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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工人组织原来自发形成的熟人网络本质也只能是自发的工联主义，而我们要的是地下组织领导的，有着自觉组织纪律的地上组织。那么自发形成的工人组织也不能转变为自觉的地上组织，自发和自觉没有同一性。例如工联主义工会或许读书学习会，其固有的组织形式不可能由革命家夺取领导权就能变为地上组织。地上组织的建立是从地上革命据点为中心的开始，而不是围绕着自发形成的群众网络开始。
2.本文对于理清马列毛主义融工路线的整体思路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熟人网络”这个细节的认识有误。高炬同志在《融工的战略与策略》一文中提出的这个“熟人网络”是为了说明扎根的必要性，但在革命中需要建立的党群联系和工人自发的熟人网络是有质的不同的。“熟人网络”这个词作为一个套皮是对的，地上不谈政治，工人看不到政治实质，自然把革命组织的组织关系看成熟人网络。用熟人网络这个套皮，也能更好地麻痹中修的警察。这就像把地上组织叫做“黑帮”一样，“黑帮”是个形象比喻，地上组织在一些方面和黑帮相像，但并不是真的黑帮。熟人网络也很形象，它描述了地上组织成员之间牢固的关系。实际上当然是用组织纪律来巩固这个关系的，如果去掉了组织纪律这个实质，只要熟人网络这个套皮，那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工人中自发的熟人网络，没有组织纪律这个实质，它从里到外只有个皮。 革命家要做的不是去夺取这个熟人网络的领导权。本来工人只是为了喝酒钓鱼聚在一起，如果你要去夺取它的领导权，你也只有通过喝酒钓鱼这种“交朋友”路线；如果你夺取了领导权，再说，我们不搞喝酒钓鱼了，我们要去把工头打一顿，那他们就直接不跟你玩了。经济主义的组织，它的成员本身就是奔着经济利益去的，如果你要求改变目标为别的东西，他们就一哄而散了。融工工作中的地上组织是要从0到1的，不是直接把工人这些自发组织拿来用。
3.本文对熟人网络的认识存在错误，认为要渗入工人自发形成的熟人网络并夺其权。虽然工人本身形成了一种熟人网络，但这种熟人网络是自发产生的，极其脆弱，范围很小，里面的人不过是为某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暂时的经济利益才组成这样的网络。马列毛主义者融工是要从0开始，通过义务劳动发展起地上工人组织，这个工人组织套着"熟人网络"的皮，但它实际上是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组织，且范围远比原先工人自发形成的"熟人网络"大。马列毛主义者不是要融入这种工人自发形成的"熟人网络"，这种网络由于它的经济主义工联主义性质使得马列毛主义者是无法夺权的，我们而是要自己发展起一套自觉的"熟人网络"，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要运用这种自发的"熟人网络"作为壮大组织的工具，但它不是一般性的东西，就跟不能把"三勤三化"这个特定环境下的战术当作战略一样。
引言
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必然是漫长、曲折而又凶险的。各种各样的恶鬼因他们的阶级本性一定要跳出来吃人，他们有的是面露凶光、张牙舞爪的“刽子手”，有的则以好心的“牧师”作伪装，一旦马列毛主义者上当受骗脱离了正确的路线，他们马上就会原形毕露并和“刽子手”一起向上当受骗的工人阶级伸出魔爪。
这种“牧师”的欺骗性和潜在的危害要比“刽子手”大得多，他们有很多名字：改良主义者、保党救国派、经济派、泥潭派，实在数不过来，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大约在十年前，即2013年左右，在经历了一轮自发工人运动的高潮后，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个机会主义团体叫“少年中国学会”（简称YCA），他们无耻地对敢于进厂融工到阶级斗争最前线战斗的左翼青年冷嘲热讽，鼓吹“发展革命知识分子团体”“占领舆论宣传阵地”等一系列奇谈怪论，总结起来就是一条，阻止马列毛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结合。 马列毛主义者在那时和这帮机会主义者做了论战，向左翼青年发出了“到工人中去”的普遍性号召，从那时起，左翼青年冲破了“工运观察家”、“泥潭式调研”、“发展精英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一轮为期十年的融工浪潮，这就是大群常说的“十年融工”。
在这期间，特别是2018年的佳士工人运动给了马列毛主义者特别大的经验和教训，它的三次冒险主义策略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分别是草率发动佳士运动 、7月20日左右冲击派出所、7月底开始发动全国左翼奔赴深圳佳士前线共同声援。《佳士运动与马列毛主义者是不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们必须认清佳士运动不顾实际拔苗助长的冒进性和政治投机性》对此总结道 “佳士团队一步步走向毁灭深渊，其教训是惨痛的。根源一是领导核心存在冒进主义投机倾向，二是团队中缺乏民主作风，少数人的冒险决策要求全体成员不问缘由贯彻执行；三是佳士团队唯我独革，对革命历史缺乏必要了解，回避学习解放前地下党群众工作经验，长期小资狂热氛围导致多数人都盲目自信，认为只要自己敢斗争就会无往而不胜。”
