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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要破除资本主义制度施加在”复杂劳动“这一概念中的错误。在实践上有一个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在肩负”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组织内部，施行严格的义务劳动纪律，用共产主义的原则而非”功劳论“处理内部关系。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后，由于商品制度还不能彻底的消灭，虽然不能立刻的全面的消灭按劳分配，消灭八级工资制。但是必须要在满足条件的局部地区建立先进制度形成突破，更要在全局范围极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这也是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关键点。
文中着重描写的”生产地位“这一个概念，其实可以完全对应”生产关系中所有制和领导权“的辩证关系去理解。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所有制变更了，但不等于所有制问题完全解决了。这是因为，在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还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即，决定所有制的性质的，不是看生产资料在名义上掌握在谁的手里，而要看所有制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运动，谁掌握了领导权。
2、复杂劳动的特殊地位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下营造出的特殊状态，是生产地位的表现。实际上也说明了夺权和夺厂正是辩证法的两端，唯有取得生产地位后才能使得这样的特殊性不断缩小，转变为人的普遍性。
一、复杂劳动还原的主要问题回顾
复杂劳动还原的最大难题就在于价值在这里有两种应该的解释方向。一是，固定时间的劳动价值应当是相同的，二是，固定时间的劳动价值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中体现的价值完全不同。重新陈述一遍，就是相同时间是否等于相同价值，相同价值是否等于相同时间。
这点的解决方法就在谜面上。这里需要重温劳动价值论所阐述的内容。劳动价值论里的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集合，在不同的环节中，被需要的价值是不同的。使用价值体现这件物品的特殊性，交换价值体现这件物品的普遍性。我们在讨论如何衡量价值，这个问题的时候，衡量的是物品的交换价值，这个交换价值，有且仅有在社会条件下，在商品得到充分交换的情况下是存在的，是可以被衡量的。除此之外，任何其他条件都不会使得物品具有交换价值。这是由交换带来的，在交换中才能实现的。因此如果脱离了交换的条件，也就是脱离了社会生产的条件，交换价值就不可能存在。这是交换价值本身所决定的。
但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在谈论到价值的时候，不是忽略了劳动的二重性，就是忽略了劳动必然是社会劳动。人类使用工具的历史很长，产生交换的历史却很短。什么使得物品成为商品？交换的必要性。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不能看到马克思在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已经预设了社会的条件，这种生产和交换是广泛的，是普遍的，是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的。放弃了交换的条件，情况马上就退回到鲁滨逊在孤岛上漂流，那时候自然只有他一个人，想怎么交换就怎么“交换”，所有权不变地完成交换。这是什么交换？这相当于画直线不用尺子，一开始可能还有一些规律，但是一到更本质的问题上，效用价值论和它的资产阶级拥簇就马上死掉了。
二、例子
价值是不能拿出来单独考量的。现在讨论的范畴划定在商品得到了充分的交换的情况下。马克思讨论的价值始终是社会的价值，而不是抽象的，单独的价值。这点需要注意。既然价值是社会的价值，价值就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于是在交换过程中，单独一次交换的价值，受到两方面的影响：1、划定的基准，2、价值本身的劳动时间。
划定的基准和劳动时间，都是受到社会影响的。在这个案例中可以体现社会影响是何种的影响。情况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下，所有劳动的工资都是按照八级工资制划定的，不能超出界限。而工资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为熟练工，即工龄。而在同样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似乎就分别具有不同的价值，因为雇佣所花费的工资不同。这部分也不是简单的波动所可以解释的。这部分应当如何划定？
现在不妨假设具有两种复杂程度的工作，简单劳动为使用铁锹挖掘，复杂劳动为使用挖掘机进行挖掘。在这个假设里，简单劳动几乎不需要学习，仅仅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而复杂劳动既需要学习，也需要生产复杂的工具。
第一种设想需要考察价值的来源。简单工具和复杂工具的价值本身就不同，既然同样是在劳动，简单工具的损耗附加在简单劳动中的数量就会比复杂工具所附加的数量要少的多。那么似乎答案已经水落石出，两者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
但是同样需要考虑，两者的劳动效率和劳动时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时间一致，这个环节由活劳动附加在劳动产品中的价值应当一致。那么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这个环节中附加的价值相等吗？也并不。原因是，即使不考虑数量程度的差异，简单劳动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复杂劳动，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教育是单独划分出来的一项支出。人在此时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了操纵复杂工具的能力。事实也证明不能把简单劳动等同于复杂劳动。
