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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列宁说过，界限不明使党软弱，任何一个组织若界限不清晰，纪律不严明，他就是没有战斗力的，早期基督教组织正是因为正确路线而发展起来，后来领导人走了调和的路线，组织自然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2.所有源自活生生阶级斗争的组织，绝不会像机会主义组织那样，用空洞的理论和无力的行动来欺骗无产阶级。机会主义在历史上的倒退，都是为了满足其投机利益服务，它绝不可能引领无产阶级走向自身的解放。同样，宗教的理论缺乏科学性，也无法肩负起这一使命。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
3.所谓“解放神学”把早期基督教会的糟粕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了，这种倒行逆施决不是马列毛主义者的做派。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天上而不是客观实在的人间，这对于当今劳动群众的解放事业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固然不能苛责两千年前的奴隶阶级，但也决不能忽视宗教的极大局限性，更不能容许两千年后的今天还有人把宗教拿出来招摇撞骗！除“解放神学”外，还有一种继承基督教会糟粕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招摇着“殉道就是一切，教训是没有的”这一破旗，祸害革命、妨害解放，我们必须与这些机会主义者作坚决斗争和最彻底的决裂！
基督教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教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引言
在两千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民蒙受着多重苦难——被罗马殖民，被荒淫无道的傀儡王统治，被伪善丑恶的犹太祭司公会辖制，被卑劣无耻的放高利贷的财主欺压——这些苦难本质上都是奴隶主阶级的残暴专政。罗马当局、傀儡王、犹太祭司、财主都是靠着侵吞奴隶阶级的劳动果实过活的。
犹太人民渴求着弥赛亚（救世主）的来临。尽管这是并未看到自身历史主体地位的消极意愿，但客观上的确反映了深重的阶级矛盾。在这样的阶级矛盾下，早期基督教会诞生了。教会的创始人即十二使徒，包括领头羊彼得在内，多数都是贫苦的渔夫。奴隶、获释奴隶、破产农民，特别是奴隶，是教徒的主要成分。
早期教会实际上是奴隶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反抗的组织，是奴隶阶级互帮互助并寻求精神慰藉的组织。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这种反抗是消极的，是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终末审判”“新天新地”这些虚无缥缈的事物上的，因此对于早期教会的教义，本文不作讲述。比起教义，引人注意的是早期教会极其可观的传播能力。
在几十年内，罗马、埃及、土耳其、希腊、印度、亚美尼亚等地都陆续成立了基督教会，尽管这些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尤其是罗马）一再对教会进行残酷镇压，教会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始终未被奴隶主当局所消灭；在几十年内，早期教会在五湖四海顽强扎根，战胜了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更战胜了各国奴隶主当局所规定的多神教，一度成为最为盛行的宗教。
在早期教会，奴隶们实行“凡物公用”的原则互帮互助（徒2:44），并且要求想要加入教会的财主变卖自己的一切财产，用于救济穷人（太19:21），并且旗帜鲜明地控诉奴隶主阶级财主的罪恶，揭露财主利欲熏心的丑恶面目（太19:22），公开申明“财主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太19:23-24）。其奴隶阶级性质可见一斑。
直到后来，奴隶阶级的早期教会突然转变为奴隶主阶级的罗马国教，教会不再是奴隶阶级寻求精神慰藉的场所，转而成为奴隶主阶级的压迫工具。尽管它依然盛行，但已不再是劳动人民的宗教了。早期教会何以骤然蜕变？这同样是引人注意，值得我们考究的。
先来谈谈早期教会得以盛行以及在几十年间保持其奴隶阶级性质的原因。使徒们自然会说这是神的美意，但马列毛主义者只认唯物主义。我们从早期教会的组织原则能够发现，其得以盛行并在几十年间保持奴隶阶级性质的秘诀可以归结为几个要点：严明的纪律要求、细致的分工协同、严肃的路线斗争。
严明的纪律要求
早期教会规定“信的人都在一处”（徒2:44），即奴隶阶级出身的教徒们必须紧密融入教会，并且要与那些“不信的人”作坚决切割（林后6:14），而不能搞什么“大团结”，这是不可违背的纪律。如果各种牛鬼蛇神都能被教会接纳，那只能是看似一团和气实则各怀鬼胎的大杂烩，是必然要分崩离析的，那些牛鬼蛇神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可能感染全团的酵”（林前5:7）。
早期教会还规定了一套纪律惩戒的流程，根据违纪程度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 警告处分：“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帖前5:12）；
- 暂停圣餐：“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林前5:11）
