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口的陷落[85]
（1905年1月11〔14日〕）
“旅顺口投降了。
这是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昨天，通过电报传遍文明世界每个角落的这几个字，使人感到沮丧，使人感到一场巨大而可怕的灾难和不幸，这种感觉是难于用言语来表达的。强大帝国的精神力量在破灭，年轻的种族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显示自己，它的声望就在日益低落。整个政治制度已被判决，一连串的奢望已被打断，巨大的努力已被摧毁。当然，旅顺口的陷落早在意料之中，人们早就在为自己开脱并说些老套话来安慰自己了。但是，明显而严峻的事实粉碎了全部编造的谎言。现在，要冲淡已经发生的崩溃的意义是不可能的。难以补救的失败使旧世界第一次遭到屈辱，打败它的是一个十分神秘的、看来还很年轻的、昨天才来追求文明的新世界。”
欧洲一家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报纸[86]这样描述了对事件的直接印象。应当承认，这家报纸不仅清晰地表达了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的情绪，它的话也反映了旧世界资产阶级的真实的阶级本能；旧世界资产阶级对新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成就感到惶恐不安，对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可靠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的崩溃感到惊慌失措。难怪就连没有参战的欧洲资产阶级也感到受了屈辱和沮丧。它如此习惯于把俄国的精神力量和欧洲宪兵的军事力量等同看待。在它看来，年轻的俄罗斯种族的声望与无比强大的、坚定不移地保护着现代“秩序”的沙皇政权的声望是紧密相连的。难怪整个欧洲资产阶级都认为居于支配地位和发号施令的俄国的灾难是“可怕的”，因为这一场灾难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大大加快，而资产阶级十分清楚地知道，它根据痛苦的经验知道，这种加速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加速。西欧资产阶级在长期停滞的环境中，在“强大的帝国”的庇护下曾感到十分安逸，可是现在突然有一种“神秘的，还很年轻的”力量竟来打破这种停滞和摧毁这些支柱。
的确，欧洲资产阶级应当感到害怕。无产阶级应当感到高兴。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即将来临，它还预示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但是，旅顺口的陷落为什么和在什么程度上是一场真正历史性的灾难呢？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一事件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对日本人来说，战争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10年以前，以俄国为首的这个反动的欧洲，曾因中国败于年轻的日本而感到不安，并为了从日本手中抢走最好的胜利果实而联合起来。欧洲一直保护着旧世界已经确立的关系和特权，维护着它的优惠的权利，即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剥削亚洲各国人民的权利。日本夺回旅顺口是对整个反动欧洲的一个打击。俄国占据旅顺口6年，花了多少亿卢布修筑战略铁路，修建港口，建设新的城市，加固要塞；被俄国收买和在俄国面前卑躬屈膝的一切欧洲报纸都曾吹嘘这个要塞是攻不破的。军事评论家们说，就实力而论，旅顺口等于6个塞瓦斯托波尔。可是，一个小小的、一直被人瞧不起的日本，却在8个月之内占领了这个要塞，而在此以前英国和法国为了攻克一个塞瓦斯托波尔，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军事上的打击是不可挽救的。关于制海权问题——现代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起初并不比日本舰队弱的（如果不是较强的话）俄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了。舰队作战的基地也被人夺走，于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分舰队在白白地花费了好几百万以后，在威武的装甲舰大败英国渔船以后，只好又可耻地开了回来。据估计，俄国仅在舰队方面的物质损失，即达3亿卢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损失了上万名优秀的海军人员，损失了整整一个陆军集团军。许多欧洲报纸现在正在竭力冲淡这些损失的意义，它们在这方面的热心努力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它们甚至说库罗帕特金现在“轻松了”，“用不着”再为旅顺口操心了！俄国军队也用不着再去管整整一个集团军了。据最近英国的统计材料，被俘者达48000人，在金州和在要塞本身的会战中被打死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日本人完全占领了整个辽东，获得了能影响朝鲜、中国和满洲的无比重要的据点，腾出了拥有8—10万人的配备有庞大的重炮队的经过锻炼的军队来对付库罗帕特金。这支重炮队开抵沙河，将使日军对俄军的主力居于压倒的优势。
据国外报纸报道，专制政府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继续作战，并给库罗帕特金派去20万人的军队。很可能战争还要拖延很久，但战争胜利无望已经是很明显的了，而一切拖延只会加重俄国人民由于容忍专制制度的宰割而带来的无数灾难。在此以前，日本人在每一次大的会战以后总是比俄国人更迅速而且更扎实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现在，他们在争得了全部制海权和全歼了俄国的一个集团军以后，就能够比俄国人多派出一倍的援军。在此以前，日本人一直在连续不断地打击俄国的将军们，尽管他们的大部分精锐炮兵当时已用于围攻要塞。日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把自己的兵力充分集中起来，而俄国人却不仅要为萨哈林岛［注：即库页岛。——编者注］担心，而且要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担心。日本人占领了满洲最好的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靠被征服地区的资财和靠中国的帮助来供养军队。而俄国人却愈来愈只能靠从俄国运去的物资接济，由于无法运送足够数量的物资，库罗帕特金很快就不能进一步扩充军队了。
但是，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靠雇佣兵或半脱离人民的帮会分子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据涅米罗维奇－丹琴科证明，甚至库罗帕特金也开始懂得，这个道理不是光写在纸上的。战争现在是由人民来进行的，因此，战争的伟大属性现在表明得特别明显，这就是在事实上，在千百万人的面前揭露出一向只有少数觉悟的人才明白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不一致。一切先进的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批判，现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判所证实，这就使那些不知道什么叫专制制度的人，以至知道这一点但却一心一意维护专制制度的人，都愈来愈感到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生活下去了。一旦人民不得不在实际上以自己的鲜血为专制制度付出代价，专制制度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同全体人民（一小撮官吏和巨头除外）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政策使专制制度陷入了绝境，只有人民自己才能够解脱这种绝境，而且只有以摧毁沙皇制度为代价。
旅顺口的陷落是对沙皇制度的罪行所作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总结。这些罪行从战争刚一爆发就已开始暴露出来，现在它们将更加广泛地更加不可遏制地暴露出来。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87]——所有大大小小的阿列克谢耶夫都这样说，他们没有想到，而且也不相信洪水真的就要来到了。将军们和统帅们原来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根据英国一位军事评论家的权威性论断（载于《泰晤士报》[88]），1904年战争的全部进程，是“对海军和陆军战略基本原则的犯罪性的忽视”。军政界的官僚象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成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很不开展、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为士兵所信任。农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在现代战争中同进步的民族发生冲突时，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有质量高的人才。没有具有主动精神的、自觉的陆海军士兵，要在现代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使用射速快口径小的步枪和速射炮的时代，在舰船上装有复杂的技术设备、陆战中采用散开队形的时代，任何耐力、任何体力以及任何多数人密集在一起的战斗阵势，都不能造成优势。专制俄国的军事威力原来只是虚有其表。沙皇制度成了按照现代最新要求组织军事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而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注：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3章。——编者注］——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写照。事变证实某些外国人的看法是对的，这些人看到亿万卢布被用来购买和建造精良的军舰曾感到好笑，并且说，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不论是舰队也罢，要塞也罢，野战工事也罢，陆军也罢，竟都成为落后的和毫无用处的东西了。
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来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密切。因此，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就象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觉悟的无产阶级是战争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不可避免和无法排除的伴侣的无情敌人，它不能闭眼不看击溃了专制制度的日本资产阶级所完成的这一革命任务。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资产阶级制度的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历史上进步的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加以区别的责任。因此，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彻底和最坚决的代表，如法国的茹尔·盖得和英国的海德门，都直率地表示他们同情击溃俄国专制制度的日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我们俄国，不用说，有些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思想混乱。《革命俄国报》[89]谴责盖得和海德门说，一个社会主义者只能拥护工人的、人民的日本，而不能拥护资产阶级的日本。这种谴责十分荒谬，正象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承认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比主张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进步而受到的谴责一样。盖得和海德门并没有袒护日本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但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的问题上，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其中一个国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当然是我们的激进知识分子不懂得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新《火星报》也不能不表现出混乱。起初它大谈不管什么样的和平。后来，当饶勒斯清楚地表明，拥护一切和平的冒牌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是为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是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时候，新《火星报》才急忙“进行纠正”。现在它又发表庸俗的议论，说什么借日本资产阶级的胜利“进行投机”（！！？）是如何不恰当，说什么“不论”专制制度是胜是败，战争总是灾难。
不是这样。俄国的自由事业和俄国（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制制度的军事失败。这一事业从这次使欧洲所有的旧制度维护者感到恐惧的军事破产中得到很多好处。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断地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同时要永远牢记，只要阶级统治还存在，战争就不会消除。饶勒斯之流的庸俗的和平辞藻，对被压迫阶级毫无用处，被压迫阶级对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间的资产阶级战争不负任何责任，它正在竭尽全力来推翻一切资产阶级，因为它知道，就是在“和平的”资产阶级剥削时期，人民的灾难也是无穷的。但是，在反对自由竞争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和半农奴制度相比，自由竞争是有进步性的。在反对一切战争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在宣传当中应当把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农奴制的专制制度严格区分开来，我们应当经常指出俄国工人被迫参加的这个历史性的战争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这场战争已变成新旧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战争。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战争还远未结束，但是它每延续一步都将大大加剧俄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都将促使新的伟大的战争，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时刻早日到来。难怪最沉着、最冷静的欧洲资产阶级这样惊慌失措，它满心赞同俄国专制制度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但害怕俄国革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因为俄国革命将是欧洲革命的序幕。
一家冷静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90]写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即认为在俄国爆发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人们用各种各样的论据为这种见解辩护。例如说俄国农民不爱动，俄国农民笃信沙皇，依赖僧侣。又说，极端不满分子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可能举行叛乱（小规模的爆发）和进行恐怖性的谋杀，但决不能掀起总起义。他们对我们说，广大的不满的群众缺乏组织和武器，而最主要的是缺乏冒生命危险的决心。俄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大约只是在30岁以前具有革命情绪，以后他们搞到一官半职，就舒适安逸地生活起来，于是很大一部分激烈分子就变为平庸的官吏。”但现在，这家报纸继续写道，许多迹象证明要发生巨大的变革。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已经不光是革命者，而且还有那些全无“狂热”的、现存制度的坚实柱石，如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他写给内务大臣的信现在正被所有的国外报刊转载[91]。“害怕俄国革命看来是有实际根据的。不错，谁也不认为俄国农民会拿起木叉去为宪法而斗争。但难道革命是在农村里发生的吗？在现代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体现者早已是大城市了。在俄国，风潮正是在城市里掀起的，它正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涌动。谁也不敢预言结果将会怎样，但是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发生的人在日益减少，这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革命爆发，被远东战争削弱了的专制制度是否能对付得了，那就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是的，专制制度是被削弱了。最不相信革命的人也开始相信革命了。普遍相信革命就已经是革命的开始。政府本身正在以自己的军事冒险促进革命的继续发展。俄国的无产阶级将致力于支持和扩大重要的革命冲击。
载于1905年1月1日（14日）《前进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151—159页
注释：
[85]本卷《附录》中收载了《旅顺口的陷落》一文的提纲（见第367—369页）。这篇文章的其他准备材料——外国和俄国报刊摘录——载于《列宁文稿》第11卷第632—641页。——134。
[86]指《比利时独立报》。上文引自该报1904年1月4日社论《旅顺口》。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比利时资产阶级报纸，自由派机关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1940年停刊。——134。
[87]“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的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138。
[88]《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38。
[89]《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139。
[90]指《福斯报》。此处摘自该报1905年1月4日社论《旅顺口》。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德国温和自由派报纸，1704—1934年在柏林出版。——141。
[91]指1904年12月15日（28日）莫斯科省贵族代表Л．Ｈ．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给内务大臣彼·丹·斯维亚托尔克－米尔斯基的信。这封信刊登于1904年12月18日（31日）《解放》杂志第62期。特鲁别茨科伊在分析社会运动的情况时写道：“目前发生的事件不是暴乱，而是革命；与此同时，俄国人民正被卷入这场革命……”——141。
覆灭
（1905年5月27日〔6月9日〕）
朝鲜海峡的海战吸引了全世界政治报刊的注意。起初，沙皇政府企图向自己的臣民隐瞒严酷的真相，但很快就相信这种企图靠不住了。要掩盖整个俄国舰队的彻底覆灭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在评价最近这次海战的政治意义时，还得重复我们在《前进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34—142页。——编者注］上就旅顺口的陷落说过的那些看法。沙皇俄国军事上的彻底崩溃在当时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是波罗的海分舰队使俄国爱国者尚抱一线希望。当时人人都知道，战争的最终结局取决于某一方在海上的胜利。专制制度看到，战争的不幸结局等于“国内敌人”的胜利，即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孤注一掷。为了迅速调遣波罗的海分舰队花了亿万卢布。舰员七拼八凑，军舰启航的最后准备工作草草收场。由于给新的强大装甲舰补充了“旧箱子”，舰只数目增加了。浩浩荡荡的舰队（它象整个俄罗斯帝国那样庞大，那样笨重、荒唐、无力、怪诞）起程了，把轻易得来的横财花在煤炭和给养上，成为欧洲的大笑柄，特别是在它粗暴地践踏中立的一切惯例和要求而大败渔船[141]之后。根据最保守的估计，这支舰队价值近3亿卢布，加上调遣花费1亿卢布，总共有4亿卢布糟蹋在沙皇专制制度这次最后的军事赌注上。
现在连最后的赌注也输了。这本是大家意料中的事，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俄国舰队的失败竟是这样无情的覆灭。俄国舰队活象一群野人向装备精良并拥有一切现代防卫手段的日本舰队直扑过去。经过两天的战斗，拥有12000—15000名海军人员的20艘俄国军舰，13艘被击沉，4艘被俘，只有1艘（“金刚石号”）幸免于难开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注：即海参崴。——编者注］。海军人员伤亡一大半，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本人”和他最亲密的助手涅博加托夫也被俘，而整个日本舰队在战斗中却安然无怎，总共只损失3艘雷击舰。
俄国海军被彻底消灭了。战争是彻底打输了。俄国军队被完全赶出满洲，日本人占领萨哈林岛［注：即库页岛。——编者注］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军事失败，而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
这一崩溃是整个沙皇政治制度的崩溃，日本人的每一次新的打击，既使欧洲也使全俄国人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一崩溃的意义。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备受凌辱，军队的自豪感化为愤懑，这场毫无意义的军事冒险断送数万和数十万年轻生命使人悲痛欲绝，盗窃亿万人民钱财使人切齿痛恨，这样的战争必然引起财政破产和长期经济危机使人忧心忡忡，可怕的人民革命（在资产阶级看来，沙皇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及时的“明智”让步来避免这场人民革命）使人惶恐不安，——所有这一切都在同专制制度作对。要求和平的呼声愈来愈高，自由派报刊表示愤慨，甚至连最温和的分子如“希波夫派”土地占有者，也都开始发出恫吓，连奴颜婢膝的《新时报》也要求立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了。
沙皇政权最可靠的支柱欧洲资产阶级，也开始失去耐心了。国际关系不可避免的改组，年轻而有生气的日本的实力的增长，欧洲军事同盟者的丧失——这些都使它感到害怕。它慷慨地借给专制制度的数十亿贷款的命运也使它感到不安。真正使它不放心的是俄国的革命，因为这个革命太激动欧洲无产阶级的心了，并且有燃起世界革命烈火的危险。为了同沙皇制度的“友谊”，它呼吁沙皇制度理智用事，它主张必须讲和——同日本人讲和，同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讲和。欧洲丝毫没有忽视，对日媾和现在只能付出很高的价钱，但它清醒而实际地估计到，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每加一个月，这个价钱必然会随着提高，革命爆发的危险性也必然会随着增加，而革命爆发将象扫除沙粒一样把整个“让步”政策扫除掉。欧洲懂得，专制制度现在已经难上加难，几乎是欲罢不能了，——它走得太远了，资产阶级的欧洲现在只好竭力用玫瑰色的美梦来自我宽慰和宽慰自己的盟友。
例如，法国一家爱国资产阶级报纸——《世纪报》[142]发表了科尔奈利的题为《一篇史诗的终结》的小文章，里面这样写道：“现在，俄国人在陆上连吃败仗之后在海上又被打垮了，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政府有责任签订和约并改组自己的军事力量。冒险主义者的政府出于自己的野心或者为了自己的安全，有时不得不把它们统治下的人民拖进战争。因为对这样的政府说来，它们的生存本身就是取胜的赌注，所以它们就要求自己的人民牺牲再牺牲，从而把人民引向最后的灭亡。在法国，我们的两个帝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如果在我国建立了第三帝国，那么，这个帝国的历史也会是这样。
相反，俄国政府的处境恰恰不是这样；它得到俄国人民出自内心的拥护，因而共同的灾难并没有把政府和人民分开，而只是使它们彼此团结得更紧了。战败的凯撒已经不再是凯撒。不幸的沙皇可以仍然是神圣而受人爱戴的沙皇。”
可叹，可叹！沙文主义的法国小店主牛皮吹得“太明目张胆了”！他说什么战争并没有把俄国政府和人民分开，这完全不符合人所共知的事实，使人好笑，使人觉得这是在玩弄天真无邪的把戏。为了提醒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俄国专制君主防止象真正的“凯撒”一样盲目而固执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法国资产者温情脉脉地对这位凯撒说，他不应当象其他凯撒一样，他还有另一条更好的出路。“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希望有沙皇这个强大的同盟者，以致编出灾难把俄国人民和沙皇团结在一起的浪漫童话来为自己催眠。科尔奈利先生本人当然也并不真信这个神话；我们就更不必信以为真了。
不但凯撒们的政府，而且最古老的王朝的最合法的君主们的政府，也往往是冒险主义的。俄国专制制度落后于历史整整100年，它身上的冒险主义货色比任何一个法兰西帝国都多。专制制度正是按冒险主义方式把人民投入了一场荒谬可耻的战争。它现在正面临着罪有应得的下场。战争揭出了它的一切疮疤，暴露了它的全部腐败，表明它同人民完全分离，摧毁了凯撒统治的唯一支柱。战争成了严峻的法庭。人民已经对这个强盗们的政府作出自己的判决。革命将执行这一判决。
载于1905年5月27日（6月9日）《无产者报》第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51—255页
注释：
[141]指俄国海军第2太平洋舰队（由波罗的海舰队组成）开赴远东途中于1904年10月22日夜晚在北海海域炮击英国渔船队一事。——241。
[142]《世纪报》（《Le Siècle》）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同法国政府关系密切。1905年该报编辑是曾在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任海军部长的让·拉内桑。
列宁引用的科尔奈利的文章，载于1905年5月30日《世纪报》。——243。
俄国沙皇寻求土耳其苏丹的保护以抵御本国人民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
世界各国和各政党的报刊纷纷刊登黑海舰队的部分舰只转到革命方面[174]的消息、电讯、文章。报纸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震惊，来足以深刻地评述专制政府所蒙受的耻辱。
这种耻辱的顶点，就是沙皇政府请求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派警察帮助 镇压起义水兵！有这么一种说法：对俄国人民来说，“国内土耳其人”[175]比任何“国外土耳其人”更可怕。土耳其苏丹应当保护沙皇专制制度不受俄国人民侵犯；沙皇无法依靠俄国的军事力量，于是它就乞求别的强国援助。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证明沙皇政权的彻底崩溃了。很难找得到比这更好的材料来向俄国军队的士兵说明他们的作用了。
请看7月4日（公历）《泰晤士报 》的社论是怎样写的。应当指出，这家报纸是世界上资金最雄厚和消息最灵通的报纸之一，是英国保守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它甚至认为我国的“解放派”也过于激进，它同情“希波夫派”，等等。总之，谁也不会怀疑这家报纸是在夸大俄国革命的力量和作用。
《泰晤士报》写道：“据报道，俄国政府已向波尔塔〈即向土耳其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提出一份照会。这份照会确凿地证明了俄国政府的海防薄弱。在这份照会中，俄国政府请求上述国家把搞暴动的俄国舰队的水兵以普通刑事犯论处，并且提请它们注意：不然的话，可能引起国际纠纷。换句话说，沙皇政府竟然屈尊地乞求土耳其苏丹和罗马尼亚国王大发慈悲，帮它完成它自己已经无力完成的警察工作。现在就看阿卜杜尔－哈米德是否恩准沙皇请求的援助了。从水兵起义对土耳其当局的影响来看，起义的唯一结果就是起义使土耳其当局的警戒比平日更为森严；而星期六那天晚上，天黑以后，俄国大使乘坐的一艘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岸防舰，竟成了这种警戒的第一个牺牲品。土耳其人对这条船发射了空包弹。一年前，土耳其人未必会用这种方式实行警戒。至于罗马尼亚政府，它做得对，它不理睬把起义水兵以刑事犯论处的请求。一个自尊自重的民族的政府当然应当这样做。罗马尼亚政府下令不许给‘波将金号’供粮供煤，但与此同时它又通知该舰700名水兵说，如果他们在罗马尼亚上岸，他们将只以外国逃兵论处。”
然而，罗马尼亚政府绝不是站在革命方面，绝不是！不过它还不想屈尊到甘当全俄国人人仇视和蔑视的沙皇警察的地步。它拒绝沙皇的请求。它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一个“自尊自重的民族的 政府”的所作所为。
那些昨天还在欧洲对“又伟大又强大的君主”卑躬屈膝的人们，现在就是这样谈论俄国专制政府的！
现在，德国报纸上也有证实专制制度这次蒙受前所未闻的新的耻辱的消息。《法兰克福报》收到7月4日（公历）从君士坦丁堡 发来的一条电讯：“俄国大使季诺维也夫昨天把彼得堡内阁的照会交给土耳其政府，照会通知说，大约有400名俄国水兵，炸沉一艘巡洋舰后，于前天逃上一艘驶往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商船。俄国使节要求土耳其在这艘商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无条件予以扣留，逮捕并引渡暴动的俄国水兵。土耳其政府当晚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讨论了俄国的照会。土耳其复照俄国大使馆说，土耳其不能满足它的要求，因为，根据国际法，土耳其无权对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进行警察监视，即使这些船只停泊在土耳其港口也是如此。此外，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没有引渡罪犯条约。”
德国报纸对此发表评论说，土耳其的复照“很勇敢”。土耳其人不愿当沙皇的警察走狗！
还有消息说，当“神速号”［注：据说“神速号”上没有水兵。几乎全体船员都是清一色的军官。贵族反对人民！］雷击舰同其他几艘军舰一起开进康斯坦察（罗马尼亚）搜索“波将金号”的时候，罗马尼亚政府便向俄国当局指出，即使“波将金号”仍然停泊在罗马尼亚领海内，罗马尼亚领海的秩序也要由罗马尼亚军队和罗马尼亚警察来维持。
由此可见，现在并不是“波将金号”使外国船只不安（沙皇专制制度以此来恐吓欧洲），而是俄国海军给它们添麻烦。英国人对他们的船只“格兰利号”在敖德萨被扣留和被搜查感到愤慨。德国人听说土耳其人应俄国人的请求要勒令从敖德萨驶往君士坦丁堡的德国船只“佩拉号”停航并进行搜查，也非常恼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想得到欧洲的援助来对付俄国革命者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国外许多报纸都在讨论是否提供这种援助，但是它们大多数的结论是：欧洲不应帮助沙皇对付“波将金号”。德国报纸《柏林日报》有一则消息说，俄国政府还请求各强国把它们的军舰从君士坦丁堡派往敖德萨，帮助恢复秩序！这则消息（另外几家报纸已经予以否认）究竟是否属实，不久即将分晓。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就是“波将金号”转到起义方面来，是使俄国革命变成国际力量，使俄国革命与欧洲各国直接对峙的第一步。
在评价勒鲁 先生7月4日（公历）从彼得堡给巴黎的报纸《晨报》发出的一条电讯时，不应忘记这一情况。他写道：“从‘波将金号’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中可以看出，俄国当局缺乏预见令人吃惊，但是也不能不指出组织革命 方面的缺点。革命控制了装甲舰——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同时却不知道把它怎么办。”
毫无疑问，上面的话颇有几分道理。显然，我们对缺乏革命的组织性是有责任的。我们对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不大了解必须组织革命、必须把起义当作最迫切的实践任务、必须宣传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是有责任的。资产阶级作家现在责备我们革命者没有很好尽到革命职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波将金号”装甲舰是否也理应受到这种责难，我们不敢说。也许该舰全体船员就是抱有目的，要在一个欧洲强国的港口露露面吧？在“波将金号”还没有自由地驶往罗马尼亚之前，难道俄国政府没有对人民封锁关于黑海舰队事件的消息吗？而且，在罗马尼亚，革命的装甲舰向各国领事提交了对沙皇舰队宣战的文告，文告确认该舰不对中立国船只采取任何敌对行为。俄国革命向欧洲宣布：俄国人民已经对沙皇制度公开宣战。 实际上，这是俄国革命以俄国新的革命政府的名义出面活动的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只是初次的小小尝试，——但是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
最近有消息说，“波将金号”已经驶入费奥多西亚，要粮要煤。市民惶惶不安。工人们要求满足革命装甲舰的请求。杜马决定不给煤而给粮。整个俄国南部沸腾起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敖德萨在国内战争中共牺牲6000人 。据电报报道：160名武装起义者被军事法庭处决，彼得堡下令要“毫不留情！ ”。但是，部队软弱无力，部队本身不可靠。敖德萨市郊工厂区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昨天夜里（公历7月4日夜间到5日凌晨），35人被打死。按照总督的命令，部队大部分被撤到城外，因为军队当中发生了纪律严重松弛现象 。在尼古拉耶夫和塞瓦斯托波尔，政府办的兵工厂里也发生骚动。在塞瓦斯托波尔，13人被打死。在赫尔松省的5个县里，发生农民暴动。最近4天被打死的农民就达700人之多 。7月5日（公历）从敖德萨拍往伦敦的电报说：“看来，在人民和官僚制度之间，一场殊死的斗争已经开始。”
是的，一场真正争取自由的斗争，殊死的斗争还只是刚刚开始。革命装甲舰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革命军队万岁！革命政府万岁！
载于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45—350页
注释：
[174]在1905年6—7月，黑海舰队中有如下舰只转向革命方面：装甲舰“波将金号”和附属于它的第267号雷击舰，装甲舰“常胜者乔治号”，教练舰“普鲁特号”。
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装甲舰“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于1905年6月14日（27日）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爆发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起义水兵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8日）向市政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偕同第267号雷击舰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教练舰“普鲁特号”于6月19日（7月2日）为支持“波将金号”举行起义，选出了以布尔什维克A.M.彼得罗夫为首的军舰委员会。该舰立即开往敖德萨，但由于“波将金号”已经离开那里而未能与它会合。6月20日（7月3日），没有武器装备的“普鲁特号”被沙皇政府的两艘雷击舰扣押。起义的水兵们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那里。——325。
[175]“国内土耳其人”是暗指沙皇政府、农奴主以及他们的精神奴仆，出典于俄国文艺批评家尼·亚·杜勃罗留波夫为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写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前夜》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决心把自己的祖国从土耳其占领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指出：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需要象英沙罗夫那样的革命家，但他们应是俄国式的英沙罗夫，因为俄国现在有许多国内的“土耳其人”；俄国需要有同大量的“国内土耳其人”作斗争的英雄。——325。
