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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正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产阶级的英雄无一不是从群众中锤炼出来的，不论是杨文翰还是粟裕，尽管最终因为革命路线的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作为无产阶级英雄的色彩，而中修所大肆宣扬的“英雄”，无外乎两点，一是宣扬民族仇恨亦或者说明自己政权的正当性，二是高高抬起英雄史观，以忽悠麻痹广大无产阶级，转移发生于当下每时每刻的阶级斗争。
2. 本文从几位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事例出发，分析了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并有力抨击揭露了当下“特色”虚情假意纪念革命英雄，实则一是维护自身稳定性二是传播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 正如文中所说，无产阶级的英雄是与广大人民分割不开的，其来自与人民，能发挥的最大价值也正是组织和发动更广大的群众， 个人的优秀品质和卓越能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说到革命的“英雄”与“烈士”们，不论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还是披着红皮的走资派中修，都会主动去宣传和敬仰他们，但显而易见的是，两方在这些作为的本质与目的上其实是截然相反的，只是为掩盖自己反动统治而披着红皮的走资派们怎么可能会真心去主动歌颂革命的“英雄”呢？这种居心叵测的表面功夫当然不是无懈可击的，想要戳破中修的阴谋诡计，还得从“英雄”本身说起。
对于“英雄”的定义，马列毛主义者从不否认英雄作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反动统治阶级有他们反动的杰出“英雄”，但他们起到的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革命者们也有革命的杰出英雄，对历史起到的是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革不革命的“英雄”定义尚且如此，而对于已经为革命起到显著作用的革命英雄们所做的贡献，自然也会有大小多少之分，但总的来说往往都还是有推动的作用，如果起的是阻碍作用那也就算不得“英雄”了，我们往往称之为叛徒。
因此，对于革命的英雄以及烈士来说，我们必然是要讲清楚他们对于革命的价值的，而别有用心的中修官方却是对此避而不谈的，这便是他们对革命者最大的侮辱，表面上“致敬先烈”，实际上却把为革命而死的革命烈士们、为革命而生的革命英雄们最崇高的个人价值实现抛在一旁，也完全不可能客观的阐述评价出他们所做出的贡献，中修如此这般的恶行又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憎恶？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实例来彻底揭穿中修“红皮”宣传之一的真面目。
我们要引用的是红军土地革命时期的几段事例，在红军战略转移后留在浙闽赣苏区打游击的部队们，他们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遗孤，在此时失去联络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是可以这么比喻的，他们在艰难的斗争中顽强生存，最后不少人成了烈士，比如寻淮舟、方志敏、胡天桃烈士等，活下来的就成了幸存的英雄，而我们能从红十军团分散打游击后得到什么启示呢？
首先，要说的是赣东北游击大队中杨文翰烈士的事例，杨文翰在军事上有过人的天赋，可以说是打游击的天才，谋划行动谨慎细致，优秀的执行了“游”与“击”的战略，甚至打出了名声，从杨文翰领导游击队的实际行动中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出色的决策，至少在军事上是无可挑剔的，但为什么最后自全盛时期500人后，却还是陷入了人越打越少的地步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杨文翰的游击战没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最后导致先是没有发动好群众积蓄力量，后又无力继续发起有组织的进攻，陷入了纯粹的军事斗争，这点也确实和之后的格瓦拉很像。最后杨文翰辗转游击了四年多，却始终还是无法立足，逐渐陷入流寇主义，直到白白地英勇牺牲，成了烈士，如此这样背离革命游击战的精髓，最后自然是难以成功的。
但不论是杨文翰还是格瓦拉，即使失败了他们也仍是革命烈士，因为他们不但始终保持着强烈的革命精神，还在另一方面还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比如在这里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放弃根本路线的后果，如果把这些最关键的“教训”给淡化和忘记了，那才是真正的让他们“白白牺牲”了！
当然在实际的游击中也有正面教材的成功经验，比如在当时同样是处于一样条件下的粟裕将军，他当然是一个革命英雄，也是从500人的游击队从头干起，但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关键在于他率领游击队打游击时的策略始终是清晰明了的，据《粟裕战争回忆录》录中的回忆，可以从中引用三点具体决策：
