伯斯庇尔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说他大公无私、清正廉明，等等等等。是的，马列毛主义者不否认罗伯斯庇尔的历史功绩，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脱离阶级史观来看待历史人物。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相较封建专制来讲当然是革命的，可他们建立的毕竟是资产阶级政府，罗伯斯庇尔维护的毕竟也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罗伯斯庇尔处决了作为雅各宾派右翼投机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丹东和德穆兰，这是其革命性的体现；可是，他也逮捕、审判了雅克·鲁、埃贝尔派这一类更贴合底层人民利益的、要求更加坚决实行限价法甚至要求财产均等的革命派别。雅克·鲁这样说道：“假如人们中还有一个阶级能使另一个阶级挨饿，这叫什么自由？”在罗伯斯庇尔看来，这些更激进的革命派别几乎是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秩序的破坏者，他奢望在依靠不触动私有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罗伯斯庇尔对于丹东等人的打击将其余新兴资产阶级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可他对埃贝尔派的处决又割断了他与人民群众最后的联系。罗伯斯庇尔及其少数拥趸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其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篡权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事。这一切不该被归结为什么宫廷内斗，正如1974年版《简明世界史》中写的：“法国资产阶级即使在它的上升时期，同样具有鲜明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 资产阶级的这种阶级本性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罗伯斯庇尔的死恰恰就将这种局限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任何革命人物都离不开其阶级性
若是脱离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史观来看，怀仁堂政变与审判“四人帮”好似真的和热月政变有某种相似之处，可是，这无疑是仅仅像看小说故事一样对待历史，是十分片面、肤浅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概括地讲：以江青等四位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是被与自己敌对的反革命的阶级势力所迫害的；而罗伯斯庇尔的死反倒是他所实际捍卫的资产阶级专政站稳脚跟的最后一块拼图！
前文我们已经粗略地解释了罗伯斯庇尔失败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带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不彻底性。罗伯斯庇尔或许自己觉得自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而战的，可当他逮捕雅克·鲁、处决埃贝尔派的时候，他便已经背叛了人民。试问，资产阶级史学家口中反反复复污蔑的“四人帮”何时背叛了人民？从未！这四位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决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贯彻到底的伟大的战士从始至终都坚持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现在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喉舌总是要想方设法捏造他们莫须有的罪行、胡编乱造一些根本不合逻辑的、狗屁不通的故事来抹黑他们，那又如何？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将革命推动到无可辩驳的最高峰，直至彻底打碎阶级社会。 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终将证明“四人帮”的清白！
四、阶级斗争要围绕阶级力量对比来展开
那么，以江青等四位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究竟是为何失败的呢？这同样也不能用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的那套反动的、脱离历史阶级分析的宫廷史观来解释。审判“四人帮”时，反动分子大言不惭地胡说什么江青要当“女皇”，江青一人“权力滔天”。这实在太过可笑，如果她江青真的是“权力滔天”的“红都女皇”，还轮得到这些反动分子把她抓起来蹬鼻子上脸么？显然，所有这一切都绝不是由什么虚无缥缈的“权力”所决定的，而是由其背后客观的、物质性的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什么是阶级力量对比？它当然不是生硬的人数上的差别，要不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早就已经赢得了全世界。阶级力量对比一般说来，是组织力、人力人心、军力经济力等因素的综合对比，是一种动态的变化关系。论迹不论心，比方说罗伯斯庇尔，他在事实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是为了提升底层劳动人民的阶级力量。最高限价法、各种福利制度，说到底只不过是对这些底层人民的施舍。他不能接受更激进的革命派别对于组织、武装人民群众的诉求，因为那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破坏。罗伯斯庇尔所做的一切，例如打击资产阶级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都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巩固。
所以，总的来说，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着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只要是在阶级社会中，不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绕不开这个逻辑。
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概述
围绕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来看待历史的发展，一切就都会变得清晰起来。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历史，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布站上已有许多同志做过了详尽的分析，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做过多赘述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而是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文革的本质，正是在这个过渡阶段下无产阶级与以党内走资派为核心的新生资产阶级之间，围绕着向资本主义倒退还是向共产主义前进、围绕着复辟与反复辟的一次殊死的阶级斗争。若是受到资产阶级法权腐蚀而壮大的新生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最终胜过无产阶级，则资本主义复辟；若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使得自身的阶级力量压过了新生资产阶级、并最终逐步打碎了资产阶级法权，则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这个逻辑是十分清晰的。党内以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等走资派为首的新生资产阶级之所以成功发动了怀仁堂政变、复辟了资本主义，乃是由于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尚且发展得不够成熟。
