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185]
（1914年3月13日〔26日〕）
资本主义不可能有一分钟原地不动。它必须前进再前进。危机时期特别尖锐化的竞争（同我国的一样），迫使不断发明新手段来降低生产费用，而资本的统治则把所有这些新手段变成进一步压榨工人的工具。
泰罗制就是这种手段之一。
不久前在美国主张泰罗制的人采用了这种方法。
他们将一个小电灯泡固定在工人的手臂上，把工人的动作拍摄下来，并且研究小电灯泡移动的情况。他们发现某些动作是“多余的”，于是强迫工人避免这些动作，也就是强迫工人更紧张地工作，一秒钟也不休息。
他们按下述要求绘制新厂房的平面图，即保证从运原材料进厂，把原材料从一个车间输送到另一个车间，到运成品出厂，都不浪费一分钟。他们经常拍摄电影，便于研究优秀工人的工作情况和提高劳动强度，也就是便于更加紧“驱赶”工人。
例如，他们曾把一个装配工的全天工作情况拍成影片。对他的动作进行了研究，然后采用一种高度适中的特制坐凳，使装配工不用弯腰浪费时间。他们还给装配工配备一名童工助手。这个童工必须用一种固定的最恰当的方式把机器的每一部件递给装配工。几天之后，这个装配工只需用以前四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完成这种机器的装配了！
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工人的工资却没有增加到四倍，至多增加到一倍半，而且仅仅在开头一段时期才增加。工人们刚习惯新制度，工资又降到以往的水平。资本家获得巨额利润，而工人则以四倍的强度干活，以加快四倍的速度消耗自己的神经和肌肉。
他们把新来的工人带进工厂电影放映室，为他放映他所担任的工作的“标准”操作，并且要他“赶上”这个标准操作。一星期后，又在电影放映室为这个工人放映他自己的工作，并且把他的工作同“标准操作”相比较。
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改进都是对付工人的，使他们遭受更深重的压迫和奴役，并且用工厂内部恰当的、合理的分工来束缚他们。
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混乱、无秩序，不知道白白糟蹋掉多少劳动！市场需要不清楚，厂主要通过成百个包买商和转买商才能弄到原料，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不仅是时间的浪费，而且产品本身也浪费，受损失。成品要通过无数小经纪人才送到消费者手里，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劳动，因为小经纪人也不可能了解买主的需要，他们不但要作无数次多余的动作，而且要进行无数次多余的采购和多余的奔波等等！
资本组织和调整工厂内的劳动，以便进一步压榨工人，增加自己的利润。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混乱现象依然存在并且日益增长，以致引起危机，这时积累起来的财富找不到买主，而千百万工人却找不到工作，忍饥挨饿，死于非命。
泰罗制——出乎它的创始人的意料，并且违背了他们的本意——正在酝酿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无产阶级将把全部社会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派工人自己的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劳动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整。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有了这一切就有充分的可能把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3/4，保证他们享受的福利为现在的四倍。
社会劳动一旦摆脱资本的奴役，工人委员会就一定能在工会组织的协助下实行这些原则，合理地分配社会劳动。
载于1914年3月13日《真理之路报》第3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4卷第369—371页
注释：
[185]《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一文的手稿在很长时间内下落不明一直到1959年才在莫斯科苏联中央历史档案馆里发现。这份手稿保存在该馆的一宗被称为“物证”的15000件收藏品中间，原来它象《真理报》、《启蒙》杂志等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编辑部的许多其他文件一样，被警察司作为《真理报》反政府活动的物证而没收了。——[398]。
“八月”联盟的瓦解
（1914年3月15日〔28日〕）
凡是关心俄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人都知道，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一个由取消派、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高加索人组成的联盟（同盟）[1]。
不是由工人出钱办的，恰恰是在彼得堡选举时为了瓦解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的意志而办的《光线报》[2]，为这个联盟大作广告，热闹非凡。宣扬参加这个联盟的“人数众多”，宣扬它是“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宣扬它的“统一”和非派别性；同时又痛骂“分裂派”，即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3]的拥护者。
这样，“统一”问题就以新的形式，即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摆到了肯动脑筋的工人面前。事实本应该让人看清楚了谁是对的：是赞扬“八月联盟派”的“统一”纲领和策略的那些人，还是指出这是一块用新伪装掩护业已破产的取消派的假招牌的那些人？
时间正好过去了一年半。在1912—1913年的高涨时期，这也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1914年2月出版了一种新杂志，这一次是由八月联盟纲领的“真正”拥护者托洛茨基创办的非常“统一的”、非常而且货真价实的“非派别性的”杂志，杂志的名称叫《斗争》[4]。
无论是《斗争》杂志第1期的内容，或者是取消派在《斗争》杂志出版以前对它的评论，都一下子使细心的人看出八月联盟的瓦解和为掩饰这个瓦解、欺骗工人所作的拼命挣扎。不过，这种骗局不久也会被揭穿的。
在《斗争》杂志出版以前，《北方工人报》[5]编辑部发表了一篇用心险恶的短评，它说：“关于这个杂志，近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谈论得很多，可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的真面目。”
读者只要想一想：从1912年8月起，托洛茨基就是八月统一联盟的首领之一，但是整个1913年已经表明，他脱离了《光线报》和“光线派”。在1914年，这位托洛茨基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同时仍旧在《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6]挂个虚名。“在人们中间谈论得很多”的是：取消派隐瞒了托洛茨基反对光线派、反对费·唐·先生、尔·马·先生以及诸如此类的“陌生人”的秘密“信”。
可是讲真话的、非派别性的、统一的《北方工人报》编辑部却说：“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的真面目”！
他们还不清楚八月联盟已经瓦解了！！
不，费·唐·先生、尔·马·先生以及其他光线派分子，这一点你们非常“清楚”，你们不过是要骗骗工人而已。
正象我们在1912年8月就已经说过的那样，八月联盟原是掩护取消派的空架子。它四分五裂了。甚至它在俄国国内的朋友也未能抱成一团。名噪一时的联合派连他们彼此间的联合也保不住，结果形成了两个“八月联盟”派：光线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北方工人报》）和托洛茨基派（《斗争》杂志）。两派各执一片被它们撕破了的“共同的联合的”八月联盟旗帜，却还在声嘶力竭地高喊“统一”！
《斗争》杂志的倾向如何？托洛茨基给《北方工人报》第11号写的一篇冗长的小品文谈到了这一点，但是取消派报纸的编辑部一针见血地回答他说，“面目仍然不清楚”。
事实上取消派是有自己的面目的，不过这是自由派的面目，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凡是读过费·唐·、尔·谢·、尔·马·、叶若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著作的人，都认识这种面目。
至于托洛茨基，他是从来没有任何“面目”的，他只是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胡乱摘引些个别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
对于任何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斗争》杂志没有说过一句实质性的话。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
关于“地下组织”的问题，只字未提。
托洛茨基同意不同意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费·唐·、尔·谢·（《光线报》第101号）等人的思想呢？——一声不响。
关于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呢？——一言不发。
关于叶若夫之流和其他光线派分子谈论罢工的自由派言论呢？关于废除民族问题纲领呢？——一声不响。
关于尔·谢多夫及其他光线派分子反对两条“鲸鱼”[7]的言论呢？——一声不响。托洛茨基硬说他是赞成把局部要求和最终目的结合起来的，但是他对取消派实现这种“结合”的方法究竟抱什么态度，却一字不提！
托洛茨基以特别响亮、空洞和含糊的词句作掩护，愚弄不觉悟的工人，对地下组织的问题避而不谈，还硬说我国没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等等，这实际上是在保护取消派。
托洛茨基对以齐赫泽为首的七人团[8]专门讲了一大套道理，告诉他们应当怎样更巧妙地否定地下组织和党。这一套滑稽可笑的道理清楚地说明，七人团在继续瓦解。布里扬诺夫已经退出了七人团。他们在怎样回答普列汉诺夫这件事情上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他们现在还动摇于唐恩和托洛茨基之间；而齐赫泽看来正在尽力施展他的外交才能以弥合新的裂痕。