但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下就可以实现八级工资制呢？其中有什么发生改变的因素？
三、对于例子的分析
还是挖掘的例子。上面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考察可以发现，能改变劳动价值的因素太多，但是上述的例子仅仅是隐晦地说，“由工资的不相等可以推出劳动价值的不相等”。是否有可能被工资所蒙骗？其实价值隐含着其他的规律？不能这样设想。因为工资不过是对于剩余价值的一种掩盖。难道谈到工资就能事实上证明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当然不能。劳动价值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错误的地方。上述例子如果简单解释为工资不一样，但是事实上劳动价值一样，那么就无从解释无产阶级工资数量存在如此稳定且显著的差异的原因。这是事实上抹消了劳动价值论。即使是从生活经验，都可以倒推出工资存在稳定且显著差异的原因就是蕴含的价值量不同，而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现象。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没有一条明确的主线，来划定劳动本身应当主要地按照什么因素分配工资。什么是划分工资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生产关系，其次是生产地位。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工资水平不在一个基准线上，在相同阶级内，生产地位次要影响着工资的多少。
这时候肯定会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正是稀缺性导致了这些差异。因为需要，所以生产。但是这是违背劳动价值论的，是一种显著的倒果为因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里，生产是颠倒的，不讲唯物主义的。重点并非反驳效用价值论，重点在于这里会有一个疑问，生产地位是不是稀缺性的另一种表达方法？并非如此，生产地位是科学的概念，在完全涵盖稀缺性的同时，体现出了相当的社会性。生产地位首先表示单个环节对于生产的占有程度，其次才会在这个占有程度导致的影响力里单独划分出来一条用于说明稀缺性。马克思从来不会说稀缺性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只证明稀缺性并不主要地决定价值和工资水平。因此生产地位是无疑的科学的概念。
为什么生产地位是生产关系之后的第二大决定因素？
生产关系是对生产以何种形式占有的表述。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下，资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对于所有权的宣称，这是从劳动最本质的定义出发的。而生产地位可以用来表述这个生产过程多大程度上被单个生产环节占有。单个一条流水线的多个环节，分别有不同的生产地位。不管生产地位以何种因素决定，这个流水线的实际生产效率被单一环节影响的可能性越大，生产地位越高。生产地位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补充说明存在的，生产关系所没有谈到的一切影响生产的社会因素，综述起来就是生产地位。
资产阶级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拥有了合法的对于商品的所有权。尽管这种所有权不是以一种天生的法理出现的，而是以暴力作为手段保障的，但却能说明“占有”在生产中的关键性。而对于不同的剥削环节，不同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帮凶们，所占有的物质基础不同，得到的利益也不相同。金融资产阶级在生产中，不直接剥削无产阶级，而是和制造业的资产阶级联手起来剥削无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制造业的资产阶级，瓜分剥削所得的根据就是生产地位。加入再加上一些靠收房租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剥削的链条中，瓜分利益的根据就是各自的生产地位。
金融资本和制造业资本所瓜分的剩余价值，一般简要表述为对半分。这是考虑金融资本和制造业资本的相对地位而言的。但是情况总不会是对半分，因为金融资本和制造业资本呈现的态势不同。金融资本的运作相当于恶性通胀，因为资本的逐利特性，投入金融资本永远不会亏损，除非经济危机到来。金融资本膨胀的速度远超制造业资本。制造业资本总是在金融资本身后的角色。金融资本的这一新特点是近现代才具有的，金融资本总是预先地制造利润，而这部分利润的实现总是需要等到制造业资本才能填上这个坑洞，因为价值只能附着在实物上。现在金融资本总是比制造业资本的生产地位更高，这会导致更快速地到达经济危机。和马克思的论述相符合。
再举例，一个无产者，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获取的工资数量多，但是仍然需要应对增长的房租，因为房租按照生产地位获取。这里生产地位的形象化表述就是，“如果不涨房租，就不能维持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无产者在任何时候，支付给房东的房租都是工资的一定比例。工资上涨或者下跌都不会宏观地影响房租的比例。但是也有例外。在经济并不繁荣的时候，工资增速赶不上通胀速度，然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地位也受到威胁，房租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
