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1915年1月19日〔2月1日〕）
“休特古姆”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意指沾沾自喜和不知羞耻的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典型。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大家提起休特古姆派都加以鄙视。可是，要使自己不陷入沙文主义，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尽力协助揭露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普列汉诺夫写了《论战争》这本小册子，从而使自己确定无疑地成了俄国休特古姆派的首领。他的论断完全是以诡辩代替辩证法。借助诡辩指责德国的机会主义，以便掩饰法国和俄国的机会主义。结果不是同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而是支持国际机会主义。借助诡辩为比利时的命运痛哭流涕，对于加里西亚却讳莫如深。借助诡辩把帝国主义时代（即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存在的时代）同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时代混淆起来，即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就要粉碎资产阶级祖国的时代同资产阶级祖国诞生和巩固的时代混淆起来。借助诡辩指责德国资产阶级破坏和平，而闭口不谈“三协约国”[134]的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对德战争的准备。借助诡辩回避巴塞尔决议。借助诡辩以民族自由主义代替社会民主主义：借口俄国经济发展的利益而希望沙皇政府取得胜利，而对俄国的民族问题、沙皇制度阻碍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相比之下远为迅速和顺利的问题等等，统统只字不提。要分析普列汉诺夫的所有这些诡辩，需要写一系列文章，而我们还不清楚，他的许多荒唐可笑的言论究竟值不值得加以分析。我们只来谈谈他的一个所谓论据。恩格斯在1870年给马克思写信说，威·李卜克内西错误地把反俾斯麦主义当作唯一的指导原则［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2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找到了这句引文十分高兴，说什么我们的反沙皇主义也是这样！但是，让我们抛开诡辩（即不顾事件的相互联系而仅仅抓住事物的表面的相似之处）而用辩证法（即研究事件及其发展的整个具体环境）来看一看吧。德国的统一在当时是必要的，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和以后始终都确认这一点。早在1859年，恩格斯就直接呼吁德国人民为统一而战斗［注：同上，第13卷第247—299页。——编者注］。在用革命实现统一未能成功之后，俾斯麦用反革命的方式，用容克的方式完成了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把反俾斯麦主义作为唯一的原则，就成了荒唐的东西，因为完成必要的统一已经成为事实。而在俄国呢？我们勇敢的普列汉诺夫当时有没有胆量预先宣布，为了俄国的发展，必须夺取加里西亚、萨尔格勒［注：俄国对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旧称。——编者注］、亚美尼亚、波斯等等呢？现在他有没有胆量这样说呢？德国当时必须从德意志人被分裂的状态（19世纪的前60多年受法国和俄国两国的压迫）走上统一，而在俄国，大俄罗斯人与其说是统一了不如说是压制了其他许多民族。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考虑过没有呢？他没有考虑，他只是通过歪曲引用恩格斯1870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沙文主义，正如休特古姆歪曲引用恩格斯1891年的话一样（当时恩格斯写道，德国人必须同法俄联军进行殊死的斗争）。
《我们的曙光》杂志[135]第7、8、9期，是在另一种情况下用另一种语言维护沙文主义的。切列万宁先生预言和希望“德国战败”，断言“欧洲〈！！〉已经起来”反对德国。亚·波特列索夫先生责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的“失误”“比任何罪行都坏”等等，硬说德国军国主义犯了“超乎寻常的滔天罪行”，硬说“不是某些俄国人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理想构成了对欧洲和平的威胁”等等。
在一家合法刊物上大肆宣扬德国犯了“滔天罪行”，必须让德国战败，这岂不是给普利什凯维奇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帮腔吗？在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压制之下，对于俄国军国主义的严重百倍的“滔天”罪行都只好闭口不谈。在这种情况下，不希望做沙文主义者的人，难道不应当至少不去谈论什么让德国战败和德国犯了滔天罪行吗？
《我们的曙光》杂志不仅仅采取了“不抵制战争”的路线；不，它还用“社会民主主义的”论据鼓吹让德国战败，袒护泛斯拉夫主义者，直接为大俄罗斯的、沙皇—普利什凯维奇的沙文主义助长声势。要知道，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曙光》杂志的作者们于1912—1914年间在工人当中大肆宣传取消派的主张。
最后，我们再拿阿克雪里罗得作例子。对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也象对《我们的曙光》杂志的作者们一样，正在那么气急败坏、那么笨手笨脚地加以掩饰、维护和包庇。
