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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这种过渡性问题究其根源在哪？实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建国伊始就开始，是从建党的那一刻就开始了：邓小平作为政委擅离职守，彭德怀百团大战显冒进，刘少奇出卖党的信誉换取苟且偷生。这些是什么问题？实际上就是路线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和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问题。当然，前人很长一段时间把不明显的路线问题划为路线倾向问题，以整风代替民主监督、集中清洗，是时代的局限性。对当代的革命者而言，就是要确保党的界限严明，绝不允许再一个彭德怀出现，出现百团大战的伤亡，机会主义者谁能担起这些人命的责任？
2、过度时期农村问题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是要继续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原地踏步，倒退回资本主义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这种斗争只会更加激烈与鲜明。本文就过渡时期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括，对虽然在分析和揭露上比较缺乏，但对于了解相关历史,了解斗争的具体情况还是很有帮助的。
一，为了忘却的纪念与为了前进的铭记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75周年，同一个节日，但各有各的纪念。
资产阶级的纪念不过是庆祝自身的胜利，或者说则是打败无产阶级的胜利。75周年时，走资派的前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们心心念念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看似已经实现，他们宣称，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就是如今复兴伟业的铺垫，只是除了一段不可言说的曲折挫折和一群疯狂偏激的人罢了，但是如今复兴伟业的前景是多么的美好，霓虹灯的光芒是多么耀眼，只要忘记经济危机的迫在眉睫，如今已扬眉吐气，又何必拘泥于往日被斗争打倒的不堪呢？资产阶级的纪念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是为了掩盖革命历史的纪念，是将无产阶级踩在脚底的纪念，也是行将就木、醉生梦死、止步不前的纪念。
与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要的不是几个破钱，也不是什么百万补贴，而是要打倒剥削阶级统治，夺权革命当家作主。无产阶级纪念新中国成立，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创造的新中国使人民翻了身成为了主人，更重要的是清除资产阶级对革命历史的歪曲，从中吸取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服务于新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打败了内部的反动派，打退了外部势力的侵略，但最终被国内的、党内的资产阶级所战胜。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革命历史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无产阶级的铭记正是为了前进的铭记。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土改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产生与资本主义泛滥的威胁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始终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内必然在相当长时期还保留资本主义残余，而这就必然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必然会产生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势力，其中最核心的是党内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必须与新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党正确路线领导下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才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
过渡阶段是什么意思？向哪里过渡？怎么过渡？这些问题在如今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看起来有点抽象，但在1949年后的中国已然成为了现实的问题。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党被打跑，地主被打倒农民分得了土地翻了身…但是历史不是童话，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仍在运动。土改后，农民得到了土地大大改善了生活，但问题不像童话故事的结局那样终结于“他们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相反，土改后的农村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斗争。
土改后的农村蕴含着两种因素和两种趋势。
首先是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通过肃反和抗美援朝人民政权得到巩固，这是农村发展的大环境。在农村中，农民分得了土地，地主等反动势力被打击。更为重要的是，土改教育了农民，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在党领导下不少农民向往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同时，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发展起来，有互助组这种较低级的形式，也有土地入股的生产合作社，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自发的在农村中广泛产生、发展了。
然而土改后一些问题也很快暴露了出来，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越发猖狂。首先是小农经济小生产的局限。农民分地后农村的农民个体所有制也就是私有制占据了主导地位。据统计贫农拥有的土地数量约为当地平均数的90%，中农占有的土地数量略高于乡一级的平均数，富农占有的土地数量则一般为平均数的两倍。尽管贫雇农经济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在农村，他们依然是相对最穷的，继续受着普遍贫困条件的折磨。此外，劳动剥削还没有完全废除，富农和一些中农仍然向佃农出租土地并雇用短工，。私有制的存在就是剥削压迫的基础，而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更是加剧了阶级分化。诚然，分得土地后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得到恢复，但是在面对旱涝虫灾时，小农是脆弱的，极容易破产。为了支付婚丧嫁娶的费用，不少农民也将分得的土地出卖，自己再次成为雇农。
资本主义倾向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必然使从中得利的人进一步在经济和政治上提出要求。
“少数条件上升较快的，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而对要求他们组织起来感到苦恼。
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单干才能发财。因而，认为国家把他们编进互助组，是为了拉帮穷人，是因为他们发展太快了，要他们“等一等”。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來不好”，“发了财有啥用？”
于是，少数人进城吃“罐白肉”要“再來一壶”，讲究穿好吃好，注重物质享受，不将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心怀苦闷，认为多干也是给别人干，够吃够喝就行。”
同时，党员成为富农甚至雇佣农民也成为了一个问题：“在农村的中共党员和村干部中，不少党员经济发展很快，有些党员开始雇起了长工，要求退党；有的党员因马多想雇工扩大经营，但又觉得党员不应剥削人，于是把马分散，参加互助组，说自己要做好党员工作，生产上自己不准备发展了；有的党员到县里受训，听了党员不应剥削别人的党课后，回家准备出卖牲口，解雇长工，感到没有前途，许多党员不了解共产党允不允许群众雇工，许不许党员雇工。”
农村的问题概言之即是在私有制等（还包括农民的私有制意识等旧思想旧文化）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上产生了阶级分化从而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
在农村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壮大了农村中富农、新富农的势力，而农村中的贫下中农仍面临着贫困处于相对弱势。可以预见，如果资本主义倾向继续发展，农村的资产阶级势力将迅速壮大，贫下中农力量减弱，工农联盟将被动摇；城市的工业产品要卖向农村，社会主义工业的资源也来自农村，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必然阻碍动摇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新民主主义社会严格意义上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但它是一个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展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和特点。上文中我们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农村的二重性。我们发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都存在着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新生事物，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余与其产生的条件。再次基础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条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要行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要推行资产阶级的道，要末是东风压倒西风要末是西风压倒东风，土改后的农村要末是集体经济发展，互助组初级社提高到高级社等，要末是资本主义泛滥，农民破产再次沦为雇农，富农成为新地主或农业资本家。农村展现出的两种趋势在城市中也是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呢？是什么直接推动着过渡的进程和方向呢？
