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亲自撰写的时评范文——

旅顺口的陷落[85]

(1905年1月11〔14日〕)

“旅顺口投降了。
这是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昨天,通过电报传遍文明世界每个角落的这几个字,使人感到沮丧,使人感到一场巨大而可怕的灾难和不幸,这种感觉是难于用言语来表达的。强大帝国的精神力量在破灭,年轻的种族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显示自己,它的声望就在日益低落。整个政治制度已被判决,一连串的奢望已被打断,巨大的努力已被摧毁。当然,旅顺口的陷落早在意料之中,人们早就在为自己开脱并说些老套话来安慰自己了。但是,明显而严峻的事实粉碎了全部编造的谎言。现在,要冲淡已经发生的崩溃的意义是不可能的。难以补救的失败使旧世界第一次遭到屈辱,打败它的是一个十分神秘的、看来还很年轻的、昨天才来追求文明的新世界。”
欧洲一家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报纸[86]这样描述了对事件的直接印象。应当承认,这家报纸不仅清晰地表达了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情绪,它的话也反映了旧世界资产阶级的真实的阶级本能;旧世界资产阶级对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成就感到惶恐不安,对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可靠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的崩溃感到惊慌失措。难怪就连没有参战的欧洲资产阶级也感到受了屈辱和沮丧。它如此习惯于把俄国的精神力量和欧洲宪兵的军事力量等同看待。在它看来,年轻的俄罗斯种族的声望与无比强大的、坚定不移地保护着现代“秩序”的沙皇政权的声望是紧密相连的。难怪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认为居于支配地位和发号施令的俄国的灾难是“可怕的”,因为这一场灾难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大大加快,而资产阶级十分清楚地知道,它根据痛苦的经验知道,这种加速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加速。西欧资产阶级在长期停滞的环境中,在“强大的帝国”的庇护下曾感到十分安逸,可是现在突然有一种“神秘的,还很年轻的”力量竟来打破这种停滞和摧毁这些支柱。
的确,欧洲资产阶级应当感到害怕。无产阶级应当感到高兴。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它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但是,旅顺口的陷落为什么和在什么程度上是一场真正历史性的灾难呢?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一事件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对日本人来说,战争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10年以前,以俄国为首的这个反动的欧洲,曾因中国败于年轻的日本而感到不安,并为了从日本手中抢走最好的胜利果实而联合起来。欧洲一直保护着旧世界已经确立的关系和特权,维护着它的优惠的权利,即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剥削亚洲各国人民的权利。日本夺回旅顺口是对整个反动欧洲的一个打击。俄国占据旅顺口6年,花了多少亿卢布修筑战略铁路,修建港口,建设新的城市,加固要塞;被俄国收买和在俄国面前卑躬屈膝的一切欧洲报纸都曾吹嘘这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军事评论家们说,就实力而论,旅顺口等于6个塞瓦斯托波尔。可是,一个小小的、一直被人瞧不起的日本,却在8个月之内占领了这个要塞,而在此以前英国和法国为了攻克一个塞瓦斯托波尔,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军事上的打击是不可挽救的。关于制海权问题——现代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起初并不比日本舰队弱的(如果不是较强的话)俄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了。舰队作战的基地也被人夺走,于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分舰队在白白地花费了好几百万以后,在威武的装甲舰大败英国渔船以后,只好又可耻地开了回来。据估计,俄国仅在舰队方面的物质损失,即达3亿卢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损失了上万名优秀的海军人员,损失了整整一个陆军集团军。许多欧洲报纸现在正在竭力冲淡这些损失的意义,它们在这方面的热心努力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它们甚至说库罗帕特金现在“轻松了”,“用不着”再为旅顺口操心了!俄国军队也用不着再去管整整一个集团军了。据最近英国的统计材料,被俘者达48000人,在金州和在要塞本身的会战中被打死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日本人完全占领了整个辽东,获得了能影响朝鲜、中国和满洲的无比重要的据点,腾出了拥有8—10万人的配备有庞大的重炮队的经过锻炼的军队来对付库罗帕特金。这支重炮队开抵沙河,将使日军对俄军的主力居于压倒的优势。
据国外报纸报道,专制政府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继续作战,并给库罗帕特金派去20万人的军队。很可能战争还要拖延很久,但战争胜利无望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而一切拖延只会加重俄国人民由于容忍专制制度的宰割而带来的无数灾难。在此以前,日本人在每一次大的会战以后总是比俄国人更迅速而且更扎实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现在,他们在争得了全部制海权和全歼了俄国的一个集团军以后,就能够比俄国人多派出一倍的援军。在此以前,日本人一直在连续不断地打击俄国的将军们,尽管他们的大部分精锐炮兵当时已用于围攻要塞。日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兵力充分集中起来,而俄国人却不仅要为萨哈林岛[注:即库页岛。——编者注]担心,而且要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担心。日本人占领了满洲最好的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靠被征服地区的资财和靠中国的帮助来供养军队。而俄国人却愈来愈只能靠从俄国运去的物资接济,由于无法运送足够数量的物资,库罗帕特金很快就不能进一步扩充军队了。
但是,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靠雇佣兵或半脱离人民的帮会分子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据涅米罗维奇-丹琴科证明,甚至库罗帕特金也开始懂得,这个道理不是光写在纸上的。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因此,战争的伟大属性现在表明得特别明显,这就是在事实上,在千百万人的面前揭露出一向只有少数觉悟的人才明白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不一致。一切先进的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批判,现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判所证实,这就使那些不知道什么叫专制制度的人,以至知道这一点但却一心一意维护专制制度的人,都愈来愈感到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生活下去了。一旦人民不得不在实际上以自己的鲜血为专制制度付出代价,专制制度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同全体人民(一小撮官吏和巨头除外)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使专制制度陷入了绝境,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够解脱这种绝境,而且只有以摧毁沙皇制度为代价。
