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是怎样进行选举运动的？
（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
在选举第一届杜马时，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99]。《浪潮报》[100]当时曾就此事发表文章，严厉谴责了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我党中央委员会当时也就此事去信阿尔马维尔，严正指出当地的同志违背了统一代表大会的指示。
现在，阿尔马维尔的同志想必有了实际经验，懂得了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意味着什么。至少，他们在最近的党的刊物上不仅没有鼓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反而把立宪民主党的全部真实情况直接端出来了。我们不想挑剔阿尔马维尔刊物的文章形式，否则就是小题大作。我们只引用突出地表明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的几段话。
我们手头有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的刊物《阿尔马维尔无产者报》[101]第1号，1906年10月出版，发行5000份。
在该号的社论中我们看到：
“让立宪民主党人、商人、官吏、地主、自由派去跟着政府的笛声跳舞吧，无产阶级是不会屈服和妥协的。”
随后的一篇专门号召准备选举的文章写道：
“团结起来吧，投票吧，把杜马拿过来！立宪民主党老爷们在塔夫利达宫的天鹅绒安乐椅上已经坐够了。该是工人长满老茧的双手把这些空谈家和寄生虫扔出去的时候了！”
“赶快把无产阶级自己在杜马中的席位拿过来，以便使杜马从立宪民主党的清谈馆变成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同万恶的专制制度进行搏斗的革命战场。”
在1906年11月印发了3000份的《告选民书》传单中，阿尔马维尔委员会写道：
“人民懂得了，只有用暴力和权力才能取得垂死的专制制度不情愿给他们的东西，才能取得无权的立宪民主党杜马没有给他们的东西……让我们通过它、通过这个杜马来进行我们的革命，让我们通过自己的代表把人民的威力带进塔夫利达宫，让我们用自己的代表的双手在新杜马中点燃革命的篝火，并且刮起整个无产阶级的和革命俄国的风暴，使它愈烧愈旺。到新杜马中去吧，到新杜马中去吧！！
……同志们，公民们！我们未来的杜马不会是黑帮的，也不会是立宪民主党的，它将是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将是我们的全权的杜马。”
我们再说一遍，挑剔这种呼吁书的形式或细节，就是小题大作。
重要的是呼吁书的精神。重要的是阿尔马维尔社会民主党人的独立的政策，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走过同清谈家和寄生虫结成联盟的涤罪所[102]了。
《言语报》和《同志报》的先生们，《世纪报》和《俄罗斯新闻》[103]的先生们，这就是你们对社会民主党人所抱的希望！这就是《言语报》最近吐露的你们所说的“从左面来的危险”！
全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起来斗争吧！为反对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斗争吧！孟什维克同志们会象阿尔马维尔的同志一样，走过同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结成联盟的涤罪所，回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里来。
载于1906年11月23日《无产者报》第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30—131页
注释：
[99]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违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决定，向选民发出如下号召：“请投票选举劳动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在万不得已时请投票选举不右于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的候选人。”——126。
[100]《浪潮报》（《Волна》）是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1906年4月26日（5月9日）—5月24日（6月6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5号。该报从第9号起实际上由列宁领导。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撰稿人有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该报刊登过27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其中有不少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浪潮报》屡遭沙皇政府的迫害，最终被查封。从1906年5月26日（6月8日）起，布尔什维克出版了合法日报《前进报》以代替《浪潮报》。——126。
[101]《阿尔马维尔无产者报》（《Армавирс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马维尔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1906—1907年出版。——126。
[102]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走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127。
[103]《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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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参议院说明（节选）
（1906年12月7日〔20日〕）
看来，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参议院说明正在使那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炮制说明的人名誉扫地。
其次，读者可以仔细考虑一下普列汉诺夫的“全权杜马”这个“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的直接含义，不管不同政党对这个口号的态度如何。“全权杜马”的含义就是要求给杜马以全权。给什么样的杜马呢？显然是给俄国公民们根据12月11日的法令和参议院说明即将选出代表去参加的那个杜马。格·普列汉诺夫为这个杜马要求全权。看来，他确信这个杜马不会是黑帮杜马，因为他不会为黑帮杜马要求全权的。在提出“全权杜马”这一口号的同时，又叫喊黑帮杜马的严重危险，这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等于证实布尔什维克的看法：黑帮杜马的严重危险实际上并不存在，立宪民主党在某些场合捏造或夸大这种危险是有其自私目的的，也就是为了动摇工人和整个革命民主派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为了使立宪民主党摆脱真正威胁着它的“从左面来的危险”。《言语报》这个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在立宪民主党关于彼得堡省选举运动情况的总结报告中自己也承认了这一危险。
现在来谈谈普列汉诺夫的口号的实际政治内容。口号制定人为提出这个口号而得意忘形。他写道：“这个代数式的总公式非常确切地表述了左派和极左派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它可以使自己的其他一切要求统统保留下来，不作任何削减。“立宪民主党不能象社会民主党应当理解的那样来理解全权杜马。但是，它们两者都需要全权杜马，所以两者都必须为它而斗争。”
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他自己也意识到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对这个口号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理解。口号只有一个，是“共同的”，但是立宪民主党不能象社会民主党那样来“理解”这个口号的含义。
那么试问，为什么还要提出共同的口号呢？为什么还要向群众提出口号和纲领呢？
是否为了保持一个漂亮的外表？为了掩盖某种无须向群众挑明的事情？为了背着人民玩弄标榜种种好处的议会把戏？或者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阶级自觉和切实地向群众阐明他们当前的政治任务？
任何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政客总是到处向人民提出种种口号、纲领和政纲来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政客总是（特别是在选举前）自命为自由派呀，进步派呀，民主派呀，甚至“激进社会党人”呀，这仅仅是为了捞取选票和欺骗人民。这无疑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代表时甚至说，die das Volkvertreten und zertreten——他们代表人民并且用自己的代表资格镇压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
可是现在“资格最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却为第一次全党参加的选举运动提出了一个纲领，而这个纲领显然会被立宪民主党解释成一个意思，又会被社会民主党解释成另一个意思！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知道，既然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不可能一致，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杜马的理解也不可能一致，因为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代表着这些或那些阶级的某种利益、某种意愿或偏见。显然，普列汉诺夫认为立宪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是错误的，而对政治任务的任何错误理解对人民都是有害的。因此，普列汉诺夫提出这样一种口号，显然会给人民带来害处，使某种错误的理解无法澄清并被掩盖起来。说得直截了当一些，这就是为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表面上的统一而欺骗工人和全体人民。
立宪民主党对全权杜马的理解错在哪里呢？普列汉诺夫对此保持沉默。这种沉默首先证明：普列汉诺夫利用选举运动（提出选举纲领就是参加选举运动的一个步骤）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意识，而是为了模糊人民的意识。其次，这种沉默使普列汉诺夫关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需要全权杜马”的结论失去了任何意义。说两个不同的政党需要同一个东西，而对同一个东西的理解又各不相同，这简直是用空洞的遁词来掩盖的谬论！也就是说，并不是同一个东西。随便哪一个人都能抓住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失误。也许可以把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都叫作字母“α”，然后说，不同的政党可以随意用不同的数值代入这个代数公式。这纯粹是普列汉诺夫的逻辑，或者确切些说，是普列汉诺夫的诡辩术。
其实，普列汉诺夫简直是胡扯，照他说来，似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需要全权杜马，或者更进一步，都需要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象他在文章后半部一再提到的那样。全权人民代表机关就是立宪会议，而且不是同君主并存的立宪会议，而是推翻沙皇政府以后的立宪会议。如果普列汉诺夫忘记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建议他读一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特别是纲领的最后一段，这一段恰恰谈到了这个问题。
立宪民主党不需要这种真正的全权人民代表机关，这种代表机关对他们是危险的，对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代表机关要废除他们心爱的、对资产阶级钱包来说非常珍贵的君主制。这种代表机关会使立宪民主党争取赎买地主土地的希望落空。这是如此正确，甚至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志》第6期上也谈到了立宪民主党对召集立宪会议的思想持不信任态度的自私的阶级性质，谈到了立宪民主党由于害怕立宪会议而同斯托雷平匪帮和解了。
我们在《无产者报》第8号上已经引用了普列汉诺夫在《日志》第6期上的这些话［注：见本卷第118—120页。——编者注］，并且指出普列汉诺夫现在应当否定自己昨天的声明。他所说的“立宪民主党也需要全权杜马”这句话，正是对自己讲过的话的否定。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在基本问题上的胡扯从逻辑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其他胡扯。“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本身就是实现一切先进政党的所有其他……要求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代表机关，这些要求一个也实现不了”，左派和极左派的斗争将在“有了它〈全权人民代表机关〉”的时候才开始，这些说法都是胡扯。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是完成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结果，是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结果。而立宪民主党却想中止革命，想用一些小小的让步来制止革命，并且公然说出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却要工人和全体人民相信立宪民主党能够为革命的完全胜利而斗争，这是再三地欺骗人民群众。
普列汉诺夫写道：“现在我们有的只是一个全权的斯托雷平先生。”我们不知道这是失言，还是模仿立宪民主党的话（“全权杜马＝由沙皇从杜马的多数中任命大臣的沙皇杜马”），或者是为了躲避书报检查？斯托雷平不仅没有全权，而且简直是沙皇和沙皇宫廷黑帮的小奴才。如果杜马对大暴行的揭发还不能使普列汉诺夫相信这一点，那就请他读一读报道“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全能影响的自由派报纸吧。
普列汉诺夫说：“现在，左的和极左的政党应当一起反对那些不要全权人民代表机关、也许根本不要任何人民代表机关的人。”
因此，应当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不想要全权人民代表机关。
普列沃诺夫打着反对学理主义的幌子，却向我们表明他就是一个最恶劣、最狡猾的学理主义的典型，他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就派别观点来说，布尔什维克可能会对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到高兴，因为不能设想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有力地打击孟什维克的策略了。可是作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我们为格·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到羞耻。
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对普列汉诺夫所作的回答，使得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大概也会丢掉自己的机会主义幻想了。《言语报》的第一个回答，即第226号（11月25日）的社论，完全是对伸出手来的普列汉诺夫的嘲弄，而且这是来自自由派的嘲弄，因为自由派没有忘记普列汉诺夫及其《火星报》同事们对自由派的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攻击。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嘲笑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先生作了值得一切人尊敬和赞赏的努力，以便使自己的同志从他们最右的立场再向右移动一下。”但是……但是我们还得表示反对。
立宪民主党表示的反对，就象是厂主对一个离开了工人同志而向厂主提出请求的工人所作的典型答复，而工人同志们共同提出的要求是以罢工作后盾的。你有请求吗？很好。但是，你的不明智的同伴们不照你的意思去做，你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你不把话说透，你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建立一个全权杜马吗？那怎么行！这样我在循规蹈矩的人的心目中岂不信誉扫地了。你应该说，由杜马的多数组成内阁。那样，我们就同意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提出共同纲领！
《言语报》回答的内容就是这样。这个回答既巧妙地嘲笑了普列汉诺夫的幼稚的“代数学”，也嘲笑了普列汉诺夫在1904年11月曾是拒绝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著名的巴黎协议”[110]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团的成员（普列汉诺夫当时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和最高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言语报》讽刺说，当时恰恰有个“代数符号”，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把这个符号理解成立宪君主制。签订协议的社会革命党人却理解为民主共和制。格·瓦·普列汉诺夫，你当时是拒绝了协议的呀！你现在聪明起来了吗？我们立宪民主党人称赞你，但是为了事业，你还得向右走一走。
《言语报》也公开承认：提出“召开立宪会议”口号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是在愚弄人民。我们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召开的是“保存君主特权〈即权利〉的”立宪会议，而不是共和制的立宪会议。用这种欺骗来赢得群众的同情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现在，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赢得沙皇匪帮的同情。因此要打倒“全权杜马”这个“危险的”、“含糊的”、“无望的”、“迎合有害的革命幻想的”口号。我们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他们原来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支持由杜马的多数组成内阁的口号以及由这一口号产生的“后果”。这些后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原文如此！）立宪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多数。
下一号《言语报》的编辑部文章专门向沙皇黑帮解释（用向普列汉诺夫解释问题作幌子）说，立宪民主党不需要“全权”杜马。宣布杜马是全权的，就等于政变。立宪民主党决不会这样做。“我们立宪民主党人丝毫不企求，而且也不应当企求全权杜马。”“难道普列汉诺夫先生竟违反自己通常的洞察力，没有从事件的进程中吸取”这样的教训吗？
立宪民主党对普列汉诺夫的通常的洞察力的嘲笑，正击中了要害。从俄国革命事件的整个进程中，普列汉诺夫并没有学会了解立宪民主党。他罪有应得，活该让立宪民主党人鄙视地推开了一个离开自己的党和违反党的意志而独立行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伸出来的手。
《言语报》对普列汉诺夫的回答同样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立宪民主党人不是逐日而是逐时地向右转。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他们将勾结黑帮君主制来粉碎“有害的革命幻想”。
我们深信，全俄工人会从这次教训中得益不少。他们不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会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会把革命的资产阶级争取过来，并且会把那帮用“人民自由”这句空话欺骗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客最终投入政治叛徒的牢狱！
载于1906年12月7日《无产者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4卷第139—148页
注释：
[106]参议院（执政参议院）是俄国最高国家机关，从属于皇帝。参议员由沙皇任命。参议院是根据彼得一世的诏令于1711年开始设立的，当时是管辖立法和国家管理事务的最高机关。从19世纪上半叶起，随着政府各部的成立，参议院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并执行对国家机关和官吏的活动进行监察的职能。根据1864年的法院章程，参议院是最高上诉审级。参议院还负责颁布法令并有解释法律之权。它对法律的解释（即所谓参议院说明）和法律本身具有同样的强制性。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参议院被苏维埃政权撤销。——137。