重点考虑无产阶级中显著存在工资水平的差异，如上文所说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生产地位总是比简单劳动的生产地位更高。原因在于，同一个生产部门中，同时存在同一个环节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生产效率高，不能代替；复杂劳动需要学习，不能代替；复杂劳动的劳动力稀缺，不能代替，诸如此类。而在此时，生产地位就影响了复杂劳动的工资。
但是问题出现了。是否是因为复杂劳动的生产效率高，因此多支付复杂劳动的工资呢？这点包含在上文的生产地位里。复杂劳动仅仅用一个工人就可以代替复数倍的简单劳动的工人，而对于单个工人来说，生活资料几乎没有差别。存在一部分此类原因，使得复杂劳动的工资更高。但是资本家不会因此支付相当于复杂劳动的劳动价值的简单劳动的工人的工资之和。原因是，因为同时存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一个相同的工作，所计算的价值应当基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乘以能生产的数量。复杂劳动要比原本的创造的价值更低。这并非超出理论能解释的范围，毕竟劳动是社会劳动，价值的衡量要因为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这样说来，生产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同时存在。即使不存在如此茂盛的金融资本，不存在供养小资产阶级的房租，但是仍然有生产地位的差别。只要有生产，就必然有生产地位的差别。生产地位究竟对于解决这个矛盾有什么帮助？为什么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八级工资制？
生产地位仍然没有脱离社会，讨论范围仍然在社会以内。生产地位也要受到社会因素影响。首先上述例子里，两类劳动均是无产阶级的劳动，生产关系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复杂劳动在大部分时候比简单劳动的生产地位更高，这是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管何种劳动，在生产地位上都并非不可或缺，统一都是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因此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工资水平一样。
为什么具备这样实行八级工资制的基础？生产关系包含占有，无产阶级占有所有的生产资料，安排生产的根据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并且这种生产目标是完全的政治目标。不能实现这种目标，社会主义政权就会在实现这个目标前垮掉。对应这种生产目标，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工人是带着政治目的进行生产的。任何生产都政治挂帅。即使存在生产效率的差别，也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每个工人都可以相互替代，即使是复杂劳动也不过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学习。因此生产地位完全一致。正如前文所说，劳动是社会劳动，生产是社会生产，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自然具有不同的生产地位。
四、生产地位
生产地位对于价值施加的影响是根本的，不是大部分作用于基准的变化。因为是否掌握生产资料是本质的问题。生产地位的需要也是本质的问题。
能产生这种影响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无秩序的，而社会主义生产是有秩序的。两者看似只是有序程度的区别，却在本质上划分出了差异。无秩序，换句话说，就是工人之间是相互对立的。而维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只有生产。但是生产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自身而生产，因为资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导致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相分离。无产阶级无时无刻不在抗拒生产，但是又无时无刻不能离开生产。生产的无秩序体现在不能随便替换相应的工人。生产地位本身就是这一情况的生动表述，首先具有资本主义生产，之后就马上诞生了工种之间生产地位的差异，工资和生产的价值的差异也包括在生产地位之内。
此外还可以谈生产地位所附加带来的结果。工资购买的是人的劳动力，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里，工资应当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工资购买的不仅是人的劳动力本身，还包含他未来可能发展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工资已经包含这个工人未来所有可能发展的资金，包含良好的营养条件，消耗的所有公共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未来可以保证治疗所有疾病，以及发展下一代无产阶级。这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包括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里，无产阶级工资上的差异，完全是基于生产能力的。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并不是包含所有的生产潜力。如果一个工人做不适合他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人的生产潜力就完全不等于他的生产能力。而这就无异于按照人的强壮程度划分工资。这虽然是规则上的平等，更是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之一。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里，就不存在这种情况。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知识不是生产工具，为什么脑子不是生产工具，因为这种划分掩盖了生产地位的差异，完全是归因错误。人具有诸多的特殊性，但是也具有普遍性。