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些罪行从战争刚一爆发就已开始暴露出来,现在它们将更加广泛地更加不可遏制地暴露出来。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87]——所有大大小小的阿列克谢耶夫都这样说,他们没有想到,而且也不相信洪水真的就要来到了。将军们和统帅们原来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根据英国一位军事评论家的权威性论断(载于《泰晤士报》[88]),1904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是“对海军和陆军战略基本原则的犯罪性的忽视”。军政界的官僚象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很不开展、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为士兵所信任。农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在现代战争中同进步的民族发生冲突时,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有质量高的人才。没有具有主动精神的、自觉的陆海军士兵,要在现代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使用射速快口径小的步枪和速射炮的时代,在舰船上装有复杂的技术设备、陆战中采用散开队形的时代,任何耐力、任何体力以及任何多数人密集在一起的战斗阵势,都不能造成优势。专制俄国的军事威力原来只是虚有其表。沙皇制度成了按照现代最新要求组织军事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而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注: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3章。——编者注]——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写照。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不论是舰队也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竟都成为落后的和毫无用处的东西了。
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密切。因此,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就象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觉悟的无产阶级是战争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不可避免和无法排除的伴侣的无情敌人,它不能闭眼不看击溃了专制制度的日本资产阶级所完成的这一革命任务。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制度的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历史上进步的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以区别的责任。因此,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彻底和最坚决的代表,如法国的茹尔·盖得和英国的海德门,都直率地表示他们同情击溃俄国专制制度的日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们俄国,不用说,有些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思想混乱。《革命俄国报》[89]谴责盖得和海德门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拥护工人的、人民的日本,而不能拥护资产阶级的日本。这种谴责十分荒谬,正象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承认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比主张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进步而受到的谴责一样。盖得和海德门并没有袒护日本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但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其中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当然是我们的激进知识分子不懂得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新《火星报》也不能不表现出混乱。起初它大谈不管什么样的和平。后来,当饶勒斯清楚地表明,拥护一切和平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是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时候,新《火星报》才急忙“进行纠正”。现在它又发表庸俗的议论,说什么借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投机”(!!?)是如何不恰当,说什么“不论”专制制度是胜是败,战争总是灾难。
不是这样。俄国的自由事业和俄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这一事业从这次使欧洲所有的旧制度维护者感到恐惧的军事破产中得到很多好处。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断地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同时要永远牢记,只要阶级统治还存在,战争就不会消除。饶勒斯之流的庸俗的和平辞藻,对被压迫阶级毫无用处,被压迫阶级对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间的资产阶级战争不负任何责任,它正在竭尽全力来推翻一切资产阶级,因为它知道,就是在“和平的”资产阶级剥削时期,人民的灾难也是无穷的。但是,在反对自由竞争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和半农奴制度相比,自由竞争是有进步性的。在反对一切战争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在宣传当中应当把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农奴制的专制制度严格区分开来,我们应当经常指出俄国工人被迫参加的这个历史性的战争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这场战争已变成新旧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战争。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战争还远未结束,但是它每延续一步都将大大加剧俄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都将促使新的伟大的战争,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时刻早日到来。难怪最沉着、最冷静的欧洲资产阶级这样惊慌失措,它满心赞同俄国专制制度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但害怕俄国革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因为俄国革命将是欧洲革命的序幕。
一家冷静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90]写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即认为在俄国爆发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论据为这种见解辩护。例如说俄国农民不爱动,俄国农民笃信沙皇,依赖僧侣。又说,极端不满分子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可能举行叛乱(小规模的爆发)和进行恐怖性的谋杀,但决不能掀起总起义。他们对我们说,广大的不满的群众缺乏组织和武器,而最主要的是缺乏冒生命危险的决心。俄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大约只是在30岁以前具有革命情绪,以后他们搞到一官半职,就舒适安逸地生活起来,于是很大一部分激烈分子就变为平庸的官吏。”但现在,这家报纸继续写道,许多迹象证明要发生巨大的变革。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已经不光是革命者,而且还有那些全无“狂热”的、现存制度的坚实柱石,如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写给内务大臣的信现在正被所有的国外报刊转载[91]。“害怕俄国革命看来是有实际根据的。不错,谁也不认为俄国农民会拿起木叉去为宪法而斗争。但难道革命是在农村里发生的吗?在现代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体现者早已是大城市了。在俄国,风潮正是在城市里掀起的,它正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涌动。谁也不敢预言结果将会怎样,但是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发生的人在日益减少,这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革命爆发,被远东战争削弱了的专制制度是否能对付得了,那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是的,专制制度是被削弱了。最不相信革命的人也开始相信革命了。普遍相信革命就已经是革命的开始。政府本身正在以自己的军事冒险促进革命的继续发展。俄国的无产阶级将致力于支持和扩大重要的革命冲击。