[107]指载于1906年11月24日（12月7日）《同志报》第122号上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关于选举协议问题。给〈同志报〉一个读者的公开答复》。斐·拉萨尔1863年写过一本题为《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的小册子。因此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同拉萨尔讽刺地相比拟，称他为“准拉萨尔”。——138。
[108]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他到处招摇撞骗，惹是生非。果戈理称他为“故事性的”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点“故事”来。——138。
[109]象熊那样帮忙意为帮倒忙，出典于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寓言说，一个隐士和熊做朋友，熊热心地抱起一块大石头为酣睡的隐士驱赶鼻子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他的脑袋砸成了两半。——139。
[110]“著名的巴黎协议”是1904年11月在巴黎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协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格鲁吉亚社会联邦党、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波兰民族同盟、芬兰积极抵抗党、解放社等的代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召开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各民族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认为同动摇不定的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签订协议是不可能的，决定拒绝参加巴黎代表会议。——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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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主义的危机（节选）
（1906年12月7日〔20日〕）
宣扬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无疑标志着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某种危机。我们作为他们全部策略的原则上的反对者，当然自己解决不了这个危机就所谓外部表现来看究竟成熟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尤·拉林同志新近写的《广泛的工人政党和工人代表大会》（1906年莫斯科版，新世界出版社经销书店）这本极有教益的小册子，却帮助了我们。
尤·拉林同志常常是以多数孟什维克的名义说话的。他自称是孟什维主义的负责代表，他这样称呼自己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南方工作过，也在彼得堡，在“孟什维克的”维堡区工作过。他是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他经常既给《劳动呼声报》[111]又给《现代评论》杂志[112]写稿。所有这些事实对于评价这本小册子极为重要，因为这本小册子的意义在于作者的真实，而不在于他的逻辑；在于他的报道，而不在于他的议论。
只要翻翻“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了。
1903—1904年。孟什维克宣传组织上的民主制。布尔什维克认为，这在政党公开活动以前是知识分子的空谈。孟什维克—工人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127]（1905年）中承认，实际上孟什维克未曾有过任何民主制。孟什维克拉林承认，他们“关于选举原则的议论”是一种“臆想”，是企图“欺骗历史”，实际上在孟什维克的“圣彼得堡选举团里，到1905年秋天也还没有选举原则”（第62页）。而在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立即率先在《新生活报》[128]上宣布实际上向党内民主制过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77—87页。——编者注］
1904年年底。地方自治运动。孟什维克紧跟自由派。布尔什维克不否定（不顾甚嚣尘上的流言蜚语）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漂亮示威”，但驳斥“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注：日内瓦出版的《前进报》第1号（1905年1月）上刊登了一篇批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小品文，标题是：《无产者的漂亮示威和某些知识分子的拙劣议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17—122页。——编者注）］，这些知识分子说什么在斗争舞台上有两支力量（沙皇和自由派），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的发动是最高类型的示威。现在，孟什维克拉林自己承认，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是一种“臆想”（第62页），是“一种高明而狡猾的把戏”（第57页）。
1905年年初。布尔什维克公开地直接地提出了起义和准备起义的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他们预言到罢工和起义的结合。孟什维克则躲躲闪闪，不担当起义的任务，空谈用自我武装的迫切要求来武装群众。
1905年8—9月。孟什维克（帕尔乌斯在新《火星报》[129]上）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布尔什维克则号召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号召直接宣传起义。
1905年10—12月。表现为罢工和起义的人民斗争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拉林在统一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声明中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最高涨的时代是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行事的。[130]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了临时政府的萌芽机关。
1906年年初。孟什维克处在苦恼中。既不相信杜马，也不相信革命。他们号召为了抵制杜马而参加杜马的选举（拉林的书，第57页）。布尔什维克则履行自己革命者的义务，尽一切可能来抵制革命界中没有一个人信任的第二个杜马。
1906年5—6月。杜马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变节，抵制没有成功。布尔什维克就在新的、虽则变糟了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工作。在杜马时期，全体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同机会主义的区别：批判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为劳动派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而斗争，批判杜马幻想，宣传杜马中左派团体按革命原则彼此靠拢。
1906年7月。杜马被解散。孟什维克急得团团转，主张立即举行罢工－示威并且主张局部发动。布尔什维克表示反对。拉林在谈到这一点时，避而不谈为党员印发的三个中央委员的抗议书。关于这一事件，拉林说得不实在。布尔什维克指出举行游行示威是荒谬的，主张过一些时候再举行起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1—322页。——编者注］。孟什维克却签发了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举行起义的号召书。
1906年年底。布尔什维克承认，资产阶级的变节迫使我们走上迂回的道路，参加杜马。打倒各种联盟！特别要打倒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孟什维克却赞成联盟。
不，拉林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一翼和机会主义的一翼的这一斗争进程，我们无须为此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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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贫苦农民报》[171]编辑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好书。应该把这本书尽量介绍给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这本书用生动的例子精辟地加以说明的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吸取。这本书就是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在当地出版的、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同志写的《持枪扶犁的一年》[172]。
作者介绍了韦谢贡斯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先是国内战争，当地富农的暴动及其被镇压，然后是“和平建设”。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别人来转述，只会使原书减色。应该广泛传播这本书，并希望有尽量多的从事群众工作、深入实际生活的人来介绍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哪怕几十部最真实、最朴实、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实际内容的佳作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大量发表那些热中于写作、往往埋头书斋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著作家的报刊文章和成本著作要有益得多。
现在从亚·托多尔斯基同志的书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里谈的是不要让“商人”“失业”，而要迫使他们“干工作”的问题。
“……为此目的，执行委员会叫来了三个年富力强、特别能干的厂主——E．E．叶弗列莫夫、A．K．洛金诺夫和H．M．科兹洛夫。在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的胁迫下，他们参加了建立锯木厂和制革厂的工作。于是两个厂的建厂工作立刻就开始了。
苏维埃政权没有找错人。厂主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几乎最先懂得了，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牢牢掌握着政权的真正主人。
完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努力去执行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到现在，韦谢贡斯克已经有了一个全部开工的锯木厂，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全部需要，并在为重建中的铁路完成定货。
至于制革厂，厂房已经落成，正在安装从莫斯科运来的发动机、鼓轮以及其他机器，不出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韦谢贡斯克就会有本地出产的皮革了。
用‘非苏维埃的’人手建设了两个苏维埃的工厂，这很好地说明了应该怎样同敌对的阶级作斗争。
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每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机关，每个工厂、土地局，都应该把这个精辟的、完全正确的论断刻在木板上挂起来。因为偏僻的韦谢贡斯克的同志们明白了的道理，往往是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经常有一些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一提到合作社，他们就轻蔑地嗤之以鼻，一本正经地（又是极其愚蠢地）说：这不是苏维埃人，这是资产者、小店主、孟什维克；例如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合作社工作者就曾用自己的资金周转活动掩盖他们对白卫分子的援助；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应和分配机关应该由纯粹的苏维埃人来建立。
这种论调是混淆真理和谎话的典型，其结果是严重地歪曲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对我们的事业贻害无穷。
不错，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是在“赚钱第一”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领导人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熏陶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机构里白卫分子或白卫分子的帮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无可争辩的道理简单化，加以滥用，从而作出荒谬的结论，那就糟糕了。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立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所在，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和顺利建立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成性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室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高尚的人建设新社会。现在，这种可笑的想法，人人都觉得可笑，人人都加以唾弃。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善于认真思考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真思考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用千百年来被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细小分散的经营所败坏的，为争夺市场上的一块地盘、为了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能卖个好价钱而进行的混战所败坏的大批人才来建设共产主义。
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的机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在政治上不可信赖；但决不应当得出结论说，可以不利用它来进行管理和建设。所谓政治上不能信赖，就是不能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要职，就是肃反委员会要严密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成员。（顺便说一下，并不一定要走过头，象拉齐斯在他那个喀山杂志《红色恐怖》上那样讲荒唐话。拉齐斯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他那个杂志第1期[173]第2页上说：“在审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器或言论来反对苏维埃的罪证。”）
在政治上不信赖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进行管理和建设，却是愚蠢之极，对共产主义极为有害。谁想举荐孟什维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那他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都会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文明资本主义的、在大资本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也产生了许多如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类的、善于利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
载于1926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07—411页
注释：
[171]《贫苦农民报》（《Е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401。
[172]《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是苏俄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亚·伊·托多尔斯基写的，由该县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出版。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书中记述了该县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编辑部。列宁曾不止一次提到托多尔斯基的这本书（除本文外，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政论家短评》一文提纲和第43卷所载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401。
[173]指1918年11月1日东线肃反委员会在喀山出版的《红色恐怖》杂志第1期。该杂志主要刊载指令、报告、汇报等官方材料。——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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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1919年1月20日）
谈民主
你们要讨论的决议案，是共产党党团经过全面讨论后以它的名义向工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决议案现在印出来了，我想，它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因此打算只谈主要的两条，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两条。
我认为，第1条可以说是消极性的，是针对工会运动保持统一或独立这个口号写的，决议案第3条谈到这个口号时说，它在实践上已把拥护它的几个集团引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这样，这几个集团也就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的队伍之外了。
同志们，我认为保持独立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不仅从工会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只有懂得这个口号是怎样地自欺欺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正确地认识现在遍及全世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明显地和空前迅速地尖锐起来的斗争，才能使工人阶级及其觉悟分子有可能正确地参加这一斗争。首先我想简略地指出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多么不正确，在理论上是多么经不起批评。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叛徒杀害的事件，不仅是刚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最惨痛的事件，而且它还使人彻底认清了现今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派别和现今的各种理论体系在现代斗争问题上的提法。恰恰是在德国，臭名远扬的民主、一般民主的口号、工人阶级脱离国家政权而独立的口号等等，喊得最厉害。这些口号初看起来好象彼此并无联系，其实它们是密切相关的。说它们密切相关，因为它们表明：尽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已有丰富的经验，但小资产阶级偏见直到现在还很顽强；直到现在，那些谈论阶级斗争的人，用德国人的说法，往往只是把阶级斗争挂在嘴上，而脑子里和内心里并没有真正承认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还记得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学到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还记得作为我们大家立脚点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起码常识，我们怎么能在斗争象今天这样广泛、这样尖锐，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已在全世界提上日程，而最民主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的时候，谈论什么一般民主，谈论什么保持独立呢？谁这么想，就说明他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页也没有读懂，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无一例外都发誓信仰这部著作。