这些与党貌合神离的人，不能在自己的“八月联盟”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还要高喊“统一”以此欺骗工人！真是白费心机！
统一就是承认“老的一套”并且同否定“老的一套”的人作斗争。统一就是俄国多数工人团结在大家早已知道的谴责取消主义的决议的周围。统一就是杜马代表必须象六个工人代表[9]那样同多数工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七人团”和托洛茨基，破坏了自己的八月联盟，抛弃了党的所有决议，脱离了地下组织和有组织的工人，所以是最恶劣的分裂派。幸亏工人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而且所有觉悟工人实际上正在反对破坏统一的取消派，建立自己的统一。
载于1914年3月15日《真理之路报》第3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4页
注释：
[1]指八月联盟。
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的瓦解，还可参看《“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两文（见本卷第30—33页和第194—216页）。——1。
[2]《光线报》（《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2年9月16日（29日）—1913年7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237号。该报主要靠自由派捐款维持。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弗·叶若夫（谢·奥·策杰尔包姆）、诺·尼·饶尔丹尼亚、弗·科索夫斯基等。对该报实行思想领导的是组成原国外取消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尔·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亚·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鼓吹建立所谓“公开的党”的机会主义口号，反对工人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企图修改党纲的最重要的论点。列宁称该报是叛徒的机关报。
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光线报》依次改用《现代生活报》、《新工人报》、《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工人报》等名称出版。——1。
[3]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5—17日（18—30日）在布拉格举行。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俄国国内20多个党组织的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运输组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代表中有两名孟什维克护党派，其余都是布尔什维克。被邀请的各国外集团和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列宁作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他在代表会议开幕时就确定会议性质问题讲了话，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组织问题、国外党组织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他还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决议案。
代表会议对俄国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肯定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代表会议讨论了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的问题。会议强调，党在选举中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中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主要口号就是党的最低纲领的基本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代表会议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从党内清除机会主义者。当时取消派聚集在两家合法杂志——《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的周围。代表会议宣布“《我们的曙光》和《生活事业》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它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谴责了国外反党集团——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认为必须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协助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并指出，凡不服从中央委员会、不通过中央委员会而与俄国国内保持特殊联系以进行瓦解组织活动的国外集团，均不得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党的组织章程修改草案。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批准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中央机关报，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由中央委员会重新建立了领导国内党组织实际工作的机关——中央委员会俄国局。——1。
[4]《斗争》杂志（《Борьба》）是俄国托洛茨基派的刊物，1914年2月22日（3月7日）—7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7期（最后一期是第7—8期合刊）。为该刊撰稿的有托洛茨基分子、取消派分子和部分前进派分子。该刊自称“非派别性工人杂志”，实际贯彻八月联盟的思想，是中派主义的中心。——1。
[5]《北方工人报》（《Северн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4年1月30日（2月12日）—5月1日（14日）代替《新工人报》在彼得堡出版。同年5月3日（16日）起，该报改用《我们的工人报》的名称出版。列宁在文章中常讽刺地称该报为《北方取消派报》和《我们的取消派报》。——2。
[6]《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
[7]两条“鲸鱼”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低纲领中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全部土地这两个基本要求。
根据俄国民间传说的说法，地球是由三条鲸鱼的脊背支撑着的。布尔什维克常借用这一传说，在合法报刊和公开集会上以三条“鲸鱼”暗指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三个基本革命口号。——3。
[8]七人团是指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7名孟什维克代表：外高加索选出的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阿·伊·契恒凯里，顿河军屯州选出的伊·尼·图利亚科夫，乌法省选出的瓦·伊·豪斯托夫，塔夫利达省选出的安·法·布里扬诺夫，伊尔库茨克省选出的伊·尼·曼科夫。——4。
[9]六个工人代表（六人团）是指俄国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六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彼得堡省选出的阿·叶·巴达耶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选出的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哈尔科夫省选出的马·康·穆拉诺夫、弗拉基米尔省选出的费·尼·萨莫伊洛夫，科斯特罗马省选出的尼·罗·沙果夫，莫斯科省选出的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他们都是由工人选民团选出的。
在第四届国家杜马初期，布尔什维克代表和孟什维克代表组成了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孟什维克依仗其多数，企图贯彻执行取消派的口号，因而党团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夏季”会议讨论了国家杜马党团问题。会议指出：孟什维克利用其偶然得到的多数，侵犯六个工人代表的基本权利，使党团的统一受到了威胁；只有党团两个部分权利完全平等，联合的党团才能继续存在下去。1913年10月1日（14日），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了有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小型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应采取的具体步骤。根据会议的决定，布尔什维克代表在10月16日（29日）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会议上，向孟什维克代表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六人团和七人团在解决党团内一切问题上权利平等。由于没有获得满意答复，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会议。次日，他们把列宁起草并经中央委员会讨论过的一项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交给了七人团。10月25日（11月7日），七人团在正式答复中拒绝承认六人团享有平等权利。布尔什维克代表随即宣布自己组成独立的党团，并向七人团建议双方在杜马讲坛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列宁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称确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