载于1905年1月1日(14日)《前进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51—159页

注释:

[85]本卷《附录》中收载了《旅顺口的陷落》一文的提纲(见第367—369页)。这篇文章的其他准备材料——外国和俄国报刊摘录——载于《列宁文稿》第11卷第632—641页。——134。
[86]指《比利时独立报》。上文引自该报1904年1月4日社论《旅顺口》。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报纸,自由派机关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1940年停刊。——134。
[87]“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的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138。
[88]《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38。
[89]《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139。
[90]指《福斯报》。此处摘自该报1905年1月4日社论《旅顺口》。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141。
[91]指1904年12月15日(28日)莫斯科省贵族代表Л.H.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给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尔克-米尔斯基的信。这封信刊登于1904年12月18日(31日)《解放》杂志第62期。特鲁别茨科伊在分析社会运动的情况时写道:“目前发生的事件不是暴乱,而是革命;与此同时,俄国人民正被卷入这场革命……”——141。

覆灭

(1905年5月27日〔6月9日〕)

朝鲜海峡的海战吸引了全世界政治报刊的注意。起初,沙皇政府企图向自己的臣民隐瞒严酷的真相,但很快就相信这种企图靠不住了。要掩盖整个俄国舰队的彻底覆灭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在评价最近这次海战的政治意义时,还得重复我们在《前进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34—142页。——编者注]上就旅顺口的陷落说过的那些看法。沙皇俄国军事上的彻底崩溃在当时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是波罗的海分舰队使俄国爱国者尚抱一线希望。当时人人都知道,战争的最终结局取决于某一方在海上的胜利。专制制度看到,战争的不幸结局等于“国内敌人”的胜利,即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孤注一掷。为了迅速调遣波罗的海分舰队花了亿万卢布。舰员七拼八凑,军舰启航的最后准备工作草草收场。由于给新的强大装甲舰补充了“旧箱子”,舰只数目增加了。浩浩荡荡的舰队(它象整个俄罗斯帝国那样庞大,那样笨重、荒唐、无力、怪诞)起程了,把轻易得来的横财花在煤炭和给养上,成为欧洲的大笑柄,特别是在它粗暴地践踏中立的一切惯例和要求而大败渔船[141]之后。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这支舰队价值近3亿卢布,加上调遣花费1亿卢布,总共有4亿卢布糟蹋在沙皇专制制度这次最后的军事赌注上。
现在连最后的赌注也输了。这本是大家意料中的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俄国舰队的失败竟是这样无情的覆灭。俄国舰队活象一群野人向装备精良并拥有一切现代防卫手段的日本舰队直扑过去。经过两天的战斗,拥有12000—15000名海军人员的20艘俄国军舰,13艘被击沉,4艘被俘,只有1艘(“金刚石号”)幸免于难开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海军人员伤亡一大半,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本人”和他最亲密的助手涅博加托夫也被俘,而整个日本舰队在战斗中却安然无怎,总共只损失3艘雷击舰。
俄国海军被彻底消灭了。战争是彻底打输了。俄国军队被完全赶出满洲,日本人占领萨哈林岛[注:即库页岛。——编者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军事失败,而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这一崩溃是整个沙皇政治制度的崩溃,日本人的每一次新的打击,既使欧洲也使全俄国人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一崩溃的意义。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备受凌辱,军队的自豪感化为愤懑,这场毫无意义的军事冒险断送数万和数十万年轻生命使人悲痛欲绝,盗窃亿万人民钱财使人切齿痛恨,这样的战争必然引起财政破产和长期经济危机使人忧心忡忡,可怕的人民革命(在资产阶级看来,沙皇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及时的“明智”让步来避免这场人民革命)使人惶恐不安,——所有这一切都在同专制制度作对。要求和平的呼声愈来愈高,自由派报刊表示愤慨,甚至连最温和的分子如“希波夫派”土地占有者,也都开始发出恫吓,连奴颜婢膝的《新时报》也要求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了。
沙皇政权最可靠的支柱欧洲资产阶级,也开始失去耐心了。国际关系不可避免的改组,年轻而有生气的日本的实力的增长,欧洲军事同盟者的丧失——这些都使它感到害怕。它慷慨地借给专制制度的数十亿贷款的命运也使它感到不安。真正使它不放心的是俄国的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太激动欧洲无产阶级的心了,并且有燃起世界革命烈火的危险。为了同沙皇制度的“友谊”,它呼吁沙皇制度理智用事,它主张必须讲和——同日本人讲和,同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讲和。欧洲丝毫没有忽视,对日媾和现在只能付出很高的价钱,但它清醒而实际地估计到,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每加一个月,这个价钱必然会随着提高,革命爆发的危险性也必然会随着增加,而革命爆发将象扫除沙粒一样把整个“让步”政策扫除掉。欧洲懂得,专制制度现在已经难上加难,几乎是欲罢不能了,——它走得太远了,资产阶级的欧洲现在只好竭力用玫瑰色的美梦来自我宽慰和宽慰自己的盟友。
例如,法国一家爱国资产阶级报纸——《世纪报》[142]发表了科尔奈利的题为《一篇史诗的终结》的小文章,里面这样写道:“现在,俄国人在陆上连吃败仗之后在海上又被打垮了,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政府有责任签订和约并改组自己的军事力量。冒险主义者的政府出于自己的野心或者为了自己的安全,有时不得不把它们统治下的人民拖进战争。因为对这样的政府说来,它们的生存本身就是取胜的赌注,所以它们就要求自己的人民牺牲再牺牲,从而把人民引向最后的灭亡。在法国,我们的两个帝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如果在我国建立了第三帝国,那么,这个帝国的历史也会是这样。
相反,俄国政府的处境恰恰不是这样;它得到俄国人民出自内心的拥护,因而共同的灾难并没有把政府和人民分开,而只是使它们彼此团结得更紧了。战败的凯撒已经不再是凯撒。不幸的沙皇可以仍然是神圣而受人爱戴的沙皇。”
可叹,可叹!沙文主义的法国小店主牛皮吹得“太明目张胆了”!他说什么战争并没有把俄国政府和人民分开,这完全不符合人所共知的事实,使人好笑,使人觉得这是在玩弄天真无邪的把戏。为了提醒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俄国专制君主防止象真正的“凯撒”一样盲目而固执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法国资产者温情脉脉地对这位凯撒说,他不应当象其他凯撒一样,他还有另一条更好的出路。“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希望有沙皇这个强大的同盟者,以致编出灾难把俄国人民和沙皇团结在一起的浪漫童话来为自己催眠。科尔奈利先生本人当然也并不真信这个神话;我们就更不必信以为真了。
不但凯撒们的政府,而且最古老的王朝的最合法的君主们的政府,也往往是冒险主义的。俄国专制制度落后于历史整整100年,它身上的冒险主义货色比任何一个法兰西帝国都多。专制制度正是按冒险主义方式把人民投入了一场荒谬可耻的战争。它现在正面临着罪有应得的下场。战争揭出了它的一切疮疤,暴露了它的全部腐败,表明它同人民完全分离,摧毁了凯撒统治的唯一支柱。战争成了严峻的法庭。人民已经对这个强盗们的政府作出自己的判决。革命将执行这一判决。