马列毛主义者要勇于总结经验教训，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不断前进。经过这十年的融工实践，马列毛主义者认识到“当代马列毛主义者遵循斯大林的路线——斯大林总结了巴库党通过深入工人群众、以工厂党组织为基础，建立坚强的地下党组织并通过地下报纸动员团结工人群众的力量，从而在革命低潮期使党重新获得力量实现复兴的经验，并以此经验向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巴库倡议”。这条路线的核心就在于“扎根”两字……这条路线要求在统治阶级的相对稳固的时期，革命党通过危险、艰苦、细致，甚至往往是枯燥、乏味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来一点一滴地积累革命的力量。革命者与劳动群众要结成紧密的联系，在群众中形成广泛而深厚的“地下网络”。在革命的准备期，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革命者与群众休戚与共，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和骨干，为群众所信赖和依靠。在革命高潮期，群众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党，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样的党，要拥有一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需要干部与群众有着深厚联系，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经验，有理论素养和政治能力。在革命高潮期，这支队伍能够做实际领导群众的指挥员，具备从统治阶级手中直接接管国家的政治能力与人才基础 ”（肖逸泓：《扎根：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路径》）。
而今天的机会主义者们，则换了一张面孔，他们无视十年融工浪潮带来的经验教训，鼓动左翼青年用手工业方式搞调研、搞融工，调研出一堆无用的报告而毫无改变，融工融到最后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权力没有夺到手，甚至把自己“融”到警局里。
列宁同志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列宁：《怎么办》），本文的目的正是比较全面地阐述马列毛主义者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经济主义、泥潭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挽救更多被错误路线欺骗和不同程度有机会主义倾向犯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
一、融工的目的与必要准备
马列毛主义者融工的目的，决不是泥潭派那样和工人结合起来搞搞怠工罢工的经济斗争就算了，而是夺权，是组织。工人阶级最大的困境在于“无权”，因为没有权力所以没有权利，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受到压迫。因此，马列毛主义者要和工人阶级相结合就必须夺权，夺取中修基层的权力。
夺权不是轻易能做到的，你“传教”传得好，“演讲”口才好，可是工人凭什么冒着丢掉工作关进局子的危险跟着你？最后吸引来的不是工人，而是警察！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或者说，真理的力量不在于口舌，真理只有通过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组织才能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才能向资产阶级夺权，才能吸引工人并保卫工人夺权的成果。
再进一步，要组织起工人，首先革命者自己就不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几个人懒懒散散的小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已经通过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并用党性驱逐了小组习气，必须有这样一支纪律严密、分工明确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
列宁同志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将政治报比喻为脚手架，党组织比喻为建筑，通过生产政治报过程中的撰文、审校、排版、发行等一系列工序，将革命者组织起来，各个同志就像齿轮一样在这些义务劳动中建立起协同工作的纪律和明确有效的分工，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只能从这些长期、细致甚至在机会主义者看来“枯燥”、“乏味”的义务劳动中筛选并锻炼出来。这样，马列毛主义者就用政治报这个“脚手架”搭建起了组织的轮廓，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列宁：《如何着手》）。政治报路线的精髓，正在于让每个人都有事做，筛选出真正愿意为革命奉献的马列毛主义者，剔除掉不愿意遵守纪律的泥潭派分子，锻炼成员的纪律性组织性协调性。这样，在做别的工作例如融工时，就可以直接派出一支已经经过义务劳动锻炼的队伍，并运用政治报路线的组织方式灵活地采取不同形式开展工作。 列宁说：“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同上） 就是这个道理。