他们虽然发誓信仰这部著作，但事实上他们刚要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他们正视的那个主要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时候，却又回避它，幻想会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幻想在现代社会中，在资本家还保留着财产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民主，这种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即不是用虚伪骗人的民主招牌作掩饰的资产阶级专政。正是从这个德国，不久以前传来了一种论调，说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许不会甚至一定不会越出民主制的框框，说那里仍将实行民主制。正是在德国，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导师的人，曾经在1889年至1914年间充当整个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的人，如考茨基之流，一直打着民主的旗帜，他们不懂得，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十足骗人的幌子，如果不扯掉这个骗人的幌子，就根本谈不上认真解决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一向教导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尖锐的工会斗争所表明的。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完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
当然，同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君主制度和一切封建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我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那样的话，我们的提法就应当是：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恰恰已经到了这个斗争的决定关头。正是现在，问题已经变成这样：资本家能不能保持住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他们在准备新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有着怎样的联系，它怎样不可遏止地导致这样的大厮杀。这样一来，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一切所谓民主是全民意志的表现的宣传原来都是骗局，从事这种宣传原来不过是资本家和富人利用仍归他们私有的出版物以及利用其他一切政治宣传工具来欺骗最落后的劳动阶层的特权。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无产阶级专政则要用铁拳镇压那个唆使最不觉悟的分子去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优秀领袖的资产阶级。这个专政是无产阶级为镇压资产阶级而取得的胜利。现在资产阶级愈是清楚地看到群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愈是疯狂地拼命反抗无产阶级。因为在此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工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是一时的表现。在此以前，一些资本家，例如最长于对工人进行政治欺骗、最有政治修养、最有组织的英国资本家，也往往这样看问题，认为战争引起不满是当然的事，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工潮，但他们还没有说，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资本家老爷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财产。然而种种事件表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许多西欧国家，甚至不仅在参战国，而且在瑞士、荷兰这样一些较少经受战祸的中立国，正是这个问题已经明显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资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熏陶最多，它也最喜欢用这种制度去熏陶群众，可是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显然已在群众中酝酿成熟了。苏维埃运动已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形式。它已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阵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能通过彻底粉碎了议会制和官吏机构的新型国家。
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进程来看，第二步是苏维埃政权。起初，人们认为苏维埃只是俄国的现象（根据当时的事实是可以甚至应该这样看的）。现在事变表明：它不单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国际形式；战争已经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重新组合，使他们有了一种显然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同攫取战前闻所未闻的高额利润的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新组织；到处都建立了这种新的群众性的斗争组织，无产阶级用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组织。
在苏维埃产生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认识到苏维埃的这种意义的。就是现在，这种意义也不是人人都认识到了。不过我们这些人，在1905年经历过苏维埃的萌芽时期，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又经历过人们在群众的苏维埃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思想之间动摇不定的漫长时期，所以现在对情况格外清楚，简直是了如指掌，而且我们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根据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斗争在日益广泛和日益深入地发展这样的认识来看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那些词句，什么民主、“独立”之类，都是一钱不值的。标榜这些东西，往往滑到非阶级的立场上去。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在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能产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掌握了权力。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选择都是短命的，在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都是行不通的。鼓吹独立、鼓吹一般民主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以某种中间的、阶级之间的、超阶级的东西为前提。在任何场合下，这都是自欺欺人，都是掩盖下列事实：只要资本家的政权还存在，只要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所有制还存在，那么民主可以有多有少，民主的文明程度可以有高有低，实际上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明显地看到每一个大的矛盾怎样爆发成了内战。
法国的政治形式愈接近民主，就愈容易从德雷福斯案件这样的事情引起内战。美国的民主愈广泛，就愈容易对无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甚至对普通的和平主义者使用私刑，就愈容易爆发内战。现在，当德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第一个星期就引起了极疯狂的、比我国尖锐得多激烈得多的内战的时候，我们更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在判断内战是否已经爆发的时候，谁要是去看这些或那些政党是否已有定论，谁要是认为不过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遭到杀害，谁就是瞎了眼睛，不敢想问题，不愿意弄明白不可遏止的内战已经在我们的眼前爆发，它是不可遏止地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引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中间道路。一切关于独立或一般民主的宣传，不管打着什么招牌，都是极大的欺骗，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背叛。如果说过去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是国际的实际创始人）关于内战的理论宣传传得不远，往往受到帝国主义国家书报检查和军事封锁的阻碍，那么现在内战已经不是宣传，不是理论，而是事实，而且西欧各国的民主资格愈老，历史愈久，内战就愈激烈。这些事实一定会使最落后最迟钝的人思想开窍的。现在谁还要谈论一般民主，谈论独立，就可以叫他老顽固了。
虽然如此，考虑到俄国的工会运动是不久以前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而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成熟了），必须顺便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形。我认为，这样的回忆、这样的追述十分必要，尤其是因为工会运动（正因为它是工会运动）在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开始的时代需要来一个大转弯。
资产阶级思想家普遍都想在这个工会运动中浑水摸鱼。他们拚命想使作为工会运动基础的经济斗争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但是工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范围内最广泛的组织，实际上正是现在，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应该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应该在政治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因为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政治革命已经把政治上的一切旧概念、旧范畴推翻了，颠倒过来了。我再说一遍，旧的国家，即使是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建立时起就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工厂、生产工具、土地、铁路的所有者的专政，一句话，是一切物质资料、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的专政，而劳动因为没有占有这一切，仍然处于奴隶地位。
正因为如此，工会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就应该愈来愈多地担当起建设工人阶级政治的任务，担当起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代替原来的剥削阶级、推翻旧科学的一切旧传统和旧偏见的任务。代表这种旧科学的一位学者对无产阶级这样说过：你们管理你们的经济吧，政治让资产阶级分子的政党去管理[181]。这类说教全都是剥削阶级及其刽子手直接用来压制正在各地开始起义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武器。
同志们，在这里，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必须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按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的说法，就是工会“国家化”问题。在这里，工会必须好好地想想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一句最深刻的名言：“在社会中进行的革命愈广泛，愈深刻，完成这个革命的人，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的人也就愈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我们拿从前的农奴制贵族社会来说。在那个社会里，革命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从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交给另外一小撮就行了。我们再拿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它是夸耀自己实行普选制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普选、这整个选举机器都成了骗人的东西，因为甚至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里，大多数劳动者也是受到压制的，他们在资本主义苦役的重压下，实际上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政治活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能够导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革命，但这种胜利只有在更广大的群众独立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国家形式的改变，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不是另外举行一次虽以人们完全“平等”为前提，实际上却巧妙地掩饰着一部分人是有产者、另一部分人是无产者的事实的选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们看来，既然有“民主”，既然资本家和无产者都参加这个选举，那么，这就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平等”，这就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我们知道，这种论调是在给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的刽子手、杀人犯打掩护，是极其卑鄙的欺人之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通过民主程度不同的种种政治形式来支配劳动群众的是资产阶级，是少数有产者。他们都拥有一份资本主义财产，他们把教育和科学、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变成了剥削工具和专利品，使大多数人处于奴隶地位。现在这场革命我们已经开始，已经进行了两年，并且下定决心要进行到底（鼓掌），——我们这场革命要能够进行和取得胜利，只有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有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的代表来承担全部管理工作，承担整个国家建设事业，承担领导新生活的整个事业。（鼓掌）
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这个新阶级不是从看书、开会、听报告而是从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教育，只有这个阶级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来参加管理工作，并创造出种种形式使全体劳动者便于参加管理国家和建立规章制度的工作，只有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可能不巩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残余一扫而光。
从阶级观点上一般地说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亦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这个任务是同工人组织过去的任务即早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就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竭力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斗争这一任务紧密地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当时那些组织中，工会是最广泛的组织，现在它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组织，正如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中的一条所说的，它能够而且应当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直接参加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组织群众来监督这些机关的活动等等，建立对整个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监督、调节的新机关，而且这些机关依靠有利害关系的广大劳动群众自己，靠他们有组织地发挥主动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条件很有利，国家特别先进，已经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提高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程度，即使这样，工会会员也从来没有超过雇佣劳动者的1/5。参加工会的是少数上层分子，在这些上层分子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受到资本家的引诱和收买，能以工人领袖的身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一席地位。美国的社会党人称这批人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在这个具有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国家里，在这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对极少数无产阶级上层分子扮演的这种角色看得最清楚，这批人实际上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给资产阶级当代办，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护国主义者的骨干，而艾伯特和谢德曼将永远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谈小私有者的倾向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以便确定下一个步骤。这才是我们今天工作的重点。决议案谈到下一步怎么办时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擅自行动，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尽苦头。我们同深深盘踞在工人意识中的万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余毒、同工人身上的小私有者的倾向（半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半是利己主义倾向）已经作过不少的斗争。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现在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就是十足的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进行建设的，是在同劳动者身上同样存在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点作斗争中进行建设的。在这场斗争中，常常碰到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仍然在作怪。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它们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让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种情况我们是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它使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鉴于此，我们要告诫同志们，在这方面万万不可擅自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恶习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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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1919年1月17日）