最后消息
（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
“波将金号”曾出现在费奥多西亚附近。它截住一艘装载牲畜的俄国商船，储备了食物并驶离该处，航向不明。有消息说，它还从一艘英国商船上搞到了煤。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投降，因为“波将金号”的目的是要在所有沿海城市发动起义。请看“波将金号”散发的宣言本文（根据一家德国报纸从布加勒斯特的报道）。
“告文明的公民们和劳动人民！专制政府罪行累累，已经使人忍无可忍了。整个俄国怒火燃烧，高呼着砸碎奴役制度的锁链！政府想要血洗全国，却忘了军队是由被压迫人民的子弟组成的。‘波将金号’全体舰员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我们再也不愿充当屠杀我国人民的刽子手。我们的口号是：誓死为全俄国人民的自由而战！我们要求停止战争并在普选制的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我们将为达到这个目的斗争到底：不胜利，无宁死！在争取自由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一切自由的人们和所有的工人都将站在我们一边。打倒专制制度！立宪会议万岁！”
载于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无产者报》第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51页
法国和俄国的“贿赂”之风！
（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
最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23]以这样的标题刊登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巴蒂诺尔大型机器厂（在巴黎市郊）经理茹尔·古安（JulesGouin）先生写给彼得堡某部一位官员的信的原稿。这家法国工厂通过这位先生得到了114台机车订货。订货总值是300万法郎（每合机车27700法郎），即大约120万卢布。从信中可以看出，首先，某部的这位高贵的官员（我们要补充一句，他的官职可能相当高）由于在提供订货时充当中介而得到百分之二的买价提成。这笔钱大约为25000卢布。从信中（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就不引该信的全文了）可以看出，这位中介人已经拿到13000法郎，余款分期支付。此外，为适应俄国的铁路而改变机车的普通型号，还要支付专款。巴黎公司驻彼得堡的代表负责把工厂要求的这部分追加费的数额事先通知这位官员。如果这位官员能使俄国政府出的“卖价”高于工厂的定价，按照规定，其差额也交给他这个“中介人”。这封法文信的德译文把这叫作Vermittlungsgebühr（“中介费”）。不言而喻，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用来掩盖一个法国资本家和一个俄国某部的官员串通一气利用合同，进行最无耻的诈骗和盗窃国库的勾当。
《前进报》说得对，这封信一清二楚地说明了俄国的贪污受贿和外国资本是怎样从这种贪污受贿中捞到好处的。这封信确凿地证明，在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常的“事务”关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欧洲到处都在干着这种勾当，但是任何地方也不象俄国干得这样无耻，任何地方都不象在专制制度的俄国这样给贪污受贿以“政治保险”（保险不被揭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后说道，显然，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工业热中于保护俄国专制制度及其暗中搞鬼的不负责任的官员们的原因！显然，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官员们拼命抵制要把行政当局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的宪法的原因！根据这个例子可以想见，俄国官僚在日俄战争中“赚”了多少钱，——单是在德国把远洋轮船卖给俄国这项交易中，就有多少钱落入了彼得堡各部官员们的腰包！人民的灾难就是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的金窖。
载于1905年3月30日（4月12日）《前进报》第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2-33页
注释：
[23]《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卡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29。
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节选)
（1905年4月7日〔20日〕）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批判了空想主义，指出宗法制度转为工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认为运动参加者的空想会使马克思否定整个运动本身，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完全不是这样。早在马克思刚刚从事写作时，就善于从运动的表面华丽的思想外衣里抽出运动的实际进步内容。马克思在他的批判的第二部分即题为《〈人民代言者报〉的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青年美国”的态度》中写道：
“我们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们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结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发展，但是它既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现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结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华丽的词句来谈论大地主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在《人民代言者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们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说道：‘美国民族改良派称土地为所有人的公共财产……并要求国民立法机关设法把尚未落入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14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于是他为了替‘全人类保留’这个‘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就接受了民族改良派的计划：‘每一个农民，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分给他160英亩的美国土地供其维持生活。’在该报第14号上所载的《答孔策》（Konze）一文中，这个计划是这样说明的：‘任何人均不得从这一尚未动用的国民财产中领取160英亩以上的土地，而且领取这160英亩也只能限于自耕。’于是，为了把土地留作‘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而且是全人类的财产，就应该立刻先分配这些土地。克利盖以为他能用一项法令来禁止这种分配所发生的必然后果，即土地集中、工业进步等等。他把每160英亩土地都看成一样的，似乎这份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质量而有所不同。‘农民’自己之间以及和其他人将进行交换，不是交换土地，便是交换土地的产品。那时，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农民’即使没有资本，但由于他的劳动和他的160英亩土地的天然肥沃程度较高，就会使另外一个农民变成他的雇农。其次，不论‘落到强盗般的投机分子手中’的是‘土地’还是土地产品，难道不是一样吗？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克利盖送给人类的这份礼物吧。14亿英亩土地应该‘保留起来，作为全人类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同时，每一个‘农民’应该领到160英亩土地。因而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克利盖的所谓‘人类’有多大，不多不少，恰好875万‘农民’，或者按每家平均5口人计算，一共有4375万人。同样，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无产阶级以人类的身分应占有全部土地’（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这个‘永久时期’能延长多久。假如美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以前一样（即每25年增加1倍），这个‘永久时期’就不会满40年。这14亿英亩在40年内会全被占完，而下一代也就没有什么可‘占’了。况且无偿地发给土地必然会使移民人数激增，所以克利盖的所谓‘永久时期’可能结束得更早，何况这只能供4400万人用的土地连疏散现在欧洲的赤贫者也是不够的。欧洲每10个人中有1个赤贫者：单是不列颠群岛就有700万赤贫者。我们在第13号上的《告妇女书》一文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政治经济学的幼稚见解，克利盖在该文中说，如果纽约市把长岛的52000英亩土地交出来，这就‘马上’可以永远消除纽约的一切贫穷、困苦和犯罪现象。
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的意向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么他的意见也就没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全人类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他在第10号的同一篇文章中唱着这样的凯歌：‘这样，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梦想就会实现，大洋的这边会给他们准备好土地，他们只要把这块土地拿来并用自己双手的劳动使它肥沃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一切暴君面前自豪地声称：这就是我的小屋，而你们从来没有建造过，这就是我的家园，它使你们的心充满羡慕。’
克利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究竟哪些欧洲人认为这是实现他们的‘梦想’呢？决不是共产主义的工人！也许是那些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的破产的小店主、行会师傅和农民吧！用这14亿英亩来实现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无非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者而已。这种梦想就象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12页。——编者注］
马克思的批判充满了辛辣和讥讽。他所驳斥的克利盖的那些观点，也正是我们现在在我国“社会革命党人”身上所看到的观点，这就是：空话连篇，把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说成是最高的革命理想，不懂得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当时还只是个未来的经济学家，但他以卓越的洞察力指出交换与商品经济的作用。他说，农民将来要进行交换，如果不是交换土地，就是交换土地的产品，这就什么都说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许许多多方面都适用于俄国的农民运动及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
编者后记：中国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温天真”们，完全可以像克利盖那样上书中修朝廷： 这就是我的一堆粪便，是我自己、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的雇农和我的牲畜拉出来的。谁也不要想从我这里拿走！
莫斯科流血的日子[157]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日内瓦，1905年10月10日（9月27日）
工人起义又爆发了——在莫斯科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和街头斗争。1月9日，首都响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发动的第一声霹雷。这隆隆的雷声响彻了俄国全境，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唤起百万以上的无产者去进行巨大的斗争。继彼得堡而起的是各边疆地区，那里的民族压迫使本来就难以忍受的政治压迫更加严重。里加、波兰、敖德萨和高加索先后成了逐月、逐周都在向深广发展的起义的策源地。现在起义已经蔓延到俄国中部，蔓延到“真正的俄罗斯”地区的中心，本来这些地区的稳定一直是使反动派感到高兴的。俄国中部的这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即这种落后的状态，是由下面一系列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大工业形式比较落后，虽然它包括很多工人群众，但是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使工人和土地断绝联系，使无产者集中于文化中心；它距离外国很远；没有民族纠纷。还在1885—1886年就在这个区域出现的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158]，好象是很久地沉寂了，社会民主党人几十次、几百次的努力，都因碰到当地特别困难的工作条件而遭到失败。
可是，中部地区也终于动起来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罢工[159]证明工人的政治成熟性已经达到出人意料的高度。在这次罢工以后，整个中部工业区的不满情绪已经不断地加强和扩大起来。现在这种不满情绪已经爆发出来，正在变成起义。毫无疑问，革命的莫斯科大学生进一步加强了这次爆发，他们刚刚通过了与彼得堡的决议完全相同的决议，痛斥国家杜马，号召为建立共和国，为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而斗争。“自由派的”教授们刚刚选出鼎鼎大名的十足自由派的特鲁别茨科伊先生当校长，现在又在警察的威胁下将大学关闭了。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怕在大学院内重演梯弗利斯的惨剧[160]。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加速了街头的、大学外面的流血惨剧的发生。
我们根据外国报纸所载的简短的电讯来判断，莫斯科事变是按1月9日以后可说是已经成为惯例的“通常”过程发展的。开始是排字工人的罢工，罢工迅速扩大起来。9月24日（10月7日）星期六，各印刷所、电车、烟草工厂都停了工。报纸没有出版。眼看就会发生工厂工人和铁路工人的总罢工。晚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游行的除排字工人外，还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大学生等等。哥萨克[161]和宪兵多次驱散示威群众，但是他们又重新集合起来。许多警察受了伤。示威群众抛掷石块，并用左轮手枪射击。指挥宪兵的一个军官受了重伤。一个哥萨克军官和一个宪兵被击毙等等。
星期六，面包师也参加了罢工。
9月25日（10月8日），星期日，事变忽然急转直下。从上午11时起，工人开始聚集在各条街道上——特别是在斯特拉斯特内林荫道上和其他地方。人群唱着马赛曲。几家拒绝罢工的印刷所被捣毁了。哥萨克在击退了极为顽强的反抗之后，才把示威群众驱散。
在总督府附近的菲力波夫商店门前，聚集了大约400人，主要是面包工人。哥萨克向群众攻击。工人退入房屋，爬上屋顶，从那里向哥萨克抛掷石头。哥萨克朝屋顶开枪，但是无法赶走工人，只好采取正规的围攻办法。房屋被包围起来了，一队警察和两个精选连实行包抄，从后面冲进房屋，最后把屋顶占领了。有192个面包工人被捕，被捕者中有8人受伤，两个工人被打死（我们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外国报纸电讯中的消息，当然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只能使我们对这次战斗的规模有个大致的概念）。据一家有声望的比利时报纸报道，有许多看门人在努力清洗街道上的血迹，这家报纸说，这个细小的情节比长篇的报告更能证明斗争的严重性。
关于特维尔大街的流血惨剧，彼得堡的报纸大概曾得到准予报道的许可。但是第二天书报检查机关又害怕公之于众了。据9月26日（10月9日）星期一的官方公报说，莫斯科并未发生任何重大的风潮。然而彼得堡各报编辑部从电话中得到的消息却不是这样。原来，群众又聚集在总督府附近。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哥萨克不止一次地开枪射击。当他们下马开枪射击时，他们的马踩倒了许多人。傍晚，林荫道上挤满了工人群众，他们高呼革命口号，挥舞着红旗。群众抢劫了面包铺和枪械商店。最后，人群被警察驱散了。有许多人受了伤。中央电报局由一个连的士兵保护。面包工人的罢工发展成了总罢工。大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起来。参加集会的人愈来愈多，会议更加具有革命性质。《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说，在彼得堡散发了号召进行斗争的传单，那里的面包工人情绪激昂，那里已决定在10月1日（14日）星期六举行游行示威，人心惶惶。
尽管这些材料很不充分，但是，根据这些材料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说，莫斯科起义的爆发和其他地方比较起来，不能说是运动的更高阶段。这里既没有事先受过训练的和装备精良的革命部队的发动，也没有哪怕是一部分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也没有广泛使用“新式的”民间武器，如炸弹之类（9月26日〔10月9日〕，梯弗利斯人曾用炸弹把哥萨克和士兵们吓得魂不附体）。缺少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便不能指望武装大批工人，也不能指望起义胜利。我们已经说过，莫斯科事变的意义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表明这个巨大的中心城市接受了战斗的洗礼，一个极大的工业区卷入了严重的斗争。
俄国的起义的发展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平稳地直线上升的。彼得堡1月9日事件的主要特征，是大批群众万众一心地迅速参加运动，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没有准备去作斗争，可是他们却在斗争中受到极大的教育。波兰和高加索的运动的特点是斗争非常顽强，民众使用武器和炸弹的情况比较多。敖德萨的斗争的特点是一部分军队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运动始终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是同群众罢工融为一体的。莫斯科运动进展的情形，也和其他许多不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一样。
现在我们面前自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革命运动将会停留在这个已经达到的、已经成为“通常的”和人们所熟悉的发展阶段上呢，还是会升到更高的阶段？如果我们敢于对俄国革命这种极为复杂和范围广阔的事变作一番估计，那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认为第二种前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确实，现有的这种可以说是已经学会的斗争形式——游击战争，连续不断的罢工，时而在国内的这个地方，时而在国内的那个地方用街头斗争来袭击敌人，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就已经产生了并且仍然在产生极大的效果。这种顽强斗争使工业停顿，使官僚机关和军队的士气完全沮丧，使全国各个居民阶层都对现状产生不满，任何国家都不能长期经受住这种顽强的斗争。俄国专制政府更经受不住这种斗争。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甚至单用工人运动已经创造出的这些形式把这个斗争坚持下去，也一定会使沙皇制度崩溃的。
但是，在现代俄国，革命运动绝不可能停留在目前已经达到的阶段上。恰恰相反，所有的材料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只是斗争的最初阶段之一。祸国殃民的可耻战争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对于人民的影响，还远未充分表现出来。城市中的经济危机和乡村中的饥荒，正在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根据一切消息看来，驻在满洲的军队怀有强烈的革命情绪，所以政府不敢把他们调回来，——可是不把这支军队调回来又不行，因为有可能举行新的、更严重的起义。在俄国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的政治鼓动，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泛，这样井井有条，这样深入。国家杜马的滑稽剧必然会使政府遭到新的失败，使人民更加愤怒。我们亲眼看到起义仅仅在10个月内就已经有了惊人的发展，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说，起义即将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那时一定会有革命者的战斗队或哗变的军队来支援群众，帮助他们获得武器，使“沙皇的”（现在还是沙皇的，但已远非完全是沙皇的）军队发生极大的动摇，那时起义就会取得沙皇制度所无法对付的重大胜利，——这并不是什么幻想，也不是什么良好愿望，而是直接从群众斗争的事实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
沙皇军队在莫斯科战胜了工人。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削弱失败者的力量，而只是使他们更坚强地团结起来，激起了他们更深的仇恨，使他们更接近于严重斗争的实际任务。这个胜利是一种不能不使胜利者的队伍发生动摇的胜利。军队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现在动员他们，完全是为了同“内部的敌人”作斗争，这种认识不仅是根据法律，而且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来的。对日战争已经结束。[162]但是动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是为了反对革命而实行的动员。我们不怕这种动员，我们敢于去欢迎它，因为被动员来同人民进行不断的斗争的士兵人数愈多，这些士兵就会愈迅速地受到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沙皇政府动员一批又一批的部队来与革命作战，以迁延总解决时刻的到来，但是这种迁延对我们最有利，因为在这种持久的游击战争中，无产者将学会作战，而军队将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召唤，年轻俄罗斯的战斗呼声，甚至会传进紧闭着的营房，唤醒那些最愚昧、最落后、最受压制的人们。
爆发的起义又一次被镇压下去了。让我们再一次高呼：起义万岁！
载于1926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13—318页
注释：
[157]《莫斯科流血的日子》一文是就1905年9月19日（10月2日）爆发的莫斯科政治罢工而写的，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写成后过了两天，即9月29日（10月12日），列宁又写了《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一文（见本卷第347—355页），发表于10月4日（17日）《无产者报》第21号。因此，《莫斯科流血的日子》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和街头斗争》的初稿，本卷《附录》里还收有这两篇文章的提纲（见第423—427页）。
莫斯科政治罢工是俄国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开端，在准备全俄十月政治罢工中起了重大作用。列宁密切注视莫斯科政治罢工的发展，从报上摘抄了大量资料（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274—287页）。除了上述两篇文章外，他还利用这些资料写了《莫斯科事变的教训》一文（见本卷第380—388页）。9月底，列宁在日内瓦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莫斯科事件的讲话。——314。
[158]指1885—1886年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和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工人运动。
在这个时期的罢工中，最著名的是1885年1月的莫罗佐夫工厂即尼科利斯科耶纺织厂的罢工。这次罢工是因厂主季·萨·莫罗佐夫对纺织工人残酷剥削以致工人经济状况恶化而引起的。罢工的领导者是先进工人彼·阿·莫伊谢延科、卢·伊·伊万诺夫和瓦·谢·沃尔柯夫。这次罢工遭到沙皇政府的武力镇压。罢工领导者及600多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受到审判。这次罢工以及相继发生的多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1886年6月3日颁布了罚款法。——314。
[159]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纺织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小组的领导下，从1905年5月12日（25日）起举行总罢工，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撤销工厂警察，实现言论、出版、结社、罢工自由，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5月15日（28日），工人们选出151名代表，建立了全权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事实上是俄国最早的全市性工人代表苏维埃，起了革命政权的作用。沙皇政府为了镇压这次罢工，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及其附近地区调集了大批军警。6月2日（15日），副省长颁布了禁止集会的命令。6月3日（16日），哥萨克和军警对集会工人们发动攻击，残酷地屠杀工人。但是这场大屠杀并没有摧毁工人的斗志。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总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2日（8月4日），而个别企业的局部罢工直到8月和9月仍在进行。——315。
[160]梯弗利斯的惨剧是指沙皇警察屠杀梯弗利斯工人的事件。1905年8月29日（9月11日），梯弗利斯2000多名工人为了参加讨论国家杜马的选举问题在市政管理委员会大厅举行集会。警察和哥萨克按照沙皇当局的命令，包围了建筑物，冲入正在开会的大厅，对工人进行野蛮的镇压，有60人被打死，近300人被打伤。
为了抗议沙皇政权的暴行，整个外高加索——梯弗利斯、库塔伊西、苏呼姆等城市举行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关于梯弗利斯事件，1905年9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18号刊印了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署名的特别公报。——315。
[161]这里说的是被沙皇政府派来行使警察职能、镇压革命运动的哥萨克军队。
哥萨克（原为突厥语，意思是好汉、自由人）原指莫斯科国边疆地区的受雇佣的自由人和服军役的人。15—16世纪，在俄国和波兰—立陶宛国家的边境（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和捷列克河一带），出现了主要由逃亡农奴组成的所谓自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它们有独特的武装组织，是16—17世纪乌克兰人民起义和17—18世纪俄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沙皇政府于18世纪把哥萨克降服，改哥萨克村社为哥萨克军，进而使之成为有特权的军人等级。按规定，男性哥萨克满18岁一律自备军服、装具、冷兵器和战马在主要由骑兵构成的哥萨克军队里服役，凡服役者均赐与土地约30俄亩供长期使用。至20世纪初，全俄国共有11个哥萨克军。1916年哥萨克居民共有443万多人，拥有土地6300万俄亩，服军役者285000人。哥萨克军队参加了18—20世纪俄国的历次战争。沙皇政府曾广泛地利用哥萨克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的富裕阶层站在白卫军一边作战，贫穷的哥萨克则支持苏维埃政权。1920年，哥萨克这一等级被废除。——315。
[162]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沙皇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905年8月23日（9月5日）俄国和日本在美国朴次茅斯市签订了和约。根据条约，俄国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把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无条件让与日本，把萨哈林岛（库页岛）南半部割让给日本。俄国并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沙皇政府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国内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319。
全俄政治罢工[1]
10月26日（13日）于日内瓦
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今天的一些外国报纸在刊载有关全俄政治罢工 迅猛发展情况的电讯时这样说。
不仅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且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猛攻象巨大的旋风一样已经把一切的一切都卷走了。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各种事件频频发生，假使我们要向读者叙述最近三四天的详细情况，那就得写一整本书。详细的历史还是留待后人去写吧。我们面前是人类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内战、一次争自由的战争的动人情景，应该赶快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这场战争。
暴风雨来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关于杜马的议论、设想、推测和计划，现在显得多么渺小！我们关于杜马的一切争论在几天、几小时之内就已经完全过时了！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怀疑革命无产阶级是否有力量使警察内阁的这出丑剧停演，有些人不敢大胆谈论抵制选举的问题。选举还没有在各地开始，只一挥手这个纸牌搭成的房子就晃动了。这一挥手，不仅迫使自由派和胆小的解放派，而且迫使维特先生这位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首脑也谈论起（诚然，暂时还只是谈论 ）进行改良以消除整个布里根把戏中的一切阴谋诡计来了。
这只稍一挥动就使杜马问题发生转变的手，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手。有一首德国社会主义的歌中唱道：“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2]现在这只强壮的手举起来了。我们曾经指出和预言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在武装起义事业中有伟大的意义，这一点已经被光辉地证实了。全俄政治罢工 这一次真是席卷全国，它在最受压迫的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斗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在这个充满压迫和暴力的帝国中，各族无产者正组织成为一支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大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分享了革命的无产阶级首先发难的荣誉。两个首都都罢工了。芬兰也在罢工。由里加带头，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也参加了这一运动。英勇的波兰重新参加了罢工者的行列，这好象是对敌人的无可奈何的愤怒的一种嘲笑，因为敌人幻想用自己的打击粉碎它，结果只是使它的革命力量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克里木（辛菲罗波尔）和南方起来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构筑街垒，进行流血斗争。伏尔加河流域（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在罢工，中部农业省份（沃罗涅日）和工业中心（雅罗斯拉夫尔）也爆发了罢工。
站在这一多民族的千百万工人大军前列的，是铁路员工工会[3]的小小的代表团。自由派先生们在舞台上演出政治闹剧，对沙皇低声下气，花言巧语，对维特扭扭捏捏，装模作样，工人冲上了这个舞台，向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新首脑维特先生提出了最后通牒 。铁路工人代表团不愿等待召集“市民参议会”，不愿等待召集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团甚至不愿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批评”这出装模作样的闹剧。工人代表团准备首先用行动 ——政治罢工——来批评 ，然后向小丑大臣说：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实行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
小丑大臣说话了，正象铁路工人恰如其分地形容的那样，“他真是官气十足，总是支吾搪塞，不说一句肯定的话”。他答应下令实行出版自由，但是不同意实行普选；根据国外电讯的说法，他说过“现在不可能”召集立宪会议。
于是，工人代表团宣布了总罢工。工人代表团离开这位大臣来到那个有上万人在举行政治集会的大学。无产阶级成功地利用了革命大学生提供的讲台。在俄国所有的城市、学校、工厂和街头上的最初的、群众性的、有秩序的、自由的政治集会上，人们讨论着小丑大臣的回答，谈论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的任务是要使立宪会议的召集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 。外国资产阶级报刊，甚至自由主义色彩最浓的报刊，都在惊恐地议论人民自由集会上的演说者所宣布的“恐怖的和暴乱的”口号，似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是沙皇政府自己的全部压迫政策引起的。
起义即将爆发，我们眼看着它从全俄政治罢工中成长起来。任命一个硬要工人相信“现在”不可能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小丑大臣，这清楚地表明革命力量在增长，沙皇政府的力量在削弱。专制制度已经 没有力量公开反对革命，革命也还 没有力量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两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力量的消长，必然使政府当局惊慌失措，不得不由镇压转向让步，颁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令。
前进，向新的、更广泛、更顽强的斗争前进，不要让敌人清醒过来！无产阶级已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奇迹。全俄政治罢工大大加快了革命的胜利，使敌人感到末日的恐怖。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一切。斗争正在接近真正的结局，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结局。正是现在，工人阶级正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这样，最后，它一定会完全消灭可恨的专制制度，赶走所有的小丑大臣，成立自己的 临时革命政府，并且向俄国各族人民表明，正是“现在”“可能”而且必须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
载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1—4页
注释：
[1]《全俄政治罢工》是列宁就1905年十月罢工所写的评论，作为社论发表于1905年10月18日（31日）《无产者报》第23号。十月全俄政治罢工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