- 开除教籍：“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多3:10）
早期教会虽是奴隶阶级的朴素组织形式，但也有基本的纪律要求，可不像某些自诩进步青年的先生们那样厌恶纪律、排斥纪律，把应有的纪律称作“官僚主义”“组织挂帅”。毕竟奴隶阶级是劳动群众，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
细致的分工协同
早期教会在成立之初并没有特别多的人数。但面对浩如烟海的繁杂事务，并没有任何一位创始人过劳而死。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与传教水平相适应的分工协同。在传教过程中，早期教会的分工如下：（弗4:11）
- 使徒：教会组织的代办员，负责到各地扎根建立教会；
- 先知：教会组织的宣传员，负责讲解教义；
- 传福音者：教会组织的鼓动员，负责鼓动群众加入教会；
- 牧师：教会组织负责处理常务的人员；
- 教师：教会组织负责讲解圣经的人员。
除此之外还有“牧养群羊”的长老、掌管财政与常务的执事等各种职分（提前3:1-13）。
总之，劳动人民并不傻，并不会指望由哪个“传教超人”承担一大堆工作，更不会造成分配不均害死人的悲剧，连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信仰宗教的奴隶阶级都有分工协同的意识，某些以“革命家”自居的人为什么还不怀好意地推销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呢？
严肃的路线斗争
使徒保罗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提前5:20）这实际上就是在要求教会开展严肃的路线斗争。在当时，路线斗争有这样几个焦点：奴隶阶级路线与投机路线的斗争、组织路线与宣传路线的斗争、普世教会路线与传教小组路线的斗争。
奴隶阶级路线与投机路线的斗争，在创教之初就十分尖锐。有一对夫妻抱着投机目的，还没有把自己一切田产变卖交公，就加入了教会，还谎称自己已经把所有田产变卖，结果被教会发现，还死不承认，于是使徒彼得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处决了。（徒5:1-10）
组织路线与宣传路线的斗争，也曾引起一阵轰动。曾有一个物质和文化水平都较高的地区，其教会成员要求走宣传路线，用“高言大智”传教（林前2:1），把力量都放到宣传上。对此，使徒保罗坚决反对。他指出，真正吸引大家“悔改归主”的并不是天花乱坠的宣传，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教会，教会才是“柱石和根基”（提前3:15）。
普世教会路线与传教小组路线的斗争，也引起了使徒的注意。当时有些教会宗派主义特别严重，几乎都要成为各自为政的小组了，这不仅影响效率，更是影响奴隶阶级的团结统一。因此，使徒保罗严正警告他们“不可分党”（林前1:10），否则就要按照纪律要求进行严惩。
正是这些严肃的路线斗争，让早期教会在几十年间生生不息；也正是因为后来不再重视路线斗争，教会的性质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早期教会向罗马国教的蜕变
奴隶主当局发现暴力镇压并不十分有效。既然威逼不成，那就利诱。奴隶主当局向教会抛出了橄榄枝，准备停止对教会的镇压，甚至还可以给予教会许多帮助——只要教会愿意接纳奴隶主贵族入教，并且愿意与政府合作。
公元四世纪的教会领导人没能抵抗住奴隶主当局的利诱。他们心想，接受这些条件能够获得可观的政治影响力，也就能够让福音传得更远了。于是他们放弃了路线斗争，放弃了组织原则。大量奴隶主贵族从此涌入，奴隶主当局也向教会派遣了有关人员进行“合作”。
就这样，罗马当局宣布教会的合法化，兴建宏伟的教堂，定星期天为圣日，神职人员得到大量津贴并且可以免于某些公民义务，军队也用十字架取代了老鹰的徽号，以战争来宣教。教会的政治影响力大大提高了。
但教会也不再是奴隶阶级的教会了。奴隶主贵族篡夺了教会的领导权，篡改了教会讴歌穷苦人民、控诉财主罪恶的基调，也篡改了原本平等互助的教会制度，把人人皆可举行的圣餐篡改为必须由祭司主持的献祭，把“主内平等”的关系篡改为圣品阶层与平信徒阶层尊卑分明的关系，神职人员的朴素衣着也被篡改成了华丽的法衣，各种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崇拜仪式日趋繁复华丽。
可见，路线不对，领导权就要被篡夺；领导权一旦被篡夺，就要导致组织性质的蜕变。
某些罔顾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的“革命家”不肯承认路线斗争的必要性，把路线斗争诬蔑成宗派主义，甚至还否认领导权的决定性作用，其阶级立场可谓路人皆知。
结语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两千年后的今天，某些团体所鼓吹的路线不正是重蹈早期教会的覆辙吗？
毛主席说：“思想上路线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早期教会凭借组织建设的力量，凭借严明的纪律要求、细致的分工协同，凭借严肃的路线斗争，曾成为现象级的奴隶阶级团体；直到其放弃组织原则、放弃路线斗争，去追求所谓的政治影响力，才导致了骤然蜕变。这难道还不足以印证毛主席这句著名论断的正确性吗？
某些团体根本就没有严明的纪律要求，也没有细致的分工协同，在路线问题上还鼓吹什么“大团结”，并且死命地鼓吹宣传路线、小组路线，连两千年前保罗时代的早期教会都不如，还妄图领导运动、捞取名利，真是又丑恶又可笑！客观规律可不是以你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们终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错误的路线所带来的只能是一事无成，唯有走在正确路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