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的？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99]。《浪潮报》[100]当时曾就此事发表文章，严厉谴责了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也就此事去信阿尔马维尔，严正指出当地的同志违背了统一代表大会的指示。
现在，阿尔马维尔的同志想必有了实际经验，懂得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意味着什么。至少，他们在最近的党的刊物上不仅没有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反而把立宪民主党的全部真实情况直接端出来了。我们不想挑剔阿尔马维尔刊物的文章形式，否则就是小题大作。我们只引用突出地表明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几段话。
我们手头有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的刊物《阿尔马维尔无产者报》[101]第1号，1906年10月出版，发行5000份。
在该号的社论中我们看到：
“让立宪民主党人、商人、官吏、地主、自由派去跟着政府的笛声跳舞吧，无产阶级是不会屈服和妥协的。”
随后的一篇专门号召准备选举的文章写道：
“团结起来吧，投票吧，把杜马拿过来！立宪民主党老爷们在塔夫利达宫的天鹅绒安乐椅上已经坐够了。该是工人长满老茧的双手把这些空谈家和寄生虫扔出去的时候了！”
“赶快把无产阶级自己在杜马中的席位拿过来，以便使杜马从立宪民主党的清谈馆变成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同万恶的专制制度进行搏斗的革命战场。”
在1906年11月印发了3000份的《告选民书》传单中，阿尔马维尔委员会写道：
“人民懂得了，只有用暴力和权力才能取得垂死的专制制度不情愿给他们的东西，才能取得无权的立宪民主党杜马没有给他们的东西……让我们通过它、通过这个杜马来进行我们的革命，让我们通过自己的代表把人民的威力带进塔夫利达宫，让我们用自己的代表的双手在新杜马中点燃革命的篝火，并且刮起整个无产阶级的和革命俄国的风暴，使它愈烧愈旺。到新杜马中去吧，到新杜马中去吧！！
……同志们，公民们！我们未来的杜马不会是黑帮的，也不会是立宪民主党的，它将是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将是我们的全权的杜马。”
我们再说一遍，挑剔这种呼吁书的形式或细节，就是小题大作。
重要的是呼吁书的精神。重要的是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的独立的政策，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走过同清谈家和寄生虫结成联盟的涤罪所[102]了。
《言语报》和《同志报》的先生们，《世纪报》和《俄罗斯新闻》[103]的先生们，这就是你们对社会民主党人所抱的希望！这就是《言语报》最近吐露的你们所说的“从左面来的危险”！
全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起来斗争吧！为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斗争吧！孟什维克同志们会象阿尔马维尔的同志一样，走过同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涤罪所，回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里来。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30—131页
注释：
[99]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违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决定，向选民发出如下号召：“请投票选举劳动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在万不得已时请投票选举不右于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的候选人。”——126。
[100]《浪潮报》（《Волн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4月26日（5月9日）—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5号。该报从第9号起实际上由列宁领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该报刊登过27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其中有不少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浪潮报》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最终被查封。从1906年5月26日（6月8日）起，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合法日报《前进报》以代替《浪潮报》。——126。
[101]《阿尔马维尔无产者报》（《Армавирс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1907年出版。——126。
[102]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走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127。
[103]《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27。
新的参议院说明（节选）
（1906年12月7日〔20日〕）
看来，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参议院说明正在使那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炮制说明的人名誉扫地。
其次，读者可以仔细考虑一下普列汉诺夫的“全权杜马”这个“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的直接含义，不管不同政党对这个口号的态度如何。“全权杜马”的含义就是要求给杜马以全权。给什么样的杜马呢？显然是给俄国公民们根据12月11日的法令和参议院说明即将选出代表去参加的那个杜马。格·普列汉诺夫为这个杜马要求全权。看来，他确信这个杜马不会是黑帮杜马，因为他不会为黑帮杜马要求全权的。在提出“全权杜马”这一口号的同时，又叫喊黑帮杜马的严重危险，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等于证实布尔什维克的看法：黑帮杜马的严重危险实际上并不存在，立宪民主党在某些场合捏造或夸大这种危险是有其自私目的的，也就是为了动摇工人和整个革命民主派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为了使立宪民主党摆脱真正威胁着它的“从左面来的危险”。《言语报》这个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在立宪民主党关于彼得堡省选举运动情况的总结报告中自己也承认了这一危险。
现在来谈谈普列汉诺夫的口号的实际政治内容。口号制定人为提出这个口号而得意忘形。他写道：“这个代数式的总公式非常确切地表述了左派和极左派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它可以使自己的其他一切要求统统保留下来，不作任何削减。“立宪民主党不能象社会民主党应当理解的那样来理解全权杜马。但是，它们两者都需要全权杜马，所以两者都必须为它而斗争。”
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他自己也意识到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对这个口号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理解。口号只有一个，是“共同的”，但是立宪民主党不能象社会民主党那样来“理解”这个口号的含义。
那么试问，为什么还要提出共同的口号呢？为什么还要向群众提出口号和纲领呢？
是否为了保持一个漂亮的外表？为了掩盖某种无须向群众挑明的事情？为了背着人民玩弄标榜种种好处的议会把戏？或者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阶级自觉和切实地向群众阐明他们当前的政治任务？
任何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政客总是到处向人民提出种种口号、纲领和政纲来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政客总是（特别是在选举前）自命为自由派呀，进步派呀，民主派呀，甚至“激进社会党人”呀，这仅仅是为了捞取选票和欺骗人民。这无疑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代表时甚至说，die das Volkvertreten und zertreten——他们代表人民并且用自己的代表资格镇压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
可是现在“资格最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却为第一次全党参加的选举运动提出了一个纲领，而这个纲领显然会被立宪民主党解释成一个意思，又会被社会民主党解释成另一个意思！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知道，既然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不可能一致，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杜马的理解也不可能一致，因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代表着这些或那些阶级的某种利益、某种意愿或偏见。显然，普列汉诺夫认为立宪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对政治任务的任何错误理解对人民都是有害的。因此，普列汉诺夫提出这样一种口号，显然会给人民带来害处，使某种错误的理解无法澄清并被掩盖起来。说得直截了当一些，这就是为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表面上的统一而欺骗工人和全体人民。