本卷《附录》中收有关于《全俄政治罢工》一文的札记（见第365—367页）。——1。
[2]出自德国诗人格·赫尔维格的诗歌《祈祷！工作！》。这首诗是诗人应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斐·拉萨尔之约而写的该会会歌歌词。——2。
[3]指全俄铁路工会。
全俄铁路工会是俄国第一个铁路员工的工会组织，在1905年4月20—21日（5月3—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全俄铁路工会的纲领包括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等）。参加全俄铁路工会的主要是铁路职员和高收入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批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实质和斗争策略的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也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的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构，同时在某些城市建立了同全俄铁路工会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铁路工会组织。
全俄铁路工会在实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7月22—24日（8月4—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的鼓动工作。1905年9—10月在彼得堡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革命群众压力下，制定并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自上而下选举铁路各级行政机构，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参加者，撤销强化警卫和戒严，实行政治自由、大赦和民族自决，立即召开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10月7日（20日），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的罢工迅速地发展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给了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1905年12月，有29条铁路代表参加的全俄代表会议支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宣布举行政治总罢工的决定，并于12月6日（19日）作出关于参加罢工和立即宣布全俄铁路罢工的决定。全俄铁路工会的许多一般成员积极参加了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铁路员工遭枪杀，全俄铁路工会事实上转入地下。1906年8月曾召开一次铁路员工代表会议，讨论因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而举行总罢工的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列宁在《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一文中曾提到这件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到1906年底，铁路工会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作用。190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铁路系统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全俄铁路工会，这一决定为中央委员会所批准。全俄铁路工会于1907年瓦解。——2。
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
（给编辑部的信）
（1905年11月2—4日〔15—17日〕）
同志们！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意义和作用的问题，现在已经提到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和首都全体无产阶级的日程上来了。我要写一封信说明我对这个迫切的问题的一些看法，但是在写这封信以前，我认为十分有必要作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我是作为局外人 来发表意见的。我仍然不得不从那该死的远方，从那令人厌烦的侨居的“异邦”写这封信。由于我不在彼得堡，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工人代表苏维埃，又没有在工作中跟同志们交换过意见，就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对这个具体的实际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因此，一个不大了解情况的人写的这封信是不是应该发表，我请编辑部负责决定。我保留在我最终能不仅“从书面材料上”了解问题时修改意见的权利。
现在转入本题吧。我觉得拉金同志是不正确的，他在《新生活报》第5号（我一共只看到5号事实上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一个问题：是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要党？我觉得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无疑 应该是：既要 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 党。问题（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划分苏维埃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以及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
我觉得，要苏维埃完全归附某一个政党是不妥当的。这个意见也许使读者感到惊奇，因而我要（再特别提醒一下，这是局外人的意见）直截了当地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从总罢工中产生的，是由于罢工、是为了罢工的目的而产生的。是谁进行了而且胜利地进行了罢工呢？是整个 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幸而是少数）非社会民主党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呢？既有经济目的，又有政治目的。经济目的关系到整个 无产阶级、全体工人、部分地甚至关系到全体劳动者，而不仅仅是雇佣工人。政治目的关系到全体人民，确切些说，是关系到俄国各族人民。政治目的在于把俄国各族人民从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无权状态和警察专横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
其次，无产阶级是不是需要继续进行经济斗争呢？当然是需要的，关于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两种意见。是不是应当只由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只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这一斗争呢？我认为不是的。我仍然坚持我在《怎么办？》中说过（诚然，那是在完全不同的、已经过时的条件下）的意见：只限于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工会成员，从而成为参加工会斗争即经济斗争的成员，是不妥当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06—121页。——编者注］我认为，作为工会组织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竭力 把所有的 工人、职员、仆役、雇农等等的代表，把一切 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共同斗争的人的代表，把一切 只要起码在政治上是正直的人的代表，把一切人（只要不是黑帮分子）的代表，都包括进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也要竭力做到：第一，使我们各个党组织的所有（尽可能）成员都参加到一切工会中去；第二，利用和无产者同志们（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的共同斗争，不断地始终不渝地宣传唯一 彻底的、唯一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 。为了进行这种宣传，为了进行这种宣传鼓动工作，我们一定要保持、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完全独立的、坚持原则的、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无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步骤，都同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它会使俄国工人阶级群众 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接近。
但是，经济斗争是问题的一半，这一半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甚至未必会引起特别的意见分歧。关于政治领导，关于政治斗争，即问题的另一半，则是另外一回事。尽管会使读者更感到惊奇，我也必须立即说明，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求工人代表苏维埃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是不妥当的。我觉得，在目前，为了领导政治斗争无疑既 需要苏维埃（改变了 方向的苏维埃，关于这个方向立刻就要谈到），又 需要党。
可能是我错了。但是我（根据我手头上不充分的、仅仅是“书面的”材料）觉得，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作临时革命政府 的萌芽。我觉得，苏维埃应当尽快地宣布自己是全俄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或者（完全是一码事，只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必须建立 一个临时革命政府。
现在政治斗争恰好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的力量趋于平衡，沙皇政府已经 没有力量镇压革命，而革命也还 没有强大到足以彻底消灭整个黑帮政府。沙皇政府已经腐朽透顶。但是，它还在苟延残喘，用它的尸毒来毒害俄国。针对沙皇反革命势力的日益瓦解，目前必须毫不迟延地把 革命力量组织起来 。近来这项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这有以下事实为证：革命军队（纠察队等）组建起来了，广大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组织迅速发展，革命农民成立了农民委员会，我们的身着海陆军服装的无产者弟兄第一次自由集会，他们正在为自己开辟走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艰巨而又正确的光明道路。
现在所缺乏的正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力量、一切已经进行革命活动的力量的联合。缺乏一个全俄的政治中心，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的、群众绝对信任的、革命毅力无比充沛的、同有组织的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有密切联系的全俄政治中心。这样的中心只能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来建立，因为革命无产阶级出色地领导了政治罢工，现在正在组织全民武装起义，它已经为俄国赢得了一半自由，而且必将赢得全部自由。
试问，为什么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能是这个中心的萌芽呢？是由于参加苏维埃的不只是社会民主党人吗？这并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我们经常说，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实行战斗联合。我们说过这一点，而工人们则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出色。我在《新生活报》上看到加入社会革命党的工人同志们 的一封信，信中抗议把苏维埃包括在某一个政党内，我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人同志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正确的。自然，我们同他们在观点上并不一致，自然，根本谈不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合并，这一点是无需多谈的。我们深信，既同意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而又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从事斗争的工人是不彻底的，因为他们干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又保持着非无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同这种不彻底性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但是，不能因此而使极其迫切的、轰轰烈烈的、生气勃勃的、大家承认的、团结了所有正直的人的革命事业蒙受损失。我们仍然认为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不是社会主义观点，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观点。但是，为了战斗的目的，我们必须在保持政党完全独立的条件下一同前进，而苏维埃正是而且也应当是这样的战斗组织。当我们正在进行民主革命的时候，排斥忠诚、正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荒谬的和愚蠢的。我们不难纠正他们的不彻底性，因为历史本身和实际生活的每一个步骤都在证实我们的观点正确。如果我们所写的小册子没有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主义，那么我们的革命会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当然，那些仍然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工人以及那些成为神秘论的拥护者（呸！呸！）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不仅不把他们赶出苏维埃，甚至也不把他们赶出党。因为我们坚信，实际的斗争，在战斗行列中进行的工作，会使一切有生命力的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抛弃所有无生命力的东西。我们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力量，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占优势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
在我看来，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革命的政治领导中心，不是一个太广泛的组织，倒是一个太狭隘的组织。苏维埃应当宣布自己是临时革命政府，或者组成这样一个政府，它应当不只是从工人中吸收新的代表，而应当首先从各地起来争自由的水兵和士兵中，其次从革命的农民中，再其次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吸收新的代表。苏维埃必须选出临时革命政府的坚强核心，吸收一切革命政党的和一切革命的（当然只是革命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来充实这个核心。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为了完成明确规定的当前实际任务而结成的临时联盟，而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更重要的根本利益，捍卫它的最终目标，则是独立的、坚持原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坚定立场。
或许有人要问我：在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一个十分团结一致的实际领导中心呢？那我也可以反问一句：十月革命[52]的教训是什么呢？难道罢工委员会实际上 不就是公认的中心、真正的政府吗？难道这个委员会不是很想把各个“协会”和“协会联合会”[53]中真正革命的、真正支持为自由而进行无情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那一部分代表人物吸收到自己的行列里来吗？但是必须使临时革命政府中有一个坚强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基本核心。譬如说有革命知识分子协会的几十个代表，就必须相应地有工人、水兵、士兵和农民的几百个代表。我认为，无产者很快就能够在实际上确定正确的比例。
或许有人要问：能不能为这个政府提出这样一个纲领，它非常全面，足以保证革命胜利，又非常广泛，足以提供建立毫不隐讳、毫不含糊、毫不缄默、毫不虚伪的战斗联盟的可能性？我的回答是：这个纲领已经被实际生活全部提出来了。这个纲领已经被所有一切阶级和居民阶层中的、乃至正教司祭中的一切觉悟分子在原则上承认了。在这个纲领中占首要地位的应当是真正地彻底实现沙皇虚伪地许诺过的政治自由。必须立即切实地、有保证地真正废除一切限制言论、信仰、集会、出版、结社、罢工的自由的法律，取消一切限制这种自由的机构。在这个纲领中必须提出召开真正的全民立宪会议，这个立宪会议要依靠自由的和武装起来的人民，要掌握全部政权和全部力量，以便在俄国建立新制度。在这个纲领中必须提出武装人民。大家都已经认识到武装人民的必要了。要把各地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联合起来。其次，在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中必须提出，立刻给予受凶残的沙皇压迫的各民族以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自由的俄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它不容许英雄的波兰再一次遭到镇压。它不只是用和平的罢工投入战斗，而且拿起武器为俄国的和波兰的自由而斗争。在这个纲领中必须坚持工人已经“夺取到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约束资本家剥削的紧急措施。最后，在这个纲领中必须包括以下几点：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支持农民为夺取全部土地而采取的一切革命措施（当然，不是支持小农“平均”使用土地的幻想），在各地建立已经开始自发地组成的革命农民委员会。
现在，除了黑帮分子和黑帮政府以外，谁不承认这个纲领是刻不容缓的、实际上迫切需要的呢？甚至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打算在口头上承认的呀！我们应当用革命人民的力量真正实现这个纲领，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由无产阶级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当然，这个政府的实际支柱只能是武装起义。其实，以上所设想的政府就是这种不断增长和日益成熟的起义的机关 。在起义还没有发展到使大家都很清楚，或者说大家都能感觉到的时候，就实际着手建立革命政府，那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却需要在政治上联合这个起义，组织这个起义，使它具有明确的纲领，把所有的人数众多而且人数在迅速增加的革命军队变成真正自由的和真正是人民的新政府的支柱和工具。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必然的，决定性的战斗迫在眉睫。是发出直接号召的时候了，是用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政权来对抗腐朽的沙皇制度的时候了，是以先进工人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的名义向全体人民发表宣言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从革命人民的内部可以发现能够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人，对革命无限忠诚的人，而且主要是满腔热忱和百折不挠的人。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支持这个事业的革命大军的成分已经具备了，当新政府向垂死的农奴制和警察制的俄国宣布决战的时候，各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一切有生命力的、一切有觉悟的人都会同沙皇制度彻底决裂。
公民们！——在这个宣战书中，在革命政府的这个宣言中必须这样提——公民们，请选择吧！那边是整个旧俄国，盘据着剥削、压迫、凌辱人的一切黑暗势力。这边是在一切国家大事上有平等权利的自由公民的联盟。那边是剥削者、富豪和警察的联盟。这边是全体劳动者、人民中一切新生力量和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联盟。那边是黑帮分子，这边是组织起来的为自由、文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
公民们，请选择吧！这就是我们早已向全体人民提出来的纲领。这就是我们据以向黑帮政府宣战的目的。我们不会把我们臆想的任何新东西强加给人民，我们只是负责倡议把大家公认的、俄国继续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付诸实现。我们没有脱离革命的人民，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决定都交给他们去审定，我们完全和绝对依靠来自劳动人民群众的自由的倡议。我们联合所有的革命政党，号召一切愿意为自由、为我们提出的保证人民起码权利和要求的纲领而斗争的居民团体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行列。我们特别要向身穿军装的工人同志和农民弟兄伸出我们的手，为彻底反对地主和官僚的奴役，为争取土地和自由而共同奋斗。
公民们！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吧。我们决不容许黑帮政府再凌辱俄国。当大批黑帮警察还掌握着杀害、掠夺、欺压人民的大权时，我们决不会由于撤换几名官吏、辞退一些警察而受骗。让自由派资产者卑躬屈膝地向这个黑帮政府恳求去吧。当黑帮分子受到原班沙皇官吏把持的原来那个沙皇法庭的威吓时，他们付之一笑。我们要命令我们的军队逮捕那些以酒肉诱惑和收买愚民的黑帮英雄，我们要把所有象喀琅施塔得警察局长那样的坏蛋，交付公开的、全民的、革命法庭去审判。
公民们！除了黑帮分子以外，所有的人都不理睬沙皇政府了。你们要团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停止交纳一切捐税，竭尽全力组织和武装自由的民兵。只有当革命的人民战胜黑帮政府的势力时，才能保证俄国有真正的自由。在国内战争中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立的人。白色分子的党是一个胆怯的虚伪组织。谁回避斗争，谁就是支持黑帮分子专权。谁不赞成革命，谁就是反对革命。谁不是革命者，谁就是黑帮分子。
我们担负着联合和准备人民起义的力量的责任。希望在纪念俄国伟大的1月9日一周年的时候，沙皇政权的机构都能被消灭干净。希望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春天的节日到来的时候，自由的俄国可以自由地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这就是我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发展成临时革命政府的看法。这就是我想首先向我们各级党组织，向所有的觉悟的工人，向苏维埃本身，向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向农民协会[54]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任务。
尼·列宁
载于1940年11月5日《真理报》第30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59—70页
注释：
[51] 《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给编辑部的信）》一文是列宁从日内瓦返俄国途中在斯德哥尔摩为《新生活报》写的，但是没有在该报刊登。文章手稿于1940年秋天找到，随后发表于《真理报》。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苏维埃评价为起义的机关和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55。
[52] 指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参看本卷第1—4、26—33页）。——60。
[53] 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在1905年5月于莫斯科举行的有律师、作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14个专业和政治协会的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协会联合会的中央常务局的负责人是帕·尼·米留可夫。协会联合会提出在普选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列宁指出，知识分子的职业协会和协会联合会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总的说来，这些协会是所谓立宪民主党即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核心。”（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67页）1905年5月24—26日（6月6—8日）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组织协会的计划。1905年7月1—3日（14—16日）在芬兰举行的协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对布里根杜马的态度问题。虽然有个别协会反对，大会仍以多数（9个协会）通过了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决定。联合会的代表参加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联合会在一些场合曾支持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并给予十二月武装起义参加者以物质支援。联合会还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协会联合会内部，激进的一翼与自由派上层之间有斗争，后者力图利用协会联合会来左右解放运动，使它脱离革命道路。协会联合会于1906年底解散。——60。
[54] 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1905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13—1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1905年10—12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470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20万人。根据协会成立大会和1905年11月6—10日（19—23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1907年初被解散。——63。
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
（1905年11月3日〔16日〕）
势均力敌，——两星期以前，当全俄政治罢工的头一批消息传来，开始显出政府不敢立刻动用军事力量的时候，我们这样写过［注：见本卷第3—4页。——编者注］。
势均力敌，——一星期以前，当时“最新的”政治新闻即10月17日宣言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表明沙皇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并实行退却的时候，我们又这样说过 ［注：同上，第26—27页，——编者注］。
但是势均力敌丝毫也不排除斗争，反而使斗争特别尖锐。政府的退却，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是表明政府选择了新的自认为更加合适的战斗阵地罢了。以所谓10月17日宣言这种一纸空文来宣布“自由”，只是企图准备精神条件来同革命作斗争，——与此同时，特列波夫带领全俄黑帮分子在为这个斗争准备物质条件。
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新的政治形势正以革命时代所特有的惊人速度显示出来。政府口头上作了让步，而实际上立刻开始准备进攻。在颁布宪法的许诺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最野蛮最丑恶的暴行，好象故意要人民更清楚地看到专制政府的实在权力的全部实在意义。许诺、空话、一纸空文同实际情形之间的矛盾已经一目了然了。事态开始雄辩地证明我们早已反复说过而且今后还要向读者反复说的那个真理：当沙皇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它的一切让步，就连“立宪”会议，都不过是一种幻象、泡影、转移视线罢了。
彼得堡的革命工人在一期每日公报[55]上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这种公报我们还没有收到，但是那些被无产阶级的威力所震惊的外国报纸愈来愈经常地报道这些公报的消息了。罢工委员会写道（我们是从英译文转译成俄文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已经给了我们集会自由，但是我们的集会仍然被军队包围着。已经给了我们出版自由，但是书报检查制度继续存在着。已经允许有学术自由，但是大学被军队占据着。已经给了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监狱里关满了囚犯。已经给了维特，但是特列波夫继续存在。已经给了宪法，但是专制制度继续存在。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56]
停止执行《宣言》的是特列波夫。阻挠立宪的是特列波夫。解释自由的真正意义的仍是特列波夫。使大赦不能正常实施的还是特列波夫。
这个特列波夫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非凡人物吗？根本不是。他是一个指挥军警去执行专制政府的极平常的工作的最平常的警官。
究竟为什么这个极平常的警官及其极平常的“工作”忽然获得这样无限巨大的意义呢？这是因为革命已经向前迈进了无限巨大的一步，接近了真正总解决的时刻。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在政治上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成熟起来，也可以说，不是逐年而是逐周地成熟起来。在政治上还没有觉醒的人民看来，特列波夫是一个极平常的警官；在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种政治力量的人民看来，特列波夫已成为体现沙皇制度的野蛮、罪恶和荒唐的坏家伙了。
革命教导着人们。它给俄国各阶级人民和各民族上了一堂最好的关于宪法实质的实物课。革命是这样教导人们的：它最鲜明最具体地提出各项应当解决的当前的政治任务，使人民群众深刻地感觉到这些任务，感到不解决这些任务人民就无法生存下去，用事实揭穿一切掩饰、遁词、诺言、承认都是一钱不值的东西。“给了我们一切，但是我们一无所有。”因为“给予”我们的只是诺言，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权力。我们已经接近自由了，我们已经迫使所有的人，甚至迫使沙皇都承认自由是必要的了。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承认自由，而是实际获得自由。我们需要的不是答应给人民代表以立法权的一纸空文。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专制。我们愈是接近人民专制，就愈加感到不实行人民专制是不行的。沙皇的宣言愈是美妙动听，沙皇的政权就愈加不能容忍。
斗争接近总解决的时刻了，接近解决是否让实权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至于说到承认革命，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它了。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派很早以前就已经承认了，现在维特先生也承认了，尼古拉·罗曼诺夫也承认了。沙皇说，你们要求什么，我都答应你们，不过请你们保留我的权力，让我自己来履行我的诺言吧。沙皇的宣言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因而这个宣言显然不能不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沙皇说：除了政权，一切我都给予。革命的人民回答说：除了政权，一切都是幻影。
俄国事态所进入的这种似乎是无意思的局面，其真正意义在于沙皇政府力图用勾结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欺骗，来避免革命。沙皇许给资产阶级的东西愈来愈多，用以试探各有产阶级到底是不是会普遍转过来支持“秩序”。可是当这个“秩序”体现为特列波夫及其黑帮分子的横暴的时候，沙皇的号召就有成为旷野里的呼声的危险。无论维特还是特列波夫，对沙皇来说都是同样需要的：需要维特是为了引诱一部分人；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抑制另一部分人；需要维特是为了口头许诺，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实际行动；需要维特是为了对付资产阶级，需要特列波夫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于是在我们面前又展现了——只是在高得无比的发展阶段上——我们在莫斯科罢工开始时见过的情景：自由派进行谈判，工人进行斗争。
特列波夫非常了解自己扮演的角色和自己的真正意义。也许，他只是太操之过急了——在圆滑的维特看来——不过，他是看到革命在迅速前进，而深怕自己来不及。特列波夫甚至是不得不仓猝从事的，因为他感到他所拥有的力量正在减少。
就在专制政府颁布立宪宣言的同时，专制政府防止立宪的活动也开始了。黑帮分子干起了在俄国从未见过的勾当。关于殴打、蹂躏、闻所未闻的兽行的消息，如雪片一般从俄国各地飞来。到处是白色恐怖。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警察就煽动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坏蛋去行凶抢劫，以酒肉诱惑市民中的败类，屠杀犹太人，唆使人去殴打“大学生”和所谓暴徒，帮助“教训”地方自治人士。反革命势力异常猖獗。特列波夫“不负众望”。他们用“米特拉约兹”炮轰击人民（敖德萨），挖眼睛（基辅），把人从五层楼上扔到街心，将人突然抓住，就投入急流，强占大批民房，穷凶极恶地掠夺，放火烧房子又不许人救火，枪杀胆敢反抗黑帮分子的人。从波兰到西伯利亚，从芬兰湾沿岸到黑海，到处都是这样。
但是，就在黑帮如此狂暴，专制政权如此猖獗，万恶的沙皇制度如此垂死挣扎的时候，无产阶级不断的新的进攻也正在明显地加强，无产阶级也和以往那样，在每次运动高潮以后，只是在表面上沉静下来，实际上是在聚集力量，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警察的专横暴戾，目前在俄国所具有的性质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哥萨克的复仇行动和特列波夫的“报复行动”大为猖獗的同时，沙皇政权的解体日益加剧。这无论在外省、在芬兰、在彼得堡都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在那些人民最闭塞、政治发展最薄弱的地方，在那些居住着异族人的边疆地区，还是在将要爆发最伟大的革命事变的首都，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请大家对照着读一读我们从手边的一份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57]上引来的两则电讯吧：“特维尔电：暴徒当着省长斯列普佐夫的面袭击地方自治机关的房屋。被暴徒包围的房屋后来竟被放火焚毁。消防队拒绝救火。军队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些暴徒的胡作非为。”（我们当然不能担保这个消息是完全确实可靠的，可是与此类似的和比这更坏百倍的事件到处都在发生，这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喀山电：人民解除了警察的武装，缴来的武器分给了居民。组织了民兵。秩序井然。”
把这两种情景对照一下不是颇有教益吗？一个是：报复，暴行，蹂躏。另一个是：推翻沙皇政权和组织胜利的起义。