机会主义者们当然是不愿意接受义务劳动的锻炼的，他们抱着投机革命的目的，死死捍卫自己的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为了蒙骗更多左翼青年，他们炮制了各种论调来反对马列毛主义者、反对大群，或者说，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党性和工业化组织。他们拿历史上俄国革命走过的曲折弯路来鼓吹“小组阶段”论，胡说什么“小组是不能逾越的阶段”、“列宁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也是小组”。
这套“小组阶段”论完全反映出了机会主义者阉割历史的丑恶嘴脸和对革命实践完全的无知。历史上列宁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确实帮助了当时的工人运动，然而由于其没有地下地上的隔离、分工不明确、纪律不严格，列宁及其亲密战友很快便被沙俄政府盯上并逮捕，斗争协会的领导权被一群自称“青年人”的经济派篡夺，他们把工人运动限定在经济斗争范围内甚至把政治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自由资产阶级。这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流放地的列宁总结失败的教训，在《如何着手？》、《怎么办》中提出了“全俄政治报”计划。
结合列宁同志的经历和十年融工的教训我们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工业化的组织决不能从手工业方式的融工小组中自发地长出来！什么叫手工业方式？无组织无纪律，工作充满狭隘性，小组里的人工作全凭“革命热情”，“革命热情”消退了人也就跑了。试问，这样的方式能自发地长出工业化组织吗？能够领导工人斗争吗？除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顺从工人的自发性还能做什么吗？无产阶级党性和小组习气之间、工业化组织和手工业方式之间是不同的质，不是量变质变的关系。在手工业方式的错误路线下融工久了，只会越来越习惯于散漫无序的状态，离建成工业化组织越来越远。手段绑架目的，路线决定命运。 要建立工业化组织，只能从一开始就通过义务劳动洗去小组习气和小资产阶级习气。更何况今天中修当局对基层的控制和武装力量都比沙俄强得多，任何在地上暴露出政治立场的手工业小组很容易被发现并镇压，根本不存在壮大的可能。
有了这样一个地下的革命家组织，才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 （列宁：《怎么办》）。列宁对其的定义是“：(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所以基于上述严格的定义，列宁认为：因为无法使广泛的组织具有高度的秘密性，而没有这样高度的秘密性就谈不到稳定的和保持继承性的反政府的斗争，所以要把所有秘密的职能集中在数量尽量少的职业革命家手里。”（列宁的“翻转”逻辑（建党计划） —— 《怎么办》（辑录本））
因此，通过政治报路线建设出一个民主集中、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统一纲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是融入工人、组织工人、夺取权力的必要前提。
二、融工的基本路线
有了这样一个地下的革命家组织是不够的，只有走群众路线，到工人中去把工人组织起来才能建设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打赢阶级斗争的持久战，才能将无产阶级革命推向胜利。
地下革命家组织需要派出代办员到地上去，特别是到产业工人中去，将先进的组织方式复制粘贴到工人中去。在工人群众中，由于长期的自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同住在一片屋檐下，自发地产生了地下的熟人网络，而代办员就需要融入这种熟人网络，并通过组织建设取得熟人网络的领导权，利用其为组织建设服务。这种组织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经济互助小组、战斗值班小组等。在这些组织中，代办员通过义务劳动筛选和锻炼工人，培养工人的组织协同能力和互帮互助的意识，经济互助小组的成员必须履行互帮互助解决经济困难的任务，并且定期提供该工厂的情报，而战斗值班小组则必须做到“召必战”，随时听从命令为保卫工人组织而战斗，并且要有一定的纪律，如果哪个工人不愿意听从组织的指挥、不愿意进行义务劳动、不愿意遵守组织纪律，代办员就要以“没有哥们义气”为理由将他逐出组织。
须注意，代办员及其建立的工人组织决不能与政治挂钩，不能向任何人包括工人暴露出此组织的背后是一个强有力的地下革命家组织。
由于代办员背靠地下革命家组织，代办员之间有组织有纪律地协同配合，这个工人组织就可以通过义务劳动和组织纪律组织起一大群工人，从工厂结构到办公室结构，从一个工厂到一片工业区乃至到全国支脉纵横。当工人被欠薪或被欺负时，代办员就可以利用通过平时的义务劳动建立起的组织来组织工人罢工，当老板、工头或黑社会欺负工人时，代办员就可以以“大哥”的身份带着战斗值班小组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击垮击溃。而这在工人看来，就是这位“大哥”（实际上是代办员）很有“人脉”、“说话有份量”、“有义气”。这样才能真正吸引工人，而把工人组织起来。另外，这种武装是从融工的一开始就必须着手建立的，不如此就不能保护工人保护地上组织。
