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器，小齿轮，鼓风机，脚手架——列宁、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前后文稿选

火眼金睛，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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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国外党的协助小组和全体党员的信[60]

（不早于1903年11月16日〔29日〕）

同志们：党的彻底统一，使我们面临一项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任务，就是广泛开展社会民主党在国外的工作，并把在这方面从事活动的一切工作人员紧紧地团结起来。
按照党章（第13条）规定，党的全部国外工作分成组织形式不同的两大方面。一方面，国外的宣传鼓动工作直接由国外同盟主管和集中掌握。中央将采取一切措施促使这项工作完全由同盟来集中掌管，并保证同盟在行使这项职能时拥有自主权。另一方面，同盟对国内运动的支援，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专门指定的个人和团体来进行。
中央在号召同盟的全体成员、国外的所有党的协助小组和全体党员全力支持同盟所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同时，目前打算集中一切力量来建立这些中介性团体，通过它们支援国内的运动。
中央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任务如下。
从国外支持国内运动主要表现在：（1）派革命工作者到国内去；（2）把在国外筹集的经费送到国内去；（3）在国外收集有关国内的关系、情报和消息并立刻通知国内，以便给在国内进行活动的同志以帮助，以便防止遭受破坏，等等；（4）把书刊送到国内去；如此等等。
这些还不是从国外直接支持国内运动的一切形式，但我们认为，目前只要指出几种主要形式并使正在建立的组织与这些形式相适应就够了。经验会表明，将来需要怎样改变这种组织。
先来谈谈派人回国内工作的问题。当然，大多数回去的人最好都同中央在国外的总代办处即日内瓦代办处直接取得联系，从它那里取得接头地点、暗号、经费和必要的情报。但是许多回去工作的人自然是无法经过日内瓦的，因此，中央打算指派自己的代办员常驻国外各个比较重要的中心城市，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柏林、维也纳等。请每一个打算回国内工作的人去找当地的中央代办员，中央代办员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使他们尽量快尽量安全地到达指定地点，使他们一开始行动就符合于中央关于分配人力和经费等的总计划。中央希望国外同盟多方协助这些中央代办员，例如使国外的大多数同志了解这些代办员的职能和同他们联系的条件，并使这种联系尽量秘密进行，等等。
由于从国外各大中心城市派人到国内去是一项巨大的工作，由于对被派者进行应有的了解有时为一个人的力量所不及，因此，按照党章第13条，中央可以根据需要指派一些代办员，而不是一个代办员。
其次，关于送款到国内的问题，最好能使国外筹集经费的工作完全由同盟来集中掌管，并由同盟的领导机关把款项转交给中央委员会。经验表明，只有在必要时，才可以让同盟的地方支部将一定数量的款项直接交给地方的中央代办员，例如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帮助逃走、派遣人员、运送书刊等等。中央希望同盟的领导机关给各支部作出相应的指示，并制定出最适当的经费收支报告制度。
再其次，大家当然都知道，从国内到国外来的人常常会报告一些对于国内工作人员来说十分重要的消息，例如关于遭受破坏的程度，关于必须通知远离出事地点的城市里的某些同志提高警惕，以及必须利用逃走或离开的同志没有来得及利用或不可能利用的国内的某些关系，等等。当然，随着全党工作完全统一在中央领导之下，所有这些关系和消息愈来愈可能就在国内获得，而这才是最正常和最理想的方式。但是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从国内逃出来的或合法离开的同志由于种种原因来不及在国内转交关系，这样，就需要在他们到达国外以后加以转交。
最后，关于运送书刊的工作，中央当然会设法尽可能交给专门的运输小组来集中进行，这个小组的部分成员将常驻国外。因此，要指派一些中央特别的代办员来管理国外各个中心城市的党的书刊，负责同边境的联系，等等。当然，即使运输工作安排得很好，也总会有一些漏洞，要由某些临时出现的机会来弥补，如（也许可以）装在衣箱里运送，利用商业交往和轮船交通中的某些机会，等等。有关这项工作的所有情报、消息，要一律送交中央代办员，他们将集中处理所有这类事情，并按中央的总计划和指示行事。
中央把自己的工作计划通知同盟领导机关，相信同盟会多方协助国外的中央代办员，特别是设法使这些代办员能够广泛地接触协助小组、青年小组等等。

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89—92页

注释：

[60]这个信稿上有列宁的一句批语：“请阅后将信稿退回，不要让任何人看。”这很可能是批给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弗·威·林格尼克的。这封信显然没有发出，但是信中所列的由国外支援国内革命运动的计划实际上构成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工作的基础。——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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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61]

（1903年11月25日〔12月8日〕）

给编辑部的信

《不该这么办》一文提出了我们党的生活中这样一些非常重要而且在目前非常迫切的问题，使我不禁要马上对编辑部如此热情恳切地在自己的报纸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请大家发表意见作出反应，特别是对于一个一直参加《火星报》工作的人来说，特别是在晚一个星期表示意见也许就等于完全放弃发言权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我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以便消除某些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误会。
首先我要说，在我看来，文章的作者坚持要维护党的统一，避免新的分裂（特别是由于一些算不上严重的分歧造成的分裂），这是万分正确的。一般说来，特别是在目前，一个领导人号召大家和睦相处，温和谦让，是值得大大称赞的。要不仅把以前的经济派，而且把一些患有“一定的不彻底性”毛病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革出教门或者说开除出党，无疑是过于荒唐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文章的作者对他心目中的那些莽撞的、顽固的、愚蠢的、只会主张开除的索巴开维奇[62]们恼火的声调。我们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当我们有了党纲和党的组织的时候，我们就不仅要热情地在党的机关报上辟出一定的篇幅让大家交换意见，而且要使那些由于自己的不彻底性而去维护某些修正主义教条和由于某种原因而坚持自己的小组特点和个性的小组——或者如作者所说的小小组——能够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是无关紧要的不同意见。正是为了不要过于莽撞地和象索巴开维奇那样粗暴地对待“无政府个人主义”，我们认为必须尽可能（甚至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美好的集中制模式，不要绝对服从纪律）让这些小小组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让全党有可能来衡量分歧的深浅，判断不彻底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问题上，以及表现在哪一方的身上。
的确，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应该坚决抛弃宗派主义小组习气的传统，应该在一个依靠群众的党的内部提出这样一个坚决的口号：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让它得到全部的，真正全部的材料来对一切分歧、对回到修正主义和背离纪律的行为等等作出评价。要更加相信党的全体工作人员的独立判断能力：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够抑制那些爱闹分裂的小小组的狂热，才能够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而又坚持不懈地影响他们，使他们产生遵守党的纪律的“善良愿望”，才能够使无政府个人主义的狂热冷却下来，用自己毫不计较的态度来说明、证明和表明，被爱闹分裂的人所夸大的那些分歧并没有多大意义。
对于“不该这么办？”（一般不该这么办以及为了不致引起分裂不该这么办）的问题，我的答复首先是：不该向党隐瞒正在产生和发展的分裂原因，不该隐瞒造成这些原因的任何情况和事件。不仅如此，不但不要向党隐瞒，而且尽可能地不要向局外的公众隐瞒。我说“尽可能地”，是因为考虑到，秘密活动要求有些事情必须保密，但是这类情况在我们的分裂中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开诚布公——这是避免可以避免的分裂、把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最妥善和唯一可靠的方法。
确实，大家要好好考虑一下，党已经不是同小组而是同群众打交道这种情况使党所承担的责任。为了不只在口头上成为群众的党，我们就应当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党的各项活动，不断地使他们从不关心政治提高到参加反抗和斗争，从具有一般的反抗精神提高到自觉地接受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从接受这些观点提高到支持运动，从支持运动提高到在组织上加入党。不把问题完全开诚布公地摊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决定能否对群众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能够达到这种结果吗？作者说得很对，如果由于小小的分歧而发生分裂，工人就会不再理解我们并离开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没有军队的司令部。要使工人不会不再理解我们，要使他们的斗争经验和他们的无产阶级的辨别力也能给我们这些“领导人”一些教育，那就要使有组织的工人学会观察正在产生的分裂原因（这种原因在任何群众性的政党内部都总是会有的，而且总是会反复出现），自觉地对待这些原因，从全党的利益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出发来评价国内或国外的某个波舍霍尼耶[63]发生的事件。
作者强调指出，我们的中央机关将会得到很多，同时要求于它的也会很多，这是十分正确的。事情正是这样。也正因为这样，全党必须系统地、逐步地和坚定不移地为中央机关培养称职的人，对每个准备担任这种高级职位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了如指掌，甚至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作者对造成这类失败的某些原因提出了非常精辟、显然是以丰富的经验为依据的意见。正因为这些意见非常精辟，全党也就应当加以吸取，应当经常看到自己的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每次“失败”，哪怕是局部的“失败”。没有一个政治活动家不是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败的，因此如果我们要认真地谈论怎样影响群众，怎样赢得群众的“善良愿望”，我们就应当尽力使这些失败不要隐藏在小组和小小组的陈腐气氛中，而要拿出来让大家评论。这乍看起来可能是令人难为情的，有时对个别领导人来说好象是一种“难堪的事情”，但是这种认为难为情的错觉我们必须克服，这是我们对党、对工人阶级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全体（而不是由哪个小组或小小组偶然挑选出来的）有影响的党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自己的领袖，并且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只有开诚布公才能纠正一切莽撞的、片面的、反复无常的偏向，只有这样才能把“小小组”之间有时荒谬可笑的“争执”变成有益的和必要的党内自我教育的材料。
光，多一些光！[64]我们需要一个大音乐会；我们需要取得经验，好恰当地分配角色，让一个人去奏抒情的小提琴，让另一个人去拉狂暴的大提琴，让第三个人去挥动指挥棒。让作者发出的热情欢迎大家在党的机关报上和党的一切刊物上发表意见的美好呼吁真正实现吧，让大家来评判我们由于各种不同的“音调”而引起的“争论和口角”吧，对这些音调，一些人认为太刺耳，另一些人认为不和谐，第三种人认为不合拍。只有通过许多这样的公开讨论，才能使我们的领导者形成一个真正合唱得很好的集体；只有这样，工人才不会不再理解我们，只有那时，我们的“司令部”才能真正以既跟着司令部前进、同时又引导自己的司令部前进的这支军队的善良的、自觉的愿望作为自己的依靠！