在芬兰也发生同样的现象，规模更大得无可比拟。沙皇派去的总督被驱逐了。奴仆式的参议员被人民罢免了。俄国的宪兵被赶跑了。他们试图报复（公历11月4日哈帕兰达电），破坏了铁路交通线。为了逮捕胡作非为的宪兵当即派去了武装的民兵。在托尔尼奥的公民大会上决定输入武器和出版秘密的书报。在城市和乡村中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名参加芬兰民兵。据说，驻守坚固要塞（斯维亚堡）的俄国卫戍部队同情起义的人民并把要塞交给了民兵。芬兰一片欢腾。沙皇实行让步，准备召集芬兰议会，废除1899年2月15日的非法诏书[58]，批准那些被人民驱逐的参议员“辞职”。与此同时，《新时报》却建议封锁芬兰的一切海港并用武力镇压起义。据外国报纸电讯，在赫尔辛福斯驻扎了很多俄国军队（不知道这支军队对于镇压起义能有多大作用）。俄国军舰似乎已开进了赫尔辛福斯内港。
在彼得堡，特列波夫因为革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迫使沙皇让步的胜利）而实行报复。哥萨克横行霸道。行凶打人的事件变本加厉。警察公开组织黑帮。工人们原来决定要在11月5日（10月23日）星期日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想为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举行全民悼念活动。政府方面则准备制造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它打算把在莫斯科制造的较小规模的流血惨案（屠杀给工人领袖鲍曼送殡的群众）在彼得堡重演。特列波夫想利用还没有把一部分军队派往芬兰因而自己的兵力还没有分散的时机——想利用工人们是准备示威，而不是准备打仗的时机。
彼得堡的工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取消了游行示威的计划。工人委员会决定不在特列波夫所选的时机来作最后的决战。工人委员会正确地估计到，有许多原因（芬兰的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使斗争延期，这不利于特列波夫，而有利于我们。目前正在加紧准备武装。在军队中的宣传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有消息说，第14和第18海军支队有150名水兵被捕；在最近10天里有92个军官被控告同情革命者。号召军队转到人民方面来的传单甚至散发到“保卫”彼得堡的巡逻队里去了。革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强有力的手使特列波夫所许可的出版自由的范围有所扩大。据外国报纸报道，10月22日（11月4日）星期六，在彼得堡只有那些赞成工人的要求不让书报检查机关检查的报纸出版。彼得堡的两种愿意保持“忠诚”（逢迎旨意）的德文报纸没有能够出版。那些“合法的”报纸，从合法的界限不是由特列波夫决定，而是由彼得堡罢工工人联盟决定的时候起，就非常大胆地说话了。《新自由报》10月23日（11月5日）的电讯说：“停止罢工只是暂时的，据称，当给旧制度以最后打击的时机到来时，就会重新举行罢工。对无产阶级来说让步已经不能发生任何影响了。时局非常危急。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工人阶级觉得自己是时局的主宰。那些被即将来临的大祸所吓倒的人已经开始离开此地（彼得堡）。”
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人民起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实现得意外迅速。让特列波夫在革命的芬兰和革命的彼得堡之间，在革命的边疆地区和革命的外省之间疲于奔命吧。让他去试试给自己选择哪怕是一个可以用来自由施展军事行动的可靠的小据点吧，让沙皇的诏书更广泛地散播吧，让那些关于各个革命中心的事变的消息更多地传布吧，——这会使我们得到新的拥护者，这会使正在缩小的沙皇拥护者的队伍发生新的动摇和瓦解。
全俄政治罢工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推进了起义，使沙皇制度受到了最严重的创伤，使卑鄙的国家杜马的卑鄙的闹剧不能开演。彩排已经结束。我们显然正处于大戏开演的前夜。维特不停地高谈阔论。特列波夫不停地制造流血事件。沙皇还能许下的诺言已经太少了。特列波夫还能够用来进行最后战斗的黑帮军队也太少了。而革命军的队伍却日益壮大，革命力量在各次战斗中经受着锻炼，红旗在新俄国的上空高高飘扬。
载于1905年11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2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73—80页
注释：
[55]指《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
《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Депута-тов》）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1905年10月17日（30日）—12月14日（27日）出版。该报带有提供苏维埃活动消息的公报的性质，没有固定的编辑部，稿件由苏维埃成员编写，自行在合法的印刷所里印刷，印数达40000份。报纸共出10号，第11号在印刷所被警察查抄，没有散发出去。——66。
[56]引自1905年10月20日（11月2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号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没有标题和署名，它的作者是列·达·托洛茨基。——66。
[57]这里说的是《新自由报》。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是奥地利的自由派报纸，有上午版和晚上版，1864—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71。
[58]指沙皇1899年2月3日（15日）的诏书。按照这个诏书，沙皇政府可以不经芬兰议会同意而颁布芬兰必须遵守的法律。列宁在评论这个诏书时写道：“这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一次真正的国家政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320页）这个诏书事实上被1905—1907年革命所废除，后来在1910年又被一项法令所恢复。——72。
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摘选
编者按：列宁在文中所说的“十月革命”指的是1905年的十月政治罢工运动。所以有两个“十月革命”，1905年的这次是1917年的伟大预演。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在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的专制政府垮台以前，谁对专制政府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专制政府。在现代的欧洲，谁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谁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观点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统治地位，支持资产阶级在正在诞生的自由俄国中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是“冷淡”和“漠不关心”的，饥饿者在一小块面包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从来不愁面包，从未缺少面包，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但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起来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忘记这个真理就等于实际上根本拒绝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
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
（1906年6月27日〔7月10日〕）
昨天我们登载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43]的主要决议。现在已经加入我们党的波兰同志（25000—30000个党员），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国家杜马的策略。他们斥责这一整个策略，甚至认为不需要谈论由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这一类众所周知的错误的策略所产生的一些个别错误。自然，——出席波兰代表大会的人也都很清楚这一点——波兰社会民主党是绝对反对这种“支持”的。全体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会议也坚决拒绝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社会民主党莫斯科中部地区区域代表会议同样反对这种支持。[144]
出席彼得堡代表会议的代表约代表4000个党员，出席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的代表约代表14000个党员。因此，大约有2万个党员，即一半以上的党员（上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约代表了31000—33000个党员）谴责了中央委员会在支持杜马内阁问题上的策略。大多数党员反对支持。我们党内的内阁，即我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体现党的意志，它目前的起码的政治责任是尽快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否则，它就会沦为一个不顾实质上已经表达出来的党的意志、而用形式上的借口和拖延手段死抓住党的权力不放的小集团。无论如何，党现在已经有能力做到召开代表大会。
孟什维克仍然坚持受到大多数党员谴责的支持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的策略（虽然如彼得堡的争论所表明的，一部分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采取独立的态度，抛弃机会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右翼常常提出的理由，我们再来进行一次分析。
他们向我们说，争取到任命一个杜马内阁，就意味着“从宫廷奸党手中争取政权”，“使行政机关向人民代表机关负责”；这就是“从假想的立宪制度向真正的立宪过渡”（《劳动呼声报》第5号）。
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内阁恰恰将由宫廷奸党来任命（如果立宪民主党的要求得到满足的话）。但是能不能说由宫廷奸党任命自由派大臣就是争取政权呢？宫廷奸党按照自己的意志任命大臣，也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因为它并没有交出政权，而只是假装分出一部分政权，以试探自由派奴仆是否能使它满意。宫廷奸党中的聪明人，例如波别多诺斯采夫和特列波夫，就坦率地在这样盘算（据某些报纸的报道[145]）：对于我们来说，任命自由派大臣是最合算的事。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安慰立宪民主党人（即杜马中的多数），而且可以安慰立宪民主党人化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付不称心的大臣至少比对付杜马要容易得多。我们要赢得时间，把牌洗乱，使杜马中的右派即半数以上的人都为了大臣的职位而乱成一团，互不信任，吵闹不休。我们要把水搅浑，我们要牵着立宪民主党人的鼻子走，就象在救济饥民问题上那样。我们曾迫使他们在救济饥民问题上“自愿”扮演警察局证人的角色，我们也同样要迫使他们在大臣职位问题上扮演警察仆从的角色。
谁稍微了解一些俄国立宪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的“立宪民主党”的历史，谁就知道，宫廷奸党总是能够牵着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者的鼻子走的。要防止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提高无产者和革命农民的独立的政治意识。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恰恰使这种意识模糊和混乱。正是为了使革命阶级保持非常鲜明的政治意识和斗争的完全独立性，我们社会民主党必须只让立宪民主党一个党为了争夺大臣的职位而围着宫廷奸党的脚打转转。让无产阶级牵扯到这件事上去，那就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
如果宫廷奸党任命立宪民主党人为大臣，它就是使“行政机关向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劳动呼声报》〉。
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当立宪民主党教授们这样说的时候，上帝是会宽恕他们的。而当社会民主党重复这种话的时候，那就不可饶恕了。可敬的应声虫们，行政机关不是向“人民代表机关”负责，而是向立法机关负责的。请记住这一点。现在我们再往下向你们说明。俄国的立法权现在属于谁呢？属于（1）最高当局；（2）国务会议；（3）国家杜马。
** 现在你们是否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失策？立宪民主党大臣既要向杜马负责，也要向国务会议负责，又要向宫廷奸党负责。把事情说成他们仅仅向杜马负责，这是对人民撒谎。**
再往下说。向各种不同的机构负责的大臣的处境将是怎样的呢？处境将是尴尬的。在上述所有三个立法机关没有变更现有法律以前，大臣们必须遵守和维护一切现有的法律。难怪象罗季切夫一类的立宪民主党雄辩家现在已经在杜马中卖力地说并叫喊：他们是王朝的挡箭牌。立宪民主党是洞悉内情的。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则人云亦云，对真相却一无所知。
为什么组阁一事现在成了立宪民主党鼓动的重点呢？为什么他们不同样热心地、经常地、响亮地叫喊：取消国务会议，废除妨碍人民代表机关成为立法机关的那些法律呢？为什么他们为实行全面的大赦、实现完全的自由和实施普选制而进行的鼓动，要比为大臣职位而进行的鼓动软弱得多呢？你们考虑过这些没有？没有，你们没有考虑过。立宪民主党人首先敲的是后门，因为他们不想实现完全的自由（请回忆一下他们关于集会的法律草案），不想完全取消国务会议（请回忆一下他们纲领中关于参议院的条文），他们也将和向杜马负责一样地向国务会议负责，等等。立宪民主党不想要求先实行全面的大赦，先取消国务会议，先实现完全的自由，先实施普遍的……选举权，然后任命他们当大臣。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不想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洞悉内情，而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立宪民主党人说：当我们当上了大臣的时候，我们就会争取所有的这些自由！但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而应声虫们就表示相信并且竭力……
立宪民主党懂得，大臣仍旧要向旧的、警察制的俄国法律负责，向杜马、向宫廷奸党、向国务会议负责。所以从大臣身上什么都得不到，大臣会说：我很高兴，我真诚地愿意，但是“那里”不同意，国务会议还有点固执。先生们，耐心一点吧，因为没有人能够比我（立宪民主党人）更好地使宫廷奸党和国务会议良心发现了。
应声虫，请记住：为了反对立宪民主党的这种叛变策略，不应当对他们随声附和，而应当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即警告无产阶级和农民不要信任立宪民主党，不要重复立宪民主党的口号。而你们却以自己的策略在妨碍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的独立斗争。你们为了立宪民主党改良主义的一碗红豆汤而在出卖革命的长子权。[146]
对于第三个谎言，即所谓宫廷奸党任命立宪民主党人为大臣就是“彻底的转变”，就是向“真正的立宪”过渡，我们就不需要这样详细地来谈了。现在读者自己可以看到，在特列波夫任命罗季切夫为大臣后，连成文的宪法都没有改变。说由于这样的任命就可以转变为真正的立宪，那应当说是十足的胡说了。
下一次我们将分析另一个常常提出的理由：“不管怎么说，立宪民主党内阁还是比较好一些。没有什么别的好选择的了。应当支持比较好一些的。”我们将看到，这个理由是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它有什么价值。
载于1906年6月27日《回声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56—260页
“非党”抵制派的错误议论
（1906年7月1日〔14日〕）
《思想报》最近在一篇社论中试图证明，国家杜马中的劳动团不应当因成立党团而陷于“分裂”[148]。它说，对杜马的抵制注定了极端的党派在杜马中将没有自己的党团。而劳动团正是作为非党的组织，将同它在各地的非党“协助小组”相结合而带来最大的好处。
这种议论是根本错误的。非党的革命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一种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而阶级对立不发展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非党的革命民主派必然会发展和扩大。
作为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不能够发誓不参加各种非党革命团体。例如，这样的团体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协会、一部分教师联合会[149]、铁路工会[150]等等。我们应当把参加这种团体看作是社会民主党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的临时战斗联盟。只有这样看，才能不损害无产阶级的切身的和根本的利益，才能不妨碍维护马克思主义者的绝对独立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利用任何一点机会成立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
把成立这种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看作是“分裂”非党革命组织，这表明：第一，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观点；第二，没有真心去维护或没有很好考虑如何去维护非党性。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才会把社会主义者单独组成政党指责为“分裂”。只有不真诚的，即为自己的隐匿的党性暗中担忧的或者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才会认为成立党的组织就是“分裂”非党组织。先生们，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要知道，非党性就是对于各种不同的（在共同的革命民主主义目的的范围内）政党保持中立。用“分裂”这个字眼来指责党性，已经是放弃中立和非党性，已经是具有鲜明的党性了。先生们，你们或者是口是心非，或者是考虑不周。实质上，你们是用反对分裂和维护非党性的叫喊来掩饰你们对于自己的党性的担忧。一个真正非党的、拥护比如说立宪会议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志同道合者在完全接受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前提下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看作是分裂的。
总之，让非党的革命者尽量去发展非党的革命组织吧。祝他们成功！但是希望他们少喊一些反对党的革命者“分裂”非党革命组织的话。
现在来谈抵制。我们深信，抵制并不是错误。在1906年初的具体历史形势下，抵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布里根杜马被粉碎以后以及在12月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样高地举起为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的旗帜，应该同样竭尽全力来粉碎维特杜马。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革命职责。尽管有各种诽谤和过迟的忏悔，抵制还是为在工人中保持革命精神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它的最好的评价是：（1）工人下层群众赞助抵制；（2）在特别受压迫的边区，抵制进行得很顺利；（3）政府颁布了一项对付抵制的特别法[151]。
那种认为抵制是一个错误、抵制没有好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近视的。抵制不仅带来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好处，而且还带来了最实际的直接的好处。它使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转移到同抵制派的斗争上。它把政府弄到了可笑的、愚蠢的和对我们有利的地步——为召集杜马而斗争，从而大大削弱了政府对杜马成分的注意。如果允许用军事上的情况作比喻的话，抵制就是正面攻击或正面佯攻；不进行这样的攻击，就不能从背后包抄敌人。情况正是这样：我们革命者作了正面的佯攻，政府对这种攻击害怕得要死，颁布了一项极端愚蠢的法律。自由资产者和非党革命者则利用了这种正面攻击和敌人力量在中心地区的集中，作了迂回的运动。他们从背后包抄了敌人，悄悄地钻进了杜马，化了装打入了敌人阵营。
各干各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资产阶级悄悄地钻进去。
现在，我们要完全使立宪民主党为宫廷奸党召开的、对宫廷奸党百依百顺的、同宫廷奸党进行交易的杜马担负政治上的责任。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杜马的成分和杜马活动的全部性质都带有两重性，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支持，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只有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忘记这种两重性或者不愿意看到这种两重性。只有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顽固地忽视杜马作为专制政府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交易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机关的作用。这种交易是否会成功，哪怕是暂时成功，它的后果如何，这一切还不得而知。这归根到底取决于杜马外的人民运动的力量、组织程度和自觉程度。但是，在杜马中占优势的是能够进行这种交易的阶级的代表，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谈判，正在作准备和试探，这是事实。立宪民主党的任何“反驳”，孟什维克的任何隐瞒手法，都掩盖不了这个事实。
既然是这样（毫无疑问是这样），那就很明显，当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绝对要求无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象自由派资产阶级那样兴高采烈地随时准备捡起扔给他们的一根骨头。它不能不尽一切努力来警告人民不要落入宫廷奸党设下的圈套。它不能不尽一切力量阻止召集立宪民主党的伪“人民代表机关”。抵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切。
所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议论是极端轻率和非常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现在为博得资产阶级的欢心而否定抵制，咒骂自己昨天的行为。因为，要知道，孟什维克也曾是抵制派，他们只是愿意在另一个阶段抵制杜马。只要回忆一下两个历史事实就够了；多多少少珍视自己的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忘记这两个事实，那是不可饶恕的。第一个事实是：在由一半布尔什维克和一半孟什维克组成的我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文告[152]中，曾经直截了当地声明双方同意抵制的主张，只是在哪一个阶段实行抵制比较合适的问题上有分歧。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孟什维克在他们的任何书刊上号召参加杜马，甚至“很坚决的”普列汉诺夫同志都不敢这样做。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否定抵制就等于是歪曲党的昨天的历史。
但是，实行抵制是否就一定要放弃在杜马中成立自己的党团呢？完全不是。这样想的抵制派，象《思想报》那样，是错误的。我们当时应当尽一切力量而且确实尽了一切力量来阻止召集伪代表机关。事实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伪代表机关还是召集了，那么我们就不能放弃利用它这个任务。只有不珍视革命斗争、不珍视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才会认为这是不合逻辑的。应当提醒大家回忆一下李卜克内西的例子。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痛斥、抨击和反对德意志帝国国会，而在1870年后却参加了国会。李卜克内西能够正确评价为争取成立革命的、而不是资产阶级叛卖性的人民代表机关的革命斗争的意义。李卜克内西并没有怯懦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完全有根据地说：我尽了一切力量来反对这种国会，争取最好的结果。而结果是最坏的。然而我仍旧能够利用它，而不破坏自己的革命传统。
所以，决不能因为抵制而放弃利用杜马和放弃在杜马中成立党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必须加倍留神（任何一个读过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341—342页。——编者注］的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在统一代表大会上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应当考虑的是，现在是否能够通过在杜马内工作的方式来利用杜马，是否有适于做这项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适当的外部条件？
我们认为是有的。我们曾经指出我们的杜马代表的部分的错误行为，但是整个说来，他们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在杜马内出现了真正与革命形势相适应的派别划分：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站在右面，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或者确切些说，劳动派中的优秀分子）站在左面。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这种派别划分来提醒人民警惕立宪民主党杜马具有危险的一面，来开展不受杜马、杜马的策略、杜马的目的等框框所限制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派别划分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能正确进行工作）也将利用非党的革命民主派，同时将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十分明确和坚决地行动。
载于1906年7月1日《回声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74—279页
注释：
[148]劳动团曾提出以联合人民中所有的“劳动阶级——农民、工厂工人以及劳动知识分子”为自己的任务，因此在第一届国家杜马初期，劳动团成员包括各党各派成员：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农民协会会员、无党派社会主义者、激进派、自由思想派、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自治派等等。——273。
[149]教师联合会即全俄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联合会，于1905年4月成立，领导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联合会有单纯为职业利益斗争的倾向，但是在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也赞同革命民主派的口号，表示愿意参加人民争取土地、自由和政权的斗争。联合会对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进行了抵制，支持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联合会把根本改革俄国国民教育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提出了实行普遍免费的和义务的初等教育以及免费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协调各种类型的学校等要求。教师联合会于1909年解散。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恢复。
1906年6月6日（19日），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向全俄国民教师代表大会部分代表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社会革命党的报纸《呼声报》（1906年6月8日（21日）第15号）对此作了报道。——273。
[150]指全俄铁路工会。
全俄铁路工会是俄国第一个铁路员工的工会组织，在1905年4月20—21日（5月3—4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常务局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主要地位。全俄铁路工会的纲领包括经济要求和一般民主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等）。参加全俄铁路工会的主要是铁路职员和高收入工人。布尔什维克在批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实质和斗争策略的同时，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内也参加了全俄铁路工会的地方的和中央的领导机构，同时在某些城市建立了同全俄铁路工会平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铁路工会组织。
全俄铁路工会在实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7月22—24日（8月4—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立即着手进行全俄铁路政治罢工的鼓动工作。1905年9—10月在彼得堡召开的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在革命群众压力下，制定并向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自上而下选举铁路各级行政机构，立即释放被捕的罢工参加者，撤销强化警卫和戒严，实行政治自由、大赦、民族自决，立即召开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10月7日（20日）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开始的罢工迅速地发展成为全俄政治罢工，给了专制制度以有力的打击。1905年12月，有29条铁路代表参加的全俄代表会议支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关于宣布举行政治罢工的决定，并于12月6日（19日）作出关于参加罢工和立即宣布全俄铁路罢工的决定。全俄铁路工会的许多一般成员积极参加了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以后，许多铁路员工遭枪杀，全俄铁路工会事实上转入地下。1906年8月曾召开一次铁路员工代表会议，讨论因第一届国家杜马被解散而举行总罢工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列宁在《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一文中曾提到这件事（见本卷第355页和注184）。到1906年底，铁路工会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丧失了自己的革命作用。1907年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铁路系统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会议决定社会民主党人退出全俄铁路工会，这一决定为中央委员会所批准。全俄铁路工会于1907年瓦解。——273。
[151]指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于1906年3月11日（24日）颁布的沙皇3月8日（21日）诏令。这个专门对付抵制策略的法律规定：凡煽动抵制国务会议或国家杜马的选举或煽动群众拒绝参加以上选举者，判处4—8个月监禁。——274。
[152]指1906年1月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传单《告全党书》。传单说：“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联席会议……的讨论表明，两派代表对杜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了对抗政府伪造人民代表会议和用杜马顶替立宪会议的做法，必须象以前一样提出用革命办法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口号和最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按照这种观点，党参加选举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参加杜马代表本身的选举，在当前条件下是不能容许的。意见的分歧只在于党能否参加选举运动的前两阶段，即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276。
大胆的攻击和胆怯的防御
（1906年7月5日〔18日〕）
大家早就知道，反动派是好汉，而自由派是懦夫。
立宪民主党就土地问题而写的国家杜马告人民书草案，又给这个老的真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很遗憾，劳动派的草案也不比立宪民主党的好，这一次劳动派完全束手无策地做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但是在杜马中有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不会出来搭救吗？
请回忆一下，关于这篇国家杜马告人民书的整个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国家杜马在对沙皇演说的答词中表示赞成有利于农民的强制转让私有土地。哥列梅金内阁简短、明确、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准”。
但是，内阁并不满足于作这种粗暴的警察式的拒绝。不，革命已教会了大臣们一些东西。大臣们不想把自己的职责局限于对杜马的形式上的询问作出形式上的答复。反动派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讲究实际的人。他们知道，真正的力量不在杜马中，而在人民中。他们要在人民中进行鼓动。他们抓紧宝贵时间，毫不迟缓地拟就了告人民书。这份政府通报（6月20日）引起了拟定杜马告人民书的想法。政府指了路。杜马跟在政府的后面，而不能先走上真正的人民代表机关应走的道路。
政府通报究竟写得怎样呢？这是一篇反动的君主主义政党的真正战斗宣言。啊，反动派一点不客气！他们懂得怎样用战斗的语言来写。他们在自己的“通报”中直截了当地以政府的名义说话。确实，这里有什么好客气的呢？这些自由派教授们硬要人们相信，我们在立宪制度下生活，杜马也是政府的一部分。让这些教授们去胡言乱语吧！让他们用立宪游戏去麻醉人民吧！我们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我们知道，政府实际上就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说的，而对这些自由派学究的吹毛求疵和形式主义我们只能嗤之以鼻。我们直截了当地公开说：农民们，你们不明白什么对自己有好处。强制转让对你们没有好处，而且我们政府也不准这样做。农民中所有关于土地的谈论都是谣言和欺骗。最关心农民的是政府。政府就是现在也还愿意作些施舍。而农民们应当知道，他们不应当“靠骚动和暴力”来求得改善，而应当靠“和平的劳动”（应当补充说：为地主劳动），靠我们专制政府对农民的不断关怀。
这就是政府通报的要点。这是对革命的真正宣战。这是反动的专制制度对人民的真正宣言：不容许！要毁坏！
现在立宪民主党和这次完全被立宪民主党俘虏的劳动派准备回答政府的挑战。今天发表了立宪民主党的草案和劳动派的草案。这两个草案给人造成一种多么可怜而又可鄙的印象啊！
反动的宫廷奸党肆无忌惮地撕毁法律，把形式上只是政府的一小部分宣布为真正的和整个的政府。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就象谢德林笔下的绝顶聪明的鮈鱼那样躲在法律的牛蒡下面[156]。这些“人民”代表——请原谅我这样说——哭诉说，有人以违法来攻击我们，而我们则用法律维护自己！杜马是按照法律行动的，它表示赞成强制转让土地。按照法律，没有得到杜马的同意，“政府的任何计划都不能生效”。按照法律，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委员会，由99人组成……[157]这个委员会要制定出“经过周密考虑、正确编写的法律”……愿人民“安安静静地等待最后颁布这种法律”（劳动派删掉了末尾这种满脸无耻的奴才相的语句！良心受到了谴责。但是，他们加进了一段成立“地方土地机关”的话，同时却又狡猾地避而不谈以下事实：杜马，即杜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显然要使这些机关成为地主官吏的组织）。