机会主义者攻击马列毛主义者这是“力量挂帅”“组织挂帅”，他们对革命几乎是完全无知的，搞调查研究搞了那么久，搞手工业融工搞了那么久，那么多左翼青年被警察逮捕，可他们还是对政治影响力充满了迷信。不是真理吸引人，而是力量吸引人，毛主席说：“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人的思想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只有通过暴力改变了物质基础，夺取了权力，才能使先进工人充分带动落后工人，地下的政治灌输才会真正起效果。
实际不就是这样的吗？土地革命时，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看到了一支有希望的队伍、看到了一支能够帮助他们砸碎禁锢了他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枷锁的队伍，所以农民一心一意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甚至有什么生活琐事都去找红军做主，只有组织力量的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会发生作用。说到底，机会主义者们拼死保护这条错误路线，为他们六个人准备融工时跑了一半、三个人融工后又跑两个的“传奇”战绩辩护（详见《读《东风组织融工实践记叙》有感》），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没人管着的悠闲生活，把融工当作自己的光辉打算吃一辈子老本，丝毫不考虑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习气的表现。
马列毛主义者搞工业化融工的关键，不在于宣传，搞什么“交朋友”，而在于发掘，通过前文所述的义务劳动锻炼工人的组织性协同性，发掘出能够遵守纪律、具有初步的阶级意识的工人，再通过流动宣传员小组引导至地下的环境再进行政治灌输。这样的方式好处有两个：一是避免了在地上谈政治，使得流动宣传员小组和地上工人组织之间在形式上隔离开，从而让地下组织对先进工人进行政治灌输，而处于地上的工人组织仍然是一面“人畜无害”的形象，不论在工人看来还是在资本家看来，都和“颠覆国家政权”扯不上联系；二是流动宣传员小组可以以基层人员流动作为伪装，当有人怀疑时，就可以及时撤离，掩护地上组织。但是，这种地下的宣传是建立在组织的基础上的，并且是为发展地下革命家组织服务的，决不能本末倒置，把宣传置于组织以前，否则轻则宣传员和代办员被捕，重则地下革命家组织被中修盯上并被造成破坏。
机会主义者们一看到马列毛主义者要搞“冰冷无情”的组织建设，要搞暴力斗争，就嚷嚷道“要动心忍性”，于是又是要“勤学勤业勤交友，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啦，又是要“广交朋友扩大圈子”啦，仿佛这样就能“赋予经济斗争以政治意义”了。这群泥潭派实在是没什么新意，搞革命靠得是交几个好朋友么？马列毛主义者需要的是经过义务劳动考验的、能够接受组织纪律的战友和同志，靠发烟请吃饭只能得来一群薅羊毛的酒肉朋友和阶级意识落后的工人，而决不能发掘出真正可以依靠的战友！新十月的泥潭派在融工中幻想着自己依靠这套发烟请课吃饭换来的朋友们干革命，向他们孜孜不倦地宣传马列毛主义的“真理”，可是结果呢？当警察在公安局里给泥潭派拿出一打厚厚的A4纸时，定睛一看，全是“好朋友”们提供的情报，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他们拿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三勤三化”作为自己的底气，可他们有意地隐瞒了历史事实，“三勤三化”是为了配合解放区和解放战争而提出的白区工作战术，但他们却将战术上升到战略。试问，如果每个马列毛主义者都搞“三勤三化”、“动心忍性”，等到机会主义者幻想中的经济危机、三战的阶级矛盾大爆发了，工人凭什么跟着一群只会空喊口喊却毫无组织毫无力量的人走呢？只有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革命低潮，一点一滴地进行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才有能力在革命高潮时领导群众。泥潭派之所以是泥潭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是机会主义者，跟他们的“人品”和“修养”好坏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愿意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不愿意丧失自己“多姿多彩”的生活，把个人生活放在革命之前。
马列毛主义者和这些死不悔改的机会主义者的路线斗争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路线斗争和道路斗争是有同一性的，工业化组织和手工业方式的斗争，无产阶级党性和小组习气之间的斗争，本质上就是两个前途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翻身当家做主人呢？还是继续维护中修资产阶级的统治一百年不变呢？
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问题上，马列毛主义者