与此同时，根据列宁的指示，《拥护真理报》就杜马党团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宣传报道。10月18日（31日），该报发表了由布尔什维克代表署名的上述给七人团的声明。该报引用数字证明多数工人站在布尔什维克代表一边。10月20日和26日（11月2日和8日），该报又发表了六人团的两篇告全体工人书，叙述了分裂的经过，号召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代表。10月29日（11月11日），该报在发表布尔什维克代表关于建立独立党团的声明的同时，刊载了列宁的长篇文章《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部斗争问题的材料》（同上）。该报还在《工人支持自己的工人代表》的总标题下发表了大量工人集会的决议。列宁的《工人对在国家杜马中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反应》一文（见本卷第418—426页）对这些决议作了概括性的论述。——4。
资本主义和报刊
（1914年3月20日〔4月2日〕）
两贼相争，好人得利。资产阶级报界“人士”一旦吵翻，他们就会把“大”报卖身投靠的丑态和肮脏勾当向公众披露出来。
《新时报》[13]成员尼·斯涅萨列夫同《新时报》发生了争吵，他盗用了公款，于是很不体面地被辞退了。最近他发表了一部135页的“著作”，书名是：《〈新时报〉的幻景。拟小说》（1914年圣彼得堡版）。斯涅萨列夫先生照例硬装成一位“正人君子”，描绘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形成的并日益渗入俄国资产阶级报界的风气，当然，这种风气是在特别有利于黑暗现象的存在并使极其卑鄙龌龊的收买、巴结等现象不受惩罚的条件下渗透进来的。
这位“受害的”《新时报》成员用一种美妙的天真口吻写道：“大家都已经渐渐地习惯于过远远超过自己财力的生活。社会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摆脱这种现象，能不能摆脱，这还不得而知。但是目前情况就是如此，这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资产阶级报纸“参与”办租让企业，是能够过超过收入的生活的一种有神效的办法。这位《新时报》成员说：“我们可以举出好几十个不同的租让企业来，这些租让企业能够办起来不仅要归功于某些关系，而且要归功于某些报纸上的某些文章。《新时报》当然也不例外。”例如，有一次伦敦的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的代表来找斯涅萨列夫先生，请他草拟俄国马可尼公司的章程和有利于这个公司的租让方案。“这项工作的报酬规定为1万卢布……而且达成了协议。”
受害的斯涅萨列夫说，不仅是他为了这笔钱把自己出卖给了资本家，而且整个《新时报》也出卖了自己，掀起了“为这家租让企业作宣传的运动”，该报得到的好处是电报减价50％，还得到一个拥有5万卢布股票的公司创办人的“席位”。
伦敦的资本家——掠夺俄国人——从俄国政府得到租让企业——报刊的参与——普遍的卖身投靠——以几万卢布可以随便买卖任何人，——这就是盗用公款、受了委屈的斯涅萨列夫展示的一幅真实画面。
拥有百万资本的企业《新时报》每况愈下。百万富翁叛逆者阿·谢·苏沃林的几个儿子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应当救救这家高贵的报纸。于是“伏尔加—卡马银行的常务董事彼·李·巴尔克”出场了（第85页）。他劝阿·谢·苏沃林把业务交给公司管理，公司在1911年8月接到了由最高当局批准的章程，而且在800股中阿·谢·苏沃林占了650股（每股5000卢布）。公司成立时的资产负债表是虚假的（第97页），——斯涅萨列夫先生作了说明，并且补充道：“在公司成立时能通过这种资产负债表的，或者是根本不懂得数字的人……或者是象古契柯夫先生那样非常精通业务但是一心追求个人目的的人。”筹建这个公司（成立大会是在1911年11月10日召开的）的主要人物是斯涅萨列夫本人、彼·李·巴尔克、维·彼·布勒宁，十月党人[14]国家杜马代表舒宾斯基和高贵的叛逆者阿·谢·苏沃林的几个儿子等等。
读者已经知道，这群高贵的人们从1911年11月起活动得特别起劲。受害的斯涅萨列夫说：从1912年起，《新时报》刊登土地银行广告的优先权（“收入并不很大”：一年只有15000卢布或者“接近”这个数目！）就成了一种津贴。因为按规定广告应该刊登在销路最广的报纸上。而《新时报》当时并不是销路最广的报纸，但是它“利用”（高贵的斯涅萨列夫起誓说，“这是头一回”）它在政界中的幕后势力和熟人关系承揽了土地银行的广告。“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大臣会议犹豫再三才决定让《新时报》刊登广告。”（第21页）
还有一个文学艺术团体的俱乐部，“不客气地说，是一个赌场”（第69页）；“俱乐部的欠帐簿记下了《新时报》的同人所欠的好几千卢布。这些帐干脆被一笔勾销”。
靠交易所发迹、聚敛了“几百万”财富的交易所经纪人马努斯（第120页），同缅施科夫等先生一起，在《新时报》上展开了罢免科科夫佐夫大臣的运动。现在让读者猜一猜，所有这些“活动家”每人得到了多少万卢布，还可以得到多少万卢布。
几百万卢布在飞舞。《新时报》的500万的资产负债表中，约有300万是虚假的。给二三等工作人员的薪水和稿酬每月两三千卢布。数十万、数百万的钱是被挥霍掉的。欠银行的债款有好几十万。到处是卖身投靠。形形色色的卖淫，有非法的卖淫，也有用婚姻加以圣化的合法的卖淫。那里是最优秀、最上层的彼得堡社会。有百万富翁、内阁大臣、交易所经纪人、显要的外国人。有赌场。有各式各样的敲诈勒索。“没有任何政治信念。”（第36页）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妒忌。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和斯涅萨列夫要求同一位工程师决斗，因为他诬陷《新时报》编辑部诽谤了大学生。阿·谢·苏沃林虽然“很喜爱”阿姆菲捷阿特罗夫，但还是不能“不给他一点难堪来开开心”：他准许把布勒宁那篇“下流地”攻击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妻子女演员拉伊斯卡娅的小品文发表出来。布勒宁要撵走阿姆菲捷阿特罗夫。苏沃林的儿子们欠下了好几十万卢布的债。
《新时报》在1905年亏损了15万卢布。
莫斯科的商人和工厂主被1905年吓住了，拿出10万卢布来办一家给有爱国主义倾向的工人看的报纸。于是《新时报》就根据他们的要求着手安排工作。
这家报纸“勉强维持了”两年，终于倒闭了。莫斯科人损失了10万卢布，《新时报》的人损失了15万卢布（第61页）。
盗贼，男娼，卖身投靠的文痞，卖身投靠的报纸。这就是我们的“大报界”的真相。这就是“上流”社会的精华。这些人“尽人”皆知，他们“到处”都有关系……农奴主的厚颜无耻和资产阶级的无耻卖身投靠暗中合流，这就是“神圣的俄罗斯”。
载于1914年3月20日《真理之路报》第4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5—8页
注释：
[13]《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8。
[14]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9。
拉脱维亚工人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分裂
（1914年3月30日〔4月12日〕）
凡是阅读取消派报刊的工人都知道，俄国的取消派经常吹嘘，说什么拉脱维亚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取消派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内制造分裂时，也一个劲儿地抬出拉脱维亚人。他们写道：谁都不敢指责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工人否定“地下组织”，就连这些拉脱维亚工人也站在我们这一边了。
凡对事实了解得很清楚的人都不会怀疑，取消派是在……回避事实真相。拉脱维亚工人在讨论“六人团”和“七人团”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六人团”的。《真理报》[22]刊登了由数以百计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工人和里加、米塔瓦、利巴瓦等地的许多团体作的几十个决议，他们都拥护6个工人代表所采取的立场。继彼得堡之后，反应最热烈的就是拉脱维亚最大的工人集中地里加。绝大多数里加工人的决议，都表现了对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大忠诚和对取消主义的由衷不满。
但是，有一点说对了：拉脱维亚的“上层分子”狂热地拥护取消派及其“七人团”。当时为取消派所把持的拉脱维亚报纸，刊登了反对“六人团”的文章。这些文章无论在丑恶的腔调方面，或者在取消主义的内容方面，同俄国取消派在彼得堡办的报纸上的文章相比，都毫不逊色。
诚然，在拉脱维亚工人中，只有极少数人支持取消派的运动。但是“领导”机关却站在取消派一边。于是取消派就继续“代表”拉脱维亚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说话……
但是，过了不久，拉脱维亚全体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举行了会议[23]。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分裂的问题，在会上自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居领导地位的”取消派费尽心机，想支持“七人团”，或者至少想使问题不了了之。可惜！他们没有得逞。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通过自己的正式代表作出了下列决议（除必要的变动外，我们都逐字引用[24]）：
关于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分裂。