人民代表先生们，这真是太不光彩，太可耻了！现在连最偏僻的地方的俄国农夫也懂得：在俄国，纸上的法律同实际的生活大相径庭，用所谓立宪的、严格奉公守法的活动这种和平方法事实上不可能使全部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并为全体人民争得完全的自由。对于这些，你们都假装不懂，这是不光彩的。如果你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决心这样果断地写出并这样公开地说出自己的革命真理以回答宫廷奸党的反动真理，那就用不着去答复内阁。有关杜马的法律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求助于人民，因此绝顶聪明的恪守法律者们，你们还是老实地守住自己的那些“质问”，不要插足你们既没有勇气，没有直爽精神，也没有本领同反动派这些讲究实际、会斗争的人作较量的那个领域吧！
如果要写告人民书，那就应当把真相，把全部真相都写出来，把最痛苦的、毫不掩饰的真相都写出来。必须对人民说：
农民们！内阁向你们发布了文告。大臣们既不打算给你们土地，也不打算给你们自由。大臣们毫不客气地代表整个政府说话，反对杜马，虽然在纸面上杜马被认为是政府的一部分。
农民们！大臣们实际上就是俄国的专制政府。他们不拿你们在杜马中的人民代表当一回事，他们嘲弄这些代表，用警察式法律的刁难来拖延一切。他们戏弄人民的要求，若无其事地继续推行残杀、暴力、掠夺和制造大暴行的旧政策。
农民们！要知道，杜马是没有能力给你们土地和自由的。杜马的手脚被警察政府的法律牢牢捆住。必须使人民代表掌握全部权力，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你们要土地和自由吗？那你们就要争取召开全民立宪会议，争取在全国各地完全扫除旧政权，争取选举的完全自由！
农民们！要知道，如果你们不自己解放自己，那么谁也不能解放你们。工人们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斗争取得了10月17日的让步。你们也应当懂得这一点。只有这样，你们才会成为革命的人民，即懂得要为什么目标而斗争的人民，善于斗争的人民，善于战胜压迫者的人民。要利用你们在杜马中的代表，利用你们派到杜马中去的代理人，要在全俄各地更紧密更齐心地团结起来，准备迎接伟大的斗争。不进行斗争就不会有土地和自由。不进行斗争，别人就会用暴力强迫你们接受招致破产的赎买，就会强迫你们接受地主和官吏的土地委员会，这些地主和官吏就会象1861年那样再哄骗和掠夺你们。
农民们！我们在杜马中为你们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可是，如果你们确实希望在俄国不再有象目前在杜马建立以后还存在的制度，那你们就得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业。
※ ※ ※
但是，在杜马中提出这样的告人民书是可笑的。
确实是这样吗？然而，用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让他们感到羞愧吧）所用的那种固守陋习的俄国辩护士的刻板语言来写“告人民书”难道不可笑吗？人民为杜马呢，还是杜马为人民？自由为杜马呢，还是杜马为自由？
※ ※ ※
让人们在任何一次农民大会上宣读立宪民主党的告人民书、劳动派的告人民书和我们的告人民书吧！看看农民对真理在哪一边这个问题会怎样说吧！
载于1906年7月5日《回声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293—296页
注释：
[156]绝顶聪明的.鮈鱼出典于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一条.鮈鱼因为感到处处有丧生的危险，便常常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度日，而却自以为绝顶聪明。——292。
[157]这里说的是为制定土地问题法案而成立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土地委员会。1906年6月6日（19日）杜马第二十二次会议选出了91名委员（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多数，共41名），后来根据通过的决议增补8名委员（高加索3名，西伯利亚3名，中亚细亚2名）。土地委员会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阿·阿·穆哈诺夫。——293。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60]
（1906年7月中）
杜马的解散[161]向工人政党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来指出其中最主要的几个：（1）对我国革命进程中的这一政治事件的总的评价；（2）确定今后斗争的内容和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口号；（3）确定今后这个斗争的形式；（4）选择斗争的时机，或者确切些说，估计可能有助于正确选择时机的各种情况。
下面我们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
一
杜马的解散最清楚最鲜明地证实了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曾经警告说，不要为杜马的“立宪”外貌所迷惑，不要为1906年第二季度俄国政治中的立宪外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所迷惑。现在，实际生活已经说明，我们的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的人）在杜马面前说的那一大堆关于杜马和涉及杜马的“大话”，全然是十足的空谈。
请注意一个有趣的事实：杜马是在严格遵守宪法的基础上被解散的。根本不是“驱散”，根本没有违背法律。相反，也象在任何“立宪君主国”里一样，是严格遵守法律的。最高当局根据“宪法”解散了议院。根据某某条款，这个“议院”被解散了，并且在同一道命令中（恪守法律者，你们欢呼吧！）指定了新的选举或召集新的杜马的日期。
但是，这一切立刻就暴露出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1906年整个上半年不断指出的俄国宪法的徒有其名，本国议会制的子虚乌有。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狭隘的狂热的”“布尔什维克”，而是最温和的合法的自由派也承认了并且是用自己的行为承认了俄国宪法的这种独特的性质。立宪民主党人以下述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他们以大批“逃亡国外”，逃往维堡，以违法的宣言[162]来回答杜马的解散，以最温和的《言语报》上的文章来回答并且继续回答杜马的解散。《言语报》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是恢复了专制制度，不得不承认苏沃林在写他未必能活到新杜马出现这句话时无意中泄露了真情。于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期望就一下子从“立宪”转到了革命方面，——这仅仅是最高当局严格遵守立宪制的行为的结果。而立宪民主党人昨天还在杜马中吹嘘说，他们是“王朝的挡箭牌”，是严格的立宪制的拥护者。
实际生活的逻辑比宪法教科书的逻辑更有力量。革命正在教导着人们。
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关于立宪民主党的胜利所写的一切（参看尼·列宁的小册子《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已经被十分清楚地证实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极端片面性和目光短浅已经一目了然。过去布尔什维克经常不断地就立宪幻想提出警告，这已成为人们辨认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的标志。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认识到这确实是一种幻想，一种幻影，一种幻梦。
杜马没有了！——《莫斯科新闻》[163]和《公民》[164]欣喜若狂地大叫道。宪法没有了！——立宪民主党人，那些曾经非常巧妙地引证我们的宪法、津津有味地咀嚼宪法条文的精明的宪法行家，没精打采地随声附和道。社会民主党人既不会欢呼雀跃（我们从杜马那里也取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也不会垂头丧气。他们会说，人民是有所收获的，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幻想。
是的，全体俄国人民在通过立宪民主党这个实例学习，不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是从自己的、他们自己正在创造的革命中学习。有一次我们说过，人民正在通过立宪民主党清除自己最初的资产阶级解放的幻想，他们将通过劳动派清除最后的资产阶级解放的幻想［注：见本卷第147页。——编者注］。立宪民主党人曾经幻想不推翻旧政权而从农奴制、专横暴虐、亚洲式的野蛮状态和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些狭隘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劳动派幻想不消灭商品经济而把群众从贫困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幻想也会破灭，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破灭，——如果我国革命发展到我国的革命农民取得完全胜利的话。
立宪民主党很快地兴盛起来，他们在选举中获得冲昏头脑的胜利，他们在立宪民主党杜马中高唱凯歌，他们在“敬爱的君主”的御笔一挥之下突然破产（他可以说是在向他表示爱戴的罗季切夫的脸上啐了一口），——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人民的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人民，广大民众，直到1906年大多数还没有成长到具有自觉的革命性。大家已普遍感到专制制度令人不能容忍，感到官吏政府不中用，感到人民代表机关必须建立。但是，人民还没有能够意识到和感觉到旧政权同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事实说明，人民在这方面还需要有特别的经验，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
立宪民主党杜马在自己短短的存在期间很清楚地向人民表明了没有权力的和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之间的全部差别。我们的口号——召集立宪会议（即建立有充分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是万分正确的，但是，实际生活即革命走向这个口号所经过的路程比我们所能预见的要长一些，曲折一些。
只要对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主要阶段作一总的观察，你们就会看到人民是怎样根据经验一级一级地接近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的。请看1904年年底的所谓“信任”时期。当时自由派兴高采烈。他们占据了整个前台。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说当时的两个主要力量是自由派和政府。然而，人民满怀着“信任”，人民在1月9日“抱着信任的态度”走向冬宫。“信任”时期使第三种势力即无产阶级显露头角，并为人民极端不信任专制政府打下了基础。“信任”时期是以人民拒绝相信政府的那些关于“信任”的言论而结束的。
下一个阶段。许诺召集布里根杜马。信任被事实证实了。人民代表受到召唤。自由派兴高采烈，号召参加选举。自由派教授们不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奴仆，他们号召大学生专心读书，不要从事革命。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屈服于自由派的论点。人民登上了舞台。无产阶级用十月罢工[165]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夺取了自由，争得了宣言，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完全立宪的宣言。人民根据经验认识到，获得自由的诺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夺取自由的力量。
接着，政府在12月剥夺了自由。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第一次起义被击溃了。但是，莫斯科大街上进行的顽强而激烈的武装斗争，使得召集杜马成为必不可免的了。无产阶级的抵制没有成功。事实说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倒维特杜马。杜马中坐满了立宪民主党人。人民代表机关已成为既成事实。立宪民主党人兴高采烈。他们欣喜若狂，欢呼不已。无产阶级抱着怀疑的态度等着瞧。
杜马开始工作了。这一点点扩大了的自由人民利用得要比立宪民主党人充分得多。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情绪和坚决性一眨眼就落在人民的后面了。立宪民主党杜马时期（1906年5月和6月）是一些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劳动派在杜马中超过了立宪民主党，在人民大会上斥责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怯懦，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迅速发展起来，农民革命运动和军队中的风潮加剧了，在十二月起义后精疲力竭的无产阶级又活跃起来了。结果，立宪民主党的立宪主义时期，既没有成为立宪民主党运动的时期，也没有成为立宪运动的时期，反而成了革命运动的时期。
这个运动迫使政府解散杜马。经验证明，立宪民主党只不过是些“泡沫”。他们的力量是从革命力量中派生出来的。政府用解散杜马这种实质上是革命的（虽然形式上是立宪的）手段来回答革命。
人民根据经验认识到，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无损的，那么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事变的客观进程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不是这样或那样地来修订法律或宪法的问题，而是政权问题，实际的权力问题。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这就是立宪民主党杜马教给人民的东西。让我们唱一曲永远悼念死者的挽歌，并好好地记取它的教训吧！
二
这样，下面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客观的、由历史决定的内容以及我们应当提出的斗争口号。
不很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孟什维克在这里也表现出了动摇。他们的第一个口号是：争取恢复杜马例会，以便召集立宪会议。彼得堡委员会声明反对。这个口号显然太荒谬了。这甚至算不上机会主义，简直是胡言乱语。中央委员会前进了一步。它的口号是：反对政府，维护杜马，以争取召集立宪会议。这当然好一些。这已经离下面的口号不远了：推翻专制政府，以争取通过革命的道路召集立宪会议。杜马的解散无疑成为争取建立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的全民斗争的导火线；在这个意义上，“维护杜马”的口号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口号已经包括在我们认为杜马的解散是斗争的导火线这个意思中了。而如果不在这种（即刚才所说的）意义上专门加以解释，“维护杜马”这个提法就会含糊不清，就会造成误解，就会回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的陈旧的东西上去，回到立宪民主党杜马上去，一句话，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许多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倒退”思想。至于这种提法中的正确的东西则已经毫无遗留地包括在我们关于斗争的决定的理由中，包括在对于为什么杜马的解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导火线这一问题的解释中。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一个马上就要到来的斗争的口号，是不能简单地直接地从某一个纲领的一般口号中得出来的。只根据我们的纲领（见纲领的最后一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召集立宪会议等等）来决定眼前即1906年夏天或秋天马上就要到来的斗争的口号，是不够的。为此必须估计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过程，不是从纲领原则中，而是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而正是这种分析向我们表明，客观政治形势现在提出的不是有没有人民代表机关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民代表机关有没有权力的问题。
立宪民主党杜马灭亡的客观原因，不是它不能表达人民的需要，而是它不能完成为政权而进行斗争的革命任务。立宪民主党杜马曾经自认为是立宪机关，但它实际上是革命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责骂我们把杜马看作革命的一个阶段或工具，但是实际生活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立宪民主党杜马曾经自认为是为反对内阁而斗争的机关，但它实际上是为推翻整个旧政权而斗争的机关。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要求这样。然而，要进行这种斗争，象立宪民主党杜马这样的机关是“不中用的”。
现在，最愚昧的农夫也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人民没有政权，杜马是没有用的，任何杜马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怎样才能取得政权呢？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人民的、自由的、选举出来的政权。要么推翻旧政权，要么承认革命任务在农民和无产阶级提出的那种范围内是不能实现的。
实际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906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解散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当然，我们不能担保，革命能够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斗争会轻而易举，胜利绝对有保证。在斗争开始以前，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作这类担保。口号不是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的保证。口号只是指出为实现一定的任务所必须达到的目标。过去，这种直接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或召集）一般人民代表机关。现在，这种任务则是保证政权归人民代表机关。而这就是说，要消灭、破坏和推翻旧政权，推翻专制政府。
如果这个任务不能全部完成，那么人民代表机关也就不能成为有充分权力的机关，从而也就不能充分保证这个新的人民代表机关不会遭到同立宪民主党杜马一样的命运。
现在客观形势提出的当务之急，不是争取建立人民代表机关，而是争取创造不能驱散或解放人民代表机关、也不能把它变成一出闹剧（特列波夫之流就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一出闹剧）的条件。
三
今后斗争的可能出现的形式部分地决定于斗争的内容，部分地决定于过去的人民革命斗争和专制政府的反革命斗争的形式。
关于斗争的内容，我们已经说明，经过两年的革命，目前斗争内容已集中在推翻旧政权上。要完全实现这一目的，只有举行全民武装起义才有可能。
关于过去的斗争形式，在这方面俄国的群众性的和全民的运动的“最高表现”是总罢工和起义。1905年最后三个月，在无产阶级、农民、军队的觉悟分子和各种知识分子职业团体的民主分子的意识和情绪中，不能不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因此，在杜马被解散以后，能够进行斗争的广大群众最先想到的就是总罢工，这是非常自然的。似乎谁也没有怀疑过，对解散杜马的回答必然是全俄罢工。
这种意见的普遍被接受，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革命组织几乎到处都能有意识、有计划地阻止工人搞自发的局部的爆发。从俄国各地都传来这方面的消息。10—12月的经验无疑有助于使所有的人的注意力都比过去更多得多地集中在总的和同时的行动上。此外，还应当指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根据工人运动的一些大的中心城市的材料，例如彼得堡的材料来判断，工人不仅很容易和很快地领会了必须采取总的和同时的行动的思想，而且还坚定地主张采取战斗的坚决的行动。因杜马的解散而举行（一天或三天）示威性罢工这一不恰当的主意——这是某些彼得堡的孟什维克想出来的主意——遭到了工人们最坚决的反对。作过多次严重斗争的人们的可靠的阶级本能和经验立刻提示他们，现在的问题已经完全不是示威了。工人们说，我们不打算去示威。我们准备在总的行动的时刻到来时去作殊死的坚决的斗争。根据所有消息来看，这是彼得堡工人的共同意见。他们已经懂得，在俄国经历了1901年（广泛示威运动开始的一年）以来的一切事变以后，采取局部行动，特别是举行示威，是可笑的；政治危机的尖锐化排除了再“从头做起”的可能；对于在12月里愉快地“尝过鲜血滋味”的政府来说，和平示威只会有极大的好处。和平示威会无谓地消耗无产阶级的精力，会为警察和士兵演习追捕和枪杀手无寸铁的人们提供机会。和平示威只会在某种程度上证实斯托雷平的吹嘘：他战胜了革命，因为他解散了杜马，同时并没有使反政府的运动因此而尖锐起来。现在大家都把这种吹嘘看作毫无根据的吹嘘，大家都知道和感觉到斗争还在前面。相反，“示威”却会被说成就是斗争，被弄成（毫无希望的）斗争，而示威的停止就会被当作新的失败向全世界宣扬开去。
只有立宪民主党中的我国的赖德律－洛兰们，才想得出示威性罢工这种主意，他们正象1849年赖德律－洛兰一样目光短浅，过高估计了议会制度的作用。无产阶级毫不迟疑地抛弃了这个主意，他们抛弃这个主意是做得非常好的。时时面临革命斗争的工人，比某些知识分子更正确地估计了敌人的战斗准备和采取坚决的战斗行动的必要性。
遗憾的是，在我们党内，由于社会民主党右翼目前在国内占优势，关于采取战斗行动的问题还无人重视。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被立宪民主党的胜利所迷惑，未能估计当前局势的革命意义，回避了从10—12月的经验中作出一切结论的任务。然而对于党来说，利用这一经验的必要性比许多议会制的崇拜者所设想的要迫切得多，紧急得多。我党中央机关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张皇失措的样子，就是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整个形势重新要求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把罢工作为独立的斗争手段，其缺点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了。大家都知道，政治罢工成功的一个极重要条件就是它的突然性，是能使政府措手不及。而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政府在12月里已经学会怎样对付罢工，并且目前已经在这方面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大家都谈到铁路在总罢工中是极端重要的。铁路一中断，罢工就很有可能成为总罢工。做不到使铁路完全中断，罢工就很难成为总罢工。然而铁路员工罢工特别困难：讨伐列车随时可以出动；军队遍布全线各个车站，有时甚至就在列车上。在这样的条件下，罢工就可能是——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同武装力量发生面对面的直接冲突。司机、报务员、扳道工往往要立即作出抉择：要么当场被枪杀（戈卢特维诺、柳别尔齐和俄国铁路网中的其他一些车站已经在全国获得革命的声望不是没有原因的），要么去工作而破坏罢工。
当然，我们有权期待曾以行动证明自己忠于自由事业的无数铁路员工会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概。当然，我们决不否定铁路罢工的可能性和取得成功的机会。但是，我们也无权讳言这一任务的实际上的困难，讳言这种困难是最坏的策略。如果能正视现实，如果不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那就会很清楚地看出，罢工必然会而且立即会发展成武装起义。铁路罢工就是起义，这在12月以后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了。没有铁路罢工，铁路线上的电报局就不会停止工作，铁路线上的邮递工作就不会中断，大规模的邮电业罢工也就不可能举行。
由此可见，罢工对起义的从属意义是从1905年12月以后所造成的形势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管我们的意志如何，不管有什么“指示”，尖锐化了的革命形势都将变示威为罢工，变抗议为斗争，变罢工为起义。当然，只有在某一部分军队积极参加之下，起义这种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才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所以，军队的罢工，他们拒绝向人民开枪，在某些情况下无疑会使纯粹和平的罢工也取得胜利。但是，恐怕谁都清楚：这种情况只是特别顺利的起义中的个别事件；要使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要使这种情况尽快地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有效地准备起义，最初的起义行动要果断有力，通过非常勇敢的进攻或使很大一部分军队哗变来瓦解军队的士气，等等。
总之，在目前杜马解散造成的形势下，毫无疑问，积极的斗争会直接导致起义。形势也许会发生变化，那时必须重新研究这一结论，但是现在这个结论是绝对不容争辩的。所以，号召全俄罢工而不号召起义，不说明罢工和起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是近乎犯罪的极端轻率行为。所以必须竭尽全力在鼓动工作中说明这两种斗争形式之间的联系，必须竭尽全力准备条件使工人的爆发、农民的起义和军队的“哗变”这三条斗争支流汇合成一条巨流。还在很早以前，从去年夏天有名的“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166]时起，真正人民的，即群众性的、积极的、绝非密谋的运动，推翻专制制度的起义的这三种形式，都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全俄起义的胜利，也许主要就要靠这三股起义的汇合。毫无疑问，象杜马被解散这样的斗争导火线，大大有助于这种汇合，因为农民（从而还有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我国军队）中最落后的部分曾对杜马寄予很大的希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加紧利用杜马的解散作为理由来大张旗鼓地进行鼓动，号召举行全民的起义。要说明政治罢工和起义的联系。要竭尽全力使工人、农民、水兵和士兵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积极的武装斗争。
最后，在谈到运动的形式时，还必须特别提到农民的斗争。在这里罢耕和起义的联系是特别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这里起义的目的应当不只是彻底破坏或消灭所有一切地方政权，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政权（这是任何起义的共同目的，无论在城市、农村和军队等等都一样），而且还要驱逐地主和夺取地主的土地。农民无疑应当在全民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之前就竭力在事实上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关于这一点用不着多讲，因为任何人大概都不会设想一种不惩罚地主、不夺取土地的农民起义。显然，这种起义愈有自觉性，愈有组织性，毁坏建筑物、财物、牲畜等等的事情就会愈少。从军事观点来看，为了达到某种军事目标而进行破坏，例如烧毁房屋，有时也烧毁财物，这种措施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只有书呆子（或人民的叛徒）才会因农民经常采取这种手段而感到特别伤心。但是不容讳言，摧毁财物往往只是因为没有组织性，因为不善于把敌人的财物夺取过来自己占有，只好去毁坏它，或者是因为战斗的一方力量薄弱，无力消灭敌人或粉碎敌人而对敌人进行的报复。当然，我们一方面应当在进行鼓动时尽量向农民说明，同敌人作无情的斗争直到摧毁其财物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另一方面还应当指出，组织程度可以决定能不能取得更合理得多更有益得多的结局，即歼灭敌人（地主和官吏，特别是警察），而把所有一切财物毫无损坏（或尽少损坏）地转交给人民或农民所有。
四
同斗争的形式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斗争的组织问题。
在这方面，1905年10—12月的伟大历史经验也对当前的革命运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同它类似的机关（农民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享有很高的完全应有的威信。现在几乎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或其他党派的革命者都会赞成建立这类组织，特别是在目前主张建立这类组织。
在这一点上，看来是没有意见分歧的，至少没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因此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可谈的。
但是，有一个方面需要特别有细地谈一谈，因为这方面经常被人忽视。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为了说起来简便起见，我们就以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所有这类组织的典型）在伟大的十月和十二月事件里所起的作用，使这些机关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以致人们有时几乎把它们当作偶像来崇拜。人们以为，对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说，这些机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必要的和足够的”。因此，他们对于选择建立这种机关的时机问题，以及要有怎样的实际条件才能使它们的活动成功的问题，就抱着一种不加批判的态度。
10—12月的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教益的启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群众直接斗争的机关。它们最初是作为罢工斗争的机关出现的。后来客观的需要迫使它们很快就成了同政府进行总的革命斗争的机关。由于事件的发展和罢工转变成起义，它们不可遏止地变成了起义机关。许多“苏维埃”和“委员会”在12月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而且事件极其明显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些机关在战斗时的力量和作用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就。
当时，不是什么理论，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号召，不是某个人臆想出来的策略，不是党的学说，而是客观事物的力量使这些非党的群众机关认识到必须进行起义，并使这些机关成为起义机关。
同样，在目前，建立这样的机关也等于成立起义机关，号召建立这样的机关就等于号召起义。忘记这一点，或对广大人民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最不可饶恕的近视和最坏的政策。
既然如此，——无疑是如此——也就可以从这里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要组织起义，单靠“苏维埃”和类似的群众机关还是不够的。为了团结群众，为了达到战斗的统一，为了传达党的（或经过各党协议提出的）政治领导口号，为了引起群众的关心，为了唤醒和吸引群众，这些机关是必需的。但是要组织直接的战斗力量，要组织最狭义的起义，光有这些机关是不够的。
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议会。但是没有一个工人会同意召集自己的议会是为了把它交给警察。大家都认为，必须立即组织力量，组织武装工人队这样的军事组织来保卫自己的“议会”。
现在，政府根据经验已经充分认识到“苏维埃”将导致什么结果，苏维埃是什么样的机关，政府已经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等待这些机关成立，以便袭击敌人、不让敌人有考虑问题和开展自己活动的时间，——现在我们特别应当在进行鼓动时说明，必须冷静地观察事物，必须在组织苏维埃的同时建立军事组织，以便保卫苏维埃和举行起义，否则任何苏维埃和任何由群众选出的代表都将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所说的这种“军事组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当力求不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吸收群众，而是直接吸收亲身参加巷战和国内战争的群众。这些组织应当以一些很小的、由十人或五人甚至也可以是三人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作为自己的基层组织。必须大力宣传战斗就要到来，每一个诚实的公民都应当在这场战斗中不惜牺牲自己为反对人民的压迫者而战。在组织中要少讲究形式，少因循拖延，多简化手续，这些组织应当具有高度的能动性和灵活性。所有愿意站在自由方面的人，都应当立即联合成战斗的“五人小组”，——这是由同一行业、同一工厂的人们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或者是有同志关系或党的关系甚至纯粹邻里关系（住在同一村庄、城市中的同一座房屋或同一栋住宅）的人们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这些小组应当既有党的，也有非党的，它们是由同一项直接的革命任务——举行反政府的起义联系起来的。这些小组应当最广泛地建立起来，而且在取得武器以前就要建立，不必管能不能得到武器。
任何一个党组织都不可能把群众“武装起来”。相反，把群众组织在小巧灵活的战斗小组内，会大大有助于在行动时获得武器。
自由结合的战斗小组，“战斗队员”小组（如果可以用这个在莫斯科伟大的十二月事件里获得莫大荣誉的称号来称呼它的话）会在爆发的时刻带来极大的好处。会射击的战斗队就能解除警察的武装，突然袭击巡逻队，把武器夺到自己手中。不会射击的或没有获得武器的战斗队，则可以协助修筑街垒，进行侦察，组织联络，伏击敌人，焚烧敌人盘踞的房屋，占据可以作为起义者据点的住宅。总之，这些由决心进行殊死战斗、熟悉地形并且同民众关系最密切的人组成的自由结合的小组，可以执行多种各式各样的职能。
要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工会和每一个农村中号召组织这样的自由结合的战斗队。彼此熟悉的人们可以预先组织起来。如果成立这种小组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且真正为群众所接受，那么彼此不熟悉的人也会在战斗的日子里或战斗的前夜，在战斗的地方建立起五人小组和十人小组。
现在，当杜马的解散惊动了愈来愈多的阶层的时候，你们常常可以从组织程度最差、表面上似乎最“黑帮化的”普通市民中听到最革命的反应和声明。我们要力求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决定很快就要掀起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必须成立战斗队，使他们所有的人都深信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具有人民性的。那时我们就能做到——这完全不是空想——在每一个大城市中有成千上万个战斗队员，而不象在莫斯科十二月起义时那样只有几百个战斗队员。那时就任何机关枪都阻挡不住，——莫斯科公众在指出当地战斗队的性质和成分不够群众化和不够接近人民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
总之：要在一切地方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和类似的机关，同时最广泛地宣传和鼓动要同时举行起义，立即准备起义的力量和组织群众性的自由结合的“战斗队”。
※ ※ ※
附言：在这一节已经写成时，我们听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口号有了新的“转变”，即改变为：拥护杜马作为立宪会议的召集机关。
因此，在组织问题方面就需要再提出一个组织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因为真正能够召集立宪会议的实际上就是临时革命政府这样的机关。只是不要象我们的亲立宪民主党的人喜欢做的那样，忘记了临时政府首先就是起义机关。已死去的杜马愿意成为起义机关吗？立宪民主党愿意成为起义机关吗？先生们，欢迎之至！我们在斗争中看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来的任何同盟者都是很高兴的。即使和你们结成的同盟对于我们就象和法国结成的同盟对于俄国一样（即意味着财源）——请原谅我这样说——我们也会很高兴，先生们，我们是现实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你们的立宪民主党参加起义不过是空洞的孟什维克的梦想，那我们只能说：孟什维克同志们，你们的梦想是多么卑微而渺茫啊。但愿你们不要毁于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没有指望的爱情”，立宪民主党人是不能对你们的热情给以报偿的……