和机会主义者都讲要使“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可是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在这里，引用一句远山同志的话，“现在我们为了荡涤这些错误认识，需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拆分为经济手段，经济目的，政治手段和政治目的”（远山：为什么“交朋友路线”对革命一窍不通？—— 再论融工路线中的组织问题），就能很清晰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区别了。什么是经济手段？NGO、劳动法、互助群、劳动仲裁、打官司、上访告中央，而经济目的归根结底是维权。什么是政治手段？罢工、上街、夺厂、夺权，政治目的归根结底就是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事实上，但凡是有一点社会经验和斗争经验的工人都明白，经济手段完全行不通，只有用拳头把老板打服了，给社会舆论造成影响了，也就是靠上述所说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因此，经济斗争就是用政治手段达成经济目的，政治斗争就是用政治手段达到政治目的。
马列毛主义者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让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而摆脱自发性即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束缚，给予工人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后盾，真正将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逐步实现工人阶级对基层政权的蚕食和控制，夺取领导权。而机会主义们满怀着革命热情进入工厂，却连工人都不如，什么“补习劳动法”、“工人夜校”，实际上在拉工人阶级的后腿，要把政治手段倒退为经济手段，最终不仅经济目的没达到，而且被警察抓住给自己的政治生涯判了死刑。轰轰烈烈交了一圈朋友下来，局子蹲了，“老革命”的资历有了，自己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被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害了的工人怎么办，夺取政权怎么办，无产阶级革命怎么办？不知道，靠后人的智慧去吧！
说了这么多，总结成一段话，马列毛主义者的工业化融工路线是，依靠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出的代办员通过义务劳动建立地上的工人组织，地下领导地上，地下地上严格隔离，发掘先进工人，在地下进行政治灌输将其培养成新的代办员，把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夺取政权。
三、由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
融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但是马列毛主义者不搞“唯融工论”，不是“一融就灵”的，融工需要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需要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中做长期细致的组织工作，这也就是远山同志所说的“什么是群众路线，在无组织的群众中融化不是群众路线，把群众组织起来才是群众路线。”（远山：退到第三步，退无可退 —— “融工玄学”沉渣泛起，机会主义者继续兜售旧地图 ）融工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
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的持久战，任何想要搞冲塔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泥潭式调研、手工业融工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必然失败的。有一句话说“十月革命死的人没有拍十月革命电影死的人多”，这难道是因为革命很简单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长期扎根与群众做组织工作，在敌强我弱的“和平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斯大林、巴库人为代表的革命者，二十年如一日地做着危险、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一点一滴地壮大革命力量，所以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高潮爆发的时期才有能力领导群众，在十月革命前深刻改变了阶级力量对比，在十月革命的战略决战中一举夺取全部政权。列宁说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环境中，在任何‘革命士气低落’的时期，建立战斗组织和进行政治鼓动都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在这样的时期，上述工作尤其必要，因为到了爆发和发动时期再去建立组织那就太晚了。 ”（《从何着手？》）**完全和革命实践相符合。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持久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扎根”，一点一滴地改变阶级力量对比，地下革命家组织为扎根融工往地上派出代办员，而地上工人组织又锻炼出先进工人作为新的代办员、革命家的雏形反哺地下革命家组织，这就是辩证法的规律。