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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所谓的“东西方制度之争”，只不过是用来掩盖中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霸的虚伪面纱。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工具来达到他们遏制中修帝国主义扩张的目的，而中修帝国主义则是以鼓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进行反击，实则二者都是彻头彻尾的垄断资本主义，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端恐惧疯狂污蔑的。 无产阶级要彻底扫清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就必须在先锋队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
2、美帝国主义经济相交它国更为发达，这是因其对国内无产阶级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压迫所达到的，达龙·阿西莫格鲁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声筒，其代表的是西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大力鼓吹美帝制度符合其自身阶级利益，但同时他们依旧如中修资产阶级一般，惧怕无产阶级专政惧怕社会主义，然而其所鼓吹的美帝国主义制度，另一个照搬美帝制度的国家海地，却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中修资产阶级的发声筒为前三十年发声，也并非出于好意，其只是利用社会主义时期为中修资产阶级反动政权进行辩护，以达到麻痹广大无产阶级增加自身政权合法性的目的。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 詹姆斯·A·罗宾逊 ，因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而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他们的代表作品，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制度决定论，包容式政治和经济制度会使得国家成功，榨取式的经济制度会让国家走向失败。
这一观点显然是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相背离。由于其书中将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视作榨取式的，经济制度是被限制的包容性制度，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国家必然会走向衰退，因而早于其获奖之前就被中修反击批判。
由于这种对中修的批判和对西方制度的推崇，在其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成为自由派攻击中国政府的理论工具，传播范围甚广。
1、理论简介和批判
本书最开始，作者从对美墨边境两个城市的案例引入，对他们发展情况的巨大差异提出疑问。作者指出两地地理气候条件相同，人种文化相同，流行疾病相同，为何美国人的生活比墨西哥人生活的更幸福健康，更能获得个人的发展，整个社会更发达。作者指出排除一切相同的条件，唯一不同的因素就是制度不同，正是由于美国的制度优势，所以美国人生活更好。
这里的家庭年平均收入约三万美元。大多数十几岁的少年男女都在学校念书，大多数成人都有高中学历。尽管有许多人批评美国医疗体系多么不足够，此地居民相对来说算是颇为健康，预期寿命以全球标准来看都算高。许多居民年龄超过六十五岁，享有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障。这只是由政府提供、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服务之一，还有例如电力、电话、污水处理系统、公共卫生、与该地区其他城市和美国其他地方连接的道路网，以及同样不可或缺的治安等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民可以从事每天的活动，毋须害怕生命危险和其他安全威胁，也不必担心随时遭盗窃、被征用，或其他危及他们在事业上和住家上的投资。
墨西哥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居民虽然生活在该国相对富裕的部分，但此地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成年人没有高中学历，许多青少年不在学校就读。母亲必须担心很高的婴儿死亡率。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寿命不及北方的邻居。他们也无缘利用许多公共设施。围墙南方的道路状况极差，治安水平更是低落。犯罪率很高，在此地创立事业是高风险的活动。不只是可能遭匪徒劫掠，还要取得各种许可和贿赂许多人，光是开业就已经不容易。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每天得与政治人物的贪渎和无能共同生活。
一个城市的两边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就地理和气候来看，两边没有差别，该地区流行的疾病种类也一致，因为细菌在穿越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不受任何人为规定的限制。当然，居民的健康状况大不相同，但这与疾病环境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边境南方的人民生活的卫生条件较差，且缺乏足够的医疗。然而也许两边的居民就有很大的差异。有没有可能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的居民是欧洲移民的后裔，而南方的居民则是阿兹特克人的后代？并非如此。边境两边人民的背景相当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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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和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有相同的祖先，享用相同的食物，听相同的音乐，还有我们可以大胆说，有着相同的“文化”。当然，有一个简单而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诺加雷斯两边的差异，而且你可能早就猜到了：那道隔开两边的墙。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是在美国境内，它的居民可以利用美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不同的制度为诺加雷斯两边的居民和愿意投资的创业家与企业，制造出不同的诱因。这些由两个诺加雷斯及两个国家不同的制度制造的诱因，就是边界两边经济繁荣差异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找出出和原作者相同的对比，即在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贫民区和富人区，与作者寻找的只有在差异巨大的两国边境才存在的例子不同，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除面积非常小的国家或者北欧高福利小国家），这是在这些国家内部每一个城市普遍存在的案例。以作者引以为豪的美国来说，在美国的贸易和经融中心纽约的曼哈顿来说，
1.曼哈顿的贫民区：哈林区
该地区的失业率较高，家庭收入普遍低于纽约市的平均水平。大多数居民从事低收入职业，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公立学校的质量较低，资源匮乏，学生辍学率较高，很多年轻人缺乏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医疗设施相对较少，居民健康状况较差，心脏病、糖尿病慢性病发病率较高。
2.曼哈顿的富人区：上东区
与哈林区相对的是曼哈顿的上东区，这个区域是纽约市最富有的社区之一，尤其以其豪华住宅和高收入人群著称。上东区是金融精英、艺术收藏家、名人和政治人物的聚集地。上东区的居民收入远高于纽约市的平均水平。这里有大量的高收入工作机会，许多居民从事金融、法律、医疗和艺术等高薪行业。上东区有许多顶级私立学校，并且公共学校的资源和教学质量都非常优秀。这里的家长有足够的资源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上东区拥有一些世界著名的医院和医疗机构，提供顶级的医疗服务。
在地理上相距如此紧密的地区，人民的经济水平，生活质量却有着天壤之别，请问作者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同样制度下的国家内部，差别为何如此巨大呢？这正是因为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制度
2、对中修反击的反击
与作者原文一再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十年不同，
中修为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鼓吹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