关于临时政府的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从理论方面阐明过了。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政府是已经说明了的。但是现在更值得注意的是，由10月—12月提出的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实践方面。要知道，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事实上曾经是临时政府的萌芽；在起义胜利时政权必然会转到它们手中。现在恰恰应当把重心转到研究这些历史地形成的新政权的萌芽机关上来，转到研究它们的工作条件和它们成功的条件上来。这在目前比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一般”猜想更迫切，更有意义。
五
最后我们来考察行动的时间问题。对立宪民主党杜马的脉脉温情使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立即行动的要求。这种想法已经彻底破产。工人阶级和所有城市居民群众的态度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或感觉到局势的严重。当然，将要到来的斗争实际上决不是为了捍卫杜马，而是为了推翻旧政权。推迟行动是由于普遍希望作好进行真正坚决的殊死的斗争的准备并求得行动的一致。
可能，也许很可能，由于革命情绪的增长和一次不可避免的爆发，新的斗争会象以前的一些斗争一样自发地出乎意外地炽烈起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如果这种发展进程不可避免，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再去解决行动的时间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上述一切方针大力加强鼓动和组织工作。
但是，也可能形势要求我们这些领导者确定行动的时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建议把全俄行动，把罢工和起义的时间定在夏末或秋初，定在8月中旬或8月底。重要的是要利用城市中建筑施工季节和夏天农忙结束的时期。如果在行动的时间方面能够得到一切有影响的革命组织和团体的同意，那就很可能在规定时间内付诸实现。全俄在同一时间开始斗争是会有很大好处的。即使政府探听到罢工的日期，这恐怕也不会造成多大危害；因为罢工不是什么密谋，也不是军事攻击，并不要求突然行动。如果全俄各地的军队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因担心斗争不可避免而惊恐不安，如果他们老是这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所有的组织又能和大批的“非党”革命者一起日益协调地进行鼓动工作，这些军队的士气就会极度沮丧。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中有威信的杜马代表也会帮助这种同时行动获得成功。
如果整个革命的俄国都相信这场伟大的总决斗不可避免，某些孤立的、完全无益的爆发，如士兵的“暴动”和没有希望的农民起义，也许就能得到控制。
但是要重说一遍：这只有在一切有影响的组织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否则就仍旧会走让革命情绪自发增长的老路。
六
我们来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杜马的解散就是完全转向专制制度。全俄同时行动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一切局部起义汇合起来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广大居民阶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政治罢工和起义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全俄起义进行最广泛的鼓动，说明起义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竭尽全力使大家都认识到起义不可避免，使大家都看到举行总攻击的可能性，从而不再去进行“暴动”，举行“示威”，不再去发动简单的罢工和进行破坏，而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进行以推翻政府为目的的斗争。
整个形势有利于这一任务的完成。无产阶级准备去领导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然而是伟大的、容易收效的任务：帮助工人阶级这支全俄起义的先进部队。
这个起义将推翻专制制度而建立起真正有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立宪会议。
附言：本文是在斯维亚堡起义[167]开始以前写成的。
1906年8月在莫斯科由新浪潮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05—327页
注释：
[160]《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由新浪潮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这本小册子出版后不久，就遭到沙皇政府的查禁，但仍在莫斯科、彼得堡以及外地各省广泛流传。——304。
[161]1906年6月20日（7月3日），正当杜马就土地问题进行热烈辩论的时刻，沙皇政府颁布了一项通告，断然宣布现行土地关系制度不得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杜马乃着手讨论《告人民书》，企图诉诸人民。在《告人民书》即将进行最终讨论时，政府于1906年7月8日（21日）深夜封闭了塔夫利达宫，并于次日公布了秒皇1906年7月8日（21日）签署的《关于解散国家杜马和规定新选出的杜马的召集时间的诏令》。诏令说：“兹根据国家根本法（1906年版）第105条发布诏令，解散国家杜马，并定于1907年2月20日召集新杜马。”解散杜马的具体理由是杜马代表进入了“不属于他们的领域”。——304。
[162]指原第一届国家杜马成员的号召书《人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通称《维堡宣言》。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表约有200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C．Д．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C．N．邦达列夫）修订。号召书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见注199）。
1906年7月16日（29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1907年12月12—18日（25—31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判处167名签名者以3个月监禁。——305。
[163]《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最老的报纸之一，1756年开始由莫斯科大学出版。1842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以后每周出版三次，1859年起改为日刊。1863—1887年由米·尼·卡特柯夫等任编辑，宣扬地主和宗教界人士中最反动阶层的观点。1897—1907年由弗·安·格林格穆特任编辑，成为黑帮报纸，鼓吹镇压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被查封。——306。
[164]《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是俄国文学政治刊物，1872—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创办人是弗·彼·美舍尔斯基公爵。原为每周出版一次或两次，1887年后改为每日出版。19世纪80年代起是靠沙皇政府供给经费的极端君主派刊物，发行份数不多，但对政府官员有影响。——306。
[165]指俄国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举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门、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许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4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307。
[166]“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在1905年6月14日（27日）爆发的。黑海舰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央委员会原准备在1905年秋天发动舰队所有舰只同时起义，但是“波将金号”在单独出航进行射击演习期间过早地自发举行了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该舰指挥官下令将带头拒绝吃用臭肉做的菜汤的水兵枪决。在起义中，水兵们杀死了最可恨的军官，但起义领导人、布尔什维克格·尼·瓦库连丘克在搏斗中牺牲。水兵们选出了以阿·尼·马秋申科为首的军舰委员会。6月14日晚，“波将金号”悬挂红旗驶到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但是敖德萨社会民主党组织联络委员会未能说服“波将金号”的船员们登岸来武装工人并与工人共同行动。该舰船员们只在6月15日（23日）向市当局和军队所在地区开了两炮。6月17日（30日），沙皇政府派来两支舰队，企图迫使“波将金号”投降，或将其击沉，但是这些军舰不肯向“波将金号”开火，而且其中的“常胜者乔治号”还转到革命方面来。6月18日（7月1日），“常胜者乔治号”上的一些军士级技术员叛变，将该舰交给了政府当局。当晚，士气沮丧的“波将金号”离开敖德萨驶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6月20日（7月3日），“波将金号”军舰委员会在那里发表了《告文明世界书》和《告欧洲各国书》，表明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的决心。6月22日（7月5日），“波将金号”曾驶到费奥多西亚。由于始终得不到煤和食品的补给，水兵们被迫于6月25日（7月8日）在康斯坦察把军舰交给了罗马尼亚当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非常重视“波将金号”的起义。列宁曾委托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前往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及时赶到。——315。
[167]斯维亚堡起义于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本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天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连）。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323。
暴风雨之前[168]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自国家杜马解散以来已经有一个月了。军事起义和试图声援起义者的罢工的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在某些地方，长官为保卫政府而采取“强化警卫”和“非常警卫”[169]以压制人民的劲头已经开始减弱。过去的这个革命阶段的意义变得日益明显。新的浪潮正在日益迫近。
俄国革命走着一条艰苦而困难的道路。在每一次高潮之后，在每一次局部胜利之后，接着便是失败、流血和专制政府对自由战士的残暴迫害。但是，在每一次“失败”之后，运动愈来愈壮阔，斗争愈来愈深入，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群众愈来愈多地卷入和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每一次革命进攻之后，在组织战斗的民主派的事业每前进一步之后，接着便是反动派展开极端疯狂的进攻，在组织人民中的黑帮分子方面也前进一步，为生存而拼命挣扎的反革命势力更加横行无忌。但是，尽管反动派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力量还是在不断衰落。昨天还抱冷淡态度甚至有黑帮情绪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现在愈来愈多地站到革命方面来。那些曾使俄国人民轻信、忍耐、老实、顺从、容忍一切和宽恕一切的幻想和偏见，都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和消失了。
专制制度已经千疮百孔，但是它还没有死亡。专制制度全身缠满了绷带，但是它还在勉强支撑着，还在苟延残喘，甚至血流得愈多愈残暴。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阶级，则在利用每一次沉寂时机来积聚新的力量，以便不断给敌人新的打击，以便最后根除毒害俄国的亚洲式野蛮状态和农奴制这个万恶的脓疮。
要想克服一切怯懦，驳倒对我国革命前途所持的一切狭隘的、片面的和浅薄胆怯的观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我国革命的过去作一总的回顾。俄国革命的历史还很短，但是它已经充分向我们证明和表明，革命阶级的力量和它们的历史创造力比沉寂时期表现出来的要大得多。革命的每一次高潮都表明，人民一直在比较隐蔽地和不声不响地积聚力量，以完成新的更高的任务，面对政治口号所作的近视的和胆怯的估计，每一次都被这些积聚起来的力量的爆发所否定。
我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阶段已经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第一个阶段是“信任”时期，是纷纷呈交各种请求书、请愿书和申请书，诉说立宪的必要性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公布立宪宣言、法令和法律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开始实现立宪主义的时期，即国家杜马时期。起初人们恳求沙皇颁布宪法。后来人们用强力迫使沙皇郑重地承认了宪法。而现在……现在在杜马解散以后，人们根据经验确信，沙皇所赐予的、沙皇法律所承认的、沙皇官吏所实行的这个宪法，是一钱不值的。
在上述的每一个时期中，我们都看到，最初在前台出现的总是好吵闹、爱吹牛、带着小市民的狭隘性和小市民的自满、过早相信自己的“继承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它傲慢地教诲“小兄弟”要进行和平的斗争，要采取忠顺的反对派立场，要使人民的自由同沙皇的政权协调。而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每次都能迷惑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右翼），使他们服从它的政治口号和政治领导。但事实上，在自由派玩弄政客手腕的喧嚣声中，革命力量却在下层壮大和成熟起来。事实上完成历史提到日程上的政治任务的，每一次都是无产者，他们引导先进的农民，走上街头，抛掉一切旧的法律和旧的限制，向世界提供直接革命斗争的新形式、新方法以及各种手段的互相配合。
请回忆一下1月9日吧。工人们是怎样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地用自己的英勇行动结束了沙皇对人民和人民对沙皇的“信任”时期！他们又怎样一下子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但是从表面看来，1月9日是完全失败的。几千个无产者被屠杀，开始进行猖狂镇压，特列波夫暴政的乌云笼罩了俄国。
自由派又占据了前台。他们举行了盛大的代表大会，组织了相当壮观的代表团去觐见沙皇。他们双手抓住沙皇扔给他们的施舍物——布里根杜马。他们已经象见到一块肥肉的狗那样开始向革命狂吠起来，并且号召大学生们专心读书，不要过问政治。革命拥护者中的懦夫也开始说：我们到杜马中去吧，在“波将金号”装甲舰事件以后武装起义已经没有希望了，在和议达成以后群众性的战斗行动已经不可能了。
能真正完成以后的历史任务的，又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了。许诺立宪的宣言是被全俄十月罢工逼出来的。农民和士兵重新活跃起来，他们跟在工人后面追求自由和光明。短短几周的自由来到了，接着便是几周的大暴行、黑帮肆虐、极端尖锐的斗争，以及对一切拿起武器保卫从沙皇那里夺得的自由的人的空前的血腥镇压。
运动又被提到了更高的阶段，但是从表面看来又是无产阶级的完全失败。又是疯狂的镇压，监狱有人满之患，无止境的屠杀，背叛起义和革命的自由派的无耻叫嚣。
忠顺的自由派小市民们又占据了前台。他们从信任沙皇的农民的最后偏见中为自己积蓄资本。他们硬要人相信，要是民主派在选举中取得胜利，耶利哥城的城墙就要倒塌[170]。他们在杜马中居于统治地位，又开始象一群吃饱了的看家狗对待“乞丐”那样来对待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
杜马的解散是阻碍和压制革命的自由派领导权的垮台。农民从杜马学到的东西比其他一切人都多。现在农民的收获就是丢掉了那些最有害的幻想。全体人民在有了杜马的经验以后，已经与以往不同了。人们对即将面临的任务理解得更具体了，这是从大家寄以厚望的代表机关的失败中饱受痛苦的结果。杜马帮助人们更准确地估计各种力量，它至少把人民运动中的某些人集中起来了，它用事实说明了不同政党的表现，它在愈来愈多的群众面前把自由派资产者和农民的党派面貌极其鲜明地描绘出来了。
立宪民主党人被揭穿，劳动派分子团结起来——这就是杜马时期的一些最重要的收获。立宪民主党的假民主主义在杜马内部就曾经数十次地遭到痛斥，而且是遭到那些本来准备信任立宪民主党的人的痛斥。愚昧的俄国农夫已经不再是政治上的斯芬克斯了。尽管选举自由遭到种种歪曲，他们还是表现了自己，并且塑造了劳动派这个新的政治类型。从此，在革命的宣言[171]上签名的除了已经成立了数十年之久的组织和党派以外，还增加了一个只成立几周的劳动团。革命民主派因增加了这个新的组织而充实起来，这个组织当然还抱有小生产者所固有的不少幻想，但是它在目前革命中无疑表现出要同亚洲式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地主土地占有制进行无情的和群众性的斗争的倾向。
革命阶级取得了杜马的经验以后更加团结了，彼此更加接近了，更加有能力去进行总攻击了。专制制度又一次受了伤。它更加孤立了。它在它根本无力完成的任务面前更是一筹莫展了。而饥饿和失业现象却愈来愈严重。农民起义愈来愈频繁。
斯维亚堡事件和喀琅施塔得事件[172]表明了军队的情绪。一些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起义还存在着，还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着。许多黑帮分子也参加了声援起义者的罢工。先进工人们停止了这次罢工，他们是正确的，因为罢工变成了示威，而事实上摆在面前的任务是进行伟大的决斗。
先进工人们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他们迅速地改变了错误的战略行动，为未来的战斗保存了力量。他们很敏锐地理解到：与起义相联系的罢工是不可避免的，而示威性的罢工是有害的。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革命情绪在增长。爆发必不可免，而且有一触即发之势。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处决，对农民的惩治和对劳动派的杜马代表的迫害，这一切只能使人们燃起仇恨之火，进一步下定决心进行战斗和聚精会神地准备战斗。同志们，鼓起更大的勇气吧，更加信任用新的经验把自己充实起来的革命阶级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吧，更多地发挥独创精神吧！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正处在伟大的斗争的前夜。应当竭尽一切力量使这一斗争能够同时地、集中地进行，使这一斗争充满在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一切伟大的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群众的英勇精神。让自由派只是为了威胁政府而胆怯地向它暗示这个未来的斗争吧，让这些目光短浅的小市民把全部“理智和感情”的力量都放在对新选举的期待上吧，——无产阶级在准备斗争，他们在同心协力、精神焕发地迎接暴风雨的到来，准备投入最激烈的战斗。胆小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些“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藏到了悬岩下面”的“蠢笨的企鹅”的领导，已经使我们忍无可忍了。
“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173]
载于1906年8月21日《无产者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31—338页
注释：
[168]《暴风雨之前》一文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作为社论发表于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第1号。——328。
[169]强化警卫和非常警卫都是沙皇俄国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特别措施。在宣布实施强化警卫或非常警卫的地方，行政长官有特别权力颁布强制执行的决定，禁止集会（包括私人集会），查封报刊，不按法律程序进行逮捕、监禁、审判等等。1906年，俄国曾有27个省、州处于非常警卫状态之中。——328。
[170]耶利哥城的城墙就要倒塌意思是出现奇迹。据基督教圣经传说，以色列人从埃及逃归家乡迦南的途中，为耶利哥城（今埃里哈）所阻。领袖约书亚按耶和华指示的方法，命7个祭司吹着羊角绕城墙行进。到第7天，耶利哥城的城墙便在一片号角声和呐喊声中倒塌了。（《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331。
[171]指一些党派团体在1906年7月第一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发表的几个号召书：以国家杜马劳动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名义发出的《告陆海军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全俄农民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俄铁路工会和全俄教师联合会签署的《告全国农民书》；由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委员会、劳动团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告全体人民书》。这些号召书都强调武装起义的必要性。——331。
[172]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当即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332。
[173]这是马·高尔基的诗《海燕之歌》（1901年）的最后一句。“蠢笨的企鹅”这一形象也出自高尔基的这首诗。——335。
论抵制
（1906年8月21日〔9月3日〕）
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应该记着，我们一向是依据一定的政治形势具体提出这个问题的。例如，我们在《无产者报》（在日内瓦出版的）上就曾经写道，如果布里根杜马真能诞生，那么“甚至对布里根杜马发誓拒绝利用也是可笑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2页。——编者注］。至于维特杜马，在《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马》一书（尼·列宁和费·唐恩的论文集）中尼·列宁的文章里面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重新实事求是地讨论策略问题。……现在的形势同那时不一样”，与布里根杜马时期不同了（见该书第2页）［注：同上，第12卷第150—151页。——编者注］。
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在抵制问题上的主要区别如下。机会主义者对于一切情况，都局限于运用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期搬来的一般的死板公式。我们应当利用代表机关；杜马是代表机关；所以抵制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必须参加杜马。我们的孟什维克，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见解，都总是限于这样一个幼稚简单的三段论法。孟什维克关于代表机关在革命时代的意义的决议（见《党内消息报》第2号），非常突出地表明他们的见解的这种刻板的、反历史的性质。
相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要仔细地估计具体的政治形势。不能片面地抄袭德国最近一个时期的死板公式来概括俄国革命时代的任务，而忘记1847—1848年的教训。光是把“无政府主义”的抵制同社会民主党参加选举二者对立起来，丝毫不能了解我国革命的进程。先生们，请学习一下俄国革命的历史吧！
这个历史证明了，抵制布里根杜马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策略，这已为后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谁忘记这一点，谁谈论抵制而回避布里根杜马的教训（孟什维克就总是这样），谁就完全证明自己思想贫乏，没有能力说明和估计俄国革命中最重要、事变最多的一个时期。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既正确地估计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情绪，又正确地估计到了那些使总爆发必然迅速到来的客观时局的特点。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历史教训，谈谈立宪民主党的维特杜马。现在常常可以听到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抵制这届杜马表示后悔。他们认为，单是维特杜马召集成功并且无疑间接帮助了革命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后悔莫及地承认抵制维特杜马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看法是极端片面和近视的。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维特杜马以前的时期以及在杜马存在期间和解散之后的一系列重大的事实。请回忆一下，这届杜马选举法是在12月11日，即在争取召集立宪会议的起义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颁布的。请回忆一下，当时甚至孟什维克的《开端报》也写道：“无产阶级也会象扫除布里根杜马那样扫除维特杜马。”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而且不应当不经过斗争就让沙皇去召集俄国第一届代表机关的。无产阶级当时应当进行斗争，反对拿维特杜马作担保取得借款来巩固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当时应当进行斗争，反对立宪幻想，1906年春天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运动和农民中间的选举就是完全建筑在这种立宪幻想基础上的。当人们过分夸大杜马的意义的时候，进行上述的斗争只能采用抵制的手段。立宪幻想的流行同1906年春天人们参加选举运动和参加选举的联系紧密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从我们的孟什维克的例子中看得最清楚了。只要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怎样不顾布尔什维克的警告，竟把杜马叫作“政权”这一点就够了！另外一个例子：普列汉诺夫毫不犹豫地写道：“一旦解散杜马，政府就要跌入深渊。”当时我们反驳了普列汉诺夫，我们说，要准备把敌人推入深渊，而不要象立宪民主党人那样希望敌人自行“跌入”深渊［注：见本卷第148—169页。——编者注］。这些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当时无产阶级应当竭尽全力来坚持自己在我国革命中的独立策略，即同觉悟的农民一起反对动摇的和叛变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而这个策略，在参加维特杜马选举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当时许多主客观条件，使参加选举的行动对于俄国绝大多数地方来说等于工人政党心照不宣地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无产阶级当时不可能而且不应当采取不彻底的、勉强臆造出来的、出于“计谋”和慌乱而制定的策略，即不知为着什么目的而参加选举的策略，不是为杜马而选举杜马的策略。当时孟什维克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普列汉诺夫，也不能在报刊上号召参加杜马，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管孟什维克怎样隐讳，怎样回避，怎样诡辩，都推翻不了这个事实。当时在报刊上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参加杜马的号召，这是事实。当时孟什维克自己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通报上对抵制正式加以认可，而认为所争论的只是应该在那一个阶段上实行抵制，这是事实。孟什维克认为重点并不是选举杜马，而是选举本身，甚至只是选举过程，即作为为了起义、为了扫除杜马而组织力量的手段的选举过程，这是事实。然而，事变却证明在选举时进行群众性鼓动是不可能的，而只有从杜马内部才有某种可能向群众进行鼓动。
谁只要真正考虑和估计到所有这些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复杂事实，谁就会知道高加索的情形只是一种证实了常规的例外，谁就会知道，那些表示后悔的话以及用“年少气盛”来解释抵制，是对事变所作的一种最狭隘、最肤浅和最近视的估计。
现在，杜马被解散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在1906年春天的条件下，抵制整个说来无疑是正确的策略，而且带来了益处。在当时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只有采用抵制手段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即就沙皇立宪问题向人民提出必要的警告，对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招摇撞骗行为提出必要的批评，而这种警告和批评已经由杜马被解散的事实清楚地证实了。
现在举一个小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的话。半立宪民主党人兼半孟什维克沃多沃佐夫先生，在1906年春天竭力主张参加选举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昨天（8月11日）他在《同志报》[174]上写道，立宪民主党人“想在没有议会的国家中做一个议会党，想在没有宪法的国家中做一个立宪党”，“激进的纲领和完全不激进的策略之间的根本矛盾，决定了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性质”。
一位左派立宪民主党人或右派普列汉诺夫分子能承认这点，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个莫大的胜利。
但是，我们虽然无条件地斥责那种胆怯而近视的表示后悔的话，斥责那种用“年少气盛”来解释抵制的愚蠢说法，我们却丝毫不想否认立宪民主党杜马所提供的一些新的教训。只有抱残守缺的学究，才会害怕公开承认和考虑这些新的教训。历史已经表明：当杜马召集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在它内部和在它周围进行有益的鼓动；就有可能在杜马内部实行同革命农民接近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这看起来好象是奇谈怪论，但是历史的讽刺恰恰就在这里：正是立宪民主党杜马特别清楚地向群众证明，这个“反立宪民主党的”（为着简明起见，我们这样说）策略是正确的。历史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一切立宪幻想和全部“对杜马的信任”，但是历史无疑也证明了，这个机关作为进行鼓动和揭露各政党的真正“内脏”等等的讲坛，对革命是有某些益处的（尽管不是太大）。
由此就应得出如下的结论：闭眼不看现实是可笑的。现在恰恰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不再成为抵制派的时候了。第二届杜马一旦（或者说：“如果”）召集起来，我们就不拒绝参加第二届杜马。我们不会拒绝利用这个斗争舞台，但决不夸大它那有限的意义，恰恰相反，我们将根据历史的经验，使它完全服从于另一种斗争，即采取罢工、起义等形式的斗争。我们将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们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一旦举行选举，就必须同劳动派达成几个星期的选举协议（不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就不能同心协力地进行选举运动，而“同其他政党结成”任何“联盟”也是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绝对禁止的）。那时我们就能彻底击溃立宪民主党人。
但是这个结论还远远没有概括我们面临的任务的极端复杂性。我们故意强调“一旦举行选举”等等。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届杜马是否会召集，选举将在什么时候举行，选举法将是怎样的，那时的形势将会怎样。因此，我们结论的不足就在于它过于一般化。为了总结过去，为了估计过去的教训，为了正确提出未来的策略问题，这个结论是需要的，但是用来完成最近将来策略方面的具体任务，这个结论还非常不够。
现在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类似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才会满足于这种结论，才会把对新杜马的渴望变成“口号”，才会向政府证明火速召开杜马是合乎愿望的等等。现在，只有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背叛革命的人，才会竭尽全力把不可避免的革命情绪和激奋心情的新高涨引到选举上来，而不引到通过总罢工和起义进行的斗争上来。
这样，我们就谈到了社会民主党现时策略问题的关键。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一般地讲是否参加选举。这里无论说“是”或“不”都一点没有涉及当前的根本任务。1906年8月的政治局势，从表面上看来很象1905年8月的局势，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无论是战斗双方的力量，无论是斗争的形式，无论是为实现某种战略运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所必需的某种期限，都已经明确得多了。
政府的计划是很明显的。它确定杜马召开日期，但又违法地不确定选举日期，它的盘算是完全正确的。政府不愿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愿摊牌。第一，它想赢得时间来考虑修改选举法。第二，——这是主要的——它暂不指定选举日期以等待时机，直到将来能够完全判明新高涨的性质及其力量的时候。政府想把新的选举正好指定在这样一个日期（也许还指定这样一种方式，即举行这样或那样一种选举），以便能够分裂和削弱正在开始的起义。政府的打算是正确的：如果今后平静无事，也许我们可以根本不召集杜马，或者也可以恢复布里根法律。但如果发生强大的运动，那就得设法分裂这个运动，那时可以临时指定选举日期，可以借这种选举诱骗某些懦夫或头脑简单的人离开直接的革命斗争。
自由派笨蛋们（见《同志报》和《言语报》）对形势全然无知，竟自行往政府所布下的罗网中钻。他们拼命“证明”必须召集杜马，最好把高涨引到选举的轨道上来。但是甚至他们也不能否认，关于最近的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还悬而未决。今天的《言语报》（8月12日）承认，“农民在秋天将说些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在9—10月以前，即在农民情绪还没有完全明确地显露出来以前，很难作出什么一般的预断。”
自由派资产者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积极帮助选择斗争形式，按一定的方向影响农民的情绪。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要求推翻旧政权，而只要求削弱旧政权，任命自由派内阁。
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求完全推翻沙皇旧政权，召集有充分权力的立宪会议。它的利益要求最积极地参预影响农民的情绪，选择最坚决的斗争形式和最适当的斗争时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取消或模糊用革命手段即通过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来阐明起义的条件，即把起义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并为此目的而团结和准备一切革命力量等等。我们应当十分坚决地走上一切革命组织（包括劳动团在内）的“联盟”所签署的有名的号召书即《告陆海军书》和《告全体农民书》上所指示的道路。最后，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使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不能用指定选举日期的办法来分裂、阻止或削弱正在开始的起义。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接受立宪民主党杜马所提供的教训，即杜马选举运动是从属的次要的斗争形式，而主要的斗争形式，由于时局的客观条件，仍旧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革命运动。