阿克雪里罗得的观点，经过他的同意，发表在《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上[136]。这是些社会沙文主义的观点。阿克雪里罗得是用以下的论据为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作辩护的：（1）“现在人们喜欢胡乱援引的历史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决不意味着消极地对待具体祸害，等待社会主义变革。”这不是胡言乱语吗？干吗说这番话呢？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人所援引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是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阿克雪里罗得假装不了解这一点，不了解由此而得出的对“具体祸害”即对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估计，不了解要及时开始将导致“社会变革”的革命行动。社会沙文主义者否定这一点，因此，“消极的”是他们。（2）决不能“忽视谁是”战争的“真正祸首”，“从而迫使所有遭受军事进攻的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独立这个问题”。在同一页上他又承认，“当然，法国帝国主义者也一心想过两三年以后挑起战争”！而他又强调说，在这段时间内无产阶级将会强大起来，因而和平的可能性将会增大！！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内，阿克雪里罗得心爱的机会主义将会强大起来，因而它更加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将会增大。我们知道，数十年来三个强盗（英、俄、法三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一直在武装自己，准备掠夺德国。两个强盗没有等三个强盗拿到他们定购的新刀子便先发动了进攻，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用战争“祸首”的词句来掩饰全体社会党人在巴塞尔毫无异议地一致承认的、各国资产阶级的同等“罪行”，这岂不是诡辩吗？（3）“责备比利时社会党人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愚蠢的厚颜无耻”。马克思当年正是这样评论蒲鲁东对待波兰起义（1863年）的态度的［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页。——编者注］。从1848年起，马克思就经常谈论波兰反抗沙皇政府的起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任何人都不敢否认这一点。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东欧的民族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反抗沙皇政府的战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不是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这是起码的常识。
如果用消极的态度，或者用讥笑的和轻率的态度（象阿克雪里罗得们那样）对待社会主义变革，那么，在目前这场具体战争中，就只能用帮助沙皇政府扼杀乌克兰的办法去帮助比利时这个“国家”。这是事实。俄国社会党人回避这一事实，就是犬儒主义。大谈其比利时而不谈加里西亚，就是犬儒主义。
比利时社会党人应当做些什么呢？既然他们未能同法国人等等一起完成社会变革，他们当时只好服从国内的多数去进行战争。但是，他们在服从奴隶主阶级的意志的同时，应当把罪责加在这个阶级身上，应当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不派王德威尔得以部长身分去拜访剥削者，而派他去组织（同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关于“社会主义变革”和国内战争的秘密革命宣传工作；应当在军队中也进行这项工作（经验证明，工人士兵甚至可能在交战军队的战壕内举行“联欢”！）。喋喋不休地谈论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却不会把服从多数的必要性（如果暂时是必要的）同在各种条件下进行革命工作结合起来，这是对工人的讥笑，对社会主义的嘲弄。“比利时公民们！我们国家遭到了很大的不幸，这种不幸是由包括比利时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引起的。你们不想推翻这些资产阶级吗？你们不相信向德国社会党人提出的呼吁吗？我们是少数，我服从你们，我去打仗，但是我在打仗的时候也要宣传和准备各国无产者的国内战争，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拯救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农民和工人！”如果比利时或者法国等国的哪个议员发表这样的演说，他就会坐牢，而不是坐到部长的安乐椅上，但他是一个社会党人，而不是叛徒。战壕中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士兵就都会把他视为自己的领袖，而不是当作工人事业的叛徒。（4）“只要各自的祖国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无产阶级的运动还象现在这样被局限在这些祖国的范围内，只要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祖国感觉不到有另外的国际的立足之地，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爱国主义和自卫的问题就将继续存在。”