列宁

载于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93—97页

注释：

[61]《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是列宁为回答1903年11月7日《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而写的。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编辑部在该报第53号发表了列宁的信，同时加了一个编后记，用影射的手法攻击列宁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约·巴·施韦泽。
本卷《附录》收有这封信的内容要点（见第476页）。——86。
[62]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粗暴蛮横的地主。——87。
[63]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88。
[64]光，多一些光！是德国诗人约·沃·歌德的临终遗言。后来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示期待或呼吁。——89。

43

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65]
（1903年11月25日和29日〔12月8日和12日〕之间）

［注：这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是我在该报第53号出版以后立刻发出的。编辑部拒绝把它刊登在第54号上，因此我只好把它印成单页发表。］

这完全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这是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问题，因此我有义务立刻公开回答这个问题，我所以说有义务，不仅仅是因为多数派的代表们纷纷向我提出质问，而且还因为《火星报》第53号上《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对代表大会所造成的火星派内部的虽不很严重但起着很大瓦解作用的分歧，作了完全不真实的说明。
这篇文章把问题说成这样：任何人即使用放大镜，也不能从中发现一点真正重大的足以造成分歧的原因，也不能找到丝毫关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变动的说明，也不能找到我退出编辑部的任何一点正当的理由。该文的作者说，我们的分歧发生在组织党的中央机关的问题上，在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实行集中制的方法问题上，在可能实现的和有益的集中化的范围和性质问题上，在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危害问题上。
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是在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上，在能否允许因不满意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成员而抵制这些中央机关的问题上，在能否允许破坏实际工作、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迎合某个象同盟多数派那样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吗？
同志们，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事情正是这样。但是绝大多数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党的工作者还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我想简略地谈一些主要的事实，我所以只想简略地谈一谈，是因为根据《火星报》第53号上的声明来看，关于我们分歧的经过的全部材料很快就会公布出来。[66]
我们所讨论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崩得代表团新近出版的报告书，都正确地指出，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占大多数，——据我统计，即使在崩得的代表和《工人事业》的代表退出大会以前，“火星派”也占将近五分之三的票数。在代表大会前半期，这些火星派分子是同心协力地反对一切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的。这一点，从代表大会前半期发生的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了解我们的分歧很重要），即组委会事件和语言平等事件，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只是在后一问题上，紧密的火星派多数派从3/5降到1/2）。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火星派开始发生分歧，而到大会结束时就完全分道扬镳了。关于党章第1条和关于选举中央机关的争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性质：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逐渐把非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愈来愈多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和火星派多数派（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和我）相对抗。在表决党章第1条时，这种派别划分还没有最终形成，但是崩得分子的全部选票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三票中的两票使火星派少数派占了上风。在选举中央机关时，由于五个崩得分子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退出代表大会，火星派多数派便成了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分道扬镳了。
使我们产生重大分歧的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早在组委会事件以后，在代表大会刚开始的时候，火星派就在热烈讨论组委会的各个委员（和非委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问题，并且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的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热烈的争论，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67]但是少数派坚持要在5人中占3人，因此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代表大会上就批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原来的六人小组还是选举新的三人小组的问题［注：鉴于这个有名的“三人小组”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议论和误传，我要立即指出，远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所有稍微同我接近的同志都知道我对大会议程草案所作的说明。这个曾在大会上传阅的说明中写道：“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进行的一场大战，也是这样结束的。
只是从这时起，分歧才变得十分严重，使人意识到可能产生分裂；只是从这时起，少数派（它已经变成真正“紧密的”少数派）才开始采取弃权的办法，而这种现象在代表大会上在此以前还没有见到过。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分歧愈来愈尖锐了。心怀不满的少数派转而采取抵制手段竟达数月之久。[68]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责难，即所谓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所谓要人绝对地机械地服从，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只不过是企图诿过于人，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指出下面这个典型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新的编辑部（即普列汉诺夫和我）邀请所有原来的编辑写稿，当然，开始时没有采用“形式主义”的方式，只是口头上邀请。结果遭到了拒绝。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公文”（真是官僚主义者！）给“敬爱的同志们”，请他们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就任何问题写稿，特别是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我们收到一份“正式”声明，说他们不愿意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整整几个月，这些非编辑谁也没有为《火星报》工作。关系变成纯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了，但“带头”这么做的是谁呢？
开始出现地下出版物，它们充斥于国外，并在国内各委员会之间辗转传播，而且有一部分现在已经开始由国内传回到国外。一位西伯利亚代表的报告，—恩写的论“反对派”口号的信，马尔托夫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都充满了对列宁的非常可笑的责难，说什么列宁实行“专制制度”，建立罗伯斯比尔式的死刑制度（原文如此！），给老同志举行政治葬礼（不把他们选入中央机关就是给他们举行葬礼！），等等。事态的发展使反对派热中于寻找组织问题上的使我们无法共同工作的“原则”分歧。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喜欢谈论的是党总委员会的所谓“第五个委员”。上面提到的所有著作都把总委员会描绘成列宁玩弄外交手腕或权术的机关，描绘成国外的中央机关报用来压制国内的中央委员会的工具——这和崩得代表团在他们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问题所作的描绘一模一样。不用说，这个原则分歧是和所谓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一样的胡说八道，因为第五个委员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因此，问题所涉及的是一个受到多数人的最大信任的人；而党代表大会多数人的意志，不管党的中央机关怎样组成，总是要通过选择一定的人表现出来的。
所有这类出版物在国外传播得多么广泛，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连善良的帕尔乌斯也起来攻击独揽一切和从日内瓦之类的地方向工人们“发号施令”（原文如此！）的倾向（《世界政策问题小报》[69]，第5年卷，1903年11月30日第48期）。再过一两个月，当我们这位专制制度的新的敌人读到党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时，他就会认识到：如果把一切党内的流言蜚语都信以为真，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可笑的人。
同盟代表大会是反对派对中央机关采取军事行动的顶点。读者从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那些把同盟代表大会叫作算党代表大会的账的场所的人是否正确；在反对派的进攻中是否有过什么事情促使中央委员会采取非常措施[70]（非常措施这个词是中央委员会自己说的，因为当时编辑部成员的变动曾使党内有实现和平的希望）。这个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在专制的官僚主义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具有怎样的性质。
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气氛非常紧张，大有分裂之势，因此普列汉诺夫决定把原来的编辑部成员都增补进来。我预料反对派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而我认为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去迎合一个小组是不行的。但是我又认为给可能实现的党内和平造成障碍是更加不能允许的，因此，从《火星报》第51号以后，我就退出了编辑部，同时声明我并不拒绝继续撰稿，甚至并不坚持公开宣布我的辞职，只要党内能够确立真正的和平。反对派要求的（不是改变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什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专制制度、机械服从等等，而）是恢复原来的编辑部，把反对派的代表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在总委员会中占两席，承认同盟代表大会合法。中央委员会为了确保和平，同意增补两名反对派代表进中央委员会，把总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让给他们，逐步进行同盟的改组。反对派连这样的条件也拒绝了。编辑部进行了增补，可是和平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火星报》第53号出版时的情况。
党希望获得和平并进行积极的工作，这一点恐怕是无须怀疑的。而象《我们的代表大会》这样的文章却阻碍和平的实现，我所以说阻碍，是因为这样的文章往往只是作一些暗示或提到有关某些问题的片面情况，对这些东西，如果不充分说明分歧的全部过程，是不会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我所以说阻碍，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把国外小组的罪过都推在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头上，而我们的中央机关正从事于把党真正统一起来这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它在实行集中制的道路上已经碰到和正在碰到的障碍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国内各委员会目前正在同少数派妨碍整个工作的分裂活动和抵制手段进行斗争。我们已经收到彼得堡、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敖德萨、图拉等地的委员会和北方协会寄来的关于这方面的决议。
这种国外的著作家的无谓争吵我们已经受够了！希望它现在能成为向国内的实际工作者表明“不该这么办”的例子！希望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能号召大家停止一切抵制，不管它来自哪一方；号召大家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地工作！

※ ※ ※

可是，不同色彩的火星派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读者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分歧在于多数派认为，不管中央机关的成员怎样变动，人们在党内都可以而且应当宣传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个小组，即使是工人事业派的小组，只要参加了党，都有权要求给它陈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但是任何一个小组，哪怕是由将军组成的小组，也无权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第二，分歧在于多数派认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生，应该归咎于那些拒绝在中央机关领导下进行工作、因而使得难以避免形式主义地处理问题的人。第三，我知道一个而且仅仅一个有关组织问题的原则分歧，那就是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等到代表大会的记录发表以后，我们要回过头来再谈谈这个问题。那时我们将说明，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非火星派分子和冒牌火星派分子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这一条文向机会主义迈进了一步，这一步我们在—恩写的信中和《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一文中看得更加清楚。［注：那时我们还要请求解释一下，《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谓对非火星派分子的不应有的轻视，所谓党章的严格的条文同党内实际的力量对比不相适应，是什么意思。这些话是指什么而言？］记录将表明，《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的作者的意见是违背事实的，他说“在讨论党章时，争论几乎完全集中在关于组织党的中央机关的问题上”。恰恰相反。把双“方”（即火星派多数派和火星派少数派）比较明显地划分开来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争论，是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至于关于总委员会的人选、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等问题的争论，不过是个别代表之间，是我和马尔托夫之间以及其他人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所涉及的相对说来是一些很小的细节问题，并没有在火星派中间引起任何明显的分化，火星派通过他们的投票纠正了我们中间这个或那个人的偏向。把在实行集中制的方法、范围、性质等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都说成是由这些争论造成的，那不过是粉饰少数派的立场和他们为改变中央机关的成员所采用的斗争方法，而正是这个斗争在我们之间引起了真正的分歧。

