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908年9月11日〔24日〕）
把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名字同他显然不理解、显然避开的革命联系在一起，初看起来，会觉得奇怪和勉强。分明不能正确反映现象的东西，怎么能叫作镜子呢？然而我国的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直接进行革命、参加革命的群众当中，各社会阶层的许多人也显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避开了事变进程向他们提出的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俄国的合法报刊登满了祝贺托尔斯泰80寿辰的文章、书信和简讯，可是很少注意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角度去分析他的作品。所有这些报刊都充满了伪善，简直令人作呕。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两种伪善。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露骨的伪善，他们昨天还奉命攻击列·托尔斯泰，今天却奉命在托尔斯泰身上寻找爱国主义，力求在欧洲面前遵守礼节。这班无耻文人写了文章有赏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们欺骗不了任何人。自由派的伪善则巧妙得多，因而也有害得多、危险得多。请听《言语报》的那些立宪民主党的巴拉莱金之流吧。他们对托尔斯泰的同情是最充分和最热烈的了。其实，有关这位“伟大的寻神派”的那种装腔作势的言论和冠冕堂皇的空谈不过是十足的虚伪，因为俄国的自由派既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上帝，也不赞成托尔斯泰对现行制度的批判。他们攀附这个极有声望的名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是为了扮演全国反对派领袖的角色。他们极力用吵吵嚷嚷的空谈来淹没人们要求对下列问题作直截了当答复的呼声：“托尔斯泰主义”的显著矛盾是由什么造成的，这些矛盾表现了我国革命中的哪些缺陷和弱点？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拍着胸脯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身；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饼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疯狂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你又贫穷，你又富饶，
你又强大，你又衰弱，
——俄罗斯母亲！
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最后30多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正在异常迅速地遭到破坏。对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矛盾条件的镜子。一方面，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清扫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愿望象一根红线贯穿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历史步骤，而且毫无疑问，托尔斯泰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其说符合于抽象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这有时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观点“体系”），不如说更符合于农民的这种愿望。
另一方面，追求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农民，是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下列问题的：这种社会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才能给自己争得自由，在这个斗争中他们能有什么样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农民革命的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要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农民过去的全部生活教会他们憎恨老爷和官吏，但是没有教会而且也不可能教会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国革命中，有一小部分农民是真正进行过斗争的，并且也为了这个目的多少组织起来了；有极小一部分人曾经拿起武器来打击自己的敌人，消灭沙皇的奴仆和地主的庇护者。大部分农民则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这真是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这种事情的，象托尔斯泰那样不问政治，象托尔斯泰那样逃避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不理解，结果只有少数农民跟着觉悟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走，大多数农民则成了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俘虏，而这些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从劳动派的集会中出来跑到斯托雷平的前厅哀告央求，讨价还价，促使讲和，答应调解，最后还是被士兵的皮靴踢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我国农民起义的弱点和缺陷的一面镜子，是宗法式农村的软弱和“善于经营的农夫”迟钝胆小的反映。
就拿1905—1906年的士兵起义来说吧。我国革命中的这些战士的社会成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兼而有之。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军队中的运动，丝毫没有表现出象那些只要一挥手就马上会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无产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和党性觉悟。另一方面，认为士兵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军官的领导，这种见解是再错误没有了。相反，从民意党[118]时期以来，革命的巨大进步正好表现在：拿起武器来反对上司的，是那些以自己的独立精神使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军官丧魂落魄的“灰色畜生”[119]。士兵对农民的事情非常同情；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发亮。军队中的权力不止一次落到了士兵群众的手里，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坚决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不定；过了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在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之后，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放了，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让人枪毙，躺下让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素养、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种不成熟性。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对邪恶不抵抗；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常言道：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当然，把革命阶级比作军队，只有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和加强那些推动千百万农民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这些农民由于仇恨地主－农奴主和他们的政府而团结起来了。就是在农民中间，交换的增长、市场统治和货币权力的加强，也正在一步一步排除宗法式的旧东西和宗法式的托尔斯泰思想。但是，最初几年的革命和最初几次群众革命斗争的失败，毫无疑问得到了一种收获，即群众以前那种软弱性和散漫性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分界线更加清楚了。各阶级、各政党彼此划清了界限。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在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渝的鼓动下，不仅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中，甚至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也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愈来愈好、能够愈来愈少重犯我国托尔斯泰主义历史罪过的战士！
载于1908年9月11日（24日）《无产者报》第3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206—213页
注释：
[118]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13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187。
[119]指穿灰色军服的沙俄士兵。——187。
学生运动和目前政治形势（节选）
（1908年10月3日〔16日〕）
仅仅宣布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翻来复去地讲革命教训中“最大的教训”，那是不够的。为了进行政治发动，必须善于 进行鼓动，利用 一切机会、一切条件，首先是、主要是利用 某些先进分子同专制制度的任何大规模的冲突来进行鼓动。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必须预先把任何学生运动都分为一些必经的“阶段”，必须严密注视每一阶段的精确的进程，害怕“不适时地”转向政治等等。这种观点是最有害的学究气，而且只能导致机会主义的政策。但是，相反的错误，即由于错误地把口号理解为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愿理会当前群众运动中事实上已经形成的情况和条件，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样运用口号不可避免地会堕落为革命的空谈。
学院运动可能会降低政治运动，分散政治运动或者使人们离开政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大学生小组当然必须集中自己的鼓动工作来反对这种运动。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当前的客观政治条件是另外一种：学院运动标志着多少已经习惯于狭隘自治权的新的“一代”青年学生的运动的开始 ，而且这个运动是在目前没有其他群众斗争形式的情况下，即在广大群众继续默不作声地、聚精会神地、慢慢地消化 三年革命经验的沉寂时期开始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如果表示“反对学院式的发动”，那就大错特错了。不，属于我们党的大学生小组应当尽一切努力去支持、利用和扩大这个运动。正如社会民主党对原始的运动形式的每一次支持一样，现在的支持也应当首先并且主要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去影响那些被冲突所激动并且往往是在这种形式下经历第一次 政治冲突的更广大的阶层。这是因为最近两年进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几乎是完全过着脱离政治的生活，受着狭隘的学院自治主义精神的熏陶，不仅受着官方教授和政府报刊的教育，而且受着自由派教授和整个立宪民主党的教育。对这些青年来说，广泛的罢课运动（如果这些青年能够造成广泛的罢课运动的话！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但是担保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运动会成功当然不是我们社会党人的事情）就是政治冲突的开始，而不管参加斗争的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任务是对“学院的”抗议者群众说明这一冲突的客观意义，竭力使这一冲突成为自觉的 政治运动，十倍地加强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小组的鼓动，并且利用整个 鼓动，使人们领会从三年历史中得出的革命结论，使人们懂得新的革命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使我们那些仍然完全合乎潮流的老口号，即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重新成为讨论的对象，成为在政治上集中新一代民主派的试金石。
社会民主党大学生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权利拒绝这一工作，不管这一工作在目前是多么困难，不管某些鼓动员在某个大学里、在某个同乡会里、在某个集会上……遭到多么大的挫折，我们还是要说：你们叩门，门就会开！政治鼓动工作是决不会白做的。衡量政治鼓动工作的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我们能不能马上获得多数或者使人们同意进行配合性的政治发动。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对暂时的挫折惶惑不安，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会顽强地、勇往直前地、坚忍不拔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
我们在下面发表了圣彼得堡大学生联合委员会的宣言，这个宜言表明，就连最积极的大学生也固执地抱着纯粹的学院主义不放，还在同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唱一个调子。而且这样的事情正是发生在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的报刊以最卑鄙的态度对待罢课，在斗争最激烈时出来论证罢课有害、罢课是犯罪等等的时候。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必须给联合委员会以反击，这是我们不能不欢迎的（见《党的生活》栏）。[124]
显然，为了把现今的大学生从“学士”变为“政治家”，靠施瓦尔茨的皮鞭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日益增多的黑帮军曹的蝎子鞭[125]，才能使新的干部受到充分的革命教育。对于这些受过斯托雷平的全部政策的训练、受过反革命的每一个步骤的训练的干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专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新的冲突的客观必然性，而专制制度又是和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勾结在一起的。
是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因为拉着俄国向后转的黑帮反革命不仅锻炼着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新战士，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激起非无产阶级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的运动（这当然不应当了解为一切反对派 都参加斗争，而应当了解为真正的民主派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能够进行斗争的分子广泛地参加斗争）。1908年俄国大学生的群众斗争的开始是一个政治上的征兆，是反革命所造成的整个目前形势的征兆。青年学生同中下层资产阶级、小官吏、某些农民和僧侣等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在1908年的春天有人企图恢复“解放社”，即比立宪民主党人的、半地主的、彼得·司徒卢威所代表的旧的“解放社”要左一些的“解放社”［注：见本卷第43—47页。——编者注］；既然俄国最接近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在秋天开始闹起风潮；既然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比过去凶狠十倍地重新向学校里的革命狂吠；既然卑鄙龌龊的自由派教授和立宪民主党领袖因不合时宜的、危险的、毁灭性的罢课不合可爱的十月党人的心意，能够“推开”十月党人，“推开”握有统治权的十月党人而呻吟和哭泣；这就是说，火药桶里正在增加新的火药！这就是说，对反动的反响已经不只是 在大学生中开始了。
尽管这个开端还很微弱还在萌芽之中，但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须利用它而且也正在利用它。我们能够在革命前工作几年、几十年，把革命口号首先在小组内提出，然后在工人群众中，然后在街头，然后在街垒上提出。我们现在也 应当能把那些是当前任务的事情首先安排妥当，否则关于配合性的政治发动的议论就会变成空话。这些事情就是：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组织，为自己的革命口号普遍地在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 。我们的各个大学小组也应当在自己的大学生中间着手建立这种组织，应当在当前运动的基础上着手进行这种鼓动。
无产阶级是不会坐着等待的。他们往往在聚餐会上、在合法的团体中、在大学里面、在代表机关的讲坛上把发言的优先权让给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它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在严肃的、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中让出优先权。促使这个斗争爆发的全部条件是不会象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和那样容易地成熟起来的，但是这些条件正在成熟，而且一定会成熟起来。小规模的学院式冲突的小开端也就是大开端，因为紧随着它而来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将是大规模的继续。
好战的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反军国主义的策略（节选）
（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社会党人肯定地认为军国主义同资本主义根本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这一点没有分歧。但是，承认这种联系并不等于具体规定了社会党人的反军国主义策略 ，并不等于解决了怎样反对军国主义的重负、怎样阻止战争这些实际问题。因此，在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上，社会党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可以异常明显地看出来。
福尔马尔一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极端。他们说，既然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既然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旅伴，那就用不着进行什么专门的反军国主义的活动。福尔马尔在埃森党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说的。关于一旦宣战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以倍倍尔和福尔马尔为首的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免遭侵犯，必须参加“防御”战。福尔马尔由于抱有这种见解，竟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声称：“对人类的高度的爱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个好的德国人”；而社会民主党议员诺斯克则在帝国国会扬言：一旦发生反对德国的战争，“社会民主党人决不会落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后面，他们也会扛起枪来的”。诺斯克只要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声明：“我们希望德国尽量加紧军备”。
人数不多的爱尔威派则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因此所有战争都是对资本家有利的，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反对每一次战争。无产阶级应该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任何宣战。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主要应当集中在这个方面。因此，爱尔威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的决议草案：“……代表大会建议用罢战和起义来回答任何宣战 ，不管它来自哪方面 。”
这就是西欧社会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极端的”立场。“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种立场反映出至今还危害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活动的两种弊病，即机会主义的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
现在先就爱国主义谈几点意见。“无产者没有祖国”，——《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是这样说的。福尔马尔和诺斯克这伙人的主张 “顶撞了”国际 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论点，——这也是确实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爱尔威和爱尔威派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生活在什么样的祖国都无所谓，生活在君主制的德国、共和制的法国或专制的土耳其都一样。祖国这个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最强有力的因素；福尔马尔给无产阶级规定的什么“真正德国人”对“祖国”的态度固然不对，但是爱尔威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这种重要的因素不可原谅地采取不加分析的态度，也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不能对自己进行斗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环境采取无所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因而，对本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无产阶级之所以 关心国家的命运，仅仅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由于什么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屑为之一谈的“爱国主义”。
另外一个问题，即对军国主义和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一眼就可以看出，爱尔威不可原谅地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忘记了战争同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无产阶级如果采用爱尔威派的策略，就注定会使自己的工作徒劳无益，因为把一切战斗准备（这里说的是起义）都用来同结果（战争）作斗争，却让原因（资本主义）继续存在。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迷信一切“直接行动”的神奇力量，把这种“直接行动”从整个社会政治局势中抽出来，对这种局势又不加任何分析；总而言之，显然是“任意机械地理解社会现象”（卡·李卜克内西语）。
……
专门的反军国主义活动不但特别必要，而且在实践上是适当的、有效的。因此，如果福尔马尔反对进行这种活动，认为德国的警察条件不允许进行这种活动，认为这样做会使党组织有被破坏的危险，那就是对某个国家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了。这是事实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在这一点上饶勒斯说得很对：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青年时代，在施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岁月，经受住了俾斯麦伯爵的铁腕，那么现在，在它已经空前地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时候，就更可以不怕现时执政者的迫害了。而福尔马尔的严重错误是他抓住专门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在原则上是不适当的那些论据不放。
