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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革命者就应该像雷锋同志一样对待敌人就应该像冬天般严酷无情的爱憎分明的态度，一味的逃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最终只能被资产阶级占据上风。在革命时期包括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舆论阵地、文艺战场等各条战线，无产阶级一天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永远盘踞着不出来，充当着复辟的指挥部，明里暗里地破坏革命。扫帚不扫，灰尘就不会跑掉，无产阶级不斗，资产阶级就永远也不会自己滚下历史的舞台。
2、什么是雷锋精神，难道当好一个工具人就是雷锋精神？很明显这是不对的，雷锋精神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是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反映，其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主人翁精神。作为主人翁无产阶级不仅要学会打理自己政治生活、帮助自己的阶级同胞，更要学会与资产阶级做最坚定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是在战争中，更是在意识形态、思想上的斗争，做到斗私批修。
3月5日是中修的学雷锋日，正如列宁曾经在《国家与革命》开头中说的那样，中修慑于直接批判过去的社会主义模范，用卑劣的手段将他们的名字与革命分开，用资本主义的奋斗观念来取代他们的革命精神。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雷锋精神的核心正是爱憎分明的阶级观念。
今天文章中所说的吴桂贤，她幼年时和雷锋一样，成长的过程中都遭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层层压迫，自然对旧社会充满了恨；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使他们得到解放，因此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去，成为了新中国的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在文革时期被选拔成为副总理。但是吴桂贤最终背叛了文革，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劳动模范到中修资本主义复辟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吸食人血的大资本家；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最终势必要为无产阶级所唾弃。
看看吴桂贤的历史是值得今天的革命者反思的。
1938年，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有兄弟姐妹9人，生活贫困1942年，吴桂贤全家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打零工，母亲带着孩子在火车站捡煤渣。吴桂贤很小就表现出“有担当”的一面。7岁那年，看到裹着小脚的母亲颤巍巍挑着担子，她就主动要求自己去挑担。后来，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她又提出独自出去工作，“挣了钱寄回来给你们”。
1951年，吴桂贤参加了刚成立的西北国棉一厂的招工，成了这家企业的第一批工人，并被分配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纺织厂操作织机的操作工）。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吴桂贤开始进入领导层。
1970年，她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次年又当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副书记。
1973年，中共“十大”上，她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吴桂贤刻意逃避路线斗争，即使已经处在路线斗争的中心也要沉默不语。然而沉默不语事实上就是在为反动派帮腔。革命派不喜欢这样的沙子，倘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吴桂贤也只能回归到普通党员的身份；至于修正主义者只是把她当作不会说话的棋子，占着革命派的位子，一旦他们复辟成功，棋子也就失去了价值。这就是诸如吴桂贤等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红极一时的劳动模范，登上政治舞台后又很快大起大落的原因。等到他们年事已高，自己靠着过去的资源和人脉开了公司，赚得钵满盆盈之后感慨道“政治斗争真是太可怕了；还是改革开放好”，并作为长辈的身份告诫年轻一代不要涉及到政治中，安心挣钱养家。最终堕落为中修垄断资产阶级的喉舌，人生唯一的贡献就是在社会时期多劳动了几个小时。
江青同志为什么要选拔造反派进入中央，是为了增大中央的造反派力量，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周恩来为什么选拔吴桂贤，虽然笔者还不能彻底给周恩来定性为修正主义者，但是周恩来确实在刻意保护走资派，平衡造反派和走资派的力量，并在客观上帮助了走资派窃取政权。毛泽东说江青和邓修是针尖对麦芒恰恰是对江青的赞誉，对修正主义分子即使是客观条件还不允许将他们踢出去（革命家组织毕竟也是由人填充的，而修正主义者又占据了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位置）；但革命者仍然负有义务，积极地创造条件时时刻刻批判他们，将他们批倒批臭。而江青同志最终也无愧于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逝世后，中央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转换，江青同志同修正主义者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吴桂贤的回忆中，她“工作狂”的经历比比皆是，不是上班提前到，就是带病工作。这里面她和丈夫的恋爱经历简直让人震惊，她说：“我们谈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６年信，我也只回过一封。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吴桂贤将这件事当作自己努力工作的证明向其他人宣传，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在故意抹黑社会主义中国，认为里面都是些反人性的工作要求。显然这件事在她未来成立公司吸食人血之后会成为她向自己的员工讲述的励志故事，并且要求自己的员工也像当时的自己一样。一方面，在她那里有一种奇特的资产阶级法权，似乎自己干的越多，自己就越是比别人显得革命，因此自己就有能力要求别人也像她那样“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吴桂贤又把努力工作当成了逃避的方式，材料中提到她从中央回到陕西，顾不得休息就直奔工厂立刻上夜班；对她而言在中央进行路线斗争多么恐怖，还是潜下心来把工作做好吧。吴桂贤的这种心态不正是奴隶主义的真实写照吗，有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吴桂贤已经是将军了，却在战斗失败之后向别人抱怨道“我本来就不想当一个将军！”
社会化的大生产早已把无产阶级的命运紧密地捆在了一起，没有哪位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危机面前置身事外。个人劳动在商品中采取了它的对立物——社会劳动，即使是一个螺丝钉里面蕴含价值也不是由吴桂贤这个劳模所决定的，而必须要转换到社会必要劳动上去。因此生产活动完全要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吴桂贤在文革中想必是回忆了当时李富春的讲话“你们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是先进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觉得党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们。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们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搞革命要在八小时之外去搞，不要在生产中搞革命”。显然，这句话是很有弹性的，只要宣布今天需要加班四个小时，那么今天就理所当然的有12个小时不能造反，否则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是我们的敌人；而偏偏吴桂贤又是很能加班的。此外，不要在生产中搞革命，这不就像是今天有些泛左翼鼓吹的“生活是生活，革命是革命么”，并且据此要把生活同革命分开，最终堕落到抱怨革命工作占据太多时间的地步。但是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带有阶级性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们把革命和生活分开就是不想让革命影响了个人生活。而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要做到革命第一，生活第二，即使是生活的一个剪影也要做到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最后，吴桂贤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她执行的是白专路线，具体就表现在虽然能够认真工作，服从组织纪律，但是认真工作的背后并不是为了干革命；她可以为革命所用，但绝对不能作为革命者本身。对于今天的革命者来说，要把她当作一个教训。革命路线上的斗争是敌我矛盾，革命者要积极地参与到路线斗争中，面对机会主义者的挑衅要坚决地回击；即使是在一个革命家组织中也不能充当老好人，对同志们的争论充耳不闻，或者是和稀泥。换句话说，难道吴桂贤在江青同邓小平争吵时沉默寡言真的代表她没有倾向吗，恐怕不是的，她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因为她实际上就是有机会主义的思想，可是说出来又怕别人指出来。因此，革命者要积极地参与到组织的交流中去，谁都会有认识不足的时候，甚至是会暴露自己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只要自己服从组织纪律，服从民主集中制，难道还担心无法改正吗？革命者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在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
附：人介绍 http://paper.people.com.cn/hqrw/html/2013-07/26/content_128119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