载于1905年5月27日(6月9日)《无产者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51—255页

注释:

[141]指俄国海军第2太平洋舰队(由波罗的海舰队组成)开赴远东途中于1904年10月22日夜晚在北海海域炮击英国渔船队一事。——241。
[142]《世纪报》(《Le Siècle》)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同法国政府关系密切。1905年该报编辑是曾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任海军部长的让·拉内桑。
列宁引用的科尔奈利的文章,载于1905年5月30日《世纪报》。——243。

俄国沙皇寻求土耳其苏丹的保护以抵御本国人民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

世界各国和各政党的报刊纷纷刊登黑海舰队的部分舰只转到革命方面[174]的消息、电讯、文章。报纸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震惊,来足以深刻地评述专制政府所蒙受的耻辱。
这种耻辱的顶点,就是沙皇政府请求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派警察帮助 镇压起义水兵!有这么一种说法:对俄国人民来说,“国内土耳其人”[175]比任何“国外土耳其人”更可怕。土耳其苏丹应当保护沙皇专制制度不受俄国人民侵犯;沙皇无法依靠俄国的军事力量,于是它就乞求别的强国援助。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证明沙皇政权的彻底崩溃了。很难找得到比这更好的材料来向俄国军队的士兵说明他们的作用了。
请看7月4日(公历)《泰晤士报 》的社论是怎样写的。应当指出,这家报纸是世界上资金最雄厚和消息最灵通的报纸之一,是英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它甚至认为我国的“解放派”也过于激进,它同情“希波夫派”,等等。总之,谁也不会怀疑这家报纸是在夸大俄国革命的力量和作用。

泰晤士报》写道:“据报道,俄国政府已向波尔塔〈即向土耳其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提出一份照会。这份照会确凿地证明了俄国政府的海防薄弱。在这份照会中,俄国政府请求上述国家把搞暴动的俄国舰队的水兵以普通刑事犯论处,并且提请它们注意:不然的话,可能引起国际纠纷。换句话说,沙皇政府竟然屈尊地乞求土耳其苏丹罗马尼亚国王大发慈悲,帮它完成它自己已经无力完成的警察工作。现在就看阿卜杜尔-哈米德是否恩准沙皇请求的援助了。从水兵起义对土耳其当局的影响来看,起义的唯一结果就是起义使土耳其当局的警戒比平日更为森严;而星期六那天晚上,天黑以后,俄国大使乘坐的一艘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岸防舰,竟成了这种警戒的第一个牺牲品。土耳其人对这条船发射了空包弹。一年前,土耳其人未必会用这种方式实行警戒。至于罗马尼亚政府,它做得对,它不理睬把起义水兵以刑事犯论处的请求。一个自尊自重的民族的政府当然应当这样做。罗马尼亚政府下令不许给‘波将金号’供粮供煤,但与此同时它又通知该舰700名水兵说,如果他们在罗马尼亚上岸,他们将只以外国逃兵论处。”