福尔马尔和他的同道者坚持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参加防御战，这种看法也是机会主义的。考茨基的出色的批评把这种观点驳得体无完肤。考茨基指出，要弄清某次战争是由防御的目的还是由进攻的目的引起的，有时，特别是在爱国主义极其狂热的时候，是完全不可能的（考茨基举了一个例子：在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究竟是进攻还是防御？）。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打算根据这个标志来确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他们就要被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弄得晕头转向。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可能处于要求发动进攻战的地位。
…………
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对“爱国主义”的看法也是一样），唯一可能的出发点，不是战争的防御性和进攻性，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或者说得更清楚些，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探讨和决定社会民主党对国际关系中的这种或那种现象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节选）
（1908年10月16日〔29日〕）
所有欧洲大国（目前吃得最“饱”的奥地利除外）的自由派报刊，现在都在责备本国 政府维护本 民族利益不够。每个国家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描写成最无能的，最不会“利用”时机的，受别人欺骗的，等等。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所推行的也正是这样的政策，他们早就说过奥地利的胜利使他们感到“羡慕”（米留可夫先生的原话）。自由派资产者的这种政策，特别是我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完全是最丑恶的伪善行为，是对进步和自由的真正利益的最卑鄙的叛卖。这是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故意不谈反动政府的阴谋，从而模糊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第二，它推动每个国家走上所谓积极外交政策的道路，即赞同列强进行殖民掠夺和干涉巴尔干半岛事务（这种干涉从来就是反动的）；第三，这个政策直接为反动派效劳，因为它使人民只去关心：“我们”能得到多少，“我们”在分赃的时候能分得多少，“我们”能占多少便宜。目前，各国反动政府最需要的，正是引用“舆论”来支持自己的掠夺行为或取得“赔偿”等等的要求。它们会说，你们看，我国的报刊都在责备我过于大公无私，对本民族利益捍卫得不够，责备我太容易让步，并且用战争来威胁我，可见，我的要求是最“低的”和最“公平的”，是完全应当得到满足的！
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和欧洲自由派资产者的政策一样，就是讨好反动政府，维护殖民侵略、掠夺和对他国事务的干涉。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之所以特别有害，是因为这种政策是打着“反对派”的幌子推行的，因而能迷惑许许多多的人，使那些不信赖俄国政府的人信赖政府，使群众的意识受到毒害。所以，我们的杜马代表和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必须注意，不通过杜马讲坛 、传单和会议来说明专制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虚伪的反对派立场之间的种种联系 ，社会民主党人就巴尔干事变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不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对外政策和沙皇政策的实质是一样的 ，就不可能向人民说明沙皇政策的全部危害性和反动性。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的高谈阔论、矫揉造作、吞吞吐吐、拐弯抹角的伎俩，就不可能揭露对外政策中的沙文主义和黑帮路线。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摘选）
（1909年1月7日〔20日〕）
车子陷在沟里。马已经卸下来了。赶车的骑在护栏上，把帽子歪戴在一边，“庆贺”自己的“完全一致”。这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一幅图画。这就是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召回主义的总结，它召回少数知识分子，使他们放弃艰苦的、顽强的、然而是唯一严肃和有成效的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而去空洞地叫喊。
走上大路
（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
过去的一年，是瓦解的一年，是思想上政治上混乱的一年，是党路途艰难的一年。所有党组织的党员人数都减少了，有些组织，即无产者人数最少的组织，甚至瓦解了。在革命中建立的半公开的党的机关，相继垮台了。甚至党内有些受了瓦解影响的人竟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要不要保留原来的社会民主党，要不要继续它的事业，要不要再转入地下和怎样转法。极右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无论如何要合法化，为此甚至不惜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取消派）。当时的危机，无疑不仅是组织上的危机，而且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危机。
不久以前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把我们的党引上了大路，这次代表会议显然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党中央出版的特别《公报》刊载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定；这些决定已经中央批准，所以在召开下次代表大会以前，是全党必须遵循的决定。这些决定，对危机的根源和意义问题，以及摆脱危机的方法问题，都给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我们的党组织只要本着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进行工作，尽力使党的一切工作人员清楚地全面地了解党的当前任务，就能够巩固和团结自己的力量，来协调一致地和生动活泼地进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组织问题决议的引言指出了党内危机的基本原因。这个基本原因就在于工人政党要清洗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参加工人运动主要是希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快成功，而在反动时期则不能坚持下去。这种不坚定性无论在理论方面（“背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见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在策略方面（“削弱口号”），在党的组织政策方面，都表现出来了，有觉悟的工人对这种不坚定性进行了抨击，坚决反对取消派，开始掌握党组织的工作和对党组织的领导。如果说党内这个基本核心未能立刻克服混乱和危机的因素，那么这不仅是因为在反革命胜利的条件下任务很艰巨，而且是因为那些具有革命精神但是社会主义觉悟不够高的工人对党有些冷淡。所以代表会议的决定，即社会民主党关于消除混乱和动摇的办法的确定意见，首先是向俄国觉悟工人说的。
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前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沙皇政府的新政策；指出我党现在仍然给自己提出的最近斗争目标；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正确性这个问题上估计革命的教训；弄清党内危机的原因和指出党内无产阶级分子在消除这种危机中的作用；解决关于秘密组织和合法组织的相互关系问题；承认利用杜马讲坛的必要性，给我们的杜马党团制定正确的指示，同时直接批评它的错误；——这就是代表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这些决定，对工人阶级政党在目前艰苦时期如何选择坚定的道路问题，作了完满的答复。现在，我们来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答复。
现在各阶级在政治组合上的相互关系，仍旧和过去群众进行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一样。大多数农民不能不争取实行一场将会消灭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的土地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就非推翻沙皇政权不可。反动势力的胜利，使得那些不能牢固地组织起来的农民民主派分子遭受了特别沉重的压迫，但是，尽管有这种压迫，尽管有黑帮杜马，尽管劳动派极不坚定，农民群众的革命性甚至从第三届杜马的辩论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无产阶级对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要领导民主派农民，使他们摆脱自由派资产者即立宪民主党人的影响，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直在接近十月党人，虽然他们之间有小小的个别争吵，并且在最近还企图创立民族自由主义，通过沙文主义的宣传来支持沙皇制度和反动势力。决议说，现在进行的斗争仍旧是为了彻底消灭君主制度并由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夺取政权。
专制制度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整个民主派的主要敌人。但是，如果认为专制制度还和以前一样，那是错误的。斯托雷平的“宪制”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是旧的半宗法制的、半农奴制的沙皇制度解体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是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高加索的代表174不是想完全取消这种对于时局的估计，就是想用“财阀的”一词来代替“资产阶级的”一词，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专制制度早已成为财阀的专制制度了，但是只是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受了革命的种种打击以后，它才开始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按其土地政策和在全国范围内与某些资产阶级阶层结成的公开的有组织的联盟来讲）。专制制度早就在扶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早就用金钱为自己打通了进入“上层”的门径，对立法和管理施加了影响，取得了同显赫的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是，当前局势的特点在于：专制制度不得不为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建立代表机关，不得不在这些阶层与农奴主之间保持平衡，在杜马中组织这些阶层的联盟，不得不抛弃对农民宗法思想的一切希望，而在使村社破产的富人中找寻支柱来反对农村的群众。
专制制度虽然用所谓的立宪机关来装饰门面，但是沙皇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和古契柯夫之流实行联合，而且仅仅同他们实行联合，因此事实上专制制度的阶级实质空前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专制制度企图由自己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客观上必须完成的任务：建立真正管理资产阶级社会事务的人民代表机关，清扫农村的中世纪的、错综复杂的、陈陈相因的土地关系；但是，专制制度的新步骤的实际效果至今还等于零，这不过是更清楚地说明，必须用别的力量和别的办法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千百万群众一向认为，专制制度是同任何人民代表机关相对立的；现在的斗争目标缩小了，斗争任务更具体了，就是为夺取能够决定代表机关本身的性质和作用的国家政权而奋斗。因此，第三届杜马在旧的沙皇制度解体的过程中，在它的冒险行为加强的过程中，在旧的革命任务加深的过程中，在为这些任务而斗争的范围（以及参加斗争的人数）扩大的过程中，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这个阶段一定会消逝；目前新的条件要求有新的斗争形式；利用杜马的讲坛是绝对必要的；长期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秘密组织同合法组织的结合向党提出了一些特殊的任务；普及和解释被自由派和取消派知识分子弄得声誉扫地的革命的经验，无论是为了理论的目的或是实践的目的，都是必要的。但是，党所制定的必须估计到在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方面的新情况的策略路线，现在仍旧没有改变。代表会议的一个决议说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正确性，已由1905—1907年的群众斗争的经验所证明。革命在第一个战役中最后遭到失败并不表明，任务提得不正确，最近目标是“空想”，手段和方法是错误的；而是表明，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好，革命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不过，斯托雷平及其同伙正在以非常值得称赞的热情来加深和扩大革命的危机呢！就让自由派和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在争取自由的真正群众性的第一次战斗之后灰心丧气吧，让他们怯懦地反复说，挨过打的地方就不要再去，不要再走这条倒霉的道路吧。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回答他们说，历史上的伟大战争和革命的伟大任务都是这样进行的：先进阶级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冲击，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后去争取胜利。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俄国的革命阶级虽然在第一个战役中遭到失败，但是革命形势仍然存在。革命危机正在通过新的形式和其他道路再行到来，重新成熟，但有时比我们希望的要迟缓得多。我们应当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使更广大的群众去迎接革命危机，并且要更加认真地进行这种准备工作，要估计到更高的和更具体的任务；这种工作做得愈好，就愈有把握在新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引以自豪的，就是1905年在它的领导之下，奴隶的民族第一次变成了进攻沙皇制度的千百万人的军队，变成了革命的队伍。俄国无产阶级现在同样能够坚定地、顽强地、耐心地进行教育和准备工作，以培养更强大的革命力量的新干部。
我们已经指出，利用杜马讲坛是这种教育和准备工作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代表会议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给我们党指出了一条最接近于（如果在历史上找个例子的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常法时期的经验的道路。秘密的党应当会利用，应当学会利用合法的杜马党团，应当把这个党团培养成为能够完成自己任务的党组织。如果提出召回党团的问题（代表会议上有两个“召回派”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或者不直接地公开地批评杜马党团的错误，不把这些错误列在决议上（在代表会议上，有些代表曾经力图这样做），那是最错误的策略，是逃避在当前条件下必须坚定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的最可悲的行为。决议完全承认，杜马党团有一些错误不能完全由党团单独负责，这些错误完全象我们一切党组织的一些错误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另一种错误，这就是离开了党的政治路线。既然产生了离开政治路线的现象，既然代表全党公开发表意见的组织犯了这样的错误，那么，党就应该明确地说，这是一种偏差。在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有过议会党团同党的关系不正常的事例；在罗马语国家，直到现在，党团对党的态度往往还是不正常的，党团的党性还很不够。我们应当立即用另外的办法来安排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应当立即在这方面和谐一致地进行工作，一方面使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杜马代表都确实感觉到，党在支持他们，在为他们犯的错误而痛心，在设法使他们走上正路，另一方面使每个党的工作人员都来参加党的整个杜马工作，学习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实事求是地批评杜马工作的步骤，感到自己有责任来帮助进行这个工作，尽力使带有特殊性的党团工作服从于党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
这次代表会议，是第一次有威信的、有党内各个最大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整个杜马会议期间的活动。代表会议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党将如何进行杜马的工作，党在这方面向自己和党团提出了什么严格的要求，打算如何坚定不移地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
关于对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有策略和组织两个方面。在组织方面，关于杜马党团的决议不过是再一次把代表会议关于组织问题指示的决议所规定的组织政策的一般原则运用于具体场合。代表会议确认，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有两个基本派别：一个派别是把重心移到秘密的党组织中，另一个派别（它多多少少同取消派相似）却把重心移到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问题在于目前有些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也有一部分是工人出身的工作人员脱离了党。取消派提出一个问题：是最积极的分子离开党而选择合法组织作为活动场所好，还是“动摇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脱离党好？不消说，代表会议坚决地驳斥了取消派，并且答复他们说，是后一种情况好。党内最纯洁的无产阶级分子，最坚持原则和最有社会民主党党性的知识分子，仍然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脱党也就等于清党，等于摆脱最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朋友，摆脱“同路人”（Ｍｉｔｌａｕｆｅｒ），这些人都是从小资产阶级或者从“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们，即脱离某一阶级轨道的人们中间来的，他们始终是暂时投靠无产阶级的。
从这种对党的组织原则的看法中，自然就会得出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政策的路线。巩固秘密的党组织，在一切工作部门建立党支部，首先“在每个工业企业”建立“纯粹党的、哪怕是人数不多的工人委员会”，把领导职能集中在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的手里，——这就是当前的任务。显然，这些支部和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利用一切半合法组织，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组织，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进行工作时注意使社会民主党对于群众的一切要求都有反应。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员会，都应当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就是说，一定要到群众所去的地方，要处处努力促使群众的意识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把每个局部的问题与无产阶级的总任务联系起来，把组织方面的每一个行动都变为加强阶级团结的行动，要靠自己的毅力、自己的思想影响（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头衔和官位）来争取在一切无产阶级的合法组织中起领导作用。虽然这些支部和委员会有时可能人数很少，可是在它们之间将会有党的传统和党的组织的联系，将会有明确的阶级纲领；这样，即使只有两三个社会民主党党员，也不会在没有定形的合法组织中随波逐流，而会在一切条件下，在任何局势下，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实行自己的党的路线，以全党的精神去影响环境，而不让环境把自己吞没。
可以解散某种群众组织，可以摧残合法的工会，可以在反革命统治之下通过警察的刁难来破坏工人的一切公开的活动，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已成为这样的国家）工人大批聚集的现象。工人阶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合法地或半合法地、公开地或隐蔽地，总会找到某些团结的据点，——无论何时何地，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将走在群众的前列，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将彼此团结起来，以党的精神去影响群众。社会民主党过去在公开的革命中已经证明，它是阶级的政党，能够领导千百万群众举行罢工，举行1905年的起义，参加1906—1907年的选举，而现在，它仍然是阶级的政党，群众的政党，仍然是一支先锋队，能够在最困难的时期也不脱离整个大军，能够帮助这支大军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重新团结起全军的队伍，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新战士。
让黑帮死硬派在杜马内和杜马外，在首都和边远的地方，欢呼号叫吧，让反动派肆意横行吧，可是，聪明绝顶的斯托雷平先生的每一步骤，都不能不使正在保持平衡的专制制度更接近垮台，使政治上的奇闻怪事层出不穷，使无产阶级队伍和农民群众革命分子队伍得到新生力量的补充。一个能够通过联系群众而得到巩固以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的党，一个能够组织本阶级先锋队的先进阶级的党，一个努力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影响无产阶级每一个现实表现的先进阶级的党，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载于1909年1月28日（2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54—365页
关于两封来信
（1908年11月13日〔26日〕）
我们在这一号《无产者报》上刊登了两封来信，一封是一个召回派工人写的，曾刊登在《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该报为这封信加了按语，表示编辑部不同意这些看法，发表这封信是供讨论的；另一封是彼得堡工人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写的，本报刚刚才收到。这两封信，我们都全文发表。我们很清楚，可能有些恶意的批评家会从这两封来信中抓住个别地方或词句，任意加以歪曲，由此作出与这两位在极不利的秘密条件下匆忙写信的人的原意相去甚远的结论。不过这样的批评家是不值得理睬的。凡是认真注意目前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现状的人，恐怕都会同意我们的看法，认为这两封信十分明显地说明了我国觉悟工人中的两个派别 。这两个派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的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显露出来。同时因为第三个派别，即公开露骨地或者暗中偷偷地埋葬党的孟什维主义派，在地方组织内几乎完全没有地位，所以说上述两种派别的斗争就成了我们党内众所瞩目的事件 。因此，对“两封来信”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
两位写信者都承认，我们党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政治上，都存在着危机。这是事实，隐瞒这种事实是愚蠢的。应当弄清楚产生危机的原因和克服危机的方法。