一是游击队组织内部的学习与成长。在几次反围剿斗争后，对于已经成为正规兵团且长于野战的红军部队，要重新开始打游击肯定是要难以适应的，大部分干部甚至都不愿意分散行动，由此我们便可见粟裕所处条件之困难。而他对此便做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决策，就是循序渐进的适应学习，从少到多的增加领头干部分散行动的时间，从三天、五天、十天再到半个月，于是干部们就逐渐学会单独活动了。所以说在此给我们的一个道理就是，在正确的策略支持下，不会的东西可以学，劣势的方面也可以发展为优势的方面。
第二点就是群众路线，一句话说明白了就是要依靠群众与做群众工作。从粟裕所遇到的实际情况来看，群众大多都是被反动政府所蒙骗的，对红军的态度大多是望而生畏或敬而远之的，所以粟裕的主要决策目的就是想方设法为群众说明红军的真实情况。同样也是循序渐进，依靠巧妙的宣传，派遣侦查员从少到多与接触群众做宣传，一传十、十传百，自然而然的就将群众与游击队团结了起来，还学习到了许多因地制宜的开展工作新经验。在这点上便很好的与杨文翰烈士的反面教材做了呼应，如果是纯粹的军事斗争，这些精细的群众工作就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因此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就像是鱼和水、草和根一样，没有了这样的联系革命工作是难以进行的。
于是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下就又有了第三点的策略，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辗转游击。在天灾人祸的反动统治下是不会缺乏革命条件的，游击队在给了处于农村的阶级敌人（即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武装）沉重打击后，广大受压迫的群众就有了充足的热情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于是乎在正确的路线指导下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便产生了。
综上所述，作为革命烈士的杨文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反面教材，作为革命英雄的粟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成功经验，他们对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是一致的，两者共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路线正确了，没有人也会有人，没有枪也会有枪;反之，路线不正确，人就会越来越少，以至于重蹈覆辙。
因此，在革命各种各样的实践成败中，都不可避免的会体现出最根本的路线问题，而正确的路线不是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掘出来，就是在艰辛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但是这样的具体探索也不是没有代价的，成长的过程中是不可能不跌跟头的，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之后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所导致的失败中，探索出来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也巩固了最根本的党的领导。所以说关键不在于跌跟头本身，有些不得不跌的跟头是有利于我们的进步与发展的，关键是在于不跌无意义的跟头与重蹈覆辙，而无意义的跟头跌多了是要落入悬崖的。
比如放在本次所引用的事例中，杨文翰烈士的失败就是在于没有及时适应矛盾的新阶段，这当然也在于他长时间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不能及时跟进新路线的原因，所以也从反面为我们说明了组织的关键作用。而与之类似的根本问题便是中修走资派所最忌讳的问题，因此，他们连普通英烈的路线问题都不敢擅易说明，就更不用说其余的如陈独秀、瞿秋白的机会主义，乃至刘少奇等走资派头子的实际恶行了。
而对于这些革命先烈来说，当代中修的特色宣传实际上就是对他们最恶劣的一种污蔑，总的说来就是要把集体的革命英雄主义矮化为个人英雄主义，并把正确的组织路线淡化开来。具体来说就是对于牺牲的烈士，他们会故意淡化他们反面教材的作用，不提他们失败的原因，只会宣传其个人英雄主义的牺牲精神；而对于成功的革命英雄来说，他们也会故意淡化他们的成功原因以及对组织路线的正确认识，并夸大他们的个人能力，以至达到宣传个人英雄主义的地步。
但是这样的谎言其实是很容易破解的，如果说这些英雄烈士的个人能力都是如此强大，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失败的甚至是白白牺牲的事例呢？比如说杨文翰就失败了而粟裕就成功了，而关键就是在于组织路线的问题，错误的路线是必将导向个人英雄主义并最终成为机会主义的。
我们要的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杰出的革命者是离不开革命的组织也更离不开人民的。更是因为不管是革命者的个人素养还是严密纪律都是由组织而产生的，而且是在正确的路线产生的。没有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战斗水平可以逐步学习，但要是没有正确的路线与组织领导，即使是游击的天才也要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