1903年12月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98—104页

注释：

[65]《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是列宁写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曾于1903年12月在日内瓦印成单页出版，随后又在俄国秘密翻印，广为传播。1904—1905年俄国警察机关文件中提到，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图拉、托木斯克、里加、尼古拉耶夫、波尔塔瓦、阿斯特拉罕、顿巴斯等地进行搜捕时都发现过这封信。列宁在1903年12月17日和22日之间写给尼·叶·维洛诺夫的信中谈到了有关这封信的一些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91。
[66]指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刊登的关于即将公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通知。——92。
[67]马尔托夫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是叶·米·亚历山德罗娃；一个非火星派领袖是指B．H．罗扎诺夫；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是指列·达·托洛茨基。——93。
[6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1903年9月中旬，以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及反对派其他领袖为首的17名孟什维克，背着党的多数派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日内瓦举行了秘密派别会议。这个会议建立了一个反党中心——少数派常务局，由马尔托夫、费·伊·唐恩、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列·达·托洛茨基组成。会议通过的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起草的决议，提出了同党的多数派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进行斗争的计划，并要求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扩大少数派影响和改组党的中央机关。会议号召反对派成员拒绝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抵制《火星报》，力争恢复旧的编辑部班子。在会议上成立了由《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组成的著作家小组，其宗旨是联合孟什维克和宣传孟什维克反对派的机会主义思想。在篡夺了《火星报》之后，孟什维克在中央机关报内建立了秘密的中央会计处，设置了自己的书刊运输机构。为夺取地方委员会，孟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流动代办员网。——93。
[69]《世界政策问题小报》（《Aus der Weltpolitik》）是德国的一家周报，由亚·李·帕尔乌斯于1898—1905年在慕尼黑出版。——95。
[70]指1903年11月16日（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的信。该信指出，对同盟所采取的措施是当时的非常情况引起的，而现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该信通知同盟领导机关说，中央委员会审查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章程，不同意其中某几条的措辞，但不认为该章程原则上有什么不符合党的组织章程之处（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286页）。
这封信是中央委员会内调和派对孟什维克的让步，实际上意味着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同盟章程和承认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领导机关。这同中央委员会在此以前一段时间所持的态度是完全矛盾的。这种让步并没有使党恢复和平，布尔什维克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错误。——95。

44

谈谈新《火星报》的立场

（1903年12月下半月）

“马尔托夫派的”《火星报》现在所采取的立场中特别使我感到气愤的，就是他们所固有的欺骗和虚伪，就是企图回避问题的实质，企图隐瞒党内的舆论和党的决定，企图歪曲概念和事实。我认为，有些同志对这种虚伪感觉迟钝，麻木不仁，只是因为不了解情况。而要使他们了解情况，就应该大力进行解释，所以我一直打算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把全部问题详详细细地（必要时要利用一切文件）加以解释。党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一公布，也就是说不久以后，我就要这样做。[71]
马尔托夫派用来欺骗党（由于神经失常，他们可能、甚至很可能首先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主要伎俩，第一是歪曲火星派内部分歧的真正根源和原因，第二是歪曲关于小组习气和组织瓦解、关于宗派主义和党性等等这些概念。
第一个歪曲就是，他们把代表大会之后在中央机关同反对派作斗争期间实质上是双方的对骂说成是“原则性的”分歧。对骂的内容就是反对派称多数派为专制君主、形式主义者、官僚等等，多数派则称反对派为歇斯底里的钻营之徒，一帮被淘汰的阁员或歇斯底里的闹事者（见同盟代表大会）。然而现在竟有人在中央机关报上把这些互相“恭维”的一方的话公然说成是原则性的分歧！这难道还不卑鄙吗？
实际上，分歧的真正原因是马尔托夫派转向泥潭派。代表大会上党章第1条的讨论，以及在选举中央机关时的派别划分，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转变。这种分歧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原则性的分歧，对此他们却避而不谈。
第二个歪曲就是，马尔托夫派三个月来为了小组的利益，为了钻进中央机关（因为没有任何人限制就实质问题进行争论或自由发表意见，相反，我们曾一再邀请和要求马尔托夫派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一直在瓦解整个党和整个工作，现在当他们从后门钻进编辑部之后，却可笑地责备多数派犯有起瓦解作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而对于自己的抵制行为、自己的钻营行为等等却闭口不谈。这难道还不卑鄙吗？两者只能选择其一：或者忘掉全部的“无谓争吵”，那就根本不要再谈它，也不要让无谓争吵在中央机关报上再现，因为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嚷正是恶劣的钻营行为的再现；或者提出分歧问题，那就要把一切都端出来。

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05—106页

注释：

[71]指《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见本卷第197—425页）。——99。

45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序言

（1904年1月）

我现在重印的《给一位同志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18页。——编者注］，是在一年多以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1902年9月写的。起先，它的抄本在大家手头辗转传阅，并且作为阐述火星派的组织观点的材料流传于俄国各地。后来，西伯利亚联合会在去年6月印了这封信，而且大量加以散发。这样一来，这封信就完全成了公众的财产，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它公开发表了。以前，我没有印这封信，是考虑到它文字上还很粗糙，还完全是“草稿”性质的，这个理由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俄国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已经看过这封还是草稿的信了。此外，重印这封还是草稿的信（我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辞性修改）的更重要的理由，是现在这封信已具有“文件”的［注：当我的对手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把这封信当作文件使用以后，我自己也觉得重印时再作任何修改，简直……怎样说得婉转些呢？……有些不得体了。］意义。大家知道，《火星报》的新编辑部已经在第53号上提出了组织问题上的分歧。可惜这些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编辑部并没有急于明确指出，而多半只是作了一些谁也不懂的暗示。
应当尽量帮助新编辑部解决这个难题。把《火星报》的旧的组织观点，详详细细地公之于众，甚至连草稿都公布出来，这样，也许新编辑部终于会向在他们的“思想领导”之下的党公开自己的新的组织观点了吧。这样，也许新编辑部终于会向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是怎样准确表述他们准备对我们党的组织章程作的那些带有根本性质的修改的吧。因为，实际上谁会不了解正是这个组织章程体现了我们一贯的组织计划呢？
把《怎么办？》［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和《火星报》上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同这封《给一位同志的信》对照一下，再把这封信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对照一下，读者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火星派多数派，即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是怎样始终如一地贯彻我们的组织“路线”的。而对《火星报》新编辑部，我们将等待，并且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等他们阐明他们的新的组织观点，等他们指出，他们究竟是在什么问题上，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感到失望，为什么要“把自己过去崇拜的 东西付之一炬”[72]。

尼·列宁
1904年1月

载于190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5—6页

注释：

[72]“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东西付之一炬”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是书中人物米哈列维奇的诗句，后来常被人们引用来譬喻背叛自己过去的信念。