立宪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错在哪里呢？普列汉诺夫对此保持沉默。这种沉默首先证明：普列汉诺夫利用选举运动（提出选举纲领就是参加选举运动的一个步骤）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意识，而是为了模糊人民的意识。其次，这种沉默使普列汉诺夫关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需要全权杜马”的结论失去了任何意义。说两个不同的政党需要同一个东西，而对同一个东西的理解又各不相同，这简直是用空洞的遁词来掩盖的谬论！也就是说，并不是同一个东西。随便哪一个人都能抓住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失误。也许可以把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都叫作字母“α”，然后说，不同的政党可以随意用不同的数值代入这个代数公式。这纯粹是普列汉诺夫的逻辑，或者确切些说，是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术。
其实，普列汉诺夫简直是胡扯，照他说来，似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需要全权杜马，或者更进一步，都需要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象他在文章后半部一再提到的那样。全权人民代表机关就是立宪会议，而且不是同君主并存的立宪会议，而是推翻沙皇政府以后的立宪会议。如果普列汉诺夫忘记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建议他读一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特别是纲领的最后一段，这一段恰恰谈到了这个问题。
立宪民主党不需要这种真正的全权人民代表机关，这种代表机关对他们是危险的，对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代表机关要废除他们心爱的、对资产阶级钱包来说非常珍贵的君主制。这种代表机关会使立宪民主党争取赎买地主土地的希望落空。这是如此正确，甚至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志》第6期上也谈到了立宪民主党对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不信任态度的自私的阶级性质，谈到了立宪民主党由于害怕立宪会议而同斯托雷平匪帮和解了。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已经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6期上的这些话［注：见本卷第118—120页。——编者注］，并且指出普列汉诺夫现在应当否定自己昨天的声明。他所说的“立宪民主党也需要全权杜马”这句话，正是对自己讲过的话的否定。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在基本问题上的胡扯从逻辑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其他胡扯。“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本身就是实现一切先进政党的所有其他……要求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代表机关，这些要求一个也实现不了”，左派和极左派的斗争将在“有了它〈全权人民代表机关〉”的时候才开始，这些说法都是胡扯。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是完成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结果，是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结果。而立宪民主党却想中止革命，想用一些小小的让步来制止革命，并且公然说出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却要工人和全体人民相信立宪民主党能够为革命的完全胜利而斗争，这是再三地欺骗人民群众。
普列汉诺夫写道：“现在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全权的斯托雷平先生。”我们不知道这是失言，还是模仿立宪民主党的话（“全权杜马＝由沙皇从杜马的多数中任命大臣的沙皇杜马”），或者是为了躲避书报检查？斯托雷平不仅没有全权，而且简直是沙皇和沙皇宫廷黑帮的小奴才。如果杜马对大暴行的揭发还不能使普列汉诺夫相信这一点，那就请他读一读报道“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全能影响的自由派报纸吧。
普列汉诺夫说：“现在，左的和极左的政党应当一起反对那些不要全权人民代表机关、也许根本不要任何人民代表机关的人。”
因此，应当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不想要全权人民代表机关。
普列沃诺夫打着反对学理主义的幌子，却向我们表明他就是一个最恶劣、最狡猾的学理主义的典型，他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就派别观点来说，布尔什维克可能会对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到高兴，因为不能设想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有力地打击孟什维克的策略了。可是作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我们为格·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到羞耻。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对普列汉诺夫所作的回答，使得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大概也会丢掉自己的机会主义幻想了。《言语报》的第一个回答，即第226号（11月25日）的社论，完全是对伸出手来的普列汉诺夫的嘲弄，而且这是来自自由派的嘲弄，因为自由派没有忘记普列汉诺夫及其《火星报》同事们对自由派的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攻击。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嘲笑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先生作了值得一切人尊敬和赞赏的努力，以便使自己的同志从他们最右的立场再向右移动一下。”但是……但是我们还得表示反对。
立宪民主党表示的反对，就象是厂主对一个离开了工人同志而向厂主提出请求的工人所作的典型答复，而工人同志们共同提出的要求是以罢工作后盾的。你有请求吗？很好。但是，你的不明智的同伴们不照你的意思去做，你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你不把话说透，你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建立一个全权杜马吗？那怎么行！这样我在循规蹈矩的人的心目中岂不信誉扫地了。你应该说，由杜马的多数组成内阁。那样，我们就同意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提出共同纲领！
《言语报》回答的内容就是这样。这个回答既巧妙地嘲笑了普列汉诺夫的幼稚的“代数学”，也嘲笑了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11月曾是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著名的巴黎协议”[110]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的成员（普列汉诺夫当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和最高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言语报》讽刺说，当时恰恰有个“代数符号”，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把这个符号理解成立宪君主制。签订协议的社会革命党人却理解为民主共和制。格·瓦·普列汉诺夫，你当时是拒绝了协议的呀！你现在聪明起来了吗？我们立宪民主党人称赞你，但是为了事业，你还得向右走一走。
《言语报》也公开承认：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口号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在愚弄人民。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召开的是“保存君主特权〈即权利〉的”立宪会议，而不是共和制的立宪会议。用这种欺骗来赢得群众的同情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现在，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赢得沙皇匪帮的同情。因此要打倒“全权杜马”这个“危险的”、“含糊的”、“无望的”、“迎合有害的革命幻想的”口号。我们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他们原来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支持由杜马的多数组成内阁的口号以及由这一口号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原文如此！）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多数。
下一号《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专门向沙皇黑帮解释（用向普列汉诺夫解释问题作幌子）说，立宪民主党不需要“全权”杜马。宣布杜马是全权的，就等于政变。立宪民主党决不会这样做。“我们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不企求，而且也不应当企求全权杜马。”“难道普列汉诺夫先生竟违反自己通常的洞察力，没有从事件的进程中吸取”这样的教训吗？
立宪民主党对普列汉诺夫的通常的洞察力的嘲笑，正击中了要害。从俄国革命事件的整个进程中，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学会了解立宪民主党。他罪有应得，活该让立宪民主党人鄙视地推开了一个离开自己的党和违反党的意志而独立行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伸出来的手。