二，农村问题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过渡的直接动力
上文分析了农村面临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呼之欲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具体来说农民有了独立生产能力以后，是否允许单干？允不允许富裕中农冒尖，上升为新富农？党提倡组织起来的方向与农民向往单干的现实在农村工作中如何统一？党员成为富农怎么办？
在这些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围绕是否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消灭旧因素的问题，党内开展激烈的路线斗争。
首先面临问题的是东北地区，东北解放早，土改早已完成，土改后面临的问题也最早暴露：“张闻天最早看到农村变化并提出他的对策，1949年5月17日、22日、23日，他分三次致电东北局并毛泽东，报告了他对农村工作的意见。他认为，东北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多数农民生活有改善，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农业人口向城市工矿转移，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有趋于更加合理的新调整。”“12月31日，东北局组织部写了一个《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并对“共产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请示。”
面对这些问题，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开始抛售其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黑纲领：
刘少奇同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谈话，对怎样区分中农与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关于中农与富农的界限，刘少奇认为，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标准也该上升，现在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而现在，这类中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现在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发展。
同时，他认为，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
将来经济发展了，个体农民都能独立生产，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他认为这是好现象，表明经济发展了，中农更多了，能够单干了，而70%的农户有了三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
对于通过变工互助以便将来发展成集体农庄的主张，刘少奇不赞同，他认为，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就实现不了。
“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教育农民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
对存在的富农剥削和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刘少奇针对当时工人失业，农村经济凋敝的现实，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内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
所以富农雇人买马，不要去限制，这不是放任自流，要等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三、五年之后，将来再限制，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交公粮等。
但现在不要限制，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如果说，这就是放任自流，那么在现时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对于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
对党员成为富农后应该怎么办，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首先是，凡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就不能叫做剥削。而且，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有暂时的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农庄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
但是，这只是一个比较好的设想，一般不会这样，他说，即使将来东北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这一万人中可能会有五千是愿意留在党内的。”
总而言之，刘少奇对于新生事物不支持，对于私有制等资本主义产生条件不动摇，对于雇佣制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限制。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就是恶臭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模板和渊源。这些措施在实质上是打击贫下中农，保护富农。刘少奇的观点看似只是侧重于恢复生产，但实质是对消灭剥削和压迫的“不感冒”，对于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来讲，不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富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新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复兴伟业罢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同路人们就觉得到了站，要下车，不仅自己要下，还不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
但是，党内还有一批“左倾教条主义”的死脑筋们阻碍着他们的美梦。在山西农业问题上，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其针锋相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山西是革命老区，也很快面临了相同的问题。
“在山西南部的长治地区，大部分农村组织起来的农户都在50%以上，有的还70~80%，个别村子有90%。
但在1947到1948年，相继完成土改后，生产逐步恢复到抗战以前的水平，农民对组织起来的兴趣逐渐淡漠，以至于原有互助组处于消沉、涣散、解体的状态。”
为了保护发展新生事物，应对自发倾向，中共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在1950年分别派出调查组到农村调查，写出了《晋东南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基本观点是，为避免农村两极分化，阻止互助组织涣散解体，要加强领导，进一步将农民组织起来。山西省委认为，调查组提出来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有如此，才能基本扭转涣散的趋势”。
“据此决定，在长治地区各县，每县试办几个农业合作社，采取按土地和劳动两个标准进行分配，征集公积金和积累公共财产，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
长治地委随即召集全区互助组代表会议，落实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并将有关规定具体化，主要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分配标准，土地分红不得超过30%，劳动分红不得少于50%，公积金10%，公益金5%，教育基金5%；社内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调配劳力；社员退社，不带公积金、公益金和教育基金，土地及其他投资可全部带走。
根据会上报名的情况，长治地委批准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总体来说则是在互助组等新生事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土地分红遭到限制、设立公积金则体现了对私有制的限制和逐步消除。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正式向华北局写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报告说，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困难，已不再是严重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上环境已由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有了涣散的情形。