46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

编者按：这篇后记与列宁的一封信《致尼·叶·维洛诺夫（1903年12月17日和22日之间）》相呼应。

（1904年1月）

《火星报》编辑部在第55号上谈到，中央和反对派“已经达成协议，要忘掉”我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注：见本卷第91—98页。——编者注］中提到的事实。编辑部的这一声明是真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漂亮词汇来说）“遁词”。事实上，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正象中央驻国外代表在《火星报》第55号出版后立即出版的专页上公开声明的那样。而且也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这是每个认真读过我的信的人都很清楚的，因为反对派拒绝了中央提出的“真正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当然也包括忘掉应该忘掉的一切这个条件在内。当编辑部拒绝了和平，并在第53号上掀起了反对所谓官僚主义的战争时，难道他们就如此幼稚，竟指望对方缄口不谈关于官僚主义的这些鬼话的真正来源吗？
编辑部非常不喜欢我把这些鬼话的真正来源归之于无谓争吵（Literatengezank——著作家的无谓争吵）。这也是毫不奇怪的！但要知道，对这个确实使人不愉快的事实喋喋不休地说些抱怨的话，并不能否定事实。
我们想冒昧地向最尊敬的编辑部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人对于拼命责难专制制度、罗伯斯比尔式的制度和搞政变等等，只是觉得可笑，而另一些人对于别人心平气和地叙述事实和谈论实际上要求将军地位的人，却感到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确实感到是奇耻大辱，竟说起什么“意气用事”、“有损道德”、甚至“动机卑下〈这是从何说起？？〉”这样一些全然“没有意义”的话来了。我的朋友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是不是因为将军的“地位”比专制君主的地位“更卑下”呢？
第二个问题。编辑部为何不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在很久以前，当它还属于反对派而事实上是“少数派”的时候）曾表示希望要忘掉某些事实呢？编辑部难道不懂得，希望“忘掉”原则分歧，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吗？
请看，我亲爱的“政治对手们”，你们有多狼狈啊！你们谴责我，说我把原则争论降低为无谓争吵，你们本来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置于死地，然而，事与愿违，你们恰恰证实了我对你们的某些“分歧”的真实原因所作的论断。
其次，由于处境狼狈，编辑部承认曾经有过无谓争吵，但他们却不肯向读者说明，在他们看来，原则分歧是从哪里结束，无谓争吵是从哪里开始的。编辑部避而不谈我在信中曾试图把这两件事十分明确地区分开来。我在信中指出，原则分歧（远未严重到真正分手的地步）是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暴露出来的，并由于火星派少数派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同非火星派分子接近而扩大。我还指出，关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的言论，主要不过是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发生的那些无谓争吵的回声。
编辑部大概不会同意这样划分“原则的”东西和“应该忘掉的”东西吧？那他们为什么不肯把自己“正确”划分这两件事的意见讲出来呢？这是不是因为，这两件事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划清界限（而且划不清界限）呢？
根据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火星报》同一号即第55号上发表的小品文，读者可以想象得出，这样……模模糊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党中央机关报成了一个什么样子。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接触到我们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作了一些没有出席代表大会的人根本不懂的什么“外层团体”的暗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忘了，我们对第1条进行了多么长久多么详细的争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反而编造了一种“理论”，说什么“出席代表大会的火星派多数派都有一个念头，就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内部敌人进行斗争”。“由于这个使命”，对火星派多数派来说，“我们面临的正常任务就冲淡了〈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坚信这一点〉”。“进行正常工作的前景被推到了遥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摆在党的面前的是更加迫切的“制服内部敌人的战斗任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字眼来咒骂这个“官僚主义的［注：顺便提一下，请编辑部注意，我这本书是用“指定的标题”出版的。我是个坚定的集中主义者，我服从我们中央机关报的“原则”指示，它已在第55号上开辟了一个从“标题”的角度评论党的出版物的专栏（为了同形式主义作斗争）。］〈或机械的〉集中制”，这些“雅各宾式的”（！！？）计划，这些拿别人“当叛乱分子来镇压和处置”的“瓦解组织的分子”。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确切些说，为了说明这些谴责代表大会的多数派镇压（应该说是想象中的）叛乱的瓦解倾向和轻视正常工作的态度的论调的真实价值，我只需要向健忘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提醒一个（开头只提一个）小小的事实。1903年10月6日，经过多次向少数派分子讲明他们进行抵制活动的荒谬和瓦解性质之后，我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正式约请“叛乱”著作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包括在内）开始进行正常工作，并正式向他们申明，拒绝这个工作，无论从个人意气用事还是从某种意见分歧（为了阐述这些分歧，我们在我们的刊物上开辟了一定的篇幅）出发，都是愚蠢的。［注：见本卷第352—353页。——编者注］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忘了这回事。他忘了，他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而表示断然拒绝。他忘了，在当时，在这早已成为过去的时期，他认为“正常工作被推到了遥远的不可预测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只是到了1903年11月26日才成了期待中的现实[73]。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不仅“忘了”这回事，而且希望把诸如此类的“意气用事”统统“忘掉”，——不是这样吗？
向少数派指出，他们长年累月地瓦解党，抛弃正常工作，把中央的许许多多力量吸引到他们挑起的无谓争吵上去，——这是“意气用事”，是有损道德，是把两种倾向的斗争降低为无谓争吵。中央机关报不能登载这样的东西。
而谴责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说他们竟敢把时间花到训诫“叛乱分子”上去，说他们通过跟（想象中的）瓦解组织的分子进行斗争来破坏党，——这才是原则分歧，《火星报》应该“腾出”篇幅专门登载这种分歧。不是这样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
假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一下自己的周围，即使现在也许还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说明“正常工作”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来说，也被推到了同样是期待中的，但还是不可预测的遥远未来吧？
不，你们知道吧，你们最好还是根本不要涉及多数派和少数派对正常工作的态度这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提起例如某城一位工厂工人[74]在给我的下面一封信中谈到的事情：
“亲爱的同志：
近来，也就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听说，中央委员会不是代表大会一致选出的，代表大会在中央机关报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形成了所谓的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一切，就象一块很沉的石头压在我们头上一样，我们感到非常沉重，因为中央机关报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出乎意料的新闻：在这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仅没有一个小组和会议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据我的记忆，各种出版物也都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不懂，代表大会以前，为什么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假如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那就必须承认，竭力要把党统一起来的那些同志，对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机构，心中无数。但后面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造成党的分裂的这个问题，已经清楚地表明，对党的机构是有看法的，而且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要隐瞒呢？这是一。第二，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当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党的机构可以保证党的正统方向呢，与此同时，我的脑子里还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除了党的机构，党的领袖人选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他们是正统的，党的方向也会是正统的，如果他们是机会主义者，那么党也会是机会主义的。现在，有了这样一些设想，也知道了党的领袖人选，我就毫不犹豫地表示主张在对党进行思想领导方面中央机关报比中央委员会占支配地位。尤其是俄国的实际情况使我更加坚持这种主张。因为尽管中央委员会是正统的，但它在俄国，就不能保险不被破坏，从而不能保险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丧失正统性，因为继承人并不总是和他们的前人相象。在委员会做过一段工作的同志，谁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一个最好的委员会由于某一偶然原因而被一个糟糕的委员会代替，或者相反。中央机关报就完全不同了：它所处的条件不同（因为中央机关报将设在国外），它可以较长时期地存在下去。因而也有可能为自己培养合格的继承人。但是，同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经解决就一成不变，就是说，或者是中央机关报永远比中央委员会占支配地位，或者是中央委员会永远比中央机关报占支配地位。我想，不能这样。比如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中央机关报成员突然起了变化，从正统的变成了机会主义的，象德国的《前进报》那样；试问，那时，是不是还要它在思想领导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呢？我们这些受过正统教育的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难道应该向他们妥协吗？不，那时，我们就应该剥夺他们的支配权，把它交给另一个机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管是由于党的纪律或是其他——而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大家就都应该被叫作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叛徒。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问题一经解决就一成不变，象有些同志做的那样。
现在，我对目前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简直不能理解，我们许多人都觉得，进行这个斗争是不对的。同志，请您说说！仅仅为了议论多数派和少数派而把全部力量用来奔走于各委员会之间，这是正常的吗？我真不懂。难道这个问题就这么重要，值得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并且为了这个而彼此怒目相对，视如仇敌吗？事实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假定一个委员会由一派选出，那另一派就不会有人参加进去，尽管他完全适合做这个工作，甚至可以说，即使工作需要他，没有他，工作会遭到很大损失，他也不参加。当然，我这并不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要进行斗争，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认为，这个斗争应该具有另一种性质，我们不要因为进行这个斗争而忘记我们的主要任务，即在群众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因为忘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削弱我们的党。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妥当：当我看到有人肆意践踏事业的利益、把它们全然置之脑后的时候，我就把所有这样的人叫作政治阴谋家。当你看到领导事业的人在干别的勾当，你会为这个事业而感到多么痛心和恐惧啊！看到这个，你会想到：难道我们党一定要为这些琐事长期分裂下去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同时进行内部斗争和外部斗争吗？既然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被重视，每个人都借口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不正确，借口中央委员会不中用等等，而各行其是，那还举行代表大会做什么呢？这样干的正是那些在代表大会以前一直叫喊集中制，叫喊党的纪律等等的人，而他们现在好象又想表明，只有普通人需要纪律，他们这些上层人士是不需要的。他们大概忘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缺乏经验的同志起了多么可怕的腐蚀作用。现在在工人中间，已经又可以听到对知识分子只顾自己进行无谓争吵而忘记了工人这一点表示不满的呼声，现在已经有些比较性急的同志由于自己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而心灰意冷了。对工作进行集中统一的安排，在目前还完全是一句空话。现在只有希望将来一切会好起来。”

载于190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7卷第26—32页

注释：

[73]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把《火星报》原来的孟什维克编辑增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一事。
[74]写这封信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工人尼·叶·维洛诺夫。列宁于1903年12月给他写了回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

47

上接前面列宁自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史的篇目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
——载于《怎么办》

A 是结束的时候了
（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

B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给格雷利希的信
(1905年1月21日〔2月3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载于《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第三次代表大会[130]