“全体拉脱维亚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对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的分裂深表遗憾，并且认为，这种分裂是党团以外的分裂，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裂的必然后果。
他们强调指出，党团的统一是必要的，并且认为这种统一在如下条件下是可能实现的：
（1）把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最高机关在分裂以前所通过的下列决定作为联合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纲领及其章程、伦敦决议、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全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机关的决议；
（2）找到能保证党团内少数人的权利的共同活动方式。
拉脱维亚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责成自己的领导机关，支持一切符合本决议观点的联合步骤。”
决议就是这样。读者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思想是，联合的必要条件是承认老马克思主义者整体。谁不承认纲领、章程以及1907年、1908年、1910年的各项决议[25]，同他就无法实现统一。拉脱维亚工人就是这样说的。拉脱维亚人的决议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毫无疑问，在拉脱维亚代表大会上，调和主义倾向是很严重的。拉脱维亚人不愿意直接和公开地宣布：杜马中的取消派集团是一个违反工人意志的分裂派集团，它必须放弃自己的杜马代表资格。他们所以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拉脱维亚的少数派还没有走得象俄国取消派那么远，是因为拉脱维亚人对于同齐赫泽党团和解还抱有某些希望。
但是，不管怎样，拉脱维亚工人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统一条件。
从拉脱维亚人的决议的观点来看，造成党团分裂的那些有争议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解决呢？
首先，拉脱维亚人要求承认纲领。这就是说，他们谴责在杜马讲台上提出臭名昭著的“民族文化自治”。因为，纲领已经正式拒绝了这种要求，甚至连取消派分子尔·马尔托夫也承认“民族文化自治”同纲领是不大吻合的。要使统一成为可能，取消派就应当放弃民族文化自治。这就是拉脱维亚人对第一个有争议问题的答复的含义。
其次，是关于接受亚格洛代表参加党团的争论。拉脱维亚工人是怎样解决这个争论的呢？他们说：请看1908年12月的决议。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文件就可以看到：
——“关于同波兰社会党‘左派’[26]的联合。
——全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机关听取了孟什维克同志们关于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的提议后，没有进行讨论，就转入了待审议的事项。”（见报告第46页）
事情很明显。1908年的全俄决定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同亚格洛的党联合的问题。取消派违背了这个决议。这就是说他们应当收回他们关于亚格洛的分裂主义决议。
拉脱维亚人接着就要求承认1908年12月和1910年1月的所有原则性的决议。这是些什么样的决议呢？它们是怎样评价取消主义的呢？我们翻开这些文件，就能看到：
——“鉴于在许多地方发现有一部分党员知识分子试图取消‘地下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来换取合法性……决议认为必须同取消主义的做法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号召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不分派别，都能最坚决地抵制这种做法。”
1908年的决议就是这样谴责取消主义的（见报告第38页）。拉脱维亚人要求承认这些决议。
其次是1910年1月的决议。在这些决议中我们看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期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会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否认秘密的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试图缩小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纲领性和策略性的任务及口号。”
1910年的决议就是这样谴责取消主义的。拉脱维亚人也要求取消派承认这些决议。
拉脱维亚人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甚至到会的拉脱维亚取消派也不敢投票反对。他们已经从重视“地下组织”、承认老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决议的拉脱维亚工人那里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训。投票反对这个决议，就意味着向全体拉脱维亚无产者挑战，就会在工人中失掉最后一批拥护者。
拉脱维亚工人的决议（代表3000多名有组织的工人）就是这样。
拉脱维亚工人没有用任何刺激的词句，而是很客气地但又很坚决有力地向齐赫泽党团宣布：
——你们愿意统一吗？那就请你们承认老马克思主义者整体的各项主要决议，不再违背1908—1910年的纲领和决议，同否定“地下组织”的人脱离关系，一句话，请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齐赫泽党团试图盗用其名义来进行活动的最后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现在已经同它断绝了关系。果然不出所料，拥护这7个倒向取消主义的代表的，只剩下一小撮取消派了。整个无产阶级正在离开他们或者已经离开他们了。
没有工人拥护的党团——这就是杜马中的取消派党团。
自从拉脱维亚人通过上述决议以后，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
载于1914年3月30日《真理之路报》第5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22—26页
农业工人的工资
（1914年3月29日〔4月11日〕）
大家都知道，在工厂工业中，从1905年起工资约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首先着手研究农业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工资问题的，是不久前出版的约·德罗兹多夫的小册子《俄国农业工人的工资与1905—1906年土地运动的关系》（1914年圣彼得堡谢苗诺夫出版社版，定价50戈比）。现在我们把这本有趣的著作中的主要结论写出来。
如果以戈比计算，欧俄农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如下：
|
戈比 |
百分比 |
| 1902年-1904年平均 |
64.0 |
100.0 |
| 1905年平均 |
64.8 |
101.2 |
| 1906年平均 |
72.0 |
112.5 |
| 1907年平均 |
73.1 |
114.2 |
| 1908年平均 |
72.4 |
113.1 |
| 1909年平均 |
75.8 |
118.4 |
| 1910年平均 |
76.6 |
119.6 |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工资提高得最多的一年刚好是1906年，也就是1905年运动的影响无疑最明显的那一年。
可见，从1905年起，连农业工人的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工资也有所提高！如果把货币工资同粮食价格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工资提高得仍然很不够。小册子的作者作了这样的比较，并且把我们所列举的农业工人的货币工资按各地平均价格折合成粮食（黑麦）。原来，按粮食计算的工资，已经从1902—1904年的0.93普特降低到1905年的0.85普特和1906年的0.91普特。
换句话说，俄国农业工人1902—1904年用每天的工资本来可以买到0.93普特黑麦，在1906年只能买到0.91普特了。不言而喻，如果没有1905年和1906年的推动，实际工资一定还要降低得更厉害。
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以及其他原因，工资年年都有很大的波动：例如，1905—1907年的工资提高了，虽然提高的幅度极不均匀：1908年（最反动的一年）工资又降低了，1909年和1910年又稍微提高了一点。
由于工资年年都有波动，所以不应当拿个别年份来比较，而应当拿10年来比较。德罗兹多夫先生作了这样的比较，他计算出欧俄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891—1900年这10年中是55.08戈比，在下一个10年（1901—1910年）中是69.18戈比，增加了25.5％。
这就是说，俄国300万（毫无疑问，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农业工人所得到的增资额，即使按一年200个工作日计算，全年总共也只约有8000万卢布。
其实，在同一期间食物的价格平均上涨了20.5％。这就是说，工资的真正的提高即实际工资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作者把货币日工资折合成粮食，计算出革命中的10年只比革命前的10年提高了3.9％。由此可见，工人的一切努力仅能使工资维持原有的水平，工资的提高极其有限。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10年的工人工资的变化和地价的变化加以比较，那就会让人看到，地主老爷的收入是大大增加了。购买土地就等于购买土地提供的收入，即购买地租；因此土地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上述两个10年中，1俄亩［注：1俄亩等于1.09公顷。——编者注］土地的平均价格由69.1卢布提高到132.4卢布，即几乎提高了一倍！