然而,罗马尼亚政府绝不是站在革命方面,绝不是!不过它还不想屈尊到甘当全俄国人人仇视和蔑视的沙皇警察的地步。它拒绝沙皇的请求。它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一个“自尊自重的民族的 政府”的所作所为。
那些昨天还在欧洲对“又伟大又强大的君主”卑躬屈膝的人们,现在就是这样谈论俄国专制政府的!
现在,德国报纸上也有证实专制制度这次蒙受前所未闻的新的耻辱的消息。《法兰克福报》收到7月4日(公历)从君士坦丁堡 发来的一条电讯:“俄国大使季诺维也夫昨天把彼得堡内阁的照会交给土耳其政府,照会通知说,大约有400名俄国水兵,炸沉一艘巡洋舰后,于前天逃上一艘驶往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商船。俄国使节要求土耳其在这艘商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无条件予以扣留,逮捕并引渡暴动的俄国水兵。土耳其政府当晚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讨论了俄国的照会。土耳其复照俄国大使馆说,土耳其不能满足它的要求,因为,根据国际法,土耳其无权对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进行警察监视,即使这些船只停泊在土耳其港口也是如此。此外,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没有引渡罪犯条约。”
德国报纸对此发表评论说,土耳其的复照“很勇敢”。土耳其人不愿当沙皇的警察走狗!
还有消息说,当“神速号”[注:据说“神速号”上没有水兵。几乎全体船员都是清一色的军官。贵族反对人民!]雷击舰同其他几艘军舰一起开进康斯坦察(罗马尼亚)搜索“波将金号”的时候,罗马尼亚政府便向俄国当局指出,即使“波将金号”仍然停泊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罗马尼亚领海的秩序也要由罗马尼亚军队和罗马尼亚警察来维持。
由此可见,现在并不是“波将金号”使外国船只不安(沙皇专制制度以此来恐吓欧洲),而是俄国海军给它们添麻烦。英国人对他们的船只“格兰利号”在敖德萨被扣留和被搜查感到愤慨。德国人听说土耳其人应俄国人的请求要勒令从敖德萨驶往君士坦丁堡的德国船只“佩拉号”停航并进行搜查,也非常恼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想得到欧洲的援助来对付俄国革命者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国外许多报纸都在讨论是否提供这种援助,但是它们大多数的结论是:欧洲不应帮助沙皇对付“波将金号”。德国报纸《柏林日报》有一则消息说,俄国政府还请求各强国把它们的军舰从君士坦丁堡派往敖德萨,帮助恢复秩序!这则消息(另外几家报纸已经予以否认)究竟是否属实,不久即将分晓。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波将金号”转到起义方面来,是使俄国革命变成国际力量,使俄国革命与欧洲各国直接对峙的第一步。
在评价勒鲁 先生7月4日(公历)从彼得堡给巴黎的报纸《晨报》发出的一条电讯时,不应忘记这一情况。他写道:“从‘波将金号’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中可以看出,俄国当局缺乏预见令人吃惊,但是也不能不指出组织革命 方面的缺点。革命控制了装甲舰——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同时却不知道把它怎么办。”
毫无疑问,上面的话颇有几分道理。显然,我们对缺乏革命的组织性是有责任的。我们对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不大了解必须组织革命、必须把起义当作最迫切的实践任务、必须宣传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是有责任的。资产阶级作家现在责备我们革命者没有很好尽到革命职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波将金号”装甲舰是否也理应受到这种责难,我们不敢说。也许该舰全体船员就是抱有目的,要在一个欧洲强国的港口露露面吧?在“波将金号”还没有自由地驶往罗马尼亚之前,难道俄国政府没有对人民封锁关于黑海舰队事件的消息吗?而且,在罗马尼亚,革命的装甲舰向各国领事提交了对沙皇舰队宣战的文告,文告确认该舰不对中立国船只采取任何敌对行为。俄国革命向欧洲宣布:俄国人民已经对沙皇制度公开宣战。 实际上,这是俄国革命以俄国新的革命政府的名义出面活动的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只是初次的小小尝试,——但是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
最近有消息说,“波将金号”已经驶入费奥多西亚,要粮要煤。市民惶惶不安。工人们要求满足革命装甲舰的请求。杜马决定不给煤而给粮。整个俄国南部沸腾起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敖德萨在国内战争中共牺牲6000人 。据电报报道:160名武装起义者被军事法庭处决,彼得堡下令要“毫不留情! ”。但是,部队软弱无力,部队本身不可靠。敖德萨市郊工厂区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昨天夜里(公历7月4日夜间到5日凌晨),35人被打死。按照总督的命令,部队大部分被撤到城外,因为军队当中发生了纪律严重松弛现象 。在尼古拉耶夫和塞瓦斯托波尔,政府办的兵工厂里也发生骚动。在塞瓦斯托波尔,13人被打死。在赫尔松省的5个县里,发生农民暴动。最近4天被打死的农民就达700人之多 。7月5日(公历)从敖德萨拍往伦敦的电报说:“看来,在人民和官僚制度之间,一场殊死的斗争已经开始。”
是的,一场真正争取自由的斗争,殊死的斗争还只是刚刚开始。革命装甲舰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革命军队万岁!革命政府万岁!

载于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45—350页


注释:

[174]在1905年6—7月,黑海舰队中有如下舰只转向革命方面:装甲舰“波将金号”和附属于它的第267号雷击舰,装甲舰“常胜者乔治号”,教练舰“普鲁特号”。
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装甲舰“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1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爆发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起义水兵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8日)向市政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教练舰“普鲁特号”于6月19日(7月2日)为支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A.M.彼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员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的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那里。——325。
[175]“国内土耳其人”是暗指沙皇政府、农奴主以及他们的精神奴仆,出典于俄国文艺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为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前夜》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决心把自己的祖国从土耳其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指出: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需要象英沙罗夫那样的革命家,但他们应是俄国式的英沙罗夫,因为俄国现在有许多国内的“土耳其人”;俄国需要有同大量的“国内土耳其人”作斗争的英雄。——325。

最后消息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

“波将金号”曾出现在费奥多西亚附近。它截住一艘装载牲畜的俄国商船,储备了食物并驶离该处,航向不明。有消息说,它还从一艘英国商船上搞到了煤。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投降,因为“波将金号”的目的是要在所有沿海城市发动起义。请看“波将金号”散发的宣言本文(根据一家德国报纸从布加勒斯特的报道)。
“告文明的公民们和劳动人民!专制政府罪行累累,已经使人忍无可忍了。整个俄国怒火燃烧,高呼着砸碎奴役制度的锁链!政府想要血洗全国,却忘了军队是由被压迫人民的子弟组成的。‘波将金号’全体舰员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我们再也不愿充当屠杀我国人民的刽子手。我们的口号是:誓死为全俄国人民的自由而战!我们要求停止战争并在普选制的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我们将为达到这个目的斗争到底:不胜利,无宁死!在争取自由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一切自由的人们和所有的工人都将站在我们一边。打倒专制制度!立宪会议万岁!”