（1905年5月14日〔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长期顽强斗争终于结束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开过了。对代表大会全部工作进行详细的评价，只有在代表大会的记录出版之后才有可能现。在我们只想根据已公布的《通知》［注：见本卷第200—204页。——编者注］和代表大会与会者的印象，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体现的党的发展的主要里程碑。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党内危机问题。第二，更重要的问题，即整个党的组织形式问题。第三，主要问题，即我们在当前革命关头的策略问题。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三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先谈次要的，再谈主要的。
由于召开代表大会这一事实，党内危机自然就解决了。大家知道，危机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拒不服从它的多数。这次危机之所以使人苦恼和延续很久，是由于迟迟未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党内实际上存在着分裂，这是隐蔽的和潜在的分裂，而表面上还保持着虚假的统一，多数派为尽快找到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的最好出路费尽了气力。代表大会指出了这条出路，它向少数派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承认多数派的决议，也就是实际恢复党的统一，还是正式彻底破坏党的统一的问题。少数派照第二个意思解决了这个问题，宁愿分裂。总委员会不顾无疑是党的大多数享有全权的组织已表明的意志，拒绝参加代表大会，全体少数派也拒绝出席代表大会，正如《通知》上所说的，这是走向分裂的最后一步。这里我们不再谈代表大会形式上的合法性，因为这在《通知》中已经充分证明。有人说，代表大会不是总委员会召集的，也就是没有按党章办事，因而是不合法的；在经历了所有党内冲突之后，对这种说法大概只能一笑置之。凡是懂得任何党的一般组织原则的人都会明白，服从下级组织这条纪律是以服从上级组织这条纪律为条件的；服从总委员会这条纪律是以总委员会服从它的委托人，就是说服从各地委员会及其整体即党代表大会为条件的。谁不赞成这个基本原则，谁就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似乎不是受托人对委托人负责并向委托人报告工作，而是相反。可是，我们再说一遍，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谈，这不仅是因为只有不愿弄懂问题的人才弄不懂这样的问题，而且也是因为从分裂一开始，分裂双方关于形式手续的争论已成为一种十分枯燥和无聊的烦琐哲学了。
少数派现在已经从党内分裂出去，这是个既成事实。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看到代表大会的决议，尤其是看到代表大会的记录之后，大概会认识到关于压服的种种胡说等等是幼稚可笑的，认识到整个少数派的权利在新党章中是有充分保障的，认识到分裂是有害的，因而会回到党内来。另一部分人也许会有一段时间拒不承认党的代表大会。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只好希望他们内部尽快组织起来，成为具有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章程的完整组织。这一点实现得愈快，所有的人，广大党的工作者弄清楚分裂的原因，并对分裂作出评价就会愈容易，根据各地的工作需要，在党和分裂出去的组织之间达成实际协议就会愈切实可行，最后，找到将来必然恢复党内统一的途径就会愈快。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即党的总的组织准则。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整个党章，对这些准则作了相当重大的修改。这次重新审查涉及下列三个主要之点：（1）修改党章第1条；（2）确切规定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和各地方委员会的自治权并使后者扩大；（3）建立统一的中央。关于轰动一时的党章第1条的问题，党的书刊早已充分阐明。从原则上替马尔托夫的那个模糊不清的条文辩护，已被完全证明是不正确的。考茨基不是出于原则性的理由，而是着眼于俄国秘密条件的方便，试图替这个条文辩护，但是没有得逞，而且也不可能得逞。［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42—44页。——编者注］凡是在俄国工作过的人都很清楚，这种从方便着眼的理由是不存在的。现在就要看在实行党章新的第1条时党的集体工作的初步经验了。我们强调，要实现党章新的第1条还必须做工作，并且要做很多工作。把自己列为“接受一个党的组织的监督”的党员，这是不需要做任何工作的，因为这一条是一句空话，而且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一直都是一句空话。为了建立广泛的各种党组织网，从范围狭小的秘密组织到范围尽可能大而秘密性尽可能少的组织，为此就需要进行顽强的、持久的、熟练的组织工作，而这个工作现在就落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肩上，而尤其是落在我们的地方委员会的肩上。正是地方委员会应该批准一大批组织为党的组织，应该避免任何无谓的拖延和挑剔，应该在工人中间坚持不懈地宣传必须建立尽可能多的各种各样加入我们党的工人组织的思想。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多谈这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只是指出，在革命时代尤其有必要使社会民主党同各种民主主义政党严格划清界限。而如果不经常扩大党组织的数目并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划清界限的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代表大会规定的两周报告制应当为这种加强联系的工作服务。我们希望：这种报告制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实际工作者不要把这看成是可怕的繁文缛礼和官样文章，他们能先养成写短报道的习惯，即使是简单通报一下每个党组织、甚至最小的、离中央最远的党组织的党员人数也好。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将来就会看见，定期进行组织联系的习惯，意义有多大。
关于一个中央机关的问题，我们不多谈。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两个中央机关制”，而第三次代表大会却以同样的绝大多数予以推翻。凡是细心观察党的历史的人，都会很容易弄懂其中的原因。与其说代表大会创造新东西，不如说代表大会巩固已经作出的成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火星报》编辑部曾经是并且被认为是稳定的支柱，这就形成了编辑部的优势。在当时党的发展水平上，俄国国内同志对国外同志的优势看来还是成问题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发现，不稳定的正是国外的编辑部，——而党却成长起来了，而且正是在俄国国内肯定无疑地大大成长起来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办法，就不能不得到广大党的工作者的赞同。
其次，关于试图更精确地划分中央委员会与地方委员会的职权，分清思想斗争与破坏性吵闹的界限问题，也同样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的全部事变进程必然提出来的。这里我们要不断地、系统地“积累党的经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1903年10月6日写给那些有不满情绪的编辑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52—353页。——编者注］，就是力求把意气用事和发表不同意见区别开来。1903年11月25日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131]，正式建议成立著作家小组来表达同样的愿望。1904年1月底中央委员会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的声明［注：同上，第115—117页。——编者注］，就是试图号召全党把思想斗争形式同抵制等等分开。1904年5月26日列宁写给俄国国内中央委员的信［注：同上，第426—430页。——编者注］，承认正式保证少数派权利的必要性。众所周知的《二十二人宣言》（1904年秋），更明确、更周密、更肯定地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十分自然，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它“用正式决议把戒严的幻景吹散了，完全吹散了”。这些正式决议，即对党章的修改，内容究竟如何，我们在这里不再重述，因为这从党章和《通知》中可以看到。我们只指出两点。第一，可以相信，保证出版书刊的权利和保障地方委员会不被“撤销”，将有利于分裂出去的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回到党内来。第二，规定地方委员会成员不受侵犯，这就要求防止滥用这种不受侵犯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求防止绝对不称职的委员会“不能换班”的毛病。于是产生了新党章的第9条，该条规定解散委员会的条件是，要有2/3加入党组织的当地工人提出这种要求。我们等待试行的结果，以便判断这个规则的可行性程度。
最后谈谈代表大会工作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规定党的策略的问题。我们应当指出，在这里把各项决议一一列举出来并详细分析这些决议的内容是不合适的。也许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写几篇专门论述最主要决议的文章。不过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代表大会当时应当弄清的总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的俄国革命可能有两种进程和结局。一种是沙皇政府还能用一些小的让步，用什么“希波夫式的”宪法[132]摆脱被夹击的窘境。这样的结局，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专制制度的国际地位有所改善，例如获得比较顺利的和平，如果资产阶级同掌权者勾结，很快背叛自由的事业，如果一次或数次不可避免的革命爆发都以人民失败而告终，那么，这个结局是会到来的。那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全体觉悟的无产阶级，将要在资产阶级残暴的、所谓宪政的阶级统治下长期过暗无天日的生活，工人的政治主动性将遭到百般压制，经济进步在新的条件下将很缓慢。自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革命结局，我们都不会灰心丧气，我们将利用一切转机来扩大和巩固工人政党的独立组织，从政治上教育无产阶级去迎接新的斗争。代表大会在它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公开活动的决议中，也考虑到了这项任务。
革命的另一种结局是可能的，而且是比较有把握的，这就是《通知》中所说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民主主义运动取得完全胜利”［注：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不用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力求达到这个结果，消除可能产生第一种结局的各种条件。况且客观历史条件是有利于俄国革命的。毫无意义而又可耻的战争勒紧了置沙皇政府于死地的绞索，并为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军阀、为广泛宣传以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为在广大居民的支持下迅速实行这一措施，造成了不寻常的有利时机。专制制度长期的独霸统治，在人民中间积蓄了可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革命能量：随着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兴起，农民起义在不断发展壮大，以自由职业者为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日益团结。历史的嘲弄惩罚了专制制度，连对它友好的社会力量如教权派，也要打破或摆脱警察官僚制度的框框而组织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专制制度了。神职人员中也表现出不满情绪，他们渴望新的生活方式，教权派分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应运而生，“异教徒”、教派分子等等怨声载道，——所有这一切，对革命来说是再有利不过了，并且为宣传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愿和不自愿、自觉和不自觉的革命同盟者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他们在不断壮大成长。人民战胜专制制度的可能性愈来愈大了。
这个胜利只有经过无产阶级英勇奋战才能取得。这个胜利向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要求，是民主主义变革时代历史在任何地方也未曾向工人政党提出过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慢条斯理地做准备工作的平坦大道，而是组织起义，聚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把这种力量同全体革命人民进行武装进攻的力量团结起来这些宏伟任务，是建立临时革命政府。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现在已经公布周知的决议中，力求考虑到这些新任务，并给觉悟的无产者的组织作出相应的指示。
俄国正处在一切进步人民力量长期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最后关头。现在谁也不怀疑，无产阶级会以最饱满的热情参加这个斗争，而且恰恰是无产阶级参加斗争，才会决定俄国革命的结局。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就应当表明自己是最革命阶级的当之无愧的代表者和领导者，应当帮助它争得最广泛的自由，——这是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载于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12—219页

注释：

[130]《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于1905年7月1日（14日）转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的俄文版、亚美尼亚文版和格鲁吉亚文版。——207。
[131]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是1903年11月12日（25日）向孟什维克提出的。这一天，中央委员会的四名委员（列宁、弗·威·林格尼克、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列·叶·加尔佩林）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确定了对孟什维克采取的最后一次让步性非常措施。
列宁还在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建议确定一个向孟什维克提出的最后通牒方案，即让步的最终界限，其内容包括：（1）增补四位前任编辑到《火星报》编辑部里去；（2）由中央选定两名反对派成员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3）恢复国外同盟过去的状况；（4）让孟什维克在党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5）停止争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以上内容除第5条外，都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此外，通牒还提出允许反对派成员建立独立的著作家小组，并给予它以出席代表大会的权利。
在最后通牒发出的第二天，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个人决定把全部前任编辑补选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从而帮了孟什维克的大忙。于是，孟什维克便以嘲弄口吻拒绝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和孟什维克对它的答复，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257—259、267—271页）。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对最后通牒作了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75页）。——211。
[132]“希波夫式的”宪法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212。

48

给《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的公开信[155]

（1905年6月12日〔25日〕以后）

敬爱的同志们：
卡·考茨基同志在《莱比锡人民报》第135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我们不得不请求贵报发表我们对考茨基同志的攻击的答复，并允许我们驳斥这篇文章中的事实错误。我们将尽量写得简短。
考茨基说：“现在出版刚刚结束的俄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德文本极不适宜”，决议“将使大多数读者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关系得出完全错误的印象”。考茨基走得太远了，他竟建议德国同志们不要传播这些决议。
我们反对这种做法，我们认为，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原件，以及新火星派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向德国同志正确提供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关系的情况了。
我们声明，考茨基犯了个大错误，因为他所写的，至多也只是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他所提供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现存关系的情况，完全走了样。例如，考茨基推测说，“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现在可能已经失去它的意义，甚至对决议起草［注：在《莱比锡人民报》上“faβten”（“起草”）误印为“baβten”（“仇恨”）。］人来说也是如此”。这简直是笑话。关于我们和新火星派之间的统一的谈判，现在进行过多次，而且最近2—3个月以来一直在继续进行，但是，直到现在，这些谈判的结果却等于零。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慕尼黑的党的出版社（比尔克公司）出版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译文专册，有人竟企图用抵制小册子这种粗暴的、机械的、罕见的办法来封锁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的声音。我们坚决抗议这种做法。考茨基没有任何权利说自己是不偏不倚的。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目前的斗争中，从来就有偏心。他当然完全有权这样做。但是，有偏心的人最好不要把不偏不倚说得太多了，免得叫人说虚伪。
考茨基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描绘成“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攻击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对此有三点小小的说明。第一，在17项决议中只有4项决议直接或间接涉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我们的反对者。第二，普列汉诺夫现在已经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见《火星报》第101号）。这表明，考茨基对我们的关系了解得多么不够。第三，我们请德国同志们考虑一下，当一个享有考茨基同志那样的威望的人企图用“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攻击”这样的“描绘”来贬低全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时，这将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什么印象呢？譬如说，如果有人竟把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描绘成（不看会议记录）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攻击……那么在德国对这种人会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一言：同志们！假如你们真正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兄弟党，那么，对那些所谓不偏不倚的德国人向你们讲的关于我们党分裂的情况，就一句话也不要相信。你们应当要求看文件，看原件。同时请不要忘记：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致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编辑部

附言：法国社会主义者对不偏不倚的理解与德国人有些不同。他们的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156]不久前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译文作为专页附刊发表了。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04—308页