几百万雇佣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四分之一，地主的收入却增加了一倍。雇佣工人工资的增加很难跟上食物价格的上涨。而地主收入的增加要比物价的上涨快四倍。地主和农民中的富裕业主愈来愈富了。
同时应当注意到，土地收入的增加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势必不断地加深农业资产者同农业无产者之间的、小业主（虽然是“劳动的”）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鸿沟。因此，如果有人对“劳动”农民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们要使自己的小经济摆脱贫困，唯一的出路就是同雇佣工人联合起来，那说的是实话。如果有人象我们的“民粹派”那样，拼命维护“劳动”农户的利益，声称小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富有生命力的，那就是支持小业主的资产阶级意图，即小业主的资产者“灵魂”，而不是他的无产者“灵魂”，说这种话的人同资产者一模一样。
载于1914年3月29日《真理之路报》第4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9—21页
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节选）
（1914年3月）
九
司徒卢威先生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有一大半讲的是“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的探讨和素材”。
我们这位把价值说成是幻影、把价格当作事实来研究的“彻底经验主义”的狂热拥护者，真正能够大显身手的地方正是在这里！
近年来价格统计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各国都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价格史方面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如果严谨的学者甚至不屑反驳马克思的价值论，那他为什么不用价格史和价格统计的“经验的”材料来分析一下哪怕是这个理论的某些主要问题呢？除劳动“因素”以外，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可以略去不算，关于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有确切的材料可供查考，这样的商品可以找到成千上万种，这样的商品价格史阶段或时期也可以找到好几百个。我们这位“彻底经验主义”的拥护者，在关于价格的“科学研究著作”中，在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这一编中，为什么不触及这些材料呢？
为什么？显然是因为司徒卢威先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要想驳倒客观价值论即劳动价值论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本能地感觉到非跑步躲开任何科学研究不可。
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部著作中用来阐述“关于价格的历史现象学的探讨和素材”的几百页内容是当今资产阶级学者逃避科学的一种少有的出色的范例。这里什么都有！评述了指定价格和自由价格；考察了波里尼西亚人；引用了马达加斯加的统一者安德里安阿姆普伊尼美里娜国王于178？—1810年颁布的市场贸易章程（多么渊博！）；引用了巴比伦汉穆拉比王法典（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这个时期）中关于医生诊金的某些条款；引用了日耳曼人民法典中关于妇女买价的规定（主要引用学术水平极高的拉丁文的著作）；翻译了印度神圣的法律家马努和亚伊纳瓦尔基亚的著作中有关贸易法的7篇文章［注：谢·费·奥登堡先生在亲切地答复司徒卢威先生的询问时写道：“关于您〈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到的那些问题的法律书籍看来已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见司徒卢威先生的著作第1册第2部分第2编第2章第8节中的，注51ｂ）］；谈到了罗马法关于保护买主等等的规定，一直说到罗马由警察调整价格的希腊化时期的典型案例，以及加洛林王朝立法中的罗马警察法的基督教化。
可以预料，出版了司徒卢威先生这部著作的Ｂ.П.里亚布申斯基先生，只要再出版200来卷关于价格的历史方法论的探讨和素材，譬如，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市场情况一一加以描述，文中加上插图和由司徒卢威先生从最好的德文图书目录中胡乱摘引来的注释，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科学艺术保护者的美名万世流芳，也可以使司徒卢威先生这位严肃学者的美名万世流芳了。彻底的经验主义将会高奏凯歌，而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规律”的幻影则将烟消云散。
十
在革命前的旧俄国，学者一般分为两大阵营：迎合内阁的学者和独立的学者，并且大家都知道前一种是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是一些奉命写作的人。
这个粗略的划分是符合宗法式的、半亚洲式的关系的，但无疑已经过时，应当废弃了。俄国在迅速地欧化。我国的资产阶级几乎已经完全成熟，某些方面甚至有点过于成熟了。资产阶级学者“不依赖”政府，他们根本不会奉命写作，因为他们真诚恳挚地相信，他们在真诚恳挚地研究问题时所用的观点和方法，是同我国工商界的“领袖”如Ｂ.П.里亚布申斯基先生之流的利益相符合的。在一切都突飞猛进的今天，要获得名学者的声誉，要使自己的著作得到正式承认，那就要用一两个“康德式的”定义来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就要消灭马克思主义，援引几千个欧洲教授的姓名和著作，向读者和听众说明，马克思主义甚至不值一驳；那就要把任何科学规律一概抛弃，为宗教规律扫清场地；那就要把堆积如山的所谓有高度学术水平的破烂和垃圾塞进青年学生的头脑。
即使这一切比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干的要粗鲁得多，这也没有什么。应该重视的是，俄国毕竟完全踏上了欧化的道路。
载于1914年3月《现代世界》杂志第3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31—54页
注释：
[28]这是列·尼·托尔斯泰在给尼·瓦·奥尔洛夫的画集《俄国的农夫》（1909年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的。——34。
[29]指1900年《生活》杂志第2期上刊登的彼·伯·司徒卢威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二律背反》一文。
《生活》杂志（《Жизнь》）是俄国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7—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从1899年起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实际领导者是弗·亚·波谢，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等。该杂志刊登过列宁的《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和《答普·涅日丹诺夫先生》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5—134页和第138—143页）。在小说文学栏发表过马·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亚·绥·绥拉菲莫维奇、伊·阿·布宁等的作品。该杂志于1901年6月被沙皇政府查封。
1902年4—12月，该杂志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波谢、维·米·韦利奇金娜等组织的生活社在国外复刊，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了6集，另外出了《〈生活〉杂志小报》12号和《〈生活〉杂志丛书》若干种。——38。
[30]指俄国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的律师费丘科维奇。这位律师强词夺理地为杀死生父、抢夺巨款的罪犯德米特里开脱罪责说：“……我要否定这个抢劫罪名：既然无法确切指出究竟抢劫了多少，就无法定抢劫之罪，这是一条公理！那么他到底杀了人没有呢？难道会不谋财而去害命么？”（见该书第4部第12册第11章）——47。
左派民粹派在美化资产阶级
（1914年4月6日〔19日〕）
左派民粹派先生们只要一离开关于“劳动农民”的泛泛空谈，一离开令人讨厌的和表明他们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根本无知的空谈，一转到精确的材料上面来，就马上暴露出左派民粹派那种对资产阶级的美化。
关于“劳动农民”的全部理论的资产阶级性质，被空谈和叫喊掩盖起来，却被事实和对马克思学说的研究揭穿了。
下面就是一位纯粹用知识分子腔调作文章的巴特拉克先生在《坚定思想报》[37]第14号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农民”的议论。
巴特拉克先生说，“劳动农户日益增长”，并且引用了法国和德国的统计材料。可是统计材料这种东西是不能用空谈和叫喊来支吾搪塞的，因此骗局马上就被揭穿了。
法国的“小农户”，即拥有5公顷到10公顷（1公顷比1俄亩稍小一点）土地的农户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好极了，巴特拉克先生！但是您是否听说过，农业的集约化程度愈高，“小”（就土地的数量来说）农户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就愈多呢？不谈雇佣劳动的材料，不就是意味着美化资产阶级吗？啊，巴特拉克先生？
我们来看看德国的材料。拥有5—10公顷土地的652798个农户有487704个雇佣工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大部分小业主都在剥削雇佣工人！法国的情况怎样呢？在法国，需要在小块土地上使用雇佣劳动的葡萄种植业，要比德国分布得广得多。