现在，先谈谈彼得堡人的来信。从他的整个来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认为产生危机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缺少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脱党以后，许多地方的组织就陷于瓦解，也无法把由于严酷的迫害和群众的冷漠和疲倦而人数大减的队伍集合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写信者认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过分着重“时局”，就是说，集中力量宣传迫切的革命策略问题，而没有集中力量宣传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工人成了革命者，成了民主主义者，可就是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所以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即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浪潮低落的时候，他们中间有很大一批人离开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这位彼得堡人在谈到这个看法的时候，尖锐地批评了“凭空”“发明”口号的做法，要求更严肃地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认为，写信者在反对一个极端的时候，有时走上另一个极端，但是整个说来，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决不能说，过去利用时局问题来“发动许多运动”是个“过失”。这是夸大的说法。意思是说只看到目前的 条件而忘记了过去的 条件，写信者实际上自己纠正了这一点，因为他也承认“在无产阶级直接发动的时候当然是例外”。现在，我们试以两次性质极其不同和时间相隔甚远的发动，即1905年秋抵制布里根杜马[146]和1907年初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为例来谈一谈。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有点朝气和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可以不 把注意力和鼓动工作主要集中在当前的口号上呢？在这两个时期，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民主党是否可以不 把党内斗争集中在决定群众的刻不容缓的行动的口号上呢？是参加布里根杜马还是搞垮这个杜马？在选举第二届杜马的时候，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还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只要把问题明确提出来，并且回想一下这一不久以前的情况，就不难作出回答。当时为这个或那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并不是由于党的“过失”，而是由于客观上必须迅速而一致地作出决定，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事先已协调一致的党，党内存在两种策略，两种思想派别，即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
同样也不应当把情况说成这样，好象宣传社会主义和在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当时做得很不够。这不是事实。就在1905年到1907年这个时期，在俄国传播了大量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理论书刊（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这些书刊还一定会 开花结果。我们不要丧失信心，不要使得群众也象我们一样没有耐心。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向根本不知道和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主义书刊的群众传播了这样 多的理论书刊，一下子是消化不了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刊不会不起作用。它播下了种子 。它正在成长。它一定会开花结果，不过可能不是在明天，也不是在后天，而要更晚一些，因为我们不能改变新危机成熟的客观条件，不过它一定会开花结果。
尽管如此，写信者的基本思想却含有一个深刻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成分和倾向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论是机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或革命民主主义的）成分和倾向之间不可避免地 要有某种交叉结合的情况。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农民”国家中，没有无产阶级某些阶层和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客观融合，就不可能 出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中，这时必然会发生分化，彼此划清界限，再一次划分出 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分子，清除 他们中间那些仅仅由于口号“鲜明”或者由于要和立宪民主党人共同争取“全权杜马”而“混进运动的人”（用德文说，就是Ｍｉｔｌａｕｆｅｒ）。
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了这种分化的过程。无论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的人数都减少了，这是事实！我们不要害怕承认这个事实。当然，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党的左翼已经避免了党的右翼所发生的那种土崩瓦解和意志消沉的局面。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在原则上不坚定，就不能不造成土崩瓦解的局面。事态最后必将实际 证明，哪一派会保持而且是怎样保持更大的组织上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忠诚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这个问题只能由实际生活来解决，而不能由议论、诺言、誓言来解决。混乱和动摇的情况依然存在，这种情况需要澄清。要澄清这种情况，就必须再来一次分化 。
现在举个小小的例子，也就是用“监狱居民”（按法院监察官的说法）的成分，换句话说，用那些因政治案件入狱、流放、罚做苦役和流亡国外的人的成分，来说明我们的看法。这个成分可以正确地反映昨天的实际情况。那些住在遥远的和不太远的地方的“政治家”，现在的特点就是政治观点和思想情绪五花八门，杂乱无章，对于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革命把非常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卷入了政治生活，常常使许多不相干的人、许多“一时的骑士”和许多新手浮现出来，因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完整的世界观，这完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在几个月的狂热中是建立不起完整的世界观的，而在我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革命者的平均“寿命”恐怕不过是几个月。因此，在被革命激发起来的新阶层、新集团、新革命者中间再一次发生分化，是完全必然的。这种分化现在正在进行。例如，许多孟什维克所干的埋葬社会民主党的勾当，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可敬的先生在埋葬自己 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我们完全用不着害怕这种分化。我们应当欢迎、促进这种分化。有些脆弱的人一定会到处叫嚷：又是斗争！又是内讧！又是论战！就让他们乱发怨言吧。我们的回答是：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无法形成的。在我们俄国，这样的党甚至在当前艰苦的时刻也在逐渐形成，而且一定会最后形成 。能达到这点的保证就是俄国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我们的影响，1905—1907年的第一个战役的革命趋势等。
为了促进这种新的分化，必须加强理论工作。俄国的“时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以及这个工作的深入和扩大，不决定于某些人的情绪，不决定于个别集团的热心，甚至不完全决定于那种使许多人不得不远离“实际”的外部警察条件，而决定于国内的整个客观情况。当群众消化直接革命斗争的无比丰富的新经验的时候，为捍卫革命世界观即革命马克思主义而进行理论斗争就会成为迫切的口号。因此，这位彼得堡人强调必须深入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必须研究新的问题，必须用一切办法鼓励和发展学习小组，这些小组可以从工人中间培养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领袖，——这是十分正确的。在这方面，党支部 （一提起这个字眼，唐恩之流就要大发羊癫风）的作用特别大，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职业革命家”也应当起新的良好作用。
但是，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完全正确的意见，另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却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他错误地从“重要问题”中勾销了研究三年来的革命经验、研究群众直接斗争的实际经验教训、总结革命的政治鼓动工作等等问题。也许这不过是写信者叙述时的疏漏，或是因为写得匆忙而产生的个别错误。在尽量广泛的工人面前研究这些问题，总结这些问题，要比官僚和自由派所津津乐道的斯托雷平俄国的“地方法庭”、“地方自治”和其他类似的“改革”问题重要得多。在黑帮杜马和黑帮专制制度条件下，这些“改革”必然是一场滑稽剧。
不过，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坚决反对“发明口号”，特别是反对“打倒杜马”或“打倒党团”的口号，这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他极其正确地针对这种“惊慌失措的现象”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以巩固社会民主党，巩固为机会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党的传统，保持工作的继承性，扩大并巩固这个 党和先前的 党（就让机会主义者《呼声报》的编辑们大发雷霆吧！）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看看莫斯科人的来信，并对这封信的中心思想即臭名昭著的“召回主义”进行批判。自从少数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关于召回主义的著名决议（见《无产者报》第31号）起，我们就在《无产者报》上不止一次地表示反对召回主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系统地论证召回主义的初次尝试，这也是代表莫斯科的少数布尔什维克的。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个论证吧。
这位召回派同志所根据的前提是正确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并没有被消灭”。但是，他从这个正确的前提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问道：“我们党应当去适应什么情况呢？去适应停滞年代还是去适应新的社会高潮？”错误就是从这里来的。从革命并没有被消灭这一点只能得出结论说，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必然到来。从这一点中既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高潮将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完全 照老样组合起来（重新组合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会超出我们和我们论敌的乐观估计）；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譬如经过一年 的停滞之后，不可能有“社会高潮”（应该说：革命高潮）。停滞时期已经一年多了，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停滞时期。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认：“很难断定，甚至不可能断定，将来 把……群众发动起来 的外在原因是什么。”不仅这样，写信者自己要求党“使我们的策略和组织来适应它〈革命，即革命高潮〉，而不是来适应我们目前不景气的政治时期”，并且建议根据不景气的时期、疯狂的警察迫害、各委员会不能同工人群众公开和直接往来的情况来改建组织。毫无疑问，在高潮到来的情况下，写信者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组织方案，不会将它提到首位的。就是说，实际上 他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提法，用自己的实践 纠正了自己的理论 。他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对理论前提阐述得不正确。从新高潮必然到来中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保存旧纲领和我们全部群众工作的旧革命口号，必须使党和群众系统地做好迎接新的革命战斗的准备。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高潮已经来到或尚未来到，应当“适应”高潮初起的时候或达到顶峰的时候。说新的革命高潮（在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小高潮之后）必然到来，这个论点无论在1897年，1901年或是1905年初，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在这三个时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做到了根据危机成熟的不同条件运用自己的策略。1897年我们拒绝了总罢工“计划”，认为这是空谈，我们做对了。1901年我们没有把起义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1905年1月9日以后，这个口号和群众性罢工都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正确地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完全不是想用这些话来说明，新的高潮一定（或者“大概”）也会来得这样缓慢。恰好相反，全部材料和欧洲革命的整个经验都使我们相信，速度会比1897—1905年快得无法比拟。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向 是在高潮的不同时机 把不同的口号提到首位，这始终是个事实。这位召回派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忘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经验。
其次，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谈到杜马党团的时候，首先提出一个前提：“杜马党团是党的自然顶峰，也可以说是党的外交代表。”这是不对的，写信者夸大了党团的意义和作用。写信者象孟什维克那样，过分地夸大党团的作用，难怪人们说，两极相通！孟什维克根据党团是党的 “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党适应于党团；召回派根据党团是党的“顶峰”这个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糟糕的“顶峰”对党有致命的危险。孟什维克和召回派的前提都是错误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甚至在最“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条件下，都不会同意把自己的议会党团看作党的“自然顶峰”，看作党的“外交代表”。这个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派代表参加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黑帮的代表机关不是为了办外交，而是为了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党的辅助工作，为了从特殊的讲坛上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人政党的议会党团甚至在“理想的”民主选举制度下，也总是带有某些一般的资产阶级选举的烙印，例如，它和党的整体比较起来，总是带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味”，因此我们永远也不把党团看作党的“顶峰”。党团不是总参谋部（如果除了写信者用的“外交”方面的比喻之外，也容许用“军事”方面的比喻的话），它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号兵，在有的场合更象一队侦察兵，或者说是某一辅助“兵种”的一个组织。
这位召回派同志把党团从辅助的党组织 变成了党的“顶峰”，是为了夸大 党团的意义，使我们派到资产阶级黑帮杜马中去的这支队伍的活动具有根本错误的性质。
但是，可能写信者已经不再坚持这种“顶峰”论了。他在自己文章的另一个地方说得很正确：“促使党参加选举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杜马讲坛能起宣传鼓动作用。”这是对的，而写信者对这个正确论点表示异议就显得特别不对头了，他写道：“但是，实际情况表明，第三届杜马中的鼓动毫无用处，第一，因为党团本身的成分有问题，第二，因为群众对于塔夫利达宫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
现在，我们先从后边来分析这个错误百出的论点。鼓动毫无用处，因为 群众对于杜马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这是什么意思？应当怎样理解？这样说，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必须“召回”的不是党团，而是“漠不关心”的“群众”！我们大家知道，在杜马中实行的是专制制度的政策，是黑帮地主和大资本家十月党人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是爱说漂亮话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对沙皇政府卑躬屈膝的政策。对“塔夫利达宫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也就是对专制制度、对专制制度的全部内外政策漠不关心！写信者按照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的精神发表议论了。“如果群众漠不关心，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漠不关心。”但是，我们是引导 群众走向社会主义 的党，而决不是每逢群众情绪转变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跟着瞎跑的党。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群众抱冷漠态度，或者陷于某种错误，热中于某种时髦思想（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布朗热主义[147]等等），但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不受任何群众情绪转变的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实行了不对头的政策，那可以而且应当批评他们不对头的政策，但是，说鼓动毫无用处，是因为 群众漠不关心，那就不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发表议论了。
“群众漠不关心”也许并不等于对沙皇政府的政策一概漠不关心吧？就是说，对于杜马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的群众，譬如对于讨论象街头游行示威、新的罢工、起义、革命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等等问题并不是漠不关心 吧？写信者的不幸就在于，看来他正是这样想的，可是不好 直截了当地说出这种十分明显的毫无意义的话。如果写信者确实能说明和证明，群众目前对一般的政治丝毫没有抱漠不关心的态度，相反，对更积极的政治形式非常关心，那么问题当然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度过的一年不是沉寂、消沉和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及工人组织瓦解的一年，而是群众显然很关心直接革命斗争形式的一年，那么我们会首先承认是自己错了。这是因为只有那些假装看不见马克思、拉萨尔、李卜克内西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工作经验的孟什维主义“议会迷”，才会不顾革命时期的条件，始终笼统地主张参加一切代表机关。象对待任何政治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体地 而不是抽象地对待是参加还是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要估计到整个 革命形势，而不能只凭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既然有代表机关，就应该当代表。”如果群众对政治非常关心，那就意味着危机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意味着一定的高潮已经出现，在这个高潮的力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群众的情绪必然会表现为群众的行动 。
关于这个问题，这位召回派同志自己也承认说：“它的〈党团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现在我们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为什么这位召回派同志认为，我们现在不仅无力改变政治制度，甚至 无力影响政治制度呢？显然是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所注意的只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行动，他认为现在 没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谈论这种行动是无聊的。但是，请看一看他同时怎样“颠倒是非”把针对召回主义的论据用来反对我们吧。
他写道：“要冲破 把代表与群众隔开的警察障碍，要使党团的发言更尖锐和更鲜明，总之，要把党团的工作同无产阶级的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也许工人才会承认党团有积极的方面；但是，由于它的活动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同政治制度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而现在我们还无力影响政治制度，所以必须抛弃关于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的任何幻想！……”
既然扩大和加强党团工作取决于“冲破警察障碍”，那为什么结论又说，“抛弃关于改进党团工作的幻想”，而不说，抛弃关于冲破警察障碍的幻想呢？？写信者的话显然不合逻辑，他的论断应当改成这样：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改进党的整个活动和党与群众的各种联系，这样一来，必然会冲破一切警察障碍，特别是会加强党和党团的联系，加强党对党团的影响。而写信者却正是要求我们 这些反召回派去“冲破警察障碍”，这样，他也许可以同意抛弃召回主义。但是，他这样做，也就是把各种政治现象的实际联系和互相依赖关系弄颠倒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群众“现在”不仅能够“影响政治制度”（每一次成功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都能影响政治制度），而且能够冲破障碍，那么我们说，召回派同志，可能你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群众现在 就能冲破第三届杜马的“障碍”，那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派一支队伍到这个杜马里去可能就没有意义了。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自己说，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你自己也同意，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更严肃更顽强地进行准备工作，来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你说了“党团的成分”。如果提出召回是为了改变 党团的成分，这个理由也可以考虑，看看在本届党团辞职以后，在重新选举的时候党团的成分能不能改善。但是，写信者的意思根本不是这样。他不仅要召回杜马党团，而且要取消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任何代表，宣布参加杜马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党团的成分”来论证召回主义，就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意志薄弱和缺乏信心的表现。我们党赢得了一个成果，就是我们使黑帮分子不得不从工人复选人中选举了我们党的候选人即社会民主党人。难道我们应当承认不能指望这些党员工人在杜马讲坛上简单明了地论述社会主义吗？难道我们应当在同资产阶级“内行人”[148]（请看一看这一号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党团问题的来信吧，这封信出色地写出了这些人所带来的恶果）进行了几个月的斗争以后，承认无能为力吗？难道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党在暂时沉寂和停滞的时期，没有能力派出善于当众论述社会主义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员吗？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经失常。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杜马党团本身首先要负责任，因为正是由于它和完全是由于它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才使得对杜马党团的不满情绪变成了召回主义。但是，我们决不能让正当的不满把我们推向采取错误政策的道路。决不能这样。我们应当而且一定会坚决而顽强地努力使党和党团接近，使党团得到改善。我们不会忘记，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历中有些事例表明，那里的党团同党的斗争比我们第三届杜马时期长久得多，尖锐得多。我们来回顾一下德国的情况吧。在德国实行非常法时期，党团采取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容忍的反党的机会主义步骤，（如投票赞成航运补助金[149]等等）。德国党当时在国外有一个每周出版一次的中央机关刊物，定期送到德国境内。虽然警察的迫害非常厉害，虽然革命形势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如现时的俄国，但是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却比目前我国的党组织要广泛得多，巩固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同自己的党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大家都知道，那些只知乱喊乱叫而不去努力改善党团的盲目拥护“青年派”[150]的人，下场是很糟糕的。而党的胜利表现为党制服了党团。