注释：

[155]这封信是对刊登在1905年6月15日《莱比锡人民报》第135号上的卡·考茨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的答复，原文是德文，未被该报编辑部发表。
关于考茨基的这篇文章，列宁在1905年7月12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也曾谈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4—1933年在莱比锡出版。该报最初属于该党左翼，弗·梅林和罗·卢森堡曾多年担任它的编辑。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289。
[156]《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法国报纸（周报），1885年由茹·盖德在巴黎创办。最初是法国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1902—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的机关报，1905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该报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著作摘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过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一些著名活动家（保·拉法格、威·李卜克内西、克·蔡特金、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章和书信。1915年停刊。——291。

49

倒退的第三步

（1905年6月20日〔7月3日〕）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全体同志可以了解到对所谓少数派或新火星派在原则上和组织上应当抱什么态度。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同“经济主义”残余进行思想斗争，也认为少数派拥护者在承认党的代表大会和服从党的纪律的条件下可以加入党的组织。既然这个条件不具备，“少数派”所有的团体就应当都被看作党外的组织，而且，经中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酌定，根据同崩得等达成协议的原则，同这些团体达成实际协议 自然是可以允许的。
关于党内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的国外部分，我们目前只能向同志们报道一些消息。代表大会一结束，中央委员会便写信给“同盟”，也写信给党的技术部门和会计处负责人，要求“同盟”表明自己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态度，要求党的技术部门和会计处负责人把党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会。回信一封也没有。新火星派并不反对以全党的名义利用党的印刷所和仓库，接受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外各方面寄来的钱，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向党报告党的财产使用情况和党的资金开支的情况。我们认为对这种行为加以评论是多余的。
我们在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章（《无产者报》第1号［注：见本卷第207—209页。——编者注］）中曾表示一种愿望：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至少要尽快把自己的内部组织得更完整些，这样将便于达成单独的协议，将来实行统一的道路也比较明确。很遗憾，我们的这种愿望也几乎是实现不了的。少数派“代表会议”的决议现在公布出来了（见《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本极有趣的小册子即《火星报》第100号附刊和《火星报》第100号）。我们建议一切党组织务必读一读这本小册子，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同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进行思想斗争的最好不过的材料。这些决议暴露出少数派连组织自己的拥护者也毫无办法了。他们甚至不能召集自己单独的代表会议：他们的代表会议是我们，即通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中央委员会召集的。少数派组织的代表是受他们所属组织的委托前来开代表大会的，但结果却来开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决定不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甚至取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代表会议不能成其为代表大会，它的决议是咨议性 会议的决议，须经每个组织批准。既没有出席代表会议的全部名单，也没有记录。因此，少数派组织对承认这个或那个决议的问题只能表示一下可否。由此可见，表决是在不能改动各个决议全文和投票者不了解讨论各个决议的全部进程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批准一个决议的这一部分和取消另一部分时，表决票都可能分散，这些表决票该怎样计算，只有天知道。这是波拿巴主义的全民投票原则，它同国际社会民主党通用的民主代表制原则正相反。在我们这里，民主选举产生并负责报告工作的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协商和决定问题。在他们那里，代表和来宾协商和提出建议，而享有全权的组织则是在事后说一声是或不。要瓦解社会民主党人，很难设想有什么比这种制度更合适的了。实际上，这个全民投票制度总是蜕变成一出滑稽剧。
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13条，真可说是件宝贝。党的六层楼的大厦从下到上的顺序是：（1）领导集体，（2）委员会，（3）区域代表大会，（4）区域委员会，（5）代表会议，（6）执行委员会。一般说来，下一级组织选举上一级组织。但是决定领导集体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的不是选举原则，而是新火星派所认为的“协商”原则，或我们所认为的“混乱”原则。一方面，整个委员会同各区委员会以及“特殊居民阶层工作小组”的全体成员都进入领导集体。另一方面，“区委员会里也有一名委员会代表”！！一方面，一切重大决定都应当由领导集体作出，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下，委员会可以“在征求区委员会的意见之前〈！〉”独立行动。再一方面，“委员会必须定期向区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如果区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对委员会表示不信任，委员会就应“根据区域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的相互协商”进行改组。对其他党组织（包括区委员会）的权利和构成却毫无规定。关于党员的概念，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作过原则争论，现在完全被抛弃了！同一个组织或政党的成员之间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协议”的原则，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和现在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新火星派想给世界树立一个永垂不朽的样板：这两种原则可以在最“有诗意的”混乱中混用。不久前我们在一份德国报纸上看到这样的题词：“Weder Autoritatnoch Majoritat”，即“既没有权威，也没有多数”。这个原则近似于新火星派的组织－过程论。这份报纸就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无政府主义者报》[162]。
在中央机关（“统一全党工作的机关”）的选举中，新火星派不采取直接选举，而宁愿采取间接选举，即先选出复选人。执行委员会不是由领导集体的代表们直接选出来，而是通过四级 选举选出来！为什么突然不喜欢直接选举了——天知道。有人认为：是不是因为司徒卢威先生希望参议院实行普遍选举但非直接选举这个榜样对新火星派产生了影响呢？这个四级选举究竟将怎样进行，这也只有天知道，因为关于这一点“章程”中只字未提。
这个章程，我们还远没有把它的妙处说完，不言而喻，要信以为真是可笑的。它永远也不会被运用。六层的大马车，即使造得出来，也是动弹不了的。这个章程的意义不在实践上，而在原则上。这是对著名的“组织－过程”论作出的了不起的不可多得的说明。今后，甚至瞎子也应该看到，组织－过程就是破坏组织。过去孟什维克对自己的对手，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所建立的各个机关一直搞破坏。现在孟什维克又对自己的同志搞破坏。这真是把破坏奉为原则了。
孟什维克一开始便破坏了自己的章程，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他们根本无意于把俄国分成几个区域。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在批准委员会和各组织之前预先选出执行委员会。代表会议选出了章程上没有规定的组织委员会，并且赋予它以特殊使命！现在即使要同孟什维克达成临时的和局部的协议也难上加难，因为这个组织委员会没有任何正式的地位，因而它的措施也不可能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谁想同孟什维克打交道，那就要同它的各个组织，甚至同各位“先生”单独一一联系了，而后者可能会说“我们不允许！”
最后，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少数派的“章程”中丝毫没有提到党的机关报刊和党的书刊。机关报刊现在就有（《火星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63]），将来也会有，但是代表会议通过的“章程”却没有规定它们与党之间的任何 联系。这是很奇怪的，但事实就是这样。著作家置身于党之外，党之上，没有任何监督，没有任何工作报告，也没有任何物质上的依存关系。这种情况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处于最糟糕的机会主义时期的情况相类似：党是党，著作家是著作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表会议作出以下的决定也许不是偶然的。关于党的 （？）书刊的决议：“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1）使组织委员会采取措施，增加党的著作家在合法报刊上为党的理论原则而斗争的机会。”孟什维克组织的原型大体上是这样的：这是一些不承担责任又“独立的”、缺少不了又代替不了的“党的著作家”集团。而在他们下面附设一个委员会，张罗着办……合法出版社！
很难用认真的态度来谈这种类型的组织。革命愈临近，社会民主党人在“合法”报刊上公开说话的机会愈临近，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愈严格遵守“党的著作家”对党绝对负责并依靠党的原则。
至于代表会议在策略方面的决议，那么它们出色地证实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社会民主党内“和‘经济主义’一脉相承”的种种观点的声明，关于“缩小党的工作规模”的声明。至于决议文字上的马虎潦草，我们就不说了，这些决议倒更象是一些思考记要、格言、论断、笔记摘录。在这方面，只有《“解放社”的纲领》才能同代表会议的决议相匹敌。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党的最高机关发布的明确指令，而是……几个党的著作家的试笔。
现在就看看这些决议的内容吧。关于起义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并没有对你们讲：起义已成为“必要”，不仅应当阐明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应当阐明“起义的具体组织方面”，应当为了这个目的“组织无产阶级”并“在必要时设立专门小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的。首先对你们讲的是：按规定日期准时起义并用秘密组织手段准备起义的可能性“被排除了”；然后你们读到，在扩大鼓动和组织的情况下，可以使自发的运动变成“有计划的起义”。而这种糊涂观念竟要充作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指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申并肯定了 关于宣传鼓动，关于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等等的一切老道理，但是又补充了 一项新任务：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阐明为自由而决战的新的 斗争方法的“具体组织方面”。代表会议只是泛泛地谈论“准备起义”，只是泛泛地重弹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老调，不敢独立确定任何新任务，也不提出任何指导性口号，即必须从我们1902年起就谈到的一般的准备向具体的组织安排前进一步。同老“经济派”[164]一模一样。当新的政治斗争任务提上日程时，他们就贬低这些任务，把它们分成阶段，使它们从属于经济斗争的任务。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过去说，不仅要搞经济斗争，而且要搞最广泛最大胆的政治斗争。“经济派”回答说，政治鼓动的最好手段是经济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说，不仅要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不仅要说清楚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要建立专门小组，立即着手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武装无产阶级”。新火星派回答说，有计划的起义被排除了，应当扩大鼓动，巩固组织，为自发性向计划性的转化作好准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起义的时机才会来临”，“技术上的战斗准备才能获得比较重要的意义……”
在他们看来，起义的时机尚未“来临”！在他们看来，实际的准备还只是“才能获得”“比较重要的意义”！难道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尾巴主义？难道这不是在贬低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的“刻不容缓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见）任务吗？难道这些人不是在向后倒退，从起义倒退到鼓动，象“经济派”从政治斗争倒退到同老板，同政府作经济斗争一样吗？请你们读一读《解放》第71期，看看司徒卢威先生是怎样从武装起义这个口号向后倒退的，看看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是怎样反驳起义的不可避免性的（第340页），他是怎样竭力贬低“革命的技术问题”的意义的，他是怎样指出“社会心理条件”来“深化 ”起义的口号的，他是怎样用“给群众灌输民主改革思想”的口号来代替这个口号的；那么你们就会明白，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腐蚀影响有多深，它对谁有利。
另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是临时革命政府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得很明确。决议说明，要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只有起义取得完全胜利才能赢得共和国；必须由临时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以确保自由和合理的选举；必须为保卫革命成果作好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准备。代表大会的结论和指令是：应当向无产阶级讲清楚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应当要求这个政府办到明确地定下来的事情，即实现全部最低纲领。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从上面”行动）是允许的，参加的目的提得很清楚（同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参加的条件也提得很明确：形式条件是党的严格监督，物质条件即适宜参加的条件，是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为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这些参加政府的条件，这些从上面施加压力的条件，是只有在革命时期才采取的新的特殊活动形式，此外，还指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的经常从下面施加压力的形式和目的，即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武装的无产阶级对临时革命政府施加压力的形式和目的。总之，我们在这里对新的政治问题作了完满的回答，明确指出了新的 斗争形式的意义，它们的目的，这个斗争的纲领，允许采用这些形式的条件。
代表会议的决议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决议一开头便作了非常错误的 论断，似乎“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决定性胜利”的标志，既可以是成立临时政府，“也可以是由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革命压力下决定提出筹备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
不论起义是胜是败，不论是用革命手段召开真正的立宪会议，还是由沙皇搞一个不伦不类的人民代表机关，都可以而且应当对党作出策略上的指示。但是，把尚未具备获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的事情叫作决定性胜利，那是搞乱革命意识，而不是指导革命意识。任何代表机关关于筹备立宪会议的任何“决定”，都还远不等于决定性胜利，就象说远不等于做一样，因为沙皇政权手中有权，能够不让言语变成行动。新火星派的决议同老“经济派”的论断一模一样：说什么工人的决定性胜利，既可以是由工人争得八小时工作制，也可以是由政府恩赐十小时工作制，工人再从十小时工作制过渡到九小时工作制。
代表会议的决议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一无可置疑的论点，但是，对这个论点的解释却是狭隘的或错误的。它不提共和制的战斗口号，却给我们描写“消灭君主制度”的过程。它不指出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起义成功条件下可能而且必须采取的“从上面”斗争的新 方式的条件和任务，却向我们提出“仍然做极端革命的反对派政党”的论点。这个论点对议会斗争来说好得很，对从下面行动来说好得很，但是用在起义时期就非常不恰当。在这样的时期，“反对派”的任务就是用暴力推翻政府，而代表会议却未能就这个问题提出指导性口号。
代表会议的决议允许在个别城市和个别地区局部地和短暂地“夺取政权”，这就背弃了新《火星报》定下的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就是米勒兰主义等等这条“原则”。局部的和短暂的背叛并非不是背叛。但是，把任务限制在个别城市或个别地区是解决不了任务的，只不过是把注意力分散和把问题化小从而把问题搞乱罢了。最后，代表会议决议中的“革命公社”这个口号，模糊不清，简直无异于一句空话，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不同的。
新火星派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整个决议和他们关于起义的决议，毛病是一样的，就是不善于确定当前新的策略任务，老调重弹，不号召前进，不给先进阶级提出民主革命的指导性口号，贬低这个阶级的任务，缩小它的活动规模，轻视它的革命热忱和革命能量。这个错误的策略路线的政治倾向，就是新火星派向解放派靠近，把在民主主义变革中的领导作用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简单附属品。
代表会议的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决议也有上述基本缺点。例如，不提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提为争取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鼓动这个不合时宜的旧口号。不提立即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只建议向立宪会议提出成立这些委员会的要求。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提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局限性和不完备性进行斗争，这些特性在哪里表现出来，就在哪里进行斗争（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样的口号，反而重犯斯塔罗韦尔的错误，追求虚幻的任务：寻找“石蕊试纸”，列出“项目”，资产阶级民主派完成了这些项目，就可以被称作人民的忠实朋友。新火星派决议中的“项目”，当然是一下子列不完全的。共和国的口号就没有。由此可见，类似“俄国解放联盟”（《无产者报》第4号［注：见本卷第265—276页。——编者注］）这样的民主主义团体倒可以划入这些“项目”了，虽然用来对付解放派在这个团体中占优势的任何保障实际上并不存在。
不言而喻，在一篇报纸的文章里我们只能大体上粗线条地勾画出新火星派表现在代表会议决议中的整个策略路线的基本错误。他们的“组织－过程”论倒不用认真对待，但是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倾向对一个政党来说却要认真对待，而且也很重要。因此，我们将在一本专门的小册子里[165]详细分析这些倾向，这本小册子已付印，不久即将问世。