“劳动农户”的理论是一种不谈雇佣劳动材料的欺骗工人的理论。
巴特拉克先生拿德国作例子。说“中小”农户应当算作“劳动”农户（舌头是没有骨头的，把什么样的人叫作“劳动”业主都行！）。可见，巴特拉克先生是根据“中”“小”农户增长而得出“劳动农户”增长的结论的。
请大家看看这位新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列举的材料吧。
他是从拥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谈起的。这类农户的数量是：1882年占58.03％；1895年占58.22％；1907年占58.89％。说它增长了，难道不对吗？
可是，关于这是雇佣工人数量的增长这一点，我们这位“左派民粹派”却默不作声！！！
被他歪曲的统计材料清楚地说明：在拥有2公顷以下土地（1907年）的3378509户农户中，只有474915户即稍多于110的农户，就其主要职业来说，是独立农民，而大多数则是雇佣工人（1822792户）。
在3378509户农户中，有2920119户即大多数是从事副业的，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农业。
试问，把雇农和日工，即雇佣工人当作“劳动农户”，这难道不是美化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吗？！
难道这里使用的“劳动业主”这种愚蠢的字眼，不是在掩盖无产阶级（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吗？？难道使用这种字眼，不是在偷运资产阶级的理论吗？？
其次，他还举了拥有2公顷到5公顷土地的农户。这类农户的数量是：1882年占18.6％；1895年占18.29％；1907年占17.57％。巴特拉克先生就是这样写的。
可是结论呢？他默不作声。
结论很清楚：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恰恰在这些农户中，而且只有在这些农户中，雇人的（购买私人劳动的）和受雇的都不占绝对的优势。雇人的占411311户（根据雇佣工人的数字）；受雇的占104251户（这还不是受雇的全部数字，这方面的统计材料不全）。加在一起是515000户，而上述这些农民总共是1006277户，这就是说，甚至在这些农户中，受雇的和雇人的相加也占了一大半！！
“劳动农户”这个好听的字眼是用来欺骗工人的，它隐瞒了买卖劳动力的材料。
再次，巴特拉克先生举了拥有5—20公顷土地的农户，并且指出，他们在日益增长。
可是雇佣劳动呢？一字不提，一言不发。“劳动农户”的理论家们是资产阶级派来掩盖关于雇佣劳动材料的。
我们来看看这些材料。拥有5—10公顷土地的652798户农户（1907年），有487704个雇佣工人，就是说，这些农户有一半多是雇佣劳动的剥削者。
拥有10—20公顷土地的412741户农户，有711867个雇佣工人，也就是说，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是雇佣劳动的剥削者。
这种自称“社会主义者”而又把雇佣劳动的剥削者当作“劳动农户”的人该叫作什么呢？
左派民粹派，正象马克思主义者多次说明过的，是小资产者，他们美化资产阶级，掩盖资产阶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对于左派民粹派的，特别是巴特拉克先生的资产阶级理论，我们以后还要谈。现在我们先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劳动农户”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一种欺骗，其手法之一就是隐瞒买卖劳动力的材料。
** 在左派民粹派先生们喜欢笼统指出的“中小”农民中间，实际上绝大多数不是出卖劳动力，就是购买劳动力；不是受雇，就是雇人。资产阶级的“劳动农户”理论正是掩盖了事物的这种本质。**
** 无产者向小农说：你本身是半无产者；只有跟着工人走，舍此你别无生路。**
** 资产者向小农说：你本身是小业主，“劳动业主”。劳动农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在“增长”。你的事业是业主的事业，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
** 小业主有两个灵魂：无产阶级的和“业主的”。**
** 左派民粹派实际上是在重复资产阶级的理论，用“业主”的幻想来腐蚀小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要同左派民粹派的这种用资产阶级理论腐蚀小农（以及落后工人）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载于1914年4月6日《真理之路报》第5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60—63页
注释：
[37]《坚定思想报》（《Стойкая Мысль》）是俄国左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合法报纸，1914年在彼得堡出版，每周出3号。《坚定思想报》是左派民粹派1913年在彼得堡创办的《劳动呼声报》使用过的一连串名称之一，这些名称是：《现代思想报》（1913年）、《神圣思想报》（1913年）、《自由思想报》（1913年）、《北方思想报》（1913年）、《振奋思想报》（1913—1914年）、《正确思想报》（1914年）、《坚定思想报》（1914年）、《劳动思想报》（1914年）、《勇敢思想报》（1914年）和《现代劳动思想报》（1914年）。——62。
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论国际局的干预
（1914年4月15日〔28日〕）
我们获悉，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国际局[54]干预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建议所作的答复，已经送交国际局。现在我们把这个答复中的主要部分引述如下。
※ ※ ※
俄国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机关收到《国际局定期公报》[55]第11期的《附刊》以后，认为自己必须对国际局及其执行委员会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它们支持工人运动以及关心工人运动通过自身的团结而得到加强和巩固。
目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情况如下。
1907—1908年的总的局势，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思想危机，并造成了组织瓦解。在1908年和1910年，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正式承认，存在着一种取消和否定老党而幻想着成立新的、公开的党的取消派思潮。正式决议坚决地、义无反顾地谴责了这种思潮。但是取消派不服从决议，而且继续进行他们的破坏“整体”的分裂活动。
1912年1月，马克思主义者整体恢复起来了，它排斥了取消派，取消派已经被认为是这个整体之外的派别。
从此以后，俄国的绝大多数觉悟工人就团结在1912年1月通过的决议和选出的领导机关的周围。这是俄国全体工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鉴于取消派和分散在国外的一些集团散布了不计其数的毫无根据、歪曲真相的说法，因此，对这个事实必须而且可以用许多客观事实加以证明。
（1）俄国的选举法把工人划为一个单独的工人选民团。由这个选民团选出的国家杜马代表中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届杜马[56]（1907年）占47％，在第三届杜马[57]（1907—1912年）占50％，在第四届杜马[58]（1912—1914年）占67％。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是在1912年9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多数（2/3），这证明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战胜了取消主义。
（2）1912年4月，马克思主义的日报《真理报》创刊了。取消派也在彼得堡创办了一个同它竞争的分裂主义的机关报《光线报》。据这家报纸自己统计，在1912年1月1日到1914年1月1日这两年中，同取消派的帮手如许多国外集团和崩得一起援助取消派的报纸的，有750个工人团体；可是为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斗争的《真理报》在同一时期就团结了2801个工人团体。
（3）1914年初，工人伤病救济基金会在彼得堡选举了参加全俄保险理事会和首都保险会议的代表。被工人选入前一个机关的有5人和10个助手，选入后一个机关的有2人和4个助手。在这两次选举中，《真理报》拥护者提出的名单都全部通过了。在后一次选举中，主席肯定：《真理报》的拥护者有37人，取消派有7人，民粹派有4人，弃权者5人。
我们只指出这些最简单的实际情形。从这里可以看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的统一正在不断地向前推进，大多数觉悟工人已经在1912年1月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
接着文件对竭力破坏俄国大多数工人意志的某些国外集团和取消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评述。
现在在国外活动的，除了护党派和取消派以外，至少还有5个独立的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集团，其中还不包括各民族的。在1912年和1913年整整两年中，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说明这些国外集团同俄国的工人运动有联系的客观材料。1912年8月，取消派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八月联盟”，托洛茨基、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参加了这个联盟。这个事实上为取消派打掩护的“联盟”的虚幻性早已被识破了。现在，这个“联盟”已经彻底垮台：1914年2月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决定从这个联盟召回自己的代表，因为这个联盟没有同取消派划清界限。托洛茨基也在1914年2月创办了自己一派的杂志，他在这个杂志上用自己脱离八月联盟的行动来加强他号召统一的呼声！