这样，革命家组织就可以领导工人组织像白蚁一样逐步蚕食中修的基层政权，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也一定程度一定程度改造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由于中修是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基层的控制虽然腐朽薄弱但仍存在专政力量。因此在这场持久战中，会反反复复地出现地上工人组织的被捣毁和重建，这就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当中修发现某地的权力丧失准备调集警力镇压时，流动宣传员小组和代办员就可以有序地先后撤退并与当地工人的斗争骨干保持联系，此时另一地的代办员就可以利用专政力量调离的机会发展组织，当警察又调到此地时，原来的地点又可以继续开展斗争。
革命者实行这样的运动战，就有利于使敌人疲惫，而地下革命家组织由于广泛的代办员网就可以做到把中修的警察绕得团团转。在地上的工人眼里，这个领导斗争的“大哥”好像神通广大，把警察的行动掌握在手心里，但是他不知道“大哥”的上头还有上级，这个“上级”通过全国的代办员实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对中修的夺权与打击。在地下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就像一盘棋，整个组织就像一个大机器，哪个小齿轮有问题就可以迅速更换。“全面融工，互联节点” 的关键就在这里。
但是运动战不能搞成流寇主义，不能犯切格瓦拉式、佳士运动式的“唯游击战”的错误，运动战的目的是拖垮敌人，充实自己，所以一刻都不能放弃扎根战略，不能打无准备的仗，发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是已经组织起工人组织来才进行，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建设组织、锻炼协同能力，哪怕直接的经济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却得到了锻炼，撤离的目的是为了保存斗争成果以便重新回来进行组织建设，配合别的地区的斗争。马列毛主义者要坚决反对那种到处煽动罢工的“左”倾冒进的佳士路线，而是要考虑全局，真正为建设壮大地下革命家组织而斗争，“世界上不存在空洞的、盲目的、没头苍蝇式的融工。马列毛主义者对于融工的一切计划都是围绕着革命事业尽快胜利而去设计与努力的。”（高炬：融工的战略与策略——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谋略）
从融工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斗争是从低烈度逐渐走向高烈度，从融工的一开始就应该着手建立战斗值班小组保卫工人组织。一开始的战斗值班小组是对付地痞流氓、土匪黑帮、基层警察的，但随着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随着组织的壮大，斗争的烈度必然是越来越高的，面对的敌人又变成武警乃至军队越来越大，工人阶级的武装也要从战斗值班小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成为赤卫队乃至红军。但是没有0就没有1，如果代办员不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暴力组织，那么往大了说，当斗争形势发展的时候临阵磨枪就不可能打败组织性协调性以及武器装备远高于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专政机关，到那时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中修而是中修专政无产阶级了;如果往小了说，没有基本的暴力机关，地上组织甚至无法阻止抢盒饭的小混混。反对不搞武装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必须反对另一种彭德怀式的“左”倾冒进主义，当阶级力量对比没有根本改变时，决不能贸然搞什么“百团大战”、“战略决战”，过早地把革命的力量暴露在敌人面前，使阶级敌人更丧心病狂地围剿革命工人及组织，反而会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造成巨大损害。
综上，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基本路线是，通过政治报作为脚手架搭建起民主集中、纪律严明、分工明确、统一纲领、统一行动的地下革命家组织，派出代办员到地上展开全面融工、互联节点，把先进的组织方式复刻到工人中去，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将自发性倾向提高为自觉性，逐步蚕食中修的基层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通过这样一个支脉纵横的代办员网络进行长期、细致、艰苦、危险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一点一滴地改变阶级力量对比，由局部的夺权走向大规模的夺权，最终在阶级力量对比已经根本改变时通过战略决战推翻中修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