载于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51页

法国和俄国的“贿赂”之风!

(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

最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23]以这样的标题刊登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巴蒂诺尔大型机器厂(在巴黎市郊)经理茹尔·古安(JulesGouin)先生写给彼得堡某部一位官员的信的原稿。这家法国工厂通过这位先生得到了114台机车订货。订货总值是300万法郎(每合机车27700法郎),即大约120万卢布。从信中可以看出,首先,某部的这位高贵的官员(我们要补充一句,他的官职可能相当高)由于在提供订货时充当中介而得到百分之二的买价提成。这笔钱大约为25000卢布。从信中(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就不引该信的全文了)可以看出,这位中介人已经拿到13000法郎,余款分期支付。此外,为适应俄国的铁路而改变机车的普通型号,还要支付专款。巴黎公司驻彼得堡的代表负责把工厂要求的这部分追加费的数额事先通知这位官员。如果这位官员能使俄国政府出的“卖价”高于工厂的定价,按照规定,其差额也交给他这个“中介人”。这封法文信的德译文把这叫作Vermittlungsgebühr(“中介费”)。不言而喻,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用来掩盖一个法国资本家和一个俄国某部的官员串通一气利用合同,进行最无耻的诈骗和盗窃国库的勾当。
《前进报》说得对,这封信一清二楚地说明了俄国的贪污受贿和外国资本是怎样从这种贪污受贿中捞到好处的。这封信确凿地证明,在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常的“事务”关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欧洲到处都在干着这种勾当,但是任何地方也不象俄国干得这样无耻,任何地方都不象在专制制度的俄国这样给贪污受贿以“政治保险”(保险不被揭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说道,显然,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工业热中于保护俄国专制制度及其暗中搞鬼的不负责任的官员们的原因!显然,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官员们拼命抵制要把行政当局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宪法的原因!根据这个例子可以想见,俄国官僚在日俄战争中“赚”了多少钱,——单是在德国把远洋轮船卖给俄国这项交易中,就有多少钱落入了彼得堡各部官员们的腰包!人民的灾难就是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的金窖。

载于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前进报》第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2-33页

注释:

[23]《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卡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9。

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节选)

(1905年4月7日〔20日〕)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批判了空想主义,指出宗法制度转为工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认为运动参加者的空想会使马克思否定整个运动本身,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完全不是这样。早在马克思刚刚从事写作时,就善于从运动的表面华丽的思想外衣里抽出运动的实际进步内容。马克思在他的批判的第二部分即题为《〈人民代言者报〉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的态度》中写道: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华丽的词句来谈论大地主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在《人民代言者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说道:‘美国民族改良派称土地为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未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160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14号上所载的《答孔策》(Konze)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160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160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于是,为了把土地留作‘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160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之间以及和其他人将进行交换,不是交换土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160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程度较高,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14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160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875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5口人计算,一共有4375万人。同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分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25年增加1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满40年。这14亿英亩在40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4400万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10个人中有1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群岛就有700万赤贫者。我们在第13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政治经济学的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52000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的意向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么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全人类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他在第10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土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这就是我的小屋,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这就是我的家园,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行会师傅和农民吧!用这14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批判充满了辛辣和讥讽。他所驳斥的克利盖的那些观点,也正是我们现在在我国“社会革命党人”身上所看到的观点,这就是:空话连篇,把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说成是最高的革命理想,不懂得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当时还只是个未来的经济学家,但他以卓越的洞察力指出交换与商品经济的作用。他说,农民将来要进行交换,如果不是交换土地,就是交换土地的产品,这就什么都说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许许多多方面都适用于俄国的农民运动及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编者后记:中国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温天真”们,完全可以像克利盖那样上书中修朝廷: 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谁也不要想从我这里拿走!

莫斯科流血的日子[157]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日内瓦,1905年10月10日(9月27日)