作者的指责：
毛泽东则完全掌握共产党及政府，直到1976年去世。在威权统治下，榨取式政治制度就是高度榨取式经济制度。毛泽东一上台，立即将土地国有化，一举废除所有形式的财产权。地主，以及其他有可能威胁到他的政权的人，他一律处死。市场经济实质上已经完全不存在。农村地区人民逐渐纳入人民公社。货币及工资由“工分”取代。工分可以用来交易货物。1956年，为强化政治及经济控制，实施路条制，未经上级许可不得在国内旅行。所有的工业同样国有化，毛泽东野心勃勃，模仿苏联模式，提出所谓的“五年计划”，企图快速推动经济发展。有了榨取式制度，毛泽东乃打算从他一手控制的广大国度榨取一切资源。
下面是中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以“崛起的秘诀与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批判”为主题的讲坛中的发言截取。
现在的好多经济学家一说到中国改革开放，就会说是因为计划经济搞错了，而政府一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才导致了中国的崛起。这个理论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很片面。第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道计划经济产生的原因。人类自古以来，至少从原始社会开始，一直是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很短的一瞬间，即20世纪以后才开始产生。它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这些落后国家没法依靠私有制开启工业化，总是被西方列强欺负，所以才想要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是计划经济产生的背景。而且所有的计划经济在最初的时候，工业化的速度都很快的，也都迅速建立起了包括重工业在内的工业体系。
问题在于，计划经济在后期就不行了，缺乏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要进行改革。为什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改革是有技巧的。所有采纳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只有中国成功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成功。为什么？这是第三个问题。所以，关于中国奇迹的理论中存疑的问题是很多的，不能简单地说以前的计划经济不好，所以现在仅仅靠引进市场就成功了。这是误导性很强的理论。
中国在共产党通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政权以后，开始了第三次工业化尝试，在这期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自主的国家和具有强大行政执行力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例如，现在中国经济学家十分推崇的赵紫阳的行政风格和执行能力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离开那个时代的话培养不出来这样的干部。那个年代中国政府还做了什么事情？中国通过土地改革、扫盲运动、清匪反霸、行政区划与原始基础设施建设、一系列5年计划，完成了国民意识的培育和初步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的建设。以下是那个时代工业化建设获取的一些成果：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发病率从5.55%降低到0.3%；人口从6亿万增长到10亿。
**但是，计划经济建立的是一个倒金字塔形的国民经济体系，以重工业为主导。这样的体系无法自负盈亏，因此必须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稳定，因此不足以引爆一场由国家主导的但是自下而上的工业革命。**毛泽东主席意识到了自下而上的重要性这一点，所以他要在农村办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正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但是在当时，这类企业不被允许利用市场经济扩展自己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没有互相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最后都成了每一个生产队和公社都一摸一样的重复建设，所以最后也是亏本的。
中国经济体系的低效率导致了邓小平的1970年代末的大胆经济改革。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工业化历史上的第四次尝试。这次却意外地成功引爆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盼望已久的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把整个世界秩序都冲得天旋地转，从此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
落后国家无法开启工业化不是因为没有“自由、人权、民主”；那是欧洲武装贸易和殖民掠夺所引爆的工业革命的副产品，而非原因。它们缺乏的是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与亚洲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在民、掠夺和“打砸抢”式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富国、裕民、强军的新时代条件下，落后国家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这才是中国模式最大的意义——它不是靠战争和殖民崛起，它靠的是积极有为的政府、举国同心的体制、国企与私企双轨并存的市场制度安排，和公平的国际贸易。
中修论证自己的道路正确性后，最后指出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包容性制度的问题，而是自己的发展不被容许，中国继续发展的最大挑战是建立新的国家秩序。
问题在于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世界秩序是否允许发展中国家长期这样做下去？因此，建立新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才是中国继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为自己幸福的奋斗，把为了建设工业化的牺牲，当作一种威权主义的榨取式经济政治制度下的压迫，而中修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平文明的道路，靠得是举国同心的体制。可以发现，原文作者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为了宣扬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有意识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避而不谈，因为但凡谈到一点马克思，其反动的理论大厦便轰然倒塌。
原文作者所谓榨取观点实际上与建国初期梁漱溟
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发言类似，毛泽东同志对此的回应是：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
中修鼓吹前三十年举国同心的体制，避而不谈的问题是前十年举国同心，不是为了让谁榨取自己的劳动，而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工业化，为了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而资本主义的在中国的上台，中修的复辟，窃取了社会主义时期广大劳动群众的奋斗成果，并且利用这种成果发展起来的工业底子，来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更加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的剥削劳动群众。这就是其避而不谈的问题，举国同心是为了发展工业化，但是发展工业化是为了谁？发展的成果由人民享受还是官僚资本家享受，这是首要和根本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人民受二遍罪，发展的成果被走资派窃取。
无论是中修的知识分子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其越能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名利双收，其提出的社会学理论便愈加反动，愈加站在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边。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即“革命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服务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