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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革命不是讲故事，不是故事中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就能成功的，革命真正靠的是日复一日的组织建设，是阶级力量的扭转。机会主义者不是不懂这些，但他们由于做不到这种纪律，只能最终把革命演化为冲塔，否则就要走日复一日的纪律中自我消失。王洪文恰恰是做到革命的党性，组织起了上海的工人阶级，扭转了这种阶级力量的强弱对比，才能真正获得胜利；而机会主义者的故事里，阶级力量的建设不再重要，只剩下了幻想和冲塔，这是在把中国的左派青年推向火坑，也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和不负责任。我们今天重新批判萨布林的故事，恰恰就是为了树立起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
2、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舞台。机会主义者对过去革命历史中人物的偶像化追捧，就是他们现在对手工业方式中“行会师傅”个人能力决定成败的幻想。马列毛主义者说组织路线问题就是革命的存亡问题，没有统一集中的纪律下进行的协同作战，组织就只不过是个人热情的偶然凑合，其结果要么是向“左”冲塔以求用影响力激发小资狂热性来维系形式上的组织关系，要么是向“右”滑向取消组织原则取消革命的松散流寇。总之都是否认“不浪漫”的长久而必要的组织建设。
王洪文和萨布林在泛左翼口中同被捧为偶像，这两种追捧既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机会主义的企图，不一样的是实现机会主义企图的路径。对王洪文的追捧相当于中修对毛主席的追捧，是抹杀掉路线实质，将其无害神像化；对萨布林的追捧则相当于中修对邓小平的追捧，是把本来反革命的东西推向了“革命”的宝座，以传播错误的革命理论。 这两种追捧混同在一起，十分狡猾地共同引向了机会主义泥潭。无论是王洪文还是萨布林都成了今天机会主义者们小资产阶级泛民主习气和“左”倾冲塔路线辩护的挡箭牌。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同这种反动史观作斗争，必须主张恢复唯物史观。
决定革命造反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是否实现了阶级力量对比的翻转。要把资产阶级专政的世界翻转过来，首先是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翻转过来，这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组织强于资产阶级的组织。是壮大组织力量，还是脱离组织力量迷信影响力；是协同战斗，还是孤军奋用——这些就是王洪文路线和萨布林路线的关键分歧所在，也是今天路线斗争的关键分歧所在。
首先看这位“左圈肖战”——瓦列里·萨布林——践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呢？萨布林从一开始没有打算发动群众，他从一开始就践行的是一条“保党救国”的纲领。 萨布林出身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家庭，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做官发财，成为苏修官僚中的一员，他本来就没有必要反对苏修。他否认苏修的根本压迫是资产阶级专政，而说成什么“领导人官僚拒斥群众”。为此，他企图通过手工业方式的宣传让苏修统治阶级做出改良，1962年，他甚至上书赫鲁晓夫要求中央“肃清党内的马屁精和贪腐者”，这就和80年代走资派内部所谓“姓社姓资”的争论差不多，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保守派意识形态和改革派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在中国好比老左派魏巍，打着“重走毛主席路线”的名号宣扬中修的爱国主义，自己在文革期间本来就是保皇派，改开以后却跳出来想当造反派的精神领袖，盗名窃誉。
萨布林称要“恢复列宁主义路线”，但他自己走的却是列宁时期孟什维克的路线，他和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一样钟爱无组织的“革命”。 1975年11月7日，萨布林时任苏联警戒号舰艇政委，他串通几个军官夺取了警戒号的指挥权，开赴列宁格勒，打算模仿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水兵起义的一幕，以表达对苏修当局法西斯专政的不满。萨布林还提早录制了演讲内容，希望它能够从广播中被人民群众听到。这场起义（毋宁说是政治作秀）毫不意外地失败了，苏修空军炸毁了警戒号的方向舵，被解救的船长重新获得了该舰的控制权。瓦列里·萨布林被苏修当局于次年8月3日处决。手工业方式、迷信政治影响力、“左”倾冲塔、单纯军事观点，这些机会主义思想在萨布林这里一览无余。 在萨布林眼中没有阶级斗争，只有小说情节。他觉得只要军官这种“影响力大的人”一挥手，就能掀起来千千万万的群众造反；或者只要开炮把苏修领导人炸死，就能消灭修正主义了。毛主席批判这种观点时说：
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毛主席说的“扫帚”就是物质力量，这个物质不是钱、不是枪，而是人，是无产阶级的组织；革命的全部任务就是研究这把“扫帚”怎么组装，就是要在斗争中壮大组织。 过去土地革命时期，杨文翰和粟裕带领游击战，开始时各自都是500多人，但是杨文翰脱离组织建设搞单纯流动游击，人越打越少，到最后把自己打没了；粟裕一边打游击战一边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人越打越多，一直到开辟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共产党、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扫帚；而在王洪文这里，这把扫帚就是“工总司”（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王洪文从一开始就抓住了列宁主义的精髓：要组织起来，不要自由散漫；要无产阶级党性，不要小资产阶级派性。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单位（学校、工厂等等）都形成了造反组织，在各自单位小范围活动，这些造反组织其实就是手工业方式的小组。这些小组一开始也造反，但是很快就暴露出来派性占了上风，力量太过分散，根本经不起革命浪潮的冲击。这种小组是机会主义者最钟爱的，其松散性使得机会主义者很容易见缝插针。 走资派利用这个松散型分裂群众、挑起武斗、模糊斗争路线、降低斗争要求、并妄图将群众逐个击破的阴谋。正如斯大林描述的那样：“（经济派）再三断言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说：我们应该照旧以单个的小组形式存在，各小组在自己的圈子里单独活动。需要的不是党而是小组！——他们说”（《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在这个背景下，上海造反派工人开始促进造反组织串联集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消除宗派斗争，批判“唯我独革”的思想，要让所有革命造反派拧成一股绳。 跟据“工总司”成员黄金海的回忆，1966年11月6日在讨论“工总司”名字的会议上，王洪文首先提出：“上海工人组织起来后别像北京红卫兵那样，出现三个司令部，应该加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市的各“造反战斗团”通过“工总司”民主集中进行决策，决策一经通过，各“造反战斗团”就统一行动。 讨论自由，行动一致，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个经验一经毛主席注意，就个别上升到一般，推广到了全国，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一般战略。