目前代表“八月联盟”的“组织委员会”纯粹是个空架子，不言而喻，同这个空架子发生任何关系都是不可能的。既然取消派在谈“统一”和“平等”，那么就应该指出，主张统一的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放弃破坏绝大多数工人的团结的活动，坚决同破坏“整体”的取消派断绝关系。俄国取消派挂在嘴边的“统一”，和“阿列曼—康比埃的党”在法国或者“波兰社会党”在德国所谈的统一[59]一样，是对大多数工人的真正统一的嘲笑。
接着，复信人坚决要求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尽力敦促“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派别组织就有争议的问题交换意见”（1913年12月国际局常会决议），以便当着公正机关的面，把取消派的“八月联盟”和“组织委员会”的虚幻性以及他们破坏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团结的活动彻底向国际揭露。
载于1914年4月15日《真理之路报》第6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81—84页
注释：
[54]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9月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
社会党国际局1913年十二月常会讨论了俄国事务问题，决定由社会党国际局作为调停者出面组织有关方面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并委托自己的执行委员会为此同“俄国（包括波兰）工人运动的一切派别进行联系”。
这里收载的文章是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同意参加社会党国际局所召集的会议的答复的扼要叙述。这一答复是中央委员会给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列宁在1914年1月18—19日（1月31日—2月1日）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里曾谈到报告已寄出一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86。
[55]《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Bulletin Périodique du Bureau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于1910—191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除法文版外，还有英文版和德文版。——86。
[56]第二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2月20日（3月5日）召开，共有代表518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按政治集团来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组成是：右派即君主派和十月党54名，立宪民主党和靠近它的党派99名，各民族代表76名，无党派人士50名，哥萨克集团17名，人民社会党16名，社会革命党37名，劳动派104名，社会民主党65名。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捍卫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成分降到最低限度。劳动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土地国有化纲领。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1907年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87。
[57]第三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11月1日（14日）召开，存在到1912年6月9日（22日），共有代表442人。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1910年3月起）和米·弗·罗将柯（1911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根据六三选举法选出的这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147名，十月党人154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7名，波兰代表联盟11名，进步集团28名，穆斯林集团8名，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团14名，社会民主党人19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的多数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改良的办法诱使群众脱离革命。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不多，在初期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第三届杜马可参看列宁的《第三届杜马》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87。
[58]第四届国家杜马于1912年11月15日（28日）召开，共有代表442人，主席是十月党人米·弗·罗将柯。在这届杜马的442名代表中，有右派和民族主义者185名，十月党人98名，立宪民主党人59名，进步党和民族集团69名，劳动团10名，社会民主党人14名，无党派人士7名。这就是说，和上届国家杜马一样，这届杜马也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第四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中有6名布尔什维克、7名孟什维克和1名附和孟什维克的没有全权的党团成员（华沙代表，波兰社会党—“左派”的叶·约·亚格洛）。1913年10月，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布尔什维克代表为了揭露沙皇制度的反人民政策，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不断向第四届杜马提出对政府的质询。这届国家杜马赞成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8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党团组成了所谓“进步同盟”，一半以上的杜马代表参加了这个同盟。列宁认为这是自由派和十月党人组成同盟以便同沙皇在实行改革和动员工业战胜德国的纲领上达成协议。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第四届国家杜马停止活动。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成员为了反对革命和挽救君主制度，成立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达成协议，通过了关于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10月6日（19日），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发布了解散国家杜马的法令。——87。
[59]看来是指波兰普占区的波兰社会党。该党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治组织于1893年成立。从1897年起，在这个党的领导机构中右派影响开始增强。这种情况终于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该党断绝了关系。——88。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
（1914年4月22日〔5月5日〕）
不久以前，德国工会最著名的负责人士之一卡·列金，把他的旅美报告加上《美国工人运动见闻》的标题，印成一本相当厚的书出版了。
作为一个不仅是德国工会运动，而且是国际工会运动的著名人物，卡·列金对他的旅行特别重视，可以说是当作国家要事来安排的。他同美国社会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84]即由有名声的（有坏名声的）龚帕斯领导的工会组织，曾经就这一次旅行商谈了好几年。当列金获悉卡尔·李卜克内西将去美国时，就不愿意同时前往，“以免两个对党的策略和对工人运动某些方面的意义及价值看法不完全一致的发言人同时在美国讲话”。
卡·列金收集了大量关于美国工会运动的材料，但是完全没有能力在书中整理这些材料，充斥该书的主要是些废话，是不连贯的旅行记，按内容来说象杂文，按枯燥的笔调来说则比杂文还糟。列金甚至对他特别感兴趣的美国各工会组织的章程也没有加以研究和分析，只是翻译一下了事，而且译得不系统不完整。
列金旅行中的一段插曲非常耐人寻味，它十分鲜明地揭示了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种倾向。
列金访问了美国的众议院即所谓“国会”。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给这位在警察式的普鲁士国家培育出来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高兴心情指出，国家不仅给美国每个议员提供一间有全套最新设备的专用房间，而且给他们配备了由国家发给薪水的秘书来执行议员们的大量工作。议员和议长的平易近人、从容不迫的态度，跟列金在欧洲国家的议会特别是德国国会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连想也不能想他会在资产阶级议会的正式会议上向这种议会致祝词！而在美国这是很平常的事，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并没有吓倒任何人……除了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自己！
这里正表现出美国资产阶级“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不坚定的社会党人的手法，也表现出德国机会主义为了讨好“温和”可爱的民主派资产阶级而放弃社会主义的手法。