自然，这样使杜马选举运动服从于主要的斗争，把它放在第二位以应付战斗失利，或者把战斗拖延到第二届杜马召集起来，——这个策略也许可以叫作旧的抵制策略。这样的名称在形式上是可以赞成的，因为所谓“准备选举”，除了始终必需的鼓动和宣传工作以外，无非是一些最琐碎的技术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很少能在选举以前老早就完成的。我们不愿意去争论字句，但实质上这是旧策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不是旧策略的重复；这是从过去的抵制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过去的抵制。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应当考虑到立宪民主党杜马的经验，并使它的教训在群众中间传播。应当证明：杜马“不中用”，必须召集立宪会议，立宪民主党人动摇不定；应当要求劳动派摆脱立宪民主党人的束缚，应当支持前者反对后者。应当立即承认社会民主党必须和劳动派达成选举协议以参加将来可能举行的新的选举。要全力阻止政府实现它用指定选举日期的手段来分裂起义的计划。社会民主党必须更加坚决地维护自己那些经过考验的革命口号，应当竭尽全力使一切革命的分子和阶级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使最近将来可能出现的高潮变成反对沙皇政府的全民武装起义。
载于1906年8月21日《无产者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3卷第339—347页
注释：
[174]《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339。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节选)
（1905年9月1日〔14日〕）
我们当然不会去拟订这位同志所说的那种实践性的详细指示，这是当地工作人员和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俄国中央机关的事情。我们打算利用莫斯科同志的这封内容丰富的来信说明一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迫切任务。从信里可以看到，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引起的疑虑，只有一部分是由于理论上发生怀疑而引起的。引起这种疑虑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新的 、先前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即“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在农民中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 ”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单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证明社会民主党在农民中的工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是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是一些由于“农村”鼓动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问题——现在这种鼓动已开始加强并且具有固定的形式。写信人不止一次地忘记，他责备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明确，其实他是在寻求党的代表大会没有提出而且也不能提出的那种问题的答案。
例如，写信人说，“只有”在当地建立了组织，才能宣传我们的思想和支持农民运动，这个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当然，这种组织是我们很希望有的，而且在工作扩大的情形下是必须有的，但是上面所讲的那种工作，即使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也是可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甚至我们只是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农民问题，而应该宣传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 所作的声明，即我们支持农民起义。必须通过书刊，通过工人，通过特别的组织等等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必须使农民知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坚决 支持他们，直到没收土地（即无偿地剥夺私有者的土地）。
写信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是否应该用特别的保留条件来限制把没收来的大地产变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做法。不过，写信人提出这个保留条件，就恣意缩小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决议没有一句话提到 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把没收来的土地交归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掌握的问题。决议上说：我们支持农民，“直到没收土地”，即直到无偿地夺取土地，但是夺来的土地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决议根本没有去解决。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留作悬案并不是偶然的：从《前进报》（第11、12、15号）的一些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4—329、339—343和第10卷第42—56页。——编者注］中可以看到，事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例如，在那里说过，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能发誓拒绝土地国有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事实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不同，我们认为，现在 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制定“土地平分”或土地国有化的空洞计划，而在于农民要认识到并且在实际上去用革命手段 摧毁旧制度。因此，社会革命党人强调“社会化”等等，而我们则强调革命农民委员会 ，我们说，没有革命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农民起义 才能取得胜利 。
我们应当极力帮助农民起义，直到没收土地，——然而决不是直到制定种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 。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简化这一双重任务，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
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定农民起义胜利了。革命农民委员会和临时革命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委员会的）可以随便怎样没收大地产。我们是主张没收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声明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将主张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且永远也不会用写信人轻率地提出的那一类主张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写信人忘记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个决议中说的是“肃清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中的任何反动成分 ”，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 ”。这就是我们的指示。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动成分，我们要预先向这种成分宣战。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预先把它揭示出来，把它说清楚，并准备迎接这个对抗所引起的斗争 。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和怎样交给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引起这场斗争的一个缘由。我们并不掩盖这个问题，并不许诺什么平均分配、“社会化”等等，而是说，那时我们还要斗争，仍然要斗争，在新的战场上联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争，那时我们一定是和农村无产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一起去反对 农民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 ，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的诺言，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件，我们并不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
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办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现在 就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内部力量的组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入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而且必须说的只有一点 ，就是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 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 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不许诺从现在 农民起义的胜利中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许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我们的学说并不象社会革命党人的天花乱坠的话语那样“甜蜜”，谁要是希望别人只拿甜水给他喝 ，那就请他到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吧；我们会向这样的人说：请便吧。
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解答了关于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农民 委员会是不应该有的 ，因为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就不会只是农民的［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也绝不会专门是农民的”。——俄文版编者注］；如果是农民的，就不会纯粹是无产阶级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力求组织我们自己的 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的 委员会。加入这些委员会的有农民，有赤贫者，有知识分子，有娼妓（不久前，一个工人写信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到娼妓中间去进行鼓动），有士兵，有教员，有工人，——总而言之，有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但没有一个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 。这些委员会将从各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同时又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专门和单独组织起来，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认为把没有完全清除各种旧残余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是“不正统”的，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我们很希望是这样：信上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只是出于误解。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必然是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应当象我们党纲所说的那样，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手工业者、赤贫者、乞丐、仆役、游民以及娼妓，都毫无例外地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当然是在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就是要他们归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归附他们，要他们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而不是无产阶级转到他们的观点上去。
读者会问：那么革命农民委员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说不需要革命农民委员会呢？不，需要的。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农村各地都成立纯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然后让它们和农民中的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集团以及小组缔结协定来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这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城市中保持独立并为了起义而与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情形完全相似。［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农民运动是农民起义的开端。”——俄文版编者注］我们主张农民起义。我们坚决反对把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员和各种不同的政党混淆起来，融合在一起。我们主张，为了起义，社会民主党应该推动全体 革命民主派，帮助他们全体 组织起来，和他们肩并肩地 ——但是不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在城市进行 街垒战，在农村去反对地主和警察。
城市和农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万岁！当前革命中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部队——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215—224页
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节选）
我们的杜马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而是多级选举。在多级选举的情况下，只有在初级阶段才有选票分散的危险。只有在初选选民进行选举的时候，我们才不知道选票会怎样分散；只有在向群众进行鼓动的阶段，我们是“盲目”行动的。在高级阶段，在当选人选举时，决战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各个政党在知道自己的候选人和选票的确切数目的情况下，根据达成的局部协议来分配席位。
初级选举阶段，就是在城市选举复选人，在农村选举十户代表，在工人选民团选举初选人。
在城市，我们在每个选举单位（选举区等）面对着的是大批选民群众。选票分散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无疑在城市里，只是由于没有“左派联盟”，只是由于比如说，社会民主党拉走立宪民主党的部分选票，黑帮复选人才可能在某些地方当选。记得在莫斯科，古契柯夫得了将近900票，立宪民主党得了将近1400票。当时只要社会民主党从立宪民主党那里夺走501票，古契柯夫就会成为胜利者。毫无疑问，小市民公众会考虑到这种并不费解的手段，害怕选票分散，为此他们将宁愿投最温和的反对派的票。结果将会产生英国的所谓“三角”选举的情况，当时城市小资产阶级怕投社会党人的票，因为这会夺走自由党人的票，从而使保守党人当选。
用什么办法才能防止这种危险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初级阶段达成协议，即提出复选人的共同名单，名单上各政党候选人根据各政党竞选前的协议所确定的数目来选定。这样，达成协议的所有政党就号召所有选民群众都来投这个共同名单的票。
我们来探讨一下赞成和反对使用这种办法的论据。
赞成的论据是：这样可以进行严格的党的鼓动工作。社会民主党在群众面前尽可以批评立宪民主党，但也还须补充一句：立宪民主党终究比黑帮好些，所以我们同意提出共同名单。
反对的论据是：提出共同名单，将公然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独立的阶级政策。我们向群众推荐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名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明确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划分彻底搞乱，我们就会为了自由派赢得杜马席位而损害我们选举运动的原则意义和整个革命意义！我们就会使阶级政策服从议会制度，而不是使议会制度服从阶级政策。我们就会使自己丧失估计自己力量的可能性。我们就会失去在历次选举中长期坚持的东西：提高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加强他们的团结。我们得到的就会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和不可靠的东西：立宪民主党对十月党的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使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遭到危险呢？是怕黑帮候选人的危险吗？但是，在524个杜马代表席位中，俄国全部城市总共只占35席（圣彼得堡6席，莫斯科4席，华沙和塔什干各2席，其余21个城市各1席）。这就是说，城市本身是决不能使杜马的面貌发生什么重大变化的。其次，也不能只从形式上来考虑选票在数目上分散的可能性。必须分析这在政治上有多大可能。分析表明：黑帮即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也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象上面指出的“古契柯夫的”情况是个例外。根据《立宪民主党通报》[78]的材料（1906年4月19日第7期），在产生28个杜马代表的20个城市中，1761个复选人中有1468个立宪民主党人，32个进步党人和25个非党人士；有128个十月党人，32个工商党人和76个右派，就是说总共有236个右派，占复选人的15％弱。有10个城市右派复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选，有3个城市（共80个复选人）右派复选人当选的各不超过10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过分害怕黑帮而放弃为争取自己阶级的候选人的斗争，这是否明智呢？这种政策除原则上不坚定以外，即使是从狭隘的实用观点出发，是否会犯近视的毛病呢？
有人会反问我们，那么，同劳动派结成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怎样？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了劳动派中的党派关系的特点，由于这些特点，结成这样的联盟是不需要的，也是不适当的。在工人人口最集中的城市里，如果没有极端必要，我们决不应当放弃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独立的候选人。现在没有这种极端必要。立宪民主党或劳动派（特别是人民社会党型的劳动派！）少一点或多一点，这没有什么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杜马本身最多只能起附属的次要的作用。在确定杜马选举结果方面具有政治上的决定意义的是农民，是省复选人大会，而不是城市。［注：当然，小城市也能通过城市代表大会来影响省选举大会的组成。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在这里占了完全优势：例如，在城市代表大会的571个复选人中，有424个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147个右派（1906年3月28日《立宪民主党通报》第5期）。就各城市来看，波动幅度当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绝大多数场合大概都能对立宪民主党独立作战，不怕分散选票的偶然性，不使自己依赖任何一个非社会民主党。工人选民团中大概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认真地谈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的问题。在工人群众中，社会民主党人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尤其必要。］在省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在毫不违反严格的原则性下，同劳动派结成共同政治联盟来对付立宪民主党，这要比在农村的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好得多，正确得多。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农村的选举。
大家知道，在大城市里，政党的组织性在某些地方排除了一个选举阶段。根据法律，选举是二级的。而实际上选举有时成了直接的或者几乎是直接的，因为选民清楚地知道各个竞选政党的性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知道某个党打算把哪些人选进杜马。相反，在农村中，选举分很多级，选民很分散，党公开开展活动的障碍很大，因而第一届杜马的选举进行得非常“隐蔽”，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会如此。换句话说，在农村党的鼓动工作常常是，甚至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只能笼统地提党，故意不提个人，因为畏惧警察。激进的和革命的农民（而且不仅仅是一些农民）故意以非党为名把自己掩护起来。十户代表的选举取决于对人的了解，取决于对某某个人的信任和对他的社会民主党言论的同情。我们在农村里，有当地党组织为后盾的社会民主党人寥寥无几。但是，能吸引当地农村居民同情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比根据我党基层组织的材料所能设想的要多得多。
象人民社会党人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一心想在现行制度下建立公开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不懂得，一个秘密政党如果具有坚定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同时它的组织（它远不是仅仅通过党员对群众产生影响的）又具有隐蔽性，那它就能得到更大的信任和同情。真正革命的、久经战火锻炼的秘密政党，在国内战争时期可能比其他的合法政党对群众发生更广泛的影响。因为秘密政党对普列韦之流先生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且不会因为斯托雷平之流先生们的任何严厉措施而无所适从，而合法政党只能“黄口小儿般幼稚地”走上“严格的立宪道路”。
已经入党的和没有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将有很多取胜的机会。同劳动派结成联盟或提出共同名单，对于能否在农村这些选举阶段获胜，根本无关紧要。一方面，这里的选举单位太小，另一方面，真正入党的或多少接近党的劳动派将为数很少。社会民主党人有严格的党性，他们绝对服从党，这个党能够年复一年地在秘密状态下坚持下来，并且发展到拥有各个民族党员10—15万人，它是在第一届杜马中派出党团的最左政党之一。在所有那些不是害怕进行坚决斗争，而是一心想进行坚决斗争、但又不完全相信自己本身的力量、害怕承担发起的责任、害怕公开开展活动的人的心目中，这种党性将是一种有力的说明和保证。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利用这种严格的、“秘密的”党性的有利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用任何一种固定的联盟来哪怕是削弱它一点点。在这里，我们唯一的、也是党的、而且也是坚决无情地革命的竞争者，只能是社会革命党。但是，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可以在真正保持党性的基础上在农村第一级选举时同他们结成联盟，因为只要实际地和具体地考虑一下农村的选举条件，就足以相信这一点。［注：社会革命党在第一届杜马中完全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开展活动，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杜马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和大学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认为假托非党的劳动派，或同他们联合起来较为有利。］既然非党的革命农民将无意于只同一个政党联合行动，那对我们从各方面来说，还是以我们所希望的保持严格党性的方针去影响他们较为有利。联盟的非党性和鼓动工作的非党性不会束缚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革命的农民从来不会排除他们，而统一代表大会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专门决议又容许他们参加非党的革命联盟。由此可见，我们既能保持自己的党性，彻底坚持党性，并从党性中吸取全部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益处，同时又能完全适应在非党的革命农民中进行工作，在非党的革命团体、小组、会议中进行工作，借助于非党的革命联系进行工作等等。如果不同在组织上只包括很少很少一部分革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结成一种会限制和束缚我们严格的党性的联盟，我们就能更广泛更自由地既利用我们党的立场，又利用在非党的“劳动派”中进行工作的一切好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农村选举运动的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有时初选人的选举实际上大抵等于第一级选举），我们没有达成任何选举协议的必要。政治立场明确的、适于当十户代表和初选人的候选人，其百分比是很小的，因此得到农民信任和尊敬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任何真正的候选资格都是不能想象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人人都有希望当选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根本不需要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协议。
而在初选人大会上，就已经可以根据初步的并能预先决定选举全局的确切战果来行动了。这时，可能而且必须缔结的……当然不是联盟，不是紧密的固定的协议，而是分配席位的局部协议。这时，尤其在选举杜马代表的复选人大会上，我们应当联合劳动派打垮立宪民主党，联合社会革命党打垮人民社会党，等等。
总之，对现行选举制度所作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在初级选举阶段结成联盟尤其不合适，而且也没有必要。在农村，在初级阶段（即在选举十户代表和初选人时）结成联盟也既不合适，也完全没有必要。县初选人大会和省复选人大会则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这时，也就是说，在高级阶段，达成局部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并不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违反党性，因为争取群众的斗争已经结束，无需再为此在人民面前直接或间接地维护（或者哪怕是容许）非党性，不会因此而使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独立政策有丝毫模糊的危险。［注：值得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也有区别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协议的经验。法国的参议员选举是二级的：先由选民选举省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举参议员。革命的法国社会民主党人，盖得派[79]从来不容许在初级阶段达成任何协议和提出任何共同名单，只容许在高级阶段，即在省复选人大会上分配席位时达成局部协议。机会主义者饶勒斯派[80]则主张在初级阶段也达成协议。］
现在我们先从形式方面，即所谓数目字方面来看一看在高级阶段的这些局部选举协议将是怎样一种协议。
我们就拿大略的百分比来说，即各政党在每100个复选人中能分配到多少复选人（和初选人，——在以后的叙述中也都意味着包括初选人）。要在复选人大会上当选，一个候选人必须在100票中至少得到51票。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策略总规则是：必须竭力把这个数目的最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或最受拥护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复选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以便同他们一起战胜其他复选人，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复选人和一部分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当选。［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谈的纯粹是各政党的而且仅仅是各政党的复选人的分配情况。实际上当然还会有许多非党复选人。因此，社会民主党复选人的任务就是要尽量弄清一切复选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复选人的政治面目，并且要善于团结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多数”和社会民主党最满意的资产阶级候选人。关于区分各政党倾向性的基本标志，我们将在下面来谈。］
我们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规则。假定100个复选人中，黑帮占49人，立宪民主党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为了全部通过杜马代表的共同名单，就必须达成局部协议。共同名单当然要根据复选人数目按比例分配杜马席位（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社会民主党可能取得全省杜马代表名额的1/5，即10个名额中取得2个；立宪民主党可能取得4/5，即10个名额取得8个）。假定在复选人中，立宪民主党占49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11人，那么我们就应当竭力同劳动派达成协议，以便打垮立宪民主党，使自己争得五分之一的代表名额，使劳动派争得五分之四的代表名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有可能检验劳动派的民主主义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他们是同意同立宪民主党完全断绝关系，并且同工人政党的复选人一起打垮立宪民主党，还是想“挽救”某个立宪民主党人，甚至还可能不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样我们就能够并且应当用实际例子向全体人民证明和表明，某些小资产者倾向于君主派资产阶级或倾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程度如何了。
在后一个例子中，对劳动派来说，有明显好处的是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样他们就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5，而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能取得代表名额总数的4/9。因此，更有趣的是相反的情况：立宪民主党占11人，劳动派占40人，社会民主党占49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好处会推动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因为那时他们就会说：“我们”将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杜马席位。要在原则上忠实于民主主义，忠实于真正劳动群众的利益，就无疑应当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哪怕牺牲几个杜马席位也在所不惜。无产阶级的代表应当精心考虑诸如此类的一切情况，向复选人和全体人民（必须公布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的协议结果，使大家都能知道）说明这些选举算术的原则意义。
其次，在后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明显的好处和原则上的考虑，都促使社会民主党去分化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两个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党人，那我们就应当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而以51票打垮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其他革命性较差的劳动派。假定劳动派中有2个社会革命党人和38个人民社会党人，那我们就有可能检验社会革命党人对民主主义的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忠实到什么程度，我们会提出：拥护共和主义民主派，反对容许君主制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没收地主土地，反对容许赎买的人民社会党人；拥护主张全民武装的人，反对容许常备军的人民社会党人。然后我们就能看出社会革命党人选择谁：是选择社会立宪民主党人［注：这是《觉悟的俄罗斯》文集[81]对人民社会党人的称呼。顺便说说，《觉悟的俄罗斯》文集的第1集和第2集使我们非常满意。切尔诺夫、瓦季莫夫等先生出色地既打垮了彼舍霍诺夫又打垮了塔格—因。特别好的是，以商品生产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驳斥了塔格—因。］呢，还是选择社会民主党人。
这样我们便触及到这种选举算术的原则政策方面和意义。在这里，我们的责任不是追求席位，而是极其坚决地彻底地捍卫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捍卫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初选人和复选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论以什么借口，都不应当回避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我们严格的阶级立场，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和立场。但是，要证明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先锋作用，一味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是不够的。要证明无产阶级的先进作用，单只阐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是不够的。为此还必须善于在分析当前革命的迫切问题时能够实际证明：工人政党的党员比其他一切人更彻底、更正确、更坚决、更巧妙地维护这个革命的利益，维护这个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利益。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此，为完成这个任务做好准备，是每一个参加选举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基本的主要的义务。