《言语报》对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同样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立宪民主党人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向右转。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他们将勾结黑帮君主制来粉碎“有害的革命幻想”。
我们深信，全俄工人会从这次教训中得益不少。他们不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会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会把革命的资产阶级争取过来，并且会把那帮用“人民自由”这句空话欺骗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客最终投入政治叛徒的牢狱！
载于1906年12月7日《无产者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39—148页
注释：
[106]参议院（执政参议院）是俄国最高国家机关，从属于皇帝。参议员由沙皇任命。参议院是根据彼得一世的诏令于1711年开始设立的，当时是管辖立法和国家管理事务的最高机关。从19世纪上半叶起，随着政府各部的成立，参议院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并执行对国家机关和官吏的活动进行监察的职能。根据1864年的法院章程，参议院是最高上诉审级。参议院还负责颁布法令并有解释法律之权。它对法律的解释（即所谓参议院说明）和法律本身具有同样的强制性。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参议院被苏维埃政权撤销。——137。
[107]指载于1906年11月24日（12月7日）《同志报》第122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关于选举协议问题。给〈同志报〉一个读者的公开答复》。斐·拉萨尔1863年写过一本题为《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的小册子。因此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同拉萨尔讽刺地相比拟，称他为“准拉萨尔”。——138。
[108]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他到处招摇撞骗，惹是生非。果戈理称他为“故事性的”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点“故事”来。——138。
[109]象熊那样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139。
[110]“著名的巴黎协议”是1904年11月在巴黎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协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格鲁吉亚社会联邦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波兰民族同盟、芬兰积极抵抗党、解放社等的代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召开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各民族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认为同动摇不定的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签订协议是不可能的，决定拒绝参加巴黎代表会议。——144。
孟什维主义的危机（节选）
（1906年12月7日〔20日〕）
宣扬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无疑标志着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某种危机。我们作为他们全部策略的原则上的反对者，当然自己解决不了这个危机就所谓外部表现来看究竟成熟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尤·拉林同志新近写的《广泛的工人政党和工人代表大会》（1906年莫斯科版，新世界出版社经销书店）这本极有教益的小册子，却帮助了我们。
尤·拉林同志常常是以多数孟什维克的名义说话的。他自称是孟什维主义的负责代表，他这样称呼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南方工作过，也在彼得堡，在“孟什维克的”维堡区工作过。他是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经常既给《劳动呼声报》[111]又给《现代评论》杂志[112]写稿。所有这些事实对于评价这本小册子极为重要，因为这本小册子的意义在于作者的真实，而不在于他的逻辑；在于他的报道，而不在于他的议论。
只要翻翻“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了。
1903—1904年。孟什维克宣传组织上的民主制。布尔什维克认为，这在政党公开活动以前是知识分子的空谈。孟什维克—工人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127]（1905年）中承认，实际上孟什维克未曾有过任何民主制。孟什维克拉林承认，他们“关于选举原则的议论”是一种“臆想”，是企图“欺骗历史”，实际上在孟什维克的“圣彼得堡选举团里，到1905年秋天也还没有选举原则”（第62页）。而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立即率先在《新生活报》[128]上宣布实际上向党内民主制过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
1904年年底。地方自治运动。孟什维克紧跟自由派。布尔什维克不否定（不顾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漂亮示威”，但驳斥“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上刊登了一篇批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小品文，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这些知识分子说什么在斗争舞台上有两支力量（沙皇和自由派），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发动是最高类型的示威。现在，孟什维克拉林自己承认，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一种“臆想”（第62页），是“一种高明而狡猾的把戏”（第57页）。
1905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公开地直接地提出了起义和准备起义的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他们预言到罢工和起义的结合。孟什维克则躲躲闪闪，不担当起义的任务，空谈用自我武装的迫切要求来武装群众。
1905年8—9月。孟什维克（帕尔乌斯在新《火星报》[129]上）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布尔什维克则号召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号召直接宣传起义。
1905年10—12月。表现为罢工和起义的人民斗争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拉林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中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最高涨的时代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行事的。[130]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的萌芽机关。
1906年年初。孟什维克处在苦恼中。既不相信杜马，也不相信革命。他们号召为了抵制杜马而参加杜马的选举（拉林的书，第57页）。布尔什维克则履行自己革命者的义务，尽一切可能来抵制革命界中没有一个人信任的第二个杜马。
1906年5—6月。杜马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变节，抵制没有成功。布尔什维克就在新的、虽则变糟了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工作。在杜马时期，全体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同机会主义的区别：批判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为劳动派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而斗争，批判杜马幻想，宣传杜马中左派团体按革命原则彼此靠拢。
1906年7月。杜马被解散。孟什维克急得团团转，主张立即举行罢工－示威并且主张局部发动。布尔什维克表示反对。拉林在谈到这一点时，避而不谈为党员印发的三个中央委员的抗议书。关于这一事件，拉林说得不实在。布尔什维克指出举行游行示威是荒谬的，主张过一些时候再举行起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1—322页。——编者注］。孟什维克却签发了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号召书。
1906年年底。布尔什维克承认，资产阶级的变节迫使我们走上迂回的道路，参加杜马。打倒各种联盟！特别要打倒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孟什维克却赞成联盟。
不，拉林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和机会主义的一翼的这一斗争进程，我们无须为此感到羞耻！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贫苦农民报》[171]编辑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好书。应该把这本书尽量介绍给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这本书用生动的例子精辟地加以说明的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吸取。这本书就是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在当地出版的、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同志写的《持枪扶犁的一年》[172]。
