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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周恩来和朱德言行都服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可以说服的，这点是二人与陈独秀、张国焘的根本区别，党要去说服陈独秀是不可能的，他的本质和党要革命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根本无法说服，只能清洗出党；张国焘口头上被说服，实际叛逃，也是说服不了的，这便是大群支持的路线与机会主义路线之间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除了这种敌人之外，毛主席的正确意见之所以通过说服就能使全党思想统一，便是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成果，不然大马列毛理论家是说服不了赵修政府，也说服不了路过的群众，只有马列毛革命者能说服筛选出来的同志，并团结在一起。
2.关于主席所讲的“团结大多数”的关键在于要团结的实质上是暂时的、在具体问题上不觉悟、迷糊的但立场正确的同志，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说服这部分关键的少数，而绝非是团结机会主义分子或者搞无原则的大联合。
前言
工人阶级在生产环节中进行工业化大生产，工业化大生产的标志在于——实行劳动分工，而实行劳动分工作用在工人阶级的生产环节上有着鲜明的两种特征：一、工人阶级必须要充分沟通交流，表达自己的意见，互相监督，才能够协调将整个生产处理好；二、工人阶级在处理生产的过程，必然要有计划的统一行动，要有规定的纪律保证生产能按时有效的完成。交流讨论与监督体现了民主，统一的组织纪律体现了集中，两者的统一体就被叫作民主集中制。劳动塑造人，工业化大生产塑造了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的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
工人阶级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原则就是党的原则，就是组织建设的原则。组织建设不能够建设好民主集中制，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则必然无法产生无产阶级的真正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在党处于秘密活动条件下，党的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民主选举中央领导机构，这就体现了民主原则；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至召开下层代表大会为止，党中央为党的最高机关，一切活动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这就体现了集中的原则。
在毛主席的革命生涯内，其一直在党内建设民主集中制与运用民主集中制，其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夺取了军事领导权到遵义会议恢复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的过程更是绝佳的教例。我们纪念毛主席，不得不学习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
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中共这时早已从地下阶段进入地上阶段，对于地上阶段的路线问题已进入了长久的斗争之中。在经受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攻打中心城市，夺取全国胜利）后，党遭受巨大的损失，共产国际向其问责，这时王明抛出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坚定的跟共产国际"站在一起“，并根本上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提出了他的“教条主义”派路线，即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神圣化，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一切指示。
得益于此，彼时很多留苏的党内知识分子颇为认同王明的路线，在党内形成以其为代表的留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团体，而共产国际也是青睐有加。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中共从地下阶段进入地上阶段后，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设立三层：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与列席人员，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着发言权、表决权，列席人员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确保政治决策经过锻炼与考验的成熟同志表决。）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议陈绍禹就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补选为中央委员。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为了中共实行王明的路线，希望王明等人进入中央核心，为此公然破坏中央委员会会议制度，会议的成员直接选定秘密召开，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在党已经经受并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攻打中心城市，夺取全国胜利）后，又推上以王明为代表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但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作发言时，大多数与会者都附合、支持米夫，包括允许米夫让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这就还是因为中共党内早期成员还是不够成熟，没能敏锐的洞悉出米夫对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王明路线上的问题，跟着共产国际代表大的声音，可其实这种不成熟是允许的，是路线斗争促使党成长，没斗过王明就不知道王明长什么样。
这种行为对于民主集中制无疑是巨大的破坏，而破环民主集中制就是对党的巨大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但这次会议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在破环民主集中制后根本无法使少数同志服从，反对派纷纷表达对此的异议，也就使得决策后对于少数同志进行说服灌输的“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会议环节根本无法好的落实。
而对于党的这种错误路线、这种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要如何斗争呢？罗章龙、何孟雄、陈郁等工会系统干部和工人出身干部采取分裂党的做法，搞宗派主义，另立中央，以另一种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对抗错误路线，这不仅根本无法解决组织的错误路线，把糊涂不成熟的同志交给错误路线，使后续王明为代表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得以在党内贯彻，自身也在破坏民主集中制中踏上另一条错误路线，被其鼓动要独立的同志坚决抵制。
而不同的是，我们将在后续同样的环境中看到，在与这种斗争方式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毛主席运用他的方法论使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维护了民主集中制，这就对让我们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有着参考。