在我国，党为了纠正党团的错误而同它进行的斗争不过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一次党代表会议坚定明确地告诉党团必须纠正其策略的某些特定的方面。我们还没有一个定期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来代表全党监督党团的每一个步骤，指导党团的工作。我们的地方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就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每一次发言向群众进行鼓动，同时说明这次或那次发言中的各种错误），做得还很少很少。可是，竟有人劝我们撒手不管，承认斗争没有希望，在象1908年这样的时期不要利用杜马讲坛。再说一遍，这不是政策，而是神经失常。
你说，没有鲜明的言论。谈到这些“鲜明的言论”，应当分清两个问题，第一，党的消息很不灵通；第二，关于鲜明的言论问题的提法本身包含着极为严重的原则性错误。
关于第一个问题应当说，在以往，凡是想实事求是地批评党团的人都指出了一系列确实严重的错误（如宣言；投票赞成拨几百万巨款给施瓦尔茨；同民族民主党人[151]进行协商；认为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对1908年10月15日的质询没有发表言论；没有明确地批评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孟什维克认为，除了契利金的一次发言以外，一切都非常好；象他们那样闭口不谈这些错误，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我们不应该闭口不谈这些错误，而应该在我们地方的和非地方的机关刊物上，在每一次集会上，在向群众散发的关于每一次发言的鼓动传单上，公开说明这些错误。在对党团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方面，在向无产阶级群众介绍这些批评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太少。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随时随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只要我们动手做这项工作，我们就会看到，党团有许多的发言，特别是许多根据中央代表的指示并经中央代表同意而拟定的程序提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作了正确的 论述，这些材料刊登在杜马记录和《俄国报》[152]附刊上，但我们在群众鼓动中连百分之一都没有用上。毫无疑问，应当批评党团，闭口不谈它的错误是不老实的行为。但是，我们大家也应当巩固各地的组织，利用党团的每一次发言开展鼓动工作。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才确实称得起是坚定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只有这种结合才能帮助我们胜利度过“不景气时期”，加速新高潮的到来。
其次，写信者在强调“没有鲜明的言论”的时候说：“有人认为〈谁认为？是几个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吗？〉，社会民主党迁就了现状，想进行和平的文化工作；党团的存在好象就是证明：革命不是在口头上，就是……在实际上已被埋葬。虽然这个意见并不正确，但是我们要驳倒它，就不能用论据，而要用事实。”可是写信者为了“改造”向群众“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对杜马的态度这方面的整个策略而提出的唯一“事实”就是召回党团！结果，召回党团倒被看作驳斥“革命被埋葬”这种说法的“事实”，被看作强调指出 新策略的“鲜明言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说，写信者没有正确理解“鲜明言论”和“鲜明”口号的一般含义。我们布尔什维克1905年提出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 反映了客观 情况：当时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高潮，而沙皇制度企图用召开立法咨议杜马的诺言来消除这个高潮。我们在1906年夏提出了“成立支持起义的左派执行委员会，不支持成立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这个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 反映了客观 情况；当时的事态证明：立宪民主党人阻碍了斗争，他们在1906年6月同特列波夫进行的秘密谈判说明了政府在耍手腕，真正的 搏斗在杜马被解散以后已经而且应当在另一个基础即武装斗争的基础上进行（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士兵和农民暴动的顶点）。我们在1907年提出了不与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要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它“鲜明”，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客观 条件。圣彼得堡的选举和第二届杜马的各次表决（和辩论）都证明，“黑帮危险”是无稽之谈，实际上 是把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动派一起反对，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问，在革命时期有些人投靠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 标准来衡量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和策略的正确性，而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口号和策略“鲜明”。在目前低潮时期，我们队伍里留下和将会留下的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并不感到可怕，而是感到高兴。请这位召回派同志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的论断吧：要驳倒革命被埋葬这种说法，不应当用言论，而应当用事实，因此 我们就要召回党团！这个论断是根本不对的。靠召回党团来强调指出 革命没有被埋葬，也就等于埋葬 那些能够实行这种政策的“革命者”，因为这种“革命性”就是表明，在“目前”客观条件所要求进行的、不能逃避或推委的艰巨、困难而缓慢的工作中，他们已经惊慌失措，无能为力。
最后，我们要指出，这位召回派同志在自己的信的末尾提出的最近工作的五点 计划，正确地说明了当前的任务，推翻了 他的不正确的策略。再说一遍，这位召回派同志的实践 胜于他的理论。他说必须有巩固的秘密组织，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大概不会坚持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委员会委员这种极不实际的做法。我们不要忘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职业革命家正在代替，或者确切些说，正在帮助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不管孟什维克对此表示多么愤恨，但这是事实），所以新的秘密组织与过去的组织不会完全 相同，也不应当完全相同。另外，我们认为，计划第一点的最后一句话“使党支部彼此隔离”是偶然的失误，对此不能苛求。实际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不会使现在分散的支部隔离，而会使它们接近。这位召回派同志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实行鼓动工作的“调查制度”特别重要，这是完全正确的。“群众同党的生动联系”，“吸引群众来讨论鼓动口号”，这确实是迫切的问题 。承认这 是迫切的问题，也就批驳了各种“发明的”（按米·托姆斯基的精辟说法）口号，也就比任何空论都更好地表明，情况的发展向我们大家，无论是反召回派或是召回派，提出了一个 迫切的实际任务，一个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在思想方面，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在组织方面，巩固秘密的、拥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工人政党，在群众中全面开展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这项 工作只要我们能够愈来愈同心协力地做下去，就会使我们大家团结一致；这项工作比光是提几十个最后通牒更能促使我们的杜马党团来改进工作，加强纪律，纠正错误；它会使工作活跃起来，重新造成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教会我们准确地测量高潮增长的程度和判断高潮到来的迹象，把一切僵死的、臆造的、“发明的”召回主义口号一扫而光！
载于1908年11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3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290—307页
注释：
[146] 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认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267。
[147] 布朗热主义是19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法国的反动的沙文主义运动，因其领导人乔·厄·布朗热（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长）而得名。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在法国开展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鼓动，其目的是准备政变和在法国恢复君主制。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穿布朗热及其追随者的蛊惑性的沙文主义口号。布朗热运动不久即告失败。布朗热本人于1889年逃往比利时，在那里自杀身死。——274。
[148] “内行人”是指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充当谋士角色的知识分子集团。这些人大多是取消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如亚·尼·波特列索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等。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参加杜马党团工作的机会，企图把杜马党团的活动引上反党的道路。拒绝这些人效劳的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277。
[149] 1884年底，德国首相奥·俾斯麦为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发给轮船公司补助金，以便开辟通往亚洲东部、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左翼反对发放航运补助金。而以伊·奥尔、约·亨·威·狄茨等为首的党团的右翼多数，在帝国国会就这个问题正式辩论以前，就主张向轮船公司发放补助金。1885年3月，在帝国国会讨论这个问题时，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投票赞成开辟通往亚洲东部和澳洲的航线，同时以政府接受它的一些要求，包括新的船只在德国造船厂建造，作为它同意俾斯麦提案的条件。只是在帝国国会否决了这一要求后，整个党团才投票反对政府的提案。党团多数的行为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强烈反对。争论极为激烈，几乎造成党的分裂。恩格斯给了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坚决批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8—259、259—260、265、289、291、314—315、321页）。——277。
[150]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产生于1890年。核心成员是一些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主要领导人有麦克斯·席佩尔、布鲁诺·维勒、保尔·康普夫麦尔、保尔·恩斯特等。青年派奉行“左”倾机会主义，否定议会斗争和改良性的立法活动，反对党的集中制领导，反对党同其他阶级和政党在一定条件下结成联盟。恩格斯同青年派进行了斗争。当青年派机关报《萨克森工人报》企图宣布恩格斯和反对派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斯给了他们有力回击，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从此结束了青年派在党内的活动。——278。
[151] 民族民主党人是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民主党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897年，首领是罗·德莫夫斯基、济·巴利茨基、弗·格拉布斯基等。该党提出“阶级和谐”、“民族利益”的口号，力图使人民群众屈服于它的影响，并把人民群众拖进其反动政策的轨道。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该党争取波兰王国自治，支持沙皇政府，反对革命。该党在波兰不择手段地打击革命无产阶级，直到告密、实行同盟歇业和进行暗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曾通过一个专门决议，强调必须揭露民族民主党人的反革命黑帮面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党无条件支持协约国，期望波兰王国同德、奥两国占领的波兰领土合并，在俄罗斯帝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1919年该党参加了波兰联合政府，主张波兰同西方列强结盟，反对苏维埃俄国。——278。．
[152] 《俄国报》（《》）是一种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1905年11月—1914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从1906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279。
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
（1909年2月12日〔25日〕）
这篇好文章转载自中部工业区的机关报《工人旗帜报》第7号，它是为了回答一个召回派分子在该报第5号上的一篇文章而写的。召回派分子的文章是作为讨论文章发表的，《工人旗帜报》编辑部作了保留，表示不同意作者的意见。该报第7号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编辑部没有作任何保留，可见，这篇文章也表达了编辑部的意见。
我们早已在《无产者报》上表示坚决反对召回主义，并且明确指出，既然召回主义正在由一种普通的情绪变为一个派别 ，一整套政策，那么它就是在脱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是在原则上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但是，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发表这篇文章以后，我们应当承认，关于召回主义的问题我们过去提得还不够尖锐，对于想把这种召回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们给我们布尔什维克派的原则坚定性带来的危险估计过低。我们肯定地说，写上面转载的这篇文章的莫斯科的同志就象我们私下同召回派争论时那样，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很明确、很有原则。我们的莫斯科机关报天天接触召回主义的活生生的代表人物，实地看到他们的召回主义的实际宣传有愈来愈脱离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的危险，所以不得不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有原则、这样不可调和，它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或者是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即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是 召回主义，即放弃布尔什维主义，莫斯科的同志就是这样提问题的。这就是说，他完全同意我们在全党代表会议之前预先同召回派同志们进行争论时对问题的提法。
我们知道，有一些工人布尔什维克现在是赞成召回主义的，但是他们的“召回主义”多半只是由于我们的杜马党团犯了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一种暂时的情绪 。文章的作者和我们在上面所谈的一切当然不是针对他们的。但是召回主义既然被推崇为一种理论，既然成为一套完整的政策（这是一个自称是“真正”革命性的代表的小集团制定的），那就必须进行一场不可调和的思想战争 ！我们所转载的文章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召回派分子在《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的那些议论（这篇文章我们曾转载于《无产者报》第39号）以及作为一个派别 的整个召回主义，等于是鼓吹“工人代表大会”等等的改头换面的孟什维主义 。下面这点他说得尤其正确：某些召回派用来为自己的派别辩护的那些原则性的 论据（不管他们自己的政治认识怎样），客观上有使他们靠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者纯粹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
莫斯科的同志对问题的提法清楚地表明，有些布尔什维克不愿意承认召回主义有根本性的 危险，认为这里只有 “实践上的分歧”，认为召回主义是“健全核心”，而不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思想的萌芽，这在政治上是多么近视，尽管他们的意图都是好的。莫斯科的同志的文章应当使他们看到，他们在思想上掩饰召回派或者即使是在思想上对他们保持友好的中立，都是在助长召回派的声势，变成召回派的战俘 ，危害布尔什维主义。
召回主义不是 布尔什维主义，而是拙劣的政治上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恶毒的政敌才想得出来的。这一点必须完全弄清楚 。我们认为必须使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以至每个小组都认清召回主义的真实作用，都彻底弄明白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打着“革命”和“左派”的旗帜公开放弃在革命以前的时期和革命烈火中形成的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光荣传统。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登载了所有的 来稿，转载了国内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文章。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拒绝过任何一篇 讨论文章，今后也将这样做。遗憾的是，召回派和赞成他们的同志直到现在还很少给本报寄材料来，他们宁愿“在私下里”议论，也不愿意在报刊上公开和彻底地阐明自己的根本的信念。现在我们请所有的同志，不管是召回派或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都到《无产者报》上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寄来的材料印成专门的小册子。我们必须思想明确、坚定，尤其是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期更应如此。
让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去掩饰自己的意见分歧，庆贺自己的“完全一致”吧！可是人们说得对：在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从人民社会党人的自由主义到带着炸弹的自由主义，样样俱全。
让孟什维克同切列万宁一伙在思想上和睦相处吧。让他们去要那一套两面派的手法吧（他们在德国人面前表示同切列万宁决裂，而在俄国的报刊上却表现得难舍难分），让他们同那些在思想上取消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取消派和睦相处吧，让他们干脆用贴住分歧的巧妙办法（见《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0—11号合刊），即用纸一贴就“消除了”孟什维克同普列汉诺夫的分歧的办法[176]来掩盖自己的意见分歧吧。
既然内部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这个派别就不应当害怕这种斗争。它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我们这个派别实际上开始逐渐地成为我们的整个的党，所以我们更应 当弄清自己的分歧。我们号召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思想 要明确，要清除一切流言蜚语，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些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上，喜欢象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样用无谓的争吵来代替思想斗争的，现在还大有人在。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不应当有这种人立脚的地方。工人布尔什维克应当坚决抨击这种企图，并且要求做到一点：有明确的思想、明确的观点和原则性的路线 。只有思想十分明确，全体布尔什维克才能在组织方面象我们这个派别从来所做的那样团结一致地行动。
载于1909年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66—369页
注释：
[175] 《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是《论迫切问题》这篇文章的编后记，发表于1909年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论迫切问题》一文是这一号《无产者报》从《工人旗帜报》第7号上转载来的，原来标题是《一名党的工作者的来信》。这里说的《工人旗帜报》第5号上刊登的召回派分子的文章，就是列宁在《关于两封来信》（见本卷第266页）一文中批评的一名召回派工人的信。——340。
[176] 这里说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退出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声明。这个声明本来已确定在该报第10—11号合刊上刊出。在编辑部同普列汉诺夫再次会谈之后，普列汉诺夫的声明临时从这号报纸的版样上抽掉，而报纸要目中提到这个声明的地方则被用纸贴了起来。但是冲突并未彻底消除。1909年5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4号上登载了普列汉诺夫的信，信中告诉读者，他已正式退出了编辑部。——343。177指载于1909年3月9日（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的尔·马尔托夫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一文。——344。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
（1909年3月9日和21日〔3月22日和4月3日〕）