新中国的工人阶级基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诞生的，在这之前，中国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因此，他们享受到较好的社会福利，对共产党抱有朴素的感激之情，难以认识到党内走资派的存在，斗争意识较弱。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决策，包括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都是为了巩固、培养、锻炼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和组织能力，一句话，也就是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有些泛左翼污蔑说革委会的建立代表着毛主席背叛了无产阶级，向新生资产阶级妥协了，这是无稽之谈！文革发起之初，全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显然是较弱的，是不足以都走一月夺权的“上海道路”的，720事件印证了这一点。可例如王、关、戚这类人就认识不到这一点，依然不顾客观事实地要走极“左”冒进道路。相比之下，以江青等四位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则忠实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在客观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下去进行的。可以说，后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不退缩、亦不冒进。若是再多两年时间，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很有可能发展到能够根本扭转其力量对比的程度。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毛主席的离世以及华国锋那个可耻家伙的背叛最终导致了怀仁堂政变的发生。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觉悟程度尚不足以支撑起一次有效的反击。就这样，走资派篡了权，资本主义复辟了。然而，资本主义的复辟只是暂时的，历史的大方向决定着它必然是腐朽的、逐步衰落的。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说明不了什么，经过了数十年的复辟历程，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对这些走资派的丑恶嘴脸看得越来越清楚，其斗争性、革命性亦远非过去可比。
笔者认为，毛主席与这四位同志肉身虽死，虽遭到反革命的复辟，但他们的革命思想以及那伟大的、彻底的斗争精神，正在向我们指明那未来革命的光辉前程；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现如今，他们的旧思想、旧文化，终将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六、当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如何进行
马列毛主义者对历史的认识绝非停留于认识本身，而是要使其为接下来的革命路线服务的。热月政变、怀仁堂政变不过是阶级力量对比变化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历史也不是由某个孤立的、短暂的历史事件所决定的。因此，新时代的马列毛主义者要想推翻修正主义政权、完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就必须围绕着阶级斗争的底层逻辑——通过一步步地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来进行。
文章开头提到的，在b站视频下方进行政治影射的泛左翼“网左”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吗？显然不是，至少这是公认的。他们中也许有少数一些人将来会觉醒、会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但他们中更多的只是出于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沉迷于这种泛左翼的身份认同罢了。有些人会说：这不是扩大了左派叙事的影响力吗？试问，这种影响力是否有助于切实地提升无产阶级本身物质性的阶级力量？不能。既然如此，这种行为就根本无关乎阶级斗争。
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样的？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我们不能落入到表面上帮助无产阶级、实则是提升资产阶级阶级力量的机会主义行径的陷阱中去。机会主义者主张一种单纯的、地上的手工业融工，主张要“实际地”捍卫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话听上去很好听，实则颇为荒唐。首先，地上融工不可能提升无产阶级的组织性，也不可能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资产阶级的眼皮子底下大张旗鼓地搞政治宣传无异于找死。其次，所谓的“捍卫经济利益”，例如罢工、讨薪，这样的行为本身属于调和阶级矛盾、掩盖无产阶级无权的事实、熄灭无产阶级的斗争火焰，在事实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换句话说，这种行为无异于加强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
因而，要想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向他们灌输革命的阶级意识，就必须在资产阶级看不见的地方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地下”。地下建立的革命家组织即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权的雏形，其地下性就意味着与资产阶级国家的矛盾不可调和状态，意味着无产阶级将可以在这里得到阶级力量的切实加强，最终有能力扭转力量对比、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并以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替换之。地下革命家组织可以通过贯彻列宁的政治报路线，通过民主集中制和义务劳动的筛选，保证其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性，并通过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锻炼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斗争觉悟、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加强革命者之间的协同能力。这一新生的地下政权当然不是孤立的，而是要通过长时间的地上向地下输血（输送先进群众）的原则来不断扩大的。在未来，马列毛主义革命组织亦要派出代办员，全国一盘棋地建立地上群众组织，可这与机会主义者的融工行径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地上群众组织的建设说到底也是服务于吸收地上先进群众的根本目的，要不然，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增强和地下社会主义政权的壮大。
笔者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定会得到根本的扭转。并且在马列毛主义和继续革命论的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插满赤旗的世界必然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