工人起义又爆发了——在莫斯科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和街头斗争。1月9日,首都响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第一声霹雷。这隆隆的雷声响彻了俄国全境,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唤起百万以上的无产者去进行巨大的斗争。继彼得堡而起的是各边疆地区,那里的民族压迫使本来就难以忍受的政治压迫更加严重。里加、波兰、敖德萨和高加索先后成了逐月、逐周都在向深广发展的起义的策源地。现在起义已经蔓延到俄国中部,蔓延到“真正的俄罗斯”地区的中心,本来这些地区的稳定一直是使反动派感到高兴的。俄国中部的这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即这种落后的状态,是由下面一系列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大工业形式比较落后,虽然它包括很多工人群众,但是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使工人和土地断绝联系,使无产者集中于文化中心;它距离外国很远;没有民族纠纷。还在1885—1886年就在这个区域出现的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158],好象是很久地沉寂了,社会民主党人几十次、几百次的努力,都因碰到当地特别困难的工作条件而遭到失败。
可是,中部地区也终于动起来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罢工[159]证明工人的政治成熟性已经达到出人意料的高度。在这次罢工以后,整个中部工业区的不满情绪已经不断地加强和扩大起来。现在这种不满情绪已经爆发出来,正在变成起义。毫无疑问,革命的莫斯科大学生进一步加强了这次爆发,他们刚刚通过了与彼得堡的决议完全相同的决议,痛斥国家杜马,号召为建立共和国,为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而斗争。“自由派的”教授们刚刚选出鼎鼎大名的十足自由派的特鲁别茨科伊先生当校长,现在又在警察的威胁下将大学关闭了。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怕在大学院内重演梯弗利斯的惨剧[160]。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加速了街头的、大学外面的流血惨剧的发生。
我们根据外国报纸所载的简短的电讯来判断,莫斯科事变是按1月9日以后可说是已经成为惯例的“通常”过程发展的。开始是排字工人的罢工,罢工迅速扩大起来。9月24日(10月7日)星期六,各印刷所、电车、烟草工厂都停了工。报纸没有出版。眼看就会发生工厂工人和铁路工人的总罢工。晚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除排字工人外,还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大学生等等。哥萨克[161]和宪兵多次驱散示威群众,但是他们又重新集合起来。许多警察受了伤。示威群众抛掷石块,并用左轮手枪射击。指挥宪兵的一个军官受了重伤。一个哥萨克军官和一个宪兵被击毙等等。
星期六,面包师也参加了罢工。
9月25日(10月8日),星期日,事变忽然急转直下。从上午11时起,工人开始聚集在各条街道上——特别是在斯特拉斯特内林荫道上和其他地方。人群唱着马赛曲。几家拒绝罢工的印刷所被捣毁了。哥萨克在击退了极为顽强的反抗之后,才把示威群众驱散。
在总督府附近的菲力波夫商店门前,聚集了大约400人,主要是面包工人。哥萨克向群众攻击。工人退入房屋,爬上屋顶,从那里向哥萨克抛掷石头。哥萨克朝屋顶开枪,但是无法赶走工人,只好采取正规的围攻办法。房屋被包围起来了,一队警察和两个精选连实行包抄,从后面冲进房屋,最后把屋顶占领了。有192个面包工人被捕,被捕者中有8人受伤,两个工人被打死(我们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外国报纸电讯中的消息,当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只能使我们对这次战斗的规模有个大致的概念)。据一家有声望的比利时报纸报道,有许多看门人在努力清洗街道上的血迹,这家报纸说,这个细小的情节比长篇的报告更能证明斗争的严重性。
关于特维尔大街的流血惨剧,彼得堡的报纸大概曾得到准予报道的许可。但是第二天书报检查机关又害怕公之于众了。据9月26日(10月9日)星期一的官方公报说,莫斯科并未发生任何重大的风潮。然而彼得堡各报编辑部从电话中得到的消息却不是这样。原来,群众又聚集在总督府附近。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哥萨克不止一次地开枪射击。当他们下马开枪射击时,他们的马踩倒了许多人。傍晚,林荫道上挤满了工人群众,他们高呼革命口号,挥舞着红旗。群众抢劫了面包铺和枪械商店。最后,人群被警察驱散了。有许多人受了伤。中央电报局由一个连的士兵保护。面包工人的罢工发展成了总罢工。大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起来。参加集会的人愈来愈多,会议更加具有革命性质。《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说,在彼得堡散发了号召进行斗争的传单,那里的面包工人情绪激昂,那里已决定在10月1日(14日)星期六举行游行示威,人心惶惶。
尽管这些材料很不充分,但是,根据这些材料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说,莫斯科起义的爆发和其他地方比较起来,不能说是运动的更高阶段。这里既没有事先受过训练的和装备精良的革命部队的发动,也没有哪怕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也没有广泛使用“新式的”民间武器,如炸弹之类(9月26日〔10月9日〕,梯弗利斯人曾用炸弹把哥萨克和士兵们吓得魂不附体)。缺少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便不能指望武装大批工人,也不能指望起义胜利。我们已经说过,莫斯科事变的意义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表明这个巨大的中心城市接受了战斗的洗礼,一个极大的工业区卷入了严重的斗争。
俄国的起义的发展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平稳地直线上升的。彼得堡1月9日事件的主要特征,是大批群众万众一心地迅速参加运动,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没有准备去作斗争,可是他们却在斗争中受到极大的教育。波兰和高加索的运动的特点是斗争非常顽强,民众使用武器和炸弹的情况比较多。敖德萨的斗争的特点是一部分军队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运动始终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是同群众罢工融为一体的。莫斯科运动进展的情形,也和其他许多不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一样。
现在我们面前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革命运动将会停留在这个已经达到的、已经成为“通常的”和人们所熟悉的发展阶段上呢,还是会升到更高的阶段?如果我们敢于对俄国革命这种极为复杂和范围广阔的事变作一番估计,那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认为第二种前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确实,现有的这种可以说是已经学会的斗争形式——游击战争,连续不断的罢工,时而在国内的这个地方,时而在国内的那个地方用街头斗争来袭击敌人,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就已经产生了并且仍然在产生极大的效果。这种顽强斗争使工业停顿,使官僚机关和军队的士气完全沮丧,使全国各个居民阶层都对现状产生不满,任何国家都不能长期经受住这种顽强的斗争。俄国专制政府更经受不住这种斗争。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甚至单用工人运动已经创造出的这些形式把这个斗争坚持下去,也一定会使沙皇制度崩溃的。
但是,在现代俄国,革命运动绝不可能停留在目前已经达到的阶段上。恰恰相反,所有的材料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只是斗争的最初阶段之一。祸国殃民的可耻战争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对于人民的影响,还远未充分表现出来。城市中的经济危机和乡村中的饥荒,正在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根据一切消息看来,驻在满洲的军队怀有强烈的革命情绪,所以政府不敢把他们调回来,——可是不把这支军队调回来又不行,因为有可能举行新的、更严重的起义。在俄国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的政治鼓动,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泛,这样井井有条,这样深入。国家杜马的滑稽剧必然会使政府遭到新的失败,使人民更加愤怒。我们亲眼看到起义仅仅在10个月内就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说,起义即将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那时一定会有革命者的战斗队或哗变的军队来支援群众,帮助他们获得武器,使“沙皇的”(现在还是沙皇的,但已远非完全是沙皇的)军队发生极大的动摇,那时起义就会取得沙皇制度所无法对付的重大胜利,——这并不是什么幻想,也不是什么良好愿望,而是直接从群众斗争的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
沙皇军队在莫斯科战胜了工人。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削弱失败者的力量,而只是使他们更坚强地团结起来,激起了他们更深的仇恨,使他们更接近于严重斗争的实际任务。这个胜利是一种不能不使胜利者的队伍发生动摇的胜利。军队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现在动员他们,完全是为了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这种认识不仅是根据法律,而且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来的。对日战争已经结束。[162]但是动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是为了反对革命而实行的动员。我们不怕这种动员,我们敢于去欢迎它,因为被动员来同人民进行不断的斗争的士兵人数愈多,这些士兵就会愈迅速地受到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沙皇政府动员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来与革命作战,以迁延总解决时刻的到来,但是这种迁延对我们最有利,因为在这种持久的游击战争中,无产者将学会作战,而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召唤,年轻俄罗斯的战斗呼声,甚至会传进紧闭着的营房,唤醒那些最愚昧、最落后、最受压制的人们。
爆发的起义又一次被镇压下去了。让我们再一次高呼:起义万岁!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13—318页