如果你们轻视整个合作社机构，满不在乎地甚至傲慢地把它抛到一边，说我们要另起炉灶，用不着搞合作社，这种工作只有共产党员才干得了，——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有遭到覆灭的危险。必须利用现成的机构，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在理论上都懂得，经过这一年，我们更从实践中看到：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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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 这本小册子写于1907年1月20日（2月2日），由新杜马出版社在彼得堡刊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分发，印数3000册。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党的法庭来审判列宁。这一决定引起了一些党组织的强烈反对。1907年2月上半月召开的彼得堡组织234名布尔什维克会议和此后不久召开的彼得堡（市区和郊区）党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一致支持列宁。3月底，党的法庭第一次开庭，列宁在法庭上宣读了辩护词，揭露了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和机会主义政策，把对自己的审判变成了对孟什维克的审判（见《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认输而停止审判。（1907年1月20日〔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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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于1907年4月由维堡无产者报印刷厂印成小册子，并注明“只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代表阅读”。小册子的开头和末尾两部分是1907年4月写的。《列宁在党的法庭上的辩护词（亦即对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的起诉书）》是2月写的，并在1907年3月底党的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宣读过。（19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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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 [节选]
（1907年3月21日和26日〔4月3日和8日〕之间）
提赫文斯基代表支持劳动团以平均使用土地为基础的土地法案。提赫文斯基代表在维护这一法案时说：
“农民是这样看待土地的，劳动人民是这样看待土地的：土地是上帝的，因而劳动农民有权使用它，如同我们每个人有权用水和呼吸空气一样。如果有人买卖水和空气或者用水和空气做生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同样，如果有人用土地做生意，买卖土地，我们听来也很奇怪。农民协会和劳动团希望实现‘全部土地归劳动人民’的原则。至于通过什么办法来实现，是通过赎买的办法还是通过不经赎买而直接转让的办法来实现，劳动农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
提赫文斯基代表就是这样代表农民协会和劳动团发言的。
劳动派的错误、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关心赎买问题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方法问题；然而农民能否摆脱地主的压迫，却正好取决于这个问题。他们关心土地的买卖问题和所有的人有平等的土地权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对于农民实际摆脱地主压迫的斗争却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提赫文斯基代表维护的观点是：土地不能买卖，全体劳动者有平等的土地权。
我完全理解，持这种观点是出于最崇高的动机，出于对垄断、对依赖他人生存的富人的特权、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强烈抗议，出于想使全体劳动人民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的热望。
社会民主工党正是为了这个理想、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进行斗争的。但是采取提赫文斯基代表及其同道者所幻想的小业主平均使用土地的办法，是不能实现这个理想的。
提赫文斯基代表愿意真诚地、坚决地为打倒地主权力而斗争，并且我相信他会斗争到底。但是他忘记了另外一个对当代劳动人民统治更严、压迫更重的权力，忘记了资本的权力，货币的权力。
提赫文斯基代表说，农民觉得出卖土地、水或空气是很奇怪的事。我了解，那些一辈子或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是必然会有这种看法的。但是请看看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看看大城市、铁路、矿井、矿山以及大小工厂吧。你们会看到富人怎样霸占了空气、水和土地。你们会看到千百万工人被注定呼吸不到新鲜空气，被注定在地下工作，在地下室生活、饮用遭到邻近工厂污染的水。你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地价怎样飞涨，工人怎样不仅受厂主的剥削，而且还受房产主的剥削。大家知道，房产主从工人的住房、小屋，房间的一角以及贫民窟赚的钱远比从豪华寓所赚的钱要多得多。既然整个现代社会都是靠买卖劳动力，也就是靠奴役千百万人的雇佣奴隶制来维持，买卖水、空气和土地还用得着说吗？
请你们想一想，当存在着这种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地占有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呢？如果一方面承认每个公民有占有同量土地的平等权利，一方面一小撮人又腰缠万贯，而大多数人一贫如洗，那么俄国人民能不能摆脱压迫和剥削呢？不能，先生们，只要存在资本权力，就不可能有土地占有者之间的任何平等，谁想禁止买卖土地都是做不到的，荒诞可笑的。只要存在资本权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土地，甚至人的劳动、人的自身，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
我谈这些，决不是想削弱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贬低这一斗争的意义以及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不是这样。我已经说过，并且现在重申：这一斗争是正义的和必要的；农民无论为了本身的利益，或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都必须挣脱农奴主－地主的压迫。
觉悟的工人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不是想阻止这一斗争，而是想进一步发展这一斗争，为此，他们力求摆脱各种天真的想法，不相信在存在着交换、货币和资本权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小业主之间的平等或禁止土地的买卖。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支持农民反对地主。但是小经济（即使是平均的小经济）不能使人类摆脱贫困，摆脱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现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为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大生产而斗争。现在，世界各国千百万觉悟的工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这一斗争。而农民只有加入这一斗争，才能推翻自己的第一个敌人——农奴主－地主，然后再顺利地打倒第二个更厉害的敌人——资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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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 （节选）
德国自由派和俄国杜马
……要想了解这次辩论［注：这里指的是帝国国会就预算问题进行的辩论。］是多么无聊，回顾一下60年前的柏林联合议会是不无益处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是第一次披挂上阵参加议会斗争。当时的资产阶级很少有什么英勇举动。请看马克思对他们的描绘：“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害怕世界大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大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7页。——编者注］
尽管如此，当时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权利得到保证以前，也仍然善于扣住每一个铜板，并限制国王和容克的收入；它宁肯失掉国王的宠爱，也不愿牺牲自己的长子继承权来帮助国王免除破产的命运。
当时，联合议会里的自由派无论如何也比现在的自由思想者精明。他们愿意唾弃关于“有益的工作”的空谈，他们宁肯停办当时象建筑东方铁路这样的对国家富强十分重要的工程，也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制宪权利。
在帝国国会结束预算辩论的同时，俄国召开了第二届杜马，这更容易勾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俄国革命时期议会的情形与其说象1789年的法国革命时期的议会，还不如说更象1848年普鲁士革命时期的议会；俄国第一届杜马的情形在某些方面同过去在柏林剧院召开的臭名远扬的“妥协者议会”非常相似，甚至连某些细节也几乎一样，如议会被解散后立宪民主党多数都曾发表过没有结果的拒绝纳税的号召。而普鲁士政府召集的第二届议会也同本届俄国杜马一样，带有更鲜明的反对派色彩，可是一个月之后就又被强迫解散了。现在有不少人已经预言，新的俄国杜马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那些绝顶聪明的自由派却冠冕堂皇地劝告人们：要保全杜马，要以多做“有益的工作”来取得人民的信任。这一点的含义如果是象自由派所解释的那样，那么它就是对新杜马的所有的劝告中最愚蠢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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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彼得堡的分裂以及因此设立党的法庭问题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节选）
小册子 《圣彼得堡的选举和31个孟什维克的伪善面目》
“……我们先扼要地回忆一下事实经过，看看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在退出代表会议之后干了些什么……”关于这次退出及其意义，我曾经在出版这本小册子几天以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社会民主党和圣彼得堡的选举》 和另一本小册子 《“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社会民主党政论家札记）》。后一本小册子几乎全被警察没收，只有几份保全下来，我提起这本小册子，是为了使法庭能够弄清当时情况的全貌，而不只是一些片断。
请法庭注意，在我指责唐恩和31个孟什维克的小册子中，一开头着重指出了对工人隐瞒书面协定这件事。再往下：
“（2）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作为小资产阶级联盟（报上称为“左派联盟”是不正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同立宪民主党人搞交易，要求从六个席位中让三个给这个联盟。立宪民主党人给了两个席位。交易没有搞成。小资产阶级‘代表会议’（这个叫法不是我们的，是从报上借来的）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举行的一次会议是1月18日开的。《言语报》和《同志报》都发了消息。《言语报》今天宣称没有达成协议（当然，我们应当估计到他们仍在幕后进行谈判）。
孟什维克现在还没有在报刊上报道关于自己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的‘行动’。”
这就是第一段话的上下文。这些话是在我第一次从报上知道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反对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多数派的计划没有成功的当天写的，同时我也把话说在前头，说不能认为协定已完全无望，说应当作坏的估计，即谈判可能仍在“幕后”进行。为什么我当时认为（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当时的看法是正确的）应当作这种坏的估计呢？因为对公众隐瞒孟什维克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书面协定是不正确的、有辱社会党人身分的行为，必然要招致最坏的猜疑。
这里所谓把工人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是指怎样一种情况呢？有些爱开玩笑的人对我说，他们理解为我说的是为了金钱而出卖。当然，这个玩笑开得很俏皮。然而凡是能够识字并且认真看完全书而不是看只言片语的人，自然会从前后文、从整个上下文中一眼看出，这里所说的出卖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杜马席位。这里的“交易”和“买卖”自然是指政治等价物的交换而不是经济等价物的交换，是席位和选票的交换而不是金钱和选票的交换。
有人会问，对于这样一目了然的事情还值得谈吗？
我肯定地认为是值得谈的，因为根据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弄清中央委员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在报刊上公开讲究竟是可以容许的还是不可容许的。
如果小册子在这个地方说，31个人为了金钱而把工人的选票出卖给立宪民主党，这就是捏造对方有可耻的、罪恶的行为。谁这样说，就该把谁送交法庭审判，显然，这决不是因为他“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造成混乱”，而是因为他进行诽谤。这是显而易见的。
相反，如果小册子在这个地方说，31个人以社会民主党获得杜马席位为条件，把工人的选票加到立宪民主党的选票上，那么这是以抱有诚意的、无懈可击的、对党员来说可以容许的方式进行论战的范例。
我选择的说法和上面这种说法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于构成整个音乐的声调。正是我的说法指望使读者仇恨、憎恶和轻视有这种行为的人。这种说法不是指望说服这些人，而是指望粉碎他们的队伍，不是指望纠正对方的错误，而是指望把对方的组织消灭干净。这种说法确实会使人对对方产生最坏的想法和最坏的猜疑，它确实同劝说性和纠正性的说法不同，能“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造成混乱”。
人们会问我：这就是说，你承认这种说法是不能容许的？我要回答说，是的，是这样的，不过要作一点小小的补充：是对统一的党的党员来说不能容许的。这个补充是问题的全部关键。中央委员会对我提出的控告之所以根本不正确，说得重些，之所以非常不老实，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没有提到：在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在小册子所代表的（不是形式上，而是实质上）并为其目的服务的组织中，没有统一的党。在党发生了分裂的此时此刻控告什么“在报刊上发表了对党员来说不能容许的言论”，这不是老实的态度。
分裂就是割断一切组织联系，把观点上的斗争从在组织内部进行转到在组织外部进行，从纠正和说服同志转到消灭他们的组织，转到激起工人群众（以及一般人民群众）反对分裂出去的组织。
在统一的党的党员之间不能容许的事，在已经分裂的党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一个党的同志，如果他们的思想跟你不一致，不能写文章在工人群众中间不断散布对他们的仇恨、憎恶和蔑视。而对于分裂出去的组织却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做。
为什么说应当呢？因为既然发生了分裂，就必须把群众从分裂出去的人的领导下争取过来。人们对我说：你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制造混乱。我回答说：我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队伍中间即跟着在选举前夕分裂出去的孟什维克走的那一部分人中间制造混乱的，而且只要有分裂，我就永远要这样做。
我在圣彼得堡选举前夕对孟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带污辱性的攻击，这确实使无产阶级中间相信他们并追随他们的那部分队伍发生了震动。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作为进行左派联盟选举运动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员应尽的责任。这是因为在分裂以后，为了进行这一运动，就必须粉碎引导无产阶级去拥护立宪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队伍，必须在他们的队伍中造成混乱，必须激起群众仇恨、憎恶、蔑视这些人，认清他们已不是统一的党的党员，而成了阻挠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进行选举运动的政治敌人。我当时向这样的政治敌人作了歼灭性的斗争。而且只要是再发生分裂或者分裂再发展下去，我永远都要进行这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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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全民革命的问题（节选）
（1907年5月2日〔15日〕）
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只有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才可以看清楚：某一个要求“民主”的阶级或阶层不愿意或不能够象另一个阶级走得那么远，因而在实现“共同的”（所谓共同的）任务的时候，为了确定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例如为了确定自由和民权制度实现的深度、广度和彻底程度，为了确定用什么方式把土地转交给农民等等，各个阶级会展开激烈的斗争。
我们不得不提起这些被人遗忘的真理，是为了向读者说明不久以前两家报纸进行的争论。这两家报纸就是《人民报》和《我们的回声报》，下面就是前者反对后者的一段话：
“《我们的回声报》写道：‘居民按党派划分，是革命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期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教训和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这种划分根据全国范围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向右转了。’完全正确；但是，各地的‘左派’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的情绪和代表当选证书也‘清楚地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目前‘群众’在不小程度上都充满着立宪民主党式的‘立宪幻想’；‘群众’对杜马的独立活动都寄予厚望：他们极为关心‘保全’杜马的问题。《我们的回声报》的著作家们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最重要的现象。他们只注意群众派谁参加杜马，而不注意为什么群众派这些人参加杜马。既然如此，《我们的回声报》是否同意，它让无产阶级忽视‘全民的’任务，也就是让无产阶级不仅同资产阶级‘社会’隔绝，而且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呢？”
这一段话极有教益，意味深长，它暴露了机会主义的三大错误：第一，把代表的情绪同选举的结果对立起来，这就是以代表的情绪来暗中代替人民的情绪，这就是撇开更深刻、更广泛、更带根本性的东西，而看重更渺小、更狭隘、更带随意性的东西［注：至于“代表当选证书”，我们完全不同意这个理由。谁会去注意革命的和机会主义的委托书和代表当选证书呢？谁不知道有多少报纸由于发表革命的委托书而被查封呢？］。第二，用估计这种或那种“情绪”的问题来代替无产阶级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的问题。第三（这也是最主要的），为了“全民革命”这个庸俗民主派的偶像而用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的危险来吓唬无产阶级。