资产阶级祖国只要还没有被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们就将存在下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已经具备，这一点甚至考茨基在1909年就已经承认，这一点在巴塞尔也得到了一致的承认。现在各国工人都对那些不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不怕坐牢、不怕作出其他牺牲（由于“历史必然性”，干任何革命都会有牺牲）的人深表同情，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阿克雪里罗得的话只不过是回避革命活动的一种借口，只不过是重弹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老调而已。（5）阿克雪里罗得下面的话的含义也与此完全相同，他说：德国人的行为不是背叛；他们所以那样行动，是因为他们“强烈地感觉和意识到他们同德国无产阶级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块国土即祖国有着有机的联系”。实际上，德国人的行为和盖得等人的行为一样，是无可置疑的背叛行为；掩饰和庇护这种行为是可耻的。实际上，正是资产阶级祖国通过建立奴隶同奴隶主之间的“联系”在破坏、损害、摧毁和糟蹋德国工人同德国国土的“血肉联系”。实际上，只有摧毁了资产阶级祖国，各国工人才能“同国土联系起来”，才能有使用祖国语言的自由，才能获得面包和享受文化财富。阿克雪里罗得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辩护士罢了。（6）劝说工人“要小心谨慎，不要轻易给盖得”这样“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上机会主义者的罪名”等等，这就等于劝说工人在领袖面前唯唯诺诺。我们要告诉工人，盖得的整个一生都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只是他在1914年公然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除外。也许能找到一些可以减轻盖得的罪责的个人情况或其他情况，但是这里所谈的绝对不是个人的过失问题，而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事变的意义。（7）借口参加内阁是得到“正式”允许的，说某项决议中有那么一条谈到过“特别重要的情况”[137]，那是最卑鄙的辩护士的狡辩，因为这一条的本意显然是要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阻碍这一革命。（8）阿克雪里罗得说，“俄国战败不会妨碍国家的有机发展，而会有助于消灭旧的制度”这个看法，就其本身来说，孤立地说，是正确的，但如果用来为德国沙文主义者辩护，那就只能是企图向休特古姆派献媚。承认俄国战败有好处，而不公开谴责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变行为，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开脱，帮助他们欺骗工人。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是两面讨好，一方面向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鞠躬，另一方面又向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行礼。这两面讨好合在一起，就构成典型的“俄国崩得式的”社会沙文主义。
请读者现在自己对《呼声报》编辑部的彻底性作一判断吧，编辑部在刊登阿克雪里罗得这些令人十分气愤的论断时，声明他们只是不同意他的“某些论点”，尔后在第96号的社论中又宣称“同积极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断然决裂”。难道《呼声报》编辑部真是幼稚或者疏忽到如此地步，竟看不到真实情况吗？他们竟然看不出提出这些论断的阿克雪里罗得是十足的“积极的〈因为作家的积极性就表现于他的写作〉社会爱国主义因素”吗？至于《我们的曙光》杂志的作家切列万宁先生、亚·波特列索夫先生以及他们的同伙，难道不都是积极的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吗？
载于1915年2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19—125页
注释：
[134]三协约国（三国协约）是指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立的英、法、俄三国帝国主义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始于1891—1893年缔结法俄同盟，中经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而由1907年签订英俄协定最终完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有美、日、意等20多个国家加入协约国。——[121]。
[135]《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щ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列宁在本卷的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到的《我们的曙光》集团即是指《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拥护者。——[123]。
[136]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1914年12月2日在苏黎世对《呼声报》编辑Ｐ．格里戈里耶夫发表的谈话。谈话载于1914年12月22日和23日的《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123]。
[137]见注11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