在初选人大会和复选人大会上把各政党和各政党的细小差别区别开来（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也这样做，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但并不是不无益处的实际工作。在这件工作上，生活也将检验社会民主工党所关心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的右翼，从《我们的事业》杂志的极端机会主义者起，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温和机会主义者止，异口同声地抹杀和歪曲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的差别，看来，他们没有觉察到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现象：劳动派分为人民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倾向于这派或那派的人。当然，第一届杜马和第一届杜马被解散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无疑要求人们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区别开来，并且证明后者的民主主义是比较彻底比较坚决的。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必定会更明显、更精确、更充分、更广泛地证明和表明这一点。正如我们力图举例说明的那样，选举运动本身一定能教会社会民主党人正确区别这些或那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并且将用事实驳倒，或者更确切些说，排除那种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我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或者至少是它的重要代表的极端错误的见解。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以及在高级阶段达成选举协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在解释社会主义问题和当前俄国革命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掌握的事实和数字，不要讲空话，不要讲大话。
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孟什维克在崩得分子的帮助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容许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决定。立宪民主党的报刊欢欣若狂，把这个好消息传遍世界各地，把孟什维克又向下轻轻推了一级，又向右推了一步。读者在别处可以找到代表会议的决定，找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特别意见和他们的告选民书草案［注：见本卷第98—100、102—106页。——编者注］。而在这里我们想描绘一下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一般的和基本的政治意义。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特别是编辑部文章《极左派的联盟》，为这种描绘提供了好素材。我们就从这篇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话谈起。
《社会民主党人报》写道：有人对我们说，“以推动整个杜马走上革命道路为己任的孟什维克，在杜马被解散以后，却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同那些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表现在：第一，发表了两个共同宣言，即告军队书和告农民书；第二，为了在即将举行的罢工中配合行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种援引先例的做法是由莫大的误会造成的。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党同其他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缔结的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这种协议我们一向认为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黑体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用的。
……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你们也不难为情，孟什维克同志们！要知道，这不仅有点荒谬，而且简直文理不通。二者必居其一：你们要么把联盟理解为仅仅是议会协议，要么就不仅仅是议会协议。如果是前者，那么联盟就是为了议会战斗而达成的战斗协议。如果是后者，那么战斗协议也就是政治联盟，因为没有政治意义的“战斗”，就不是战斗，只不过是打架。
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你们对自己的编辑要看得紧一点，真的，要看得紧一点，否则会使社会民主党丢丑的。
——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上奉献给读者的那些胡言乱语，只是由于单纯的失言吗？只是由于用词不当吗？
——完全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错误并不是由于它闹了笑话，恰恰相反，它所以闹笑话，是由于它的一切议论和它的整个立场的基础都是根本错误的。把“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注：看来真有这样的怪事：孟什维克总是责备我们把“战斗”和“政治”对立起来，而他们自己却恰恰把自己的全部议论建立在这种荒谬的对立上面！］这样的字眼荒谬地凑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从孟什维主义那种根本的“荒谬性”中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结果。这种荒谬性就在于不懂得现在俄国的议会战斗完全服从，而且是最直接地服从议会外的战斗的条件和性质。换句话说，个别逻辑上的漏洞表明孟什维克对杜马在当前革命环境中的全部作用和全部意义一无所知。
当然，我们不会仿效孟什维克和他们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在关于“战斗”和关于“政治”的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论战的手法。我们不会责备他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袖能够去达成非政治的战斗协议。
我们注意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解散杜马以后我们的孟什维克就只能同革命的政党和集团结成联盟呢？这当然不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者列宁早就鼓吹过（仅仅出于对孟什维克的憎恨）这一点。是客观条件迫使孟什维克违背他们的全部理论，去结成正是这样的一个革命的、反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是客观条件，不管孟什维克的意愿如何，不管孟什维克是否意识到，导致了这种结果：第一届杜马里的和平的议会战斗的辩证发展，在几天之内就把这一战斗变成了完全非和平的、非议会的战斗。孟什维克没有意识到的（由于立宪民主党用眼罩捂住了他们的眼睛）、没有正式结成的政治联盟，表现在愿望和最近政治倾向的一致性上，表现在为最近政治目标而采用的斗争手段的一致性上，——这个没有意识到的“政治联盟”势所必然地变成了“战斗协议”。而就们的那些聪明人一遇到普列汉诺夫在第一届杜马时期所写的书信[88]中没有料到的这种意外就张皇失措，以至大叫：“这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
可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政策所以毫不中用，正是因为你们要为这种不切实际的、虚构的、毫无决定意义的“战斗”达成协议，却忽略了进行这种“战斗”的条件。这种战斗已经由俄国革命的全部进程以不可遏止的力量推上了舞台，这种战斗甚至是由乍看起来最和平不过的、议会的、立宪的条件产生的，甚至是由杜马中的罗季切夫之流在关于受人崇敬的和无可指责的君主的演说中赞不绝口的那些条件产生的。
你们恰恰是犯了你们平白无故指责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那种错误。你们的政策不是战斗的政策。你们的战斗不是真正的政治战斗，而是儿戏式的立宪战斗，是议会迷。对于明天的条件可能要求进行的“战斗”，你们采取一条协议路线，对于“政治”，你们采取另一条协议路线。因此，你们既不适于进行“战斗”，也不适于搞“政治”，只适于充当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角色。
现在我们党内对“联盟”这个词的意义争论很多。一个说，联盟就是共同名单；另一个说，不，联盟就是共同纲领。所有这些争论都是愚蠢的、烦琐的。你们把比较紧密的协议或者把不大紧密的协议叫作联盟，问题的实质丝毫不会因此而改变。争论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是容许达成紧密的协议，还是不紧密的协议。谁这样想，谁就陷在细小琐碎的议会技术中，而忘记这种技术的政治内容。争论的实质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一般说来是不可避免的协议时，应当按照什么路线。布尔什维克彼此之间可以在例如选举时是否需要同这个或那个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政党达成协议这样局部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然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的实质根本不在这上面。争论的实质仍然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跟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后面呢，还是应当走在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前面。
《极左派的联盟》一文提供了许多典型例子，说明孟什维克的思想是怎样迷失了方向，不去注意意见分歧的政治实质，而去注意无谓的琐事。文章作者自己把共同纲领和共同名单都称之为联盟的策略（见第2版第3栏）。同时，他还硬说我们拥护的是同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而孟什维克拥护的不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是同他们达成“局部协议”。可爱的同志们，这可是儿戏，而不是论证！
你们可以拿全俄代表会议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决议同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比较一下。后者对于同社会革命党达成协议，比前者对于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提出更严谨的条件。这是无可争辩的，因为第一，布尔什维克只是容许同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并且承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孟什维克则容许同一般“持反对派立场的民主主义政党”达成协议。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以明确的政治标志对革命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下了定义，而孟什维克则不下政治定义，只提出一个技术性的议会字眼。共和国和武装起义是明确的政治范畴。反对派只是议会术语。这个术语十分含混，它既可以包括十月党人，也可以包括和平革新党人，又可以包括一切对政府不满的人。不错，有一个附加语：“民主主义的”这个字眼具有政治因素，但并不明确。可以把它理解成立宪民主党人。但这恰恰是不对的。一个政党，它容许设立参议院，它提出对付集会和出版的苦役法，它把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从答词中删掉，它反对全民选举的土地委员会，把这样一个君主主义的政党称为“民主主义的”政党，这是欺骗人民。这个说法很尖锐，但却是公正的。孟什维克大谈立宪民主党的民主主义，就是欺骗人民。
第二，布尔什维克容许同资产阶级共和派达成协议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孟什维克不要求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只是一种例外。
第三，布尔什维克绝对禁止在工人选民团中（“同任何其他政党”）达成任何协议。孟什维克容许在工人选民团中也可以结成联盟，因为在这里只是禁止同“不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的集团和政党达成协议。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一些是具有无产阶级阶级嗅觉的孟什维克，他们驳斥了这种荒谬提法，但是被大多数孟什维克击败了。于是出现了一种完全不肯定的模糊提法，这给各种冒险主义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此外，也得出了一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糟透了的看法，似乎在社会民主党之外，还有别的政党也可以被认为是“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的政党。
既然如此，那么，想证明布尔什维克所认可的同共和派资产阶级即社会革命党的联盟，要比孟什维克所认可的同君主派资产阶级即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更为紧密，这种企图不是至少应当称之为儿戏吗？？
完全虚假地议论什么比较紧密和不大紧密的联盟，只会掩盖容许同谁联盟和为什么要联盟这个政治问题。就拿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6号上的《选举纲领草案》来说吧。这个文件是证明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思想联盟的许多反映孟什维克政策的文件之一。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选举纲领草案有必要加以“修改”的决议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75页。——编者注］只要想一想：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竟不得不提醒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在秘密的出版物中不能放弃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不能只使用请愿和斗争之类的笼统的含糊不清的词句，必须从无产阶级观点来准确称呼和鉴别不同的政党；应当指出起义的必要性，强调社会民主党的阶级性质！不得不提醒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第一个选举宣言上必须强调党的阶级性质，——这只有在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极其反常、根本错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这样提醒它。
我们是否会同立宪民主党达成实际协议，这种协议的范围有多广，都还不得而知。然而思想上的协议，思想上的联盟已经有了，因为在选举纲领草案里，无产阶级的观点同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观点的区别被掩盖起来了。［注：孟什维克犯这个错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有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宣言里，他们犯过同样的错误。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有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而他们自己却抹煞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同劳动派的观点的区别，因此杜马时代的社会革命党报纸把社会民主党杜马宣言称为社会革命党思想的翻版！相反，在我们关于杜马宣言[89]的反草案里，则把我们同小资产者的区别说得清清楚楚。］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在布尔什维克的告选民书草案中不仅指出了这种区别，而且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同小业主阶级的观点的区别。
在选举联盟的问题上，应当提到首位的正是这个原则的、思想的方面。孟什维克企图辩解，说什么我们在整个选举鼓动中将是独立的，我们决不削弱这种鼓动，只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才把自己的候选人列入立宪民主党的名单，——所有这些辩解都是枉费心机的！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我们确信，孟什维克当中的优秀分子是真心愿意这样做的。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愿望，而在于当前政治斗争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使孟什维克在他们选举运动中的每个步骤都已沾染上了立宪民主主义，都已带有模糊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特色。这一点我们已经以选举纲领草案为例作了说明，我们现在再举出一系列其他文件和议论来加以说明。
孟什维克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黑帮危险。这个论据的第一个基本的虚伪之处，就在于黑帮危险决不能用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来防止。立宪民主党政策的实质就是同沙皇制度妥协，即同黑帮危险妥协。第一届杜马充分表明，立宪民主党人没有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只是无耻地大放厥词，说什么君主这个人所共知的黑帮头子没有罪过，没有责任。因此，孟什维克把立宪民主党人选入杜马，就不仅不是同黑帮危险作斗争，反而是捂住人民的眼睛，掩盖黑帮危险的真相。靠把立宪民主党人选进杜马的办法来同黑帮危险作斗争，无异于用“认为君主应对大暴行负责就是冒犯天威”这句奴才罗季切夫说的话[90]来同大暴行作斗争。
这个流行的论据的第二个毛病就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不声不响地把民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了立宪民主党人。在选票分散，会导致黑帮取胜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将是一种过错，而立宪民主党人不投我们的票却不算过错呢？
浸透了基督教驯顺精神的孟什维克回答说，我们占少数，立宪民主党人比我们多。况且立宪民主党人不可能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对呀！但是这并不能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宣布自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理由。在资产阶级革命半途而废的结局下，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人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占多数的情形。而且，在任何地方，在一切国家，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初次独立活动，都遇到了自由派的大叫大嚷，责骂社会党人是黑帮的帮凶。
因此，我们对孟什维克惯常地叫嚣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使黑帮当选，是处之泰然的。一切自由派都对一切社会党人这样叫嚣过。你们拒绝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就是要把那些能够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广大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置于立宪民主党的思想影响之下。［注：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开始承认，在选举时威胁他们的是从左面来的危险（这是《言语报》在关于彼得堡省的报道中的原话）[91]。立宪民主党人用黑帮危险的叫喊来愚弄孟什维克，以便摆脱从左面来的危险！！］今天或者明天，只要你们还是社会党人，那你们就得不顾黑帮危险去进行独立的战斗。而今天采取正确步骤比明天更容易更需要。在第三届杜马（如果它在第二届杜马以后还召集的话）中，你们废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会更难些，你们陷入对革命背叛者的那种反常关系之中会更深些。然而真正的黑帮危险，我们再说一遍，根本不是杜马中的黑帮代表名额，而是大暴行和战地法庭。你们既然用立宪民主党的眼罩捂住人民的眼睛，那你们就妨碍了人民同这个真正的危险作斗争。
这个流行的论据的第三个虚伪之处就在于对杜马和它的作用作了不正确的评价。在《极左派的联盟》这篇妙不可言的文章中，孟什维克一反自己的惯常说法，不得不承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技术上的协议，而恰恰在于两个策略的根本政治区别。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读到这样一段话：
“‘联盟’的策略，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指望在未来的杜马中形成一个抹去了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少数派，跟杜马的多数派连续不断地作战，就象跟政府作战一样，并且在一定的时机推翻杜马，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采取局部协议的策略，是为了尽可能利用整个杜马，也就是说，利用杜马里的多数，来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并在杜马中一直保持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极端立场。”
说到“抹去了色彩”，我们已经指出，孟什维克错就错在这一点，错在工人选民团中的选举，错在比较随便地容许结成联盟，也错在思想上用立宪民主主义来偷换社会民主主义。说到“宣布”临时政府，孟什维克的这一说法，也同样是可笑的，他们忘了问题不在于宣布，而在于起义的整个进程和起义的成功。如果临时政府不是起义机关，那这就是说空话或者是无谓的冒险。
但是，按问题的实质来说，孟什维克在上段引文里无意中道出了神圣的真理。的确，一切正在于：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全盘的”自由派杜马（“整个杜马”）而牺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独立性？的确，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更重要的是在选举运动中保持完全的独立性，保持我们政策和我们党团的完全的（不是半立宪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而在孟什维克看来，更重要的是搞一个全盘的立宪民主党杜马，其中包括一大批作为半立宪民主党人当选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两种类型的杜马，一种是200个黑帮，280个立宪民主党人，20个社会民主党人；另一种是400个立宪民主党人和100个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宁肯要第一种类型的杜马，我们认为把从杜马中清除黑帮当作消除黑帮危险，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对我们说来，在任何场合，无论在选举的战斗中，或者在杜马的战斗和街头的战斗中，路线只有一条，就是拿起武器。无论在任何场合，社会民主党都要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立宪民主党叛徒。而孟什维克则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进行“杜马的”战斗（支持整个杜马和立宪民主党内阁），而一碰到起义，他们就要改变政策，缔结“不是政治联盟，而是战斗协议”。因此，一位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会议上说得对：崩得分子支持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这就偷运了支持立宪民主党内阁的私货。
我们摘录的那一段引文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怎样使孟什维克关于选举运动口号的决议中的一些动听的词句变成了空话，如：“在杜马内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这岂不成为把立宪民主党的附庸组织起来，瓦解真正的革命力量吗？）；“暴露杜马的无能”（这岂不成为向群众掩盖立宪民主党的无能吗？）；“向群众讲清楚希望斗争和平结束是一种幻想”（这岂不成为在群众中加强那个散布幻想的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吗？）。
立宪民主党的报刊也出色地估计到了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联盟的政治意义。我们前面讲过，或者是跟在自由派的后面，或者是走在革命者的前面。我们可以引用我国的政治报刊来证明这一点。
你们能找到多少有份量的、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是跟在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后面，以他们为转移的大量材料吗？这一点连说起来也是可笑的。俄国的一切报刊都清楚地表明，连革命者的一切敌人也都承认，正是布尔什维克执行着独立的政治路线，并把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某些集团和优秀分子争取过来。
那么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呢？他们的报刊比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报刊加起来还要多十倍。正是他们执行着一条独立的政治路线，把孟什维克和人民社会党人变成纯粹的应声虫。
立宪民主党的全部报刊都只引用了孟什维克的决议中关于联盟的部分，而把“杜马的无能”、“在杜马内组织革命力量”等等一类的话略去了。立宪民主党人则不但把这类话略去了，而且直接斥责这类话，一会儿说这是“空话”，一会儿说这是孟什维克的“不彻底性”，一会儿说这是“孟什维主义口号的不坚定性”，一会儿又说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孟什维克的恶劣影响”。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与孟什维克中的优秀分子的愿望相反，政治生活所吸收的是孟什维克的立宪民主党事业，所抛弃的是他们的革命词句。
立宪民主党人把孟什维克的效劳装进自己的腰包，拍着普列汉诺夫的肩膀，赞赏他鼓吹联盟，同时却轻蔑地、粗暴地象一个商人大捞一把之后大声叫道：孟什维克先生们，这还不够！还需要在思想上接近！（请看《同志报》上评论普列汉诺夫的信的文章[92]）孟什维克先生们，这还不够，还得停止论战或者至少改变一下调子（请看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世纪报》关于我们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社论[93]）！至于《言语报》，就更不用说了，它干脆打断那些一心思念立宪民主党人的孟什维克的话，宣称：“我们是到杜马去立法的”，而不是去干革命的！[94]
可怜的孟什维克，可怜的普列汉诺夫呀！他们写给立宪民主党人的情书读是满意地读过了，但是，还是不准他们越过前厅一步。
请你们读读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的言论吧！普列汉诺夫的言论受到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兴高彩烈的欢迎，而恰恰就是他们在1900年因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腐蚀社会民主党而被普列汉诺夫赶出了党。现在，普列汉诺夫接受了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著名《信条》[95]的策略，而这些伯恩施坦派竟厚颜无耻地给他频送飞吻，并叫嚷说：我们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向就是这样说的！
普列汉诺夫为了走进立宪民主党的前厅，只得在全体人民面前放弃自己昨天的声明。
请看下面的事实。
1906年7月，杜马被解散以后，普列汉诺夫在《日志》[96]第6期上写道，参加运动的政党应当取得谅解。为了合击，就得事先有个商量。“敌视我国旧制度的政党应当……就这种宣传的基本思想彼此达成协议。在解散杜马之后，这种基本思想只能是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
“……只能是”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7月提出的政治联盟和战斗协议的计划。
五个月之后，到1906年11月，普列汉诺夫改变了协议的路线。为什么呢？难道在这期间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政党和不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了吗？
大家都承认，立宪民主党在这期间向右走得更远了。而普列汉诺夫却走进立宪民主党的报刊，闭口不谈立宪会议，因为这在自由派的前厅里是禁止谈论的。
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滑倒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还不止于此。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6期上，还直接谈到立宪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那时（这是那么久以前的事啊！）说明了立宪民主党对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不信任态度的自私的阶级性质。那时普列汉诺夫谈到立宪民主党的原话如下：
“谁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拒绝宣传这一思想〈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谁就明白表示：他实质上并不打算对斯托雷平先生及其同伙的行动作出应有的回答，他尽管心里惴惴不安，也要同这些行动妥协；他起来反对这些行动，但仅仅是在口头上，仅仅是装装样子。”（黑体是我们用的）
普列汉诺夫现在走进了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从实现思想联盟开始，鼓吹起选举联盟来了。在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上，普列汉诺夫不愿告诉人民：立宪民主党人同斯托雷平匪帮妥协了，他们起来反对仅仅是装装样子。
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11月不愿意把他在1906年7月说过的话再重说一遍呢？
瞧！这就是同立宪民主党结成“技术性”联盟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同容许结成这种联盟的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在高加索和乌拉尔，在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在莫斯科中部地区，也许还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将不结成联盟。
不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任何联盟！不同那些跟斯托雷平匪帮妥协的人作任何妥协！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12—124页
注释：
[88]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论策略和不策略的信》（共五封）（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91—145页）。这些书信规定了孟什维克对国家杜马的策略。——109。
[8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宣言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的，得到了孟什维克把持的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宣言由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с．д．贾帕里泽以社会民主党党团名义在1906年6月16日（29日）杜马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宣读。宣言全文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9卷《附录》。由列宁起草的宣言的布尔什维克草案在制定宣言过程中被否决。——113。
[90]指费·伊·罗季切夫1906年6月13日（26日）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演说。——114。
[91]指1906年11月14日（27日）《言语报》第216号《关于国家杜马选举》栏内刊载的人民自由党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11月12日（25日）会议的消息。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报告说：“地方上普遍存在着反政府的情绪，居民们尽管受到恐吓和压制，但在选举时还是会立即投反对党候选人的票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如果说在某些地方还存在某种危险，那就是从左面来的，并且仅仅是在左派能够拟定自己候选人名单的地方。在其他地方，党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115。
[92]指1906年11月1日（14日）《同志报》第102号社论和叶·德·库斯柯娃的文章《论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一封信》。社论和文章都对该报前一天登载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给觉悟工人的一封公开信》表示赞同，并提出“必须立即把‘不妥协’摆到适当位置上”，“整个俄国民主派”要“不分政党”地团结起来。——118。
[93]指1906年11月15日（28日）《世纪报》第46号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发表的社论。社论说：“但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鼓动和对其他左派政党的批评显然不应超出善意论战的范围，不应把背叛人民等等之类的指控加诸它们，因为这些指控实质上将会堵塞达成协议的一切道路。”
《世纪报》（《Век》）是俄国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1906年1月—1907年1月在莫斯科断断续续地出版。——118。
[94]指1906年11月15日（28日）《言语报》第217号登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一文（署名л．Ｈ．）。该文针对1906年10月20日（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上的《第二届杜马》一文写道：“必须协商到底和不再拿幻想来安慰自己。必须彻底肯定，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杜马推动到什么地方去。‘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到杜马去立法的……而不是到杜马去干革命的。”——118。
[95]《信条》是叶·德·库斯柯娃1899年写的一个反映经济派观点的文件。这个文件的全文和列宁对它的批判，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118。
[96]《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