五、由生产地位谈及的人的特殊性
复杂劳动为什么突然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时间不会平白无故自己具有价值。必须是人的社会劳动，才让时间具有价值。复杂劳动的一份时间等同于简单劳动的复数份时间，不是因为时间有区别，而是人社会劳动有区别。
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因素，在受到一些改变的时候，比如说，学习，就会让人具有特殊的本领。这种特殊的本领可以让人胜任复杂劳动。然而这种改变不是像机器一样，投入多少就产出多少。人的特殊性在于，学习之后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投入，就能一直保持这种本领，直到不能劳动。其中多出来的产生的价值，完全是人的特殊性带来的。
这里就谈到了教育。教育对于人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教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被曲解的太严重，导致教育和原本的含义有巨大的差别。现在只谈教育对于生产的影响。教育的功能无非是让人学习。而这个任务，同时存在于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是专职的教师和学生，第二种是自己教育自己。教育既然是为了生产，那么为什么要把教育单独分离出来？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产学研是结合起来的。教育不存在任何特殊性，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同时存在。因此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试图解释劳动价值论的时候，非常肯定地在自己的公式中加入教育的要素，不可不谓是一种愚钝的表现。这里本来就不应当有专职的教师。在解释复杂劳动还原问题的时候，也不应当有教育的因素。自己教育已经完全可以概括资产阶级教育的全部职能。
六、八级工资制是一种中间形态
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八级工资制是否有那么不堪？未必。看起来和旧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所有制的变更就是最大的区别。原先所不能承受的生产力，在所有制变更后就可以承受。这并非什么特殊因素的作用。在上文早就谈到过，生产关系对此的影响。
但是，奇怪的是，上文对于生产关系的论述却并不详尽。这是为什么？难道生产关系在这里没有发生变更吗？的确，生产关系是变更了。上文着重谈到的生产地位问题，实际上一部分可以划归到生产关系里。但是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分别的论述，生产地位只取“支配程度”的部分，则可以概括其中的变化。读者具体分析的时候，需要注意，首先谈生产关系，之后谈生产地位。
客观上就存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劳动效率的差异，是否说明社会主义的工资制度是一种强制规定的结果？当然不是。如果这也能算是强制规定，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规律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划分为强制规定的结果。强制规定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掩盖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地位的根本决定性因素。生产地位是客观的，生产地位代表的占有问题也是客观的。正如上文所说，生产地位对于价值施加的影响是根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呈现八级工资制亦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法权正在扩大，生产关系正在遭到破坏，例如刘邓形左实右，即使看起来八级工资制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却是在进行复辟的前奏。另外一种情况是八级工资制正在逐渐失去意义，因为扩大了供给的部分，而缩小了按劳分配的部分，这种则是逐渐缩小差异的过程，实际上缩小了资产阶级法权。如果工资水平呈现出来显著差异，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就不能完成。因此刘邓扩大按劳分配，是搞复辟，违反八级工资制的发展规律，而社会主义政权缩小按劳分配的部分，是顺从八级工资制的发展规律。八级工资制是客观规律的结果，并非“强制规定”。缩小八级工资制也是客观规律的结果，并非强制规定。八级工资制将来被消灭也是客观规律的结果，并非强制规定。
根据上文表述，是否能说明八级工资制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体现呢？并非如此。八级工资制也是一种中间形态。八级工资制仍然没有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即，八级工资制虽然看起比资产阶级雇佣制更为公平，但是实际上没有达到最终想要达到的公平。八级工资制仍然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样的劳动尽管已经公平了很多，但是仍然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力。八级工资制只是一个过渡的形态。假设有一个双手被卷入机器，不能劳动的工人，此时他不能做大部分的工作，也谈不上熟练与否。这时候八级工资制对于他来说并不合理。这位工人失去了使用双手的能力，但是这位工人其他的劳动能力没有受到影响。他仍然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不过这并不公平。再假设有女性工人，因为天生的性别差异，并不适合从事需要发挥身体力量的工作。按照八级工资制来严格计算，对于女性工人并不公平。这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导致的。如果想要消除这些差异，生产必须先进到可以无视人的各种差异。从纯粹的体力劳动，发展到操纵机械，这就是一个消除差异的过程。而八级工资制，即使加上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仍然算不上公平。
