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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三体描述的人列计算机是相当反动的，3000万的群众被视为了没有任何能力的机器，一切命令都集中在一两个精英的手里，这就好比许多反动文艺作品里提到的虫族一类，群众是没有思想的，只有一两个领袖是有思想的。但事实群众缺乏的只是组织，一旦组织起来，群众就可以通过民主集中制发挥自己的天才力量，从过去人列计算机里无思想的组件，变成改造天地的主人翁。
2、制度本身是人所创造的物，是人的先进思想创造了先进的制度，制度再反过来巩固先进思想和孕育下一阶段的物质基础。组织制度所能发挥出来的效果，完全取决于其内部填充物；人——这个活的物质。如果只是机械的模仿工业化的协同，只求做到流程通顺正确，那么无论多少年再多遍的运转也不可能使组织成员产生哪怕一丁点的先进思想。
“你打算用什么来进行那些海量计算呢？”
“用什么？当然是用人了！这世界上除了人之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东西会计算吗？我们用普通人，普通劳动力，但需要的数量巨大。最少要三千万人！这是数学的人海战术。这样庞大的军队，难以想象。所以我们来找秦始皇。”
……
牛顿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六面小旗。三白三黑，冯·诺伊曼接过来分给三名士兵，每人一白一黑，说：“白色代表0，黑色代表1。好，现在听我说，出，你转身看着入1和入2，如果他们都举黑旗，你就举黑旗，其他的情况你都举白旗……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计算系统的部件，是门部件的一种，叫‘与门’。”
然后，冯·诺伊曼又用三名士兵构建了与非门、或非门、异或门、同或门和三态门，最后只用两名士兵构建了最简单的非门，出总是举与入颜色相反的旗。
冯·诺伊曼对皇帝鞠躬说：“我们组建一千万个这样的门部件，再将这些部件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能进行我们所需要的运算，解出那些预测太阳运行的微分方程。这个系统，我们把它叫做……计算机。”
冯·诺伊曼指着下方巨大的人列回路开始介绍：“陛下，我们把这台计算机命名为‘秦一号’。请看，那里，中心部分，是CPU，是计算机的核心计算元件。由您最精锐的五个军团构成，对照这张图您可以看到里面的加法器、寄存器、堆栈存贮器；外围整齐的部分是内存，构建这部分时我们发现人手不够，好在这部分每个单元的动作最简单，就训练每个士兵拿多种颜色的旗帜，组合起来后，一个人就能同时完成最初二十个人的操作，这就使内存容量达到了运行‘秦1.0’操作系统的最低要求；你再看那条贯穿整个阵列的通道，还有那些在通道上待命的轻转兵，那是BUS，系统总线，负责在整个系统间传递信息。”（节选自《三体》）
这是小说《三体》中想象的一种组织形式。三千万士兵分工明确、高度有序地进行演练，的确，这个组织的协同性不可谓不高。这样来说，这个组织也的确是工业化的。但是，也正如小说情节中把这个组织成为“计算机”一样，这个由人组成的组织却是物，它把人这种质降低为物这种质。今天我们要说，光有空壳子的死的工业化组织就和这台人列计算机没有本质区别。
列宁说：“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怎么办？》）列宁又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在前段时间机会主义的小组阶段论被彻底批倒批臭后，政治报路线的胜利和手工业实践在事实上的破产对机会主义的小组实施了双面打击，于是这些机会主义者也开始装模作样地举起“工业化”的大旗，就像他们过去在融工论战后不得不装模作样地举起融工的大旗一样。东风和新十月这些孟什维克的忠实粉丝也学历史上布尔什维克和中共那样搞起分工协作、人员委派，也批判“手工业的局限性”，也说自己要抓组织建设。于是他们像过家家一般，组织形式上有样学样，给自己搭了一个“工业化”的壳子。这个壳子可以十分精致，以后还可以更精致，就像人列计算机一样，但是他们始终离工业化革命组织的距离远得很。因为“壳子”只是物，而革命组织的工业化要做的则是人的工作。
人列计算机和机会主义“套壳”式的工业化，都是把人这种质降低为了物这种质。 搞革命需要的是一批协同能力高、政治意识强（这些统称为党性）的人，而不是任何僵死的协同制度。人和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能动性，革命工作本来就是为了实现革命家们搞革命的能动愿望才进行的，工业化革命组织里的所有的制度是为了协调和统一许多有能动性的人而设立的，而不是为了协调“物”而设立的。 有了一定政治水平的人，才有了一定水平的制度。正如列宁所说，只要锻炼出了一批有成熟协同能力的革命家，即使撤销掉脚手架，也能够把革命建筑修建成功。依靠具体的协同事务搭建起革命的脚手架，正是为了培养起人的协同性，以便扬弃掉旧的低级的脚手架，用与新的任务相适应的更高级的脚手架取而代之。东风和新十月的先生们只看到了脚手架这个空壳子，以为制度形式就是一切，这是被事物的表象掩盖了实质，是对制度的拜物教。正如远山同志在《退到第三步，退无可退》所说：
任何组织形式的填充物都是人，不研究人，就不能称为一个马列毛主义的组织。……
我们就算是把所有的组织方式说出来，机会主义者们都不能抄，因为机会主义者们抄不来。机会主义者们缺少什么条件呢？缺少受过训练的马列毛主义者，包括革命家，代办员，先进工人和一部分工人小组成员。 没有经受过训练，所有的制度都只能一步一步探索，机会主义者们就不会明白这些补丁是为了防止什么情况发生的，更不会明白各项制度究竟是基于什么理念才设计成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制度都只是辅助作用，最后下决定的都是马列毛主义者。