作者介绍了韦谢贡斯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先是国内战争，当地富农的暴动及其被镇压，然后是“和平建设”。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别人来转述，只会使原书减色。应该广泛传播这本书，并希望有尽量多的从事群众工作、深入实际生活的人来介绍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哪怕几十部最真实、最朴实、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实际内容的佳作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大量发表那些热中于写作、往往埋头书斋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著作家的报刊文章和成本著作要有益得多。
现在从亚·托多尔斯基同志的书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里谈的是不要让“商人”“失业”，而要迫使他们“干工作”的问题。
“……为此目的，执行委员会叫来了三个年富力强、特别能干的厂主——E．E．叶弗列莫夫、A．K．洛金诺夫和H．M．科兹洛夫。在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的胁迫下，他们参加了建立锯木厂和制革厂的工作。于是两个厂的建厂工作立刻就开始了。
苏维埃政权没有找错人。厂主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几乎最先懂得了，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牢牢掌握着政权的真正主人。
完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努力去执行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到现在，韦谢贡斯克已经有了一个全部开工的锯木厂，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全部需要，并在为重建中的铁路完成定货。
至于制革厂，厂房已经落成，正在安装从莫斯科运来的发动机、鼓轮以及其他机器，不出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韦谢贡斯克就会有本地出产的皮革了。
用‘非苏维埃的’人手建设了两个苏维埃的工厂，这很好地说明了应该怎样同敌对的阶级作斗争。
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每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机关，每个工厂、土地局，都应该把这个精辟的、完全正确的论断刻在木板上挂起来。因为偏僻的韦谢贡斯克的同志们明白了的道理，往往是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经常有一些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一提到合作社，他们就轻蔑地嗤之以鼻，一本正经地（又是极其愚蠢地）说：这不是苏维埃人，这是资产者、小店主、孟什维克；例如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合作社工作者就曾用自己的资金周转活动掩盖他们对白卫分子的援助；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应和分配机关应该由纯粹的苏维埃人来建立。
这种论调是混淆真理和谎话的典型，其结果是严重地歪曲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对我们的事业贻害无穷。
不错，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是在“赚钱第一”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领导人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熏陶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机构里白卫分子或白卫分子的帮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无可争辩的道理简单化，加以滥用，从而作出荒谬的结论，那就糟糕了。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立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所在，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和顺利建立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成性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室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高尚的人建设新社会。现在，这种可笑的想法，人人都觉得可笑，人人都加以唾弃。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善于认真思考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真思考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用千百年来被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细小分散的经营所败坏的，为争夺市场上的一块地盘、为了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能卖个好价钱而进行的混战所败坏的大批人才来建设共产主义。
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的机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在政治上不可信赖；但决不应当得出结论说，可以不利用它来进行管理和建设。所谓政治上不能信赖，就是不能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要职，就是肃反委员会要严密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成员。（顺便说一下，并不一定要走过头，象拉齐斯在他那个喀山杂志《红色恐怖》上那样讲荒唐话。拉齐斯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他那个杂志第1期[173]第2页上说：“在审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器或言论来反对苏维埃的罪证。”）
在政治上不信赖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进行管理和建设，却是愚蠢之极，对共产主义极为有害。谁想举荐孟什维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那他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都会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文明资本主义的、在大资本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也产生了许多如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类的、善于利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
载于1926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07—411页
注释：
[171]《贫苦农民报》（《Е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401。
[172]《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是苏俄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亚·伊·托多尔斯基写的，由该县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出版。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书中记述了该县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编辑部。列宁曾不止一次提到托多尔斯基的这本书（除本文外，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政论家短评》一文提纲和第43卷所载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401。
[173]指1918年11月1日东线肃反委员会在喀山出版的《红色恐怖》杂志第1期。该杂志主要刊载指令、报告、汇报等官方材料。——404。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1919年1月20日）
谈民主
你们要讨论的决议案，是共产党党团经过全面讨论后以它的名义向工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决议案现在印出来了，我想，它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因此打算只谈主要的两条，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两条。
我认为，第1条可以说是消极性的，是针对工会运动保持统一或独立这个口号写的，决议案第3条谈到这个口号时说，它在实践上已把拥护它的几个集团引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这样，这几个集团也就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的队伍之外了。
