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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会主义组织简要说明
编者按：
1.此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工厂的制度罪恶累累，但是并非工业化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即使社会主义政权强调工人当家作主，也不会取消工业化，退回到田园牧歌的手工业状态。工人无故不上工是百分之百要扣工分的。机会主义者抛弃工业化组织，就是要求工人在自发的条件自发排列成一条流水线，这可能吗？更何况机会主义者没有一条流水线来规范革命活动的范围。最后变成了杂草丛生，良莠不齐的手工业组织，也是可以证实的。
2.取消工业化是因噎废食，泛左翼机会主义者将工业化纪律视为资产阶级专政，恰恰反映出机会主义者本身松散、软弱的特质。手工业小组的确能够让机会主义者免于工业化组织的搭建、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部署，专注于“实际工作”中——不得不说，这是和资产阶级利润挂帅一样的短视，因为手工业小组会很快陷入彼此的扯皮中，低迷松散的状态也会逼得成员离开，这是妄想退回到手工业时期的机会主义者的末路。工业化在资本主义下显露出剥削的性质，恰恰是因为资产阶级专政，所谓的丰田模式不过是资本家吃人不吐骨头的技巧，只有革命，让生产关系改变，解放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
书接前文，矛盾注定要通过不断否定自己从而往下一个阶段发展。对资产阶级而言，决定他们矛盾的，不仅来自于内部是否可以对无产阶级施以最高效率的剥削，在外部他们也时刻面临着互相之间你死我亡的竞争吞并。
丰田制就诞生于美国资产阶级和日本资产阶级互相竞争剥削工人效率的斗争之中。这个时候的日本处于二战刚结束后，一切物资都极其缺乏，要想从战败的泥沼中挣扎而起。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协调好劳资矛盾，打败大西洋彼岸的资本家竞争对手等等这些因素，都要求日本资产阶级做出剥削制度的新变革。于是丰田制便被制造出来了。
丰田制有几个最为著名的“管理办法”。其一称之为“瘦身管理”，它的基本原则就是节约一切不必要开支，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利润率。并且这里的“瘦身”并不是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而是契合资本增值的本质，要求永无止境的“瘦身”下去。在这个基调上最出名的便是“无库存管理”——将生产所需的材料库存量降到最低，最好是能做到在开始生产需要原材料和零件时，货车刚好把它们运到，马上能上生产线。
通过这个办法资本家节省了大部分的库存开支，但是同时将成本完全转嫁给了供应商，供应商再次将问题抛给了运输司机们。让运输司机们不得不大早上就开在卡车于公路上排长队（和如今的外卖快递何其相似）。除外库存的成本，在“瘦身管理”的原则之下，凡是同直接生产无关的开支都是不必要开！在丰田制的工厂里面，移除了一切跟生产无直接关系的人员，将机器维修和卫生清理这类的工作，全部交给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负责。如果要概括“瘦身管理”的精髓的话，其实就是将剥削变成更为隐性的规则压迫。所谓节省下来的成本统统都是由生产地位更为低下、没有选择的无产阶级来进行买单。
其二便是一整套分化工人阶级的管理办法。不同于福特制的粗放型的管理措施，丰田制深谙利用拉一派打一派的管理方法。它们直接在生产程序上把工人分成好多个小组，并且将每个小组工人的人数降到最低，同时规定每个小组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的指标，不留任何余地。于是如果有人迟到或者没来上班，其他小组成员必须加快工作将其补上，将生产上的阶级矛盾转移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其次在流水线生产速率控制上，他们更是精准把控。速率太快，生产容易出现故障；速率太慢，也会耽搁老板赚钱的效率。所以他们专门派人将速率控制在，不出现故障却又尽可能快的程度。也就是最臭名昭著的、应用丰田制最为得心应手的台资、日资电子厂里面的“飞机拉”，“火箭拉”。
在丰田制的管理办法下，日本资产阶级企业的剥削效率远超美国资产阶级企业。然而其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通过改造了福特制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实现了工人的团队合作”。而是假借节约成本的名义，赤裸裸地用资本剃刀从工人身上割下血肉填充利润。而是借助分化瓦解工人阶级的办法，将阶级矛盾用内部矛盾来掩盖。其本质还是生产地位的问题，生产中领导权的问题。并且后续日本资产阶级的结局，更加验证了上面这个原理。日本资产阶级在面对本国无产阶级的时候，占据了剥削压迫的主导权。从而可以凭借更系统的剥削，在生产领域上超越欧美，征服世界市场。但是日本资产阶级在面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时候，并没有稳固的话语权。致使其不得不在广场协议上通过并施行，让美国资产阶级满意的条款，加速了内部生产过剩危机的到来，产生了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
（需注意内因是决定因素，即便没有美国的外部干扰，丰田制也不会有什么好未来，因为无产阶级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领导权，就导致其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且日本的情况同中修的情况截然不同，必须提防任何借助广场协定的错误分析，来否定中修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判断）
我们回头分析资产阶级从泰勒制，到福特制，再到丰田制的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史。就会发现资产阶级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不可谓不高，但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也不可能，化解生产过剩的危机，解决阶级矛盾的问题。追根究底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问题，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牢牢抓住这个根本，就会发现资产阶级所努力上百年无法解决的矛盾会在无产阶级手里面得到解决，并且促使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的高度。