在一月革命夺权成功以后，工总司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巩固组织建设。1967年3月开始，上海造反派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顿造反组织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纪律建设，防止组织变质。各造反小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巩固了民主集中制。王洪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整掉不良的作风》讲得很生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已经处于掌权的地位。政治地位的变化，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了两种情况：大多数同志能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思想觉悟，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也有些同志的思想作风起了一些变化。
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以左派自居，不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不进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给别人扣上“逆流”、“老保翻天”、“反夺权”的帽子。有的同志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说什么“我是掌权的，大联合也得听我的”。有的同志不能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识别干部，而是以对自己的“好”、“恶”来作为是否能结合的标准。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要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为所欲为。
这些不良倾向的存在，干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影响大批判的深入开展，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削弱和损伤了革命组织的战斗力。……
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改造世界观行之有效的方法。 毛主席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那种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正确的，用不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的。（《整掉不良的作风》）
王洪文以及上海造反派的一系列造反行动，与小资产阶级的“造反”划清了界限，他们的造反只能是对党性的补充而不是对党性的违背。无产阶级的党性要求政治立场大于僵死的组织原则，用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发挥活的组织力量，使得组织在新陈代谢中走向更高阶的统一。 在安亭事件中，面对中央走资派出台的不合理制度——“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上海造反工人提出异议，这个异议在上海市委这里不仅没有上报解决，反而对下面打压群众意见，对上封锁毛主席声音，这是上海市委首先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王洪文领导下的工总司是怎样做的呢？他们的造反不是泛民主式地造反，他们坚持既政治原则又坚持了组织原则。 他们按照正确路线走自己的路，在事实上组织起了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并集中起来；他们为了发展自己正确的意见，既没有政治隐瞒，也没有密谋把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走资派干掉，而是亮明观点，和机会主义者公开划清界限，并计划向中央上报。在中央派遣张春桥同志同他们谈判时，他们观点对观点，张春桥同志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工总司就服从了张春桥代表中央的意见，及时恢复交通生产；而如果张春桥也代表走资派，那么工总司的队员们还要斗争到底，直到另立中央。工总司在和中央文革小组达成共识后，没有闹独立，服从了中央指挥，踢开上海市委建立了革命的民主集中制，并团结在了以张春桥同志为首的革命干部和以王洪文同志为首的群众代表周围，形成了新的基层节点。
对于民主集中制内容的这个完善，在党的十大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上得到了高度概括：
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 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这个报告概括了，先锋队消亡和先锋队领导完全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的党能够领导自己走向消亡；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是贯彻始终的民主集中制内容；“反潮流”就是要使用民主集中制把正确的少数发展为正确的多数，只有完善了民主集中制才能避免机会主义路线对于组织的长期统治，只有以斗争促团结才能把党性不断地推向更高的维度。