马尔托夫同志在上面发表的文章[177]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确切些说，涉及许多有关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的问题。他涉及了我们党内讨论这些问题的历史。这些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民粹主义的关系以及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各种各样的看法，总之他涉及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但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说清楚。为了从实质上回答问题，必须对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个系统的概述。
一
我们先从俄国社会民主党讨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谈起。这个问题是在1905年初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提出来的。布尔什维克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参看1905年4月12日《前进报》[178]第14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8—28页。——编者注］。孟什维克坚决反对这样来确定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1905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和同时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正式说明了党内两部分人的观点。但是根据当时的时代精神，党内两部分人的决议都没有提出关于斗争目标和胜利的革命的一般阶级内容这个理论性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提出了一个比较狭隘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说：“……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而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无情地打击一切反革命的企图，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孟什维克的决议说：“……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有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标，而应当始终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由此可见，在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自己并没有把任何象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类的“公式”写进正式的决议中去，而只是谈到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和无产阶级“应当”“起领导作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在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提出来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又在《两种策略》［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124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里得到了阐述；谁也没有想去责备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同自己的决议不符。谁也没有想去要求从事政治斗争的群众性政党的决议必须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胜利的革命的阶级内容的定义一字不差。
从我党历史材料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重要结论：1905年春天，党内两部分人都把争论问题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以至一切革命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上，根本没有谈到要夺取政权的这些阶级在这一时期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和应当是怎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孟什维克既反对夺取政权这一目标，也反对分掌政权这一目标。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临时政府，“始终保持社会民主党这个争取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的独立性”（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肃清农民运动掺杂的种种反动成分，纯洁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觉性，彻底实现农民的民主主义要求”（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在1905年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决议里，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公式”。
现在来看一看一年以后两个派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之前制定的决议草案，在一般报刊上，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这些草案常常被人忘记或者忽视，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它们在社会民主党策略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些决议草案表明，党内两部分人从1905年10月和12月的斗争的经验中究竟取得了什么教训。
布尔什维克在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的决议草案中写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即无产阶级这个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要引导农民群众前进，要使农民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的自发斗争具有政治自觉性。”［注：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27页。——编者注］（在向伦敦代表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又谈到了这一论点。见1907年3月4日《无产者报》第14号）
总之，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给自己选择的“公式”说的是：无产阶级引导农民前进。在布尔什维克的决议里，没有任何别的体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思想的公式。这个事实是必须十分强调地指出的，因为马尔托夫同志企图在忘记或回避这个事实的情况下，完全歪曲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决议的意义。
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草案（列宁的《报告》第68—70页，转引自《党内消息报》[179]）中规定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做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者”——请注意，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所说的“领袖”和“领导者”，而是推动者！——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之一就是“借助群众压力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违背我们纲领中的要求，而能有助于这些要求的实现，成为继续推进革命的起点”。
可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自己把分歧归结为这样的对立：是做“引导”农民“前进”的革命“领袖”和“领导者”呢，还是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某些措施的“革命推动者”。我们再补充一点，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孟什维克，竟不顾布尔什维克的抗议和坚持，自行撤销了这个决议。为什么孟什维克要这样做呢？读者只要读一读孟什维克这个决议草案中的如下一段话，就可以得到答案，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要想很好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者的任务，就只有经过这样的途径，即自己先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斗争吸引愈来愈多的城市资产阶级阶层和农民阶层参加革命斗争，使他们的要求民主化，推动他们组织起来，从而为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这显然是向布尔什维克作的一个不彻底的让步，因为在这里不仅把无产阶级描绘成为推动者，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把它描绘成为领导者，因为它要“吸引”和“推动”农民和更多的城市资产阶级阶层。
其次，关于临时政府问题，孟什维克的决议草案说道：“在国内革命普遍高涨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应当到处促进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唤起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也来建立这种机关，协助所有这些机关联合为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向它们提出在无产阶级看来可能而且应当在目前通过革命完成的全国革命任务。”（同上，第91页）
孟什维克的这个被人遗忘了的决议草案清楚地表明，在1905年10—12月的经验的影响下，孟什维克已经完全乱了套，向布尔什维克交出了阵地。这个草案里还有如下一点：“在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提出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第92页），难道上一段中引用的那些话和这一点，实际上可以并行不悖吗？后一个论点是非常原则性的论点，完全是重复（“分掌政权”的说法例外）1905年的决议。但是这个论点同1905年10—12月的经验是根本冲突的，因为孟什维克自己就把这次经验归结为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的所有机关，组成“共同的、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既然工人代表苏维埃同革命民主派的这种机关“联合”为非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那么很明显，无产阶级也就提出了“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任务，参加了夺取政权的事业。决议本身就说明，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国家政权从反动政府的手中夺过来”。孟什维克一方面不敢明说，忌讳“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这句话，极力回避这种吓人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在1905年以后又不得不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同革命民主派的其他“这种”机关实行“联合”是势所必然的，这种联合会产生“共同的、非党的”（这样说不确切，应当说：非党的或跨党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这种共同的组织就是临时革命政府！孟什维克不敢明确地直接发表主张，只是作了一番描述。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化。从旧政府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人民革命斗争机关”，也就是临时革命政府。
如果说孟什维克思想混乱，语无伦次，迫不得已才考虑到1905年10—12月的经验，那么布尔什维克则是直接明确地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布尔什维克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草案说：“……在这场公开的斗争中〈1905年底〉能够坚决反对旧政权的地方居民（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最后都认为必须建立这种实际上成了新式革命政权萌芽的组织，这种组织就是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及其他城市的士兵代表苏维埃，西伯利亚和南部地区的铁路委员会，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委员会，新罗西斯克和其他城市的市革命委员会，以及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经选举产生的农村机关”（第92页）。草案接着指出，当时这些机关由于分散和处于萌芽状态而遭到失败，而现在临时革命政府则是“胜利起义的机关”。决议继续说道：“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目前无产阶级面临一个迫切的任务，即同革命民主派一道促进起义的联合，建立起义的联合中心——临时革命政府。”往下几乎是一字不差地重复了1905年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上面引用的两派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些话，使我们能够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来研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问题。每一个希望直截了当地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应当考虑1905年年底的经验，不想直接研究这个经验，这就不仅意味着忽视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最宝贵的材料，而且也意味着必然要“挑剔地”解释公式，“捂住”和“贴住”（按马尔托夫同志的中肯说法）原则性分歧的实质，必然要在“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丧失原则（“运动就是一切，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公式就是这种行为的最好说明）。
1905年年底的经验无可争辩地证明，由于“国内革命的普遍高涨”，正在产生一种特殊的“人民革命斗争组织”（这是孟什维克的说法；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新式革命政权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机关”）。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创立这些机关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而且，只要考察一下整个俄国的，特别是大俄罗斯的居民成分，就会看到，在这些其他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就是这些地方机关或组织实行联合的历史倾向是存在的。从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必然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俄国的胜利的革命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要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就只有“挑剔”和“贴住”分歧！如果不是只抓住问题的枝节，不是故意地随心所欲地把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把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割裂开来，不是拿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成分问题来代替阶级专政问题，总之，如果能真正全面地分析问题，那么无论谁根据1905年经验的具体例子也不能说明，胜利的革命可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现在我们先把党内提出上述“公式”的历史这个问题结束一下，然后再往下谈。我们已经看到，1905年和1906年两派观点是如何确切表述的。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前夕，孟什维克起初提出了一个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1907年3月24日《人民杜马报》[180]第12号），后来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另一个草案。第一个草案指出，应当把无产阶级的行动同其他阶级的行动“配合起来”，第二个草案指出，应当“利用”其他阶级的运动来“达到”无产阶级的“目标”，无产阶级应当“支持”其他阶级的某些“反政府措施和革命措施”，社会民主党在“个别的特定条件下”可以同自由主义的和民主的阶级达成“协议”。
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也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一样，指出社会民主党应当“迫使它们〈民粹派政党或劳动派政党，它们“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和观点”〉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由此而产生的共同行动”应当“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标”。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的草案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根据一位波兰代表的提议加进了“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181]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也非常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因为这种专政也就是这些“曾经或者正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阶级的“共同行动”！
二
只要总的回顾一下党提出有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意见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大谈其挑剔和无目的的运动，对他自己是多么不利。其实，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布尔什维克本身无论在自己的决议草案中或者在自己的决议中，一次也没有提出过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种说法或者“公式”。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想否认1905—1907年间的布尔什维克的全部草案和决议完全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否认这一点是很可笑的。否认这一点，也就是挑剔，就是用无谓地抠字眼的办法来掩盖问题的实质。列宁在《西种策略》（《十二年来》文集第445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3页。——编者注］中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1906年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农民群众；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说法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行动”，“争取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吗？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是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范围以内吗？
马尔托夫同志拼命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提法。于是他在“和”字上大发议论。马尔托夫同志大声地说：不要“和”字，带“和”字的公式已经被抛弃了，现在不许在中央机关报上的没有署名的文章中加上这个“和”字！晚了，晚了，亲爱的马尔托夫同志，你本来应当向整个革命时期的所有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所有这些机关刊物当时一直谈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谈这个专政时所根据的决议却没有这个“和”字。马尔托夫同志在他为了“和”字而掀起的原则性战役中失败了，他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时效已过，而且因为至高无上的逻辑总是离不开这个倒霉的“和”字：和“联合”、和“引导”、和“共同行动”、和“依靠”、和“在……帮助下”（最后这个说法是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2]中提出的）。
马尔托夫同志继续自己的原则性争论时说：但是布尔什维克反对过“依靠”这个说法。不错，是反对过，但并不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因为这个“公式”在俄文表达上不很恰当。通常都是弱者依靠强者。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原封不动地重复“无产阶级在农民帮助下”这一波兰代表大会提出的公式，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当然，如果说成“无产阶级引导”，也许更好些。可以就所有这些公式进行争论，但是把这种争论当作“原则性的争论”，这简直是笑话。象马尔托夫同志那样试图否认共同行动的概念包含“依靠”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挑剔。象马尔托夫同志那样引用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谢苗诺夫等同志的话说，“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单独”夺取政权，只会使读者感到可笑。如果我们说，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依靠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取消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那么有谁会相信取消这种思想的只是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两个人，而同切列万宁、普罗柯波维奇之流没有关系呢？
同志们，不应当把中央机关报上的争论变成挑剔。不能用这种手法来避而不承认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主要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波兰同志和布尔什维克在内，都坚决主张：（1）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袖作用；（2）承认斗争的目标是无产阶级在其他革命阶级的帮助下夺取政权；（3）在这些“帮助者”中间，农民占居首要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地位。谁希望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他就应当对上述三个论点，即使是对其中的一个也好，提出自己的看法。马尔托夫同志对其中的任何一点也没有从实质上分析过。马尔托夫同志忘记了告诉读者，在上述三个论点的每一点上，孟什维克都是采取党所屏弃的观点，党所屏弃的错误观点正是而且仅仅是孟什维主义！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政策就是无目的的运动，因此也就是以立宪民主党的动摇为转移的运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孟什维克不知道，无产阶级应不应当争取超领袖作用？应不应当尽力夺取政权？应不应当同时也考虑某一阶级的帮助？不知道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徬徨、产生错误、毫无原则，听任自由派摆布。