对于前两个错误，我们尽量谈得简单些。选举触动了群众，它不仅表明了群众的暂时的情绪，而且表明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应该撇开阶级利益（通过选举中的党派组合表现出来的阶级利益）而去看重暂时的情绪。代表的情绪也许是沮丧的，但是群众的经济利益却能激起群众性的斗争。因此，如果估计“情绪”有必要，那是为了确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或提出某种号召的时机，而决不是为了确定无产阶级的策略。否则就是以看“情绪”行事的无原则做法来代替坚定的无产阶级策略。这里谈的始终是路线问题，而决不是“时机”问题。无产阶级目前恢复了元气还是没有恢复元气（象《人民报》所想象的那样），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对估计行动的“时机”来说的，而不是对确定工人阶级行动的策略路线来说的。
第三个错误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错误：害怕社会民主党或者（也就是）无产阶级会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这种害怕实在太不应该了。
既然社会革命党、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实际上在追随立宪民主党（这是过去和现在常有的事，从投票选举戈洛文起，直至采取死一般沉默的著名策略等等），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摇摆反映小资产者的动摇本性，表明革命的发展很艰难，但并不意味着革命已经结束和革命力量已经耗尽（这是我们的看法）。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任何动摇隔绝开来，也就是教育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走向斗争，帮助他们作好斗争的准备，提高他们的觉悟，加强他们的决心和坚定性等等。或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动摇意味着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完全结束（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虽然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右分子倾向于这一观点，但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直接而公开地维护这种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也必须把自己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叛变行为）隔绝开来，以便培养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帮助他们作好更有计划、更加坚定和更加坚决地参加下一次革命的准备。
在这两种情况下，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都绝对必须同充满立宪民主党式的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隔绝。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执行真正革命阶级的坚定不移的政策，不能因听到关于全民任务、全民革命的任何反动的或庸俗的胡说而不知所措。
可能，在某种力量组合下，在各种不利条件的某种凑合下，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阶层会暂时变得奴颜婢膝或胆怯。这会是一种“全民性的”胆怯，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一定要把自己同这种习性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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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节选]
（1907年5月19日和6月2日〔6月1日和15日〕之间）
当代表大会决定以布尔什维克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草案作为基础的时候，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对草案提出了一大堆修正意见。从提交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些反对意见看，提出的修正意见一共有70多条。我不打算在这里叙述为了制止这种捣乱行为而进行的曲折斗争，尽管这种捣乱行为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名的22条阿基莫夫的修正意见［174］；我也不打算把大量毫无内容、琐琐碎碎的修正意见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5条确实非常重要的、具有原则意义的修正意见。现在把这些修正意见按照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顺序介绍一下。
我们决议案的论据部分第3条直截了当地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袖作用”。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把“领袖”这个词换成“先锋队”、“先进部队”或“主要的动力”。所有这些意见都被否决了。可以重复多少遍，说要保持无产阶级完整的阶级独立性，布尔什维克都不会反对。但是，不完全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袖作用，就等于为机会主义敞开大门。无产阶级可能成为地主的打了折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的动力”。如果无产阶级不善于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它就可能成为帮助其他阶级取得胜利的主要动力。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背叛自己，它就不应当以此为限。它应当帮助无产阶级从消极地充当主要动力提高到积极地充当领袖，从为打了折扣的自由而奋斗的从属地位提高到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充分的自由而斗争这种最独立的地位。这可以说是区分社会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策略和革命策略的关键所在。前一种策略甘愿让无产阶级充当主要动力，后一种策略则力求使无产阶级充当领袖，而绝不只是充当“动力”。
“先进部队”这种说法也是不完全承认无产阶级的任务是领导其他民主阶级，或者说，至少会使人作这样的解释。
第2条修正意见是，删掉决议案结论部分的第3条（对自由派政党的评述）中指出自由派欺骗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地方。孟什维克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删去或修改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唯物主义者不应当用“欺骗”这样的字眼来说明党的社会成分。这种论断的诡辩性太明显了，所以代表大会不会上这样的圈套。为了马克思主义而否认资产阶级政策有欺骗作用，这和为了“经济因素”而否认一切暴力完全一样。只有大卫、福尔马尔之流和其他机会主义骨干才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否认立宪民主党在当前政策中对俄国农民和小市民的欺骗作用，或者企图把这种作用说得小一些，这也就是替自由派进行粉饰，把事实歪曲得有利于自由派。这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对他们的农民选民和小市民选民赤裸裸地进行欺骗是十分确凿的事实。在一个阶级的利益引起了某些理论上的幻想即引起了虚幻的观念的时候（例如，在农民的利益引起了虚幻的想靠剥夺地主土地而获得一切财富的期望的时候），说党欺骗了自己的选民，那是不恰当的。在人民的某些阶层的议会代表把这些阶层的直接利益奉献给剥削它们的人们的时候（例如把农民出卖给地主等等），公开地、大声疾呼地指出这些阶层受了它们的议会代表的欺骗，则是必要的。马克思在1848年写道，德国资产阶级出卖了农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编者注］。如果我们在1907年的俄国不敢指出我们的资产阶级和我们的立宪民主党的这种行为，不能向人民群众证明这一点，那我们就会玷污社会民主党人这一伟大的称号。
第3条修正意见是，在决议案结论部分的第3条中增加一点：承认可以同立宪民主党达成“技术性协议”。这条意见被代表大会用记名投票否决了。我们当时声明说，如果接受这条修正意见，我们就不得不撤回整个决议案，因为，当修正意见歪曲了决议案的基本思想时，我们是有权这样做的。我们声明说，我们根本没有谈到要专门禁止同立宪民主党达成任何协议。这里不涉及禁止或允许特殊情况，而是在讲总的政治路线。谁要是诚心想执行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他就不会去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或者同它提出共同的口号，虽然并不排除在杜马中可能出现共同投票的“特殊情况”。而对于那些不诚心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你要想根据某个说法“抓住”他们总是徒劳的。我们的孟什维克所谓和自由派达成“技术性协议”意味着什么，我们全党在实践中对这一点是太清楚了。
第4条修正意见是，应当在决议案的第4条中加上一点，说明同民粹派的土地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孟什维克曾数次提出这条意见，并且经常更改其中的个别字句或决议案中插入这条意见的地方。这条修正意见被代表大会整个否决了。毫无疑问，对这条修正意见进行讨论，是有原则意义的。孟什维克在这里又企图以马克思主义作幌子，塞进某种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敌对的东西。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既反对民粹派的土地空想，也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主义的手段。孟什维克推论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在这里，在你们的决议案里说明这一点。我们回答他们说，请原谅，亲爱的同志们，这一切我们在这里都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不管你们的愿望和认识怎样，你们的补充是一种反对没收地主土地的花招。要知道，我们并没有忘记，把没收地主土地说成是“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的，不仅有一切自由派，而且还有许多非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诸如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之流的先生们，以及某些（幸而不多）曾建议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党中央委员会不要断然坚持没收的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决议要写得使人能够看懂。决议应当考虑实际政治中存在的一切政治倾向，而不应当考虑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好愿望（就算他们的愿望往往都是最好的愿望）。我们在自己的决议案里坦率地、明确地指出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我们把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径直称作纯粹的“迷雾”。社会民主党不可推委的责任就是同他们掩饰无产者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的行为作斗争。这样也就说明了问题，这样也就谴责了民粹主义所包含的真正的空想成分，这样也就谴责了小资产阶级的“超阶级的”革命主义。此外，在我们的决议案里，不单单是指责和否定这些政党，而且指出了它们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这种积极因素。谁要是由于反对小市民社会主义的“迷雾”而忘记了这一因素，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前的革命中，这一现实的因素同民粹派对未来的虚幻的空想比起来要重要得多。目前，由于这一现实的斗争，自由派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分歧。自由派的政策认为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是空想和空调的革命主义，因为摧毁这些东西对资产阶级是不利的，是危险的。在现时的实际政策里，对民粹派的空想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攻击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资产阶级的这种阶级私利。而无产阶级的政策恰恰相反，它把空想主义、革命主义以至把非阶级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平均制”幻想这种迷雾，同坚决与地主和农奴主作斗争这种现实性东西区别开来。彻底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奴制国家，对自由派来说是有害的空想，而对我们来说是无产阶级当前最迫切的利益所在。现在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同自由派进行最无情的、非常实际的斗争，使民主派农民摆脱自由派的影响。
我们谈到的孟什维克的这种修正意见，反映了孟什维主义的一种最流行的错误，这就是把资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的反动性（即在同地主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中的反动性）和农民的反动性（这种反动性并不是表现在反对地主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而是表现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也就是说，不表现在解决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时候，而表现在解决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的时候）等量齐观。孟什维克的这一根本错误遭到了代表大会的驳斥。但这一错误对实践具有很大影响，因为它掩盖了允许无产阶级跟自由派和农民民主派都同样采取一致行动的政策。
孟什维克的最后一条修正意见即引起普遍注意的修正意见，也是关于第4条即第4条最后一句的。孟什维克提议从中删掉指出要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的地方（“……站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反对黑帮和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为了使这个为代表大会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修正意见变得在表面上多少可以被接受，提议用争取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说法来代替那种使他们不愉快的说法。这是一种独特的手法，他们企图“把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企图在最能为布尔什维克接受的口号的掩饰下贯彻为布尔什维克所不能接受的政策（不去直接同立宪民主党作斗争）。招牌是你们的，而货色是我们的，——这就是孟什维克这些地道的机会主义政客通过自己的提案所道出的本意。
当然孟什维克这种天真的军事诡计立刻就被布尔什维克的那些长板凳上（我们在伦敦教堂里的确是坐在长板凳上，所以这里并不是转意）［175］发出的哄笑声给揭穿了。当一位波兰代表在孟什维克的修正意见遭到失败而提出另一个修正意见，即在决议案里保留指出同立宪民主党进行斗争的地方，同时加上承认要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点的时候，仍然是从那些长板凳上发出了简直是经久不息的哈哈大笑和雷鸣般的讽刺的掌声。当然，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个修正意见。由于尔·马尔托夫曾经在《回声》（第5集）上说我们主张把革命进行到底是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思想并对我们大发雷霆，孟什维克投票赞成波兰代表的提案（“为形势所迫”！）就特别应该得到讽刺的掌声。
孟什维克的不成功的诡计竟非常成功地为我们效劳了，因为，由于这条修正意见，代表大会承认了我们未向大会提出的另一个决议案即关于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决议案的极其重要的思想。
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好象是马尔丁诺夫）在代表大会上说，不应该把现在对待立宪民主党的态度固定下来，他希望孟什维克不是逃跑，而是秩序井然地退却。现在立宪民主党人是没用处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不要把这一点固定下来，因为他们还可能有用处。
这几句话不成功地表述了孟什维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分析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结尾时是值得谈一谈的。说表述得不成功，是因为给现在这个反革命政策指明了阶级根源的决议案丝毫也不排除还有可能利用一切能够“有用处”的东西。孟什维克那个重要的思想是：如果说现在立宪民主党辜负了孟什维克的信任，那么曾经有一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辜负孟什维克的信任。
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立宪民主党从来都是辜负孟什维克对他们的信任的。只要看看1905年10—12月我国革命最高潮时期，并把这一时期同当前时期即差不多是最低潮的时期对照一下，就足以确信这一点了。无论是在最高潮时期还是在最低潮时期，立宪民主党人都辜负了孟什维克的信任，没有证明孟什维克的策略正确，而是以自己的行为破坏了他们的策略。在高潮时期，孟什维克自己都积极地同自由派进行斗争（请回忆一下《开端报》），而现在，把第二届杜马中历次的投票总和起来，就能再清楚不过地使人看到“左派联盟”的政策正确，而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策不正确。
俄国社会民主党未来的历史学家应当把我国革命的这个最高潮和最低潮之间的时期称作动摇的时期。孟什维克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朝着自由派一边动摇。一年的争论（1904年底一1905年底）为争论问题作了历史准备，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概括。一年半的革命（1905年底—1907年上半年）在实际政策方面实地检验了这些争论问题。这次检验用事实表明，支持自由派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这次检验使人们承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唯一革命的政策是：联合民主派农民，反对背叛成性的自由派，争取把革命进行到底。
要说伦敦代表大会结束了社会民主党朝着自由派一边动摇的这段时期，那是过了头。不过不管怎样，这是消除动摇的一个重要开端。
附言：资产阶级报刊正在加紧利用社会民主党的被迫沉默和伦敦代表大会的“半合法性”，象诬蔑死人那样诬蔑布尔什维克。当然，没有日报，我们休想同无党派的《同志报》较量，在该报上，一个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阿·布拉姆，还有尤里·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大跳其康康舞［176］。好在没有记录，可以为所欲为地胡说八道。在阿·布拉姆、佩列亚斯拉夫斯基之流的这些文章里，除了无党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常的怨恨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只要点出这些文章也就足以使他们受到应得的蔑视了。由《交易所小报》［177］转发的同司徒卢威先生的谈话，则是另一回事。这个谈话好象直到现在还没有遭到驳斥。除了蔑视之外，还应该分析一下这个……样品。他倾向十月党人，仇恨左派；这是自由派内在倾向的真正典型的反映。司徒卢威先生承认那些说他使十月党人被选进主席团（杜马的）以及他同十月党人进行了谈判和协商的旧的传闻。他主张同十月党人联合！谢谢您，司徒卢威先生，您真是出色地证实了还在去年秋天《无产者报》（第5号：《俄国政党分类的尝试》）就已作出的对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评论！［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1—27页。——编者注］司徒卢威先生觉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想使自由派的重心靠近有产阶级。如果立宪民主党式的自由派同王权不能达成协议，就叫立宪民主党人滚蛋，就让哪怕是十月党人式的“自由派”去同王权达成协议。这是始终一贯的做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这会使情况明朗化和明确起来。新杜马是地主的杜马。新的选举法出色地、非常明确地把可靠的地主、资产阶级权贵同不可靠的农民、城市小市民和工人区别开来。自由派当中产生了新的派别；司徒卢威先生同“左派的冒险政策”开战，反对他们“利用落后农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的社会本能”！！（“社会本能”——这是文理不通，而由于文理不通，它的荒谬性就更加明显，司徒卢威先生愈是靠近已经离他不远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他所写的东西显然就会愈加文理不通，荒谬性就会愈加明显）