同志们，我认为保持独立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不仅从工会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只有懂得这个口号是怎样地自欺欺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正确地认识现在遍及全世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明显地和空前迅速地尖锐起来的斗争，才能使工人阶级及其觉悟分子有可能正确地参加这一斗争。首先我想简略地指出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多么不正确，在理论上是多么经不起批评。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叛徒杀害的事件，不仅是刚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最惨痛的事件，而且它还使人彻底认清了现今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派别和现今的各种理论体系在现代斗争问题上的提法。恰恰是在德国，臭名远扬的民主、一般民主的口号、工人阶级脱离国家政权而独立的口号等等，喊得最厉害。这些口号初看起来好象彼此并无联系，其实它们是密切相关的。说它们密切相关，因为它们表明：尽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已有丰富的经验，但小资产阶级偏见直到现在还很顽强；直到现在，那些谈论阶级斗争的人，用德国人的说法，往往只是把阶级斗争挂在嘴上，而脑子里和内心里并没有真正承认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还记得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学到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还记得作为我们大家立脚点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起码常识，我们怎么能在斗争象今天这样广泛、这样尖锐，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已在全世界提上日程，而最民主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的时候，谈论什么一般民主，谈论什么保持独立呢？谁这么想，就说明他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页也没有读懂，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无一例外都发誓信仰这部著作。
他们虽然发誓信仰这部著作，但事实上他们刚要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他们正视的那个主要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时候，却又回避它，幻想会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幻想在现代社会中，在资本家还保留着财产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民主，这种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即不是用虚伪骗人的民主招牌作掩饰的资产阶级专政。正是从这个德国，不久以前传来了一种论调，说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许不会甚至一定不会越出民主制的框框，说那里仍将实行民主制。正是在德国，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导师的人，曾经在1889年至1914年间充当整个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的人，如考茨基之流，一直打着民主的旗帜，他们不懂得，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十足骗人的幌子，如果不扯掉这个骗人的幌子，就根本谈不上认真解决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一向教导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尖锐的工会斗争所表明的。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完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
当然，同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君主制度和一切封建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我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那样的话，我们的提法就应当是：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恰恰已经到了这个斗争的决定关头。正是现在，问题已经变成这样：资本家能不能保持住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他们在准备新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有着怎样的联系，它怎样不可遏止地导致这样的大厮杀。这样一来，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一切所谓民主是全民意志的表现的宣传原来都是骗局，从事这种宣传原来不过是资本家和富人利用仍归他们私有的出版物以及利用其他一切政治宣传工具来欺骗最落后的劳动阶层的特权。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无产阶级专政则要用铁拳镇压那个唆使最不觉悟的分子去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优秀领袖的资产阶级。这个专政是无产阶级为镇压资产阶级而取得的胜利。现在资产阶级愈是清楚地看到群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愈是疯狂地拼命反抗无产阶级。因为在此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工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是一时的表现。在此以前，一些资本家，例如最长于对工人进行政治欺骗、最有政治修养、最有组织的英国资本家，也往往这样看问题，认为战争引起不满是当然的事，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工潮，但他们还没有说，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资本家老爷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财产。然而种种事件表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许多西欧国家，甚至不仅在参战国，而且在瑞士、荷兰这样一些较少经受战祸的中立国，正是这个问题已经明显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资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熏陶最多，它也最喜欢用这种制度去熏陶群众，可是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显然已在群众中酝酿成熟了。苏维埃运动已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形式。它已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阵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能通过彻底粉碎了议会制和官吏机构的新型国家。
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进程来看，第二步是苏维埃政权。起初，人们认为苏维埃只是俄国的现象（根据当时的事实是可以甚至应该这样看的）。现在事变表明：它不单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国际形式；战争已经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重新组合，使他们有了一种显然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同攫取战前闻所未闻的高额利润的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新组织；到处都建立了这种新的群众性的斗争组织，无产阶级用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组织。
在苏维埃产生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认识到苏维埃的这种意义的。就是现在，这种意义也不是人人都认识到了。不过我们这些人，在1905年经历过苏维埃的萌芽时期，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又经历过人们在群众的苏维埃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思想之间动摇不定的漫长时期，所以现在对情况格外清楚，简直是了如指掌，而且我们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根据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斗争在日益广泛和日益深入地发展这样的认识来看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那些词句，什么民主、“独立”之类，都是一钱不值的。标榜这些东西，往往滑到非阶级的立场上去。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在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能产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掌握了权力。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选择都是短命的，在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都是行不通的。鼓吹独立、鼓吹一般民主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以某种中间的、阶级之间的、超阶级的东西为前提。在任何场合下，这都是自欺欺人，都是掩盖下列事实：只要资本家的政权还存在，只要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所有制还存在，那么民主可以有多有少，民主的文明程度可以有高有低，实际上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明显地看到每一个大的矛盾怎样爆发成了内战。