代表会议没有埋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也没有保证要把它从党的日常活动中取消，相反却肯定了它，进一步更彻底地承认了它。伦敦代表大会承认：（1）无产阶级的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充当领袖”；（2）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完全服从于共同攻击的目标”，同时也是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再承认当前革命斗争的目标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就够了。这一点代表会议做到了，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公式：“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夺取政权。”
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否认和掩盖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之间的分歧。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他们自己的俄文出版物中，还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或是在中央机关报上，都有充分的可能来说明这种分歧。而且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可能性。如果马尔托夫同志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卷入我们的争论中，那么，任何人都会看到，我们在一切基本问题上是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致反对孟什维克的，我们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只是在局部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三
马尔托夫同志迫使托洛茨基参加了他所安排的第三者的争论，即一切非当事人的争论。关于托洛茨基，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对他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这需要写一篇很长的专门文章。马尔托夫同志谈到了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援引了这些观点的一些片断，因而使读者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因为片言只语不能说明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混乱。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从这个根本错误中产生了一些局部性错误，马尔托夫同志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摘引了几段话，又重复了这些局部性错误。为了使问题摆脱马尔托夫同志所造成的混乱状态，至少我们要指明，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马尔托夫同志赞许的论断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显然，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看来，或者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这都是错误的。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强大政党以至一切政党的存在为前提的。否则就是把阶级问题和政党问题混淆起来。上述两个阶级的“联合”决不是以某个现存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为前提，也决不是以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为前提！这个道理在理论上是很清楚的，因为第一，要农民服从某个党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建立农民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特别困难和特别漫长的过程，所以“强大的独立”政党，打个比方说，只有到革命快结束的时候才能出现。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和农民曾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实行了几十次和几百次的“联合”，但是农民并没有“任何强大的独立政党”。譬如，当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或者和铁路罢工委员会以及和农民代表等等采取“共同行动”的时候，就实现过这种联合。所有这类组织大都是非党的，但是，这些组织的每一次共同行动，无疑都是阶级的“联合”。与此同时，农民政党形成、产生和出现了——如1905年的“农民协会”或1906年的“劳动团”——而且随着这样的政党的成长、发展和立场的确定，阶级的联合也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从不明确的和不定形的政治协议，直到十分明确的和完全定形的政治协议。例如，在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后，发出了如下三个起义号召书：（1）《告陆海军书》；（2）《告全国农民书》；（3）《告全体人民书》。在第一个号召书上署名的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劳动团”委员会。这一次的“共同行动”是否体现了两个阶级的联合呢？当然是的。否认这一点，恰恰就是挑剔、或者就是把“阶级的联合”这一广泛的科学概念变成狭隘的法律的、依我说几乎是公证人的概念。其次，能不能否认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杜马代表签署共同的起义号召书后，这两个阶级的代表在局部的地方的起义中采取了共同行动呢？能不能否认关于联合起义的共同号召和共同参加地方的和局部的起义的行动必然要求作出共同组成临时革命政府的结论呢？如果否认这一点，那就是挑剔，把“政府”这一概念完全归结为完成的和定形的现象，而忘记完成的和定形的东西是来源于未完成的和未定形的东西。
其次，在第二个起义号召书上署名的，除了劳动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以外，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全俄铁路工会[183]和全俄教师联合会[184]。在第三个起义号召书上署名的有波兰社会党、崩得[185]以及除了后面三个组织以外的所有上述党派。
这就是政党和非党组织的定形的政治联合！这就是以沙皇政府感到威胁的形式、以告全民书的形式宣布的尚未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6]1906年第6号上，关于这些号召书有如下说法：“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同其他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缔结的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这种协议我们一向认为是适宜的和必要的”。现在，恐怕不会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意这种说法了（参看《无产者报》1906年8月21日第1号和1906年11月23日第8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4—360页和第14卷第107—120页。——编者注］）。不能把战斗协议同政治联盟对立起来，因为后一个概念也包括了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政治联盟的方式也不一样，有时缔结起义的“战斗协议”，有时达成议会协议，“采取共同行动反对黑帮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等等。在革命的整个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一思想通过上千种的形式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从签署抗税和提取存款的宣言（1905年12月）或起义号召书（1906年7月）起，一直到1907年和1908年的第二届和第三届杜马中的投票为止。
马尔托夫同志所援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二个说法，同样是错误的。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谁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在政府政策上团结清一色的大多数”等等，这是错误的。马尔托夫同志引证这一点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论据，这就更加错误了。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派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不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问题。
最后，马尔托夫同志引用的托洛茨基的第三点意见是最错误的，而他却认为是“正确的”，这个意见是：“哪怕它〈农民〉这样做〈“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自觉性并不比往常拥护资产阶级制度时更高。”无产阶级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见上面（而资产阶级制度下的统治者却正是指望和依靠这些东西的），也不能认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状态会保存下来。俄国革命史的事实表明，1905年年底高潮的第一个浪头，就立即推动农民建立了一种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萌芽的政治组织（全俄农民协会）。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反革命势力虽然除去了第一批先进农民，但是农民（这次破天荒地在全国范围内，即在全俄选举中）马上为无疑是独立农民政党的雏形的“劳动团”打下了基础。在这些萌芽和雏形中，有许多不稳定的、不固定的和动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既然在革命开始时就产生了这种政治团体，那么在革命达到“结局”，或确切些说，在它达到高度发展即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如果不是这样地看问题，那就等于认为一个人在成年时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象儿童时期的一样。
不管怎样，马尔托夫同志得出结论说，代表会议在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见解，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这是企图从字里行间“抠出”那些代表会议所根本没有讨论、引述和提到过的意思。
四
马尔托夫同志在谈到考茨基的时候，又在寥寥几句话中集中了一大堆错误。为了从实质上回答马尔托夫同志，几乎必须把一切都向读者从头讲起。
认为“许多人，也包括给考茨基的《前途》一书写序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20—226页。——编者注］的列宁在内，都坚决否认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根本不对的，此外，说考茨基“宣称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不对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普列汉诺夫曾经向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民主党对于按自己的方式争取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什么行动”。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包含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两个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革命的“一般性质”即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同革命动力问题混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混淆这两个问题，甚至不能不经过特别的、具体的分析就直接地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引伸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错误是：把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同一般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作用混为一谈了。的确，农民和自由派都可以归到“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科学概念里去，但是无产阶级对待这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必然要有本质的差别。
考茨基立刻发现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错误，并且用自己的回答纠正了这些错误。考茨基不仅没有想否认，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且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下面就是考茨基在那本被马尔托夫同志大肆歪曲了的《前途》一书中所谈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话：
“当前的革命〈俄国的〉在农村只能导致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殷实农民，从而在无产阶级和农村居民中的有产者之间掘出一道象西欧已有的那种鸿沟。因此，即使当前的俄国革命暂时地使社会民主党人取得政权，也不能设想，这个革命会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尼·列宁校订的俄译本第31页）
列宁在该书序言中说（同上，第6页）：“不用说，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农民运动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关于农民的小生产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等基本论点，考茨基是完全同意的〈黑体是尼·列宁在序言中用的〉。”列宁在这里所指的正是上面那段考茨基的话。
马尔托夫同志断言，列宁坚决否认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列宁谈的恰恰与此相反。考茨基明确地承认，我国革命按其一般性质即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
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作这样或那样的回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以资产阶级为动力的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俄国也是如此……资产阶级不是当前俄国革命运动的动力，因此这一运动已不能叫作资产阶级运动”（第29页）。读者可以看到，考茨基的这段话十分明确地说明的是什么，所指的是什么。他分明不是就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来谈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革命的动力是资产阶级”这个意义上来谈资产阶级革命的。
其次，考茨基明确地划清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从而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错误。考茨基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共同性”，“没有农民，现在我们就不可能在俄国赢得胜利”（第31页）。值得指出的是（当谈到马尔托夫同志在原则性争论中肆意纠缠“和”字这个毫无意思的问题时），考茨基在这篇文章里，也就是在1906年，有一页上不但使用了“依靠”这个说法（“俄国无产阶级可以依靠什么阶级呢？”），而且使用了下述说法：“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同其他阶级结成的联盟，首先应当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第30页）
难道马尔托夫同志不会责备卡·考茨基，说他在1906年预见到要在1908年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代表会议，是存心要“把读者弄糊涂”，“捂住和贴住”布尔什维克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分歧，是要“挑剔”……吗？
我们看到，考茨基在维护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时，实质上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思想，完全是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1848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87]上写道：“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指1848年3月18日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即害怕工人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见梅林编的《马克思文集》第3卷，俄文版目前只出了两卷）马克思在1848年7月29日写道：“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对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一分钟也没有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显然是拿勾结反动势力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以农民为主的民主派资产阶级加以对比。不能认为，马克思提出这种观点是由于他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当时还没有形成。1892年，也就是过了44年以后，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第1册；俄译文载于《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集中）中写道：“……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革命〈16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正是由于农民〈在英国革命中是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查理一世才上了断头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9页。——编者注］
可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20世纪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象16、17、18世纪那样作为城市平民屈居第二位，而是升到第一位了。
五
现在来总结一下。马尔托夫同志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极其认真地进行辩论。但是这个问题单是“涉及”一下是不行的，应当从实质上加以分析，分析时不仅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还要根据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经验。
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就是做民粹派的俘虏，这只能付之一笑。这样发表议论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责备考茨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民粹派的俘虏。在一切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比较成熟的）只是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如此。1905—1907年的经验和每次大的事变都实际证实了这个真理，因为一切决定性的发动，不论是“战斗”发动或者议会发动，实际上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
我们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抛开这个真理，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从事“无目的的运动”，有时甚至去鼓吹达成无原则的协议，这样实际上也就是做立宪民主党的俘虏，让工人阶级听任自由主义君主派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摆布。
载于1909年3月9日（22日）和3月21日（4月3日）《社会民主第党人报》第3号和第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17卷第370—390页
注释：
[177] 指载于1909年3月9日（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的尔·马尔托夫的《斗争是为了什么？》一文。——344。
[178]《前进报》（《》）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方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344。
[179]《党内消息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347。
[180]《人民杜马报》（《》）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07年3月7日（20日）—4月4日（17日）代替被查封的《俄国生活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1号。——351。
[181]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波兰代表团成员Ａ．埃克（穆欣）对《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这一决议案第4点提出的补充（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记录》1963年俄文版第490页）。——351。
[182]指1908年12月在华沙市郊普拉加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取消主义倾向进行了反击，确定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在革命农民帮助下夺取政权而斗争。——353。
[183]全俄铁路工会是俄国第一个铁路员工的工会组织，在1905年4月20—21日（5月3—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全俄铁路工会的纲领包括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等）。参加全俄铁路工会的主要是铁路职员和高收入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批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实质和斗争策略的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也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的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构，同时在某些城市建立了同全俄铁路工会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铁路工会组织。
全俄铁路工会在实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7月22—24日（8月4—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的鼓动工作。同年9—10月在彼得堡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革命群众压力下，制定并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自上而下选举铁路各级行政机构，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参加者，撤销强化警卫和戒严，实行政治自由、大赦、民族自决，立即召开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10月7日（20日）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的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给了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1905年12月，有29条铁路代表参加的全俄代表会议支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宣布举行政治罢工的决定，并于12月6日（19日）作出了关于参加罢工和立即宣布全俄铁路罢工的决定。全俄铁路工会的许多一般成员积极参加了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铁路员工遭枪杀，全俄铁路工会事实上转入地下。1906年8月曾召开一次铁路员工代表会议，讨论因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而举行总罢工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到1906年底，铁路工会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作用。190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铁路系统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铁路工会，这一决定为中央委员会所批准。全俄铁路工会于1907年瓦解。——357。
