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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组织内部这种机会主义分子能挑起的分裂最是危险！林彪作为业务领导，一句话能造成什么影响，难道能随之翻过去吗？这是跟着张国焘走还是跟毛主席走的问题，也就是机会主义者混迹泥潭的把戏，地上保卫经济利益的运动就是一切，而发展到地下灌输并坚决夺权只是依靠着自发性。夺权和夺厂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经济互助组织中直接实现的，因为缺少地下政治组织的政治灌输，任何黑社会性质的战斗值班都不会讲政治，缺少夺权的自觉。地上组织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有着自我改造潜力的先进工人筛选到地下，而非单纯建设自身。
2、文章对于中共早期阶段的划分是很有意义的，即结束小组状态，走向井冈山，才真正开始开始地上地下界限明确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的建设，历史的事实与机会主义者“南湖一艘船，相约建党”的剧本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井冈山时期的长期的地下领导地上的斗争经验，使得党内培养起一批上马指挥战斗、下马领导地方的优秀干部，使得战略防御阶段得以最终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
每当革命运动显现出一段较为平静的态势，需要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来一点一滴地积累革命的力量时，革命者的“老朋友”机会主义者就会忍不住的跳出来立牌坊。组织外的容易看清的因错误路线不断分裂走向破产，组织内的极具迷惑性的又因看不到投机前景，打着为革命的名义走反对革命路线，惶惶不可终日。这种革命悲观主义实质是机会主义倾向的体现，我们同样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翻版，在中共党革命历史中，便有这么一段隐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后耐人寻味的故事。
初显端倪
长期的革命工作义务劳动会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状态，马列毛者能够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个人一点一滴的积累革命力量，机会主义者则做不到，因为要牺牲自身利益所以定然无法长期坚持。林彪自然也是如此，其机会主义倾向自跟随朱德上井冈山时，便早早的透过言行举止暴露了出来，因无法忍受危险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曾常常抱怨说什么“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消极言论，天天发牢骚说什么“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以个人消极主义对抗党的领导，要知道其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在公开场合反复以此作态动摇军心，可以说红四军党内长期弥漫着的悲观主义思想，林彪“功不可没”，若无毛主席之后的星火燎原一文，红四军恐生分裂。
两条路线
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时，林彪思想上的异常同步反映到了组织路线上，在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计划时明确表示：“我的主张还是要队伍分散了去打游击，看一个时候，看一个很长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希望”。在这时林彪的悲观主义思想进一步挥发，不靠地下革命家组织自觉的开展地上工作反哺地下组织，反而跑去地上分散开来看看有没有希望，革命的物质力量难道是能够看，能够等出来的吗？这个提法本质是服务于其机会主义思想，按自以为安全的方式藏在地上，躲在敌人大本营祈祷革命高潮的到来。抛出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机会主义路线，流寇主义式的抛弃地下革命根据地，地上流动游击与巩固地下革命根据地，地上波浪式向外发展相争。
要笔者来说：这种分散行动就是孤军深入白区，没办法在白区安顿下来，也办法补充人手，形似游击，实为流寇。个人一厢情愿式的机会主义路线自然是遭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但时值党内建军原则争论，未能及时对其进行批判，后续的来信更表明其并未听进去本次批评。
流寇主义路线实质
1930新年伊始之际，林彪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新年贺信，信中表示过祝贺后便开始陈述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询问“红旗还能打多久？”，认为井冈山这么小，如何能敌得过兵多将广的国民党政府呢？实际是被未来可能要直面百万反动武装给吓倒了。与此同时毛主席终于解决了红四军内部的建军问题：司令部领导与党领导之争。确立了党的集中领导地位，腾出精力回信以教育全党，扫除林彪个人散播的消极影响。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看到这里，林彪的流寇主义路线实质已暴露无遗，因抗拒地下革命根据地艰苦的建设工作，一想到还可能面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围剿，于是吓得舍弃地下革命根据地，无非流落于白区之中居无定所东躲西藏。抛弃地下暴力，一窝蜂跑去地上东躲西藏，通过轻便（狼狈）游击（逃跑）扩大（削减）自身政治影响力（有生力量），视地上组织这个为地下革命家组织（红军）提供物质基础的兵源地为一次性消耗品，认为在这种过程中四处窜躲逃逸的流寇，莫名其妙就能发展出红军，结局只能是在流窜中散伙或沦落为草寇。
地上地下两种暴力形式
当年中共建设发展起来的原因就在于准备战略防御的两个阶段，一阶段是结束小组状态，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地下革命家组织，巩固地下革命根据地阶段，建设完备地下暴力职能，由极少数经受长期义务劳动革命工作考验的，觉悟的党员组成，捍卫地下无产阶级政权。有了一个具备高度军事纪律的，工业化的地下革命家组织做支撑，后续的二阶段才能顺利展开，即组织起秘密农会，开展农民运动，地上群众组织反哺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阶段。在地下革命力量领导下，建设组织起地上农会的暴力值班，通过农会梭镖队等形式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保卫中下贫民，使得“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同时贯彻地下执法权，在涉及地上暴力自卫职能外的，农会无法伸张正义的，便交由地下暴力执行，对压迫、侵害劳动群众以及犯有反革命罪行的封建地主老财及其走狗实行暴力惩处，让地上组织成为我党的兵员地，为我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红军的发展壮大，确是源自于此。
以至于后来能同兵强马壮的国民党抵抗相持削弱，直到实现阶级力量反转，带领广大中下贫农与工人阶级一同“夺过鞭子揍敌人”，正是地下革命力量领导下的地上群众组织有组织的行为。若没有地上地下两种暴力形式的划分，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全国解放战争也是不可胜利的，因此路线正确与否，是保证缺枪有枪，没人有人这一切的关键，贯穿无产阶级革命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