的确，这不是偶然的。作为知识分子政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是软弱无力的。如果它不同革命的（“愚昧无知的社会本能”）农民进行斗争，它就会软弱无力。如果它不同财主即同地主、厂主……十月党人结成紧密的联盟，它就会软弱无力。的确如此。我们早就向立宪民主党说过：“你所做的快做吧。”［178］谁要是主张同王权达成协议，那就去找十月党人，去找斯托雷平们，去找俄罗斯人民同盟。
谁要是支持人民，那就跟社会民主党走，只有社会民主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为反对自由派对劳动派的影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
有些人认为，正是孟什维克的政策能使立宪民主党发生分裂。真是天真的想法！不论过去还是将来，只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联盟的政策才会使立宪民主党发生分裂。只有这种政策才会加速不可避免的分裂，使资产阶级自由派走向十月党人，使资产阶级民主派走向劳动派。社会民主党今后仍将象过去一样，要促使劳动派在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进行选择。
司徒卢威之流的政治家们，勇敢地前进吧！
载于1907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文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的总结》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5卷第368—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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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抵制（节选）
（摘自社会民主党政论家的札记）
（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抵制布里根杜马[7]无疑是我国革命在实行抵制方面最重要的经验。况且这次抵制还获得了最完全、最直接的成功。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历史条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会看到两点。第一，抵制布里根杜马是一场反对我国革命转上（即使是暂时地转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第二，这次抵制是在最广泛、最普遍、最强大、最急剧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
我们来谈谈第一点。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象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普列汉诺夫之流自己提出的那些反对抵制的论据，暴露了他们并不懂得问题之所在。
其次，如果说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建立该机关的斗争，那么抵制布里根杜马同时也是反对建立整套君主立宪类型的机关的斗争。1905年清楚地表明，存在着进行总罢工（1月9日[8]以后的罢工浪潮）和军队起义（“波将金号”）[9]这种直接的群众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是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运动从革命（就最直接最狭窄的意义而言）道路引上君主立宪道路的8月6日10的法令[10]也是事实。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和君主立宪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当时需要对革命下一步发展的道路作出选择，并且决定这个选择的当然不是这些或那些集团的意志，而是各革命阶级和各反革命阶级的力量。而力量又只有在斗争中才能衡量和考验。抵制布里根杜马的口号也就是坚持直接的革命斗争道路反对立宪君主制道路的斗争口号。当然，在立宪君主制道路上也可能有斗争，不但可能有，而且还不可避免有斗争。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也可能继续进行革命并酝酿新的革命高潮；在君主立宪的范围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也可能进行斗争，而且一定要进行斗争——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曾经非常热心但非常不合时宜地论证过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现在仍然不失为真理。可是当时历史提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阿克雪里罗得或普列汉诺夫的议论都是“文不对题”，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从新版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当时，出现一场选择下一步斗争道路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旧政权召集俄国第一个代表机关，从而在一定的时间内（时间也许很短，也许较长）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呢，还是由人民以直接的冲击去扫除（或者至少动摇）旧政权，使它不能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而保证（也是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当时没有察觉到的问题，而1905年秋天，历史却把这个问题向俄国各革命阶级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对积极抵制的宣传，就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出一个为选择斗争道路而斗争的口号。
宣传积极抵制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理解了历史客观地提出的问题。1905年10—12月斗争实际上是一场选择斗争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起伏很大：起初革命人民占了上风，使旧政权不可能立即把革命引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扫除了警察自由派类型的代表机关，建立了纯革命类型的代表机关，即工人代表苏维埃，等等。10—12月时期是群众最自由、主动精神最充分、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广泛最迅速的时期，因为当时人民的冲击清除了君主立宪的机关、法律和种种障碍，因为出现了一个“政权空白时期”——旧政权已被削弱，而人民的革命新政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代替旧政权。十二月斗争的结果却相反：旧政权胜利了，击退了人民的冲击，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是决定性的胜利。1905年十二月起义得到了继续，表现为1906年夏天爆发了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抵制维特杜马[11]的口号是为把这些起义集中和联合起来而斗争的口号。
所以，研究俄国革命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抵制的客观根据是一场由历史提到日程上来的决定下一步发展道路形式的斗争，是一场决定由旧政权还是由新的自发的人民政权来召开俄国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斗争，是一场决定走直接的革命道路还是（在一定时间内）走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
因此，过去在书刊中常常出现而在讨论本题时又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抵制口号简单、明了和“走直线”的问题，以及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一些。
在所有孟什维克的书刊中，尤其是1905年（10月以前）的书刊中，都贯穿着对布尔什维克的责难和劝导，责难他们“走直线”，劝导他们必须重视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孟什维克书刊的这个特征也是一种空谈的例证，他们好象在说什么马吃燕麦、伏尔加河流入里海[12]，用这种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事实的办法来混淆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13]，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警察的御用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提出的革命口号和所走的革命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恩格斯有一次在一篇论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的宣言［注：这篇论文编入德文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Volksstaat》》）。俄译本：《〈人民国家报〉论文集》知识出版社版。］（1874年）的文章中非常清楚生动、简明扼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妥协的态度。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宣言中写道，他们不容许任何妥协。恩格斯嘲笑这个宣言，他说，问题不在于拒绝利用形势注定我们实行的妥协（或者是：形势强迫我们实行的妥协——因为无法查对原文，只能凭记忆引用，谨向读者致歉），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4—586页。——编者注］。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对向群众提出的抵制口号的简单、直接和明了的特点加以评价。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在布里根杜马时期，这个口号之所以是工人政党的正确的和唯一革命的口号，并不是因为它是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明了的口号，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向工人政党提出了参加争取简单的直接的革命道路、反对曲折的君主立宪道路的斗争这样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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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葛伊甸伯爵（我国非党的“民主主义者”教导人民什么？）[节选]
（1907年6月）
地主葛伊甸伯爵在十月革命[32]以前高尚地充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人民取得了第一次胜利以后，即在1905年10月17日以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刻投靠反革命阵营，投靠十月党，投靠这个痛恨农民、痛恨民主派的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政党。这位贵族在第一届杜马时拥护政府，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为参加内阁进行过谈判（但没有谈妥）。这就是这位典型的反革命地主的生涯中几个最主要的阶段。
于是一批衣冠楚楚、有学识有教养的先生出场了，他们高谈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口口声声同情自由事业，同情农民争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实际上这些先生在报刊上，在各种社团中、在各种会议和选举中垄断了合法反对派的地位，就是这些人举目望天，向人民说教：“如此幸运实属罕见！……已故的伯爵首先是一个人。”
不错，葛伊甸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既善于理解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又善于非常聪明地维护这些利益的公民。而你们这些有学识的民主派先生，不过是可怜的傻瓜，你们在用装疯卖傻的自由派行径掩盖自己的无能，你们只会替地主阶级充当文化奴仆，此外便别无所长。
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一点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内受他们的欺骗，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中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
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无耻之徒，自命超越任何“党派”，持“全人类”的观点，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讲人道和能宽容的人。”
可敬的先生们，你们错了。这不是全人类的观点，而是全体奴才的观点。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同志报》的诸位先生，你们正是这样的无耻之徒。你们以极其恶劣的宽容态度为之感动的是：那位支持反革命政府的反革命地主竟是一个有教养、讲人道的人。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在把奴隶变成革命者，而是在把奴隶变成奴才。你们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言论，只不过是故弄玄虚的高论，是陈词滥调，是时髦的空话或欺人之谈。这是一块粉饰得并不高明的招牌。而你们自己就是粉饰的坟墓[33]。你们的灵魂是卑劣透顶的，你们的文化和学识统统不过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这是因为你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你们出卖灵魂不仅是出于生活需要，而且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
你们感动地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你们这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已经完全被葛伊甸之流所蒙蔽。在人民面前公开地把一个建立政党来支持维特、杜巴索夫、哥列梅金和斯托雷平政府的人说成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这无异于把某个红衣主教说成是反对教皇的坚定战士。你们这些民主主义者不去教导人民正确理解立宪制，却在自己的著作中把立宪制说成是姜汁鲟鱼[34]。毫无疑问，对反革命的地主说来，立宪制正是姜汁鲟鱼，是尽力改进掠夺和制服庄稼汉以至全体人民群众的各种手段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葛伊甸是一个坚定的立宪主义者，那么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了，因为他们的政策实际上也得到了葛伊甸的支持。要是没有十月党人其中也包括葛伊甸的支持，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就不成其为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也推行不了他们的政策。请问“正人君子”中英明之至的民主主义者，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一个人的政治面貌（“立宪主义者”）呢？是根据他的言论，根据他的捶胸顿足，根据他的鳄鱼的眼泪呢，还是根据他在社会舞台上的实际活动？
在葛伊甸的政治活动中，什么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呢？是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他未能就参加内阁的问题同斯托雷平达成协议呢，还是在这一事件之后他前去同斯托雷平进行谈判？是他从前某个时候发表过某种自由派言论呢，还是在10月17日以后他马上成了十月党人（＝反革命者）？你们在把葛伊甸称作坚定的立宪主义者时，教导人民说，前者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这就是说，你们连民主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却在那儿毫无意义地跟着重复民主主义口号的片言只字。
正派社会中的正人君子们，你们要记住，所谓民主就意味着同反革命地主对国家的统治作斗争，而葛伊甸先生所支持的以及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所体现的，却正是这样的统治。
“葛伊甸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们的沙龙民主主义者感动地说。是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承认了，而且也乐意承认，他比民主主义者们更有教养，更有头脑（这倒不一定同受教育有关），因为他对本阶级的利益和他那反革命社会活动的利益的理解，比你们这些《同志报》的先生对解放运动的利益的理解要高明。这位有教养的反革命地主善于巧妙而狡猾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熟练地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表面上的绅士风度来掩饰农奴主的追逐私利的意图和贪得无厌的野心，他坚持（在斯托雷平之流面前）用阶级统治的最文明的方式来保护这一利益。葛伊甸之流把自己的“教养”全都用来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俄国激进派沙龙中的“正派的”无耻之徒看来，这倒可以作为政论家用以表现现代社会中将教养用于卖淫勾当的极好题材。
“民主主义者”一谈到有教养时，总想使读者联想到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高尚的智慧和心灵。对葛伊甸这班先生说来，教养就是薄薄的一层脂粉，就是训练有素的本领，就是“练就”一套以绅士风度来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政治投机的功夫。这是因为葛伊甸的十月主义，他的“和平革新派[35]思想”，以及他在第一届杜马解散后同斯托雷平的各次谈判，其本质统统无非是从事最粗暴、最肮脏的勾当，无非是设法以更稳妥、更狡猾、更巧妙、更隐蔽、更不外露的手法来维护高贵的俄国贵族榨取千百万“乡巴佬”血汗的权利。这些乡巴佬无论在1861年以前还是在1861年，无论在1861年以后还是在1905年以后，都始终不断地遭受这些葛伊甸的掠夺。
从前，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就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主－地主有教养这种傅粉施朱的外表，认清其掠夺的需要，教导人们憎恨这等人的虚伪和冷酷。然而，那些以民主主义遗产的保护者自诩、参加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人在评价葛伊甸时所表现的奴才相，较之《同志报》的先生们更甚百倍。我们把《同志报》的先生们看作俄国“社会”中“正人君子”的“民主主义”典范。］或者成为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要奴颜婢膝，并以自己作为非党民主主义者能不偏不倚而扬扬得意。这种表演怕是比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的业绩更加令人生厌吧……
沙龙民主主义者得意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人’。葛伊甸是讲人道的。”
葛伊甸的人道精神所引起的这种感动，使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待人和蔼，有西欧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役说：“为什么酒没有温热？”仆役没有作声，脸色变得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36]
请看，这就是葛伊甸式的“人道精神”或葛伊甸之流的人道精神的典范。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比起萨尔特奇哈来……也是“讲人道”的人，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亲自到马厩去看看鞭挞费多尔的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过问鞭挞费多尔的树条是否在盐水里浸泡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役不打不骂，他这个有教养的人，只是站得远远地“处理”，温文尔雅又充满人道精神，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