法国的政治形式愈接近民主，就愈容易从德雷福斯案件这样的事情引起内战。美国的民主愈广泛，就愈容易对无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甚至对普通的和平主义者使用私刑，就愈容易爆发内战。现在，当德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第一个星期就引起了极疯狂的、比我国尖锐得多激烈得多的内战的时候，我们更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在判断内战是否已经爆发的时候，谁要是去看这些或那些政党是否已有定论，谁要是认为不过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遭到杀害，谁就是瞎了眼睛，不敢想问题，不愿意弄明白不可遏止的内战已经在我们的眼前爆发，它是不可遏止地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引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中间道路。一切关于独立或一般民主的宣传，不管打着什么招牌，都是极大的欺骗，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背叛。如果说过去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是国际的实际创始人）关于内战的理论宣传传得不远，往往受到帝国主义国家书报检查和军事封锁的阻碍，那么现在内战已经不是宣传，不是理论，而是事实，而且西欧各国的民主资格愈老，历史愈久，内战就愈激烈。这些事实一定会使最落后最迟钝的人思想开窍的。现在谁还要谈论一般民主，谈论独立，就可以叫他老顽固了。
虽然如此，考虑到俄国的工会运动是不久以前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而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成熟了），必须顺便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形。我认为，这样的回忆、这样的追述十分必要，尤其是因为工会运动（正因为它是工会运动）在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开始的时代需要来一个大转弯。
资产阶级思想家普遍都想在这个工会运动中浑水摸鱼。他们拚命想使作为工会运动基础的经济斗争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但是工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范围内最广泛的组织，实际上正是现在，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应该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应该在政治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因为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政治革命已经把政治上的一切旧概念、旧范畴推翻了，颠倒过来了。我再说一遍，旧的国家，即使是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建立时起就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工厂、生产工具、土地、铁路的所有者的专政，一句话，是一切物质资料、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的专政，而劳动因为没有占有这一切，仍然处于奴隶地位。
正因为如此，工会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就应该愈来愈多地担当起建设工人阶级政治的任务，担当起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代替原来的剥削阶级、推翻旧科学的一切旧传统和旧偏见的任务。代表这种旧科学的一位学者对无产阶级这样说过：你们管理你们的经济吧，政治让资产阶级分子的政党去管理[181]。这类说教全都是剥削阶级及其刽子手直接用来压制正在各地开始起义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武器。
同志们，在这里，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必须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按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的说法，就是工会“国家化”问题。在这里，工会必须好好地想想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一句最深刻的名言：“在社会中进行的革命愈广泛，愈深刻，完成这个革命的人，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的人也就愈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我们拿从前的农奴制贵族社会来说。在那个社会里，革命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从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交给另外一小撮就行了。我们再拿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它是夸耀自己实行普选制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普选、这整个选举机器都成了骗人的东西，因为甚至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里，大多数劳动者也是受到压制的，他们在资本主义苦役的重压下，实际上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政治活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能够导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革命，但这种胜利只有在更广大的群众独立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国家形式的改变，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不是另外举行一次虽以人们完全“平等”为前提，实际上却巧妙地掩饰着一部分人是有产者、另一部分人是无产者的事实的选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们看来，既然有“民主”，既然资本家和无产者都参加这个选举，那么，这就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平等”，这就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我们知道，这种论调是在给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的刽子手、杀人犯打掩护，是极其卑鄙的欺人之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通过民主程度不同的种种政治形式来支配劳动群众的是资产阶级，是少数有产者。他们都拥有一份资本主义财产，他们把教育和科学、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变成了剥削工具和专利品，使大多数人处于奴隶地位。现在这场革命我们已经开始，已经进行了两年，并且下定决心要进行到底（鼓掌），——我们这场革命要能够进行和取得胜利，只有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有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的代表来承担全部管理工作，承担整个国家建设事业，承担领导新生活的整个事业。（鼓掌）
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这个新阶级不是从看书、开会、听报告而是从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教育，只有这个阶级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来参加管理工作，并创造出种种形式使全体劳动者便于参加管理国家和建立规章制度的工作，只有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可能不巩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残余一扫而光。
从阶级观点上一般地说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亦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这个任务是同工人组织过去的任务即早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就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竭力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斗争这一任务紧密地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当时那些组织中，工会是最广泛的组织，现在它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组织，正如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中的一条所说的，它能够而且应当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直接参加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组织群众来监督这些机关的活动等等，建立对整个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监督、调节的新机关，而且这些机关依靠有利害关系的广大劳动群众自己，靠他们有组织地发挥主动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条件很有利，国家特别先进，已经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提高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程度，即使这样，工会会员也从来没有超过雇佣劳动者的1/5。