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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地上与地下的划分，根源在于反动派的统治能砸到哪里。反动派能砸到的地上，就是地上，砸不到的地方，就是地下。今天随着反动派的法西斯专政越发加剧，地上一切活动都会被铁拳砸掉，只有广袤的地下才蕴含着发育革命力量的希望。而随着地下革命力量的发展，地上和地下的差别终将颠倒过来，地下的政权拥有地上的力量，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
2、现在所展望的地下革委会就是未来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地上地方政权的前身，他是一个有力量的实权机关，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府，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逆转之前必须存在于资产阶级专政统治所不能触及到的地下、秘密之中。全国的地下革委会在地下革命家组织集中的统一领导下就结成了一张覆盖了整个社会的网络，通过这张全国的大网，无产阶级的力量就能紧密的团结起来，在持久不断的斗争和新陈代谢中锻炼发展起消灭所有剥削制度的力量。
1907年，在孟什维克分子叫嚷着俄国的工人代表大会“自我组织”起来，并在非党的旗帜下（特别是非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走向“统一”时，列宁鲜明地提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在政治上的统一只有统一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才是无产阶级政治下的统一，孟什维克分子的剧本不过是要把工人统一在资产阶级政治下。后来，布尔什维克在各级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上建立党委，委派政委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去进行政治工作，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完成了改选，使得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代表中占据了多数。以各级工人代表苏维埃为节点，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对工人运动建立了巩固的领导。这样的苏维埃制度在事实上正和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革命委员会的精神相一致：党的干部和群众代表相结合，构成结合制的基层领导班子。 毛主席向张春桥、姚文元指示上海文革工作时说：“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事实证明，革命委员会是真正适合无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不仅在解放前建立起党对运动的稳固领导，而且在解放后提供了过渡到巴黎公社体制乃至国家消亡的物质准备。 在今天的全国一盘棋融工工作中，建立这种巩固的地下革委会网络就是整个运动的关键。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一种政治性的组织，因而也必须是地下的组织。 列宁说：“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它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建立经常的秘密联系，印发工人书刊，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怎么办？》）在工人中，只有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地下小组才知道革命家组织的存在并同其联系。这些先进分子是从地上组织筛选、锻炼、发展而来的，地上组织就是地下组织的种子池。地上组织在代办员的领导下，建立起义务劳动纪律，在平时有买菜做饭值班对抗经济危机带来的饥饿，在罢工时就能有放哨、巡逻、鼓动、看押厂长、对付保安的值班对抗反动势力。这一切地上组织纪律的目的都是为了革除工人的自发习气，培养其阶级意识，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就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区分出来。对先进分子，就能经由流动宣传员引流至半地下平台、地下进一步审查和开展政审会议的方式，将先进工人发展到地下。先进工人进入地下后，就必须进入一个地下革委会的组织之下，也因而具备了相应的“地下公民”的身份，但不会立即具有党员身份，因而还不参加党组织的工作。地下革委会的组织范畴大体就是这样。
地下革委会按照生产单位组织起来，构成了全国一张网的基层节点。 就拿帝国主义生产关系的典型——金融资本企业来说，其体制尾大不掉，金融资本家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决定了其领导力对基层鞭长莫及。在生产、品质、物控、仓库、生产工程、售后、采购、财务、审计、企划、网络等等许多环节，按照工厂或办公室为单位组织起密切联系的地下革委会，并经由区革委会、市革委会、省革委会集中起来，这使得革命家组织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架空资产阶级的领导。各革委会的灵魂正在于它们是全国一张网中的环节，正如列宁所说：“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哲学笔记》）通过全国一张网的串联，工人们才能调动起社会上各方面的人，实现广泛开展活动的愿望，是这个工人自己所不具备的力量才能把群众紧密团结在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之下。地方革委会离了全国一张网就失去了全部政治力量，任其工作经验再丰富也只能是尸体。
各级革委会由地方党委全权领导，党委委任厂政委、区政委、市政委、省政委到各级革委会领导工作，他们主要地代表了集中的一面；同时先进工人进入到地下后，参与各级苏维埃的选举，选举出厂代表、区代表、市代表、省代表参与到各级革委会中，这就是当代的苏维埃，他们主要地代表了民主的一面，要对政委进行监督和必要时罢免。 这些党的干部和工人代表结合起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长期协同工作。在地下，他们进行基层政治工作，在地上，他们以其地上组织的组织身份执行地下组织的集体意见。因此，地下革委会最直接地把工人运动给“生产”出来，他们就是运动的执行层面。 正如列宁所说：“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类似的机关是起义的机关。”（《气得晕头转向》）党通过领导各级革委会工作，就把群众力量牢牢地攥在手中，进而把整个社会牢牢攥在手中。