注释:

[157]《莫斯科流血的日子》一文是就1905年9月19日(10月2日)爆发的莫斯科政治罢工而写的,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写成后过了两天,即9月29日(10月12日),列宁又写了《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一文(见本卷第347—355页),发表于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因此,《莫斯科流血的日子》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的初稿,本卷《附录》里还收有这两篇文章的提纲(见第423—427页)。
莫斯科政治罢工是俄国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开端,在准备全俄十月政治罢工中起了重大作用。列宁密切注视莫斯科政治罢工的发展,从报上摘抄了大量资料(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74—287页)。除了上述两篇文章外,他还利用这些资料写了《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见本卷第380—388页)。9月底,列宁在日内瓦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莫斯科事件的讲话。——314。
[158]指1885—1886年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工人运动。
在这个时期的罢工中,最著名的是1885年1月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8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314。
[159]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的领导下,从1905年5月12日(25日)起举行总罢工,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撤销工厂警察,实现言论、出版、结社、罢工自由,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5月15日(28日),工人们选出151名代表,建立了全权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事实上是俄国最早的全市性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了革命政权的作用。沙皇政府为了镇压这次罢工,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及其附近地区调集了大批军警。6月2日(15日),副省长颁布了禁止集会的命令。6月3日(16日),哥萨克和军警对集会工人们发动攻击,残酷地屠杀工人。但是这场大屠杀并没有摧毁工人的斗志。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总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2日(8月4日),而个别企业的局部罢工直到8月和9月仍在进行。——315。
[160]梯弗利斯的惨剧是指沙皇警察屠杀梯弗利斯工人的事件。1905年8月29日(9月11日),梯弗利斯2000多名工人为了参加讨论国家杜马的选举问题在市政管理委员会大厅举行集会。警察和哥萨克按照沙皇当局的命令,包围了建筑物,冲入正在开会的大厅,对工人进行野蛮的镇压,有60人被打死,近300人被打伤。
为了抗议沙皇政权的暴行,整个外高加索——梯弗利斯、库塔伊西、苏呼姆等城市举行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关于梯弗利斯事件,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刊印了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署名的特别公报。——315。
[161]这里说的是被沙皇政府派来行使警察职能、镇压革命运动的哥萨克军队。
哥萨克(原为突厥语,意思是好汉、自由人)原指莫斯科国边疆地区的受雇佣的自由人和服军役的人。15—16世纪,在俄国和波兰—立陶宛国家的边境(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和捷列克河一带),出现了主要由逃亡农奴组成的所谓自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它们有独特的武装组织,是16—17世纪乌克兰人民起义和17—18世纪俄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沙皇政府于18世纪把哥萨克降服,改哥萨克村社为哥萨克军,进而使之成为有特权的军人等级。按规定,男性哥萨克满18岁一律自备军服、装具、冷兵器和战马在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哥萨克军队里服役,凡服役者均赐与土地约30俄亩供长期使用。至20世纪初,全俄国共有11个哥萨克军。1916年哥萨克居民共有443万多人,拥有土地6300万俄亩,服军役者285000人。哥萨克军队参加了18—20世纪俄国的历次战争。沙皇政府曾广泛地利用哥萨克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的富裕阶层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贫穷的哥萨克则支持苏维埃政权。1920年,哥萨克这一等级被废除。——315。
[162]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905年8月23日(9月5日)俄国和日本在美国朴次茅斯市签订了和约。根据条约,俄国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把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无条件让与日本,把萨哈林岛(库页岛)南半部割让给日本。俄国并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沙皇政府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国内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