与王洪文的组织路线相对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关戚路线则可以说是萨布林路线在中国的体现。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中，陈再道这个军队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威胁到毛主席生命。事件发生后，一些造反派开始并提“揪军内、党内一小撮”，并因此发生了群众抢夺解放军的枪的无政府主义风气。1967年8月1日，在王力、关锋、陈伯达的主导下，乘着建军节在《红旗》杂志上重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和评论员文章《向人民的主要敌人开火》，意在进一步升级矛盾冲突，说“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斗争的大方向”。这两篇文章未经过中央讨论同意，是擅自发表的，毛主席看到后提出反对。毛主席说：“‘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的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乱了军队，使军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后“揪军内一小撮”被宣布为反动口号，王关戚被撤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除了擅自发表“军内一小撮”社论，王力还在八七讲话中还未经中央允许煽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力毫不意外地成为了中修的拥趸，在其回忆录中中因不满被撤出中央文革而咒骂毛主席。
王关戚路线和萨布林路线一样，一来充斥了单纯军事观点，以为革命就是单纯地军事力量对抗军事力量，以为只要靠一股劲地冲击就能把革命冲出来；二来无组织无纪律，既没有政治原则也没有组织原则。 萨布林事件虽然当时没有在中国报道，但是毛主席对于王关戚事件的处理，其实也表明了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对于萨布林事件会采取的态度。
王关戚所谓的军内走资派问题，在正确的组织原则下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斗争面貌。在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等同志却通过组织建设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实质力量，在这个基础上有计划地武装起了上海造反派，变革了常备军这个军事制度，真正触及了所谓“军内一小撮”的社会基础。 在组建这支革命民兵时，他们同两广地区那种群众抢夺解放军枪械的无政府主义行为鲜明地划清了界限，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革委会统一领导进行的。毛主席1967年8月4日南巡时对杨成武谈话时说：“发枪主要是城市，首先是城市，一定要在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才算条件成熟。左派占优势，不能发；左右派势均力敌的，也不能算条件成熟，还是不能发。”9月8日张春桥同志向上海“工总司”常委、委员传达了这个意见：“武装左派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有的地方造反派力量小，发了就被人家夺了去。如果势均力敌，你一发，对方也有人发了，结果就打起来。目前全国都把枪收回，昨天开始交枪了。交了后还要发，发给造反派，什么条件能够发？造反派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占优势。”只有组织成熟了，才拿得起枪，否则有了枪也会丢掉。 为了巩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占优势”这个条件，上海造反派多次巩固了大联合、组织纪律和三结合原则。这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革命民兵，不是和解放军对立起来“另立山头”，而是同解放军一起服从革委会的统一领导，解放军支工、支农、支左，和群众打成一片，民兵不断提高政治认识、纪律性和军事技能，向解放军靠拢，两种军队结合起来长期协同作战，走向常备军的消亡。
机会主义者热衷于给萨布林辩护，他们说什么：“萨布林仅仅是犯了左倾错误，没分析对革命形式，更贴近于有盲动成分的理想主义者，不至于成为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这个词还是太严重了。”他们其中也不乏给王关戚打抱不平的，所谓“三年文革”论就是这样一个观念的延申，说什么王关戚事件就标志了造反派的失败和毛主席的妥协。他们为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者翻案，实际上还是想为今天的机会主义行径辩护。 而王洪文那些党性原则，在机会主义者这里就成了“泯然众人矣”，接下来就是说王洪文是“刘盆子”“花瓶”云云。他们所谓的“泯然众人矣”就是崇拜个性不要党性，这个个性就如萨布林冲塔作秀那样。 他们今天也是这样立自己“悲情英雄”的人设的，他们的手工业方式一遇到失败，不是反思自己路线的错误，而是说什么“实干家的路上总是充满意外”，然后就“悲壮”起来了，就自我感动起来了。如果他们的小组无以维系了怎么办呢？就去搞更大的冲塔，靠着冲塔来“提振士气”，这是纯粹唯心主义观点，觉得只要靠着“士气”就能把革命组织捏出来，结果是陷入以战养战、越打越烂的恶性循环中，直到被中修一网打尽。
机会主义者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浪漫主义”怎样被写进历史书是最能引起后人的同情的，但是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后来者的安慰，而是踏踏实实地走向革命的成功。列宁说：“因为‘群众不是我们的’，所以现在高喊‘冲击’是不聪明和不恰当的，因为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自发的爆发。”（《怎么办？》）“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己的有系统的工作。我们愈是不指靠偶然性，我们就愈不会由于任何‘历史性的转变’而手足无措。”（《从何着手？》）只有一个铁打的组织才能给予无产阶级以力量，才能把革命的命运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组织就是是通向革命的最后一项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靠等是等不来的，它是靠革命家们十年如一日地创造出来的。 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这个组织在举行革命以前就成为社会各方面事实上的掌控者，而夺权无非是宣告这个掌控权在名义上的成立；如果丢掉这个实质而只求这个名义，那哪怕夺权成功了也要很快复辟。丢掉小组习气，拥抱党性——今天，我们总结王洪文的革命经验，就是应该突出这样一条鲜明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