再说明八级工资制为什么仍然保留了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偶然情况吗？为什么不能直接实行配给制和供给制呢？八级工资制已经很接近答案，但是不够。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使具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不同质的有序性，但是一些生产仍然是从经验出发的，而不是完全调控。但是这里不是要说一些虚无缥缈的超级计算机实现自动化，而是要说，生产力并没有发展到可以进行调控的程度。原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要满溢出来，不能为生产关系所承担，社会主义变革了生产关系，使得生产力能够被容纳。这时候的生产力仍然不足够彻底扼杀私有制。私有制仍然广泛存在，在政治上放松，就会让公有制转变为公家所有的私有制。这是非常危险的。
本文一再说明八级工资制的优势，并不在于证明八级工资制已经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体现。八级工资制最终是要转变为更高级的分配方式的。配给制和供给制已经初步展示了前路。八级工资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重灾区，在分配的过程中，不应当只考虑劳动能力的差异，更要考虑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这种看似公平，实际上一点也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八级工资制仍然是按劳分配，仍然没有实际上逃脱私有制，仍然受到资产阶级法权影响。政治挂帅，缩小按劳分配部分，将会让八级工资制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进步的分配制度。
这时候就有人会说，为什么要在“经济学”里搞这么多不纯粹的东西？又是说政治挂帅，又是说资产阶级法权，这难道不会影响“经济学的纯粹性”吗？这种经济学的纯粹性，实际上在说政治不能插手经济。但是我们谈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纯粹的”经济学。再说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也在影响他们纯粹的经济学，这种指摘根本无从谈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没有正视政治对于经济的影响，还没有任何立场来说政治经济学是受到政治污染的。
政治经济学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原本理论的分析就马上变成现实的分析。政治经济学是要研究人的，政治正好就是研究人的学科。政权问题说到底也是人的问题，在这点上，政治经济学可以良好衔接政权问题。八级工资制的重点不在强调熟练工和生手的差异性，而在强调政治挂帅导致生产地位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政权需要所有工人。工人实际地位的提升不仅要依靠经济上的全面掌权，也要政治上的全面掌权。一个实行八级工资制的工厂，在失去民主集中制之后，很快就会退化为一长制，也就成为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帮凶。这点可以从邓小平的复辟道路看出来。夺权和夺厂是相互照应的，放松任何一项都会让另外一项变成空谈。
七、定性分析转为定量分析的铺垫
先暂且不谈如何计量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只需要考虑生产数量的差异，以及转移的死劳动的差异。这是很容易计算的，并且很容易恰如其分地完成循环的。但是资本主义下就需要考虑更多的内容，缺乏类似的计算数据，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这里不谈具体的定量分析。只说一些常见的错误。除去上文谈到的教育因素不予考量之外，还有一个令人难以下手的部分，那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的价值如何计算？首先明确这里的服务业指代的是第三产业，不计算运输、会计一类的行业，这些算在应有的部类里。服务业生产的是服务，这里的熟练工和生手似乎没有差别。例如银行柜台，业务熟练与否，只会影响接待人数，而仅仅考虑接待人数，则不能定量计算其中的价值，因为差异性太巨大，不能计算。
这里的关键在于，服务业本身的价值是如何实现的。众所周知，价值只能依附在实物中。服务业不生产实物，服务业的价值实现在于其他产业。中间的转换过程在于，服务业通过专业的服务，节省其他产业工人的时间，或者提高了其他产业工人的效率，从而把价值在其他产业中进行实现。又是时间！问题谈到最后终究还是绕不开这个概念。银行柜台的服务实际上是省去了其他产业的工人学习复杂操作流程的时间，这个操作不是生产必须的，人数众多而完全有必要诞生出专门的服务业来节省时间。而提升效率由如何计算呢？例如教育，无论是熟练度的增加还是专职的教育行业，都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
于是把服务业分为两大部分，一类服务业是节省时间，例如，银行柜台，按摩（节省劳动力恢复的时间）；二类服务业是提升效率，例如教育。但是，注意，如此划分两类服务业仍然不会改变服务业的性质。如果考察劳动力的再生产，那么服务业，完全，且必然效果上等于新的机械的使用或者熟练程度的自然增长。
结论是服务业不会影响定量分析。那么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揣测就被掐断了。事实证明，只需要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的所有研究，就可以彻底解决复杂劳动还原问题。甚至不需要定量分析来证明。不要把复杂劳动还原想象为多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说明当代的马列毛主义者完全捡起了马列毛主义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