接着，报告指出，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发展了，但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指富农已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就是互助组织发生涣散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的情形是，也有不少互助组织，产生了新的，向更高一级发展的因素。
因此，报告断言，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必须使互助组提高，否则就要后退。
办法是，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一是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
公积金出组不带，增强公共积累，按成员享用，这一原则在互助组内的实践，虽然没能根本改变私有制，但对它是一个否定的因素。
对于私有制，不应该采取巩固的方针，而应当“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所以坚持公积金出组不带。”
总之，报告总结，把“公积金出组不带”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增强，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前进一步。
山西省委的措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限制动摇消除资本主义因素，实质上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打击富农及资本主义势力，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一次阶级斗争。
但是，以富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要进行反击并且找到了党内的“好朋友”、挂帅人物，那就是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山西省委寄来了正式报告后，华北局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认为有必要请示分管日常工作的刘少奇。
在薄一波等人汇报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后，刘少奇说，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他认为，农村两极分化不可怕，还要继续向两极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再组织贫农向富农斗争，待有了机器再实行集体化，目前应当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的意见是错误的。
他认为山西省委的建议是一种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正在进行的经济恢复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极为不利，必须引起重视。
因此，从5月到7月近两个月时间，他在多种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阐明，现在是搞新民主主义，将来才能搞社会主义；必须先搞工业化，然后才能搞农业集体化等道理。**
7月5日，刘少奇在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授课，为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他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马列学院的学员，并写了批评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语，即“山西批语”。”
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进行了反击，批判山西省委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实质上是为富农资本主义势力站台，阻碍限制社会主义因素发展，放任自流（刘语）资本主义发展，以巩固新民主主义为名，推行资本主义道路之实，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了犯了糊涂的”党中央革命派明确支持山西省委和革命人民的实践创造，反对刘少奇为代表的巩固论，与其针锋相对。
“不久，陈伯达奉命到华北局刘澜涛的办公室，向华北局的负责人和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对于共同纲领中“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教员认为，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现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
对于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设想通过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教员质问，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还要经过什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9月，由陈伯达主持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肯定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经由临时互助合作组到常年互助组；到以土地入股，实行土劳分红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也是把个体农业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过渡形式和具体道路，实际上也否定了允许私有经济在农村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政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革命派，支持地方革命群众的创造，在农村政策方面捍卫了革命路线，并胜利的确定了农村的过渡路线，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阻止了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的企图。
**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革命派的胜利是这次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的胜利。社会主义因素得到发展，贫下中农为代表的农村劳动人民力量加强，富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得到打击。**
土改后农村问题的路线斗争影响深远，它不仅仅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一些规律。
从农业中革命路线的巩固和农村确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激烈的党内路线斗争，党内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党内革命路线的胜利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也只有通过这种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在经济和政治上战胜资产阶级，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渡的直接动力就是阶级斗争，阶级力量对比决定着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会铺平共产主义因素发展的道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限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残余和再生产条件，从而反过来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先锋队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山西农村发展问题的阶级斗争中，党中央革命派支持发扬革命人民的实践创造，引领革命人民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冲锋陷阵，领导人民正确斗争从而使阶级斗争胜利。同时，此次事件中各阶级都推出了自己的挂帅人物和司令部，毛泽东同志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刘少奇则为富农资本主义势力站台。
限于篇幅和认识限制，本文只分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农业领域的路线斗争，但是在更广泛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围绕社资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如：新税制改革风波、胡风反党集团事件、批判武训传等。这些事件也或多或少的反应了上文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和其他规律。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毕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体现出来在实践中被人们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虽然取得了党内路线斗争的胜利，并成功地是中国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他们毕竟无法在此时深刻的认识到，这场斗争是一场更大斗争的序幕，他们也立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级阶级斗争。新的风暴在等待着他们，而也只有在这新的风暴中才能寻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