参加工会的是少数上层分子，在这些上层分子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受到资本家的引诱和收买，能以工人领袖的身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一席地位。美国的社会党人称这批人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在这个具有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国家里，在这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对极少数无产阶级上层分子扮演的这种角色看得最清楚，这批人实际上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给资产阶级当代办，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护国主义者的骨干，而艾伯特和谢德曼将永远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谈小私有者的倾向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以便确定下一个步骤。这才是我们今天工作的重点。决议案谈到下一步怎么办时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擅自行动，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尽苦头。我们同深深盘踞在工人意识中的万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余毒、同工人身上的小私有者的倾向（半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半是利己主义倾向）已经作过不少的斗争。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现在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就是十足的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进行建设的，是在同劳动者身上同样存在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点作斗争中进行建设的。在这场斗争中，常常碰到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仍然在作怪。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它们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让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种情况我们是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它使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鉴于此，我们要告诫同志们，在这方面万万不可擅自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恶习屈服。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1919年1月17日）
如果你们轻视整个合作社机构，满不在乎地甚至傲慢地把它抛到一边，说我们要另起炉灶，用不着搞合作社，这种工作只有共产党员才干得了，——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有遭到覆灭的危险。必须利用现成的机构，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在理论上都懂得，经过这一年，我们更从实践中看到：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
《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 这本小册子写于1907年1月20日（2月2日），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刊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分发，印数3000册。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党的法庭来审判列宁。这一决定引起了一些党组织的强烈反对。1907年2月上半月召开的彼得堡组织234名布尔什维克会议和此后不久召开的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党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一致支持列宁。3月底，党的法庭第一次开庭，列宁在法庭上宣读了辩护词，揭露了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和机会主义政策，把对自己的审判变成了对孟什维克的审判（见《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认输而停止审判。（1907年1月20日〔2月2日〕）
《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于1907年4月由维堡无产者报印刷厂印成小册子，并注明“只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代表阅读”。小册子的开头和末尾两部分是1907年4月写的。《列宁在党的法庭上的辩护词（亦即对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的起诉书）》是2月写的，并在1907年3月底党的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宣读过。（1907年4月）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 [节选]
（1907年3月21日和26日〔4月3日和8日〕之间）
提赫文斯基代表支持劳动团以平均使用土地为基础的土地法案。提赫文斯基代表在维护这一法案时说：
“农民是这样看待土地的，劳动人民是这样看待土地的：土地是上帝的，因而劳动农民有权使用它，如同我们每个人有权用水和呼吸空气一样。如果有人买卖水和空气或者用水和空气做生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同样，如果有人用土地做生意，买卖土地，我们听来也很奇怪。农民协会和劳动团希望实现‘全部土地归劳动人民’的原则。至于通过什么办法来实现，是通过赎买的办法还是通过不经赎买而直接转让的办法来实现，劳动农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提赫文斯基代表就是这样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发言的。
劳动派的错误、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关心赎买问题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方法问题；然而农民能否摆脱地主的压迫，却正好取决于这个问题。他们关心土地的买卖问题和所有的人有平等的土地权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对于农民实际摆脱地主压迫的斗争却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提赫文斯基代表维护的观点是：土地不能买卖，全体劳动者有平等的土地权。
我完全理解，持这种观点是出于最崇高的动机，出于对垄断、对依赖他人生存的富人的特权、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强烈抗议，出于想使全体劳动人民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的热望。
社会民主工党正是为了这个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进行斗争的。但是采取提赫文斯基代表及其同道者所幻想的小业主平均使用土地的办法，是不能实现这个理想的。
提赫文斯基代表愿意真诚地、坚决地为打倒地主权力而斗争，并且我相信他会斗争到底。但是他忘记了另外一个对当代劳动人民统治更严、压迫更重的权力，忘记了资本的权力，货币的权力。
提赫文斯基代表说，农民觉得出卖土地、水或空气是很奇怪的事。我了解，那些一辈子或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是必然会有这种看法的。但是请看看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看大城市、铁路、矿井、矿山以及大小工厂吧。你们会看到富人怎样霸占了空气、水和土地。你们会看到千百万工人被注定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被注定在地下工作，在地下室生活、饮用遭到邻近工厂污染的水。你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地价怎样飞涨，工人怎样不仅受厂主的剥削，而且还受房产主的剥削。大家知道，房产主从工人的住房、小屋，房间的一角以及贫民窟赚的钱远比从豪华寓所赚的钱要多得多。既然整个现代社会都是靠买卖劳动力，也就是靠奴役千百万人的雇佣奴隶制来维持，买卖水、空气和土地还用得着说吗？
请你们想一想，当存在着这种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地占有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呢？如果一方面承认每个公民有占有同量土地的平等权利，一方面一小撮人又腰缠万贯，而大多数人一贫如洗，那么俄国人民能不能摆脱压迫和剥削呢？不能，先生们，只要存在资本权力，就不可能有土地占有者之间的任何平等，谁想禁止买卖土地都是做不到的，荒诞可笑的。只要存在资本权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土地，甚至人的劳动、人的自身，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
我谈这些，决不是想削弱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贬低这一斗争的意义以及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不是这样。我已经说过，并且现在重申：这一斗争是正义的和必要的；农民无论为了本身的利益，或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都必须挣脱农奴主－地主的压迫。