列金的祝词译成了英语（民主派丝毫不怕在自己的议会中听到“异己的”语言），200多名议员把列金当作共和国的“客人”一一和他握手，议长还特别向他致谢。
列金写道：“我的祝词的形式和内容受到美国和德国社会主义报刊的一致赞许。然而德国有些编辑却非要说，我的祝词又一次证明，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向资产阶级听众发表社会民主主义演说是办不到的。他们这些编辑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大概会发表一篇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群众罢工的演说。而我认为重要的是，向这个议会强调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和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希望各民族间的和平，希望通过和平进一步发展文化，使它达到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
可怜的“编辑们”，他们被我们的列金用自己的“国家要人”的演说驳倒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工会运动所有首领们的机会主义，其中包括列金，而且特别是列金的机会主义，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东西，很多觉悟的工人已经给了它正确的评价。但是在我们俄国，人们对欧洲社会主义的“榜样”谈得太多，而看中的又恰恰都是这个“榜样”最坏的消极面，因此对列金的演说不妨稍微详细地谈一谈。
200万德国工会会员大军的领袖，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袖，德意志帝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一员，在资本主义美国的最高代表会议上发表了地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演说。自然，任何一个自由派分子，甚至任何一个十月党人都不会不赞成有关“和平”和“文化”的词句。
当德国的社会党人指出这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时，我们这位资本雇佣奴隶的“领袖”却极端蔑视这些社会党人。这些“编辑们”同“干练的政治家”、工人捐款的募集者比较起来又算得什么呢！我们这位庸俗的纳尔苏修斯[85]对编辑们所持的这种轻蔑态度，正同某个国家的警察式的庞巴杜尔[86]对第三种分子[87]所持的轻蔑态度一样。
他们“这些编辑”大概会发表一篇“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说的。
请想一想，这位“也是社会党人”在嘲笑什么：他嘲笑社会党人竟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认为必须发表反对资本主义的讲话。这种念头同德国机会主义的“国家要人们”太格格不入了，因为他们讲话是不触犯“资本主义”的。他们这种背弃社会主义的奴才相使他们自己蒙受耻辱，而他们却以耻为荣。
列金并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物。他是工会大军的代表，或者更正确些说，是工会大军军官团的代表。他的演说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失言，决不是仅此一次的越轨行为，决不是一位德国边远地区的办公室“办事员”在没有感染上警察式妄自尊大作风的和蔼可亲的美国资本家面前感到不好意思而出的差错。如果问题仅仅是这样，列金的演说就不值得一谈了。
但是，显然不是这样。
在斯图加特的国际代表大会[88]上，德国代表团中有一半人是这种可怜的社会党人，他们曾在殖民地问题上投票赞成极端机会主义的决议案。
请拿德国的《社会主义〈？？〉月刊》[89]来看吧，你们会在上面看到象列金这类的活动家们经常发表的有关工人运动一切最重要问题的言论。他们的这些言论是彻头彻尾机会主义的，是与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正式的”德国党的“正式”解释说，“谁也不看”《社会主义月刊》，它并无影响云云，这是假话。斯图加特“事件”证明这是假话。那些给《社会主义月刊》写文章的著名的重要活动家、国会议员、工会领袖们始终不断地在向群众灌输自己的观点。
德国党的“官方乐观主义”早就被自己阵营中的一些人指出了，而这些人从列金那里得到了轻蔑的（在资产者看来）和光荣的（在社会党人看来）的绰号：“这些编辑”。俄国的自由派和取消派（当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愈频繁地设法把这种可爱的品质移植到我国土壤上来，我们就应该愈坚决地给予回击。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巨大的功绩。由于马克思同赫希柏格、杜林之流一伙人进行的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了严整的理论，也就是我国民粹派枉费心机企图回避或者企图按照机会主义观点加以修正的那个理论。这个党拥有群众组织、报纸、工会、政治社团，也就是说，群众极广泛地组织起来了。这种局面在我国也正在明显地形成，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派在杜马选举中、在每天的报刊上、在保险理事会选举中、在工会中普遍获胜。被工人“撤销职务”的取消派拼命想回避这个适合于俄国情况的把俄国群众广泛组织起来的问题，他们的企图同民粹派的企图一样，是徒劳无益的，无非是意味着知识分子脱离工人运动而已。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功绩毕竟还是功绩，这倒不是因为有列金那样可耻的发言以及《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人那样可耻的“发言”（在报刊上的），而是说尽管有这样的言论，功绩仍然是功绩。我们不应该用“官方乐观的”词句来掩盖和混淆在这类现象中暴露出来的德国党的明显的病症，而应该在俄国工人面前把它揭示出来，以便从有较长历史的运动的经验中学习，弄明白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
载于1914年4月《启蒙》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5卷第106—110页
注释：
[84]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
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是美国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1年。劳联主要联合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参加劳联的工会基本是按行会原则组织的。劳联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原则，鼓吹阶级合作，执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并积极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政策。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1935年建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称作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111。
[85]纳尔苏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113。
[86]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们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113。
[87]“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Ｂ.Г.康多伊迪于1900年首次使用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19世纪末俄国34省共有65000—70000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学校事业，靠着“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113。
[88]指1907年8月18—24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这是列宁首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殖民地问题是这次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报告人荷兰社会党人亨利克·万科尔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为殖民侵略作辩护。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当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政策，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殖民政策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声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应当不仅带着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个机会主义的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大多数人的支持。有些代表提出一项实际上改变了该决议内容的修正案，被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代表大会最后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直接地和无保留地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114。
[89]《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