巩固地下革委会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长期运动的练兵完成新陈代谢。“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每一次运动中，哪怕没有取得看得见的经济成果和政治成果，只要达到了练兵这个目的就是成功的。这与那些靠着搞大新闻“鼓舞士气”才能维系组织的影响力路线划清了鲜明的界限。在一次战役中，地下革委会在地上领导群众，在各个厂区、市、省协同起来拉起此起彼伏的运动战。运动既锻炼着群众，又锻炼着党。 各地上地下成员有没有服从各自职责内“召之即战”的纪律，没有做好的就应批评教育，屡教不改的就要开除出去。各干部有没有发挥好正确的领导，工人代表要进行监督，对山头主义腐化分子就应罢免其职务。行动中有明确的协同方案，各条业务线配合起来，如果一套方案在行动中反映出来效果不好，就积累经验、改进方案。这样，哪怕具体的地上组织被中修遣散了，但是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却保存了下来，熟人关系保存了下来，战斗经验也保存了下来，组织的实质力量就是向前发展的，下一次一经召集，他们就能立即凝聚起来，以更大的力量撕裂中修。
地下革委会不仅是基层节点，而且是地下红色政权。 列宁说：“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后来在《四月提纲》中又明确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权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要对敌进行执法审判。 例如蒲城运动中的校长，中修不能主持公道审判他，地下政权就必须主持公道审判他，正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仅靠地上组织的暴力也不足以进行这种执法，地上暴力是非政治的暴力，其执行力有限。政治行动必须由地下暴力来执行。地上战斗组织成员发展到地下后，就作为地下政治化军队的一员，必须参与地下暴力值班。这个地下暴力支撑起了地下革委会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对于各地方运动中的政治敌人，各厂革委会、区革委会、市革委会、省革委会直接为对其地下审判提供了载体，在党委领导下，经由工人代表监督，对敌实行判决。这就是地下审判的参与范围，这个范围决定地下执法既不是脱离群众单纯军事主义的暗杀，又不是暴露在地上迷信影响力的冲塔。 判决完成后则通过地下暴力值班实施地下抓捕、拘禁乃至剥夺生命权。地下执法的目的是实实在在地扫除组织发展的障碍，而不追求悬在空中的“为群众出气”。这个地下暴力行动直接有利于地上组织这个种子池继续发展，实现地上地下力量的辩证转化。
地下革委会中组织学习马列毛主义，进行政治灌输，是十分必要的日常工作。 地上不谈政治，地上组织的纪律能够创造出阶级观念的物质基础，但是马列毛主义理论不会从工人头脑里自己冒出来。把工人先进分子筛选引流到地下正是为了在政治上发展他们，他们在成为革委会下的“地下公民”的同时也是对应上级党委的发展对象，对所有地下组织成员都要朝着革命家的标准培养。 壮大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是为了为战略相持阶段做准备。地上组织的暴力主要以防御态势为主，不能胜任政治行动，也不能胜任战略进攻。因此，要从战略防御阶段跨入战略相持阶段，必须依靠地下暴力地成熟，它要能够系统性出动政治行动，能在全国范围派遣大量武装工作队。这些武工队就像播种出许多根据地政权的种子，他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上马武工队，下马区政府”，一边对敌歼灭一边组织群众，不断建立起新的地下革委会。要做到这一点，武工队的成员构成就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的地上红军大有不同，他们仅由一两个党员领导是不行的，他们应当全部具备过硬的政治能力，应当基本上都是党员。那些长期无法发展为党员的工人先进分子，尽管也能在战略防御阶段正常参与地下暴力的值班，但是则不能胜任战略相持阶段的武工队的战略任务。对工人先进分子的政治灌输和发展，必须具有这样的战略眼光。
在战略相持阶段，这样的地下政权不断发展，直至一片地区几乎所有单位都归于对应的地下革委会之下，并在各级革委会之上建立地方党委的稳固领导，也便真正把这片地区巩固为了地下根据地。不仅有厂革委会，还有办公室革委会、学校革委会、医院革委会等等，它们是涵盖社会一切方面的最小政治细胞，它们在地下经常性地组织统治社会一切领域的审判和执法。在这个根据地范围内，红色力量之强盛，能保证对一切反动势力都有制裁能力。资本家和警察只要不违反地下政权的革命法律，他们照常可以在这篇区域来去活动，但是一旦他们触及了地下政权的红线，随时都会被不知名的力量给消灭。在一定时期，造成谁都听说过布尔什维克的传说，谁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就在他们之中，但是谁都不知道谁是布尔什维克；人心思变，资本家和政府官僚们陷入深深的恐惧当中。 这样的地下根据地将从中修统治力量的末梢巩固出来，从工业区包围金融中心、政治中心，不断动态扩大，最终实现阶级力量的全国反转，走向战略反攻。
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这些革委会就是基层议政合一的政权机关，它的成员不仅讨论要通过具体的法案，而且要亲自把这些法案执行下去。这个政体为先锋队消亡提供了物质准备。 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这种结合制实际上不是一面委任干部一面选举代表，机械地组合在一起。无论委任还是选举，实际上都是根据政治表现来用人，只是评判的形式不同。例如在一月革命中，张春桥是革命干部，王洪文是群众代表，他们先有了事实上的政治先进和组织先进，在事实上已经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领导班子，因而才挂上革命委员会这块牌子。政治运动既整党，又教育群众，通过对党和群众的不断新陈代谢，最终使得党的一切职能都通过革委会实现，党也就走向了消亡。经由革委会阶段的过渡，再发展到巴黎公社体制。到了一定时候，群众的实际政治素养已经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组织选举、罢免、撤换、委任乃至专政，连巴黎公社制度本身也要消亡掉，人类才真正步入了共产主义高级社会形态。这就是我们通过当代革委会战略应该展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