[184]全俄教师联合会即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于1905年4月成立，领导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联合会有单纯为职业利益斗争的倾向，但是在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也赞同革命民主派的口号，表示愿意参加人民争取土地、自由和政权的斗争。联合会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进行了抵制，支持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联合会把根本改革俄国国民教育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了实行普遍免费的和义务的初等教育以及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协调各种类型的学校等要求。教师联合会于1909年解散，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恢复。
1906年6月6日（19日），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向全俄国民教师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呼声报》（1906年6月8日（21日）第15号）对此作了报道。——357。
[185]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于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357。
[186]《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年9月17日（30日）—11月18日（12月1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号。该报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选出的清一色的孟什维克编辑部（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彼·巴·马斯洛夫、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派别机关报。——357。
[187]《新莱茵报》（《ＮｅｕｅＲｍｅｉｈ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该报的主编，编辑部成员恩格斯、恩·德朗克、斐·沃尔弗、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弗莱里格拉特等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该报揭露反动的封建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主张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是当时指导群众革命行动的中心。该报创刊不久，就遭到反动报纸的围攻和政府的迫害，1848年9—10月间一度被查封。1849年5月，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并对其他编辑进行迫害，该报因此被迫停刊。
下面两段引文摘自载于1848年6月14—17日《新莱茵报》第14—17号的恩格斯的《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和载于1848年7月30日《新莱茵报》第60号的马克思的《废除封建义务的法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和第231页）。——361。
走上直路
（1908年3月19日〔4月1日〕）
第二届杜马[2]的被解散和1907年的六三政变[3]，是我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是我国革命发展中的一个特定时期或曲折时期的开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俄国阶级力量的总的对比和这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角度谈过这个曲折时期的意义。现在，我们想谈谈在革命发生这个转折以后我们党的工作状况。
反动的六三政变已经过去半年多了，毫无疑问，在改变发生后的头半年，所有的革命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在内，都大大衰落和削弱了。动摇、涣散和瓦解，是这半年总的特征。当然，情况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在直接的阶级斗争停顿状态下反动势力的极大加强和暂时胜利，不能不引起革命政党的危机。
现在已经有很多十分明显的迹象证明，这一危机已经停止，最坏的时期已经度过，正确的道路已经呈现，党正在重新走上直路：坚定不移地领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就拿党的危机的一个很有特点的现象来说吧！这个现象当然远不是最深刻的，但是非常突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脱党。今年2月出版的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4]第1号，提供了很多可以说明党内生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我们都转载了），非常突出地描述了这种脱党现象。有一篇来自库列巴基工厂（中部工业区弗拉基米尔专区党组织）的通讯报道说：“最近由于缺少 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专区党组织已经灭亡了。”来自乌拉尔的通讯报道说：“我们的思想力量正象雪一样地在融化。”“那些根本不愿参加秘密组织……而只是在高潮时期，在很多地方真正有自由的时期才加入党的人，都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中央机关报的《论组织问题》一文在总结这些（以及其他未刊登的）报道的时候写道：“大家知道，最近知识分子大批地开小差。”
但是，党摆脱了半无产者、半小市民的知识分子，就使那些在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英勇斗争的时期聚集起来的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 。我们上面引用的那篇通讯所说的那个陷于绝境、甚至完全“灭亡了”的库列巴基组织，现在已经复活了。那篇通讯写道：“分散在整个专区的大量的工人党组织，虽然多半没有知识分子，没有出版物，甚至同党的中央机关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它们都不愿意灭亡……参加组织的人数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没有知识分子，最有觉悟的工人不得不自己来进行宣传工作。”总的结论是，“在很多地方，由于知识分子脱党，重要的工作落到先进工人的手里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第28版）。
要在另外的即所谓阶级的基础上改组党组织，当然是件困难的事情，做起来一定会发生摇摆。然而，最难走的是头一步，而这一步已经走了。党已经走上了直路：由工人当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工人群众。
工会和合作社的工作起初是摸索前进行的，现在已经有了头绪，具备了固定的形式。中央委员会一致 通过的关于工会和合作社的两个 决议，就是受到日益发展的地方工作的启示而写出来的。在一切非党的组织内建立党支部；这些支部本着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的精神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领导；“从无党性到有党性”（《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第28版），——这就是这里的工人运动也已经走上的道路。偏僻的省城明斯克的一个党组织的通讯员报道说：“革命情绪比较高的工人离开了它们〈被当局破坏得不成样子的合法工会〉，他们愈来愈赞同成立秘密工会。”
完全不同的方面的工作，即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工作，也是沿着这种“从无党性到有党性”的方向发展的。这听起来当然很奇怪，但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议会代表的工作提到党的高度，就象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按照党的方式”在合作社内进行工作一样。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是按照假造民意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是从头两届杜马期间遭到迫害后人数锐减的那些保留了合法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选举出来的，因此，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 必然会更象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象真正的党员。
这很可悲，但这是事实，在一个同农奴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公开的工人政党总共才存在了两年的情况下，事情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不仅非党的知识分子，还有“无头派”[5]社会民主主义化的知识分子，象苍蝇廉集在盛蜜的盘子上一样聚集在杜马党团周围，都想根据这种事实来制定自己的策略——建立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但是这些可敬的伯恩施坦派[]6的努力好象是落空了！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工作好象也开始有了起色。我们不作预测，不会闭上眼睛不看，在我国条件下比较象样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工作还要花多大力气。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央机关报第1号刊载了党对杜马党团的批评和中央委员会关于杜马党团比较正确的工作方针的明确决议 。我们决不认为中央机关报上的这个批评把一切缺点都谈到了，譬如，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既不应该投票赞成把收到的土地税首先交给地方自治机关，也不应该投票赞成以不高的价格收买 贫苦农民租用的城市土地（见中央机关报第1号第36版）。但是比较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基本的和最主要的问题是，从我们一切工作中已经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杜马党团正在变为真正的党组织；也就是说，不管需要花多少气力，不管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多少的考验、动摇、局部的危机以及私人的冲突等等，党是一定会达到这一目的的。
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即真正党的工作大有起色的征象之一，就是秘密出版物有所增加这一明显的事实。中央机关报写道：“乌拉尔出版了八种报纸，克里木出版了两种，敖德萨出版了一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很快也要出版报纸；彼得堡、高加索和一些民族组织的出版工作也有相当的规模。”尽管警察设置了重重障碍，除国外的两个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之外，在俄国也出版了中央机关报。中部工业区的区域局机关报《工人旗帜报》[7]正在筹办中。
从上面谈的一切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社会民主党坚决走上的道路。坚强的秘密的党的中央机关，经常出版的秘密出版物，而更主要的是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这个秘密的核心将会通过杜马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空前地无限广阔地伸展自己的 触角，扩大自己的 影响。
初看起来，党的工作的这种体制和德国人在非常法[8]时期（1878—1890年）建立的体制十分相似。德国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走了30年（1848—1878年）的那条道路，俄国工人运动走了三年（1905年底—1908年）。但是，表面虽然相似，却有极大的内在区别。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的30年中间，彻底完成了这一革命的客观上必然的任务。通过60年代初的立宪议会，通过统一了大部分德意志邦国的王朝战争，通过利用普选建立帝国的活动，这一革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第一次巨大胜利和遭到第一次巨大失败以后不满三年的期间，不但没有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反而第一次使广大的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认识了这些任务。在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立宪幻想和对黑帮沙皇制度的自由派奴才的民主性的信念都破灭了。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任务还未实现，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纯粹经济的、专门财政的、国内政治的以及国外的一些事件、情况和变动都会使这一危机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党，既已走上了一条建立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秘密组织的直路，拥有比过去数量更多、种类更多的合法和半合法地传播影响的工具，一定能比1905年10月和12月更有决战的准备，去迎接这一危机。
载于1908年3月19日（4月1日）《无产者报》第2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1—8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节选）
（1908年12月）
给组织问题委员会的指示
（1908年12月24日〔1909年1月6日〕）
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和讨论，清楚地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当前整个组织政策的根本方针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派别，有鉴于此——
代表会议责成委员会根据下列方针进行工作：为了进行现在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的群众工作，应当把重心转移到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上面来，只有在这种组织的不断影响下，整个的群众工作、对杜马党团的各种影响、围绕杜马党团开展的党的各种活动、对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的利用，才能正确地进行，而且丝毫不会降低社会民主党的阶级任务。
载于1909年在巴黎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举行的全党代表会议（例会）的公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7卷第329页
取消取消主义（节选）
（1909年7月11日〔24日〕）
召回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也必然导致取消主义，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当然，这里谈的不是个人，也不是个别集团，而是这个派别的客观趋势，因为这个派别不再仅仅是反映一种情绪，而是企图形成一个特殊派别。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就十分明确地声明过，第一，他们并不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特殊派别，而是想把整个国际的、革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我国革命的新情况；第二，即使在斗争以后，在现有的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以后，历史迫使我们沿着“专制立宪”的道路缓步而行，布尔什维克也能在最艰难、最缓慢、最平淡的日常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细心一点的读者都能在1905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献中找到这些声明。这些声明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整个布尔什维克派作出的保证，是自觉选择的道路。为了履行对无产阶级的保证，必须对在自由时期（甚至出现了一种“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对主要是被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引人注目”所吸引的人，对缺乏坚毅精神，只能在革命节日，不能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争的人，不断进行锤炼和教育。其中一部分人已经逐渐习惯了无产阶级的工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只是死记了几个口号，却没有领会，他们一味重复陈词滥调，而不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运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旧原则。那些想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的演变鲜明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两部分人的命运。1907年6月，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多数。但是，《无产者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反对抵制的路线。生活检验了这条路线，一年之后，“召回派”在从前的“抵制主义”的堡垒莫斯科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中变成了少数（1908年夏是14票对18票）。又过一年，布尔什维克派在全面和反复地讲清了召回主义的错误以后（最近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意义就在于此），终于彻底取消了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彻底取消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取消主义。
但愿人们不要因此责备我们制造“新的分裂”。在关于我们的会议的报道中，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用尽了一切可能和一切办法去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我们花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派别，即作为党内思想一致者的团体，在基本问题上如果不一致，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从派别分裂出去并不等于从党分裂出去。从我们派别分裂出去的人丝毫没有丧失在党内工作的可能性。或者他们仍旧是“野的”，即处于派别之外，那党的整个工作情况会把他们卷进来；或者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派别（如果他们想坚持和发展自己的具有特殊色彩的观点和策略，那是他们的权利），全党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的实际表现，对于这些趋势的思想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作了估价。
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党。要领导，就要知道路，就不要再动摇，不要再花费时间去说服动摇分子，去同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派别内的斗争。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同当前形势要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的工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学会尽量向运动提出一切能推动人们前进的口号，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扩大这一斗争的规模。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在新的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非这样做不可）、不断地和顽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谁感到这种工作枯燥乏味，谁不懂得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拐弯处也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策略的革命原则，谁就是徒具马克思主义者的虚名。
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但是，取消主义不只是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它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还包括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因为它们反对党执行反映时局特点的当前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利用杜马讲坛并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半合法组织和合法组织建成据点。它包括造神说和为根本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造神说倾向所作的辩护。它还包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在1906—1907年，任务是推翻那个不依靠党的多数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不仅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甚至崩得分子当时也没有支持清一色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现在，任务是耐心教育护党派分子，团结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1903—1905年和1906—1907年，已经同反党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为党扫清基地。布尔什维克现在应该建设成党，把派别建设成党，利用经过派别斗争所取得的阵地来建设党。
被揭穿了的取消派（节选）
普列汉诺夫接着说：
“在这里必须作出抉择：或者是拥护取消主义，或者是反对取消主义。第三条出路是没有的。当然我这样说是指那些不是追求个人利益而是追求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的同志。对于那些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对于那些只考虑自己在革命中飞黄腾达的人（的确有这样的飞黄腾达！），对于他们当然存在着第三条出路。这号人，不论大人物或小人物，在目前可能会甚至一定会在取消派和反取消主义派之间见风使舵：他们在目前的条件下一定会竭力回避正面回答要不要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他们一定会提出‘一些隐晦曲折的说法和空洞的假设’来避开作这样的回答，因为还不知道究竟哪一派（是取消派还是反取消主义派？）会占上风，而这些英明的外交家总想分享胜利果实，也就是希望不管怎样都要站在胜利者那一边。我再说一遍：对于这些人是有第三条出路的。但是，如果我说他们不是正直的人，只不过是些‘玩偶小人’，想必西·同志会同意的。这种人不值得一谈，他们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座右铭是：‘有何吩咐？’。”（《日志》第7—8）