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因为上述错误的斗争方法论，王明为代表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得以贯彻，在后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继续王明此前否定毛泽东等“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方针，并剥夺了毛泽东等人的军权，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对此，又再一次表明多数与少数之间不一定是正确意见占多数，如何使少数的正确意见成为多数，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灵魂所在。
毛主席看出路线的危害，却没有采取分裂党的做法来斗争，其服从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要求，执行党的决策。我们讲，民主集中制是根本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党的生命所在，错误路线被通过了依旧要执行，有着正确路线的同志对于错误路线的斗争依旧需要依靠民主集中制，这才是合格的党员。毛主席在四中全会时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五中全会时成为政治局委员，一直如此。
当然，我们讲，错误路线在经过政治实践后必然是会表现出其错误本质，博古等人在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头脑发热，并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让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参与军事决策，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御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决策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损失超过60,000人红军战士，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5年遵义会议
那么好，已经知道了对于党的错误路线采取分裂党的做法是不行的，而错误路线已经对党产生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了，那到底我们要如何使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使正确意见重新成为多数呢？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给了我们最好的学习样板。
我们聚焦这次会议，来看会议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与列席人员，依旧是三层架构。再看会议内容：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强调是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的路线错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加和稀泥；张闻天后续直接指出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主席最后作长篇报告，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最后的结果：《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主席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毛主席终于担任政治局常委，恢复对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
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反败为胜”了，而这“反败为胜”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仔细看——在博古的反对派和周恩来的中间派外，张闻天是和主席站在同一路线上的。对这一关键人物的争取，就是毛主席对于民主集中制活的运用。
会议前，对毛主席信任的红军干部有不少，但毛主席不是要靠这些红军干部来哗变，来分裂党，毛主席是要靠民主集中制战胜错误路线。而实现这种说法，主席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即是在民主集中制内，被赋予决策权的那部分——关键的人物。那党内关键的人物在哪里？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内。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外，周恩来、朱德为中间派，摇摆不定，立场不清，觉悟还不高，争取优先级为次，而张闻天、王稼祥这两位原本也是认识不清的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博古及李德的路线实践出现问题后，较为觉悟了，有了对博古及李德的路线错误的初步认识，表现出来了反对意见，争取优先级为高。毛主席果断在行军途中对张闻天、王稼祥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在遵义会议时，张闻天、王稼祥鲜明的站在主席路线上发表自己意见，投出自己的一票，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也对周恩来、朱德进行了说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站在支持毛主席的一方。于是，正确路线终于战胜错误路线。
后续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继续就主席路线对中央政治局下属同志进行说服灌输，正式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这就是毛主席运用民主集中制使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方法论，从关键的少数作抓手（又以觉悟高低为优先级顺序），争取其一同作下属认同组织原则但糊涂不成熟的同志，再进而逐步扩大到全体党员，使党贯彻正确路线。同样，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李德服从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要求，服从民主集中制，承认错误，落实主席路线后，撤销最高军事指挥权后依旧在党内继续共事。
结束
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我们说，机会主义就在身边，面对机会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坚决的斗争。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毛主席时代的中共、现在赵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情况下，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占绝大多数，很多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出来看看的新同志尚未从小资产阶级的习气中脱离出来。他们的意见是占绝大多数的，但是往往不够正确。我们要建立何样的制度去保障马列毛主义的话语权呢？现在的机会主义者们会天真的依靠他们的民主制度，以为这可以彰显贵组织的先进，殊不知，这会使组织根本上脱离马列毛主义。斗争胜利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从来都是在民主集中制的第一位，从遵义会议后，主席一直坚持其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论作路线工作，从关键的少数作抓手。从中央委员会到士兵委员会，从废除国家主席到三结合革委会，在群众与党之间，主席一直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建设。
如今已是毛主席诞生131周年，可悲的是，主席挚爱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失了，帝国主义已是重新覆盖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苦难在呼唤党的到来，呼唤先锋队带领工人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组织的斗争离不开民主集中制，主席的光辉依旧在指引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