觉悟的工人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不是想阻止这一斗争，而是想进一步发展这一斗争，为此，他们力求摆脱各种天真的想法，不相信在存在着交换、货币和资本权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小业主之间的平等或禁止土地的买卖。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但是小经济（即使是平均的小经济）不能使人类摆脱贫困，摆脱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为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大生产而斗争。现在，世界各国千百万觉悟的工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这一斗争。而农民只有加入这一斗争，才能推翻自己的第一个敌人——农奴主－地主，然后再顺利地打倒第二个更厉害的敌人——资本权力！
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 （节选）
德国自由派和俄国杜马
……要想了解这次辩论［注：这里指的是帝国国会就预算问题进行的辩论。］是多么无聊，回顾一下60年前的柏林联合议会是不无益处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是第一次披挂上阵参加议会斗争。当时的资产阶级很少有什么英勇举动。请看马克思对他们的描绘：“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7页。——编者注］
尽管如此，当时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权利得到保证以前，也仍然善于扣住每一个铜板，并限制国王和容克的收入；它宁肯失掉国王的宠爱，也不愿牺牲自己的长子继承权来帮助国王免除破产的命运。
当时，联合议会里的自由派无论如何也比现在的自由思想者精明。他们愿意唾弃关于“有益的工作”的空谈，他们宁肯停办当时象建筑东方铁路这样的对国家富强十分重要的工程，也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制宪权利。
在帝国国会结束预算辩论的同时，俄国召开了第二届杜马，这更容易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俄国革命时期议会的情形与其说象1789年的法国革命时期的议会，还不如说更象1848年普鲁士革命时期的议会；俄国第一届杜马的情形在某些方面同过去在柏林剧院召开的臭名远扬的“妥协者议会”非常相似，甚至连某些细节也几乎一样，如议会被解散后立宪民主党多数都曾发表过没有结果的拒绝纳税的号召。而普鲁士政府召集的第二届议会也同本届俄国杜马一样，带有更鲜明的反对派色彩，可是一个月之后就又被强迫解散了。现在有不少人已经预言，新的俄国杜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那些绝顶聪明的自由派却冠冕堂皇地劝告人们：要保全杜马，要以多做“有益的工作”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这一点的含义如果是象自由派所解释的那样，那么它就是对新杜马的所有的劝告中最愚蠢的一个。
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节选）
小册子 《圣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
“……我们先扼要地回忆一下事实经过，看看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退出代表会议之后干了些什么……”关于这次退出及其意义，我曾经在出版这本小册子几天以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社会民主党和圣彼得堡的选举》 和另一本小册子 《“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后一本小册子几乎全被警察没收，只有几份保全下来，我提起这本小册子，是为了使法庭能够弄清当时情况的全貌，而不只是一些片断。
请法庭注意，在我指责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的小册子中，一开头着重指出了对工人隐瞒书面协定这件事。再往下：
“（2）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作为小资产阶级联盟（报上称为“左派联盟”是不正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要求从六个席位中让三个给这个联盟。立宪民主党人给了两个席位。交易没有搞成。小资产阶级‘代表会议’（这个叫法不是我们的，是从报上借来的）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举行的一次会议是1月18日开的。《言语报》和《同志报》都发了消息。《言语报》今天宣称没有达成协议（当然，我们应当估计到他们仍在幕后进行谈判）。
孟什维克现在还没有在报刊上报道关于自己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的‘行动’。”
这就是第一段话的上下文。这些话是在我第一次从报上知道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反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多数派的计划没有成功的当天写的，同时我也把话说在前头，说不能认为协定已完全无望，说应当作坏的估计，即谈判可能仍在“幕后”进行。为什么我当时认为（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应当作这种坏的估计呢？因为对公众隐瞒孟什维克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书面协定是不正确的、有辱社会党人身分的行为，必然要招致最坏的猜疑。
这里所谓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是指怎样一种情况呢？有些爱开玩笑的人对我说，他们理解为我说的是为了金钱而出卖。当然，这个玩笑开得很俏皮。然而凡是能够识字并且认真看完全书而不是看只言片语的人，自然会从前后文、从整个上下文中一眼看出，这里所说的出卖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杜马席位。这里的“交易”和“买卖”自然是指政治等价物的交换而不是经济等价物的交换，是席位和选票的交换而不是金钱和选票的交换。
有人会问，对于这样一目了然的事情还值得谈吗？
我肯定地认为是值得谈的，因为根据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弄清中央委员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在报刊上公开讲究竟是可以容许的还是不可容许的。
如果小册子在这个地方说，31个人为了金钱而把工人的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这就是捏造对方有可耻的、罪恶的行为。谁这样说，就该把谁送交法庭审判，显然，这决不是因为他“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造成混乱”，而是因为他进行诽谤。这是显而易见的。
相反，如果小册子在这个地方说，31个人以社会民主党获得杜马席位为条件，把工人的选票加到立宪民主党的选票上，那么这是以抱有诚意的、无懈可击的、对党员来说可以容许的方式进行论战的范例。
我选择的说法和上面这种说法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于构成整个音乐的声调。正是我的说法指望使读者仇恨、憎恶和轻视有这种行为的人。这种说法不是指望说服这些人，而是指望粉碎他们的队伍，不是指望纠正对方的错误，而是指望把对方的组织消灭干净。这种说法确实会使人对对方产生最坏的想法和最坏的猜疑，它确实同劝说性和纠正性的说法不同，能“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造成混乱”。
人们会问我：这就是说，你承认这种说法是不能容许的？我要回答说，是的，是这样的，不过要作一点小小的补充：是对统一的党的党员来说不能容许的。这个补充是问题的全部关键。中央委员会对我提出的控告之所以根本不正确，说得重些，之所以非常不老实，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没有提到：在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在小册子所代表的（不是形式上，而是实质上）并为其目的服务的组织中，没有统一的党。在党发生了分裂的此时此刻控告什么“在报刊上发表了对党员来说不能容许的言论”，这不是老实的态度。
分裂就是割断一切组织联系，把观点上的斗争从在组织内部进行转到在组织外部进行，从纠正和说服同志转到消灭他们的组织，转到激起工人群众（以及一般人民群众）反对分裂出去的组织。
在统一的党的党员之间不能容许的事，在已经分裂的党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一个党的同志，如果他们的思想跟你不一致，不能写文章在工人群众中间不断散布对他们的仇恨、憎恶和蔑视。而对于分裂出去的组织却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做。
为什么说应当呢？因为既然发生了分裂，就必须把群众从分裂出去的人的领导下争取过来。人们对我说：你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制造混乱。我回答说：我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队伍中间即跟着在选举前夕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走的那一部分人中间制造混乱的，而且只要有分裂，我就永远要这样做。
我在圣彼得堡选举前夕对孟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带污辱性的攻击，这确实使无产阶级中间相信他们并追随他们的那部分队伍发生了震动。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作为进行左派联盟选举运动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员应尽的责任。这是因为在分裂以后，为了进行这一运动，就必须粉碎引导无产阶级去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队伍，必须在他们的队伍中造成混乱，必须激起群众仇恨、憎恶、蔑视这些人，认清他们已不是统一的党的党员，而成了阻挠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进行选举运动的政治敌人。我当时向这样的政治敌人作了歼灭性的斗争。而且只要是再发生分裂或者分裂再发展下去，我永远都要进行这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