这就是……对严峻的事实所作的所谓明显的暗示。第五幕也就是最后一幕，第一场。出场人物是《呼声报》全体编辑，只缺一位。某某编辑带着特别高贵的神情对观众说：“说我们是取消派，这种指责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场。人物同上，加上“他”，一位刚刚顺利退出《呼声报》编辑部的编辑[57]（假装没有看到其他编辑，冲着一位拥护编辑部的撰稿人西·说）：“或者是拥护取消主义，或者是反对取消主义。只有在革命中追求飞黄腾达的人才有第三条出路，而这些人总是见风使舵，回避正面回答问题，观望谁会占上风。我说他们不是正直的人，而是一些玩偶小人[58]，想必西·同志是会同意的。这种人不值得一谈，他们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座右铭是‘有何吩咐？’[59]。”
“西·同志”即象征孟什维克集体的西·同志是真的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话呢，还是他宁愿照旧把某些玩偶小人和天生的机会主义者当作领导者，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但是有一点我们现在就敢于指出：如果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按普列汉诺夫的评语是“坚定的取消派分子”，见《日志》第19页）和以“有何吩咐？”为座右铭的“玩偶小人”，把自己的观点向孟什维克工人和盘托出，那么在100个孟什维克工人中间，拥护波特列索夫和拥护“有何吩咐？”的人加在一起也不会到10个。这一点是可以担保的。普列汉诺夫发表的意见，就足以使孟什维克工人离开波特列索夫和“有何吩咐？”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竭力使孟什维克工人，特别是那些难于接受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人充分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日志》第9期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竭力使孟什维克工人现在认真地弄清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和“有何吩咐？”的人之间的分歧的思想基础。
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9期上对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提供的材料，也极有价值，但远远不够充分。普列汉诺夫在欢迎布尔什维克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这是普列汉诺夫对我们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称呼）划清界限时高呼：“‘彻底划清界限’万岁！”接着说：“我们孟什维克应该同取消派划清界限。”（《日志》第18页）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自己内部已经彻底划清了界限，当然会真心诚意地赞同这种要在孟什维克派别内部彻底划清界限的要求。我们将急切地等待孟什维克彻底划清界限的行动。我们要看一看，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彻底划清界限的。我们要看一看，这是不是真正的彻底划清界限。
普列汉诺夫说孟什维克内部由于取消主义而引起的分裂是组织问题上的分裂。但是，他所提供的材料表明，事情远不限于组织问题。普列汉诺夫目前划的两条界线，没有一条称得上是主要的。第一条界线把普列汉诺夫同波特列索夫断然划分开来，第二条界线却没有断然把他同“派别外交家”、玩偶小人和天生的机会主义者划分开来。普列汉诺夫讲到波特列索夫的时候，说波特列索夫早在1907年秋天“就是作为坚定的取消派分子发表意见的”。不过这还不够。普列汉诺夫除了提到波特列索夫就组织问题所作的这个口头声明外，还提到了孟什维克的一部著名的集体著作《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并且说，他普列汉诺夫退出了这部文集的编辑部，因为他不能同意波特列索夫的文章（甚至在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要求并且通过唐恩和马尔托夫加以修改和加工之后）。“我肯定，波特列索夫的文章是修改不好的。”（第20页）他在《日志》上写道：“我已经看到，波特列索夫在曼海姆发表的取消主义思想在他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他完全丧失了用革命者的眼光来观察现在和过去的社会生活的能力。”（第19—20页）“我和波特列索夫不是同志……我和波特列索夫走的不是一条路。”（第20页）
这里所说的已经根本不是当前的组织问题，这些问题波特列索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没有谈到，也不可能谈到。这里说的是被一部孟什维克马尔托夫、马斯洛夫和波特列索夫集体编辑出版的孟什维克的集体“著作”“所取消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方面和策略方面的基本思想。
要在这里真正彻底划清界限，光同波特列索夫决裂和对“有何吩咐？”的英雄们作“明显的”暗示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把情况揭示出来，“波特列索夫”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如何“丧失了用革命者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的能力”。普列汉诺夫说：取消主义把人们引入“最可耻的机会主义泥潭”（第12页）。“他们（取消派）的新酒已成了酸汤，只能用来制造小资产阶级的醋。”（第12页）取消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倾向侵入无产阶级队伍大开方便之门”（第14页）。“我曾经不止一次向有影响的孟什维克同志证明，他们有时表示愿意同那些或多或少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先生携手合作是犯了大错。”（第15页）“取消主义径直走向机会主义和敌视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难以拔脚的泥潭。”（第16页）请把普列汉诺夫所有这些评论同认为波特列索夫是坚定的取消派分子的意见对照一下吧。十分清楚，波特列索夫被普列汉诺夫描绘成（更确切地说，现在被普列汉诺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会主义者。十分清楚，因为孟什维克派是以该派全部最有影响的著作家（普列汉诺夫除外）为代表加入了这个波特列索夫派（加入了《社会运动》）的，所以普列汉诺夫现在认为孟什维克派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因为作为一个派别的孟什维克派纵容和包庇波特列索夫，所以普列汉诺夫现在认为孟什维克派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
结论很清楚：如果普列汉诺夫将仍旧是单枪匹马，如果他不能把一大批或者哪怕是相当一部分孟什维克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他不能向全体孟什维克工人揭露这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一切根源和表现，那么我们对孟什维主义的估计就被这位理论修养最高，而1906—1907年在策略上使孟什维克派走得最远的孟什维克证实了。
普列汉诺夫宣扬的“革命的孟什维主义”能不能同产生波特列索夫和产生取消主义的各种思想作斗争，这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普列汉诺夫谈到布尔什维克彻底划清界限时，把布尔什维克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比作果戈理笔下拾各种破烂、各种小绳子（包括经验批判主义和造神说）的奥西普[60]。普列汉诺夫开玩笑说：现在，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开始“在自己周围扩充地盘”，驱逐反马克思主义者，抛掉“小绳子”和其他破烂了。
普列汉诺夫的玩笑所涉及的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基本的和最严肃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哪一个派别对破烂、“小绳子”更为有利，也就是哪一个派别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影响更为有利。一切“微妙的”派别争论，一切由各种决议、口号等引起的长期错综复杂的斗争，——所有这些“派别活动”（现在它常常受到那些空喊反对“派别活动”的人的指责，这是对非原则性的大力鼓励）都是围绕着俄国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基本的和最严肃的问题进行的：它内部的哪一个派别最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影响（在俄国也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种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派别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或多或少并非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而是半无产阶级半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参加进来，问题在于哪一个派别受他们的影响比较少，摆脱他们的影响比较快，同他们作斗争比较有成效。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奥西普”如何对待自由主义的或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小绳子”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说，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狭隘、比较粗浅的马克思主义”。那显然是说，孟什维克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广泛、比较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了。请看一看革命的成绩，看一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6年（1903—1909年）的成绩吧，这是怎样的6年啊！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彻底划清界限”，把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小绳子”“扔出门外”，现在这些“小绳子”正在哭诉，说他们“被驱逐了”，“被清洗了”。
孟什维克的“奥西普”已经是单枪匹马，既退出了孟什维克的正式编辑部，也退出了孟什维克最重要的著作的编辑部集体，单枪匹马反对既统治着这个编辑部也统治着那个编辑部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孟什维克的“奥西普”被孟什维克的“小绳子”缠得糊里糊涂。不是他把“小绳子”拾起来，而是“小绳子”把他套住了。不是他制服了“小绳子”，而是“小绳子”制服了他。
读者们，请你们说吧，你们宁愿当布尔什维克的“奥西普”呢，还是宁愿当孟什维克的“奥西普”？读者们，请你们说吧，在工人运动史上同无产阶级的组织结合得更紧的、并且更有效地制服小资产阶级“小绳子”的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和粗浅的”吗？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1909年9月11日〔24日〕）（节选）
马克西莫夫 即 波格丹诺夫的化名
我们说明了新派别司令部的情况。它的队伍是从哪里征集来的呢？是从革命时期加入过工人政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中征集来的。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人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在程度、界限和色彩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旧社会给无产阶级留下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得到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去再改造这种出身的人，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影响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来影响无产阶级。很多“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在狂热的、节日般的日子里、在革命口号引人注目的日子里、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连纯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子里第一次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精神，他们将永远是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除了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引人注目的”口号，对“抵制主义”、“战斗主义”等等发表几句议论而外，则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本事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如果这样的人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么，同他们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届杜马抵制派的命运以活生生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人的区别。
大多数真正醉心于马上就直接同六三英雄们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曾经倾向于抵制第三届杜马，但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局势。他们不是重复背得烂熟的词句，而是细心观察新的历史情况，反复思考为什么现实生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们工作靠的是头脑，而不是舌头，他们进行了严肃认真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他们很快就理解，“召回主义”是极其愚蠢和极其贫乏的。另外一些人则抓住片言只语，用一些自己不懂的话来编制“自己的路线”，空喊什么“抵制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并用这种空喊来代替当前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他们还从布尔什维克中搜罗形形色色思想不成熟的人来建立新的派别。可爱的人们呀，请便吧！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教你们学会马克思主义，学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我们现在要向右的取消派和左的取消派宣战，同他们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们正在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市侩方法腐蚀工人政党。
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1909年10月3日〔16日〕）（节选）
现在请看斗争的第二阶段。马克西莫夫同志一伙在国外印发了一份传单，一方面责备我们搞分裂，一方面又宣布，新《无产者报》（好象它背叛了旧《无产者报》、旧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是孟什维主义路线、“杜马主义”路线等等。既然认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却又抱怨本派（即党内志同道合者的联盟）不该分裂，这岂不可笑吗？马克西莫夫同志一伙还为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辩护，他们在这份传单上写道，“这样〈即在目前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党就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的选举运动，不可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那么，关于参加假议会机关有益的问题就是值得怀疑和争论的了”；又说，《无产者报》“实质上”是“转向孟什维克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的观点”。除了这些话外，他们还转弯抹角地为召回主义辩护（说“召回派从来〈！！！〉没有发表过笼统反对议会活动的意见”），转弯抹角地表示和召回主义没有关系（说他们不是召回派；党目前不应当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党应当”“决定整个这种做法即参加第三届杜马最终是否对党有利的问题”，好象党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似的！）。
马克西莫夫一伙这种转弯抹角的手法过去和现在都骗了很多人，有人说，他们根本不是拒绝执行党的决议，他们只不过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对策略作出的稍微不同的评价进行辩护，他们究竟会给党甚至给派带来什么危害呢？
这种对马克西莫夫一伙的说教的看法，在那些不动脑筋的公众中散播很广，他们听信空话，而不去考虑这些转弯抹角的、小心翼翼的、外交式的词令在党内当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具体的政治内容。现在这些公众已经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教训。
政论家札记（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节选）
一 论召回主义的拥护者和辩护人的《纲领》
二 我们党内的“统一的危机
我们党内最“棘手的”问题在全会前争论最多，在全会后则应当争论最少，对这些问题，全会主要决议的有关部分是怎样说的呢？
它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一方面是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另一方面是否定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不懂得这两者的重要性等等。
试问，这个决议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是说呼声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秘密的党，不再贬低它的作用等等，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偏向，应当摆脱这种偏向，同这种偏向势不两立，进行积极的工作；是说前进派应当真心诚意地坚决不再否定杜马工作和合法机会等等；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应当在呼声派和前进派真心诚意、彻底坚决地放弃全会决议详细指出的“偏向”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同他们“合作”呢？
还是说中央机关报的多数派有责任“通过同现有的”呼声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替取消主义辩护）和现有的前进派分子（他们仍然在继续甚至更加明目张胆地坚持说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等等是合理的）的“合作”来贯彻决议（关于克服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偏向的决议）呢？
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决议中的那些响亮的词句是多么空洞，就完全可以看出这些词句事实上是在维护阿克雪里罗得之流以及阿列克辛斯基之流所坚持的观点。
托洛茨基的决议一开头就充分体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带引号的“调和主义”，是小组庸俗调和主义，看到的只是“现有的个人”，而不是现有的路线，不是现有的精神，不是党的工作中的现有的思想政治内容。
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同真正的党性截然不同的地方；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在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巧妙、愈是动听地用所谓护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而真正的党性却在于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摆在我们面前的党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
是向我们“提出了”对于“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不问他们的路线，不问他们的活动内容，不问他们对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态度，都要把他们“调和起来”呢？
还是向我们提出了党的路线，提出了我们整个工作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提出了清除我们工作中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任务，提出了不管那些“个人、集团和机关”是否同意，不顾那些不同意这条路线或不执行这条路线的“个人、机关和集团”的反对而一定要付诸实现的任务呢？
对于实现任何一种党的统一的意义和条件，都有两种观点。了解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统一的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观点错综复杂地搅在一起，如果不把一种观点同另一种观点区别开来，那就不可能搞清楚这个危机。
一种统一观把“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调和”放在首位。他们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路线的观点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意见分歧应当竭力避而不谈，不应当弄清分歧的根源、分歧的意义和分歧的客观条件。把这些个人和集团“调和起来”，这才是主要的事情。如果他们在执行共同路线方面意见不一致，那就应当把这条共同路线解释得能为大家所接受。你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庸俗的“调和主义”，它必然会导致玩弄小组外交手腕。这种“调和主义”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避而不谈这些根源，竭力“调解”“冲突”，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很明显，在秘密的党利用国外基地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这种小组外交手腕就是向那些尝试搞各种各样的“调和”和“中立”来充当“公平的经纪人”的“个人、集团和机关”大开方便之门。
……
显然，我们看到，呼声派坚决彻底地转向了取消主义；但是，如果看看在全会以后发生的情况，特别是看看《我们的曙光》杂志、《复兴》杂志和米哈伊尔、尤里、罗曼先生之流的主张，把这些情况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因果关系的整体，那么这种转向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并且还要指出托洛茨基的极端肤浅的观点，他喜欢把一切都归咎于“违背道德和政治义务”（维也纳决议）。而我们看到，这里显然不是什么个人或集团的“违背义务”，也不属于道德或法律的行动，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即俄国的反党的合法派在团结起来。
现在应当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即全会从决议中删掉取消主义的提法这个措施的原因和意义。把这样做说成仅仅是由于托洛茨基、约诺夫之流的调和分子热心过头了，那也是不正确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全会的大部分决议不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通常的原则通过的，而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协商的原则，经民族代表调停通过的。约诺夫同志在《崩得评论》中所暗示的，看来就是这种情况，他写道：“那些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很清楚，如果上次全会采取形式主义的观点，那会产生什么结果。”
约诺夫同志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也象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这种叙述自己的见解的方式是特别“策略的”，是不带派别性，而且是特别符合党的原则的。其实，这正是小组外交家的做法，这种做法于党、于党的原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这种暗示，对一些人不会起什么作用，对另一些人会引起小组好奇心，还有一些人会被挑动起来，去拨弄是非，造谣生事。所以，约诺夫的这种暗示必须戳穿。如果他在这里说的不是全会在许多问题上都尽力做到协商（而不是简单地由多数来决定），那么，我们就请他说得更清楚些，并且不要勾引国外的那些长舌妇。
如果约诺夫在这里说的是全会上各派别的协商，那么，他针对“现在抓住形式不放的同志们”说的那些话，就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那些貌似调和派的人们的又一个特点，实际上他们在暗中帮助取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