葛伊甸的人道精神也正是如此。他自己没有同卢热诺夫斯基和菲洛诺夫之流一起参与拷打和折磨农民。他也没有同连年坎普夫和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之流一起去进行讨伐。他没有同杜巴索夫一起去血洗莫斯科。他是如此人道，以致没有去建立这类业绩，而让全俄“马厩”中的这类英雄去“处理”，自己却坐在宁静雅致的书斋里领导着支持杜巴索夫之流的政府的政党——这个政党的领袖们为征服莫斯科的杜巴索夫举杯祝贺……“费多尔的事”派杜巴索夫之流去“处理”，自己不到马厩去，难道这不是确确实实的人道精神吗？在主持我国自由派和民主派报刊政治栏的老懦夫们看来，这是人道精神的典范……“他是个连苍蝇也不肯伤害的大好人！”支持杜巴索夫之流，坐享杜巴索夫之流镇压的成果，而又不必替杜巴索夫之流承担责任，“如此幸运实属罕见”。
沙龙民主主义者认为，抱怨一通葛伊甸之流为什么没有来治理我们，就算是登峰造极的民主主义（因为这位沙龙笨伯根本想不到这是葛伊甸和杜巴索夫之流之间的“自然”分工）。请听：
“……真可惜，现在正是他〈葛伊甸〉最有用的时候，他却去世了。否则他现在会同极右分子进行斗争，发挥他最好的精神素质，以他所固有的毅力和机智捍卫立宪原则。”（6月22日星期五《同志报》第299号刊登的普斯科夫省通讯《纪念葛伊甸伯爵》）
真可惜，有教养、讲人道的和平革新党人葛伊甸，竟未能以他关于立宪的漂亮空话来掩盖第三届杜马即十月党人杜马的真相，来掩盖破坏杜马的专制制度的真相！“民主主义者”政论家的任务不是去撕破虚伪的外衣，把压迫人民的敌人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面前，而是为失去了美化十月党人的老奸巨滑的伪君子感到惋惜……什么是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37]（Was ist der Philister？Ein hohler Darm，voll Furcht und Hoffnung，dass Gott erbarm！）什么是立宪民主党阵营的或接近立宪民主党阵营的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反革命地主发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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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节选）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时候，委员会内形成了机会主义多数派，在决议草案中出现了这样的离奇古怪的句子：“大会并不在原则上和在任何时候都谴责任何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这个论点实际上等于直接向资产阶级政策倒退，向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辩护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倒退。有一位美国代表说，这是倒退到罗斯福那里去了。用“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和在殖民地进行切实的改良工作之类的任务来替这种倒退辩护的尝试是十分不妥当的。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在殖民地也要进行改良，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对其他民族征服、奴役、施加暴力和进行掠夺的“殖民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有丝毫共同之处。一切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既适用于宗主国，也适用于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极其混乱的。大会从决议中删去了这句话，而且比过去的决议更尖锐地谴责了殖民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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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节选1）
尽管地主、官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对改革的任务和条件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指出同一个趋势，即大地主的土地将转让给最贫穷的农民。至于各阶级对转让土地的规模和条件有哪些根本不同的看法，我们下文另谈。现在，我们再列一个表格来说明斗争可能达到的终点，作为说明斗争起点的那张表格的补充。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目前的情况，现在再来说明到那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假定3万个地主每个留下100俄亩土地，总共留下300万俄亩，其余的6700万俄亩土地和5000万俄亩未按类别划分的土地都转归1050万户贫苦农民。结果如下：
这就是俄国革命中争取土地的斗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这一斗争的起点和这一斗争的趋势即终点，也是（在斗争的参加者看来）最好的结果。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节选2）
在第二届杜马讨论土地问题时，社会民主党人共有8次发言，其中只有两次发言是为土地地方公有化辩护的，而不只是提一下。这就是奥佐尔的发言和策列铁里的第二次发言。其余的发言差不多都是抨击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从政治上来阐明土地问题。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右派农民彼得罗琴科的朴实的发言（1907年4月5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言陈述了一位农村代表听了各个政党的发言后所得到的总的印象。“我不想重复这里已经讲过的东西来打扰你们。我只想对这个问题简单说几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代表在这里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他这次发言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简括地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我或由我占有的土地，你们是没有权利拿去的，而我也不会把它交出来。就这个问题，库特列尔代表回答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交出来，你们交出来，就可以拿到钱。’德莫夫斯基代表说：‘对土地随便怎么办都行，自治却是一定需要的。’与此同时，卡拉瓦耶夫代表却说：‘两者都需要；但是要先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来分配。’策列铁里说：‘各位先生，不行，要分配是办不到的，因为只要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它就不会容许这样做。我们最好是先设法夺取政权，然后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第1615页）
可见，这位农民抓住了在他看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发言同劳动派发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说明了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即“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其他的不同之处他没有抓到，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重要的！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揭露了一个事实：“我国的官僚贵族同时又是地主贵族。”（第725页）发言人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国家政权把属于全国的土地即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分归私人所有”（第724页）。他在发言快结束的时候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作了声明，重申了我党的土地纲领，但仍然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把我党的土地纲领和其他“左派”政党的纲领进行对比。我们指出这点，并不是要责备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策列铁里的第一次发言简短明了，集中地阐明地主政府的阶级性质，这一发言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为什么右派农民根本看不出（大概所有农民也看不出）我党纲领独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社会民主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第二次发言，是由工人佛米乔夫（塔夫利达省代表）在杜马随后的一次“土地问题讨论会”上作的（1907年3月26日第十六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常常说“我们农民”如何如何。佛米乔夫很激烈地驳斥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意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所谓农民没有地主就象“羊群没有牧人”这一句名言比“左派”的几次发言还更能鼓动农民代表。佛米乔夫说：“库特列尔代表在长篇发言中，发挥了强制转让而又支付赎金的思想。我们农民代表不能承认赎买办法，因为赎买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又一条绞索。”（第1113页）佛米乔夫最后要求“根据策列铁里代表提出的那些条件把一切土地交归劳动者掌握”（第1114页）。
随后发言的伊兹迈洛夫也是一个工人，他是诺夫哥罗德省农民选民团选出的（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他反对他的同乡、农民博加托夫所发表的意见，因为博加托夫以诺夫哥罗德农民代表的名义同意赎买的办法。伊兹迈洛夫愤怒地批驳了赎买办法。他叙述了诺夫哥罗德农民获得“解放”的情况，说他们在1000万俄亩耕地中只获得了200万俄亩，在600万俄亩森林中只获得了100万俄亩。他描述了农民的贫困，说他们穷到不仅“几十年来就是拆自己房舍周围的篱笆当柴烧”，而且“把自己木屋的边角也锯下来当柴烧了”，“他们把旧的大木屋改为小木屋，为的是省出一抱生火用的劈柴”（第1344页）。“我们农民的处境这样，而右派先生们却为文化问题而苦恼。据他们说，庄稼汉没有文化。难道饥寒交迫的庄稼汉顾得上什么文化吗？右派先生们是希望农民要文化而不要土地；我在这一点上也信不过他们。我想他们也会同意出卖自己的土地，不过他们会讨价还价，要庄稼汉付出更高的地价。这就是他们表示同意的原因。各位先生，在我看来（农民尤其应该知道这一点）问题完全不在于土地。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土地后面一定隐藏着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其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农奴主贵族害怕交给人民的，害怕它会同土地一起失去的；各位先生，这种力量就是政权。他们会交出土地，也愿意交出土地，不过要我们照旧给他们当奴隶。只要我们欠着债，我们就总是挣脱不了地主－农奴主的权力的。”（第1345页）对立宪民主党计划的实质的揭露，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工人更鲜明更一针见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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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葡萄牙国王事件
（1908年2月20日〔3月4日〕）
资产阶级报刊，甚至包括最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刊，在谈到葡萄牙这个冒险家被刺事件[202]的时候，都不能不把黑帮的道德搬出来。
欧洲一家最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法兰克福报》的一位特派记者就是一个例子。这位记者在报道的一开头半开玩笑地说，一大群记者在获悉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后，就象扑向猎物一样，立即扑向里斯本。这位先生写道：“我恰巧和一位伦敦的名记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位记者大肆吹嘘起他的阅历。原来，他为这类事件已经到过贝尔格莱德，可以自认为是个‘采访国王遇刺案的专职记者’了。”
……是啊，葡萄牙国王的遇害确实是国王们的“职业性事故”。因此，出现一些报道国王陛下职业性“事故”的专职记者，这是并不奇怪的……
然而，不管这班记者写的报道中如何突出廉价的和庸俗的耸人听闻的情节，真相有时还是掩盖不了的。“一位住在最繁华的商业区的商人”对《法兰克福报》记者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一听说出事，马上就挂旗志哀。但是，很快就来了一些买主和熟人，问我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打算同朋友们绝交。我问他们：难道谁都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先生，说来您简直不会相信，我招来了多大的报应啊！后来我只好把旗扯了下来。”
这位自由派记者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发表了一段议论：
“象葡萄牙人民这样天性温厚殷勤的人民，看来是学坏了，才会对去世的人也这样切齿痛恨。如果这是真话（这无疑是真话，我如果对此避而不谈，就是歪曲历史真相），如果不仅是这种无声的抗议宣告了对遇害的国王的判决，如果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对受害者的谩骂，而且是出自‘循规蹈矩的人’之口，那么自然不免使人想探究一下那种使人民心理变得如此不正常的罕见的错综复杂的情势。假如人民连死亡能赎取一切尘世罪恶这个古老的神圣权利都不承认了，那么这样的人民如果不是已经道德堕落，就是这种使他们不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问题的刻骨仇恨确实有着产生的原因。”
啊，自由派伪君子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法国学者和作家也宣布为道德堕落的人呢？他们不是直到现在不仅对1871年的公社活动家，甚至对1793年的活动家，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甚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战士都是恨之入骨和肆意谩骂的吗？原因就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奴仆看来，人民只有“温厚地”忍受戴王冠的冒险家们的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才是“正常的”和“道德的”。
这位记者继续写道：不然（即如果不看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今天就有一家君主派报纸对人民中的无辜牺牲者表达了甚至在国王被杀时也没有表达过的哀思，为什么现在我们就看得十分清楚，人们竟开始编造起歌颂凶手的神话来了。几乎在每一次行刺案中，各个政党都急于表示自己与凶手无关，而葡萄牙的共和派却对他们中间出现‘2月1日烈士和英雄’公开表示自豪……”
这位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过于热心了，他居然把葡萄牙公民对于为剪除嘲弄宪法的国王而牺牲的人所表示的尊敬，叫作“革命神话”！
另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米兰《晚间信使报》[203]的一位记者，报道了国王遇刺案发生后葡萄牙书报检查机关无法无天的情景。电讯不准外发。诚实的资产者如此喜欢人民群众的“温厚”，但是大臣和国王却不讲什么“温厚”！取代遇刺国王的葡萄牙冒险家们说得对：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消息传递之困难不亚于战时。必须绕道发消息，先寄到巴黎（也许是寄到某个私人通信处），然后再转到米兰。这位记者在2月7日报道说：“甚至在俄国，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时期，书报检查机关也从来没有象在目前的葡萄牙这样无法无天过。”
这位记者在公历2月9日报道说：“某些共和派报纸在今天〈国王安葬日〉使用的那些言词，我绝对不敢在电讯中重复。”在一篇于2月8日发出、但是比上述通讯晚到的报道中，记者引用了《国家报》就葬仪发表的一段评述：
“人们抬着两个君主的腐烂尸体，抬着正在土崩瓦解的君主制的无用遗骸。这个君主制是依靠背信弃义和种种特权维持的，它的累累罪行玷污了我国两百年来的历史。”
这位记者又补充说：“当然，这是一家共和派报纸，但是在国正安葬日竟刊登说这种话的文章，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不过我们也来补充一句：我们觉得应该惋惜的只有一点，就是葡萄牙的共和运动对一切冒险家的惩治还不够坚决，还不够公开。我们惋惜的是，葡萄牙国王事件中还明显地有密谋家采取的恐怖手段的因素，这种恐怖手段软弱无力，实际上达不到目的，即使那种为法国大革命增光的真正的、全民性的、确实能使国家焕然一新的恐怖手段，也还是软弱无力的。也许，葡萄牙的共和运动会更加高涨起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永远同情反对君主制的共和派。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在葡萄牙只是杀死了两个君主，使君主制受到惊吓，而没有能够把它消灭。
欧洲各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都以不同方式对葡萄牙人民和葡萄牙共和派表示了同情，对统治阶级（它们的代表竟谴责刺杀冒险家的行为并同情冒险家的继承人）表示厌恶。有些社会党人在议会中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有些社会党人在听到对“蒙难”君主制表示同情的发言时退出了会场。王德威尔得在比利时议会中选择了“中间”的（最坏的）道路，他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句话，说他对“所有的死者”都表示敬意，就是说，既包括国王，也包括谋杀国王的人。但愿在全世界社会党人中间，这样的人只有王德威尔得一个。
欧洲社会党人的共和主义传统大大削弱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逼近势必使争取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失去实际意义。但是削弱共和制的宣传，往往并不意味着更积极地追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是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还认识得不够。无怪乎恩格斯在1891年批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向德国工人十分有力地指出了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意义，指出在德国也可能把这一斗争提到日程上来。［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277页。——编者注］
在我们俄国，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只有如人民社会党人之流和“社会民主党人”马利舍夫斯基（见《无产者报》第7号关于他的文章）这样的极端可怜的小市民机会主义者，才会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出结论，说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在俄国已退居次要地位。相反，我国革命的经验正好证明，在俄国，争取废除君主制的斗争同为农民争取土地、为全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反革命的经验恰好证明，争取自由的斗争如果不触动君主制，就不能算是斗争，而只能算是小市民畏首畏尾和优柔寡断的行为，或者是资产阶级议会活动中的野心家对人民的公开骗局。
载于1908年2月20日（3月4日）《无产者报》第2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6卷第438—442页
注释：
[202]指1908年2月1日葡萄牙国王卡卢什一世和王储路易斯·菲力浦一起在里斯本遇刺殒命事件。——422。
[203]《晚间信使报》（《Corriere della Sera》）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1876年在米兰创刊。——424。
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节选)
（1908年7月2日〔15日〕）
从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密切注视正在酝酿中的新的政治危机，教育群众记取1905年的教训，懂得任何尖锐的危机必然要转变成起义，并要巩固组织，使它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提出这种口号。“最近的将来有没有希望？”这样提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俄国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稍微能够思考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敢预言的。我们所知道的 和所能说的就是，如果不改造土地关系，不彻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俄国就不能生存，而俄国是要生存下去的。斗争的焦点是，由斯托雷平按地主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破坏呢，还是由农民在工人的领导下自己来进行对自己有利的破坏。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使群众认清正在增长的危机的这个经济 基础，并且教育郑重的党组织，使它能够帮助人民吸取丰富的革命教训，使它能够在日益成长的力量成熟到足以发动新的革命“运动”的时候领导 他们进行斗争。