载于1905年6月20日（7月3日）《无产者报》第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317—327页

注释：

[162]《无政府主义者报》（《Der Anarchist》）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每月出两次），1903—1907年在柏林出版。——301。
[163]《社会民主党人报》（《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俄国孟什维克的通俗机关报，1904年10月1日（14日）—1905年10月14日（27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该报的主编是费·伊·唐恩。——303。
[164]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他们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一书，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304。
[165]专门的小册子是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308

50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127]

（1905年5月14日〔27日〕）

工人同志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久前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在我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史上开创一个新阶段。俄国正处在伟大的历史关头。革命爆发了，革命的烈火愈烧愈旺，蔓延到更多的地区和更多的居民阶层。无产阶级站在革命的战斗力量的前头。它已经为自由的事业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现在又准备同沙皇专制制度决一死战。无产阶级的有觉悟的代表懂得，自由不会使劳动者摆脱贫困、压迫和剥削。资产阶级今天捍卫自由的事业，但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会想方设法从工人手中夺走尽可能多的革命成果，成为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求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自由的、团结的和强大的资产阶级。我们知道，自由将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愈自由，发展速度就愈快）破坏资本的权力，并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作准备。
工人同志们！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我们应当把一切觉悟的无产者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们的党在很久以前，在1895年和1896年广泛兴起工人运动之后就已经开始形成。1898年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创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规定了它的任务。1903年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为党制定了纲领，作出了一系列关于策略的决议，并且第一次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党组织。不错，最后这项任务党未能马上完成。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不愿服从多数，并且开始搞分裂活动，给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种分裂活动的第一步是不愿执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拒绝在代表大会所建立的中央机关的领导下工作；最后一步便是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在俄国国内活动的大多数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局和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所有的委员会、分离出去的团体和对委员会不满的外层组织，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包括几乎所有的少数派的委员会和组织，都选派了自己的代表到国外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在我国警察统治条件下为召开全党代表大会所能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只是由于前党总委员会的3个国外委员拒绝参加，党内全体少数派才抵制代表大会。从下面刊印的代表大会的决议[128]中可以看出，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这3个国外委员应负分裂党的全部责任。但是，尽管少数派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仍然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少数派能和多数派在一个党内共事。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我们党内出现的转向陈腐过时的“经济主义”观点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同时代表大会在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章中明文规定了对任何少数派的权利的明确保证。少数派现在有党章保障的绝对权利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思想斗争，只是争论和意见分歧不能导致破坏活动，不能妨碍正常工作，不能分散我们的力量，不能阻碍同心协力地向专制制度和资本家作斗争。现在党章还规定一切享有全权的党组织都有出版党的书刊的权利。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有责任运送任何党的书刊，只要有5个享有全权的委员会，即党的全部享有全权委员会的1/6提出这种要求。更确切地规定了委员会的自治权，宣布委员会的成员不受侵犯，即取消中央委员会不经地方委员会同意任免地方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即2/3有组织的工人要求罢免委员会：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只要有2/3的中央委员同意工人的决定，那么中央委员会就必须罢免该委员会。每个地方委员会都有权批准外层组织为党的组织。外层组织有权提出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根据党内大多数的意见，更确切地规定了党的界限。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不再设2个或3个中央机关。保证在俄国国内工作的同志对党的国外部分的绝对优势。总之，第三次代表大会用尽一切办法消除可能产生的种种非难，如多数派滥用自己的优势，强行压服，党的中央机关独断专行，等等。对于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完全有可能共同工作，满怀信心地加入一个党的队伍，这个党相当广泛和有生命力，相当坚强和有力量，足以使老一套的小组习气失去作用，足以去掉过去的争论和无谓的冲突所留下的痕迹。所有真正珍惜党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现在都应当响应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号召，让代表大会的决定成为恢复党的统一、消除一切破坏行为、团结无产阶级队伍的起点。我们相信，正是有觉悟的工人们最珍惜同心协力工作的意义，最了解争吵、动摇和内讧的全部危害性，正是这些工人现在将坚决主张：全体党员不分上下都必须无例外和无条件地承认党的纪律！
第三次代表大会力求在自己的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一切决议中保持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的继承性联系，同时也试图在关于准备党的公开活动、关于必须最积极地实际参加武装起义并由党领导起义以及关于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等决议中，提出当前的新任务。代表大会要求全体党员注意必须利用政府的任何动摇，利用我们的活动自由在法律上和实际上的任何扩大，来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为无产阶级的公开活动作准备。不过，除了社会民主工党的这些一般的和基本的任务之外，当前的革命时机要求党发挥它作为争取自由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发挥它作为武装起义反对专制制度的先锋队的作用。沙皇政权抗拒人民要求自由的愿望愈厉害，革命攻击的力量就愈增强，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民主主义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可能性就愈大。进行胜利的革命，保卫革命的成果，这是无产阶级肩负的巨大任务。然而无产阶级是不会被这些伟大的任务吓倒的。它将把那些预言无产阶级会因胜利而遭到不幸的人鄙夷地撇到一边。俄国无产阶级一定能完全尽到自己的职责。它一定能领导人民的武装起义。它不会被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个困难的任务所吓倒，如果这个任务落在它肩上的话。它一定能打退一切反革命图谋，无情地粉碎自由的一切敌人，忠贞不渝地捍卫民主共和国，以革命方法努力实现我们党的全部最低纲领。俄国无产者不应当害怕这种结局，而应当满腔热情地向往这种结局。我们在即将来临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获得胜利，这样就会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一大步，我们将使整个欧洲甩掉反动军事强国的沉重枷锁，帮助我们的弟兄，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更迅速、更坚决、更勇敢地向社会主义迈进，他们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统治下受苦受难，现在看到俄国革命的成就而精神焕发。而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下，我们不仅能捍卫住民主共和国，而且能向社会主义阔步前进。
前进，工人同志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有组织的、团结一致的、坚忍不拔的斗争！
革命万岁！
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载于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0卷第205—209页