并且如果我们结合文革时期的历史进行对照的话，更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矛盾是一以贯之一直持续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的。无论是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泰勒制—福特制—丰田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主义路线的“利润挂帅”，二者在形式上虽有差异，实质上却并无本质区别。真正实现否定之否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正确路线、以“工人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政治挂帅。
这里面不乏许多对比强烈的例子：刘少奇在”利润挂帅“的路线下，居然判断工厂保障固定工人的生活生产的权力，是很大的负担开支，说”固定工弊病很大，造成了一些人的依赖思想“。因而提出了”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要用合同工、临时工代替固定工。需要的时候雇佣你，不需要时解雇你，这叫什么劳动制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挂帅又是怎么样的办法呢？则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不仅自己手里面握的是铁饭碗，而且有权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等群众运动，给管理人员提意见、甚至罢免他们。鞍钢宪法中，更是直接了当的将这些凝聚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凡是干部必须参加劳动，工人可以参加管理，通过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方式，在党的集中领导下，一起参与政治决定生产。
究竟是无产阶级路线还是资产阶级路线，决定了生产力究竟是受到制约还是可以得到发展助力。就如丰田制下拼了命要实现的”瘦身管理“，只能是用监工的方式来控制工人去节省成本，用损害工人生命健康的方式来实现利润的上升。然而同样的问题，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下，则是另一番的新局面。抓革命、促生产！只有通过政治工作，让工人们意识到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让工人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得到发挥加强，才能自觉的完成各种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与之相对，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放松了对阶级斗争的警惕，丧失了路线的领导权，那么即便形式上看似相近，实质上也已走上歧途，种种可以预见的恶果也将接踵而至。就如，丰田制工厂中也存在所谓的“雇员终身制”，但这一貌似神离的“社会主义”制度，实则与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无两样，在剥削压迫工人方面毫不含糊。所谓的终身雇佣，仅限于第一代大工厂的核心工人，而中小工厂的工人，以及泡沫经济破裂后的一代，依然随时可以被解雇。他们只能以“后辈”身份，在极为有限的正式岗位中相互竞争。而那些得以留任的大工厂工人，为了表达对企业的“感恩”，变成了卖身的奴隶，不得不忠心耿耿地为资方效劳。就如，文革期间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运动，被旧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混入造反队伍并篡夺领导权之后，原本正当的反抗被引向极端和暴力，反而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制造了混乱，成为文革运动中的一股逆流，损害了文革的大局。
这一矛盾的分析对于当今革命难道没有启发吗？在群众运动始终难以突破自发性的局限、迫切需要一个先锋党予以政治灌输和领导、迫切需要真正的力量支持而非空洞的口头支持的关键时刻，机会主义团体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不自觉拥护者，恰恰暴露出了他们作为“落后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关系”的彻底失败者的本质。
他们即便暂时蛊惑了许多积极热情的革命青年加入，即便内部有部分成员实行了义务劳动的模式。但是没有能力用正确路线，将其组织成为政治报路线下的工业灌输流程。其结果，不是少数积极成员疲于奔命、机械听听从命令的驯服工具，就是多数成员茫然无措，既不能投身劳动，更无法参与组织管理和革命路线的建设。因此，他们对坚定执行劳动纪律和革命纪律的革命者，既不理解，也根本无法复制。因为一旦照搬执行纪律，他们自身松散、庸俗的组织就会瞬间土崩瓦解。
比之手工业弊病和工业化流程上的问题，更为值得他们羞愧的的是组织路线上的一无是处。试问，他们是不是在业务主义和宣传主义的歧路上大费力气，却从未真正着手建设政治报路线？是不是对“执行与管理”的内部矛盾避而不谈，任由其分裂加深？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是不是要么沉溺于泛民主的“运动就是一切”，要么陷入命令主义、用机械命令取代思想发动？
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值得琢磨研究，但琢磨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当下的革命工作。帮助我们更加熟练地识别机会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掌握斗争的正确方法与经验，毫不留情地将机会主义彻底清除出我们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