“精巧”的制度本身并不能产生先进的思想，这就和计算机不能产生思维这个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一样——不仅计算机是这样，而且人列计算机也是这样。计算机只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工具。是人赋予了高电位以“1”的意义，低电位以“0”的概念，又赋予电路里一些运动过程以“与、或、非”的逻辑概念，于是人才能用计算机帮助人来进行逻辑演绎。没有人，计算机只不过是一堆电路运动，根本无所谓“计算”。人要从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抽象出逻辑的形式，交给计算机去演绎，而它的演绎结果的意义也只有实践着的人才能赋予。这哪里是计算机在“计算”呢？分明是人在计算。计算机没有内在目的，宣扬“计算机有思维”，其实是为了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人归于物的统治之下。 同样，革命组织的制度离开了革命家们的政治目的就什么都不是。就算有朝一日计算机制造得比人脑更复杂，它也永远不能产生意识。机器和人脑、制度和人，不是某种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人列计算机即使在硬件上包含了许多个人脑，依旧只是物，依旧不能产生思维。 在《三体》中，人列计算机不过是辅助冯·诺依曼、牛顿这两个人进行思维运动的工具，它的思想先进性不会超过这两个人的先进性。同样，革命路线的发展程度，不会超过革命家们的政治水平。
与人列计算机把人这种质降低为物这种质相对立的，工业化革命组织则是要把分散的人这种质上升为协同的人这种更高级的质。 说到底，人列计算机这种设想根本就是对人这种资源的浪费。秦始皇、冯·诺依曼和牛顿这三个人为什么拿着3000万士兵这个资源只能造出人列计算机这么一个蹩脚玩意，而不能造出更先进的生产力呢？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他们不可能发动底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也必须磨灭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样。工业化革命组织的每个“零件”都是活的，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整个组织把群众中先进的经验上升为一般，再推及个人。 革命者们是认识到了组织里的事务和纪律能够解放自己解放无产阶级，才去自觉地协同起来。看吧，同样是为了解决科学难题，毛主席时代四级农科网的生产力就比《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先进得多：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县这四级上分别设立一些大小科研站，依靠工农兵为主体，发挥群众的创造性，组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工业化科研网络，这个网络扎根在农村基层，保证群众实践的经验能够充分流动。仅1973年1月到1974年9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多种学术期刊，就发表了工农兵写的文章140多篇。
在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中，意见征集也好、决策也好、落实也好，都只是走个形式。错误的观点摆在大家眼睛，脑袋想也不想就通过了，再怎么民主也没用。至于一致通过的决策要落实，指令中写了的才会办，没写的就不会办，离了条条款款就没有工作能力。这种情况在中修的组织里大量存在。本来，工业化革命组织，应是先有了同志们发表和落实政治意见的需要，才为之设计出各种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如果把政治意见比作水流，民主集中制就是管道。管道要修多粗、多少复杂的分叉，取决于水流流量有多丰富。机会主义的组织里只学会了这个管道，他们的管道里是空的，里面没有集体智慧的流动。他们的制度只是尸体，要不了多久就会生锈。工业化革命组织要的是活的工业化，不是死的工业化；要真民主集中制，不要假民主集中制。 共产主义者要建立的人类社会高级形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群众的政治认识足够高，整个社会集体智慧充分涌流的状态，每个人都懂得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创造制度、运用组织工具，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举行选举、罢免、撤换、委任、乃至专政等等。
正如列宁所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依靠报纸……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怎么办？》）制度都是为了培养人而存在的，而只有人的能力提升了，才能胜任更高级的任务，创造更先进的制度，从而实现人和制度的辩证发展。人才是目的，制度不是目的。 的确，人列计算机那样的分工效率的确很高，资本主义只能依靠这种分工的无限细化来提高生产力的。在这种制度下，人的能力只能越发被抹杀。正如马克思批判的那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每个工人被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进行单调重复的工作，长久以后，他就越来越只会这一项工作，就越来越依赖于资本主义流水线本身。于是，人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手里的趁手工具。工业化革命组织暂时的分工正是为了消灭僵死的分工而存在的。 在一定历史阶段，具体的制度形式还要受阶级斗争形势所决定，它还不能是自由的。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民主意识的提高，无产阶级什么都要关心，什么都要管；站在自己的分工职责之内，看到自己的分工职责之外，直到最终固定的制度就会消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就将从建设制度的景观彻底转变为建设人自身的景观。这个与人列计算机完全相反的设想，马克思将其描述为：
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资本论 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