但是，这个回答在那些不把“口号”看作是从阶级分析和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估计中得出的实际结论，而把“口号”看作是党派的永久不变的护身符的人看来，当然会是“不明确的”。这些人不懂得：不会根据完全明确的时机和还不明确的时机的不同来考虑自己的策略，是政治上没有修养和眼光狭窄的结果。巩固组织！我国这些好唱革命“高调”的英雄们看不起这种不会“马上”、立即、明天就产生轰轰烈烈的结果的细小任务。说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希望没有实现”。而且是在经过了三年革命，强大的政党的作用和意义已经得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证实 之后，竟然还说出这种话来！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已表明，甚至在普列韦制度下也可能 建立真正能够领导各阶级 的政党 。1905年春天，我们党还是地下小组的联合组织，到秋天就成了千百万 无产阶级的政党。先生们，这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的呢，还是经过10年缓慢的、顽强的、无声无息的工作才准备了 和保证了这样的结果的呢？如果在当前这样一个时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提到首要 地位的是杀死沙皇，而不是在农民群众中建立党的 组织，把劳动派这个流派的果子酱似的革命性锻炼成一种比较巩固的、有思想的、坚定的、坚韧的东西，——那么我们要说，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就要灭亡，它早已死去，它的领袖们在人民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期间就模糊地感到民粹派自己的“破产”了。
我们没有指望农民在革命中能起领导作用，甚至没有指望他们能起独立的作用，我们也不会因第一个战役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因为第一个战役表明，在农民当中，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虽然十分模糊混乱，但是非常普遍。我们会再一次象革命前那样坚韧顽强地工作，使党的传统不致遭到破坏，使党能够得到巩固，能够在第二个 战役的时候不是领导二三百万无产者，而是领导比这多五倍、十倍的人。你们对这个任务没有信心？你们觉得这个任务枯燥？最可尊敬的先生们，请便吧：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不过是空谈家！
注：普列韦制度是指1902年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维·康·普列韦为镇压革命运动而在俄国实行的残酷的警察制度。按照普列韦的直接指示，沙皇军警曾向罢工工人和游行示威者开枪扫射。在采取警察恐怖手段的同时，普列韦还用派遣奸细和政治上腐蚀工人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的办法，力图瓦解工人运动。在普列韦任职时期，祖巴托夫政策特别盛行。普列韦还实行挑动民族间相互敌对的政策，是南俄发生的多次暴行的罪魁祸首。
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
（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最近，欧洲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比从前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
在波斯，爆发了一场以独特的方式把类似俄国的解散第一届杜马同类似俄国1905年底的起义结合起来的反革命运动。可耻地被日本人打败的俄国沙皇军队，正在为雪耻而卖力地替反革命效劳。哥萨克在俄国建立了讨伐、掠夺、杀戮无辜等功勋以后，接着又在波斯建立了镇压革命的功勋。尼古拉•罗曼诺夫站在黑帮地主和被罢工与内战吓破了胆的资本家的前列，疯狂地镇压波斯的革命者，这是理所当然的。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军人也不是第一次充当国际刽子手的角色了。英国一面假装置身事外，一面对波斯的反动派和专制制度拥护者采取明显的友好的中立态度，这是稍有不同的现象。英国自由派资产者被自己家里工人运动的发展激怒了，被印度革命斗争的高涨吓坏了，他们愈来愈经常、愈来愈露骨、愈来愈强烈地表明，在立宪方面阅历最深的最“文明的”欧洲政治“活动家”，在群众奋起同资本、同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即奴役、掠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争的时候，竟会变成什么样的野兽。波斯的革命者在国内的处境是困难的，印度的主人和俄国的反革命政府差不多已经准备好要瓜分波斯了。但是，大不里士的顽强的斗争、似乎已经被击溃的革命者屡次在军事上转败为胜，都表明波斯王的军队即使有俄国的利亚霍夫们和英国的外交官的援助，也会遭到来自下面的极其有力的反抗。一个革命运动能在军事上反击复辟行动，迫使有这种行动的英雄们去向异族人求援，这种革命运动是不会被消灭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波斯反动派取得最完全的胜利，那也只能是人民的新的愤怒的开端。
在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105]领导的军队中的革命运动获得了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只是胜利了一半，甚至只是胜利了一小半，因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用恢复著名的土耳其宪法的诺言暂时敷衍过去了。但是，革命的这种一半的胜利、旧政权被迫作出的这种仓猝的让步，必然会使内战发生更重要得多、更剧烈得多、能吸引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的新的转折。而内战这所学校，人民并没有白进。这是一所要经受严重考验的学校，它的全部课程必然包括反革命的胜利、凶恶的反动派的猖獗、旧政权对反叛者的野蛮镇压等等。但是，只有愚蠢透顶的书呆子和没有头脑的木乃伊才会因人民进入这个受苦的学校而痛哭流涕；这个学校教被压迫的阶级进行内战，教他们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把现代奴隶群众中的仇恨集中起来。这种仇恨长期隐藏在闭塞的、迟钝的、无知无识的奴隶的心中，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奴隶生活的屈辱，这种仇恨就会引导他们去建立最伟大的历史功勋。
在印度，替“文明的”英国资本家当奴隶的当地人正巧也在最近使得他们的“老爷们”感到惶惶不安。被称为英国对印度的管理制度的暴力和掠夺是没有止境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俄国当然除外——群众都没有这样贫困，居民也没有这样经常地挨饿。自由不列颠的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最激进的活动家，象约翰•莫利（Morley）这种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立宪民主党人眼中的权威、“进步的”（实际上是在资本面前卑躬屈节的）政论界的明星，都当了印度的统治者，变成了真正的成吉思汗，他们竟能批准“安抚”他们治下的居民的一切措施，直到杀戮政治抗议者！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型周报《正义报》[106]（《Justice》）在印度竟被莫利这样一些自由派和“激进派”恶棍所查禁。当英国的国会议员、“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的领袖凯尔－哈第胆敢来到印度，向当地人谈论民主的最起码的要求的时候，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报刊都向这个“反叛者”狂吠起来。现在，最有影响的英国报纸都在咬牙切齿地谈论扰乱印度的“煽动者”，欢迎对印度的民主派政论家采取纯粹俄国式的、普列韦式的法庭判决和行政镇压手段。但是，印度的市井小民开始起来卫护自己的作家和政治领袖了。英国豺狼对印度民主主义者提拉克（Tilak）的卑鄙的判决（他被判处长期流放，最近几天向英国下院提出的质询表明，印籍陪审员认为提拉克无罪，是英籍陪审员判定他有罪的！），财主的奴才向民主主义者进行的这种报复，在孟买引起了游行示威和罢工。印度的无产阶级也已经成长起来，能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了，——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英国和俄国在印度的秩序已经好景不长了！欧洲人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掠夺在这些国家中锻炼出一个日本，使它获得了保证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发展的伟大军事胜利。毫无疑问，英国人对印度的长期的掠夺，目前这些“先进的”欧洲人对波斯和印度的民主派的迫害，将在亚洲锻炼出几百万、几千万无产者，把他们锻炼得也能象日本人那样取得反对压迫者的斗争的胜利。欧洲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有了亚洲的同志，而且其人数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
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强有力地开展起来了。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计，因为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新风”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造反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某些参加殖民掠夺的人这一回已经感到惶惶不安，这可以从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举动中看出来：他们竟帮助中国的“历史政权”镇压革命者！他们也在为“自己的”那些和中国接壤的亚洲属地的安全而担心。
但是，使法国资产阶级感到不安的不单单是亚洲的属地。在巴黎附近的维尔纳夫－圣乔治修筑街垒，枪杀修筑街垒的罢工者（7月30日（17日）星期四），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欧洲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代表资本家统治法国的激进派克列孟梭在拼命地摧毁无产阶级头脑中剩下的最后一点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幻想。军队奉“激进派”政府的命令枪杀工人，这类事件在克列孟梭执政时恐怕比过去更多了。克列孟梭已经因此从法国社会党人那里得到了“血人”的外号，现在，当他的暗探、宪兵和将军们又在使工人流血的时候，社会党人想起了这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有一次向工人代表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和你们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是的，法国无产阶级和最极端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现在已经完全站在街垒的不同方面了。法国工人阶级为了建立共和国和保卫共和国流过很多鲜血，而现在，在共和制度已经完全巩固的基础上，私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决战已经日益临近了。《人道报》[107]就7月30日的事件写道：“这不是简单的屠杀，这是战役的一部分。”将军们和察们总想向工人挑衅，想把和平的、非武装的游行示威变成大血战。但是，当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罢工者和示威者，向手无寸铁的人们进攻的时候，他们遭到了反击，街垒迅速地修筑起来了，以至发生了轰动整个法国的事件。该报写道，这些用木板筑成的街垒糟糕得令人发笑。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这个。重要的是第三共和国曾使修筑街垒不再风行。现在“克列孟梭又使之风行起来”，——而且他明目张胆地谈论这一点，就象“1848年6月的刽子手、1871年的加利费”明目张胆地谈论内战一样。
不只是社会党人报刊在评论7月30日的事件时追溯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日子。资产阶级的报纸穷凶极恶地攻击工人，指责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一家报纸叙述了一个能够说明双方在出事地点的情绪的小小的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插曲。当工人们抬着一个受伤的同志从指挥攻击罢工者的维尔威尔将军身边走过的时候，示威的人群中发出了喊声：“Saluez！”（“敬礼！”），于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将军就向受伤的敌人敬了礼。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现象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但是由于历史条件、政治制度和工人运动的形式不同，同样的趋势有不同的表现。在美国和英国，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无产阶级缺乏任何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或者至少是缺乏比较生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为反对托拉斯的运动的加强、社会主义运动的空前增长和有产阶级对这一运动的注意力的相应增长，表现为工人组织（有时纯粹是经济组织）转而进行有计划的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奥地利和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也部分相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在选举斗争上面，表现在政党的关系上面，表现为各种色彩的资产者都彼此接近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表现为法庭和察加紧进行迫害。两个敌对阵营都在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组织，彼此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歧愈来愈尖锐，好象都在一声不响地聚精会神地准备进行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在罗马语国家，如意大利，特别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表现为特别猛烈的、急剧的、往往简直是革命的爆发，那时无产阶级埋藏在心底的对压迫者的仇恨突然爆发出来，“和平的”议会斗争局面被真正的内战场面所代替。
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进行的。只有各个国家的工人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在一切活动场所充分地和全面地利用一切机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汇入总的潮流里来，但是，在每个国家里，运动都有某种片面性的毛病，都有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某些理论上或实践上的缺点。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百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近。这次斗争，从工人阶级方面来说，准备得将比无产者最近一次伟大起义即巴黎公社的时期要好许多倍。
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进步，以及亚洲革命民主主义斗争的尖锐化，使俄国革命处于特殊的和特别困难的条件之下。俄国革命在欧洲和在亚洲都有伟大的国际同盟军，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不仅有国内的敌人，不仅有俄国的敌人，而且有国际的敌人。针对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反动活动，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反动活动把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团结起来去反对一切人民运动，反对亚洲的、特别是欧洲的一切革命。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象大多数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至今还在幻想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推开”资产阶级，不要吓倒他们，不要产生“过分的”反动，不要造成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局面。这真是白日做梦，真是庸人的空想！在世界各先进国家里，易燃物极其迅速地增多，烈火极其明显地延烧到昨天还在沉睡的大多数亚洲国家去，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活动的加强和各个国家的民族革命的尖锐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俄国的反革命没有完成而且也不能完成我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俄国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倾向于国际反无产阶级和反民主的潮流。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指靠自由派同盟者。它应当独立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向革命的完全胜利迈进：相信农民群众自己必然要用暴力来解决俄国的土地问题，帮助他们推翻黑帮地主和黑帮专制制度的统治，给自己提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任务，并要记住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它的胜利同国际革命运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反革命的（俄国的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少抱幻想，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多加关心！
载于1908年7月23日（8月5日）《无产者报》第3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5版第17卷第174—183页
注释：
[105] 青年土耳其党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参加者的泛称，也专指1889年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组织“统一与进步”的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人主张限制苏丹的专制权力，把土耳其从封建帝国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家，加强土耳其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挽救陷于瓦解的奥斯曼帝国和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它的领土。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的叛乱被粉碎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组成了新政府。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后很快就失去了革命性。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府保存了君主政体，并执行反动政策。它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1918年11月，“统一与进步”党（由“统一与进步”组织改组而成）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自行解散。——156。
[106] 《正义报》（《Ｊｕｓｔｉｃｅ》）是英国一家周报，1884年1月—1925年初在伦敦出版。它最初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从1911年起成为英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自1925年2月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出版，1933年12月停刊。——159。
[107] 《人道报》（《ＬＨｕｍａｎｉｔ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