注释：

[127]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起草的这个通知，最初发表于1905年5月14日（2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第1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曾将它用俄文和拉脱维亚文印成单行本。——200。
[128]指《关于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刊载于1905年5月14日（27日）《无产者报》第1号。——201。

5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问题

（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

孟什维克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南俄各组织代表会议从文件中看到，列宁同志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同‘少数派’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54]的代表问题取得协议，而在那里把这个问题变成党的两个部分的斗争对象，把琐碎的派别意见分歧提到首要地位，代表会议对此深表遗憾，同时请普列汉诺夫同志继续代表我们这部分党参加国际局，建议‘多数派’各组织立刻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并委托普列汉诺夫同志为自己的代表，以实现我们力求达到的统一和在其他一切国家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政党面前维护我们大家都同样珍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
这个决议迫使笔者对事情真相作如下说明：（1）孟什维克不可能不知道，任何协议都取决于设在国内的中央委员会。他们故意只谈“列宁同志”一个人，他们的话不符合真实情况。（2）在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中央委员会两个在国内的委员就立刻亲自找普列汉诺夫谈，表示希望他既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局的代表，又担任学术机关报的编辑。但是普列汉诺夫拒绝了。所谓“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等等”的说法是违反真实情况的。（3）普列汉诺夫表示拒绝之后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他没有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征求意见 就在报上发表声明（5月29日），说他同意只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个部分，并且通过报纸要求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人对此表示同意。（4）《无产者报》编辑部立刻转载了（在6月26日（13日）第5号上）普列汉诺夫的声明，并且补充说，问题已经提交中央解决。（5）在中央委员会没有把问题解决以前，我一直以中央的名义和国际局进行联系，以便向国际局报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向中央报告国际局的工作，同时我曾经声明，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国际局的代表问题还没有解决［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16页。——编者注］。换句话说，在参加国际局的特派代表问题获得解决以前，中央一直是通过自己在国外的代表和国际局进行联系的。（6）我向国际局公开明确地声明过，我和它的联系是暂时性的，我没有提出任何 关于“斗争”和“意见分歧”的问题，我只是介绍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尽了我所应尽的责任。（7）普列汉诺夫于6月16日写信给国际局，在信中他（一）错误地硬说他已经受托担任两派的代表，（二）叙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分裂的历史，其中有许多地方违反真实情况，完全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说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擅自行动”，说我们党内的调和派是“泥潭派 ”，说参加代表大会的只有“近似半数的‘享有全权的’组织”，说代表大会是“极端集中主义者和泥潭派的结合体”等等。
（8）我在1905年7月24日 致国际局的信中逐条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这封信（普列汉诺夫的信我只是在他发信1个月以后，当国际局把这封信的抄件寄给我的时候，我才知道的）。关于“泥潭派”我在自己的信中写道：“的确，我们党内有一个‘泥潭派’。它的成员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倒向另外一方。第一个这样的倒戈分子就是普列汉诺夫，他在1903年11月从多数派倒向少数派，而在1905年5月29日又脱离了少数派，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我们不赞成这种倒过来倒过去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不坚定分子即‘泥潭派’分子经过长期的动摇以后愿意追随我们，这不能算是我们的过错。”我在那封信里说，关于分裂以后的状况的问题，国际局必须掌握“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完整译文”。我补充说：“如果《火星报》不愿意把这种译文寄给国际局，我们愿意代劳。”
现在让读者来判断一下，能够说普列汉诺夫的行为不偏不倚，而新的代表会议对事情的阐述符合真实情况吗？谁损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威信呢？谁首先向国际局报告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分裂的历史呢？谁提出了“派别的意见分歧”呢？？

尼·列宁

附言：为了满足南俄代表会议想要知道多数派组织的意见的愿望，下面公布1905年8月寄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的决议[155]。编辑部没有收到有关这一问题的其他决议。

载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第309—311页

注释：

[154]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1905年10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1914年6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的俄国代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实际上不再存在。——310。
[155]在列宁提到的决议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反对委派格·瓦·普列汉诺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决议发表于1905年9月27日（10月10日）《无产者报》第20号。——312。

52

致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处（1905年7月24日）

1905年7月24日于日内瓦

亲爱的同志们：几天以前我们收到了你们6月28日的来信以及随信附来的重要材料（倍倍尔同志和普列汉诺夫同志的信），但是由于太忙，我们没有能够立刻给你们回信。

一、关于普列汉诺夫公民的信，我们必须作如下说明：（1）普列汉诺夫公民说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8月）以后我们只是在组织问题上有意见分歧，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以阿克雪里罗得、维·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等公民为首）实际上在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分裂了党，宣布抵制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构并建立了“少数派”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直到1904年秋天才解散。普列汉诺夫公民本人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代表大会（1903年10月）上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虽然，他自己显然对于我们的意见分歧有过稍微不同的看法，他在《火星报》第52号（1903年11月）上公开宣称，为了避免党的分裂，必须善于向“修正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语）作让步。

（2）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擅自”召开的，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按照党章规定，只要有半数的委员会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必须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总委员会竟无视党的章程（这一点你们读了已经译成法文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一定知道了）。党的这些委员会和它们选出的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无论从道义上来说，或者按规定来说都有责任召开代表大会，虽然这是违反了不肯召开代表大会的总委员会的意志。

（3）你们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可以知道，选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不是什么“近半数享有全权的组织”，大多数最大的委员会都选派了代表。

（4）的确，在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被人戏称为“泥潭派”。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经常从一方倒向另外一方。这些倒戈分子中的第一个是普列汉诺夫公民，他在1903年11月从多数派倒向少数派，到1905年5月29日又脱离了少数派，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我们不赞成这种倒过来倒过去的行为，但是我们认为，“泥潭派”分子经过长期的动摇决定追随我们，我们是不能责怪他们的。

（5）普列汉诺夫公民在给国际局的信（1905年6月16日）中忘记提到自己在1905年5月29日写的信，是很不应该的，这封信发表在《火星报》第101号上，其确切的完整的译文我们已经寄给你们了。

（6）普列汉诺夫公民谈到党的另一派别聚集在旧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的周围，但是又忘了补充说，“少数派”代表会议（1905年5月）废除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没有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我们认为社会党国际局应当有这次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完整译文。如果《火星报》不愿意把这些决议的译文寄给国际局，我们愿意代劳。

（7）普列汉诺夫公民说，赞成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只有两个未被捕的中央委员[62]（其余的都被捕了）。普列汉诺夫公民信上写的日期是1905年6月16日；第二天，即17日，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创办的党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第4号上登载了如下的声明：“读了中央委员会给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公民的公开信以后，我们完全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由于某种原因（凡是熟悉党内生活发展经过的同志都知道这种原因），我们认为必须公开声明我们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声明上署的都是假名，有马、别姆、弗拉基米尔、英诺森、安德列、老鸦等六人。我们可以秘密地告诉你们，这些人就是被捕的中央委员。可见，中央委员们一知道在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上中央同普列汉诺夫公民（也就是同总委员会）发生冲突，多数人就立刻表示拥护中央而反对普列汉诺夫公民。我们务请国际局书记处告诉我们，普列汉诺夫公民是不是认为必须把被捕的中央委员的这一重要声明向国际局作介绍呢？这一声明完全驳倒了普列汉诺夫公民6月16日信中的断语。

（8）普列汉诺夫公民说两个派别都请他留任党在国际局中的代表，这是他弄错了。直到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根本没有提出过这方面的任何请求。我们在前几天告诉过你们，这个问题虽然提上了议程，但是还没有最后解决。

（9）普列汉诺夫公民以为，在我们的意见分歧这个问题上，他不难做到不偏不倚。但是，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对于他是相当困难的，几乎是办不到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二、下面谈一谈倍倍尔同志就我们的事情提出的建议。

这里我必须作如下的说明：

（1）我只是一个中央委员，只是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主编。我只能代表整个中央委员会处理国外事务和某些委托我负专责的事务。在任何情况下，我的一切决定都可以被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否决。因此，我不能决定由国际局出面干预我们党内事务的问题。但是，我把你们的信以及倍倍尔和普列汉诺夫两位公民的信立即寄给在俄国的所有中央委员了。

（2）为了使中央委员会能够更快地作出答复，国际局最好能作某些必要的说明：（a）“干预”（intervention）这个字眼是不是应该了解为仅仅具有道义力量而没有强制力量的调停和忠告？（b）还是说国际局指的是仲裁法庭作出的必须服从的决议？（c）国际局执行委员会是不是要让社会党国际局全体会议就我们的意见分歧作出最终的不能上诉的决定？

（3）从我这方面来说，我认为必须告诉国际局，倍倍尔公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前不久已经向我和我的同志们提出过这种建议，他向我们表示他自己或者整个德国党执行委员会（Parteivorastand）愿意担任仲裁，调停我党多数派同少数派的争论。

我回答说，党代表大会快要召开了，我个人不能代替党或者以党的名义作决定。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拒绝了倍倍尔公民的建议。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个建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也就是默认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答复。

（4）国际局认为可以从“某些德国报纸”了解情况，因此我不得不声明，几乎所有的德国社会党报纸，特别是《新时代》和《莱比锡人民报》[63]完全站在“少数派”方面，阐述我们的情况很片面很不真实。例如，考茨基自称不偏不倚，其实并非如此，他甚至不让人在《新时代》杂志上反驳罗莎·卢森堡一篇为破坏党组织的行为辩护的文章[64]。考茨基甚至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劝大家不要散发载有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译文的德文小册子！！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俄国有许多同志都觉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待俄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分裂问题是不公正的，是抱有很大成见的。

亲爱的同志们，请接受我们兄弟般的敬礼！

弗拉·乌里扬诺夫（尼·列宁）

1905年用法文和俄文印成胶印传单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7卷第43—47页

【注释】

[62]两名未被捕的中央委员是列·波·克拉辛和阿·伊·柳比莫夫。——56。

[63]《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

《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4—1933年在莱比锡出版。——58。

[64]指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她应孟什维克的约请而写的，1904年7月先后刊载在《新时代》杂志和孟什维克《火星报》上。列宁写了题为《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的反驳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5—46页）寄给卡·考茨基，请他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但被考茨基所拒绝。——58。